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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夏目漱石的中期三部曲之一——《门》

作者：片冈良一（1897—1957）

（日本著名文学评论家，日本现代文学批评理论的奠基者之一，代表作有《井原西鹤》《现代文学诸相概观》等。）

《门》于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3月1日至6月12日在《朝日新闻》上连载。是夏目漱石继《三四郎》《后来的事》之后创作的小说，与前两部共同构成三部曲。

正因如此，这部作品涉及的题材自然会受到限制。作者曾在《后来的事》的新书预告中这样写道：“这本书的主人公在最后陷入了奇妙的命运之中。但书中并未提及他以后会发生什么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亦是后来的事。”因此，在《后来的事》中还未写到的“后来的事”，便不得不在这部作品中道出了。正因如此，本书中的主人公才会因为做了“对不起别人的事”而在社会的小角落里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

不仅如此，这部作品的标题并不是由作者自己所取的。当时在《朝日新闻》的文艺栏目工作的森田草平[1]负责新书预告文案及书名的选定。他和小宫丰隆[2]协商之后，两人共同决定将“门”这一字作为这部作品的标题。紧接着，正如森田草平所说，“门”这个标题无疑是具有象征性的，但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这部作品的整体构思。正如在写《后来的事》之前，夏目漱石便已经预示了该主人公“最后陷入了奇妙的命运之中”的结局，因此，我认为至少在决定用这个标题时，他对《门》的写作计划已经有了大致的轮廓吧。虽然作品在大致情节设定上是合情合理的，但从故事的内在逻辑的必要性来说却有些缺乏。

总之，由于受到《后来的事》的限制，作者将《门》中主人公夫妇的生活描写成这样：因犯下的过错，他们被光明的社会排挤在外，从此生活变得黑暗与凄凉。然而，书中并未详细描述他们犯下过错，受到指责，不得不远离社会的过程。甚至因其罪过而导致的伤口，也会在岁月的作用下变得几乎愈合。所以，主人公在偶尔上街时，也会“只要兜里还有点儿多余的钱，就会考虑要不要挥霍一番”。而他之所以不那么做，绝不是因为害怕，只是因为心里想着“这样做太愚蠢了”，从而失去了积极的行动力罢了。即使因为受到《后来的事》的限制，书中插入了诸如“我们难道没有权利期待那样的好事吗？”这样的话语，并且用令人不快的言语来讲述主人公命中无子的因果关系，但文中并没有刻画出一对因罪恶感而十分痛苦的夫妇形象。

书中把在“自然的报复”中，“虽作着斗争但也脆弱”的他们，描写成“在被鞭笞中赴死的人”。安井这一角色出场后，作者这样写道：“他俩都隐约地感觉到，在自己心底的某一部分中潜有着见不得人的结核性的恐怖物。”[3]由此看来，在作者的认知中，爱和罪显然是不可分割的东西。但我认为作者还没有将这一点视作不得不潜心钻研的问题。在描写无所出的妻子的痛苦时，作者只是用了一句“对不住你”这样轻描淡写的句子。所以，我们能感受到的是小说里的夫妇在以被世间抛弃为代价的爱情中紧紧相拥时的静谧与温情，而不是两人曾背负的痛苦。因此，在读者的印象中，他们的生活虽然渺小凄凉，但同时也是幸福的。

如果他们是一对没有特殊过去的夫妻——例如《后来的事》中所描写的平冈夫妇那样——可以预见他们未来的生活将是平静的，不会有什么特殊的痛苦。他们的问题主要在于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而他们的内心却是相对平静的——至少文中没有深入地探讨过他们的内心。在没有苦恼的幸福生活中，从外部而来有一些威胁着这种幸福的阴影还能说得过去。但由此导致主人公冷不防地去禅寺参禅，不管怎么说都有点儿太过跳跃了。这样的情节没有内在的逻辑——换句话说，就是没有现实感。这背后的原因也许就像小宫丰隆所写的那样，是作者由于身体方面的因素而急于结束这部作品。但即便如此，作者至少得在这个过程中，让主人公反省爱的可怕之处。如果可以通过这样的反省，将引起小宫丰隆疑惑的事情——宗助离开妻子，独自跨入寺院大门一事进行合理化的话，恐怕这一不连贯就能得到合理的弥补了吧。

