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崇的确非常厉害，别看是六十多的人了，头脑还是跟年轻的时候一样灵活，而且博闻强识的水平比起当年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再加上姚老头儿已经是第三次担任宰相兼兵部尚书这一职务了，因而他对这方面的业务可谓相当熟悉，从边境地形、军队布防到城堡位置、仓库存储，没有老人家说不清楚的，甚至连各防区马匹优劣这样细节的情况，姚崇都能了如指掌。有这样懂业务又懂各种门道的姚部长，下面的人再玩什么吃空饷、喝兵血之类的小把戏就纯属关公门前耍大刀，只能给自己找不痛快了。于是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工夫，上到兵部的老狐狸，下到军队里的老兵油子，就都让姚部长安排得明明白白。经过姚崇的整顿，兵部、军队的面貌焕然一新，这让李隆基感到十分满意。

在搞好兵部内部工作的同时，姚老头还发挥余热，积极参与大政方针的讨论，展现出了一个资深优秀宰相的参政议政素质。比如李隆基碰上比较棘手的问题，向大臣们咨询时，有些宰相不是憋个半天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就是说了大半天却跟什么都没说一样。唯有姚崇老先生能做到有问必答，且对答如流，而且每次姚崇回答问题，不只能给出一个答案，还能为李隆基提供得出答案的分析思路及进一步的应对操作。

于是时间一长，朝会就变成了姚崇的现场答题个人秀，姚崇在下面滔滔不绝、侃侃而谈，皇位上的李隆基则不断点头表示认同，且看上去越听越有精神头。至于其他的大臣，他们大多数时候就沦为了观众和跑龙套的，每次除了“吾皇圣明”和“姚公所言甚是”之类的固定台词外，就再无其他戏份了。

没有衬托就显不出优秀，更何况姚崇作为一个宰相确实非常优秀，因此李隆基对姚崇越来越信任，甚至在心里把姚崇当作自己的诸葛亮。

据记载，有一次姚崇上朝奏请皇帝审核郎官任命的名单，但李隆基表现得很反常，在皇位上左看看右看看，就是不理姚崇。姚崇还是头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他误以为自己某个不经意的举动或言语触怒了皇帝，便马上更改了话术又请示了一番。谁知李隆基不知在想什么，就是没有给个回话。最后，姚崇只好怀着忐忑的心情退下。姚崇一退朝，在李隆基身边侍立了很久的高力士就表达出了自己的好奇：“陛下刚刚即位理政，宰相奏事，应该当面表态同意与否，今天姚崇说话，陛下为何视而不见呢？这可不像是虚怀纳诲的您所做的事啊！”

李隆基是这么回答的：“朕委任姚崇处理政务，遇到大事应当上奏给朕一起讨论决定，但像郎官们的升迁这等小事他姚崇也不能自己决定，还要来麻烦朕吗？”

后来高力士把皇帝的话转告给了姚崇，姚崇这才脸上阴雨转晴。通过这次事件，姚崇确认了自己在李隆基处的地位，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可以放开手脚去大胆地开展工作了。

凭借李隆基的信任，姚崇很快推出并落实了裁汰冗官、严格控制封赏及大赦的次数、缩减僧尼剃度指标、杜绝破格晋升官吏、严禁功臣插手政务等政策，进一步清理了前朝遗留下的弊政。

不过在姚崇看来只是做到这种地步还远远不够，要想完全落实自己的施政想法，他必须成为唯一的实权宰相，摒除其他人对皇帝的干扰。

姚崇第一个打算赶走的人，是王琚。

我们前面介绍过，这位王仁兄虽说看上去吊儿郎当不靠谱，但在不羁的外表之下其实有颗非常缜密的心。他谋划用计素以稳准狠著称，所以李隆基自先天政变那会儿开始就把王琚留在自己身边当私人高参使。而王琚每次前来晋见，总能妙语连珠地与皇帝陛下谈笑风生，君臣二人一聊起来就没时间概念，不到夜深人静不能停。由于当时王琚的职务只是中书侍郎，还不是宰相，因此朝中人送外号“内宰相”。

如果换了别的宰相在任，对于王琚这种越俎代庖的行为可能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过去了，说不定个别人还要去礼贤下士地深度结交一下，为以后在政事堂一起共事做个铺垫，但到了姚崇这里就不是那回事了。姚崇先生一直秉持着各司其职第一的原则，最烦的就是王琚这样的人。更何况王琚之举还有喧宾夺主的意思，会影响到政事堂的权威性，所以必须坚决予以制止。

