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一个没有疾病、贫穷、饥饿和战争的世界是人类亘古不变的梦想,也是我们即将实现的梦想。之所以会这样想的理由简单明了:人类劳动力因技术而倍增,这使繁荣得以不间断地增长。无论财富分配多么不平等,我们都将进入一个更富足的世界,甚至那些最贫穷的人也将丰衣足食。利用技术,我们也将解决所有的技术问题,摆脱疾病,提供充足的清洁能源,并解决我们共同面临的一系列问题。然而,人们因被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所淹没,往往对未来心怀忐忑。当人们被一遍又一遍地追问他们被谋杀或房子被闯入的可能性时,他们总会高估这些事件实际发生的概率。许多人将这种误解归咎于媒体,毕竟“五点新闻”总是在放广告的前一秒播报,“稍后回来,我们会找出自来水里有什么正在杀死你”,但也不能说都是媒体的错。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们不擅长评估某些类型的风险:你被纽约人咬伤的可能性是被鲨鱼咬伤的10倍;在北美,你被香槟软木塞杀死的可能性远远大于被蛇杀死的可能性;而在美国,被运转失灵的自动贩卖机杀死的人比被熊杀死的人还要多。但你永远猜不到这些。我们本能地知道要远离响尾蛇,而不是自动售货机;尽管几十年来民用航空都很安全,但我们凭直觉错误地认为开车比坐飞机更安全。

人类偏好过分谨慎。对我们的祖先来说,神经过敏也是一种长处。把一块石头误认为是一只熊,然后逃走,总比把一只熊误认为是一块石头而留在原地要好得多。对恐惧的认知偏见并不总是坏事。

那么未来我们需要担心什么呢?最明显的挑战是生物学。没有什么能阻止人们将“病原体”生物工程化。CRISPR基因编辑是如此简单和廉价,小学生可以用100美元的工具包修改酵母基因。现有的病原体已经够糟糕的了,但对其基因进行修修剪剪,可能会导致更可怕的情况。这种技术也可以用于制造种族武器,比如一种对具有特定种族血统的人影响病原体。此外,如果将其用在改变人类上,即使是意图是善意的,也将带来我们在本书中探索过的文化挑战,还会给我们带来生存的生物风险。最后,我们应该考虑生物学方面更抽象的挑战:我们之所以能够发展人权的概念,只是因为构成人的物质基础是明确的。但是,如果在医疗设施中培育克隆人来获取器官又怎么样呢?

电影《千钧一发》(Gattaca)描绘了一个存在完美基因和缺陷基因的未来,在那里发明了一种新的制度——基因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基因改造的人不仅在能力上,而且在道德价值上都被认为是优越的。如果你可以花钱去看医生,升级你的基因组,那会怎么样?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里涉及的问题有抗生素耐药性、气候变化、人口过剩。或者大规模太阳耀斑摧毁了地球上一半的电子设备和所有的卫星,接着又出现了人口过剩、水资源短缺、流氓核国家和疯狂的世界领导人。此外,还有功能失调的政府、歪曲的新闻、人为导制的假事实和大量的排斥异己行为。网上世界似乎陷入了永久性的尖酸刻薄中,因为人们把自己关在相互隔绝的气泡里,远离那些“合理反对自己最珍视价值观”的人,继而导致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13]占据主导地位。但是这并不是全部,还有更多:恐怖主义、收入不平等、难民危机和宗教极端主义。今天的世界有时似乎在混乱中焦虑万分,没有方向。当像这样把所有的威胁都列出来的时候,即使是乐观主义者也会有一点心神不宁。但是,回过头来看,你会发现,与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道路上所克服的困难相比,上述这些困难微不足道。曾经有一段时间,整个人类种群可能只剩下1000名育龄人口,甚至人认为只剩几百名,我们是濒临灭绝的物种,危在旦夕。想象一下我们曾经的处境有多么脆弱,就会发现我们已经克服了比现在更严重的威胁,而且这里没有熊——只有另一块需要爬过去的岩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