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5月，新华社副社长郭超人来广东分社检查工作，布置迎接党的“十三大”的重点报道，其中一个大选题就是：深圳蛇口工业区八年对外开放的经验和教训。他要求：以蛇口为镜子，折射中国的改革开放。广东分社决定让王志纲出马，与深圳支社的蒋顺章一起承担这一重任。
王志纲6月5日奔赴深圳，用了两天时间收集与研究了两尺多厚的有关蛇口的各种报道，他感到有一定难度。一是现有的报道已经很多了，对各个方面、各种人物都有过不少报道，因此，要突破已有报道的确很难；二是蛇口工业区领导班子内部矛盾很尖锐，管委会主任袁庚与副主任、党委书记熊秉权闹得不可开交，要采访他们很难；三是蛇口人对纷至沓来的土记者和洋记者见得很多了，由好奇变成了厌烦，由热情接待到十分冷淡，想深入挖掘更不容易。
王志纲认为，当记者就要接受挑战，超越他人，也超越自己。他们用近20天时间进行了马不停蹄的连续采访。每天挤着中巴到蛇口，冒着骄阳酷暑，到工厂、机关、宾馆，与外籍经理们恳谈，与工人们聊家常，到车间、码头掌握第一手材料。
经过对几十个当事人的深入采访，他们对蛇口的情况大致有数了，但是，还缺少对袁庚的采访，袁庚此时又不大愿意见记者。怎么办?有一天，得知袁庚在深圳市一家宾馆开会，他们趁机插入，向袁庚提了3个问题：“蛇口8年你感到最得意的成功经验是什么?”“你最大的问题和困惑是什么?”“你对蛇口前景有什么打算?”
袁庚高兴地说：“真不愧是新华社记者，问到点子上了。”这位年近7旬的开拓者打开了话匣子，滔滔不绝地从晚上8：00谈到深夜12：00，还意犹未尽。
采访结束了，他们发现了以前对蛇口报道的不足，一是一好百好，没有反映问题；二是回避劳资矛盾、中外矛盾、人们思想观念上的矛盾；三是缺乏从历史的跨度和宏观的角度来分析和描写。
自己的稿子该如何呢?怎样才能既不重复其他报道，又超越其他报道呢?王志纲接连几天苦思冥想，都没有结果。每天黄昏，他都要去海滩散步，那里有座炮台，一尊铁锈斑驳的大炮，昂首屹立，炮口对着茫茫大海。当年林则徐、关天培指挥的中国军队，就是从这里向英帝国主义入侵军舰打响第一声号炮的。但是，由于清朝政府的腐败和我国科学技术的落后，愤怒的大炮没能阻挡住帝国主义的侵略。看着这尊巍然屹立的大炮，他的心渐渐亮堂了：就从大炮写起，写出“落后就要挨打”的真理，写出历史的变迁，写出中国改革开放的必然性、艰巨性、光明性。
王志纲在写作中提出了三个原则：不回避矛盾，不夸大成绩，不就事论事。于是，在报道中出现了这样的细节与场面：1979年7月。蛇口工业区破土动工了。我们的同志要到商品经济的海洋中学习“游泳”了。第一批投资合同的中方签约者，是从未见过合同的人；外商进来了，我们的谈判代表却直往后缩，代表们精通技术，却不通外语，他们怕见外商；英国剑桥大学代表团来到蛇口，我们的接待者正色相问：“你们是建多大桥的?”遇到美国人，有人则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英国讲英语，美国讲什么语?”……
这些并非笑话。30年闭关锁国，“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大门突然一打开，我们的干部缺乏必要的知识。困难并不可怕：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从行船中学习行船。中国改革开放的一大特点叫做“摸着石头过河”。
1982年前后，进入蛇口的独资企业相继投产，“社会主义的工人”和“资本主义老板”同时进入了工厂，两个相互隔离的社会形态和观念形态，此时通过特区这一形式竟捏到了一起。冲突不可避免。
“岂料国土又遭践踏!”——一家独资企业的工人在工厂的墙头写下了这充满怨愤的标语。
“我的工厂怎能让共产党的组织自由活动?！”对共产党心有疑虑的外籍经理们看到工厂里出现共产党的支部大为恼火。资方老板对工厂里的共产党支部书记“炒”开了“鱿鱼”，来一个“炒”一个，毫不留情。
1986年金秋时节，对蛇口前途曾忧心忡忡的一批老同志，又从北京来到蛇口。经过深入细致的考察，他们惊奇地看到，这块土地并没有改变颜色，这里并没有出现旧租界的痕迹：外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从事着投资经营，共产党的党团组织在外资企业里正常地开展工作，积极地发挥作用，工人们情绪稳定，勤奋工作，好学上进……经过七八年相互熟悉、相互适应、相互让步，不可能变成了可能；一个外商满意、工人满意、工业区满意的新型社会经济关系已初步形成。正是这一和谐的结构，支撑了蛇口的繁荣和兴盛。伴随蛇口的繁荣，外流的渔民回来了，变得富裕幸福；若干年禁而不止的偷渡口子，如今成了通向世界的渠道。一个人际关系和睦、欣欣向荣的社会，奇迹般地崛起于与香港一湾之隔的半岛上。这篇近7000字的长篇通讯，从完稿到发表，竟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其间，差一点就“胎死腹中”。
