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即是《易》。

——《传习录·黄以方录》

领导者若要取得他人发自内心的高度认同，一方面与领导者的个人素质相关，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技法。一定要明白的是，领导力不是一门科学，也不是一门技术，而是一门艺术。这个艺术的魂就是“变”。王阳明说，良知就是“易”，“易”就是变。能理解变的真谛并愿意变，这就是知行合一。

看中国特质最鲜明的两个企业的领导者——华为的任正非和福耀的曹德旺，你就会发现，他们在企业中的领导力方式始终在变，通过领导方式的变化来适应外界的变化，让他们和下属融为一体，也和企业融为一体。

在王阳明看来，任何组织无论大小，都应以“无为”为最高之理想，以足食为基本治术。和大多数儒家知识分子一样，王阳明崇尚三皇五帝和夏商周三代时期的统治，在王阳明看来，三皇五帝的统治属于道的层面，如同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卫之。三皇五帝垂衣裳而治天下，靠的就是道。这个道就是，垂衣裳是上衣下裳，代表着君臣尊卑，同时只要穿着衣裳坐在那里，天下就能大治，这是“无为”。

用领导者个人品质和树立起来的权威治理企业，就是最高的领导力，就是“道”。现在，很多企业家都做到了这点。任正非说，华为不需要他指点就可以正确向前。曹德旺说，现在企业中即使是制造玻璃的最底层工人都能和他从前一样认真地制造玻璃，不需要他监督。

两人其实说出了道的概念。所谓企业之道，是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和规模并走上正轨后，领导人的领导力与制度的完美结合。企业中的所有人把领导者和制度当成了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你不得不呼吸。

“无为”不是不为，而是不化，即：不要在组织发展过程中去刻意变化。这似乎是个初心的问题，即是说，你当初想做什么，就一直做下去，不要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掺和各种项目，哪怕它能让企业财源滚滚。任正非一门心思搞技术，对于房地产不屑一顾，认为没有一点技术含量；曹德旺死盯着玻璃，把玻璃做得让别人无路可走，他好像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其他赚钱项目一样，始终遵循企业的初心——自然发展之道。

王阳明说，最高领导人以身作则，用尊卑和无为示范天下，天下人自然会效仿，渐渐成为习惯，最后他们不知谁是领导者，却仍能安分守己，成为尧舜之君下的尧舜之民。

三皇五帝的甜蜜岁月很快结束，随之而来的是夏商周三代，“道”不能行，只能以“术”治天下。为什么三皇五帝时代所施行的以道管理突然不行了呢，是不是百姓不行了？王阳明的答案是，不是百姓不行了，而是领导人不行了。

在这个世界上，领导人不行的事情数不胜数，在用“道”无法管理企业、树立权威后，只能采用“术”。

“道”看似虚无缥缈，不可掌握，但在王阳明看来，“道”的法则是自然。人吃两个馒头就可以饱，这是经过无数人实践过的，所以人对食物的要求就应该是两个馒头，这就是自然，让百姓顺应这个自然，就是“道”。但在让百姓顺应这个自然前，领导者自己要先做到。领导者应师法天地，天地所生的一切比如土地、空气、森林、山水等都是天地的财产，而天地生成这些财产，并非为了据为己有。所以领导者纵然是万民的首领，也没有资格把这些财产据为己有，三皇五帝时代的领导人，只有分配土地给百姓的权力，没有纳入自己囊中的权力，这就是效法自然。

企业原本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组织，但它绝对不是只为企业家本人盈利的，所有参与企业建设的人，都应该分得肉羹。“道”之所以不行，全在于领导者把企业当成了只为自己盈利的组织。

尧舜时代，尧舜能做到；可大禹时代，大禹就做不到了。最先破坏“道”的就是大禹本人，他私自积累粮食，划分给家族最好的土地，建立城堡，于是私有开始。

这种情况下，“道”无用，只能用“术”。三代的领导们建立军队、法庭和监狱，来统治万民，这是以各种法术来让万民安分守己。可老子说过，民如果不畏惧死亡，军队、法庭和监狱根本毫无用处。