于是在一次朝会结束后，姚崇特地留在了最后，向李隆基说了这么几句话：“像王琚、麻嗣宗那样的人，都属于谲诡多变的纵横之士，陛下可以跟他们一起经历患难，却万不可让他们这类人得志。如今天下已定，依臣所见，国家更应该选取任用那些深通经书的纯朴之士才对。”

姚崇先生到底是朝廷的擎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只用了一两句话便终结了王琚这个内宰相的任期。

在诚恳地听取了姚崇关于王琚的评议后，李隆基开始逐渐疏远王琚，后来更是给了王琚一个御史大夫的名头，打发这位喜欢给自己多找事情的家伙去北方边境地带巡视边防驻军去了。

送王琚到千里之外后，姚崇很快锁定了下一个需要劝退的目标，那就是李隆基的早期智囊刘幽求。

客观地讲，姚崇与刘幽求之间并不存在什么私人矛盾。相反，姚崇从内心深处其实是挺敬佩这个一心一意辅佐李隆基，还差一点为了尽忠而丢掉自己性命的男人。但现在姚崇却不能不把刘幽求驱逐出朝廷，这是因为当年那个奋不顾身、忠诚事主的刘幽求变成了朝中负能量的最大集散地。

促使刘幽求发生变化的起因是这样的：当时朝廷对官职名称进行变更，改尚书左右仆射的官职名为左右丞相，刘幽求被授予了尚书左丞相兼黄门监的职务。可没过多久，李隆基改变了主意，把刘幽求调职去做太子少保，还顺便罢免了他知政事的资格，这一下刘幽求的心态就崩溃了。

在刘幽求看来，他是根正苗红的李隆基嫡系，自打认了李隆基为主公，自己为皇帝真的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可是皇帝不知怎的，根本不顾及他的想法和感受，随随便便就把他安排到一个闲职去了，这让刘幽求既十分不解又十分不爽。不解了，就得问，问的时候难免会带上不爽的情绪，慢慢地很多朝廷高层都知道了刘幽求的郁闷与委屈，也有人为刘幽求鸣不平，认为皇帝就这么把大臣当工具人，用完便闲置，这很不好。

事实证明，负能量更具有传递性。刘幽求的这股子怨气经过人传人的层级传播很快就在朝臣中间弥漫开来，这股越积越浓重的怨气不久就被姚崇察觉到了。虽然在自己的“姚十条”里姚崇明确表示希望皇帝能更加尊重大臣，以礼相待，他一开始也是站在刘幽求一方的。不过眼见着刘幽求四处诉苦抱怨，而同情刘幽求的大臣群体又在迅速增加，姚崇终于坐不住了。他必须要在群体情绪爆炸前将刘幽求赶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但是刘幽求并不像王琚那样好处理，他不仅在朝中有着一大帮好友旧部，还和李隆基有着极深的感情。在刘幽求的家里更有传说中的保命神器免罪铁券（太上皇所赐），足以让刘幽求扛住几乎所有的攻击。于是姚老先生只好直接把刘幽求担任太子少保期间怏怏不乐的消极工作状态和他近来发表的种种怨言面奏给了李隆基。

必须承认的是，姚崇这一回有赌的成分，如果这一次极限操作他没能成功，李隆基没有听从他的意见驱逐刘幽求，那么他就会瞬间变成怨气的宣泄口、朝廷上下的集火目标，光是刘幽求的那些同情者的口水都足以将姚老头给淹没，大唐中兴的步伐估计也得就此止步或中途变道了。所幸的是，李隆基再次坚定地站在了姚崇一边。他当即下旨将老朋友刘幽求贬为睦州刺史，为了平息朝中的舆论，李隆基还削夺了刘幽求的六百户实封，以示惩戒。

李隆基本来只是想把刘幽求暂时外放到地方好好反省一下，谁知这次贬谪却成了对刘幽求的致命打击。一年后，刘幽求在调任郴州刺史的路上“愤恚而卒”。

放逐了刘幽求后，姚崇还顺手将钟绍京等几个李隆基的旧日功臣一起安排到了地方上任职。姚老头儿之所以接二连三地出手整顿李隆基的老班底，除了有巩固自己的首席宰相地位的考虑外，其实更是为了威慑一个人，一个一开始就在打自己主意的人。

