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八年(720)正月二十八日,时任京兆尹的源乾曜得到了两个让他前所未料的消息。宋璟居然真的像此前传闻中的那样因为恶钱的事情被免除了宰相的位子,但他更没有预料到的是,被皇帝选来接替宰相职务的人会是自己。
当源乾曜以黄门侍郎、同平章事的身份再次走进他熟悉的政事堂时,他第一眼就看到了自己这一回的搭档——张嘉贞。
张嘉贞刚刚从地方上调回中央,但对于自己一回到朝廷就被任命为宰相的这件事,并没有感到丝毫意外。因为这是他预先就知道的事情,事实上他等这一刻已经等了两年之久。
开元六年(718)春天,时任天兵军大使的张嘉贞在入朝汇报工作时遇上了一件恶心事儿。有人举报他在军中生活奢侈,铺张浪费,还贪污了大量的军需物资。当时的御史大夫王晙接到举报后非常激动,认定这是个扬名立万的大好机会,便连夜写下了一份言辞慷慨的奏表来弹劾张嘉贞。谁知,经过一番立案调查,相关部门发现这个所谓的贪腐大案竟然实属诬陷,张嘉贞完全是清白的。根据唐朝的有关法律规定,诬告他人的人会以他所诬告的罪名被判刑。也就是说,这些诬告张嘉贞贪污的人,将会被按贪污罪惩治。而以他们诬陷张嘉贞的贪污数额,这几位的下场基本上就是三个字:死定了。
就在李隆基准备依法处理王晙等人时,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站出来求情了,这人就是张嘉贞本人。他向李隆基表示如果加罪于王晙,恐怕会堵塞言路,那么以后天下间再发生什么事情时,言官谏官们就不敢让皇帝知道了。因此他希望皇帝陛下能够特赦王晙,让监察系统的官员们保持风闻奏事的优良传统。
张嘉贞的这番着眼于大局、心系皇帝国家的表态给李隆基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李隆基认定这个叫作张嘉贞的人是位忠诚无私的好大臣,以后有机会的话可以好好重用。
当李隆基的好评传到了张嘉贞的耳朵里时,这位仁兄又办了一件超出所有人意料的事来。他在汇报完工作准备启程回并州前,给李隆基留了一份奏表,对自己进行了一波强势推荐。
在这份毛遂自荐的奏表里,张嘉贞是这么说的:
“臣听说上天给予人们的机会总是很难得到却很容易错失。错过了机会后,纵使是圣贤也无能为力。想当年,那个马周不过是一介草民却有幸遇到了太宗皇帝,还得到了太宗皇帝的重用。可是他五十岁的时候就死了,假如太宗皇帝稍晚提拔马周几年,像马周这样的人才也就来不及为国家效力了。如今臣所幸还在壮年,陛下也不认为臣无能,那么就该及时重用我。不然等到将来臣变得年老体衰了,臣就不知道届时还能怎样为陛下分忧效劳了!”
