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街之战结束后的当月，李隆基就以宣慰金城公主的名义主动向吐蕃派出了使者。但吐蕃人显然对新近的大败耿耿于怀，表面上说是愿意与大唐和平共处，但交涉和谈的过程中，大唐的使节明显感受得到，无论是在对方所用的礼仪上，还是言语上都带有强烈的敌意。于是这一情况被及时反映到了李隆基那里。李隆基很快给出了答复，他让使者继续斡旋和谈事宜，同时令边境地区各驻防部队做好备战的工作。

李隆基下令后不久，吐蕃人果然开始了对大唐边地的频繁侵扰。但每次吐蕃军都被大唐的边防部队击退，其中几次还成为唐军内部打小规模自卫反击战的经典范例。在接连失败后，逻些（今西藏拉萨）方面的主战派的呼喊变得越来越底气不足，终于在坚持两年后撑不住了。开元四年（716）七月，吐蕃人暂停了对唐朝西部边境的侵扰，遣使长安请求和解。经过几轮艰苦卓绝的谈判，双方最终达成了和平的条件，实现了全线停战。

在李隆基边打边谈，以战促和的大思路下，唐蕃双方再次迎来了和平的局面。李隆基之所以同意了吐蕃人的请和，除了考虑到国内发展需要长期和平的外部大环境外，还有另一个不方便吐蕃人知道的原因，那就是李隆基这段时间正在应对登基以来最为严峻的考验，这回他所面对的敌人更为不可预测也更加厉害——天灾。

自开元三年（715）五月起，一场百年未遇的特大型蝗灾在帝国的关东地区突然肆虐起来。起初这些成群结队的蝗虫只出没于山东等地，可没过多长时间蝗虫的数量就出现了几何量级的增长，部分粮食主产地的上空甚至出现了成群蝗虫遮天蔽日的恐怖景象。它们所过之处，庄稼几乎粒粮不剩，蝗灾再稍微严重一些的地方，直接就是寸草不生了。

由于受封建迷信思想的影响，老百姓大都比较憷这成片的蝗虫，不敢进行捕杀，受灾地区的人们只能在田间地头虔诚地焚香，再摆点祭品向老天爷祷告，希望老天爷快点收了撒蝗虫的神通。至于地方上的政府，多半是有心杀虫，无力实施，只有无奈地望蝗兴叹。

在一千多年前，闹蝗灾的后果可是非常严重的。毕竟那会儿还是农业社会，蝗虫吃光了老百姓辛辛苦苦种下的庄稼，农民这一年就相当于白干了。相应地，主要靠收田赋过日子的政府也会收入下降，这就容易引发朝廷的债务危机。蝗灾持续时间短的话还好说，大家一起勒紧裤腰带，减薪节食也许就撑过去了。怕就怕开元三年的这种持续时间特别长、影响范围特别大的。因为如果蝗灾一直持续，让老百姓把口粮和来年的种子都吃完了，而国家又没有钱，无法进行足够的赈济，这就容易引起更大范围的不满，一旦蝗灾还是没有消停的迹象，没收成又没活路的人为了活下去，便只能选择揭竿而起了。

农民起义的力量，大唐的开国领导人们都是见识过的，李隆基也自幼就听说过，因此他很清楚必须要在事态进一步恶化前采取有效行动，防止百姓们被逼上绝路。

姚崇完全认同李隆基的看法。为了应对这次的危机，姚老头儿也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那就是派遣御史下到受灾州县，监督并指导地方政府把群众发动起来，有组织地捕杀蝗虫。

客观地讲，姚崇的这个建议是科学且合理的。然而，这个主意一经提出就有人表示了反对，反对者的理由简单来说可以概况成两个字：太多。

这个疑虑，李隆基同样也有，如今关东蝗虫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咱就算组织人去捕杀了，一时半会儿能杀多少？能杀得完吗？

