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止者，知至善只在吾心，元不在外也，而后志定。

——《传习录·陆澄录》

按常理，如果能去民上明明德，做到亲民，那就万事无忧了，可为什么还要有第三纲“止于至善”呢？

先来看王阳明如何解释“至善”：“所谓‘至善’，是‘明德’‘亲民’的终极法则。天命的性质是精纯的至善，它那灵明而不暗昧的特质，就是至善的显现，就是明德的本体，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良知’。‘至善’的显现，表现在肯定对的、否定错的，轻的重的厚的薄的，都能根据当时的感觉而展现出来，它富于变化却没有固定的形式，然而也没有不自然地处于浑然天成的中道之事物，所以它是人的规矩与物的法度的最高形式，其中不容许有些微的设计筹划、增益减损存在。其中若稍微有一点设计筹划、增益减损，那就是出于私心的意念和可笑的智慧，而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至善’。”

原来，“至善”就是良知。良知的几个基本特点如下：（1）与生俱来；（2）能知是非善恶；（3）反应神速；（4）良知是易，易是变，富于变化却无固定的形式，当它投射到事物上去时自然而然，不拧巴。所以，我们可以说良知是我们与生俱来的道德感和判断力。

由良知的以上特点可以看出，良知不容算计，正如天理不容思想一样。如遇到事，只要有少许的设计筹划、增益减损存在，那就不是良知了，天理不容思想也是如此，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因为人类全部智慧固然在脑中，但全部属于人的精神却在心中。良知（至善）帮我们确定事情的是非善恶，唯有确定了这点，才能走好下一步的头脑计算。

简单而言，“至善”是明德和亲民的终极法则，至善像是船舵，明德和亲民则是船，船是乘风破浪还是碰触礁石，全由至善说了算。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组织领导者如何拥有至善呢？虽然它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但我们与生俱来的东西多着呢，如果你不主动去呈现，它还是会隐藏着，不会出来。

王阳明给出的思路是：（1）将慎独（自己独处时也非常谨慎，时刻检点自己的言行）做到精益求精、一以贯之境界的人才拥有至善；（2）通过“明明德”的功夫达到“精深专一”后便是至善了；（3）至善也从未脱离具体的事物，所以必须去“亲民”上实践。

从这种套路来分析，是否至善可以去“明明德”和“亲民”上求取呢？

王阳明说，不对。至善只能在心中求，比如说侍奉父亲，不能从父亲身上去探求个孝的道理；辅佐君主，不能去君主身上探求个忠的道理；与朋友交往、治理百姓等事，也不能去朋友、百姓这些人身上求个信与仁的道理。这些道理全都在心里，心即是理。

王阳明借《大学》发挥道：“后人因为不知道拥有至善的关键在于我们自己的心，而是用自己掺杂私欲的智慧从外面去揣摩测度，以为天下的事事物物各有它自己的道理，因此掩盖了评判是非的标准，使‘心为统帅’的简单道理变得支离破碎、四分五裂，人们的私欲泛滥而公正的天理灭亡，明德亲民的学养由此在世界上变得混乱不堪。在古代就有想使明德昭明于天下的人，然而因为他们不知道止于至善，所以使得自己夹杂私欲的心过于膨胀、拔高，所以最后流于虚妄空寂。而对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真实内容无所帮助，佛家和道家两种流派就是这样的。古来就有希望亲民的人，然而由于他们不知道止于至善，所以自己的私心陷于卑微的琐事中，因此将精力消耗在玩弄权谋智术上，从而没有了真诚的仁爱恻隐之心，春秋五霸这些功利之徒就是这样的。这都是由于不知道止于至善的过失啊。止于至善对于明德和亲民来说，就像规矩画方圆一样，就像尺度量长短一样，就像权衡称轻重一样。所以说方圆如果不止于规矩，就失去了准则；如果长短不止于尺度，丈量就会出错，如果轻重不止于权衡，重量就不准确。而明明德、亲民不止于至善，其基础就不复存在。所以用止于至善来亲民，并使其明德更加光明，这就是所说的大人的学养。”

以上论述已经给出了如何在心中求到至善的方法，只有一个字：止。

《大学》的文本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但佛教传入中国在唐宋时期成熟后，理学家和心学家开始用佛的精髓来解析《大学》，王阳明也不能免俗。尤其是这个“止”字，王阳明对其有很多解释。