其实当李隆基跑到同州打算提拔姚崇时，曾接到过一份弹劾姚崇的奏表。平心而论，这份奏表的内容挺无聊的，弹劾的不过是一些不痛不痒的小事情。但等到李隆基看到表文末尾的那几句话时，立马来了精神，因为这最后一部分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平时言行举止不够谨慎，小事情都无法处理妥当的人，怎么配做宰相，担当大任？

李隆基有些吃惊，因为他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自己有任用姚崇出任宰相的打算，就连高力士这种近臣最多也只是知道他有意让姚崇来补兵部尚书的职缺而已，此人竟能一眼看破自己的心思，实在是厉害。想到这里，李隆基赶紧再去确认了下上奏者的名字，于是他看到了赵彦昭这三个字。

赵彦昭时任御史大夫，这个人李隆基是比较了解的，虽然是进士出身，也能写诗，但绝对不是那种能够准确洞察到自己心事的高人。因此，他突然上表弹劾姚崇肯定是有人指使的，而对方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阻止姚崇入朝担任宰相。

到底是谁有这样的察言观色水平，李隆基立刻来了兴趣。于是他派人去摸了一下赵彦昭的底，发现赵彦昭有两个好朋友，其中一个是刚刚被罢免的兵部尚书郭元振，而另一个人则是不久之前被他任命为中书令的张说。

背后黑手是谁，现在看起来很明显了，但得知实情后，聪明的李隆基选择了不动声色，他很想看看那个总能想出些花招的张说还能怎么着。

见赵彦昭的弹劾没有奏效，身为幕后指使人的张说果然没让李隆基失望，再次出手了。当然了，这次出手，他这只老狐狸依旧是躲在了幕后。

这回替张说冲锋陷阵的，是殿中监姜皎。

姜皎这个人不是一般人，他是李隆基在做藩王时就结识的老朋友，跟李隆基的关系非常亲密。即便是在李隆基做了皇帝之后，两人的关系依旧没有变得疏远，李隆基还常常召姜皎到宫里跟自己玩，甚至从来不直呼姜皎的名字，而称他为姜七。

有一天，这位姜七突然带着颇为神秘的表情对朋友李隆基说道：“陛下！记得您之前经常说想选一个称职的人去做河东总管，然而却一直没有遇到一个合适的，我今天总算是替您找到了一位。”

李隆基闻言大喜：“还是好朋友能时时替我分忧解难，不妨现在就说说你举荐的是哪位人才吧。”

“姚元之（姚崇）文武全才，臣以为他去做河东总管最为合适。”

李隆基的笑容在听到姚元之这个名字时，瞬间就凝固了，他马上意识到这个姜七是收了张说的好处，想完成赵彦昭没完成的任务。

“你刚刚所说的全都是张说的意思吧！你怎敢当面欺君，罪当处死！”

李隆基突然大喝一声，直接把姜皎当场吓瘫了。

跟李隆基相处了这么多年，姜皎很清楚李隆基此时此刻没有开玩笑，而是真的发怒了。于是他赶忙跪下叩头承认，并连声告饶，这才免去了惩罚。张说也是在姜七失败后才完全放弃了阻挠，老老实实地迎接了姚崇的归来。

事实上，张说和姚崇两个人过去交集并不多，因此自然也谈不上有任何恩怨。张说之所以一而再地阻挠姚崇出任宰相，完全是由于他对姚崇能力的深度认可，以及深深的畏惧。他太清楚了，无论是学历还是资历自己都比姚崇差一截，所以张说很清楚只要姚崇有机会做宰相，自己就会显得平淡无奇，完全被姚崇的光芒所掩盖。

对于张说对自己的畏惧，姚崇十分清楚，因而第一次见面时，姚崇就主动在李隆基面前让张说坐在了政事堂的首座。但无论是张说还是姚崇都很清楚，这互相谦让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皇帝陛下头号谋臣的位置只容得下一个人。至于剩下的，要么安安生生做跑腿干活的小弟，要么就得趁早滚蛋。很明显，张说不是会主动走的那种，而且多次的试探也印证了这一点，因此姚崇只能亲自出马送张说一程了。

姚崇使出的第一招叫敲山震虎，他先瞄准了当年张说的首发说客赵彦昭，把这位已经做到了刑部尚书的仁兄分分钟踢出了长安。

赵彦昭被姚崇鼓捣走后，张说这才慌了。但张说到底是张说，他很快就想到了一个自救的方法——找一个靠山。

奇了怪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个世界上难道还有比姚崇身后的那个大唐天子李隆基更硬的靠山吗？