针对李隆基的担心，姚崇是这样回复的：“正如陛下所言，如今蝗虫遍布关东各地，黄河南北的百姓几乎流亡殆尽，但正是因为这样，朝廷岂能坐视不管，让蝗虫继续肆虐呢？臣以为就算扑灭不完，也比纵其为患要好。”

是啊，蝗虫杀不杀得完，这是能力问题，去不去杀，则是态度问题。就算朝廷组织人手也不能杀光蝗虫，但至少表明了朝廷是和百姓站在一起，有去解决问题的态度和意愿，这无论如何比无动于衷要好得多。

在想清楚了这个问题后，李隆基表示愿意支持姚崇的意见，推行全民捕蝗的行动。但就在这时，一向不怎么说话的卢怀慎却开口提出了新的反对意见。

“蝗虫乃是天灾，岂是人力所能控制得住的？况且杀虫太多，有伤天和。还愿相公再好好想想。”

“昔日，楚惠王靠吞下水蛭治好了自己的痼疾，孙叔敖因为杀蛇而获得了福报。如今这个时候怎能不忍心捕杀蝗虫，却忍心看到老百姓饥饿而死呢？！”

说着，姚老头儿看向在场的所有大臣，发出了掷地有声的最后回答：

“假如杀死蝗虫会有什么灾祸的话，就让那些灾祸通通降临到我姚崇的身上吧！”

宰相的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别的大臣自然无话可说，于是全国性的捕杀蝗虫运动就此开始。

要说姚崇不愧为一代贤相，他在灭蝗问题上不但有决心、有信心，还非常重视灭蝗的具体方法。姚崇当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的是家庭自主包干灭蝗法加焚瘗之法。简单说来就是让各地方在组织群众时，以家庭为单位，以消灭自家土地上的蝗虫为首要目的，来充分调动大家的灭蝗主动性。在具体的操作环节中，则是利用蝗虫好光亮的习性，通过引蝗虫进入夜间点燃的篝火堆，达到大面积烧杀蝗虫的效果。而且这个焚瘗之法还有个好处，那就是等到烧死一批蝗虫后可以就地把蝗虫的尸体就着草木灰埋进事先挖好的坑里，这样可以让土地提升肥力，增加来年的收成。这也算是让蝗虫变相补偿它们所造成的损失了。

为了让地方官员能够破除迷信思想，更好地配合灭蝗工作，在姚崇的建议下，朝廷还特地给去各地督促灭蝗的御史们加了个捕蝗使的名头。

但是即便宰相放了狠话，朝廷也派了专人，地方上还是有不配合的情况出现，比如汴州刺史倪若水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这位倪刺史不只拒不执行朝廷的命令，不允许捕蝗使入境指导工作，还公开上表给皇帝，和姚崇唱起了反调。

倪若水的看法和卢怀慎比较类似，他也主张蝗灾属于天灾，并非仅凭人力就能消除的。他还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修德说。

在他看来，蝗虫肆虐，是上天示警。说到底，是朝政大方向出了问题，惹得老天爷不高兴了，因此只有修德政才能予以化解。

为证明自己的理论不是信口开河，倪若水拿出了所谓的历史依据：十六国时前赵的国主刘聪治下曾经闹过蝗灾，政府下令全境捕杀蝗虫，结果危害没能减轻，反而更为严重了。

倪若水的言论很快在朝野间收获了不少人的支持，而在修德说的影响下，原本已经被姚崇说服的那部分人也出现了思想上的动摇，开始纷纷议论朝廷这次出台的灭蝗令的可行性。

姚崇明白，如果他不能在理论的高度上彻底击败倪若水，那么纵使朝廷再怎么强力推行灭蝗令，地方上的情况也不会出现好转。于是姚崇拿起了笔杆子，铺平了纸张，开始写信。

首先当然是要让倪若水的历史依据立不住脚才行。

“刘聪是靠着篡位上台的忤逆之君，他的德行当然无法制止妖异事件的发生，而如今天下皆知陛下乃是圣明之主，妖孽怎么可能胜得过圣天子的德行？”

