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下面要讲述的社交技巧中，我试着把我在与人交往时学会的经验教训全都教给大家。这样我就不得不提到之前发生在我身上的尴尬事儿，那大概是我在人际交往方面学到的最重要一课，如果我不把它讲出来，那就是我的失职了。

这个故事极富警戒意义，它告诉我们“有所不为”以及“如何不为”的道理。

从本质上讲，寻求强大的人际网并不是一件坏事。你与那些有权势的人接触越多，你就会觉得自己能力越强。如此一来，你的人际关系网就会得到进一步的拓展，因为认识了一个有权势的人，你就有机会认识下一个，然后一个接一个形成自己的社交网。这种搭便车体验真是有趣而刺激，对人际关系网的拓展至关重要。

但是，千万不要让这点虚荣心影响到你的行动，也不能因此自恃或滋生优越感。你需要时刻警醒，不要一成为社交好手，就忘了自己起初的定位和价值观。

人的一生中总会有失败的时候。如果曾经马上就能得到回复的电话，如今却连一个回应也没有，你要如何应付呢？

那时我还在读大学二年级，和同学一起去竞选纽黑文的市议员，而小孩子竞选公职的消息无疑会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因此不久就有一位《纽约时报》的记者写文章报道这件事。但那时我还不知道，这样一篇时报文章会给我一个惨痛而意义非凡的教训。因为我为此激怒了威廉?巴克利，这位著名的耶鲁校友曾创办过保守派杂志《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还出版过几十本图书。

我当时是作为一名共和党人去参加竞选。共和党那时需要一名候选人，而且耶鲁的共和党人并不占多数，他们反对那些坐豪车的开明派，认为他们就像一群从匹兹堡来的“钢铁小子”，既虚伪又没头脑。不管怎样，那时的我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对政治的敏感度不高。那时学校有一个名为“托利党人”的校园组织吸引了我，我很喜欢这个温和的保守派组织，而且这个组织的领导人和其他成员许诺的东西也很合我的意。

但我这次并不打算谈论与政治有关的东西，傲慢和自负才是我要讲的重点。

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低微的出身应该是力量的源泉，而我却把它当作软弱的借口。内心的不安定促使我做出了一些追悔莫及的事情。那个时候，我的领导模式缺乏包容性，在事业蒸蒸日上的同时，一心成名的野心也使我疏远了不少人。我为自己取得的成就沾沾自喜，却忽略了那些帮助我达成这些成就的朋友。我父亲可能会用两句话评价我的行为：有傲慢之态，无谦逊之姿。

我一直传递着这样的信息：即使我曾经在俱乐部里为人当过球童，但如今我和他们一样优秀。

不出预料，我落选了。但不少人都看到了《纽约时报》的那篇文章，于是有人认为，在耶鲁当个保守党人也是一件不错的事。落选的几周后，我收到一份邮件，上面简要地写着：

“我很高兴耶鲁大学至少还有你这样一位保守党人，有时间出来见个面，威廉?巴克利。”

威廉?巴克利居然抽时间给我写信！我太震惊了。这让我一下就成了我们那个小圈子的名人。

当然，这位大人物既然邀请了我，我自然以个人名义接受了他的邀请。很快我就和巴克利先生约定好了见面的时间。他郑重邀请我去他家做客，甚至还让我带几个朋友一起去。

几个月之后，我和三个同学来到康尼狄克州火车站，巴克利先生竟然亲自到那里来迎接我们，他上身穿着一件皱巴巴的尖领带扣衬衫，搭配着一条旧的卡其裤。然后开车载我们来到家里，我们见到了他的妻子，当时她正在园子里修建花木。那真是光辉的一天。我们一起喝了几杯酒，谈论了一下政治，巴克利先生还为我们弹奏了大键琴，之后我们便坐下来享用了一顿漫长的午餐。后来，我们又受邀在镶嵌了马赛克地砖的泳池里享受了一个罗马浴。

我当然不可能放过这样一个好机会，因为巴克利先生并不是唯一不满母校政治环境的耶鲁校友，其他保守派校友也对此表示不满，甚至不少人已经不再赞助耶鲁。我想一定会有一个两全的法子，既能帮助到母校，又能使这些校友受益。

于是我建议，也许我们可以成立一个基金会，这样就能让那些不再赞助学校的保守派校友，可以直接将钱捐给那些代表保守派价值观的大学生组织。如此一来，耶鲁会因得到赞助而受益不少，那些保守派校友也会因为自己有能力帮助母校而心情愉悦，学生也会因为社团形式更为多样、资金更为充足而欣喜不已。还有什么法子比这个更好的呢？

