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人有言：事之无害于义者，从俗可也。

——《与胡伯忠·癸酉》

一个出色团队的制度设置，必须是高大上的，让人敬畏的，能让人知道自己的前进方向，避免走错路的。但越是高大上的事物，即使它符合良知，偶尔也会无法执行。原因在于，很多制度没有考虑人心，所谓的“考虑人心”，不是考虑人们心善的一面，而是考虑心恶的一面。

所以，领导者应该刻入骨髓的一个思维就是，制度中必须渗入符合人性的一些小动作，让人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不得不遵守制度。

1510年，王阳明到江西庐陵做县令。前任县长和其交接时，神情疲惫，好像是被霜打残的茄子。该县长指出，庐陵这地方的百姓实在太难治理，险些把我搞死。他们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打官司，狗被偷了来敲鼓，鸡少了根毛也来喊冤。他对王阳明的前途感到悲观。

王阳明问他，有冤可以打官司，但没有冤情打官司就是胡闹，你应该出台政策严禁不符法理的官司啊。

县令流下眼泪说，政策出台了一箩筐，可还是阻挡不住刁民对诉讼的狂热！

若想明白百姓为何不遵守制度，必须先琢磨制度是否合理，是否符合良知。倘若制度的确合理，完全符合良知，那剩下的问题就是检查百姓是否真有困难。

王阳明在检视了制度的合理性后，就对百姓的诉状进行分门别类，发现除了一些控诉苛捐杂税的之外，剩下的全是鸡零狗碎的事情，根本没必要走诉讼程序。

王阳明要做的就是健全制度：百姓没有客观困难的情况下，为何还要打官司、做刁民？

这就要触及最终极的人心问题了。人心有符合善的人性，但也有可善可恶的情欲。如何让情欲走向正面而非负面，这是有史以来许多思想家和领导者都想解决的问题。

以刚硬的态度让人致良知，固然有成效；用权威打压不遵守制度的员工，也能有收获。但这两种方式无法尽全功，王阳明认为，你要在制度上动点小花招，搞点小动作，这些小动作和小花招必须是直指其心的。

王阳明用心分析后得出这样的人心结论：百姓大都不识字，打官司只能找讼师，讼师按字数来赚钱，所以把状子写得洋洋洒洒，如同大部头小说。于是王阳明规定：首先，一次只能上诉一件事；其次，内容不得超过两行，每行不得超过三十字；最后，你认为可以私下和对方解决的事，就不要来告状。如果有违反这三条的，我不但不受理，还要给予相应的罚款。

“内容不得超过两行，每行不得超过三十字”就是制度上的小花招，它让讼师无利可图，于是拒绝给百姓写状子。很快，这个小花招产生奇效，庐陵的诉讼案如同熊市的股票一样直线跌停。

当我们认真分析这个案例时，你会发现王阳明在制度上渗入的小花招，其实直指人心中的恶——讼师的利益。只要通过悄无声息而不是大张旗鼓的方式遏制人的欲望，顺其欲望（利益减少而不会做），就能斩草除根，就能让人老老实实地服从制度，不再和制度作对。

领导者只要能玩好这种小花招，明码标价的制度就不会被人违反，权威自然而然拔地而起。

华为任正非在这方面堪称老谋深算的高手。华为的制度有很多这种小动作、小花招。比如华为规定，一个团队的最高领导人被免，老二不能接班。这制度看上去有点古怪，其实恰好在人心上做到极致：团队的突飞猛进需要靠合作，尤其是老大和老二的合作。老二如果始终盯着老大的位子，就不可能真心实意帮助老大，他可能还会对老大阳奉阴违，落井下石，但如果规定，即使老大走了，老二也没有机会上位，那他就会认真辅佐老大。

在各个团队领导者的接班问题上，任正非先是规定团队老大要培养接班人，可下面没有人响应，任正非发现这是人心之恶，因为老大培养好了接班人，那他就没有安全感，这等于自掘坟墓。任何一个活生生的人，都会反感这种规定。于是任正非玩了个小花招：团队最高领导人必须给团队老二培养接班人，于是所有人都奋不顾身，把本事倾囊相授。因为老大最担心的是老二某天撂挑子。隔层培养接班人，就规避了这种危险。这一小花招，其实还是对人心的直捣黄龙。

某伟人曾说过，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变好，坏的制度能让好人变坏。问题是，我们评判制度好坏的标准是什么呢？

中国古代思想家始终认为，人性是善的，最低限度，人性是可以向好的方向改善的，每个人都有向善之心，所以人人都会自主修行，使自己成为善人。这种思路的致命缺陷在于：它忽略了人心不但有善的一面，还有可善可恶的情欲。而很多时候，情欲才是主导人行为的最大动力，也就是说，人可以善可以恶。而如果不能靠自发地致良知达到善，祛除恶，那只能在制度上动手脚，让人行善，使人去恶。