这句话的潜在意思是你一直坚称蝗灾是天降警示，必须要修德政来化解，难不成是在暗示宝座上的那位昏庸无道，所以才遭到了天谴吗？

虽然史书上没有记录倪若水读这封回信时的状态，但我相信，在读到这句话时，倪刺史的脑门上应该已经冒出冷汗了。

不过，先不要慌，倪兄台，毕竟更要命的一句，还在后面呢。

“我听说古时候州郡里有贤能的长官，蝗虫都不敢进入其辖区，而是绕着州郡的边境飞走，如果真的如你所言修德政就能够免灾，那看来是你没有德行才致使蝗虫入境肆虐的啊！”

倪若水看完信，算是彻底领略到了姚崇的厉害。他不敢再多说一句话，赶忙派人请来了捕蝗使，并亲自带头参与了灭蝗行动。经过倪若水的努力，仅在他治下的汴州就总计消灭蝗虫十四万石。

在写信驳斥了倪若水的同时，姚崇也在李隆基的全力支持下强化了对各地捕蝗灭蝗工作的监管工作，通过把工作优秀者和办事不力者分别列了名单进行宣传的方式，进一步推动了灭蝗行动的开展。结果正如姚崇当时所说的那样，虽然老百姓面对连年的蝗灾生活质量大幅度下滑，朝廷的收入也断崖式下跌，但没有一个地方出现大规模的饥荒，更没有出现饥民造反的事情，国家就此以较为平稳的姿态顺利度过了这段非常时期。

李隆基、姚崇功莫大焉。

自从任用了姚崇、卢怀慎这对组合后，帝国政治日渐清明，各项事业蒸蒸日上，而且这两位宰相还同时起到了廉洁模范的榜样作用。

卢怀慎我们前面提过了，这位老实人那是清廉成习惯了，以至于在被召回长安拜为宰相后，位极人臣的他家里依旧是一贫如洗，连小偷都没上门的心情。而且据记载，卢怀慎的老婆孩子有时候竟然还要饿肚子，他甚至没钱给他居住的那个破房子的门上买个门帘，一遇到刮大风下大雨的情况，只好用床席遮挡，外面下小雨，家里下大雨的情景，是卢家的真实写照。

卢怀慎一家子的生存境况已经足够引起人们的深切同情了。但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卢怀慎的老领导，姚崇先生的情况更惨。卢怀慎好歹还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而清廉的姚老头儿却连自己的房都没有。他们一家子长期借住在京城郊区的罔极寺里，就这么凑合着过。后来是因为姚崇生了病不能上朝，而李隆基每次遇到军国大事都派人去请教姚崇的意见，负责传信的那位仁兄一段时间跑下来觉得太要命了，向李隆基反映了自己的困难，以及姚家人的恶劣居住条件。李隆基这才知情，强令姚崇带着家人搬到接待使者的四方馆去居住，姚家老小好歹才算有了个正经点的地方过日子。

正是姚崇和卢怀慎这两位靠谱却不贪渎的宰相，让李隆基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了用对人的重要性。因此早在开元二年（714），李隆基就有意在吏治上进行一番大刀阔斧的改革。改革的第一步，在李隆基看来是扭转官场中的一些固有的认识，比如当年很多官员都更倾向于在长安当京官，而不愿到地方上任职。如果在京城官当得好好的，突然有一天却被安排去地方上工作，官员就会认为是自己犯了错误被贬谪了，或者说至少是被皇帝陛下疏远了。而一旦背负着这样的思想包袱去做地方官，地方上的工作一般很难做好。反倒是容易陷入政绩越来越差，被召入朝的机会越来越渺茫，所任职的地方越来越偏远的恶性循环里去。

