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泰山回来后，李隆基对张说更加看重了，但与此同时张说却失去了其他大臣的拥戴，这倒不是因为大伙儿嫉妒张说受到皇帝陛下的青睐，而是因为确实是张说把事情做得有点过分了。

情况是这样的，封禅结束后，朝廷对扈从东巡的所有人员进行了论功行赏。第一等级的是跟着李隆基一起登上泰山、参与了封禅典礼的官员，第二等级的是留在泰山脚下的那部分官员，第三等级的则是负责皇帝仪仗和护卫的兵将们。能不能上山就是依据级别定的，原本这事无可厚非，可当三个级别的具体名单公布出来后，朝中却骂声响成了一片，因为大家发现，在第一级别的名单里混入了一些奇怪的人，以这些人的官职，他们根本没资格上山，可名字却赫然在上面。而且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或多或少都与宰相张说沾亲带故，不是张说的亲戚，就是张说的亲信。

让朝臣们的怒火更上一层楼的是，三个等级所获得的封赏差异也大得离谱。随同上山的第一等全部加官晋爵，而且晋升的幅度非常大，像是张说带上去充当仪式供奉官及主事的那几位，此前的品级只要是不足五品的，下山后就直接给越级升到了五品。第二等的则是按部就班地升了一级。最惨的还是第三等的随行兵将们，在泰山周围站了好几天的岗，风吹日晒，一趟下来居然连一点实物的赏赐都没有，只是得到了提升勋位这种名誉上的奖励。

正是因为如此，张说可谓犯了众怒。但鉴于张说本人极度狡猾能干，皇帝对他也很信任，大伙儿只得暂时保持克制，敢怒不敢言。不过没有过多久，情况就开始出现了变化。

在一次宴会上，李隆基在朝中高级官员的座席区那里无意中瞥见了张说的女婿郑镒。李隆基依稀记得郑镒就是个九品芝麻官，但是现在这个郑镒却是身穿着五品官员的官服，而且很自然地与人应酬。

满怀疑问的皇帝陛下当即派人把郑镒叫了过来，向他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郑镒到底是张说选中的女婿，在短暂的惊慌后立马恢复了正常状态。面对李隆基的提问，他并不回话，只是跪在那里一动不动。因为郑镒知道自己被破格提拔为五品官的事情有违规定，无论自己回答什么都有可能会给岳父大人招来麻烦，倒不如就杵在那儿不声不响的，等岳父大人或者他的亲信闻讯后来替自己解围。

见郑镒跪在那里不作声，李隆基就意识到事有蹊跷，就在他准备继续发问，搞清楚原委时，在他身边一个名叫黄幡绰的侍臣说话了。

“这就是泰山的力量啊（此乃泰山之力也）！”

在此不得不感叹中国语言的博大精深，黄幡绰仅用一句戏谑的调侃就说明了缘由，而他在无意中也打响了朝中倒张运动的第一枪。

事发后，张说并没有找黄幡绰的麻烦，因为黄幡绰是李隆基最为喜欢的宫廷乐师，没有之一。而且此人一向喜欢用滑稽风趣的语言针砭时弊，经常能劝谏李隆基改正一些错误，所以风评很好，即便是被他调侃过的人也不会责怪他。张说身为堂堂宰相自然也不例外。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位黄幡绰几年之后还曾出言讽刺过另外一个知名度极高的人物，那个人就是这个盛世的终结者——安禄山。

在了解到郑镒的情况后，李隆基对张说的态度开始出现了变化。不过处于自己政治生涯巅峰的张说不复以往敏锐，没有能够及时觉察到这一情况，甚至在他的属下中书舍人张九龄劝他要低调行事，提防反对派的动作时，张说依然一副不以为意的样子。

除了不听人劝外，张说的脾气也变得越来越大了。在和同事们一起处理政务的时候，一旦出现谁的意见与张说不一致或办的事情不合张说之意的情况，他便会板起脸来训斥对方，偶尔还会毫不留情面地在公开场合破口大骂当事人。要知道，张说的口才是相当好的，因而骂起人来也格外具备杀伤力，凡是被张说臭骂过的人一致表示，挨宰相的骂让他们感到比身受死刑还痛苦。