张嘉贞的这份奏表思路清晰,马屁又拍得恰到好处,在我看来算是自荐书中的五星级佳作,值得年终有升职加薪意愿的朋友深度学习。而从实际效果上来讲,也是立竿见影,李隆基在读完后,马上派人给张嘉贞传话,表示老张你且暂时返回并州现在的工作岗位上,朕不久就会召你回来委以重任了。
事实证明,李隆基没有骗他,只不过他所谓的不久要比一般人的久了一点。终于在张嘉贞回去两年后,李隆基兑现了他的承诺,把张嘉贞送上了宰相的位子。
在进入政事堂工作了四个月后,通过试用期的张嘉贞更进一步被任命为中书令,成了中书省的长官,这也意味着他同跟着被晋升为侍中的源乾曜的组合班子正式稳定地搭建了起来。
张嘉贞刚刚进入政事堂处理政务的时候,其实包括源乾曜在内的很多人都发现,这个人和源乾曜的老搭档姚崇有些相似,两个人都是能够在短时间内做出最正确的判断的人,而且同样能言善辩,对人心特别是李隆基心思的洞察均属于专家级的水平。不过张嘉贞有一点与姚崇不同,那就是不搞个人主义一言堂。不过这不是说张嘉贞更倾向于遇到事情就同他的搭档源乾曜商议,事实上情况刚好相反,源乾曜仍旧干的是点头与跑腿的活儿,他的看法张嘉贞根本不大在意。因为这位新宰相从入主政事堂的那一刻起就不是一个人,而是带着自己的团队来的。
张嘉贞的团队由中书舍人苗延嗣、吕太一、考功员外郎员嘉静、殿中侍御史崔训四个人组成。他们都曾得到过张嘉贞的大力举荐,因此非常感激张嘉贞。张嘉贞作为整个团队的核心,也非常善于发挥这四个人各自的特长,所以但凡朝中有难搞的事情,张嘉贞自己处理不了,就会召集这个小团队去集思广益地解决,他的小团队反而成了真正的中枢决策机构。
对于这一现象,朝廷里知情的人大都是敢怒不敢言,这除了因为大家知道张嘉贞此人工于心计、巧舌如簧,还有另一个顾虑,那就是张嘉贞的弟弟张嘉祐。当时这位张嘉祐正在担任右金吾将军一职,掌管的就是宫中及京城昼夜巡警之事。倘若有人敢动弹劾张嘉贞的心思,说不定哪天夜里就被张嘉祐安排人收拾掉了。反正案子报到张嘉祐那儿,他说是强盗事件,也没有人敢质疑。
而且张嘉贞下黑手的事情也不是没有发生过。
洛阳曾经有个主簿叫作王钧,此人想进监察队伍里当个御史。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他找上了张嘉贞,并花了一大笔钱为宰相修了房子,但他的工程刚刚完成,监察部门就主动找上了他,问了王钧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你哪来的这么多钱?
王钧没有回答,来的人也不需要他来回答。
王钧小官巨贪的事例传到了李隆基那儿后,李隆基大怒,他特意指示执法部门把王钧带到朝堂上,准备当着全体大臣的面把这个大胆的小官乱棍打死。然而接下来的事态发展却超乎了李隆基的预料。
王钧最后确实是像李隆基要求的那样在朝堂之上、众目睽睽之下被杖毙于当场,但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王钧死得实在是太快了。李隆基还没来得及问王钧问题,人就被打死了。
这一切当然是张嘉贞私下运作施压的结果,不只后来的史官把这事儿调查得清清楚楚,还如实写进了官修史书里,其实在场稍微精明点的也看得明明白白。然而张嘉贞却没有因自己的杀人灭口行为获罪,反倒是监察部门的两位大领导,御史大夫韦抗和御史中丞韦虚心事后双双遭到了贬黜。之所以出现这样诡异的一幕,不能不说是张嘉贞的巧言善辩能力过硬所致。于是张嘉贞成功转危为安,而在两位御史大佬倒下后,其他的监察官员一时间不敢妄动,朝廷就此暂时进入了张嘉贞完全制霸的状态,直到另一个姓张的从并州回到朝廷任职。
开元九年(721)九月十九日,检校并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天兵军大使、摄御史大夫张说凭借着平定突厥降将康待宾及其余党叛乱,且成功招抚党项人等军功被李隆基召回朝中。
时隔八年,张说终于又回来了。
当年在与姚崇的那次交锋落败后,张说的人生直接就跌落到了谷底。被打发出了朝廷,贬做了岳州这种小地方的刺史不说,连作为家庭主要经济来源的三百户食封租税也让人给停断掉了。在那段日子里,张说过得很是辛苦,这种辛苦不只是物质生活上的,更是精神状态上的。他知道那个老奸巨猾的姚崇一定在派人时刻盯着自己,等着露出更多的破绽,再彻底除掉自己。所以张说非常害怕,每一天过得都是心惊胆战,坐立不安。这样的生活,他一熬就是三年多。
