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三峡记忆
三峡工程是一个站在世界水利科技高端，立于世界水电发展前沿，处于中国国民经济命脉的世纪工程。与此同时，它也是一个置于人与自然、过去与未来、经济与社会等矛盾焦点的水利项目。
那么，对于曾经亲身经历这个工程的勘测、论证以及建设的人来说，他们又是以一种怎样的视角看待这些成就、解决这些问题的呢？
李鹏：邓小平谈三峡工程
李鹏，1928年10月生于上海， 194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6月任国务院副总理，1988年4月至1998年3月任国务院总理。
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九日 星期六 晴
上午9时45分，邓小平同志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参加广东核电投资公司与香港核电投资公司合营合同签字仪式。我和朱琳前去迎接，他亲切地与我握手，问朱琳是哪里人。朱琳答是上海人。邓问为什么嫁给四川人。我说，云南人不是也嫁给四川人了嘛。引起哄堂大笑。邓小平又问，你们是哪一年结婚的。我答1958年。这一场对话体现了邓小平对烈士后代的关切之情。坐下来后，小平同志和省长、部长们一一握手。今天中方出席人员中有黄毅诚、周南，时任外交部副部长。魏玉明，时任对外经贸部副部长。王全国,时任广东省委副书记。李建安，时任广东省副省长。郑华，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周溪午，时任深圳市副市长。陈增庆，时任国务院核电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薛正军等。我向小平同志简单介绍了大亚湾核电站的情况。他对大家说，现在的问题是快建设，早收益。
小平同志非常高兴地会见了嘉道理勋爵一行，嘉道理勋爵时任香港中华电力公司董事长。双方进行了友好而热烈的谈话。两人约定，在大亚湾核电站第一台机组建成发电之日，将共同去为之剪彩。
会见后，小平同志要我们留下来，问我今后十年电力发展的情况怎样，他说大家都不放心。我一一作了回答。他十分关心三峡工程。
他说，开发性移民这个办法好，可以在库区建工厂。听说四川人已不反对坝高到180米，我很高兴。万吨船队不能到重庆，太可惜。多移几十万人不算什么，可以办工厂，可以发展服务业。我们应该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些好的东西，要办好这件事。他还提出把四川省一分为二的设想。根据回忆和笔记，我整理了小平同志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
附：邓小平同志关于三峡工程的谈话。
小平同志首先说：今天我们谈谈建三峡的问题，你谈谈是怎么安排的。
我说：三峡工程需要3年准备，总工期17年，11年后第一台机组开始投产。三峡工程目前主要有两个问题争论比较大，一个是泥沙的淤积；另一个是坝高的问题。过去是四川的同志由于淹没面积大、移民多，不赞成高、中坝方案。现在四川有人，还是重庆人，提出建设中坝，坝高180米，万吨船队可开到重庆。这些年重庆在城市规划建设中，在180米以下没有安排工程。中坝方案装机容量可以由低坝的1300万千瓦增加到2000万千瓦，增加700万千瓦，年发电量可由650亿千瓦时增加到1000亿千瓦时，增加300多亿千瓦时。
小平同志接着问：中坝方案移民增加多少？我说：现在低坝方案按150米考虑，移民36万，到电站建成时增加到50万。中坝方案按180米考虑，移民增加到100万，或者更多一些。移民问题，过去搞安置性移民，把农民迁移到别的地方。现在准备用安置移民的钱，开工厂、办农场等。移民可以种植经济作物，特别是柑橘，四川柑橘品种很好。而且，可以用移民的经费，发展乡镇企业，搞商品生产，增加收入。
小平同志肯定地说：现在的移民方针对头了，100万移民也有办法安置。可以发展乡镇企业 ，也可以搞第三产业，还可以发展旅游。