统领百官的宰相做到了这种地步，百官再没有意见就不正常了。于是张说的政敌数量以每日翻番的数量级暗中增长起来。也就是说，相对于前面的姚崇、张嘉贞，张说对面的敌人不再是一个，而是一群。在这群人中，起到领头作用的是三个人。

排第一的，是张说的搭档——侍中源乾曜。他和张说自姜皎事件起就有了隔阂，在封禅争议中，两个人的矛盾变得更大。后来张说封赏不公惹得大伙不满，不少官员就此投到了源乾曜的一方。不过在反张阵营中源乾曜仅是个旗帜型的人物，真正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另外两位。

其中一位在前面的文章里出场过，他就是当年执法严格、处死了李隆基喜爱的吹笛胡雏的那个洛阳令崔隐甫。这位仁兄后来升职为河南尹，在任期间，工作认真负责，群众反映良好，李隆基听说后有意予以重用。

按照李隆基的本意，是想让崔隐甫出任御史大夫的，但任命文件下发到了宰相那儿，却被张说驳回了。因为在张说眼中崔隐甫学识有限，不太能让人瞧得起，所以他建议皇帝调崔隐甫到部队去担任金吾大将军一职。至于御史大夫的位置，张说推荐由自己的亲信、曾任殿中监的崔日知出任。

没想到李隆基这一次没有听从张说的建议，而是坚持己见用了崔隐甫做御史大夫，崔日知反倒是被送进了军中担任左羽林大将军去了。后来这件事传到了崔隐甫处，被张说嫌弃没文化的崔隐甫就此与张说彻底势不两立。

在后续的张说倒台过程中，崔隐甫发挥了排头兵的重要作用。

其实，崔隐甫还是对张说不大了解，只要他与张说的接触足够多就会知道，张说在朝中看得上的人并不多，看不起的却着实不少。不过在众多张说看不上的大臣中，只有一个人是存在威胁的，那个人就是时任御史中丞的宇文融。

事实证明，张说的预感没有错，这个宇文融正是反张阵营的核心人物，而且此人的确是在近几年越来越得到李隆基的看重了。

因为宇文融和张说一样精明能干，如果说这几年来，是张说帮着李隆基在制度和政策上解决了帝国军事与外交方面的种种难题，那么给李隆基解决财政上难题的人便是宇文融了。

开元八年（720），当时的宇文融刚刚从地方上调到朝中工作，虽然他的身份是一名从八品的监察御史，可是宇文融却没有把自己的视线聚焦在寻找官员们生活作风方面的问题上，而是锁定在了经济领域。

经过观察和信息的搜集研究，宇文融发现了这样两个问题，一个是国家的军费开支在逐年攀升，它的增长速度之快令人咋舌，且有快要让朝廷入不敷出的趋势；另一个则是国家自改元开元后，社会日趋安定，各项事业持续发展，人口想必也有所增加，然而朝廷户部却没有获得更多的收入，有些年份收到的税赋反而还少了。

宇文融的这两个问题并不难理解，简单来说就是王朝早期实行的土地制度趋于瓦解，土地由自耕农手中逐渐集中流入到地主官僚处，而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则沦为佃农，被地主官僚藏匿了起来，以免缴税。因此以人口和土地为主要征收对象的国家在收税上会越来越困难，难以享受到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带来的红利。

宇文融意识到要增加朝廷的收入，就必须先从户口上着手，于是他上书给朝廷，请求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查户口的行动。在奏表中，宇文融指出户部现有的户籍资料已经有些脱离实际情况了，因为这些年来有的人逃亡了，有的人迁移了，如果国家不能及时掌握到最新的数据，税源迟早会进一步缩水，届时可能就连想清查户口数字也没有那个经费了。而这一趋势发展下去，最终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朝廷无钱可用，国家系统面临崩坏的危险。