当然没有。

对于这一点张说比任何人都清楚，所以他找到的那个靠山，并不是一个比李隆基更有权势的人，而是一个在关键时刻能跟李隆基说上话，且不好意思拒绝的人。那个人就是李旦的四儿子、李隆基的弟弟岐王李隆范。

张说是怎么样搭上李隆范这条线的，谁也不知道，但可以确定的是，张说一旦察觉到姚崇要向自己下手，就会往岐王府上跑，向李隆范求助。而姚崇似乎投鼠忌器，每次得知张说前去拜会岐王，便会自动收手。

看起来张说的目的是达到了，他借岐王这张护身符很好地保护了自己，完美地阻止了姚崇的出招。

然而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落入了姚崇精心设计的圈套里。在张说本人的积极配合下，姚崇已经打算收网了。

趁着一次得到李隆基偏殿召见的机会，姚崇故意一瘸一拐地出现在了皇帝陛下的面前。

果然，李隆基远远地望见走上前来的姚崇就皱起了眉头，等到老同志走近了，李隆基便迫不及待地关切问道：“你的脚是出了什么毛病吗？”

姚崇摇摇头：“臣有的是腹心之疾，这毛病并不在脚上。”

这摆明了是话中有话，李隆基自然听得懂，于是他继续问道：“此话怎讲？”

姚崇叹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一副十分担忧的表情：“岐王是陛下的爱弟，张说是陛下的辅政大臣，最近臣听闻这两个人私下来往非常密切，张说曾多次偷偷乘车前往岐王府中，每次都是待了很久才出来。我担心岐王殿下太过年轻会被他误导，做出什么不好收拾的傻事来，所以才日夜为此而担忧。”

听到姚崇这么说，李隆基当真是吃了一惊，差点就激动得从皇位上站起来。

众所周知，那个岐王李隆范本来就以好学爱才著称，在朝野中有着一大帮拥趸，而张说又是个足智多谋但德行有限的人。不管他们到底在聊些什么，也不论他们是怎样的好朋友，不能再让这两个人继续来往了！

于是李隆基当即拍板将张说贬为相州刺史，并明令让张说立马赴任。

张说就这样被姚崇狠狠地涮了一把，被迫踏上了自己人生中的第四次贬谪之路。不过不用太担心，已经让李隆基印象无比深刻的张说最终还会回来的。

其实，李隆基并非不知道姚崇是在借着自己打击异己，树立起个人的权威，他之所以愿意配合姚崇将王琚、刘幽求、张说这些昔日有功于自己的大臣一一驱逐出朝廷，是因为李隆基相信并且百分之百能够确定，只有姚崇是那个有能力帮助自己奠定盛世根基的人。

姚崇，现在你要放开手做事的条件，都已经替你准备充分了，接下来就看你如何辅佐朕去开启一个全新的纪元，去创造一个属于我们缔造的伟大时代了。

那么，接下来的纪元就叫作开元吧。

先天二年（713）十二月，皇帝李隆基下令，赦天下，即日起这一年改称开元。

在着手进一步的改革前，姚崇认为他需要一个搭档，至于这个人选，姚崇向皇帝陛下表示，他已经物色好了，那就是卢怀慎。

对于这个卢怀慎，李隆基是有印象的。他记得此人是滑州灵昌县（今河南滑县）人，出身于著名的范阳卢氏，算得上家世比较显赫，不过为人很是低调，在中了进士后，历任监察御史、吏部员外郎、右御史台中丞等职。虽说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政绩，然而比较敢说话，做事也挺稳重，还曾经在兵部当过姚崇的下属。不过卢怀慎让李隆基更为印象深刻的点却不是这些，而是他的穷。皇帝陛下早就有所耳闻，在东都洛阳主持铨选工作期间，卢怀慎随身携带着一个粗布口袋，里面装的都是一些简单的日用品，而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

出身大族又在有实权的部门担任领导岗位，却能严于律己，只靠薪俸养家，从不搞灰色收入，这一点着实难能可贵。因此经过短时间的评估，李隆基认为卢怀慎给姚崇做副手是适合的，当即予以批准。

