“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生于江南黔西的山乡之子王志纲,从小就对天高野阔的蒙古草原,有着一种青年人的豪气、向往与冲动。然而,1985年10月,当他兴冲冲地踏上真正的塞外之土时,也许是季节的原因:秋风枯草,风沙漫漫,一片孤城。他在给林兰的信中曾写下了对呼和浩特的初步印象:呼市的污染很严重,每天,上万根烟囱向外排放着黄烟,早晚时分,天空一片灰蒙,大有连气都喘不过来之感。这个城市发育很不完全:第三产业很不发达,不仅饭馆少,就连理发店、电影院也很少。这里人们的生活方式有点像狗熊,一入冬季,家家户户就将一冬食物尽数窑藏足实,一个冬天就靠仓库食物营生。尽管如此,别妻抛雏的王志纲,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新的征途。临行之前,岳父叮嘱他道:“一切靠你自己,谁不希望自己手下有精兵强将?!你只要在同辈人中脱颖而出,就有希望!”
新华通讯社这个中国的消息总汇,在全国有几十个分社、上万号人马。为了调动各种层次的积极性,新华社内部有一个评奖考核制度,凡记者写的消息、通讯、内参,如能评上总社一级的好稿,那就是有水平的象征。好稿又分一、二、三等,一等好稿获得者,就如中了状元那样光荣、骄傲。
王志纲所在的内蒙分社,青年人多,思想活跃,颇有朝气,领导人如张选国也十分开明,是一个有利于人才成长的环境。当然,也有一些陈规陋习。王志纲初来乍到,就有人告诫他:记者这碗饭不是好吃的,一般的情况下,学徒两年之后才能上路,苦熬八年才能掌握十八般武艺,你就慢慢熬吧。
王志纲早就把人生标尺定在了高处,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表示:人们都说,当记者上路时间为两年,但我与一般人不一样(年纪大),故不能有所懈怠。所以我的目标是三个月上路,即春节前,力争各种体裁的新闻稿都写上一篇,摸出个规律,明年则大刀阔斧地干出点名堂来。他的计划是:1986年在《人民日报》、《经济参考报》、《瞭望》以及新华社通稿上刊发自己写的报道50篇,而且一定要拿下一个总社级的一等好稿,几篇二等好稿,充分显示一下自己的实力。
当时,内蒙古自治区上下正在酝酿着同心协力办交通、开发千里草原丰富资源的宏图大计。“要想富,先修路”,各族人民抓交通、促开发的热情空前高涨。总体战略思想为“抓主干,连两翼;组网络,托全局”,开发内容为铁路、公路、水路、航空一起抓,机动力、人力、畜力各种运输工具一齐上。在内蒙古境内,除了国家重点投资的大(同)—包(头)铁路复线改建工程和包(头)—神(木)铁路新线外,自治区计划投资项目为:一条线(集宁—通辽地方铁路线),一条河(黄河内蒙古段航道整治复航),十条路(纵横分布于区内的主干公路),三座桥(跨度400米以上的大型公路桥)。
王志纲认为,交通不发达已成为制约内蒙古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交通落后的问题不解决,对外开发谈不上,全面开发也只能是一句空话。因此,他抓住这一热点题材,重拳出击,先后撰写了《为骏马插上奋飞的翅膀》、《内蒙古乡村公路建设成绩显著》以及由7篇稿件组成的内蒙古交通建设专页,分别刊发于《人民日报》、《瞭望》、《经济参考报》,引起全国注目。
在内蒙古察右中旗金盆乡,有一块神奇的土地,蒙古语叫做“灰腾梁”,汉语地名叫做“金盆”。“灰腾梁”即高寒贫穷的山区,“金盆”却是“聚宝盆”,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套用在同一块土地上,何故?
王志纲为了解开这个谜,专门踏访了一次“黄金之路”,发现这个“首富之乡”的致富来源就在于淘金砂。十几年前,一些走投无路的农民,凭着一股“穷则思变”的勇气,靠十几把铁锹、几个手摇洗盘,淘尽灰腾梁的沟谷山岭,最后终于在一条大沟里找到了沙金。从此,这儿变成了“金盆”。
在《黄金路上的思虑》一文中,王志纲写下了他的探险记录:这是一条长约10公里、平均宽度两百多米的大沟。金盆乡的沙金主要就分布在这里。站在高处往沟里眺望,眼前的景象有点出人意料:大地一片疮痍,昔日被庄户人视为**的河川地,如今百孔千疮——从地底下翻出来的鹅卵石覆盖着四野,到处是深不可测的洞穴,遍地是隆起的沙丘土堆。据黄金管理部门介绍,这是缺乏有组织开采造成的结果,去年最高峰时,除国营开发外,这条沟涌入了三千多个淘金人。
时至仲春,这里是雪压冰封,寒气沁人。冒着内蒙古高原特有的刺骨寒风,淘金已经开始。来到了淘金现场,只见淘金者们五六人一组,先用铁锹和镐往下竖直打井,井沿同水缸一般粗,打到10至15米左右,3至4人下到井底,往横边采掘,两个留在上面,用辘轳将矿砂摇上来后倒入一条木制溜槽,然后不停地放水冲洗,冲掉大块的沙砾、土坷垃。再将沉淀在溜槽中的沙粒盛入一件当地人称“手摇盘”的筛子里,伸到水里不停地淘洗,泥沙涤尽,米粒大的一层沙金就呈现出来。在这金光闪闪的富矿面前,青年记者却看得更深、更远。他认为:缺乏组织的乱开滥采,直接经济效益虽然可观,但损耗了矿藏,荒废了耕地,“远期综合效益却很差”。更严重的是,在这个首富之乡,除采金之外迄今尚未开辟出一个新产业,黄金收入占总收入的90%以上;而根据地质部门的勘测,金盆的黄金矿储还有五六年就将枯竭。