原来，王志纲最初是把稿件作为新华社专稿送给《人民日报》的。这家报纸经济部主任助理小戴看了稿子以后很激动，很快推荐给了该部主任。他们都认为，新华社总结蛇口改革开放的经验行动很快，稿子也写得有气势。
8月中旬，在首都一些新闻单位的座谈会上，《人民日报》的经济部主任说：“感谢新华社给我们一篇很有分量的稿子。新华社在改革的宣传上又带了个好头。”后来，他表示，因为稿子重要，不但要配评论，还要加通栏照片，用一整版来发。
然而，到了8月下旬，还不见通讯见报，两位作者十分焦急，几次打电话催问。可过了几天，依然不见出来。后来听说，长篇通讯要总编辑签字，而总编辑外出疗养了。
到了9月初，《人民日报》经济部突然打电话给新华社国内部工业编辑室，中途变卦，经追问，答曰：“本报记者也写了一篇蛇口改革通讯，我们很为难。”要拆新华社稿，上他们记者写的一篇通讯。
此事背景是什么呢?原来王志纲、蒋顺章到蛇口采访完之后，袁庚手下人不相信他们的写作水平，又专门请《人民日报》的一位名记者和一位研究生去蛇口，当贵宾招待，采访了两周。这两位同志采访完之后表示，蛇口的情况很难写出新意来。但是，他们回到北京，听说新华社已经写了稿子，他们也就写了一篇(可能还参考了新华社稿)。尽管这篇稿子写得不太理想，但《人民日报》的常务副总编说：“我们好容易才在深圳建立了记者站，正要搞这篇稿子创牌子呢。就是写得再差也要用我们自己的，而不能用别人的。”
了解这个情况后，为了挽救这篇稿，新华社决定让《瞭望》尽快编发。由于杂志发稿周期较长，王志纲又把清样送给发行170万份的《羊城晚报》，请他们看看。
与作者素昧平生的《羊城晚报》值班编委龚志瑾看完稿子后，连夜把作者请去，还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推荐语：“通讯中运用各种事实，回答了人们关心的一个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办特区这条路，究竟能否走得通?借助外资实现经济腾飞这条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在社会主义中国究竟行不行?”“在为数众多的蛇口报道中，这一篇立论高远，值得一读。”很快，9月13日的《羊城晚报》全文发表了这篇通讯，题为《放眼向洋看世界》。紧接着，《瞭望》第38期以《从蛇口看中国》为题，也发表了这篇通讯。
有趣的是，《人民日报》9月14日看到《羊城晚报》，次日就赶快把本报记者采写的同一题材通讯发表了出来。也许是赶得太急，忙中出错，在第一版大标题为《希望之窗》，到了第二版，大标题却变成了《希望之光》。当天，就有不少读者打电话提出批评。
相反，王志纲他们写的通讯，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人们普遍认为，此稿一是有历史厚度，克服了就事论事的毛病；二是立足点高，气势磅礴；三是不回避矛盾，通过描写矛盾，揭示改革的艰巨性和必然性。
交通部香港招商局发展研究部负责人看到这篇通讯后，从香港赶至蛇口，邀请王志纲前往座谈，高度评价了此稿。他说：“蛇口8年，报道可谓车载斗量，但多为平面摇摆，入门者不多，你们这篇报道，可说第一个跨进了门槛。难得你是学政治经济学的。”他认为此稿把握住了蛇口发展的本质，将对蛇口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稍后，《蛇口通讯》全文转载了该文。
这篇通讯发表后，新华社深圳支社收到不少祝贺电话。深圳市委宣传部新闻处负责人说：看了这篇通讯，给予人们很大的启发。开放8年，关于蛇口的报道不计其数，可近年来却没有新的发展。而这篇通讯，用全新的观点，把蛇口的发展与经验提高到一个新的思想境界，字里行间，感情充沛，笔锋大胆泼辣，针对性强，回答了人们对特区的忧虑。
1987年新华社评选好稿，《放眼向洋看世界》无可争辩地夺得了一等好稿的殊荣。
这一年，刚到广东十四个月的王志纲出尽了风头，获得了大面积丰收，总共夺得总社级的一等好稿两篇，二等好稿四篇，三等好稿十来篇，成为广东分社的“好稿专业户”。全分社文字稿好稿指标才五篇半(二等)，王志纲一人就将之全数囊括，还上了一等。他终于实现了自己在一年前立下的目标：一鸣惊人，攻克人生中的第一个事业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