应该说,张说的运气还算不错。他的老对手姚崇干了几年就下去了,新上台的宰相是素来公正办事的宋璟,而另一个则是他的故人之子。
于是张说就提笔给老朋友的儿子、时任宰相的苏颋写了一封信,并派人在苏颋老爹苏瑰忌日的那天送到了苏颋手上。在看到了信中那组名为《五君咏》的诗里对苏瑰故事的追忆,苏颋当即被感动到了(史载:览诗呜咽)。不久他便出面向李隆基进言,表示张说虽然是有些小问题,但瑕不掩瑜,不应该就这么被放弃。
张说因此被调任为荆州长史,开启了触底反弹之路。
到了荆州履新后,周围的人还没来得及认全,张说就又被任命为右羽林将军、检校幽州都督,成了地区上的一把手。
按照惯例,这种大军区的都督在赴任前需要去长安朝见皇帝的。张说敏锐地抓住了这次宝贵的机会,把自己打扮得英姿勃发、精神奕奕,原本是文官科举出身的他还别出心裁地穿戴了全套的盔甲去觐见。
果不其然,张说这样的出场方式令李隆基既惊讶又满意,当场授予他检校并州长史、天兵军大使的职务,并同时获得了在军中编修国史的特权。
能获得修撰国史任命的人,一般都是皇帝的亲信,这意味着张说已经取得了李隆基的信任。在新的岗位上,张说厚积薄发,再接再厉,连年交出了安抚北境部族、平定叛乱等高分答卷。
于是李隆基大笔一挥,将表现突出的张说晋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同中书门下三品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一样,在唐朝都是给予事实上的宰相的一种认证性质的加衔。但同中书门下三品这个职衔相比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更为正式和高端一些,李隆基给予张说这一加衔意味着他对张说的认可程度超过了政事堂里现在的那两位。
其实张说也完全没有把政事堂里的两个现任宰相当回事,在他看来,真正称得上威胁的不在那里,而在离退休干部的队伍里。可是没等张说制订好一个完整的应对计划,他就得到了一个让他震惊不已的消息——姚崇过世了。
开元九年(721),是姚崇人生中的最后一年。对于即将与这个世界告别这件事,姚崇早已心中有数。他把自己的后事安排得清清楚楚,安静等待着那一刻的到来。然而张说回归朝廷的消息打破了姚崇的平静,这个七十二岁的老人在确认了朝廷对张说的新任命后,马上召集了自己的几个儿子嘱咐道:
“张丞相与我不和,我们二人积怨颇深,想必你们都是知道的。不过此人从年轻时就爱慕奢侈的生活,尤其是喜爱各种奇珍异宝,我死之后,只需如此这般就不用担心他来找咱家的麻烦。
我死之后,因为毕竟和我曾经共事过,出于礼貌,张说肯定会来吊唁。这个时候你们要将我平生积攒的所有奇珍异宝都拿出来,罗列在帐前,假如他看都不看一眼,你们就要马上规划后路,我们全家就要大祸临头了;但如果他看了,我们家就安全了,你们一定要赶快把这些宝物全部列个单子然后统统送给张说,借机请他给我写神道碑上的碑文。一旦拿到了张说写好的文稿,就要立马请人誊写送给皇帝审阅,同时安排人备好砻石时刻准备着镌刻上这篇文章。张丞相判断事情的反应比我慢,几天之后他肯定会后悔,如果他以修改文中字句为借口想追回碑文,你们就把已刻好的碑给他看,并说这件事已经报告给皇帝了。”
姚崇交代完这件要事后,没过多久就去世了。接下来的一切,都如姚大编剧的剧本所写的那样一一上演:张说在办丧事的当天如期出现,在吊唁了姚崇并向遗属致以深切的慰问和沉痛的哀悼后,他的眼睛就开始聚焦在了姚崇留下来的几件古玩摆件上。姚崇的儿子们见状就立即像姚崇所嘱咐的那样请张说撰文。不得不说,张说的确撑得起文章大家的名头,没几天他就把文章写好。这篇文章据说写得文采斐然,并且张说在文中给了老对头极高的评价,姚家人读了之后没有一个不赞叹的。当然了,他们并没有因此忘了老头生前的交代,根据计划姚家人一直有条不紊地推进着。
又过了几天,张说果然后悔了。他派人到姚家索要手稿,给出的理由也和姚崇讲到的一模一样,但当使者看到了已经刻好的碑并被告知此事已经跟皇帝报备后,只好空手而归。
而在听完使者的汇报后,张说当即意识到他被姚老头算计了。自己已经公开表示对人家老姚推崇备至,之后如果再出手报复姚家的人就显得自己太掉价了。于是张说先生只能在捶胸追悔之余,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死姚崇尚且能算计活张说,我现在才知道我的水平比姚崇实在是差太远了!”