开元元年（713）十二月甲寅，黄门侍郎卢怀慎被任命为同紫微黄门平章事，进入政事堂与姚崇搭班子。开元时代的第一个经典的宰相组合“姚卢组合”就此成形。

姚卢组合刚一出道，就遇到了一个棘手的事情。下面的御史弹劾了王仙童，整个朝廷都在等着姚崇和卢怀慎对此表态。要说清楚为什么这个事很棘手，我们有必要先介绍一下这位王仙童。

提起这个王仙童，那在当年的长安城中可是个人物。此人称得上是长安街头霸王中的总瓢把子，据说那会儿京城地面上但凡发生点欺男霸女、强买强卖的事情，背后都多少与他有点联系。王仙童之所以能够有这么大的势力，主要是因为人家关系实在太硬，他是李隆基的五弟薛王李隆业的舅舅。

李隆业与李隆基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但由于李隆业母亲去世比较早，因而有着同样境遇的李隆基对这个弟弟就格外照顾。李隆业出于对母亲的深切思念，对王仙童这个舅舅也就格外照顾。

凭着老子靠山的靠山就是皇帝陛下这样的硬关系，王仙童成了地方衙门不敢招惹的狠角色。虽然自以王仙童为首的长安黑恶势力崛起以来，有数位御史出于义愤，曾经写奏表冒死弹劾他，但都被王仙童找关系压下来了，至于那些御史无一例外都遭到了打击报复，下场凄凉。

不过这一次情况终于有了变化，因为这位最新挑战王仙童的无名御史是个聪明人，一开始就在舆论上做足了功课。当他弹劾王仙童的奏表送呈朝廷的同时，奏表的众多副本也在朝野间悄然传播开来。所以当王仙童得到消息准备像以往一样平息事态的时候，他的那些违法乱纪、狐假虎威的事迹早就变得尽人皆知，现在所有人在等待的，是姚崇和卢怀慎这对宰相的处理意见。

如果支持御史弹劾王仙童，按照王仙童的罪行，从轻量刑发落也至少得是个斩立决，而这难免会得罪薛王殿下，甚至得罪整个宗室阶层。但如果不杀王仙童，那么堂堂唐律就成了摆设，众人的怒火也难以平息，之后再要推动改革，老百姓大概率会不愿买账。

就在了解其中轻重的官员们为两位宰相担忧时，令他们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姚崇见到薛王李隆业为袒护他那个为非作歹的舅舅所写的奏表，居然直接给扔到了地上。

姚崇很生气，他对鼎鼎大名的王仙童其实早有耳闻，只不过此前一直在忙大事，没能腾出工夫来收拾这个人渣，如今看到了御史呈上的罪证，心里的火那真是腾地一下就起来了。

姚崇气得无法静下心来写表文，于是干脆直接拉上了卢怀慎跟着自己一起去面奏李隆基。

“仙童罪状明白，御史所言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没有冤枉，恳请陛下依据国法处理此事，切不可法外开恩，放纵罪犯。”

李隆基没有多想就同意了。

王恶霸就这样在姚崇等人的坚持与努力下被依法处理，迟来的正义最终得到了伸张。

薛王殿下很生气，于是李隆基的兄弟们也都不开心了，但他们还没来得及找姚崇的麻烦，姚老头儿却先对李隆基的兄弟动手了。

被姚崇找上的是李隆基的二哥申王李成义（又名李捴）。当时申王府里有个叫作阎楚圭的录事很受申王的宠爱，因此李成义就想着提拔提拔这位属下，向皇帝弟弟申请给阎楚圭升职为申王府参军。由于这算是申王府内部的人事调整问题，不会影响到朝廷的人事安排，而且王府录事是从九品，王府参军是正八品，也属于正常的升迁，李隆基就给批准了。

然而当这事传到姚崇那里时，姚崇却不干，因为在他看来，这涉嫌违规封官，事情虽然不大，但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影响会很坏，于是姚崇就又拉上卢怀慎上书劝李隆基收回成命。

这下轮到李隆基有些不高兴了，他认为姚崇是在小题大做，且有拿自己的兄弟立威之嫌。

姚崇赶忙表示，陛下误会了。为了消除误会，姚崇展示了自己提出反对的理论依据——此前李隆基下达过的圣旨。

原来李隆基刚即位时曾经下旨规定，凡是王公、驸马有所奏请的，除非得到皇帝的手诏，否则相关部门一律有理由不予执行。

这一次对阎楚圭的升职安排，李隆基下的是口谕，而非手诏。姚崇认为他遵照此前的圣旨叫停是合理的。更何况，姚崇一向力主依才授官的权力应当归属朝廷的吏部等相关部门。要是仅仅由于亲情的缘故，皇帝就把官爵当成恩惠，像以前那样滥加封赏，朝纲早晚会因此败坏掉。