宇文融的这一奏表最先是送交到了源乾曜的手里。看完里面的内容后，这位此前的上级马上表态支持。有了源乾曜的支持和推动，李隆基很快也看到了这份奏表，并对宇文融的建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过一轮轮君臣的深度交流与沟通，最终李隆基下定了决心，要打响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从偷税漏税的那些地主老财手里抢回本属于国家的那部分人口和税赋。

开元九年（721）二月八日，李隆基给以户部为首的几个有关部门下达了指示，命各部在宰相的组织下研究安置流民、清查户口以及惩治虚报户口的相关办法。

或许是担心各部联合出动的重量级有限，不足以震慑那些有胆量藏匿户口、偷税漏税的人，二月十日，李隆基特地又亲自上阵下达了一份诏书，在诏书中李隆基明确嘱咐各州县对于逃亡的户口，应允许他们在百日之内向官府自首，他明确要求地方政府要根据老百姓各自的意愿进行有针对性的处理，切忌一刀切。前去自首的逃户则可以选择在当地重新加入户籍，或者是接受遣返回老家。对于超过一百天的期限不出来自首的，李隆基要求一经查出，就将对方发配到边远的州县，以示惩戒。而且无论是公家还是私人，李隆基表示有胆敢容留、包庇这些流民的，统统依法论罪。

相关的规定明确后，李隆基便找来了宇文融，皇帝陛下的意思很明白，既然是你宇文融倡议清查户口数字的，那你就得负责任，得参与到具体的执行工作中。

对于这一点，宇文融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因此他当即向皇帝陛下表态愿意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项伟大的事业中去。

于是在李隆基的支持下，宇文融开始奔波于全国各地，推行查户口（括户）政策。

正是在这份看似烦琐无聊还得罪人的工作中，宇文融开始逐步展露他的能力，这位从来没有参与过大项目的仁兄居然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向李隆基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宇文融不但按照需求梳理清楚了几个重点地域的逃亡人户的状况，还顺手查出了一批不在户籍簿上的百姓（所谓的黑户）和大量没有登记或存在偷税漏税现象的土地（黑地）。

由于宇文融是以御史的身份下到地方的，因而他也没忘了自己的本职工作，每到一个地方，在核实户口数字、厘清土地赋税的同时也查案，就这样宇文融带领他的团队一路上查获了很多弄虚作假的案件，为国家挽回了不少经济损失。

李隆基此前并没有想到宇文融能干得这么漂亮，大喜过望之下，便给宇文融连升三级，先是晋升他为朝散大夫，很快又任命他为兵部员外郎兼侍御史。

对于大领导的肯定，宇文融非常感激，于是他又写了篇奏表上呈朝廷。这回宇文融请求朝廷批准设置十个由御史兼任的劝农判官，让这十名劝农判官分别对应全国的十道，分管各道的户口与土地的清查工作。此外，他还在奏表中建议对于被清查出来的、新入籍的人户，免除其六年的赋税，以在群众中间形成良好的激励效应。

李隆基没有多想就批准了宇文融的建议，更为声势浩大的全国范围的土地及人口清查运动就此开展了起来，但问题也随之冒出来了。最大的问题出在宇文融派出的那些劝农判官身上，虽说十位劝农判官是各自分管所负责的那一道的清查工作，他们相互之间没有统属关系，也基本上不会互相干预。但这十位大致称得上是同行，同行之间就算互相不做比较，也难免会被别人拿来比较，于是乎十个劝农判官慢慢就发展成了竞争关系，他们的个人清查业绩也开始和官位挂上了钩。到后来难免就发展成了仅以结果为导向，谁的工作完成得多，上报的数字好看，完成清查任务量的速度快，谁得到的评定就越好，升官也就越快。