李隆基早就发现了这一问题，为了推动地方的繁荣发展，他也坚信一定需要有优秀的官员带动地方实现突破，因此必须要打破百官头脑中的偏见。于是李隆基特地下诏表示，接下来他会挑选京官中有才有识的人，将他们外派到地方上出任都督或刺史，而对于在地方有突出政绩的都督、刺史，他则会优先予以提拔，让这些政绩突出者回到京师当京官，从而让京官和地方官相互流动成为一种常态。

诏书下发不久，李隆基就专门挑选了一些众所周知的优秀京官代表下到地方上担任都督、刺史。一个月后，他又下令重新设置了十道按察使，任命益州长史陆象先等人担任按察使，巡查地方上的工作。同时皇帝陛下还把像扬州采访使班景倩这样在地方上做得有声有色的地方干部调任朝中重要部门的领导岗位。至于那些以涪州刺史周利贞为代表的酷吏型地方官，李隆基一经发现就立即免除他们的职务，把他们赶回家种地。

在李隆基的重视下，官员们的心态开始一点点转变，朝廷安排人去地方上任职开始变成一种皇帝有意考察重用的标志环节，地方官员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相较此前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搭建好了中央与地方官员的正循环架构后，李隆基开始把注意力重点放在了充分发挥御史的监察作用上。此前由于朝廷里的政治斗争比较尖锐，御史谏官大都沦为朝中不同政治势力党同伐异的工具，监察的效果基本上流于形式。现在皇帝陛下好不容易一统江湖，扫平了各种政治山头，御史谏官们的日常工作自然要回归正轨。但是不干正经的监察工作好多年，有些御史谏官表示很不习惯，那些多少年都没有人看着的朝中大员则觉得更不习惯。比如当时的京兆尹崔日知为人贪婪残暴，经过御史大夫李杰长期的调查取证，好不容易收集到了相关的证据，准备要向朝廷弹劾他，但却被崔日知提前得到消息，反咬一口，陷害入狱。由于这位崔日知曾经平定过谯王李重福的叛乱，很有手段，又与张说关系极好，因而李隆基对他非常信任器重，朝中的其他官员更是不敢轻易触这个霉头。眼看李杰就要蒙冤遇害，和李杰同在监察系统的同事、侍御史杨玚忍不住了，他上奏表示如果允许奸诈之徒恐吓阻挠监察官员履行正常的工作职责，那么御史台这个机构干脆直接废除掉好了。

杨玚的这句话可以说是非常直接，也非常难听了。不过看完奏表的李隆基并没有生气，在深入了解真实情况后，马上诚恳地表示是自己没有认真调查，他要道歉。紧接着就下令恢复了李杰的工作，并将崔日知贬为歙县丞，以示严惩。

然而出乎李隆基意料的是，李杰的事到此还没有结束。在李杰恢复职务的第二个月，他就被人堵在小巷子里给痛打了一顿。消息传来，举朝震惊。在李杰被痛殴昏迷期间，经过李隆基的高度指示，专案组很快破案。在小巷袭击李杰的，正是李隆基的皇后王氏的妹夫、尚衣奉御长孙昕以及长孙昕的妹夫杨仙玉。而二人殴打李杰的动机，据称是长孙昕曾因为一些小事与李杰不和，为了给李杰一点颜色看看，才一时冲动发生了这样的斗殴事件。

这些都是官方的结论，事实上通过种种蛛丝马迹来看，长孙昕之所以这么做，其实同崔日知被李杰弹劾而遭贬谪的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应该是长孙昕受到朝中某股势力的指使，而进行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报复。这些人的目的无外乎威胁并教育监察系统的官员们不要像李杰那样给他们找事。他们之所以会找来长孙昕充当打手，自然也是看中了长孙昕的特殊身份，认为李隆基碍于皇后的面子，不会把事情闹得很大。

