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提到作家夏目漱石，可说无人不知。最常用的一千日元纸币正面曾以夏目漱石的肖像为图案。至于夏目漱石的作品，从袖珍型的文库本到各种开本的文集、全集，始终是书店常备的热门书。而且，儿童读物、青少年读物、知识教养丛书、中老年爱读书目以及各种文学名著书目里，都少不了夏目漱石的作品。

夏目漱石在世四十九年，正是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四十九年。近代日本确立时期日本社会中发生的种种社会现象、社会事件乃至明治文明的形式及表现，都在夏目漱石的作品里有所反映和论述。

夏目漱石的出现，使日本近代文学面目一新。在自然主义文学主导文坛、浪漫主义文学席卷文坛的时候，漱石文学独树一帜，摆脱劝善惩恶式的教训主义故事格局，对人间社会洞察细微，连用“讲谈”“落语”中的传统手法和写生文的技法，针砭日本文明社会的弊端，揭露金钱支配社会的丑恶现象，反映人们内心深处的孤独，可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漱石作品的受众广泛，知识分子尤其青睐，置身其间，倍感亲切。

夏目漱石亦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文坛领袖，其住所的书斋漱石山房，不啻是当时文人的殿堂。有才能的文学青年和作家，多在漱石的奖掖、熏陶下，在文坛有所名气，作品脍炙人口的芥川龙之介就是其中之一。从夏目漱石致芥川龙之介与久米正雄的一则普通的复信中，足可窥见夏目漱石诲人不倦的形象。对这两名当时尚未为人所知的青年，夏目漱石谆谆告诫，一丝不苟。夏目漱石大概从这两名才情横溢的青年身上感到了一种消极的情绪，遂殷切直言：宜超然于世间文士之评，如牛之强稳有力，迈步向前。他旨在指出，勿为文坛之区区评价而喜而忧，勿介意世间文士，要努力于己之所见、己之所尚，则佳作必为世间所承认。

其实，此乃夏目漱石一贯之思想。对人也好，对社会也好，夏目漱石极为注重其内在的因素，批评明治的日本社会不过是在模仿西欧的外表形态，绝非内在真髓的变革。所以，当日本因在日俄战争中获得胜利而沉浸于自视世界一流强国的兴奋中时，夏目漱石在《三四郎》里借广田先生之口，喊出了“日本要亡国”这一担忧。

有人分析，也许是因为日本尚未真正成为内发的国家吧，所以夏目漱石的作品至今在日本盛销不衰。不管如何，夏目漱石始终是日本超越时代的热门作家，一百年来，在日本社会举足轻重，今后仍会不同凡响。

夏目漱石生于一八六七年二月九日，旧历是日为庚申。民间流传，生于庚申之日者，名中须带有“金”字，否则成人后多当大盗。于是父母为他取名为“金之助”。翌年，江户幕府倒台，日本改年号为“明治”，步入近代化新阶段，史称“明治维新”。如若按照日本人多用实足年数计算年龄的习惯，则漱石与“明治”同龄。

夏目家曾是世袭的行政官僚。夏目漱石在东京新宿区诞生时，家道已经中落，其父只是该区属下的一名小官吏，其母是续弦。夏目漱石是众多子女中的幼子，出生后未受重视，不久就被送入旧货商盐原家当养子了。婴儿时期的漱石常坐在箩筐里，同那些旧货旧物一起陈置于地摊。五年后，漱石被送回夏目家。复籍生家时，漱石已二十一岁。当时夏目家的长子、次子相继因肺病而死。看来，自小不运的经历，使漱石对“人间爱”敏感不凡，以至后来的漱石文学在表现“人间爱”方面亦丰富多姿。

一八八一年，夏目漱石十四岁，他离开东京府立一中，转入二松学舍求学，打下了汉学的基础。汉文的素养使漱石文学别具一格，使他驰骋文坛得心应手。比如“浪漫”的汉字译词，就出于漱石之手而被沿用至今。当时，“浪漫主义”这一受西欧影响而风行日本的时髦流派，本是由森鸥外译作“传奇主义”的。

其时，夏目漱石为生计考虑，起先是想学建筑的。后来听从朋友米山的建议，感到选建筑专业是出于一己之得失，有志者当以天下为己任而改选文学。

一八九三年，夏目漱石从当时的东京帝国大学英文专业毕业，因爱吟咏汉诗，兼受中学时代的好友正冈子规的影响，便致力于俳句的创作。这对后来的漱石文学摆脱俗气、俗臭，显示出脱俗的风格，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漱石”这个笔名典出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名著《世说新语楳排调》，含有固执异癖之意，由此亦可窥见夏目漱石之情趣所在。