接着，我向小平同志介绍了“180方案”总投资、建设时间和设备等方面的问题。“180方案”总投资可能增加1/3以上，第一台机组开始发电的时间，可能延长一两年，但是采取“以电养电”的办法，第一批机组发电后，就可以用发电的收入作为第二期建设的资金和移民的资金。三峡工程建设现在还没有开始，泥沙、航运问题没有弄清楚前不能开工。“150方案”每台发电机容量是50万千瓦，“180方案”每台发电机容量是70万千瓦。机组开始可以从国外购买并引进技术，以后的机组自己生产。他还关切地问道：长江建了坝，对航运有什么影响？
我回答说：这两年过葛洲坝船闸的货运量每年增加30%左右。已经建了两个船闸，还有些问题，主要是国产设备质量不过关。3号船闸建成后就不会有什么影响了。
小平同志说：三峡工程是特大的工程项目，为我们子孙后代留下一些好的东西，要考虑长远利益。过去是四川人不赞成把坝搞高，现在情况变了，四川人，主要是重庆人同意“180方案”。低坝方案不好。中坝方案是好方案，从现在即可着手筹备。中坝可以多发电，万吨船队可以开到重庆。以后可有意识地把国家重大工业项目放在三峡移民区。
我说：正在考虑专门成立三峡行政区，用行政区的力量来支持三峡工程建设，做好淹没区的移民和经济开发工作。这个行政区应该包括重庆市，有了大城市，有一定的工业经济基础和人员智力的支援，便于发展经济。
小平同志又讲：可以考虑把四川分为两个省，一个以重庆为中心城市；另一个以成都为中心 城市。他还问三峡工程建设现在开始了没有。
我说：现在还没有正式开始，泥沙、航运等问题没有弄清楚前不能开工。目前只做些准备，如修路、通电。宜昌通往大坝区有40公里路正在修建。
小平同志还问到本世纪末电要搞到多少，才能保证国民经济翻两番需要的问题。
我说：至少要与国民经济同步发展，原来设想搞到2亿千瓦左右。现在看来，这个数不够了，因为除了工农业用电外，人民生活用电增加也很快，还要千方百计多搞一点儿。办法就是大家办电，不是一家办电。“七五”期间要争取每年搞到700万千瓦，“八五”期间每年要搞到1000万千瓦以上，才能基本上保证翻两番的需要。只要政策对头，我看把电搞上去是很有希望的。小平同志高兴地说：有人说电能上去了，翻三番都可以。那就按照这个规划去安排，看来电有希望，翻两番有希望。
——摘选自《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
陆佑楣：论三峡工程
陆佑楣，水利水电工程专家，时任中国三峡总公司总经理。1934年1月7日出生于上海市，1956年毕业于华东水利学院（今海河大学），曾任国家水电部副部长、能源部副部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总经理，现任中国大坝委员会主席，清华大学、河海大学教授。
之所以说“三峡工程是一项科技工程”，“科学是三峡工程的基本品质”，是因为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对三峡工程顺利建设起到了巨大的保障作用。就如十几年前，当三峡工程一纸蓝图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对工程具体怎么实施，大家心中并不是十分有底。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针对一个个的技术难题，组织进行深入的攻关研究，同时在技术上全方位开放，听取各方面专家意见，以不断加深对三峡工程科技问题的认识，实现科学决策。十年来，正是依靠科技进步，我们才得以一一攻克了横亘在前进道路上的难关，取得今天的成绩。
比如在三峡二期导流施工中，我们参考国内外资料，分析三峡坝区河床特点，同时充分运用已有施工经验，克服截流流量大、水深大、不允许断航等难点，成功实施了大江截流，随后在不到１０个月时间内修起了８０米高的土石堆坝，并用深入基岩的混凝土防渗墙，做到了不漏水。经过这次实践，我们掌握了在深水、大流量条件下实施截流工程的技术，属于世界领先。
又如双线五级船闸开挖，主要施工难点在于确保高边坡稳定。经过研究，我们将４０００根预应力锚索用于锚固深层岩体，将１０万根高强锚杆用于锚固浅层岩体。此外，还运用控制爆破技术减少岩石震动、设置山体排水系统、对坡面喷混凝土，这一系列措施保证了高边坡稳定。我们再次解决了一个世界级的难题。