不得不说，他们有些太小看李隆基了。事情的后续发展因而也完全超出了他们的预想。

李隆基拿到调查报告后搂了一眼就发现了问题，问题至少有两点。第一在于长孙昕的作案动机不够充足，根据长孙昕的证词看，他和李杰之间的那点破事，不至于让长孙昕亲自出面动手打人。以李隆基对这个连襟的了解，长孙昕但凡遇到问题，都会设法通过王皇后出面解决，这次的路径明显不符合常情。第二，李隆基很清楚，长孙昕养尊处优这么多年，早就失去了从事打架斗殴这种高强度的体育运动的优势，即便长孙昕真的是一时冲动想去揍李杰，但不带些好用的、能打的家奴充当打手，却只找来了相对身强力壮的杨仙玉，这也未免太奇怪了。很明显，放着职业的打手不用，一定要亲自上阵，长孙昕是仗着自己的特殊身份赌皇帝不会惩处他。

为了既得利益，居然胆敢公然设计朝中大臣，砸李隆基的场子，李隆基自然不会轻饶。

而李杰苏醒后的上书则又加了一把火，他表示自己被打只是小事，但是身为朝廷命官却受此大辱，这才是令国家蒙羞的大事。于是皇帝陛下当场大怒，命武士将长孙昕和杨仙玉直接在朝堂上用乱棍打死了。

皇帝公开处决长孙昕、杨仙玉的场景令在场百官为之一振。但李隆基到底是老谋深算的政治家，看破不说破，他没有追究长孙昕背后的那股庞大势力，而是主动显示了自己的低姿态，公开向百官谢罪。此外他还专门下诏安慰李杰，检讨了自己的监管教育失职。当然了，李隆基最终大力肯定了以李杰为代表的监察官员的工作，表示希望李杰等坚守在监察战线的官员们要继续发扬惩恶扬善的优良作风，不要被像长孙昕这样的歹徒吓倒。

李隆基的这波操作无异于重棒敲打了朝中的既得利益集团，同时给监察系统的官员们打了一波鸡血。于是不只纪检官员们工作执法的热情高涨，普通官员也以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作为自己的工作准则，有的官员甚至直接执法到了李隆基头上。

众所周知，李隆基先生是超级音乐发烧友，别人玩乐器，他直接玩大乐团兼培训班。当时李隆基的梨园里就集中了数百名乐师，这些人能够得到皇帝陛下亲自辅导作曲与演奏，因此被时人称为皇帝梨园弟子。在梨园弟子中有一个特别擅长吹笛子的胡人少年尤其得到李隆基的宠爱，仗着皇帝的宠幸，这位胡人少年没少惹是生非。终于有一次，事儿惹大了，大到当时的洛阳令崔隐甫亲自带人前来抓他，可是这少年跑得贼快，一溜烟儿就窜进了禁宫之中，让崔隐甫也无可奈何。后来赶上有一次，李隆基有事召见崔隐甫，恰好那个胡人少年就在李隆基的身侧侍立，李隆基想起了少年跟他说的这一段事迹，就用开玩笑的口吻指着少年，对崔隐甫说道：“听说爱卿想抓到这个孩子，不知道得手了吗？”

李隆基本想着借此机会就这么当着崔隐甫的面赦免了他欣赏的胡人少年，没想到却听到了崔隐甫这样的回答：

“陛下此言，是轻辱为臣而重视乐人，臣请求辞官！”

说罢，不等李隆基同意，崔隐甫就拜谢而去。

老子不给你干了！

李隆基感到很尴尬，更有点恐慌，因为这种为保护宠臣而逼走直臣的事一旦传出去，自己着力打造的明君形象和清明政治的氛围都会无法挽回地崩塌掉。于是李隆基急了，也不顾那么多，一嗓子就把崔隐甫叫住了：“别走啊，朕和你开玩笑呢！”