此时，夏目漱石有志于英文和英国文学的教学及研究工作，在旧制高等学校执教鞭，讲授英文，根本没有写小说的打算。

一九〇〇年，夏目漱石作为日本文部省第一批公费留学生，赴伦敦研究英文，颇感得偿所愿。但是，赴英伊始，伦敦生活费之高昂使他拮据不安，经常嚼饼干充饥，闷闭于宿舍攻读英国文学著作。不久，他似有所悟，对这种研究产生狐疑，开始探索文学之真髓。为了这个新的大课题，夏目漱石节衣缩食，购买参考书籍，潜心研究，以至疏忽了向文部省的汇报，受到重责。

发愤研究之后，夏目漱石写出了《文学论》。与此同时，留学经费不足，生活拮据，加上可怕的孤独感，使他的神经衰弱症日益严重。在留学期结束限临近之时，文部省闻说夏目漱石有病态发作之虞，遂发电，命另一名旅欧留学生护送精神异常的夏目漱石提前回国。

一九〇三年，夏目漱石回国，作为小泉八云的继任者，在第一高等学校任教，并在东京大学讲授英国文学、文学论以及文学评论。但是，两年有余的极不愉快的留学生活和痛苦体验，使他对研究英国文学日益感到不安。加上精神状况每况愈下，夏目漱石遂在朋友的怂恿下，走上了创作之路。换言之，夏目漱石年近四十才开始写小说，这在小说家中是颇为罕见的。但是，正因为如此，夏目漱石的小说往往蕴含着圆熟深邃的人生哲理。第一部小说《我是猫》是借猫之眼来洞察人类社会，痛快淋漓地讽刺并鞭笞社会的功利、卑俗、傲慢、野蛮，展现了明治时代知识分子的良心，使人感受到人生和人性深处的真相。

夏目漱石是日本较早接触西洋文化和西洋文明的知识分子，亦较早洞察到日本的西洋文明化有重大弊端。

一九〇七年，夏目漱石不堪教师生涯的身心折磨，应朝日新闻社予以大学教授同等待遇之聘，进入朝日新闻社，成为报社专职作家，一年须发表十二篇作品。嗣后，夏目漱石在《朝日新闻》上接连发表连载小说。入社后的第一部长篇连载小说是《虞美人草》，接着是“爱情三部曲”——《三四郎》《后来的事》《门》。

夏目漱石在不失为优秀的青春小说《三四郎》里，描绘了纯朴无邪的青年三四郎与明治新女性美祢子之间不存在爱情的爱情模式。而《后来的事》则旨在表明，爱的价值源泉当存在于“自然天成”之中，不在于神，亦不在于近代西欧的个人主义。换言之，爱的源泉是日本人心灵深处的自然天成。《门》描绘了自然天成左右人生的幸与不幸。至此，在爱情问题上承上启下的“三部曲”谱完终章。但弦外余音，不一而止。譬如：人们在内省之下，决心不顾社会制裁也要归依自然之昔我，其结果，会不会是陷入以更深的内省再度否定目前之自我的境地呢？

兼有东西文化修养的夏目漱石，在“爱情三部曲”里描绘了受西欧影响的“恋爱”，这种“爱”既不同于日本旧有的上对下之“恩爱”，也不同于男女之间的“**”，这使当时的读者饶有兴味。与此同时，漱石又融入东洋文化的特点，强调“爱”受“自然”所涵，爱的形式须以自然为源泉，读来隽永可亲。

《门》完成后，夏目漱石到伊豆的修善寺静养，一度严重吐血，生命危笃。起死回生后，心境有颇大的变化。在此期间，漱石坚决辞退“文学博士”的称号，令世人惊叹。

嗣后的三年里，夏目漱石以缀短篇为长篇的形式，发表了《春分之后》；描绘身心疲惫与文学生涯的长篇小说《行人》；描述三角恋爱中日本文学理念观的长篇小说《心》；自传体性质的长篇小说《路边草》。

一九一六年，夏目漱石在上一年连载完《路边草》后，接着连载小说《明暗》，但未及完成而病逝，终年四十九岁。

夏目漱石还撰有众多“意余于言”的随笔。就其文章来说，乃是日本语的范文。在中国，文学本源于经史一类的正统文章，有“言无文，行不远”之说。日本自古以来受中国的影响，亦以随笔、日记文学为正统，体现文人的品学和地位。

夏目漱石在去世前一年写下的杂感性质的小品集《玻璃门内》，多为生与死的思索。漱石认为“死”是至高的境界，同时慨叹人无法摆脱“生”的本能和执着。

夏目漱石本擅长刻画人心深处的葛藤，小说很少直接道及其个人的生活和思想。但随笔一卸小说藩篱，剖析内在的自我，诙谐、困惑、敦厚、淳朴、真实，乃是窥探漱石内心世界和复杂人生观的重要途径。

吴树文记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