然而，中国人始终鄙视那种冷冰冰的制度，或者说，中国人始终相信，即使有制度，它也应该为人心服务，而不是脱离人心。这就是我们上一节所讲的，制度必须有良知。

所以，评判制度好坏的标准只有一条：好制度会激发你的良知，遏制你的恶；坏制度恰好相反。怎样深刻理解这句话，我们必须以例子来说明。

图2-5

很久以前，英国政府雇用私人船只运送犯人，结算方式是：船里装的人数越多越赚钱。然而这显然会产生弊端：为了多装运犯人，许多船主不顾罪犯死活，所以死亡率非常高。虽然罪犯死有余辜，但政府还是不希望罪犯这样死去，官员们不停训诫船主，船主们为了利益，根本无动于衷。后来政府官员绞尽脑汁地搞出了一个规定：改变给船主的结算方式，由以上船的人数结算改为下船的人数结算。

如此一来，罪犯的死亡率立即下降。这个制度的特点在于，激发了船主良知的判断力：我如果不好好对待罪犯，那就没有利润。

二战期间，负责给美国空军制造降落伞的厂家交付的降落伞的合格率为99.9%，这意味着如果有1000个士兵跳伞，那肯定会挂掉一个。美军方要求厂家必须让合格率达到100%。厂家负责人一脸无奈地说，这根本不可能啊，因为万物皆有残缺。军方于是改变检查制度，每次交货前从降落伞中随机挑出十个，让厂家负责人亲自跳伞检测。奇迹出现了，降落伞的合格率很快达到了100%。

让厂家负责人亲自跳伞测试降落伞质量，其实就是在激发他良知的判断力：这件事如果做不好，自己老命不保。如何激发一个人的良知，不可能全凭大道理，你必须让对方知道，如果不致良知，那后果就全由他本人承担。一个人如果真的致了良知，那恶就不会再现，不是不想呈现，而是成本太高，不敢呈现。

古代盗墓都需要两人，两人挖到坟墓后，其中一人被另一人用绳子拴住放下去，取到财宝后，上面的人用绳子把财宝拉上来，但上面的人经常在拿到财宝后把下面的人抛弃。于是，诞生了这样的制度：下去的人用绳子拴住财宝，只有等他被上面的人拉到地面后，他才把财宝拉上来。可这种规定仍然无法保证下面的人的安全，因为上面的人会要挟他，必须先拉财宝。如果你在下面不同意这种方案，只能活活饿死。

再后来，盗墓团伙父子齐上阵，但也发生过儿子扔下墓里亲爹的事。最后终于形成行规：儿子下去取货，老子在上面拉绳，从此，再没发生过把人扔在墓坑的事。

父子之间，父亲对儿子的爱肯定更深，这是人性。所以这一制度上的小动作只不过是顺应人性而已。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制度的小花招随处可见。比如两人分蛋糕，拥有拿刀切蛋糕权力的人，肯定会给自己分割大的一块，但如果规定：有权切蛋糕的人必须让无权切蛋糕的人先选，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也就是说，授权必须和监督同时存在，你当然要相信人性本善，可你更要相信人心中不仅有人性，还有情欲。授权是相信你人性的善，监督则是让你的情欲不要变成恶。

一个团队领导者必须懂得如何顺应人心来确立制度，更要在制度上动些小心思，使其不仅仅慑服于你的权威，更要慑服于他自己的良知。

事实上，很多冠冕堂皇的制度在一个组织中到底能起多大作用，这是未知的。很多真正起效的制度，可能都是些小花招。王阳明特别推崇周公，认为中华成为礼仪之邦，是周公的丰功伟绩。周公为中华贡献了“礼乐”，但周公玩了很多制度花招，比如酒礼。他明文规定不允许酗酒，可没人听。于是周公就搞了些小动作，比如规定喝酒时，每喝一次酒，宾主之间就要行许多礼节，要相互拜一百次之后，一杯酒才能喝掉。这样喝酒喝一晚上也不会醉，自然就不会酗酒闹事。

王阳明在庐陵当县令时，恰好遇到瘟疫。王阳明认为虽然瘟疫是天灾，但人祸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人祸就包括百姓不注重卫生，不锻炼增强免疫力，从而使病毒乘虚而入。于是他颁布制度，要求每人每天必须洗浴、锻炼身体。

但没有人遵从。于是王阳明就用“乐”的方式来辅佐制度的推行。他宣布说，庐陵发生瘟疫，是因为得罪了恶神，我们要搞驱神活动。驱神活动是老百姓喜欢的，但驱神之前必须沐浴更衣，这就解决了卫生问题；还要吃大蒜、葱等辛辣食物，这是消毒。驱神活动中，百姓要又唱又跳，这无疑锻炼了身体。

驱神就是“乐”，百姓们在不知不觉中执行了王阳明“要讲卫生，要锻炼身体”的制度。

所以，领导者的权威固然是来自刚性的制度设置，但制度设置的目的是让人执行遵守，在员工遵守的过程中，还是需要一些小花招、小动作。这看上去是“阴谋”，其实恰好相反，是悄无声息的“阳谋”，因为它的念头是激发人良知、遏制人作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