但是，这难道仅仅是因为健康问题吗？答案多半是否定的。为了使这一情节成为必然，作者很早就埋下了伏笔。从主人公对“风吹碧落浮云尽，月上东山玉一团”这句诗所描绘的意境的憧憬中，就可以断定这一点。主人公的心境，在这句诗中展露无遗。简单来说，他只是想要驱除内心的烦闷和抑郁，逃到所谓的畅快心境中去吧。他没有对内在进行进一步探索，而只不过是想把焦躁、心烦意乱等一系列的情绪抛在脑后。主人公就像是想把抛弃了自己的社会反过来抛弃掉一样，对所有事情失去了兴致，安于和妻子两个人的安静的生活。因此，在主人公如此的境遇中，对“风吹碧落浮云尽，月上东山玉一团”的憧憬显得十分不和谐，像被硬加进来的桥段，除了埋下伏笔之外毫无用处。多少能让这种憧憬显得合理的是主人公的操劳：宗助每天疲于从早到晚的工作；想着至少在星期天洗个晨浴，但每当到了那一天就又变得懒得动弹；在上班途中连看电车里贴着的广告的空闲都没有；对弟弟或亲戚的关心；等等。文中还有多处，都足以表明这部作品的作者夏目漱石只是模糊地描写出了现有的问题，未曾明确地试图探索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在文中描述的主人公平静的心境中，恐怕很难探讨出这些现实下隐藏的、更可怕的问题，比如对爱本身的怀疑以及对人类存在的恐惧等。

正因为如此，文中的参禅在宗助看来并不是一种反省自己的罪孽的苦修，而是非常舒适、放松的。主人公去参禅时，师父问：“父母未生你之前的本来面目是什么？”然而主人公却慨叹这个问题与自己目前所面临的问题相差甚远。如果他正思考着人类的原罪等根源性的问题的话，那么他至少会由这句话联想自身，而不是叹息这样的哲学思考和他所面临的生活问题毫无关系。在禅修结束后却没有任何直接收获时，主人公终于顿悟到，自己除了在门下无助地伫立之外，什么也做不了。而作品结尾处的冬去春来则暗示了一种轮回观，仿佛在说，在不知不觉中经受着世间种种磨炼，即是人生的写照。

众所周知，参禅这部分的内容来源于作者的直接经验[4]。同时，“风吹碧落”这句诗所描写的意境，也是作者一直向往的。不过，在作者的心境中，还包含着《门》的主人公所没有的与周围世界之间鲜明的对立——一种称得上是半疯狂的泡影[5]。虽然作者将这种经验与实际感受都写入了《门》这部小说中，但删除了那些如泡影般的事物。然后，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罪恶感——夺走了别人的妻子的罪过。作为《后来的事》的后作，这一点是本作品的必要条件之一。同时为了使这个条件充分发挥作用，书中的主人公被塑造成了一个被磨平了棱角，颓废、消沉的人。有部分人推测，之所以这两部作品中会有这些关于罪恶感的设定，是因为夏目漱石本人在现实中犯下了严重的罪过[6]。但事实并非如此，倒不如说对人情以及炽热的真爱的尊崇之意才是作者内心更为坚定的东西。《后来的事》中代助与三千代的爱情，以及三千代勇敢接受爱情的方式等，都明确地表示了这一点。因此，作者一方面设定主人公“犯下罪孽”，并因此备受社会的排挤；但另一方面，付出如此多代价的主人公夫妇却是幸福的——他们两人只要有对方在身边就是幸福的。除此之外，不管是“风吹碧落”的世界也好，宗教的解脱也罢，都是毫无必要的。

