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君只要常常怀个“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之心，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人非笑，不管人毁谤，不管人荣辱，任他功夫有进有退，我只是这致良知的主宰不息，久久自然有得力处，一切外事亦自能不动。

——《传习录·黄修易录》

王阳明竭力主张的“人皆有良知”多次遭受挑战，有人就从社会现象着眼，一针见血地质问王阳明：“如果人皆有良知，为什么会有恶人？”

王阳明也只能回答：“恶人也有良知，只不过被遮蔽了。”

良知被遮蔽的意思是，恶人也知为恶是坏事，可他不听命于良知为善去恶，于是成为恶人。

我们不必分析王阳明的解释是否有道理，只需要肯定一点，王阳明也认为这个世界上有恶人，而且还很多。他们游走在社会中，随时准备作恶。无须怀疑的是，在企业中也有这样的人。他们在组织中消极工作，最要命的是私底下或者明面上抱怨个不停。

领导者若想树立绝对权威，肯定要向这些人开刀，通过惩罚使其离开，或是老老实实服从领导的所有安排。然而，这一切可能暂时能树立你的权威，却绝不是长久之计。冷酷的打压，只是猫盖屎。

于是，阳明心学中的“只在心中求”思路就派上了用场。所谓“只在心中求”，是遇到事后的自我反思，在王阳明心学思想中，任何事若是没有顺利进行，达到预期，那最大的问题可能就出在自己身上，只有一小部分原因出在对方身上。但只要解决了问题的大块，剩余的小块就会自然而然消失。就如存了天理后，人欲就消失一样。

王阳明认为，领导者在工作中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念头。王阳明一直让人格物，也就是在事情上正念头，对于领导者而言，若想管理无碍，就必须先在自己作为领导者这件事上正念头。

王阳明指出，真正的领导者为的是行道，只有无能的领导者在工作时才会想到自己的利益。什么是行道？行道就是为下属服务，为员工服务。一旦领导者有这样的念头，就能在危难处境中不改心志，他只关心道是不是得以弘扬践行。而如果以对自己有利为管理的目标，自然就会苟且偷安，趋利避难。

所以，“行道还是谋利”不但是检验领导者自身素养的一个分水岭，还是领导工作能否顺利进行的唯一指标，更是领导者树立柔性权威的重要方式。

如果以行道而不是以谋利为领导目的，那么领导者自然而然就会立下为组织贡献全部心力的志向。一旦这个志向确立，就如王阳明所说的“有志于道德的人，功名不足以拖累他的心志；有志于功名的人，富贵不足以拖累他的心志”。人在有志向时，就不会感到心累。

明白了这一点，企业领导者树立权威的第一条就是要有担当精神。第一章中，我们简略谈到担当精神，现在我们详细谈论。

1508年，王阳明在今天的贵州修文县悟道。他悟到了三条：一是“心即理”，所有人心中都有天理，能彰显出自己的天理，就能认识到别人的天理，就能如未卜先知一样，知道别人的心；二是“知行合一”，任何人都应该按照良知的指引去行动；三是“佛道之非”。

而第三点，就是王阳明始终提倡的担当精神。他曾对弟子毫不留情地说道：“佛道不可以治天下，因为它们弃人伦遗物理。”所谓“弃人伦”，就是放弃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这五种伦理关系；所谓“遗物理”，就是对社会上的一切采取逃避态度。有弟子曾向他请示说，想去深山老林中修行，王阳明教训他，人生到处都是修行场，何必去深山老林？

王阳明这样说，是他对儒家“入世精神”的高度赞扬。在他看来，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必有其使命，这个使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只有为社会做贡献，才是真正的人，我们必须做事，必须为天下贡献力量，才不枉此生。这就是一种担当精神。作为一个组织的领导者，倘若没有这种担当精神，那无论你能力多强，智商多高，都不可能管理好你的企业。