于是在崔隐甫的坚持下，李隆基不得不下令把犯了事的那个胡人少年交给崔隐甫带出去。

说来崔隐甫也是很机灵，一走到门外，就立马下令随行差役将胡人少年依法处死了（至门外，立杖杀之）。等到李隆基派人传令释放少年时，人已经死透了。按理说，到了这个时候大部分的皇帝都会暴跳如雷，感觉自己受到了冒犯，可李隆基没有，他再次显示出了一个成熟政治家的优秀素质，毫不犹豫地对崔隐甫的做法给予了高度肯定，并赏赐了崔隐甫一百匹绢布作为奖励。后来李隆基更是对崔隐甫多加重用，帮助崔隐甫一路成长为开元年间政绩第一流的地方官。

对于改元开元以来，国家吏治、社会发展等方面的新变化、新进步，包括李隆基在内的所有人都察觉得到，也颇感欣慰。然而正当李隆基打算再接再厉，把大唐的发展事业推向一个新的高峰时，他却不得不先停下脚步缓一缓，因为作为李隆基长期以来强有力的依靠的姚卢宰相组合出了问题。

开元四年（716）十一月二十三日，同时兼任黄门监和吏部尚书的宰相卢怀慎去世了。

关于这个宰相，历史书上在提到开元之治时，提到他的并不多。偶尔有提及的，讲到的都无一例外是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年，姚崇的儿子死了，姚老头儿忽遭丧子之痛，精神上深受打击，只得请十几天的假来进行调整。卢怀慎就此成了政事堂的唯一宰相，接替了姚崇的日常工作。但当他随手抽出书案上送交上来的文件，瞅了一眼后，卢怀慎便立即做出了一个极为准确的判断：姚崇这活儿不是随便一个人就能做的。至少卢怀慎相信以自己的水平，无论如何也无法在短时间内妥善处理这么多的事情。结果，政事堂里面的各种文件奏表很快就堆积如山。意识到搞不定的卢怀慎也不熬夜干了，直接跑到李隆基那里去真诚地谢罪，皇帝陛下出乎意料地没有怪罪卢怀慎，反倒是明确表示，他本来就是把天下要事托付给了姚崇，让卢怀慎坐镇政事堂只是想借助他的操守来起到移风易俗的示范作用。

卢怀慎听到皇帝把他当宣传工具使，也不生气，当即下拜谢恩，同时表示自己在姚崇没有回来期间，会将文件归类整理好，以方便姚崇回来后能够更加方便快速地进行处理。

事实证明，姚崇先生的业务能力实在过于优秀，回来上班后只用了不到半天的工夫就把积攒了半个月的公务处理完了。为此老姚还自鸣得意了起来，向来政事堂收发文件的紫薇舍人齐澣问道：“你说我这个宰相当得能与古代何人相提并论？”

不等齐澣开口，姚崇自己就抢着给出了答题提示：“与管仲、晏婴相比如何？”

齐澣想了一下，认真地回答道：“管仲和晏婴制定的规矩虽然不能延续到后世。然而，在他们活着时，两人的规矩尚能保持推行，可是相公所制定的法规，却屡屡更改，您似乎比不上他们二位。”

姚崇没有反驳齐澣的说法，只是继续追问道：“那你说我是个什么样的宰相呢？”

齐澣没有犹豫：“相公您可以说是一位救时宰相啊！”

姚崇听后哈哈大笑，顺手把毛笔扔到桌子上，自嘲道：“救时宰相，那也不是容易遇到的啊！”