（1）止是一种状态，是一种心处于平静、安宁、专一、无烦恼的神灵状态。任何人在做决策时要处于这种状态，尤其是组织领导者，其所做的决策关系着无数员工的饭碗，所以做决策时不能轻举妄动，头脑发热，必须使终极处于平静、安宁、专一、无烦恼、无后顾之忧的状态。

（2）佛教讲究“止观双修”，这里的“止”是心中常在善念，也就是说，领导者一切言谈举止，行走坐卧，都必须以善为出发点，其实就是稻盛和夫说的作为人，何谓正确，作为领导，何谓正确。何谓正确？答案是：把作为领导人应该做的正确的事情以正确的方式贯彻到底。“观”则是追根溯源，它属于哲学追寻终极问题的范畴，比如一件事搞砸了，为什么会搞砸，你要刨根问底，最后你会发现，人世间所有搞砸的事，组织内所有的搞砸的决策以及行动，都和人的私欲有关，和人没有常存善念有关。所以，止，就是要常存善念，才不必在事情搞砸后才去观。

（3）阳明心学中的道家以及道教成分尤重，而且中国的根底全在道教，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道教遗痕。道教讲究的是“诸善奉行、诸恶莫作，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从此角度来解析，止既包含了佛家的常存善念，又包含了佛家、道家的因果，种什么就结出什么，所以必须有所止，这个“止”就是止于因，用儒家的说法就是动机论。

1495年，高平县令编辑了《高平县志》，请王阳明写序。王阳明在这篇序中大发感慨道：“我想到，高平就是古代的长平。战国时秦将白起率兵攻打赵国，曾在长平活埋了四十万赵国俘虏，至今天下人都觉得那些人死得太冤了……我个人是这样看待这段历史的：赵国四十万人向秦国将士俯首投降，可是秦人却把他们全部活埋，没有半点同情心，实在是无所顾忌，秦人的残酷暴虐，自然是罪大恶极，但是，导致这样的结果，纯属当时那些诸侯国的祖先咎由自取。周武王开国时分封诸侯，是有一定规划和制度的。如今叫作方志之类的图籍就是用来记录各国山河的险峻平坦，记录所封疆土的宽广狭窄、土地的肥沃贫瘠，记录各地贡赋多少、风俗特点、土产品种等，一切都记得井井有条，各诸侯的子孙世代管理这些地方，不能因为个人的欲望随意地增加、减少、索取、赠送。大家都讲信义，和睦相处，各自守住祖先留下的基业，不敢违反祖制而互相侵夺。但到战国时期，各国诸侯嫌弃祖宗的法制对自己不好，束缚了他们对贪欲的追求，就把原有的志书都毁掉了。于是就出现了倚强凌弱，大国侵犯小国的情况。有的国家被兼并，有的国家被篡夺，周朝先王建立的法制至此**然无存，无从查考，那些野心勃勃的诸侯也就不再有什么顾忌，秦国才敢对赵国如此残暴。所以说，七国的灭亡，实际上是因为国家的文献档案不足以供考证，祖先的法制没有得到保存。由此可见，典籍图志和国家的关系，难道不是十分重大吗？”

这篇文章点出了一个重要的主题：当你不能止时，你的报应就注定了。止就是常存善念，一时的获取，如果不是靠善得来，那在你获取时就已经注定了失去，而且可能变本加厉。

（4）止于至善，从儒家角度讲就是王阳明所说的践行五伦关系中的德：事君的忠、事父的孝、对待朋友的信等。所以这个“止”是恰到好处，适可而止，也就是中庸，不能过或者不及，对君的忠，如果不尽心尽力是不及，愚忠则是过了。

接下来，我们将总结止于至善到底是什么意思。所谓“止于至善”就是心中常存善念，扮演好你在这个世界上担任的各种角色。

同时，至善需要在心中求，你不能去别人那里寻找善，既找不到，也没有必要，因为至善就在你心中，只要你肯求，就必然能求得到。至善绝对不会放任何有求于它的人的鸽子。

王阳明曾问过弟子们：“天下何物至善？”有个弟子立即接口道：“惟性为至善。”王阳明微微点头。

性是天命之，也就是出生时老天注入我们体内的一种善，这个善可以激发出无数的其他的善，所以人性是我们的根本，是至善，是万善之善。

组织领导者去民上明明德，这个明德就是亲，能做到如此顺理，必须止于至善，这就是《大学》的三纲，也是在王阳明看来，组织领导者必须深刻理解并能知行合一的三纲。

领导者懂得了止于至善的道理，志向才得以确定；志向确定，然后身心才能安静；身心安静，然后才能安于目前的处境；安于目前的处境，然后才能虑事精详；虑事精详，然后才能达到至善的境界。止、定、静、安、虑、得（止）是一个圆圈，通过一系列易如反掌的行动完成成功做事的闭环。