所以为了表现出自己的能干，并且干出更出彩的成绩来，有的劝农判官到了地方后就开始乱来了。比如威逼利诱州县提供虚假的括户文牒，把原本在册的改成新落户的，还有找来逃亡人户的邻居和保长代为出人缴税的，甚至有的直接强迫地方上的大家族分家成新户的，只求往多了报，反正自己也不用承担后果，折腾完就走人了，折腾出效果来对自己还有莫大的好处。

到头来倒霉的当然只有老百姓，不是被迫多缴了逃亡邻居的那份税，就是被安排着来来去去地扮演新落户的百姓，反正是不得安宁。这下好了，有些本来过得安安生生、舒舒服服的人家也得跑了。这些跑掉的人，就再次成为黑户，进入到下一轮括户的循环中。

劝农判官的内卷化竞争闹得地方上不得安宁，特别是对于一些并不发达的地方造成了短时间内难以愈合的伤害。于是地方上的部分官员坐不住了。

阳翟县尉皇甫憬带头上表请愿，公开表示那些个劝农判官把百姓祸害得厉害，希望朝廷快点把他们收回去。同时，皇甫憬还给出了他对朝廷财政问题的见解。在他看来，如今的困难局面主要原因在于冗官太多，加重了朝廷的开支负担，因而精兵简政才是度过困难的应有手段。

平心而论，皇甫憬没有乱讲话，他指出的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不过李隆基在看完他的奏表后并没有奖赏或勉励他，反而是直接下令将皇甫憬贬为盈川尉。

其实，李隆基并不是昏了头，认不清问题，从事情后续的发展来看，他有关注到官员俸禄带来的财政压力，且想了办法，这一点我们马上就会说到。李隆基之所以亲自出面惩治了皇甫憬，主要是因为清查田地户口的运动发展到现阶段已经不仅仅是为了解决财政问题，更重要的是朝廷要在地方进一步树立威信，需要对地方豪绅大姓来一次整顿，为接下来的大动作做好基础性的铺垫。

在土地清查运动轰轰烈烈地持续了一段时间后，李隆基开始主动出击进行纠偏了。

开元十年（722）正月二十一日，针对皇甫憬提及的官员俸禄开支超载问题，李隆基下令给有关部门，提出了通过征收国有房屋、园林的房租、捐税作为补贴，用来给百官发工资的解决方案。

两天后，李隆基又下令向官员们征收职分田的田赋，按照每亩平均两斗的标准执行。当时的文武百官都有分得一块名为职分田的土地，土地上的相关经济产出则是作为给官员们的养廉经费使用的，根据惯例，一品官有职分田十二顷（一顷合一百亩），二品官有十顷，三品是九顷，四品是七顷，五品六顷，六品四顷，七品三顷半，八品两顷半，九品两顷。但是后来不同等级的官员实际得田数量却几乎都超过了规定范围，李隆基这样的政策相当于在承认官员们超额部分田地的合法性的基础上去要求百官承担相应的纳税义务，因此官老爷们也无话可说，只好乖乖申报个人资产并上税，朝廷则借此掌握了群臣的资产情况，同时获得了一笔收益。

官员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就该老百姓了。

开元十一年（723）八月十日，李隆基下发命令，表示要对清查户口及土地工作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予以修正，他明令取消了强制逃亡户口返乡的政策，要求各地务必顺从百姓各自的愿望，属于逃亡户口的如果有意就地生活，当地州县便应当予以就地安置，让逃亡人户能够安居乐业。如果州县不配合或不改正，一旦被发现，相关官员一概论罪免职。

到了开元十二年（724）六月五日，李隆基再次下令，允许逃亡人户自首，对于他们所开垦的荒田，地方政府要根据实际情况收税。为了保证这两年经过调整的政策能够真正得到贯彻执行，李隆基特命宇文融为劝农使者，前往全国各地，负责监管相关工作。