但无论如何,这个超越自己的人已经不在人世了,因此接下来将是张说驰骋天下的时代。
张说第一件要做的事是裁军。
自从西魏权臣宇文泰创造性地模仿北魏的八部落制度建立府兵制以来,到李隆基在位的这会儿府兵制已经运作了将近两百年。虽然这一制度确立后一直在与时俱进地被不同时代赋予新内容,但在经历了李世民时的顶峰期后,府兵制还是不可避免地走上了下坡路。因为土地兼并日益严重,作为府兵制经济基础的均田制随之崩坏,府兵制已经无法保证兵农合一的形态了,再加上唐高宗、武则天在位期间,从对外战争到对内平叛一直就没消停过,致使府兵们往往服役时间过长,无法实现正常轮休,自然家里的田地也就荒废了,在沉重的兵役和后勤负担下,当兵的纷纷逃亡。到了李隆基即位的时候,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出现兵员枯竭,没法向长安输送宿卫士兵的现象。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最重要的无外乎兵和钱这两样事物,现在兵源上出现了如此严重的制度性问题,李隆基肯定不能视而不见,不采取补救措施。一开始,李隆基是打算用调整服役适用的年龄范围来减轻当兵的负担,重新激发制度的活力。可是推行下去后却没有丝毫起色。于是在第一次尝试失败的五年后,李隆基又下诏将折冲府每三年挑选一次服役兵员的周期延长到每六年。李隆基这回政策调整的主要目的,一是为了通过延长现役府兵的服役年限,至少保证朝廷目前有足够多的兵可以用,二也是为了借助延缓挑选时间的办法来避免出现大范围的逃亡现象,维护社会的稳定。
平心而论,李隆基的这一补救措施是有一箭双雕的效果,但只是短期有效,稍微延长了府兵制的维持时间而已,并没能解决根本问题。要从根源上逆转兵员枯竭的问题,还得有更多具有从政、从军双重经验且脑子活泛点子多的人来给对策、想出路,比如张说。
“裁军二十万?!”
当李隆基听到张说的这一建议时,他非常怀疑自己的耳朵和张说的脑子之中一定有一个出了大问题。
要知道唐朝边境驻守的军队人数也就是六十余万人,明明现在兵员数量吃紧,朝廷即将面临无兵可用的危险境地,还主动要求裁军,还要裁二十万之众,不是有病吗?
然而没等李隆基张口呼唤御医前来,他就听到了张说坚定的声音。
“臣久在疆场,对边境上的情况比较了解。如今边军虽然人数很多,但具备征战能力的并没有那么多。有相当数量的士兵不过是替边防将帅们当卫兵或是给他们充当私人奴仆罢了。况且要做到克敌制胜,根本不需要那么多的士兵。以陛下之英明威武,四夷畏惧天威,本来就不敢轻易出兵生事,所以您不用担心裁减兵员会招来贼寇侵扰。倘若陛下还有什么疑虑的话,臣请以全家百口人命做担保。”
张说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李隆基便没有犹豫地批准了裁减二十万士兵的退役还农计划。
事实上,裁军只是张说进行军制改革的第一步。张说最终要实现的目标并非进一步调整完善府兵制,而是用一种全新的兵制取代它。
在完成了裁汰军中老弱士卒的工作不久,张说就正式向李隆基提出了他的方案:采用招募的办法,以优厚的待遇,精选各地壮士组建一支专职征战的部队。
用今天的话讲,就是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情,实现行业的职业化、专业化。
对于张说的这个建议,李隆基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他命令兵部设立了几个试点先试验了一番。
不试不知道,一试真不得了。也就是短短十天的时间,朝廷便募得精兵一十三万人。由于这支新军的内部条令条例经过张说亲自优化,服役期限明确且有所缩减,更重要的是士兵本身不再自行负责武器和军粮,而是统一接受兵部供给,打赢了还有更多钱赚,受伤或战死了也有补贴,因而新军的战斗意志极强,装备也更为精良,投放到战场上的表现极为给力。