姚崇所坚持的事情，放到我们今天来说，叫作程序正当。也就是说即便李隆基是皇帝，也要按照已经公布的规矩办事，不能朝令夕改。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朝廷的公信力，让全天下都能心甘情愿地服从中央的政令。

姚崇真的是个明白人啊。

有了姚崇帮忙算账，李隆基意识到拿自己兄弟的这件小事情去教育全天下，树立起朝廷的权威，他反倒是赚到了。于是皇帝陛下基本上没有多想，就按照姚崇的建议取消了对阎楚圭的升迁安排。此事也很快起到了立竿见影的示范效果，自此再也没有人敢私下向皇帝求情，跑官要官的事亦随之绝迹。

朝廷里的事情，有李隆基坐镇做主，姚崇规划设计，卢怀慎认真落实，无论出了啥情况，在这三个人的密切配合下都能迎刃而解。但是帝国面对的事情并不只有内政而已，还有很重要的一面，那就是对外关系。

唐朝时的对外关系和今天不一样，主要指的是与帝国周边的少数民族及其政权的关系，这里面又尤以与西南的吐蕃间的关系最为重要。

开元二年（714）五月二十三日，一封来自吐蕃国相坌达延的亲笔信被送到了长安，这封信名义上是坌达延写给大唐宰相的，但其实却是吐蕃方面送来的非官方国书。

在这封信中，坌达延提出了请大唐派代表一起勘定两国在河源一带的边界的要求。他表示一旦顺利完成勘定，就可以履行开元元年十二月时双边达成的和解共识，缔结下正式的盟约，从此永为盟好。而为了确保勘定的效率，吐蕃方面提议让曾经担任过朔方大总管的解琬来担任大唐方面的代表。

对于坌达延的这个看似考虑周全又相当友好的邀约，本已退休在家很久的解琬得到消息后，当即给李隆基送上了一封信。

在这封信里，身为吐蕃事务资深专家的解琬发出了这样的告诫：“吐蕃一定心怀叵测，请陛下提前在秦州（治今甘肃天水市）和渭州（治今甘肃陇西县）驻扎十万军队，以备不测。”

老专家既然都这样讲了，李隆基没有不提前做好准备的理由，于是根据解琬的建议，在派人与吐蕃沟通着手勘界工作的同时，李隆基秘密调配了大量唐军驻扎在了解琬推荐的地点。

一个月后，吐蕃方面如约派出了以宰相尚钦藏为首的高规格代表团来到长安呈献盟书。看起来像是解琬多虑了，吐蕃人似乎并没有什么阴谋。

但是，又过了两个月，解琬的预言就变成了现实。

八月二十日，写信的坌达延同吐蕃大将乞力徐突然率领十万大军侵入大唐境内，袭击了临洮（今甘肃岷县）。由于唐军早有准备，临洮的城墙质量又很好，因此坌达延的偷袭没能得手。不过这位老哥显然不甘心，在攻城失败后，他将军队集中到了兰州，并派前锋一直进抵渭源（今甘肃渭源县），意图引诱唐军出战。好在唐军新近执行的作战手册已经是姚崇亲自敲定的版本，里面规定得很严格，特别是禁止边军将领贪功冒战，所以吐蕃军队只劫掠了唐朝牧马场的战马，就主动撤离了。

要知道，此时距离唐蕃和亲不过五年时间，而且这一次吐蕃方面还是主动打着和平交往的旗帜来的，结果却搞出了这么一手，实在是气人啊。

更令李隆基感到愤怒的是，在他对吐蕃进行公开谴责后，对方竟不予理睬，拒不撤兵，反而大军进逼渭源，摆出了要围城的阵势。

对方已经把枪口对准了自己，李隆基当然没有缩脖子的理由。于是他任命薛讷为代理左羽林将军、陇右防御使，又以右骁卫将军郭知运为副使，与太仆少卿王晙一道率军迎击吐蕃人。

消息传来，朝中议论之声四起。因为就在几个月前，唐军刚刚在滦水（今滦河）峡谷被契丹人打得几乎全军覆没，而当时统兵的主将正是薛讷。

起用一个刚刚大败的将领去抵挡志在必得的吐蕃人，这样真的没问题吗？对于这一任命，很显然，有相当一部分大臣认为不妥。但是此时一向勇于发言的姚崇却沉默不语了，因为他根据多年的从政经验断定，睿智的李隆基这个时候抛出一个充满争议的薛讷做主帅，肯定是另有所图。