王阳明解释说：“人们只是不知道‘至善’就在自己心中，所以总是向外面事物上寻求；以为事事物物都有自己的定理，从而在事事物物中去寻求‘至善’，所以使得求取至善的方式、方法变得支离决裂、错杂纷纭，而不知道求取至善有一个确定的方向。如果你知道至善就在自己心中，而不用向外面去寻求，这样意志就有了确定的方向，从而就没有支离决裂、错杂纷纭的弊病了。没有支离决裂、错杂纷纭的困扰，那么心就不会妄动而能处于安静。心不妄动而能安静，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就能从容不迫、闲暇安适从而安于目前的处境。能够安于目前的处境，那么只要有一个念头产生，只要有对某事的感受出现，它是属于至善的呢，还是非至善呢？我心中的良知自然会以详细审视的本能对它进行精细的观察，因而能够达到虑事精详。能够虑事精详，那么他的分辨就没有不精确的，他的处事就没有不恰当的，从而至善就能够得到了。”

当你知道了至善是在你心中，这样就等于找到了唯一的靶子，你只要到自己心中求取至善即可。对于一个组织的领导者而言这一点非常重要，至善就是企业生存进化的道理。每个组织都有属于自己的员工，这些员工其实就是企业文化的一部分，求取组织文化和解决组织问题之道必须建立在自己员工的基础上，而不能效仿别人。

楚汉争霸时，汉王刘邦的大将韩信奉命到河北开辟第二战场，韩信临时召集了一支几千人的队伍，先攻楚霸王项羽的战友赵国。赵国领导人陈余集结二十万兵力，占据太行山以东的咽喉要地井陉口，坐等韩信。

陈余的谋士李左车为其出谋道：井陉口以西，有一条长约百里的狭道，两边是高山，道路狭窄，是韩信的必经之地。咱们正面死守不战，派兵绕到后面切断韩信的粮道，把韩信困死在井陉狭道中。

陈余冷笑道：“韩信只有几千人，千里袭远，如果我们避而不击，岂不让天下人看笑话？”

韩信知道此消息后，大喜过望，迅速率领汉军进入井陉狭道，抵达井陉口后，部队快速渡过绵蔓水，背水列下阵势，韩信做阵前总动员说：“如今我们退无可退，只能死战，否则绝无生的可能。”

几千士兵浩气冲天，高喊绝地反击。陈余看到韩信这种布阵方法，大笑不已说，这简直是自寻死路，下令攻击。韩信趁陈余倾巢而来，秘密命令一支机动部队绕过陈余主力，突然出现在赵军营垒，拔掉了赵军的旗帜，换上了汉军旗帜，背水的汉军猛然发起进攻，陈余张皇失措，惨败。

庆功宴上，有人问韩信：“兵法有云，要背山、面水列阵，这次我们背水而战，居然打胜了，为何如此魔幻？”

韩信回答：“兵法上不是也说‘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吗？只是你们没有注意到罢了。”

“置之死地而后生”由此成为后来兵团领导者在无路可走情况下使出的绝杀技，它好像成为真理，似乎谁能掌握它并且大胆运用，谁就能反败为胜一样。

真是如此吗？明朝中期，戚继光奉命到南方剿灭倭寇。他刚把部队组建起来，就遇到有倭寇入侵，形势危急。有人建议戚继光，把部队拉出去，背水列阵，效仿韩信置之死地而后生。

戚继光说：“不可。”

人问：“韩信和陈余之战，也是新组建的部队，他能做到的，你为何做不到？”

戚继光说：“秦末和现在形势不同，所以士兵也不同。战国时期，每个国家几乎全民皆兵，秦朝不过十几年时间，所以秦末仍然是全民皆兵，这就是韩信仓促之间召集起来的几千平民，看似是平民，其实都是士兵，只要有统一指挥，就是一支善战的兵团。但我大明自建立以来，不许民间习武，所以这些人只是普通百姓而已，让普通百姓背水而战凶残的倭寇，无异于驱羊入虎穴。”