于是相对应的卢怀慎这位凡事总是以姚崇意志为准的宰相，就被不少人戏称为“伴食宰相”。

这个故事一般是用来说明姚崇的能力非凡与开朗自信，作为姚崇的参照物，卢怀慎就显得有些掉价了。但负责任地说，正是卢怀慎的谦逊忍让会做人，才让会做事的姚崇得到了恰到好处的发挥，而随着卢怀慎的离世，姚崇留在最高权力舞台上的时间也开始进入了倒计时阶段。而开启这个倒计时的人，正是姚崇的儿子们。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平日里过于投入工作，忽略了对儿子们的教育，姚崇的长子姚彝和次子姚异同乃父完全不同，与清廉二字简直是不共戴天。他们在做官期间各种结交串联，一门心思全用在了贪赃纳贿上，在官场上风评极差，连续数年都是监察部门重点关注的对象。其实，这哥俩早在开元二年就险些把老爹姚崇给坑死。当时两个人还在东都洛阳工作，他们的顶头上司是曾经在姚崇引荐下脱颖而出的代理吏部尚书魏知古。姚彝和姚异知道他们姚家对魏知古有着提拔之恩，而且魏知古正主持着东都人才选拔的工作，可以发挥的地方很多。于是二人便借着老爹的权势，及魏知古的名头，声称可以帮人运作走后门，四处索要好处费。最后由于哥俩承接下的业务量实在太大，而且向魏知古提出的要求也越来越过分，魏知古就在调回朝廷后直接向李隆基自首，密报了此事。

李隆基听完了魏知古的汇报自然是深感气愤，于是就在次日与宰相们的议事会上假装漫不经心地向姚崇询问他儿子们的能力水平，以及二人现今所担任的官职是什么。在一般人看来，这是领导有心想提拔自己的儿子了，是千载难逢的举贤不避亲的好机会，应该趁此机会好好推销下自己的儿子。但老谋深算的姚崇一听李隆基这话就敏感地意识到事情不对劲，肯定是儿子们那边出事了，而且还立即做出了更精准的判断，断定刚刚回长安的魏知古一定是向皇帝说了些什么不利于自己和儿子们的话。

所以本想等姚崇为儿子说好话时趁机发难的李隆基听到了这样的回答：

“臣有三个儿子，其中两个在东都洛阳，这哥俩生性欲望多，而且做事还不够谨慎，想必他二人是有事托魏知古去办，干扰到了魏知古的正常工作，只是臣还没有来得及过问罢了。”

姚崇不愧是高手，这一句话就把两个儿子的所作所为归因到了人的劣根性上，同时还暗示了魏知古不会处理人情世故，而自己则是日理万机，为国家忘小家。

姚崇的形象在魏知古的衬托下，一下子就高大了起来。而姚崇如此客观的回答更是出乎李隆基的意料，让皇帝陛下有些喜出望外。

“你是从哪里知道这事的？”

姚崇恭敬地回答道：“魏知古贫贱时，臣曾对他爱护有加。臣的儿子们比较愚蠢，他们会认为魏知古肯定会对我感恩戴德，对他们的一些不合适的要求像当初的我一样包容，所以他们才敢向魏知古有所请托吧。”

李隆基听了这话，顿时觉得姚崇这人很是无私磊落，而魏知古却忘恩负义，辜负了姚崇当年的知遇之恩。于是李隆基表示他有意让不地道的魏知古下台。谁知，这个时候姚崇却主动为魏知古求情道：“事情本是臣的儿子们做得不对，触犯了陛下的法律，陛下如果能赦免他们的罪过，就已经是万幸了。假如由于臣的缘故就驱逐了魏知古，全天下的人一定会认为陛下在偏袒臣，那就会连累了陛下的大政啊！”

在姚崇的坚持下，李隆基最终同意了让魏知古继续留在朝中，但是出于对魏知古的嫌弃，他将魏知古安排去做了工部尚书。姚崇则凭着自己的敏锐和机灵在李隆基那里再次拿到了高印象分，同时也为儿子们的升职打下了好基础。因此不到两年的时间，姚崇的长子姚彝就升任为光禄少卿，次子姚异则做到了宗正少卿。哥俩的官是升了，但收人钱财、替人办事的习惯却没改。久而久之，两个人的那些收受贿赂的破事就或多或少传到了李隆基的耳朵里，让李隆基对姚崇在管束自家人的方面开始有了意见。

在大多数时间里，大领导对姚崇工作及人品的评价还是积极的、正面的。李隆基甚至还在努力照顾姚崇的工作感受及工作节奏，比如姚崇的宰相搭档卢怀慎去世的次日，李隆基就替姚崇千挑万选出了尚书左丞源乾曜接替了卢怀慎的位置。

