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虎：进入新世纪，中国城市化进入全球化时代。中国城市化已经被纳入全球化浪潮，在全球配置资源，参与全球大循环。改革开放之初，只有特区和部分沿海城市对外开放，以三来一补为主，以轻工业为主。再后来，发达国家的产业大规模向中国转移，汽车、钢铁、石油、化工等产业登陆中国，重工化浪潮风起云涌。这种产业转移从欧洲、美国到日韩，再到中国，体现了世界产业分工与转移的基本规律，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是大势所趋。而这些转移到中国的产业主要是沿海布局的，先是珠三角，之后是长三角和环渤海。这也是符合世界经济规律的，就像日本的太平洋经济带的崛起一样，现在轮到我们中国了。但这种传统的产业转移，沿海地区可以发挥大港口、大物流、大工业的先天优势，而像成都这样的内陆城市是没有优势的。所以，此种意义的全球化与产业转移，对成都这样的广大中国内陆地区城市的意义并不大。然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送给中国并不只是这一个礼物。还有一件更有价值的礼物，这就是信息时代的新经济。信息时代的新经济与传统的工业化不同，它不依赖远洋集装箱运输和大港口，不依赖沿海港口城市。IT产业、生物工程、创意产业、文化产业等等，这些新兴的信息时代的产业的原料、产品或者是临空经济，或者可以用因特网传输，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超越时空。成都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抓住了机遇，成为全球新经济登陆中国西部的门户和大本营。当然，西安和昆明等城市也在抓这个机遇，大家都在争“西部硅谷”和“西部班加罗尔”。在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城市，都有可能在世界城市体系中找到一个位置，成为一个结点，关键是成为一般结点还是突出的亮点。成都就很有可能成为一个突出的亮点。如果还要走传统的工业化路子，像重庆那样发展大工业的话，成都是没有出路的。成都反而代表了这种全球化背景下参与世界分工，把自己纳入到世界的产业链的产业当中去，在其中扮演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

王志纲：你这个观点很好。中国融入全球化的过程，我们不妨这样来梳理，我认为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诸侯经济阶段、梯度经济阶段和全球经济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诸侯经济。在封闭的时候中国没办法，那是诸侯经济，小而全，大而全，所以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有句名言，四川的经济就是“猪粮经济”，猪，生猪提供给全中国，粮，自己把饭吃饱，所以他被人称为农业书记。在那个阶段也是合理的，那个时候解决温饱就行了，是很实际的。四川是这样，全中国也都是这样的。那时候最穷的反而是沿海，沿海什么资源都没有。这就是改革开放之前的诸侯经济格局，小富即安，还是农耕文明的延续。

第二阶段是梯度经济。改革开放以后，一开始肯定是梯度经济，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当时也有人成天讲反梯度理论，那是扯蛋，是唐吉诃德大战风车。因为那个时代中国没有全面纳入全球化，基础不够，各个方面条件不到位，只能是派出“国家队”先介入，就像我们去参加奥运会一样。沿海地区也太大了，于是只能找一些节点，制造一个政策洼地，让全球观望之中的有限的资金流淌到这里面来。它还不能形成河流，更不能形成大海，只能是一个湖泊。所以当时是点式开放。首先在四大特区和沿海城市形成一些“湖泊”。其后，才由点的开放到线的开放。在这一阶段，沿海开放城市基本上是承接世界分工里面的一个你不得不选择的角色。这个角色刚开始还不是重工化，第一个阶段是“三来一补”，中国最廉价的劳动力从四川这些地方跑到沿海去，沿海提供最便宜的土地和对自然资源不惜代价的开发，然后把国外的订单拿过来“三来一补”，其实是很惨的。当时我在新华社当记者时所写的《百万移民下珠江》讲的就是这个问题。这时，你怎么讲反梯度理论也没有用，只能是沿海吃肉，中部啃骨头，西部喝点汤。

再后来，中国经济实力增强了，加入WTO深度开放，沿海的经济开始升级，由“三来一补”进入重工化阶段。大港口、大物流、大工业开始迅猛发展起来。

俞正声有一个话讲得很精彩，他说，计划经济的时候，当时中央一边是在做宝钢，一边做了武钢和重钢。但到后来武钢走不下去了，因为宝钢崛起以后，就到全球大循环里面去寻找自己的位置，可用巨轮从澳大利亚和巴西进口铁矿石，炼成钢铁再卖向全世界。如果进口铁矿石运到武汉和重庆，再运出去卖，光是运输成本就不得了了，根本没办法介入全球竞争。