受此鼓舞,李隆基在开元十一年(723)十一月二十六日,派遣尚书左丞萧嵩会同京兆尹、蒲州、同州、岐州、华州刺史从辖地的府兵和百姓中再行遴选招募,这一次算上已有的精锐潞州长从兵,又一次性收获了十二万量级的优质部队。
因为这支部队随后被李隆基委以宿卫京师的重任,所以该部自此号称“长从宿卫”。当然了,不久之后他们会获得一个更为人知的称谓——彍骑。
此时此刻,无论是李隆基还是张说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然推动了中国历史上兵制的一次大变革,揭开了大一统王朝实行募兵制的序幕。自此直到宋元明清,募兵都是我们这个国家组建军队的主要途径,职业化后的军队拥有更强的战斗力和更过硬的素质,因而可以保护我们这个民族一路走来并帮我们奠定了如今的中国版图。不过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因而有时难免会出现兵将长期共处,致使某部分军队只认主将,不认皇帝的现象,这就为军阀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后来的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在某种程度上算是募兵制的副作用。
但在当时,特别是李隆基先生锐意进取的开元初年,募兵制的优势是显著的。张说凭此一跃成为李隆基面前的头号红人,风头完全盖过了政事堂里主政的张嘉贞。
对于张嘉贞,张说其实很是熟悉,因为当年他在兵部做侍郎的时候,张嘉贞是他手底下的兵部员外郎。可是张嘉贞显然并不把张说这个老首长放在心上,自打张说进了政事堂,张嘉贞就一视同仁地把老首长当寻常下属来使唤,搞得张说的心里很不是滋味。然而张说毕竟是张说,他从不把内心的不爽表露出来,反倒是在人前人后都对张嘉贞表现得很恭敬,所以两个人共事起来还算融洽。不过鉴于两位张宰相都属于很有自己主意且很强势的人,因而几乎所有人都确信张说和张嘉贞迟早会有一决雌雄的时刻。
事实证明,大部分人的眼睛是雪亮的,张说和张嘉贞很快就发生了争执,而二人冲突的焦点则是一个叫作裴伷先的人。
这位裴伷先任广州都督时,因为犯了事儿被李隆基派人抓回了长安治罪。考虑到他是曾遭武则天冤杀的名臣裴炎的侄子,李隆基特地召集了几位宰相来一起商议如何量刑才好。
张嘉贞作为政事堂的宰相一把手表态认为,应该依照惯例行事,对裴伷先执行杖刑,打了再说。
没承想,他的话音刚落,耳边就响起了反对意见。
“臣以为不可。”
说话的,正是张说。
“臣听说‘刑不上大夫’,之所以有这样的说法,是因为大夫与君主关系密切,所以在君主的日常熏陶下会养成羞耻之心,这也是‘士可杀,不可辱’的根本原因。之前臣奉诏巡边,其间听说陛下曾经在朝堂上杖打姜皎,姜皎毕竟官居三品,也曾立下一点功劳,他犯下了罪,该处死就处死,该流放就流放,为什么要像对待奴隶一般轻率地予以杖打侮辱呢!姜皎的事过去就过去了,现在也不能弥补什么了。在裴伷先这件案子中,裴伷先的罪状根据国法应当予以流放,陛下切不可再重蹈覆辙啊。”
张说的这番话恰好说到了李隆基的痛处,让他想到了因自己的冲动而惨死的好友姜皎,生出了同理心,最终同意只对裴伷先实行流放。
裴伷先逃过了一劫,张嘉贞却气得不行。退朝后,他便三步并作两步堵住了张说的去路,气势汹汹地指责他说话说得太过分,完全不给自己面子。
面对张嘉贞的责难,张说心不慌手不抖,只是缓缓地回答道:“你我身处宰相之位,那是运之所至,岂能一直当下去?假如国家的大臣都可以被随意杖打,公开侮辱,只怕这事迟早也会发生在你我的身上。我方才说的那番话并非为了维护裴伷先,而是在替天下所有的士大夫仗义执言!”