姚崇猜对了。

李隆基的真正意图是亲征吐蕃，薛讷只不过是他用来吸引内外部注意力的工具。李隆基很清楚，战局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于是八月二十六日，李隆基便下诏在民间招募猛士，送往前线。由于这一次征兵给出的待遇相当优厚，不仅杀敌的赏格很高，受伤的医药费、误工费，捐躯的抚恤金等也应有尽有。因此一经发布就引来了不少有志青年，每个招兵站点都人满为患，新兵入伍的训练等后续工作也在李隆基的亲自关心下得到了有条不紊的安排。

同时，李隆基自己也开始努力锻炼身体，每天批改完文件后，不是射箭就是舞剑，以实际行动把亲征的内容融入自己的日程之中。

不出李隆基所料，十月初一，吐蕃人就来了。在坌达延的统率下，吐蕃军队大举入侵渭源，并尝试对城池实现合围。

得到这一消息后，李隆基当即宣布亲征。按照李隆基的规划，十余万大军及四万匹战马将在半个月内完成调配与集结，随即开赴前线，伺机与吐蕃主力决战。

当得知李隆基这一全盘计划时，姚崇意识到想阻止李隆基亲自驰骋疆场，已经不大可能了。所以姚崇决意要帮助李隆基筹划好出兵及作战的具体计划，力求不战则已，一战必胜。

然而，无论是李隆基还是姚崇都没有想到，他们精心的准备都没能用上，因为他们都忽视了一个人，那个一开始被派去抵御吐蕃大军的人——薛讷。

薛讷是一个在历史上默默无闻，但在历史小说中大名鼎鼎的典型。他是唐初名将薛仁贵的长子，换句话说，薛讷先生就是很多人熟悉的薛丁山的历史原型。虽说薛讷在历史中并没娶到一个拥有各种法宝的宝藏媳妇，但这也无妨，因为有薛讷本人就够了。

到达前线后，薛讷把部队驻扎在了与吐蕃大军相距二十里的武街（今甘肃临洮县东），但是并不与敌人决战，毕竟吐蕃人总兵力多达十万且气势正盛。兵对兵、将对将地打，就算能赢，己方的损失也会不小。因此薛讷选择了智取。他从军中挑选出了七百壮士，让他们换上了吐蕃士兵的衣服，夜袭吐蕃军队的驻地大来谷（今甘肃临洮县南）。而在突袭部队后方五里处，薛讷则安排了另一支小部队携带战鼓、号角，遥遥跟随。

按照计划，七百壮士先凭借吐蕃军服混进了大来谷，而在先头部队的身影全部消失在了敌方阵地中时，后面跟随的将士们突然擂起战鼓，吹响号角。

好久不见唐军身影的吐蕃人深更半夜被战鼓和号角声惊醒，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就被身边不知何时凑过来的唐军挥刀砍倒（砍人时唐军穿的是吐蕃军服）。于是没多久，吐蕃军队的指挥体系便彻底瘫痪，吐蕃兵将开始四散奔逃，十万大军就此溃散。

此战，唐军大胜，阵斩吐蕃军一万七千余人，缴获马匹七万、牛羊四十万，还夺回了之前被抢走的马匹。当然唐军方面也有一定的损失，比如太子右卫率、丰安军使王海宾就因作战太过英勇，遭到被逼急的吐蕃人重点围攻，不幸阵亡。

为表达对阵亡将士的敬意，朝廷安排了一次皇帝陛下与阵亡将士家属的见面慰问会，王海宾那个九岁的儿子王训也在其中。在了解到王海宾的事迹后，李隆基非常感动，特别是在亲眼见到了那个入宫拜见自己，伏地号啕大哭的孩子时，李隆基好像看到了当年那个无助的自己。

“这个孩子相当于霍去病的遗孤啊，不要哭了，等你长大以后，就让你当大将，好不好啊？”

李隆基亲切地轻抚王训的后背说道。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更何况李隆基是天子。于是皇帝陛下当场宣布将王训收养在宫中，并给他了一个新的名字，从此这个孩子开始被人叫作：王忠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