第三阶段是全球化阶段。整个经济全球化以后，中国也全面开放了，已经纳入了世界经济的格局，人类社会进入了后工业时代、新型工业化时代。这个时候反而给中西部创造机会了。因为后工业时代带来的特点，创意经济、IT产业、文化产业等新经济兴起。成都正是把把住了这个机会。

正如刚才你所讲的，新经济是临空经济，是网络传输，是思想创意。新经济对自然资源和地理空间的依赖相对较弱，于是中西部就有希望了。

美国硅谷和印度的班加罗尔都是在这种背景下崛起的。前不久到印度考察，发现班加罗尔既不是孟买那样的上百年的商业大都会，也不是新德里那样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个不靠海的地方，位于德干高原之上，现在已经发展成了东方硅谷，IT从业人员比美国硅谷还多。这里属于南印度，气候好，很休闲，城市也比较干净、现代，不像孟买和新德里那样杂乱无章。它赶上了这个时代，成了世界最大的IT外包基地。

全球化时代到来了，西部面临重大的发展机遇。但有些人就是看不清楚，偏不信这个邪，拼命要招商引资，拼命要向沿海学习，不惜工本，杀鸡取卵，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以失败而告终。

路虎：最近两年，由于重工化浪潮的推动，以及国际市场能源原材料涨价，山东、辽宁等资源型工业大省的GDP增长很快，山东的GDP直逼广东，以至于很多西部地区的省市领导干部纷纷到山东考察学习。考察回来之后，就大提“工业强省”，甚至向下面的市县派硬指标往下压，有条件的地方要上，没有条件的地方创造条件也要上。结果呢，好不容易招商引资来了几家企业，土地也是倒贴的，十多万一亩的土地成本，两三万一亩甚至零地价就出让给人家了，招的企业越多赔的就越多。而招进来的企业要么是有污染的，要么是没人要的小企业，真有点回到当年搞乡镇企业的味道了。硬搞工业化，拼命学沿海，学了半天没学成，最终只能是杀鸡取卵，得不偿失。所以，在全球化到来的时候如何审视和看待这个问题，的确令人深思。前不久，北大一位经济学家一针见血地指出，“温州模式”和“苏州模式”等东部地区的发展模式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并不值得西部兄弟们效仿，反而“瑞士模式”最值得西部借鉴。这个观点很有见地。今天，当我们进入全球化时代，我们会发现，西部地区的城市化只能走新型工业化路线，在全球产业链当中寻求自身的突破口。这反而是“反梯度”的，可以发挥后发优势的。成都正是因为其融入全球化，纳入全球经济大循环，超越地理因素的限制，才成为世界城市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结点。这不仅是成都的成功，也预示着西部的机遇。

王志纲：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以全球化的视野和思维来对城市进行战略定位，反而能够更好的找准自己的优势和核心竞争力，这是成都给我们的重要启示，对全中国的城市都有启发性。

全球化并不是一个高不可攀的过程，其实是能够控制和把握的。如果不是站在全球化的视野，用动态辩证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个全球化过程，我们在制定大成都发展战略的时候，就不可能提出“3＋1”的战略思路，也没法变废为宝、变害为利，把休闲作为成都的核心竞争力，提出“休闲之都”的战略，作为成都参与全球竞争的一个很重要的突破点，也不可能进入了后工业时代以后，使成都人能够找到一个既不用杀鸡取卵，又可持续发展的发展模式。这是站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来对城市定位，不是好高骛远。

其实，不仅成都，包括西安、重庆等城市都可以这样做。比如西安，当把它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来审视的时候，你会发现，“西有古罗马，东有古长安”，西安可以着力的打造一个世界级的皇城，伴随整个中国的崛起，对中国崛起所获得的巨大的羡慕和光泽，都可以沉淀和融化在它的六朝古都里，它就会成为全球来顶礼膜拜的一个很重要的文化古城，就可以规避掉它由于生态脆弱、水资源紧缺所带来的不足。但是，如果不能站在全球化的高度，就西安论西安，就难免发展那些破坏生态的传统工业，风大随风，雨大随雨，GDP挂帅，就会最后把这个城市搞得更加乌烟瘴气。

全球化视野下，不论是对于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还是丽江这样的小城市，都是可以把握其战略定位的。全球化并非好高骛远，这是成都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