三峡大坝混凝土浇筑总量为2800万立方米，其中浇筑高峰年出现在1999年至20011年。经研究，采用塔带机与胎带机、高架门机、缆机相结合的有自己特色的综合机械化施工方案，突破了特高强度快速浇筑混凝土的难题。混凝土浇筑最高年份达到５４８万立方米，并连续三年创造了世界纪录。
７０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世界上有几十台，但三峡电站机组运行水头变幅达４０米，如何确保机组在不同水位所有工况下安全稳定运行，是个难点。经过多方攻关，这个问题已得到解决。目前首批投产的几台机组已在１３５米水位稳定运行，将来还要接受１７５米水位运行的考验。
还有一个难点是升船机。升船机类似一部大型电梯，运行时，连船带水共重１１,８００吨，需提升１１３米，不仅技术上很复杂，而且要确保零事故率。经过细致的科研工作和比选，现基本决定采用更为安全的齿条爬升、螺母螺杆安全设施的方案。
回顾十年工程实践，我认为，参与三峡建设，必须具备以下三样条件：第一，要有一个基本的科学的态度，不能没有科学依据，随意行事。十年来，正是由于我们秉持科学态度，才保证了始终把握正确的前进方向。第二，要从实际出发，求实务实。第三，要有创新意识。创新才能做出前人未做过的事。
——摘选自《中国三峡建设》2003年10期
万里长江奔腾不息，三峡大坝巍然屹立。气势恢宏的三峡大坝如同巨臂，紧紧揽住奔腾不息的江水。
作为中国综合国力的体现，三峡大坝无疑是一座盛世丰碑。那么，建成后的三峡工程将为中国带来哪些社会和经济效益？“高峡出平湖”的梦想达成之后，新三峡又是怎样一番景色？
潘家铮：世纪圆梦——中国三峡工程
潘家铮，中国著名水电工程专家，时任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技术委员会主任。潘家铮1927年11月生于浙江绍兴，1950年8月毕业于浙江大学土木工程专业，1979年任电力部水电总局副总工程师，198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3年任电力部技术顾问、长江三峡总公司技术委员会主任。2012年7月13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我在过去很长时间内没有涉足三峡工程的争论，只觉得这个伟大工程对中国来讲确实是不可少的，而且中国也确实具备了修建她的能力和条件。这是个宏伟而又遥远的工程，可算是个怀疑派或中间派吧。形势的发展使我开始思考和研究三峡工程的得失，我想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对三峡工程苦恋不休，又有那么多的人对之忧虑重重。
1986年我被任命为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副组长暨技术总负责人后，这才深深卷了进去。在长达两年八个月的论证期中，我阅读了汗牛充栋的资料，布置了大量的研究试验和分析工作，参加了无数次的讨论和辩驳会，还多次去坝址、库区考察调查，使我逐渐认识到这个伟大工程对中国来讲确实是不可少的，而且中国也确实具备了修建她的能力和条件，我就变成一个赞成派了。
1989年春夏之交，当我们完成论证任务，满
怀信心准备向中央和国务院汇报最终结论时，一场政治风波席卷了华夏大地。风波虽然很快平息，三峡工程却又一次被搁置起来。要知道在经济和社会迅速发展的时代，把一项牵涉百万移民的大工程搁置起来也许就意味着宣布死刑。我在无限失望和迷惘的心情下，不禁发出了“三峡、三峡、您究竟何时才能梦想成真”的长叹……
……