王阳明悟道不久，同乡毛应奎便把他办公之余休息的地方称为“远俗亭”，还请王阳明写篇文章纪念。王阳明毫不客气地为他作了一篇记。

王阳明说：“俗习和古道互为消长。在这居所中，远离人世间那些纷扰喧嚣、混乱污浊的俗念，自然就会生出高洁、清明、旷达的情怀，这是毛先生命名‘远俗亭’的缘由。但是，毛公你的官职是负责全省教育，并且还兼管监狱诉讼以及军赋，为了科举考试做的文章，乃是俗儒的学业；处理文书政令等烦琐事务，乃是俗吏的日常事务，这二者都是你避免不了的。如果要丢下所从事的工作而谈什么‘我要远俗’，那么，俗未必远离了，为官的职责倒是真的丢掉了。君子的德行，不能疏远忽视细微处，这样才能汇集成就大德，成就伟大的事业。所以说，多读圣贤书，多向圣贤们学习，以此培养自己的品德并运用于各个方面，这样的话，即便是做科举文章，也可以对圣人之学有所得，这就是远俗。处事公正，决断英明，待人宽厚，那么，即便是每日处理一些烦琐俗务，却能对古代圣王们的为政之道有所心得，那也是远俗。如果内心猥琐粗鄙，却假装闲散豪放，自以为‘远俗’，其实跟远俗并没有什么关系。程颐先生曾经说过：如果要做的事情不伤道义，那么从俗也没什么不可以。君子怎么可以轻易绝俗？但是必须得是不伤道义的事情，才能从俗而为，在这方面，是不能随便对待的。所以说，那种随随便便就从俗，并且还自以为通达的，并不是君子行为，而为了标新立异而远离俗习，也不是君子应有的思想。”

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王阳明对担当精神的最佳诠释。中国古人讲“在其位谋其政”，你在什么样的位置就应该做这个位置要求你做的事，身为领导者，就必须毫无保留地承担起领导者的责任，这个责任就是为组织和员工服务，倾尽全力行道，而不是谋个人利益，耍领导者的威风。

那么，是不是佛道就一定是错的呢？浙江衢州西安县人郑德夫曾向王阳明请教：“佛学和儒学有什么差异？”

王阳明回答道：“你别管它们的差异，只管学习它们讲得对的地方。”

郑德夫问：“对与错怎么分辨呢？”

王阳明回答：“你别管他讲的是对还是错，只要听从你自己内心的判断，如果讲的东西能让你心安，那就是对的。”

郑德夫问：“我们的内心怎么能判定是非呢？”

王阳明回答：“没有是非之心就不是人。和春秋名厨易牙一样，我们普通人的口舌也能辨别甜苦；和视力超好的离娄一样，普通人的眼睛也能辨别美丑；和圣人一样，普通人的内心也能辨别是非。如果我们的内心不光明了，对是非的辨别，就不如口对于味道、眼睛对于色彩的辨别那样真切，于是私欲就得以将内心遮蔽。所以你一定要立诚。你只需要担心你的内心对是非的辨别是不是像口对于味道、眼睛对于色彩的辨别那样真切，又何必担心它能否辨别甜苦美丑呢？”

郑德夫疑惑地问：“听您这样一说，难道《五经》《四书》的内容都没用吗？”

王阳明的回答是：“怎么会没用呢？它们所记载的内容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是甜苦美丑。如果你没有以真诚恳切的心去看这些内容，只是在谈论味道和色彩，又怎么能知道真正的甜苦美丑呢？”

这段对话很重要，它告诉我们，你听到和理解的东西如果能让你心安，那就是对的。你躬身入局，不畏惧任何艰难险阻，对待任何管理上的困难，没有心烦意乱和怀疑，而是心安，那就要勇敢向前。

在组织管理工作中，难免会遇到困难，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气馁。王阳明有个叫李邦辅的弟子离京到广西柳州上任，王阳明写下一篇赠别文，说柳州是荒蛮之地，很多官员不愿意去，李邦辅的内心深处也是这等意思。但你想过没有，太平之境，纵然十倍努力也难见光芒；困苦之处，稍一用力，即见彩虹。