宇文融还是相当靠谱的。据记载，他每到一个地方后一定会把地方上的人无论男女老幼都聚集在一起，由他本人宣讲相关的政策，并现场解答各种群众的疑问，等到群众没有问题了他才带人开展工作。在工作期间，老百姓遇到任何问题，只要宇文融在，或者听说了，他一定会想方设法帮忙解决。因而宇文融在民间的声望很高，很多逃户非常感念他的恩德，甚至有人哭着表示宇文融是他的再生父母（百姓感其心，至有流泪称父母者）。

经过政策上的优化调整，和以宇文融为代表的官员的努力，截至开元十二年（724）年末，全国十道共括得异地安置人口八十余万，同时这些人所开垦或置办的相应土地也被重新收入了户部的账目，朝廷因此一项就增收了数百万串钱。

由于宇文融相当于为朝廷贡献了接近十分之一的税收增量，李隆基深感欢喜，就又给宇文融升了职。这一次宇文融直接由从六品上的兵部员外郎被提拔做了正四品的御史中丞，成了监察系统的二把手。

不过随着宇文融逐步走进大众的视野，朝野间对于他的争议声音也变得越来越大了。为了抚平舆论上的异议，由李隆基牵头开了一个专门讨论清查土地、户口问题的碰头会。

说实话大部分来开会的官员并不懂经济，他们知道的只是皇帝陛下对宇文融的工作非常满意，这个精明能干的小伙子俨然已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因此在尚书省召开的这场碰头会上，与会的官员们绝大多数没有提及清查土地、户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但时任户部侍郎的杨玚是懂业务的，他还了解不少情况，于是杨侍郎站了出来表示对清查出来的流亡户予以免税，本身就是对原住地百姓和留居原地人户的不公平。而且加征户籍以外土地的赋税，会加重百姓们的负担，从长远来看此举得不偿失。

对于杨玚指出的不公平问题，李隆基并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为了自己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李隆基只能是硬着头皮继续走下去。

不久，杨玚就被调出朝廷，到华州（今陕西渭南市）去做刺史了。

转过年来，宇文融以御史中丞的身份兼任了杨玚的户部侍郎的位子。而本着新官上任三把火的精神，李隆基交给了宇文融三个任务：

第一，是皇帝陛下希望把从新增户口那里得到的税赋收入存进各地所设的常平仓中，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第二，是李隆基想在各州县都成立一个劝农社，这个劝农社会鼓励各地贫富农户互帮互助，分享工具、人力及好的农耕经验和技术，引发先富带动后富，技术驱动发展的效应，实现地方上的共同富裕。

第三，是清查工作中的老问题，即如何避免工作失误或违规操作带给老百姓的双重征税困扰。

对于皇帝陛下提出的三个新需求，宇文融当场拍胸脯表示这些都不是问题，但要想完成任务，自己需要独立行事的权限，因此他向李隆基申请了“驰传巡历天下”的权力。

所谓“驰传巡历天下”，用今天的话讲大致相当于获得了一个中央巡视组的名头，有了这样的名号在，宇文融出去办事能方便很多。李隆基思考了一番，认为宇文融的要求并不过分，当场就同意了。但他没有想到的是，给出的名头会被宇文融用到极致，最终造成了朝中两大势力的一场火并。

借着巡视组的这个牌子，宇文融下到地方后就要求各州县官员将地方上的情况事无巨细地统一先上报给劝农使，然后才能上报给中书省。而中书省等中央机关各部门的工作也被宇文融以统一协调的由头横插一刀，变成了需要经宇文融点头同意后才能下达执行。相信大家已经能明白，为什么张说会对宇文融深感厌恶了，因为宇文融不声不响地把自己的角色塑造成了实质上的宰相，开始架空张说这个中书门下（政事堂改名后的称呼）的一把手了。

特别是在东封泰山结束后，借着众臣对张说的不满及李隆基对吏部在选人用人上徇私舞弊的怀疑，宇文融进一步提出了一个新的倡议。他建议将吏部分拆成十个相互独立的部分，每个部分各由一个人来管理。有选举人才的工作时，十个部分会分别参与到选举中来，进行人才的测验与判定，之后十名负责人会经过商讨拟定出一个任命名单来，并在第一时间将名单送入宫中由皇帝做最后的裁决。而在这一过程中，不管是吏部尚书还是吏部侍郎都无权介入过问，以便保证名单不会受到朝中专权人士的干扰。