于是,问题来了:黄金采完之后怎么办?几乎所有的人,包括采矿农民、乡和旗的负责人,对王志纲的忧虑都给予轻描淡写的回答:“顾不上这么多”,“这个问题留待以后”……短期行为症的流行,使人们只顾拉车,而不抬头看路。
专研《资本论》的王志纲,运用他的方法论,第一次对一个复杂的经济典型进行了深度分析,可惜他的预测并没有引起当地迷醉于黄金梦的人们的警惕与未雨绸缪,否则,应当有一家策划机构为他们策划一下未来的。
在内蒙古高原上生活,由于气候严寒,牧民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记者在采访之时,也免不了要与酒打交道。有一次,吉普车奔驰在草原小道上,王志纲忽然注意到堆积在蒙古包外的大量空啤酒瓶。过去牧民大都喝廉价的散装白酒,现在却整箱整箱地用汽车往蒙古包里运啤酒。啤酒、果子酒、高级白酒现已进入牧民家庭,并且啤酒有逐渐取得统治地位的趋势。
记者的新闻敏感往往就在一瞬间的捕捉之中,王志纲立即就啤酒在草原上的轨迹进行追踪,先后采访了当地一些乡长和酒类经销商,发现啤酒的销量在短短的两年中翻了五番。他为此写了一篇通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其中写道:啤酒在牧区的普及速度如此迅猛,既反映了牧民生活的新水准,也反映出商品经济的威力。达茂联合旗旗委书记图布说:1970年以前,牧民即使有钱,也只能喝“白干”,因为那时见不到其他酒。如今,市场繁荣,流通扩展,五湖四海的各色酒在内蒙古草原基本上都能见到。图布说,仅啤酒,目前进入这个草原牧区的就有十几个省、市的产品,除自治区内呼和浩特、包头等地所产的啤酒外,还有来自北京、青岛的名牌啤酒。啤酒博得了牧民的欢心,为草原生活涂上了又一层美妙的色彩!美国著名的新闻学者卡斯柏?约斯特曾说过:“记者必须有一种天生的鉴别力,判别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什么主要、什么不主要,而且这需要一种推理能力,以便从暗示中得到某种假设,引导他去发现许多被环境和计划所蒙蔽的重要事实。”这当然指的是优秀的记者、记者中的佼佼者。
王志纲的理论功底与特殊素质,使他在短短几个月中迅速适应了记者这个特殊的职业,走完了一般人几年都难以到达的路程。他的文章、报道连续不断地在中国最重要的一些媒体上亮相,获得各方面的好评。在一次总社的编前会上,国内部负责人还点名表扬了王志纲。
来自北京的赞誉传来,内蒙分社的同事们免不了恭维王志纲一番,但王志纲心里明白:竞争才刚刚开始。分社的年轻人多,藏龙卧虎,平素压在“五台山”下倒也相安无事;而一旦脱颖而出,问鼎有望,彼此就难免刀兵相见,忌才者有之,倾轧者有之,无事生非者也有之。有一位蒙族记者,自恃优越,性格张狂,看出王志纲并非等闲之人,在意识上把他当做自己的“天敌”。王志纲的哲学则是:大路朝天,各走半边,我不侵犯他人,也绝不向人示弱。在一次宴会上,那位“优越”者脸色铁青,要与王志纲比拼酒力,别人暗劝志纲不要硬上,但这个性格倔强的贵州小子,却毫不胆怯地连干8大杯,两人打了个平手。
当然,最根本的是要比本事、比业务。王志纲在给妻子的信中表明了他的人生哲学,他说:在干得出色有人说、干得暗淡了也有人说、中不溜儿却无人说的环境里,我自然是要选择“压群芳”之路的。这就叫:宁为鸡头,不为牛后。在短短几个月中,王志纲尝到了“无冕之王”的风头与甜头。在大学与研究所里可望而不可即的一些高官,在记者面前往往屈尊奉迎,亲自陪同开车下基层,每到一处众人都毕恭毕敬,认真汇报,而且好吃好喝,款待为上宾。
就在一年前,王志纲还是一个研究人员时,下乡调查在甘肃东乡县委招待所,遭到冷落白眼,差点住不下去。仅仅一年,人还是那个人,地位仍是一个兵,当了记者,待遇就有天壤之别,禁不住令他感慨万千。
然而,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王志纲在一封家信中这样写道:今天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发了我火柴盒般大的一条关于内蒙公路成就的新闻,要知道,这篇新闻我写了4000字,其中还有几段颇为得意的理论揭示,可一刊出,“精华”被砍得无影无踪,光剩干巴巴的几串数字。更有甚者,连人名都不给署,只有“据新华社”几个字。旁边人还说“够意思了,用在头版”,我却气得够呛。就此,对中国的新闻算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我打算日后多给《瞭望》这类能显示实力的刊物写文章,少写什么通稿。类似这样“够呛”的事,在王志纲写新闻通稿之中,发生过多次,因而使他对所谓“通稿”产生了一种厌烦的情绪,以至于后来曾公开表示:不写通稿。
当然,不写通稿不等于不求上进,王志纲在另一封信中对此进行了解释:多发稿、发小稿固然有名有利,能当好一个标准的记者。但这种鸡零狗碎式的记者太乏味,太普及了。要想在有限的时间内打响,并在新华社站稳脚跟,最佳出路在于攻好稿,特别是攻名稿。这是一条“技压群芳”的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