张说的话说完了,张嘉贞无话可说。但这事情并不算完,因为两位宰相的梁子就此正式结下了。二人随即进入了彼此互相观察,找机会扳倒对方的对峙阶段。可几个月过去了,他们都没能发现对方在工作或生活上有什么问题可抓。但也就在此时,张嘉贞组团作战的弱点开始显露了出来,他的亲弟弟张嘉祐在关键时刻掉了链子,被发现存在贪污腐化的行为。按理说这个时候张说应该果断出手,命人深挖张嘉祐特殊利益集团的关系网络,争取把张嘉贞卷进来才是。然而张说却并没有这么做,得知张嘉祐出事后,张说第一时间出现在了慌乱不已的张嘉贞面前。他告诉张嘉贞为今之计应该即刻停下手头上的一切工作,赶紧回家去换身素色衣服,代替自己的弟弟跪在宫外待罪,争取同样重视手足之情的李隆基的同情。
张嘉贞认为张说说得很有道理。想当年,皇帝陛下确实曾因为想念在边地做官的弟弟,特意调张嘉祐到张嘉贞任职的地方工作,有着这样的一段过往,张嘉贞相信只要自己能够表现出足够的诚意,感动皇帝,就能救出弟弟。
张嘉贞按照张说的计策去执行了,可他在宫外等了整整一天,最后等到的却是弟弟张嘉祐因贪污之罪,贬浦阳府折冲,而自己被免去宰相职位,出为幽州刺史的调令。
到了这个时候,张嘉贞才终于恍然大悟,意识到自己被那个张说算计了。不声不响地中途丢下工作让人找不到,这叫作玩忽职守;亲弟弟坐实贪污,不大义灭亲和主动认错反而想帮其免罪,这叫作徇私枉法。正是这两条罪名加上张说恰到好处的推波助澜,促成了张嘉贞从人生的巅峰处跌落。
二月十三日,张嘉贞黯然离京,走人前留言如下:
“中书令的职位本来就有两个编制,你张说何必如此相逼!”
张说是在张嘉贞离职后的第四天接任中书令的职务的,相较于被他设计赶走了的那位前任,张说的位子坐得更稳。这是因为李隆基本人是个重度文学爱好者,非常关注国家文化事业的发展,而张说则是当时公认的文学圈子中的顶流文化名人。
张说和苏珽因为文章写得好,几乎包揽了当时朝廷所有重要文件的撰写,因而被时人合称为“燕许大手笔”。事实上,李白、杜甫这些盛唐气象代言人级别的大诗人出现前,张说才是大唐诗坛的领军人物。比如说他的《送梁六自洞庭山》就被誉为唐诗由初唐进入盛唐的标志之作。
正是由于张说是个多面手,李隆基在委之以军国重事外还把振兴文化事业的重任一并交给了他。在李隆基的指定下,张说以修书使的身份担任了旨在推动文学事业发展的专门机构丽正书院的实际负责人,兼管书院日常事务及院内的文学创作,像大家熟知的贺知章就曾在这里工作和学习过。
张说虽然在主持政事堂工作后,正职加各种兼职的工作量很大,要处理的事情很多,但他并没有因此失去清醒的头脑。在分析了姚崇、宋璟等前辈出任宰相的历程后,张说更加坚定了一个他自入朝以来就确定的认识:纵使有通天之才,如果不能保证李隆基对你的信赖,那再怎么有能耐,再怎么有政绩,也难免要重蹈前辈们的覆辙。
所以问题来了:怎么做才能让李隆基一直器重并信任一个人呢?