葛洲坝工程确实起了“实战准备”的作用，加上粉碎“四人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发展形势蒸蒸日上，水利部在70年代末小心翼翼地提出将三峡工程列为“四化”建设重大项目，争取在80年代建成的建议，触发了80年代的第二次大争论。国务院决定由国家计委和建委组织论证。为了减少困难和阻力，水电部决定让“长办”研究提出一个较低的开发方案（蓄水位为150米），以供论证和决策。1983年5月国家计委邀请了350多位专家开了个空前的大会审查“150方案”。也许是久梦难圆的三峡工程牵动了人心，“150方案”虽规模较小效益较差，但投资和移民困难也小得多，加上科委组织的大量科研成果的完成，“150方案”得到多数专家的首肯，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与其坐而议，不若起而行”。审查会最后建议“原则通过，抓紧初设”。1984年2月，国务院批准了这个方案，并决定在84年内开工，为减少移民困难，将有关地区组成“三峡特别行政区”（后又改为筹建三峡省），以及筹备成立“三峡开发总公司”。此后各项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三峡工程似乎真的上马有日了。
但是这一决定立刻引起巨大反响。首先是一些政协委员、社会知名人士和个别领导同志仍然反对修建三峡，他们仍认为投入太大，问题很多，效益可疑，反对草率上马——至少推迟到下世纪再说。其次重庆市和交通部也反对“150案”，要求提高蓄水位，使万吨船队能直航重庆：其它形形色色的意见不胜枚举。一时间形成相当气候的反对意见。
1986年6月，国务院发出对三峡工程进行补充论证的通知，一切准备工作也都停止，看来党的第二代领导已感到对三峡工程的决策非同小可，决定将决策过程分为三个层次进行：(1)由水电部组织全国专家进行深入研究论证，重新提出可行性报告；(2)由国务院组织专家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报告提交中央；(3)提交人大审议批准。
于是水电部重新聘请了 412位各专业的专家，成立了14个专家组进行新的论证。加拿大政府和世界银行对三峡工程极感兴趣。经中、加两国政府商定，由加方出资，聘请国际上的著名咨询公司在世界银行指导下进行独立的可行性研究。重新论证工作从1986年6月做到1989年2月，专家组最后认为：三峡工程应建、早建；不存在不可解决的技术、生态和投资上的问题；正常蓄水位应提高到175米。绝大多数专家赞同这一结论，只有9位专家拒绝签字。加拿大的论证结论大同小异，但为了减少移民量，他们推荐的蓄水位为160米。“长办”根据专家论证结果重编了可行性报告，预定在1989年内提交国务院审查，三峡工程的前途，似又出现曙光。
——摘选自《千秋功罪话水坝》
李镇南：回忆三峡工程坝址的选择
李镇南，中国著名水利专家，时任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今长江委）工程师。1932年，李镇南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今西南交通大学），1934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土木工程硕士学位，1938年回国。建国后，李镇南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工务处、计划处处长，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他组织完成了历史上第一部《长江流域规划》，并长期负责三峡工程的技术工作。
1955年我来武汉参加长委会长江流域规划工作，并向受聘长委会工作的苏联专家组介绍长江的情况及问题。10～12月，我们组织了对长江上游地区、干流及主要支流的查勘，全体苏联专家参加了查勘，查勘团由李葆华、林一山领队，国家计委、水利部、地质部、燃料工业部、交通部及有关单位也派员参加，我和长委会有关负责同志也参加了。查勘途中，我陪同查勘团看了三峡南津关坝址（萨凡奇建议的），也看了我们建议的火成岩坝址区，并谈了我们的看法。还查勘了我们初选的猫儿峡、温塘峡、偏窗子等多处坝址，并到成都向四川省委汇报、征求意见。在查勘上游时，苏联专家组对长江中下游的防洪严重性与紧迫性认识不足，又兼他们都是搞水电的，对发电问题考虑得多，总觉得猫儿峡配以温塘峡、偏窗子等的方案，就可以解决近期需要，对三峡枢纽总觉得规模太大，投资太大，所发的电一时又不易销售，不像猫儿峡等那样现实。