正如他的心学宗旨“人必须在事上磨练，才可有人生成就”一样，最好的修行场和修行时间正是那些艰难困苦之地和艰难困苦之时，越是处于困难的管理环境中，行道的志向就越要坚定，这才是真正的领导者，也是真正的圣贤。

领导者若是真有担当精神，以行道为管理目标，那在领导者眼中，下属和员工就没有坏人，因为当你以行道为目的时，天地万物是一体的，所有的员工和下属只不过是你身体和心灵的一部分，在一篇送友人去偏远的岭广做官的文章中，王阳明这样说道：“如今做官的人，如果能以行道为目标，有怀古之心，能通达地看待天下，岭广之地虽然地处偏远，也会觉得和自己家乡一样，会觉得岭广的百姓都是自己的子弟；会觉得这个地方，就是自己父兄宗亲所居住的地方；会觉得这里的山川道路，都是自己亲人的葬身之地。这样的话，岭广之地的老百姓，也会把我看作父兄，看作亲人，会拥护爱戴我，会舍不得我离开这里，所以，我又怎么会怕在这个地方做官呢？”

能得到员工的爱戴，前提是你的念头要是行道而不是谋利，你要有担当精神，这才是王阳明心学所要求的真正的领导者。

管理到底是什么？有人说是制定、执行、检查和改进。西方管理学家认为管理的唯一工作就是决策，还有人像煞有介事地说，管理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通过他人达到自己的目标）。王阳明的看法是，领导者就是亲民和明明德的合二为一。重点在明明德上，但必须去亲民中实现。

1509年，王阳明到卢陵县（今江西吉安）做县令，前任县令对他说，此地百姓全是刁民，各种惹是生非，尤其喜欢打官司。你就等着痛苦吧。王阳明微笑着回复他，这才是修心时啊，如果为官一任，毫无痛苦和压力，那说明你没有用心亲民。

王阳明用了半年时间，把卢陵整顿得人心大振，秩序井然。这期间，他几乎是废寝忘食，但丝毫感觉不到疲倦，虽然劳心劳力，却乐在其中。用他的话说，这么好的修心机会，怎么可以错过？

那么，王阳明是如何管理吉安的呢？

先来看一个故事：王阳明的弟子陆澄跟随他在南京鸿胪寺居住，突然收到家书，说儿子病危，陆澄十分担心、郁闷。

王阳明就对他说：“此时正是修心的好时机，如若放过这个机会，平时讲学讨论又有什么用呢？人就是要在这样的时刻多加磨炼。父亲爱儿子，是十分真切的感情，不过天理告诉我们应当适度，超过合适的度就是人欲。许多人在这种时候往往认为按照天理应当有所忧虑，于是就一味地忧愁痛苦，却不知道如此已经是‘过度忧患，心绪已然不正了’。大致而言，人有七种感情，感情流露得太多即是过度，流露得太少则是不够。才超过一点就已不是心的本然状态了，所以必须通过调节，使得心绪中正平和才可以。以子女哀悼父母的丧事为例，作为孝子，难道不想一下哭死以纾解悲痛之心？然而圣人却说‘哀伤不能害了性命’，这不是圣人要强人所难，只是天理的本来状态就规定了一定的限度，因此不能超过。人只要能够认识心的本来状态，自然一丝一毫都不会有所增减。”

这个故事所体现出的思想正是王阳明心学的精髓之一，也就是人应该在痛苦时刻修行，修行的法门就是适度。领导者的任务是发现问题、分析原因、解决问题。这是个特别复杂的过程，在复杂的过程中，我们往往会在情绪上发生问题，即超越了一个度。