我极力向巴克利先生宣传我的计划，而且当时我认为他也非常赞同我的建议。巴克利先生对我说，几年前他曾成立基金会，赞助一个学生刊物社，但这个组织却没有真正运营起来。他说当时的基金会还剩下一些钱，并表示乐意用那笔钱来支持我的想法。至少，我当时听到的是这样。那时我已经兴奋得不知所措，竟忘了谨慎地确认一番，生怕把事情搞砸了。人们常说：“事未成，不妄动。”而我那时却以为万事已成。

人们有没有在那句话后面加上，你最好要十分确定双方都了解正在进行的交易，且事后都记得有这一回事。

回到学校后，我毫不遮掩我的兴奋之情，逢人便说自己要成立一个新组织了。你看，我那时是不是很了不起？我开始寻找对我的计划感兴趣并愿意投资的其他校友。我给他们打电话，每逢周末就去纽约，向他们宣传威廉?巴克利和我正在筹建的这个基金会。

我对他们说：“威廉?巴克利向这个基金会投了一些钱，你要不要也投资一点呢？”于是他们都提供了资助。所以每次从纽约回来，我都乐得找不着北，那些有名的大人物都愿意为我（注意是“我”，而不是“我们”）提供资助，这不禁让我有点沾沾自喜。

我不厌其烦地讲述我的纽约之旅，而我那可怜的同学不得不忍受着听我汇报最近动态。但名望来得突然，去得匆忙。不久我刚刚积聚起来的名望就如昙花一现，消失无影。

事有凑巧，一天巴克利先生在电梯里遇见了一个有名的耶鲁校友，这位校友之前已经承诺说会为我提供赞助。他说道：“比尔，你在耶鲁资助成立的那个基金会，我也出了一点力。”巴克利先生却反问道：“什么基金会？”

事实证明，巴克利先生已经忘了我们的谈话。或者说，他当时告诉我的是一回事，而我听到的却是另一回事。也许他当时仅仅是有重新创办刊物的想法。但这些在那时都无关紧要。巴克利先生只记得自己提起过那个没有运营起来的刊物社，而且隐约提到要在耶鲁重办这个刊物。他告诉那位赞助者，自己并没有与人合办这个耶鲁保守派基金会，至少他是这样认为的。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结局可想而知。

那些承诺赞助我的耶鲁校友都撤回了他们的资金，因为已经没有基金会来存储这些资金了。巴克利先生也没有回我的电话。最重要的是，当我向当天和我一起在巴克利先生家做客的朋友求救，让他们为我辩护我之前说过的话并非妄言时，他们都不愿意站出来帮助我，这令我非常震惊。于是在那些大人物的眼中，我的名声彻底毁了。相较于之前在朋友面前的沾沾自喜，如今的我窘迫至极。更糟的是，耶鲁大学学报的同学闻得风声，为我绘制了一幅插画，嘲笑我之前被那些大人物砸晕了头，如今名声不再，斗志全无。不过这一切都是我咎由自取。

现在回头想想，我对这次经历充满感激，因为我从中学到一些宝贵的教训。一方面我不得不开始改变我的领导风格，并不是说把事情完成就行了，而是要让身边的人都能有一种参与感，让他们觉得他们不仅参与了过程，而且也是领导阶层的一部分。我认识到，如果组织里的成员对这个组织正在讨论的事情毫不知情，那他们所投身的事业便算不上是一份真正的事业。另一方面，我也明白了这个世界究竟有多小，那些大人物的圈子更是如此。

最重要的是，我认识到傲慢是一种病，它会让你忘记真正的朋友，忘记这些朋友有多么重要。即使用意有多么好，太过傲慢也会招致他人的愤怒，会让他们有一种冲动，想要将你打回原形。所以你要记住，在你向成功的巅峰攀爬时，一定要保持谦逊的态度，帮助那些与你并肩和爬在你前面的人。你有可能会结识到更有权势或更知名的大人物，但绝对不要因此忽略你最宝贵的人际网，忘记那些你在各个领域已经结识到的朋友。所以自那以后，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回顾过去，联系那些自我孩童时起就对我很重要的人。我去拜访我早年的导师，并告诉他们，他们对我多么重要，我今天的成功离不开他们当年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