这位被李隆基任命为黄门侍郎、同平章事的源乾曜与卢怀慎完全不同，倒很有点当年姚崇的意思。此人是进士出身，在唐睿宗李旦在位时期就已经做到了谏议大夫、梁州都督。开元初年，李隆基要给邠王李守礼挑选一位合适的长史，经李隆基的好哥们儿姜皎的推荐，源乾曜作为候选人参加了面试。而这次面试给李隆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源乾曜在面试过程中那是对答如流，再加上小伙子本人气质很好（史书原文为：神气清爽），所以得到了李隆基的欣赏，拿到了这份长史的工作。后来便一路高升，一直到被选为姚崇的新搭档。

但即便如此，李隆基还是一如既往地倚重姚崇。每当源乾曜汇报工作，令李隆基感到满意时，皇帝陛下总会说：“这肯定是姚崇的主意。”而如果遇到让李隆基感到不满的时候，李隆基则会责问源乾曜为何不与姚崇商量。但是，姚崇在李隆基心中的美好形象最终还是崩塌了，因为姚崇被李隆基发现他是有自己的私属小团体的。

这个直接把姚崇带落神坛的人，叫作赵诲，时任中书省主书。

此人不只是姚崇的亲信，还是姚崇的铁杆心腹，深得姚崇的信任与重视。可是赵诲却有一个小缺陷，那就是贪财好货。而且他的眼光还极高，一般的宝物都入不了他的眼，不知怎么就看上了胡人那边的奇珍异宝，接受了胡人的大量贿赂，被胡人发展成了情报人员。

要知道中书省是朝廷的中枢机构，而主书又是能接触到很多朝廷的高级机要文件的，因此这一间谍案一被纪检部门揭发出来，就引起了李隆基的高度重视。皇帝陛下不但亲自过问了案情，还主导了定刑，给赵诲判了一个斩监候。

估计是赵诲在姚崇那里真的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为了捞这个小弟，姚崇甚至不惜豁出了老脸亲自出面，趁着上呈赵诲的结案报告的机会再次向李隆基求情。要是别的皇帝，这个面子大概率就给了，可是李隆基就是李隆基，眼里是不容沙子的（至少这个时候不容），他认为姚崇为了自己的小团体屡次三番干预司法程序的影响很坏。更重要的是，姚崇有结党的嫌疑，还明显把他小集团的利益置于国家的利益之上，这样的姚崇在李隆基眼中已经不适合继续担任宰相的职务了。

李隆基从来没有对姚崇感到如此失望过，于是他找来了侍臣，按照他的意思拟了一份诏令下发给政事堂。

当姚崇打开这份诏书时，他有些兴奋，因为这是一份单独赦免在京师的罪犯的诏书。姚崇本以为自己的求情起到了作用，可是等他在诏书上找到了那个熟悉的名字，读完了李隆基特意标注的那段文字，姚崇身上的血就凉了大半，因为李隆基是这样批注的：唯赵诲减死罪，杖之一百，永流岭南！

知道你看重他，不想他死，所以我也不杀他，就让他自己去满是毒虫瘴气的岭南地区自求多福吧。

这无异于在给了姚崇面子的同时，又狠狠地羞辱了他一番。姚崇终于在这个时候恢复了常态，接下来不用李隆基明说，姚崇也明白该怎么做了。

几天后，姚崇向李隆基递交了自己的离职申请，李隆基倒也没再极力挽留。

开元四年（716）十二月二十七日，李隆基下令罢宰相姚崇为开府仪同三司，同时将源乾曜贬为京兆尹、西京留守。

开元盛世的总设计师就此离开了历史的主舞台。不过大唐复兴的步伐并没有因为姚崇的离开而放缓，因为一个与姚崇旗鼓相当的贤相即将走上这个舞台，并将帝国引向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