而我们则认为防洪问题紧迫，是治江必需解决的首要任务，且猫儿峡等淹没四川良田好地较多，也恐难得到四川的同意，故不赞成以猫儿峡等作为治江战略重点，而认为应以三峡作为治江主体。途中争论激烈，未能取得共识。周总理听到这一情况后，单独召见了专家组长和林主任，听取他们的汇报。总理最后讲话，说明了长江中下游防洪问题的严重性和中央对三峡工程的指示，说明三峡工程是长江中下游防洪所不可或缺的，其他效益也不是猫儿峡所能取代的，故三峡工程应是长江流域规划的主体工程。专家组长赞同总理的意见，认为长江中下游的防洪问题是关系全局的大问题，同意研究三峡工程的问题。
到1956年底，为了加强流域规划的工作，长委会改名为“ 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简称“长办”)。1957年初, 我奉命担任长办的总工程师, 在党组和主任的领导下，全面负责技术工作。
此后, 我们进一步研究三峡坝址的问题，分别在南津关的石灰岩区选了五个坝址和在上游的火成岩区选了十个坝址，进一步开展勘测和调查。除一般的地质问题外, 在火成岩区特别注意风化壳的研究。同时与苏联专家组长商定, 临时短期增聘一些著名的苏联高级地质专家, 尤其是研究喀斯特的专家, 来华与中国专家合组中苏地质专家鉴定组。他们对几个坝址进行实地查勘, 听取了勘测和有关单位的汇报, 尤其是喀斯特问题的研究情况, 钻探工作及库坝区渗漏调查等报告及成果, 对在工作中提出的问题及指导进行的些补充勘测与调查研究的成果, 更深入细致地讨论研究, 最后提出几个坝址的工程地质条件的鉴定性意见。
……
我们在1958年底提出《三峡水利枢纽初步设计要点报告》。1959 年5月在武汉组织了全国有关方面进行讨论, 一致同意放弃南津关坝址, 推荐三斗坪坝址。
在肯定放弃南津关坝址的情况下,出现了坝区以下水能的补充利用和交通部提出妥善解决三斗坪至宜昌间的航运等问题, 还有宜昌港水位稳定性的问题。
像三峡这样的综合利用枢纽的运用，必然有适应电能日负荷变化的调度, 水电站的下泄水量与相应水位可能会有超过航运所能容许的较大幅度的变幅。这样的矛盾必须得到妥善的解决。经过反复研究, 在三斗坪以下选建一个梯级，这样既能利用三斗坪以下的水电资源，解决三斗坪以下的航运问题, 还可利用其有效库容, 对三斗坪下泄幅度较大的日水量进行调节。使这个梯级的下泄量及相应的水位幅度变得更小些, 使之能更适应航运和其他用水部门的需要, 也可满足宜昌港水位稳定的要求, 葛洲坝正是这样的一个梯级, 是三峡枢纽的组成部分。我们也认识到, 为了充分发挥综合利用的效益, 在大型枢纽下游, 应有而且必须有个反调节梯级。
这种对反调节的重要性及必要性的认识, 是认识上的新发展, 对三峡坝址的选择, 更增添了一个好的重要因素。
从这方面说, 三斗坪和以葛洲坝作为反调节梯级的选择,是符合综合利用要求的理想选择。不仅三峡工程的效益可以得到最好的发挥,而且也发挥了长江水力资源综合利用的效益, 还为宜昌城市的发展, 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如果三峡坝址选在南津关,则反调节梯级, 只能建在宜昌下游的古老背, 宜昌市将要被淹, 更谈不上发展了。
1959 年周总理又向林一山传达了毛主席对三峡工程的另一指示:“有利无弊”, 要求研究三峡工程的防护问题和三峡水库的长期使用问题。为此成立了以张爱萍为组长, 钱正英、林一山等为副组长的人防小组, 研究核弹对三峡工程和水库的破坏及如何防护等问题。水库长期使用则由“长办”负责研究。
1960年春, 三峡工程初步设计的各项内容基本就绪, 水电部组织了中苏专家数十人在坝址现场进行讨论。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坝线选择。“长办”建议选用三斗坪坝址上坝线, 在“长办”工作的苏联专家组及多数外单位专家, 都支持“长办”意见, 中国专家也都同意“长办”意见。但有少数苏联专家主张选用中坝线( 在上坝线下游约1km处), 并建议在上、中坝线各打一个过河平洞, 进一步查明两坝线河床部分的地质条件, 再选坝线。双方争执不下。经主持讨论的水电部冯仲云副部长向水电部报告请示, 水电部研究后, 还是决定接受打平洞的建议。