张说在经历了无数次的苦思冥想后,给出了他的答案:让李隆基感激自己。
而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张说决定请李隆基去封禅。
开元十二年(724),中书令张说送上了一份奏表,表文很长,这里就不赘述了,反正主要是歌颂皇帝陛下的各种英明。但与以往给李隆基拍马屁的奏表不同,张说在表文的最后提出了自己的终极诉求——请李隆基前往泰山举行封禅大典。
消息一出,整个官场都轰动了。
因为封禅泰山这件事非同寻常,不是简单去泰山打个卡留下一处到此一游的印记就完事了的。用现在的话来说,这是对皇帝、对国家都有着重要政治意义的出行。要知道,在李隆基之前去泰山完成祭祀天地仪式的也就是秦始皇、汉武帝、汉光武帝以及李隆基自己的祖父唐高宗李治了。
在绝大部分人的心中,真正称得上够资格去的,必须得是秦皇汉武这种大神级水平,就连奇迹般地实现了大汉中兴的光武帝刘秀都显得有些不够格。至于本朝高宗皇帝的那一次,大家无一例外地认为全都是被武后逼迫所致,为的是借机彰显她与皇帝平起平坐的地位,基本上可以视作一次往事不堪回首的闹剧。闹剧有一次就够了,在后世丢人也最好丢一次就好,不要再折腾了。
而正是出于对这一民意的认知,就在张说提出封禅申请的当天,一般遇事不发表任何意见的源乾曜竟然破天荒地表了态,明确表示反对张说的这一意见。为此源乾曜同志甚至不惜打破他经营多年的隐形人的人设,做出了要与张说辩论的架势来。
张说并没有理源乾曜的茬,他很清楚,源乾曜和其他人同不同意并不重要,如果被卷入同反对派大臣的口舌之争中,反而会让事情复杂化。因此张说认定他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耐心地等待,等那个人给出最终也是最有决定性的答复。
李隆基没有让张说等待太长时间。这一年的十一月,李隆基就明确回复,表示准备在明年的十一月十日举行封禅大典。同时,朝廷委任张说为封禅筹备组的负责人,带领右散骑常侍徐坚、太常少卿韦縚等策划封禅时所需的礼仪流程,并对不合时宜的旧仪程加以改正。
平心而论,李隆基决定封禅泰山并不算是托大。经过十来年的努力,大唐已经开始显示出强盛的气象。由于李隆基关注民生,特别注重对地方官员的选拔,全国各地的治理水平及老百姓的生活幸福程度都出现了明显提升,户部所掌握的户口总数已经达到了七百多万户,也就是约四千万人。虽然国家的人口数字在不断增长,但李隆基治下的老百姓们并不需要担心陷入内卷,因为从开元十年(722)以来连续数年国家都是风调雨顺的,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物价常年平稳,甚至还出现了粮价走低的状况。比如开元十三年(725)东都洛阳的市面上一斗米最贵才十五钱,至于像青州、齐州这样的地方小州五钱就能买到一斗米,三钱就能买回一斗粟,可以说真正实现了家给人足,户户殷实。
与此同时,大唐在国际上也日益凸显出它的竞争优势。当时在欧亚大陆上(考虑到非洲美洲大洋洲的半开化状态,此处也可以说成是在全球范围内)是大唐与突厥、吐蕃、大食四大强权并立的局面。作为大唐的老对头,突厥早就被**得服服帖帖了,加上他们的前可汗阿史那默啜死后一度大乱内斗了好些年,好不容易才恢复一些元气,所以根本不敢同国力蒸蒸日上的大唐作对,除了时不时要求与大唐和亲,基本上没有太多的戏份。吐蕃那边倒是动作很多,经常打西域的主意,还一度出兵包围了身为大唐西域门户的属国小勃律。然而吐蕃没有嚣张太久就遭到了打脸反击,大唐北庭的驻军在节度使张嵩的率领下用一次漂亮的奔袭战几乎全歼了包围小勃律的数万吐蕃军队,这一仗过后吐蕃人很是消停了几年,不敢再骚扰唐朝的边境,而且依附吐蕃多年的吐谷浑也在深刻洞察天下大势后果断与老大哥翻了脸,主动投入了大唐的怀抱。至于曾与吐蕃短暂结盟,同样对西域觊觎已久的大食其实并没能见识到唐军的威武雄壮,便被大唐的小弟、西突厥的突骑施可汗苏禄率军三战三捷,赶出了阿姆河北岸。
所以,李隆基的表现是足以领取一张去往泰山封禅的入场券的。事实上,当时的大臣们也不是没有人看到李隆基的这一系列堪与唐太宗媲美的成绩,他们之所以坚决反对,除了考虑到唐高宗李治那次留下了诸多诟病外,更多的可能还是为了借机显示他们对李隆基某些行为的不满与抗议,以及对一个人的深切怀念。
那个人就是李隆基的结发妻子王皇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