陆澄因为儿子病危而无法回家探望就哀伤。领导者也会因为发现了组织中的问题而焦虑痛苦。此时才是领导者修行的时候，他必须冷静下来，把那些负面情绪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然后认真分析问题，最后解决问题。领导者在面对问题时，绝不能逃避，或者把责任推给员工。

领导者的任务就是决策，在决策过程中，肯定会得罪一些员工，而由此受到毁谤和暗箭。很多时候，有些领导者会退缩，但这个时候更是领导者的修心时。

梁启超撰写的《李鸿章传》是一部经典，其开篇第一句话更是经典中的万王之王，这句话就是：惟庸人无咎无誉。

大意是说，只有平庸的人，才很少有赞誉和毁谤。只要你不是庸人，或不甘心平庸而想创建事功，那赞誉和毁谤必然蜂拥而来。

李鸿章就是这样的人，他官居极品，做了很多受人称赞和诟病的大事，临死前，还因世人不理解他而懊丧。极少的人赞誉他为王朝的中兴名臣，绝大多数人骂他是卖国贼、奸臣、贪污犯，凡是你所能想到的“屎盆子”都扣在了他的头上。

梁启超圆睁怒目，拍案叫道：“李鸿章是伟人。”

如今我们已对李鸿章有了清晰的认识，他是那个时代最有能力，也最心甘情愿出力的人。他从未因毁谤而不去做事，他有所为，迥然有别于那些不作为的饭桶官员。

人，只要做事，就是个人。反之，浑浑噩噩度日，离人就会越来越远。

在中国历史上，毁誉参半的人不胜枚举：商鞅、王安石、张居正、曾国藩、李鸿章，当然，也包括心学宗师王阳明。

他们有个共同点：心中抱定一个伟大的信念，矢志不移地去行动，不惧人言，只问事情的走向。

在人类历史上，那么多无咎无誉的人，你一个都没有记住，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在做事。不做事，就如一尊佛像，你能指摘出它什么来？

有人问王阳明：“如何避免毁谤？”

王阳明回答：“毁谤是外来的，连孔子那样的圣人都无法避免，何况是我们。”

那人再问：“那就实在没有办法了吗？”

王阳明回答：“有啊，只要你把别人对你的毁谤看作是对他人的毁谤就行，正如你见到有人欺负弱小，虽然很生气，但也不会被气死。”

那人笑了：“这是啥方法，逃避吗？”

王阳明叹息道：“其实应对毁谤，哪里有那么容易。不过，若想把外来的毁谤不当回事，首先要做的是把外来的赞誉不当回事。倘若你对外来的赞誉很当回事，那你肯定会把外来的毁谤也当回事。如果你对外来的赞誉一笑置之，那你就能在应对外来毁谤时做到不动心。”

人这种动物，就是喜欢别人的赞美，不喜欢别人的毁谤。这就是典型的欲——好善恶恶。

你喜欢某些东西，就肯定厌恶某些东西，如果你什么东西都不喜欢，那自然就什么东西都不厌恶。

所以，应对毁谤有两种方式：一就是浑浑噩噩地活着，少做事；二就是对赞美不要动心，自然对毁谤无所谓。

这就是无善无恶，不对善意动心，自然不会对恶意动心。

当毁谤来时，正好练心，这是王阳明心学的基调。

当然，我们也做如是想：正因为有毁谤来，才证明了我在做事，而不是尸位素餐。无论是在多大的组织里，凡是那些无誉无咎的人，绝对是很少做事的老油条；凡是那些有誉有咎的人，一定是想要做事的杰出之人。

毁谤之来，大多在生态环境。当一个生态环境中的很多人都对自己的言行不负责，没有良知，只有私欲时，那些真正做事的人，就很容易受到毁谤，当然也有赞美。

不过，毁谤比赞美要来得多，来得更猛烈。

唯有在毁谤的大风大浪中坚持信念，遵循良知，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关键是，你如果真是个做事的人，连事情都做不过来，哪里还有心纠缠于咎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