制度存在的根基事实上不是制度本身，稻盛和夫就说过：“没有人性化渗入制度中，制度只是个摆设。”所谓“人性化”即是企业领导者的个人品质和权威，所以，看似制度严密、能打胜仗的企业，只是纸老虎，因为当群龙不认同那条最大的龙时，制度越是无懈可击，就越是囚笼，所有的龙都成了乌合之众。

一些聪明的领导人注意到了“硬来”不如“软化”，于是在“术”之后，就有了“德”。王阳明指出，此“德”非道德教化，而是一种巧妙的洗脑。领导者发现自己的贪婪会让百姓贫穷，百姓贫穷不是问题，三皇五帝时代，老百姓都很穷。但当百姓发现他们吃糠咽菜时，领导者却在大鱼大肉，这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老实的百姓会抱怨，胆大的百姓则会造反。

领导者解决这个问题有两条路：第一，恢复“道”的统治，这显然不现实；第二，给百姓洗脑，让他们无欲无求。于是，德治在统治者那里应运而生。统治者们大力宣传人活着只需要一日三餐，吃什么不是吃啊，吃饱就可以，同时，统治者还神化自己说，我是上天之子，来统治你们，你们不要作妖，要安分守己，我向你们收取工作的赋税，你看似在为我工作，其实是在为自己工作。

但是，老百姓不信。领导者只能拿出第四种统治方式——“仁”。仁是与生俱来的生生不息的美好品德，领导者教导大家，只要遵守这种美德，就能生万物，你就能获取到更多利益，但取得利益的途径有适宜和不适宜之分，所以要让大家讲究适宜地取得利益，也就是“义”。

“义”出现后，很多人都大义凛然，做那些自认为适宜的事，难免有粗鲁莽撞之嫌，于是领导者又提倡礼，做人做事必须有个尺度，这个尺度就是“礼”。礼秉承规范，让人很多时候施展不开手脚，所以统治者又提倡“智”，要用智慧去守礼行义。智慧百出后，大家都全用智，巧取豪夺，各种鬼机灵层出不穷，所以领导者只好提倡“信”，做人要守信用。

这一套仁（仁义礼智信）的方案，不但要让百姓遵守，统治者本人也要遵守。

在王阳明看来，仁的统治术，三代是最好的，但春秋战国时期，仁义礼智信就彻底沦落，成为大家的脚底泥。全中国无论领导还是百姓都不眠不休地上演着不仁不义、无礼无信的狡诈大戏。

按照王阳明的看法，当天下不仁不义的行为不胜枚举时，说明责任在领导人。如果领导人能本着忠恕之心，行推恩之政，天下百姓不会不仁不义。到了这种地步，任何的术，任何的严刑峻法已无能为力，可谓是扬汤止沸。

在一团乱糟糟之下，国计民生凋敝，领导者只能再退而求其次，用“食”和“俭”的招数。管仲说过，衣食足而知荣辱，只要让百姓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百姓就不会胡闹。这种办法完全正确，民以食为天，食物是维持生命所必需，人欲之基本。只有解决了百姓食的问题，才能重回仁治、德治、术治和道治。

问题是，有些领导者空有此意识，却不能做到知行合一，他们搜刮天下之财，从百姓口中抠取食粮，进而导致百姓怨声载道。领导者再出奇招，也是最后的一招：要百姓知道节俭。事实上，这只能治标不治本，不开源而节流，流终有断的一天。

图3-6

道、术、德、仁、食、俭，这六种统治术或统治境界，如果将其反过来看，就是一个组织脱胎换骨的秘诀。

组织初成时，领导者必须提倡节俭，节俭不仅仅是一种美德，还是组织在弱小期生存下去的重要方式，比如节约用电、节约用纸、节约办公用品。当然这只是形式层面的，节俭的内涵在于领导者的以身作则，从心中开始做起。领导者必须意识到，开源的前提是节流，节流的目的是为了开源。