虽然宇文融在这份密奏中通篇没提及张说的名字，但是句句都在针对张说。而且为了让张说无法反对，他特意提名对张说有恩的礼部尚书苏颋担任分拆后的吏部十名负责人之一。

在左庶子吴兢的上书反对下，宇文融的这一建议没有被李隆基采纳。但宇文融的举动算是彻底惹火了张说。此后宇文融和他所属的劝农使但凡有所奏请，张说都要想办法捣个乱，或进行压制。几次交锋之后，宇文融意识到此前逐步架空张说的办法已经行不通了，张说已然盯住了他，双方的摊牌只是时间问题。

考虑到自己手上可以打出的牌相对有限，宇文融决定先下手为强。他找到了与张说有宿怨的自家直属领导、御史大夫崔隐甫，并同老领导源乾曜打好了招呼，准备整合御史台的力量与张说正式开战。

开元十四年（726）四月四日，御史大夫崔隐甫、御史中丞宇文融、李林甫这三位御史台的长官突然联名上表弹劾张说，这份奏表上罗列了张说当政以来的三大罪状。这其中摆在第一条的就是李隆基最忌讳的——结交术士妖僧，图谋不轨。

三人称，监察系统所掌握到的情报显示，张说曾多次把一名叫作王庆则的术士秘密带进自己的家中进行占星、解祷等古怪的仪式，还让僧人道岸帮着他刺探时事，试图窥探皇帝陛下的个人隐私，可谓居心叵测。

宇文融等人给出的第二条罪状也是相当致命的，他们称张说徇私僣侈，有出卖国家利益以谋私之嫌。

他们爆料称，中书主事张观、左卫长史范尧臣二人作为张说的亲信，在张说的默许与包庇下，以权招赂，公开利用手中的权力搞起了利益输送，甚至大胆地擅自给内附大唐的突厥九姓羊钱一千万，令九姓在太原城内的势力不断坐大，威胁到了大唐龙兴之地的战略安全。

宇文融等人还揭发张说本人收受巨额贿赂，生活腐化。他们表示曾经接到群众举报反映张说采用非正当手段强行占有他人财物（如姚崇家），而且自从张说担任宰相以来，各种孝敬从不拒绝，其家中不法财物众多，其行径更是极为恶劣，给官场生态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这份奏表送上去之后，李隆基勃然大怒，当即下达指示，命侍中源乾曜及刑部尚书韦抗、大理少卿胡珪、御史大夫崔隐甫等组成专案组，一同前往尚书省公开审理张说一案。有鉴于张说平日里点子多，李隆基为防止张家人得到消息后销毁证据，又指示金吾卫发兵包围了张说的府邸。

这个架势即便不是明眼人也看得出来，是把张说作为敌人来看待了，因而那些平日里同张说关系密切的大臣都不敢在朝堂上替张说说话求情了。但是有位来自东宫的官员是个例外，他听说张说出事的消息后马上就赶到了朝堂为张说喊冤。

在张说面对墙倒众人推的局面时，还能够替张说说情的人肯定与张说的关系不一般，事实也确实如此，因为这位担任太子左庶子的不是外人，他正是张说的哥哥张光。

而且李隆基预料得没有错，张家的人要么不动，要是行动了，就一定是有备而来。这位张光就是这样。他是带着家伙来的，那是一把非常锋利的小刀。

有必要说明的是，张光并没有刺王杀驾、胁迫朝廷放人的意思，这把刀是他用来给自己使的。估计是受到了当年安金藏自残为皇嗣李旦鸣冤事件的启发，张光在李隆基面前一刀割下了自己的耳朵。