韩信能做到的事，戚继光做不到，不是说韩信比戚继光强，恰好相反，两人都是带兵好手。他们都能实事求是，向心内求，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拿出最有效的可行方案。

其实朱熹的向外求取真理，好像是个跪着的人，总感觉别人的一切都是好的，不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把别人看上去光芒万丈的东西全盘拿过来为自己所用。倘若戚继光向外求，那他就有可能效仿韩信，结果可想而知。

一言以蔽之：向内求就是要高度自信自己能解决自己的事，不需要去模仿参照别人。向外求则是看到一个拳击手一套组合拳击败对手，就认为只要戴上那个拳击手套就也能如对方一样，天下无敌。你要找到你的目标，这个目标就在你心内，在你组织内。

找到目标后自然会志向明确、意志坚定，这就是“知止而后有定”；志向明确、意志坚定后，你知道该往哪里走，该怎么走，内心就会很安静专一，这就是“定而后能静”；内心安静专一后，则能够安于目前的处境，自享其乐，自得其乐，这就是“静而后能安”；在内心的作用下，外部环境也非常安静，做到了内外合一，这个时候你就能从容不迫地考虑，你要做的事是善还是恶呢，你会考虑得非常周详和精确，这就是“安而后能虑”，最后你会回到起点：知止。

我们可以站在领导人的角度来分析这个：止、定、静、安、虑、得（止）。

首先，领导人要知道你做的任何一件亲民（亲员工）的事，没有外物可以帮助你，也不需要外物的帮忙，因为亲民方法这件事就在你心中。这就是知止。

其次，知道事情只有在心中求取后，就会收敛心思，专注于心内，必能志向明确、意志坚定地向前走，这就是知止而后有定。定之后你会发现心情非常安静，外部世界也随你心的安静而变得可爱，从前你看不上的组织内乱糟糟的事物，现在都成了你练心的道具，最终，你考虑好了事情的善恶，周详了和精确了你的决策。

最后，你就能达到止于至善的境界。

组织领导人一定要明白的一点是：止于至善是要求你做战略时，不要研究未来做什么，而是要研究今天做什么才有未来。所以《大学》才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它说“事有终始”，而不说“事有始终”就是这个意思。

必须先确定做什么有未来这个“终”，才能安心地“始”！

什么是终，什么是始呢？

有弟子问王阳明：“任何事物都有根本和末梢，从前的理学家把彰显德性当作根本，把使人民涤除污垢永做新人当作末梢，这两者是从内心修养和外部用功这两个相对应的部分来说的。事情有开始和结束，从前的理学家把知道止于至善作为开始，把行为达到至善作为结束，这也是一件事情的首尾相顾、因果相承。像您这种把新民作为亲民的说法，是否跟儒家学者有关本末终始的说法有些不一致呢？”

王阳明的回答是：“有关事情开始与结束的说法，大致上是这样的，就是把新民作为亲民。而说显明德性为本，亲爱人民为末，这种说法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不应当将本末分成两种事物。树的根干称为本，树的枝梢称为末，它们只是一个物，因此才称为本与末。如果说是两种物，那么既然是截然分开的两种物，又怎么能说是相互关联的本和末呢？使人民自新的意思既然与亲爱人民不同，那么显明德行的功夫自然与使人民自新为两件事了。如果明白彰显光明的德性是为了亲爱人民，而亲爱人民才能彰显光明的德性，那么彰显德性和亲爱人民怎么能分开为两件事呢？理学家的说法，是因为不明白明德与亲民本来是一件事，反而认为是两件事，因此虽然知道根本和末梢应当是一体的，却也不得不把它们区分为两种事物了。”

由以上叙述，我们可以知道，王阳明所谓的“物有本末”的“本”既可以是明明德，也可以是亲民，“末”同样如此，因为一个物有本必有末，二者无法分割，是为本末合一。

王阳明所谓的“事有终始”也是这个道理，一件事开始时，你必须知道终点在哪里。你只有知道终点在哪里，才有可能开始。明明德是开始，亲民是终点，亲民是开始，明明德是终点，这件事最后能成，必须止于至善。

大学的三纲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领导者的三纲同样如此。而这三纲的支撑就是下面我们要讲的八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