在保证了节俭这一组织品质后，要给员工以食。在中国传统思想中，谈利总给人一种贪欲感，孟子就说，何必曰利，有仁义就足够了。但仁义不能当饭吃，若想给组织增添人才，提高竞争力以及持久力，必须能满足员工对薪水的诉求。当然，薪水不是越多越好，应该按其功绩来分配薪水。只有保证了员工基本的生活需求，他们才不会有后顾之忧，才能为企业贡献精力和智慧。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企业，千万不要和员工谈情怀，也不要谈感情，谈感情是伤钱的。你可能用情怀和理想俘获了一批人，但对方没有得到任何实惠。况且，情怀和理想是你自己的，不是员工的。

“食”和“俭”贯穿组织的今生来世，应该从一而终。只有在这两方面都满足了，才能谈“仁”“德”。

领导人先做到了“仁”，员工会群起效仿，而那些不效仿的员工，说明和你的价值观不符，这类人留也无用，不如让他早做打算。儒家各路宗师诸如孔子、孟子，包括荀子，以及后来的朱熹、陆九渊，再到王阳明，都主张仁义礼智信是我们人性中的客观存在，当你懂事时，只要身边的人略点拨，你就能懂。当你成人后，你也会清晰地意识到，仁义礼智信是你做人成事的道符，没有了这五种品质（其实它们还是智慧），你必将步履维艰。

如果仁义礼智信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人性特征，那我们只要向心内求取即可，当我们真心实意地呈现这五种基本美德时，自然而然会引起别人的共鸣，别人自然会来学。至于“德”，你绝对不能指望员工最先开发清静的心态。只有领导者先内心清净、毫无杂念了，员工才会受其影响，变得不急功近利，扎扎实实做好自己的工作。如果员工所思所虑的不仅仅是工作的事情而是惦记着诸如食粮（无论是物质食粮还是精神食粮）之类的其他事，那就说明领导失职了。

很多时候，组织领导者会遇到无法解决的困境，其实这个时候就是“有我”在作怪，要解决你的困境，先要解决别人的问题。

最后，才能正式进入“术”和“道”的境界。

“术”，是一系列制度。组织弱小时，情感就是制度，组织强大后，除了仁义礼智信，任何情感都要抛弃，必须有严格、谨慎、详细周密的制度，组织才能进一步发展。王阳明说，无规矩不能有方圆，规矩就是制度，确立制度后，绝对不能徇私，也不能脱离制度严打，完全按照制度行事，事半功倍。

而如何建立行之有效的制度，这要从你的组织的具体情况出发，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宗旨是你所建立的制度必须是从良知出发。“术”的根本是护佑“道”，制度的根本是保护员工的利益，离开这一宗旨，制度无论多么先进，都不是好制度。

当然，制度是针对人心中的好逸恶劳等私欲产生的，人的好逸恶劳永远存在，所以遵守制度就成了件难事。没有自我管理能力的人，稍不注意就会违反。苏东坡的父亲苏洵就说，礼（制度）很难推行并让人们遵守，即使推行了，人们也遵守了，那不会永恒。所以，必须有方法来辅佐制度，以实现其易行而常守。

这方法大致有三种，第一种就是把制度当成文化，把文化神秘化。在这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易》是最佳的武器。众所周知，《易》是门玄学，既然是玄学，那就是知者寡而不知者众。有些文化的提倡，必须有神秘感。如果一种文化尽人皆知了，那就没有了神秘性，没有了神秘性，所有人知道后就会不屑一顾。所以，真正聪明的组织领导人在制定制度、提倡各种文化时必须让一部分人听不懂，这一部分人就是底层员工。事实上，文化理念的推行，根本不需要底层员工懂，只需要他们的直属领导懂，然后拿出可行性方案即可。当员工发现领导人提出的文化理念高深莫测时，就会产生敬畏感，所以才会如宗教一般崇拜式地去做。