然而，他们的意识却犯了罪，因此他们不得不在某个地方寻求救赎。这一矛盾使得文中必然出现一些跳跃性的、不自然的剧情，以及没有太多实际用处的伏笔。作品中没有表现出与这种罪恶感有关的真情实感和切身经验，以及罪恶感背后的犹豫、焦虑、情绪波动等，是因为作者的内心其实并没有真实地感受到罪恶感的存在。因此作品在感情表现的丰富程度和精神内核的感染力上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也就是说，由于夏目漱石并不能对通奸以及随之而来的负罪感产生共鸣，《门》的设定于他而言只不过是一个空虚的设定，并不存在任何切身体会。

在夏目漱石的作品中这一类的“罪恶感”由来已久。他早期的《人生》等文章中，就描述了由无意识行为产生的“疯狂”，以及因这种疯狂而犯下的“罪过”。而在《我是猫》《虞美人草》等作品中，也有类似的与内心相关的东西。不仅如此，在《梦十夜》中，他还凭直觉捕捉到了这个世界的“气味”——充满了我执与罪的恐怖。只不过，这还只是一种依靠敏锐的直觉触发的东西，而当作者试图通过《三四郎》《后来的事》逐渐确立现实主义倾向，将其发展成一种成体系的观念时，《门》这部作品的设定也就随之诞生了吧。

想来，那时的作者对于与周围的世界格格不入的自己，应是郁闷至极的。年轻的时候，他会感到焦虑、愤怒，尝试进行斗争。但当焦虑、斗争都无济于事时，他便对“风吹碧落浮云尽”一句中所描绘的无忧无虑的世界心生向往。随着他进一步接触现实主义，他看到了无数的黑暗与扭曲，同时也感到：问题绝不仅仅出在外部的现实世界。他开始意识到，不仅是外部的世界有问题，他自身内部也有问题——即使不能将这些问题称为“罪”。据对这一点调查极为周全的小宫丰隆说，在写《门》这部小说时，夏目漱石再次经历了内心风暴，感受到了与创作《我是猫》时相似的郁闷和苦恼。夏目漱石的内心充斥着复杂的情绪——他既对周围充满了愤恨的情绪，但一想到自己内心的软弱和缺陷，他又无法保持理直气壮的愤怒。

夏目漱石有着十分尖锐的自我反省意识。这种反省常常令夏目漱石陷入焦虑的抑郁之中。在这种抑郁的深处，他再次触碰一直以来对我执及无意识犯罪的恐惧。于是，他有些草率地将这种感觉与代助所犯下的“通奸之罪”结合起来。这就使得我们不禁对作为《后来的事》的后续而出现的《门》中的情景感到似曾相识。所以，在《门》这部作品中，不管是主人公还是他的妻子，每个人物形象中都有与罪恶感作斗争的一面。那绝不是单纯凭空想象出来的或是借鉴别人的东西。

但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思考，即作者表现这种罪恶感的方式是否妥当。我认为，这个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作者把人物内心的焦虑和无法战胜这种焦虑的软弱思想，归咎于人物内心的罪恶和疯狂，并期望在宗教思想中获得救赎。这本身就已经犯下了巨大的错误。在《后来的事》和《门》的剧情中，代助和宗助都夺走了别人的妻子，这显然是一种罪过。但如果我们认同恋爱自由的话，他们只是爱上了别人的妻子，并不能直接将这件事定义为犯罪。特别是在《门》中，阿米是作为妹妹被朋友介绍给宗助的，而并非是以别人的妻子的身份。所以宗助不知道阿米是别人的妻子，但是代助那边则很难说他是弄错了。代助被父亲和兄长抛弃，被社会普遍排斥，陷入了与宗助相同的处境。这两个不同情况的人，却遭遇了相同的命运。这不就表明与其说罪在他们，倒不如说罪在他们所处的社会。况且，他们本来就没有严重的罪过，只是单纯地想要活出真实的自我，然而社会却将他们排斥在外，从而使他们被迫过着如同“背阴者”般的生活。那么不言而喻，主要问题应该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