张光用自己的耳朵向李隆基保证自己的弟弟是清白的。

然而，经过对王庆则、张观等相关人员的审讯，结论却是宇文融等人的弹劾基本属实。

其他人都服罪了，朝中的大臣们也不方便再多言什么，李隆基本人也没有再多说话，他只是派出内侍去狱中探望一下已经在里面待了两天的张说，问问他还有什么想说的话没有。

这基本上就相当于派人去问张说遗言了，而张说很有可能将以第一个被明正典刑的开元年间宰相的形象被载入史册。

但是张说最终逃过了一劫，因为那个被派去探视张说的内侍叫高力士。

像高力士、王毛仲、姜皎这样的皇帝心腹其实一直都是张说用心在维系的对象。张说不只是一车一车地给高力士等人送去金银财宝，还对他们表现得极为尊敬，因而高力士很买张说的账。现在眼见张说要进鬼门关了，高力士决定拉兄弟一把。

因此高力士探监回来后对李隆基是这样汇报的：

“老奴见到张说了，但是有点不敢认。因为狱里面的张说蓬头垢面的，还坐在枯草之上，正在拿着家里送来的瓦钵子吃着粗米饭和腌菜。老奴真的从来没有见过张说露出那种诚惶诚恐的神情，他现在正等着陛下的惩处呢。”

到底曾是自己治国理政的肱股之臣啊，现在却落得这样的一个下场。李隆基脸上不禁流露出了惋惜的神色。

高力士敏锐地捕捉到了皇帝微表情上的变化，作为察言观色领域的超级高手，他马上小声补充了一句：“老奴对这个张说也觉得特别可惜，此人往日一向忠心，且曾经担任过陛下的侍读，与国有功，怎么就落得如此下场了呢？”

听到高力士这么讲，李隆基回忆起张说此前在兵制、封禅等大事上的诸多贡献，在内心深处已经基本原谅了张说，对张说的处境也越来越感到同情。

且放过他一马吧！如果就这样杀了张说，日后谁还会全心全力为自己效命呢！

开元十四年（726）四月十二日，李隆基给出了张说案最终的处理结论：

张说，免除中书令职务，但保留右丞相的称号，特许在集贤院专修国史；张观、范尧臣、王庆则等，被责令乱杖打死；此外，在张说的亲属和亲信之中有十几个人分别被流放或贬官。

张说一案宣告就此翻篇。

按理说张说的政治生涯算是到头了，但是就像当初来任宰相时的张说忌惮姚崇一样，把张说赶下台的宇文融等人对这个能力、智力都超出自己的老头子依旧不大放心。特别是当他们得知李隆基偶尔遇到难以决断的军国大事，还要找张说询问建议时，他们就会不由自主地感到后背升起一股寒意。为免在写书的张说再次得到皇帝的任用，宇文融和崔隐甫决意继续联手发起舆论战，一有机会就带着手下的御史攻讦张说，意在把张说彻底搞臭，再驱逐出长安城。

张说那边虽说是大权不再，可朝中的势力还在，因此在遭到宇文融发起的集群攻击时，他的亲信与同情者恰好能针锋相对，还不至于落下风。而张说本人在摆脱了烦琐的政务工作的日常后，开始重新以文豪的身份回归文坛，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接连产出了数篇爆款文章，这其中就有像是名为《疾邪篇》的，可谓通篇骂人不带脏字，进行了影射却让人抓不到把柄，直气得看过文章的宇文融差点一口老血喷到纸上。

眼见朝中的大臣日益分裂成两派，并为无益于国家的事情互相攻击，争吵不休，李隆基终于怒了。

开元十五年（727）二月，李隆基突然下旨命令张说致仕（退休），同时他以崔隐甫家中有老母需要侍奉为由，将崔隐甫免官，至于宇文融则被贬为魏州刺史。

没事瞎吵吵的几个主角被管理员李隆基清场了，整个朝廷清静了，而李隆基也终于可以静下心来去认真思考他想做的那件大事了。

毕竟在他看来那件大事能否完成将直接决定他百年之后在历代帝王中的排名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