用神秘性推行文化制度是一个组织中最高领导者用的方式，但中层领导必须反其道而行。1510年阴历三月，王阳明结束龙场流放生涯，升任庐陵县令。当时王阳明身体不好，经常卧病在床，湛若水说他是“卧治庐陵”，但是庐陵在他的治理下却“百务具理”，因为他有一个秘密武器，就是发布告谕。

王阳明在庐陵县待了七个月，一共颁布了十六条告谕，这些告谕的主题涉及司法、教育、经济、民生等方方面面，对于现在的官员来说，尤其是搞宣传工作的，这些告谕有几点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1）以解决问题为目标，就事说事，通篇没有一句空话、套话；（2）指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思路特别清晰、细致，约定得清清楚楚，比如说，明确约定写诉状每行不能超过三十个字；（3）重视解决问题的效果，那就是讲人话，讲老百姓听得懂、听得进去的话。这样的话，宣传工作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工作开展得也就特别轻松、高效。

无论是俭、食，还是德、仁，更或是术，最终其合力的结果都是奔向组织管理的终极——“道”。“道”除了以自然为法则、无为外，还有更重要的一条，那就是信仰。

三皇五帝时期，君主无为而治，没有教化，没有刑法，百姓却能各自为政，其乐融融。一个根本原因是百姓有信仰，百姓的信仰来自领导人。国家有信仰，人民有希望。组织有信仰，员工有希望。王阳明说，三代之前，中国人就相信人性本善，他们的信仰是不主动行善，只要不作恶就是善。这种信仰来自三皇五帝的自我展示，他们相信百姓都是人，人性本善，所以对他们放任自由，结果就是百姓不作恶。

真正的信仰不是信仰神仙上帝，中国人的信仰是人文信仰，信仰人是一切，信仰人性皆善。中国信仰人性，信仰善，他们的偶像不是神仙，而是道德圣人。

在中国本土、员工流淌着中华血液的组织，都逃不开这种信仰。所以，最好的组织，都有扎实的信仰：行善，而不作恶；此心光明，知行合一。

一提到“道”，很多人或许会认为它高深莫测，虚无缥缈，但在王阳明看来，“道”就在你眼前，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发现它的眼睛。

有个叫诸偁的跟随王阳明学习很久，离开前请王阳明赠言。王阳明说：“我们在一起相处了数月，你都没有和我讨论过什么学问，如今你就要走了才来问，会不会有点晚了呢？”

诸偁说：“这几个月我不敢向您请教问题，是我知道先生不会对我有所保留，因而指望自己能有所收获；现在才来请教，是我发现自己实在是没有什么收获啊，所以我怕先生是对我有所保留。”

王阳明笑道：“我哪有什么保留啊？‘道’就像天上的星星和太阳那样醒目，你只不过是不用眼睛好好看，才会什么都看不到。那你这样又是追求什么呢？‘道’近在眼前，你却要往远处找，事情本来简单容易，你却要追求复杂难做到的，这也是天下人的通病。你回去以后，要立下你的志向，睁大你的眼睛，如果还是什么都没看到，那才是我对你有所保留了。”

“道”在你的组织中，在组织的成员身上，那就是人性的善，知道并懂得如何运用此善，就是悟道了。

图3-7

要想得到下属的认同，领导者需要根据自己和企业的实力采取不同的手段，在什么山头就唱什么歌。任正非说，制度很重要，但要看你的企业在什么阶段，如果是初创期，制度不但不是善反而是恶，此时，讲仁讲感情才是善。

当你的企业是小作坊时，大谈“道”是可笑的，为什么画大饼很多时候无效？因为所有人都看到你还没有资格垂拱而治。当企业受到万众瞩目时，如果你还是像从前那样和员工称兄道弟，搞什么亲和力的话，那是可笑的，因为“神秘性”可以为领导力带来加持。人们天生对神秘的事物充满了敬畏与好奇，而敬畏和好奇就是让他人认同你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