实际上，这正是自二叶亭四迷以来的日本近代自然主义文学家们所痛切地体会到的悲剧。其明确的证据是，从《浮云》的主人公内海文三开始，文学作品中常常出现所谓“多余者”的悲剧。他们被这种悲剧压垮，人生中只有一些微不足道的喜悦，比如买到一只形状滑稽的气球……除此之外，只能无言地忍受着疲惫不堪的生活。这样的形象在自然主义作家的作品中被描写得淋漓尽致。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宗助夫妇并没有特别的罪恶感，只是在远离繁华社会的一隅中默默无闻地过着穷困潦倒的日子。《后来的事》中平冈面临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生活中的种种困境，他带着生病的妻子好不容易才在困苦的租房生活中安定下来。平冈夫妇的生活状况如果进一步恶化，恐怕就会变成宗助夫妻那样。另外，这本书中也包含着夏目漱石的真实感受，这一点应该也不难理解。因为他自己正是感到难以融入周遭社会，内心充满了矛盾，因此在远离人群的深林独屋中，享受着既寂寞又不受烦扰的幸福生活的一个人。

那么，在此我们思考问题的根源时，就必须考虑到导致其必然发生的社会条件。小说中并没有试图找出这些问题，而是倾向于探索主人公内心中的罪恶和黑暗。与其说这是逻辑上的跳跃，倒不如说是一种错误。因为这种做法会把阻碍人类精神独立和生活自主的外在社会条件的矛盾，转移到主体的内部。夏目漱石认为，面对这些社会问题，个人无论是焦虑还是愤怒都无济于事，这无疑是一种敏锐而正确的判断。但是，把这种无力的焦虑和愤怒的深层原因归结于罪恶感，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误解。这部作品的前半部分与后半部分似乎是跨越了这样的错误而拼凑在一起的，所以无论怎样去调和，读者最终都会不由得感到作品内在的不连贯。

其次，夏目漱石从早期开始便认识到的罪恶感和疯狂的恐惧是人类的一种我执，而这些感情会在无意识中轻易地伤害到他人。情不自禁地爱上一个已婚女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我执的表现。但如果说这份爱情仅仅是一种罪恶，一种疯狂，似乎也过于牵强。另外，如同前文提到的，通奸这种情感经历夏目漱石其实是不甚理解的。但是他并没有更加深入地研究这个令人恐惧的问题，没有写明这段感情中两个人的心理究竟是怎样的，而是选择用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传统且带有神秘主义的烟幕弹来掩饰，如命中无子的因果、算命等。所以，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文中关键的参禅之地缺乏合理的意义，也是无可厚非的结果。可以说，夏目漱石在处理修禅的问题上犯下了双重错误。这就是为什么，尽管一方面，《门》这部作品中所体现的现实主义是透彻且深刻的，但另一方面，其内涵仍旧是浑浊、模糊的。三四郎因种种原因没能活出真实的自我；代助原本失去了对生活的积极热情，但面对三千代的不幸，他却重新树立起了自我意识，决定要坚定地活下去；其后的宗助夫妇被社会排斥在外，被迫过着贫困、寂寥的生活。这三本书的情节发展、感情色彩都是真实的、一贯的。但夏目漱石在《门》中却话锋一转，提出他们的痛苦都是因为他们罪孽深重，因此，会让人感到不合逻辑，我想不难理解。

这样看来，夏目漱石自《三四郎》开始的这三部曲中，都贯彻了现实主义的思想。他的这些作品触及了当时自然主义作家曾遇到的、那个时代最为典型的问题。特别是在《后来的事》中，倒不如说他甚至比多数自然主义作家更加敏锐地揭示了当时社会的现状。但和其他自然主义作家一样，夏目漱石也未能准确地把握这些问题的深层意义。因此，这些作品反而表现出了另一种倾向——在稍有偏差的方向上寻找问题的原因。《门》之所以被看作是那个时代将写实主义贯彻到底的作品之一，正是因为它用了一种极其黑暗的视角，去捕捉被逼入社会角落的那些人的形象，从而让人觉得就连他们的幸福和喜悦都充满了凄凉与悲惨。但这明明是那个时代普遍存在的情景，夏目漱石却把它与拥有特殊过去的人们的罪过联系在一起，这样的解释反倒破坏了作品的澄澈。

虽然这是这部作品中令人惋惜的缺陷，但是在《门》中，夏目漱石的视角开始转向人（自我）的内在。也就是说，夏目漱石的现实主义文学从这本书开始走向了真正意义上的成熟——这是这本书的另一重意义。在讨论自我如何受到禁锢的浪漫主义文学陷入停滞之后，新现实主义进一步发展，将文学演变为探讨人类自我意识应该如何存在的实验所。这些文学作品一方面探究着禁锢人类的自我意识，导致其发展陷入停滞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也寻找着人类内在的问题。直到这时，日本的现实主义文学才开始成为一个完善的文学流派。这一点如今也无须赘言了。《后来的事》中所体现的“低徊趣味”的心理描写，虽然在《门》这部作品中还残留些许，但《门》中也开始流露出作者审视自我的意图。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夏目漱石开始明确地有了自我反省的欲望。如此想来，绝不应该消极地看待《门》中关于罪恶感的探索。

然而，还有一点必须注意的是：对人类内在的反思绝不能与对支配着人的外部客观条件的分析分割开来。既然人类的内在不是脱离社会环境存在的，那么这一点也是不言而喻的了。只有清楚地了解这一点，并且能够将内外正确融合在一起，现实主义文学才是完整的——当时正在转变的社会形势对文学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而自然主义文学之所以能够风靡一时，也是因为顺应了这种形势。然而，从上述内容可以明显看出，同自然主义文学无法正确回应那个时代的要求一样，夏目漱石也无法十分准确地解决这个课题。对在《后来的事》中密切关注着客观条件与主人公心理之间的关系的夏目漱石来说，这是一个合适的课题。但是，夏目漱石在《门》中对人的内在的探索却是与外部条件毫无关系的，他没有分析产生这样的心理活动的外部条件。二叶亭四迷在明治二十年（1887年）提出了与以往不同的新现实主义方法，并发表了《浮云》这样优秀的作品。他认为文学是专为探讨时代思潮和社会问题而存在的，但他并没有意识到严格检验自我也是近代文学的一大重要发展方向，所以他最终并没有十分成熟的作品。虽然与他探究的主题相反，但是同样的，夏目漱石对现实主义的探索也是十分片面的。因此，《后来的事》中试图发展客观主义探索的意图也开始逐渐减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们普遍把《门》中的现实主义视为夏目漱石对自然主义的屈服，是一种后退。

但是，本书中所明确讨论的这种罪恶感，决定了夏目漱石之后的作家之路的方向。这部作品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标志着夏目漱石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次转折。即使这种转变是不充分的。大部分的自然主义作家只是旁观着人们和自己一样被生活逼入绝境，却无法看破这种困境的来源，还自以为透彻地认清了生活的本质就是这样的。因此，他们的文学不再是一种抗议，而成了一种近乎懒散的、对生活的记录。而夏目漱石仍旧对这种困境抱着深深的疑惑，并不断深入探索，所以《彼岸过迄》之后的后期作品中才会有如此深刻的内涵。凭借这些，夏目漱石至少超越了当时绝大多数的自然主义作家，率先走上了现实主义的文学道路。在贯彻现实主义的同时，《门》这部作品还表达了反自然主义的思想，因此，《门》可以说是夏目漱石写作生涯的重要里程碑。

1949年于春阳堂文库讲解

（许佳琳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