于是开始开挖两端竖井及过河平洞的工作。不久, 国际形势变化, 苏联专家撤走, 竖井打了一部分就停工了。
……
改革开放后, 许多国家的专家和友人来此参观考察, 都一致称赞我们的这种选择, 认为三斗坪确是一个难得的好坝址。
至于坝线问题, 前面曾提到1960年拟选上坝线的间题, 后来苏联专家撤退, 刚开始的竖井停工了, 以后再没人提过比较上中线问题。我们对两坝线进行了复核, 仍然认为上坝线较好, 以后就以上坝线作为选定坝线。它的位置自右岸的白岩尖, 通过中堡岛上首, 至左岸坛子岭。
1986年开始的三峡工程论证工作,也按三斗坪坝址上坝线进行。1991 年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 组织专家对重编的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审查(工程规模, 枢纽建筑物与施工专题)的预审意见是:“同意选用三斗坪坝址。该坝址具有修建混凝土高坝的优良地形和地质条件, 是个难得的高坝坝址。”同年,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 关于对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审查意见中,同意选定三斗坪坝址。至此, 经过近四十年的不倦探索, 三峡工程的坝址由国务院组织专家审查, 才最后确定下来。
——摘选自《中国三峡建设》1995年第4期
郭瑞荣：三峡的记忆
郭瑞荣，中国葛洲坝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职工，曾参与建设三峡大坝。
时光飞逝，岁月如梭，一晃离开三峡工地13个年头。今日，在新疆水电建设工地喜遇三峡朋友，我意外又惊喜。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在工地餐馆，要个麻辣羊肉火锅，点上几碟菜，喝着伊力老窖酒，与朋友聊起三峡工地的日子，着实开心快乐。
酒逢知己千杯少，夜归，草原已是明月高悬，群星璀璨。柔柔的轻风吹醒我的醉意，吹走我的睡眠，坐在灯下案前，品着朋友从湖北宜昌带来的三峡绿茶，细细回味那淡淡的茶香，唤起我对三峡的记忆。
1995年1月，我从海南大广坝电站调到湖北三峡水电站工地。作为水电人能参加三峡水电站工程建设，是我一生的荣幸。初到三峡工作，正赶上三峡工程一期导流明渠开挖，导流明渠长近2000米，宽约400米，偌大的基坑施工现场，几百台大型机械设备
同时作业，那壮观的施工场面，没有亲身经历的水电人，是无法想象的。大型电铲、反铲、推土机、装载机、运输车星罗棋布地挤在一个施工区域展开作业，还能有条不紊地有序施工，的确需要很高的管理水平。在大三峡工地日开挖方量几万立方米，是家常便饭。开挖最高峰时段，葛洲坝集团月创造开挖土石方近两百万立方米的记录，可谓是世界之最。大三峡大气派大手笔，葛洲坝人在大三峡书写下了水电新篇章。作为三峡建设者，我目睹了那里发生的奇迹。
1997年11月，我有幸参加了三峡工程大江截流，那规模那场面在现代水电史上前所未有。几百台重达几十吨的大型自卸运输车，在长江左、右两岸排成几公里的长龙。1997年的三峡工程长江截流，中国人把她载入了历史史册。截流那天，国家领导人率各部委负责人亲临现场观看截流盛况，中央电视台及全国各大新闻媒体都派出强大的报道摄制组，对截流进行了现场实况直播报道。我所在的单位是葛洲坝集团最大的子公司，作为三峡截流的主力施工单位，我有幸骄傲自豪地站在戗堤截流龙口的前沿，亲眼目睹戗堤紧张的回填进占，那气势磅礴的施工场景现在回想起来仍令人振奋不已。龙口在拉近，宽阔的江面在收缩，滚滚长江千层浪，惊涛拍打堤两岸，龙口处溅起的水花高达十余米。为确保龙口合龙万无一失，水电专家们拿出了多套截流方案，几十吨的混凝土锥型四面体被成排成排地向江中不断倾卸，超大马力推土机轰鸣着把一堆堆巨石推到江心，刹那间巨石就被凶猛的江水冲得无影无踪，那是一场人与大自然惊心动魄的生死博弈。龙口指挥员们手握对讲机，紧锁双眉，神情严峻地观察戗堤龙口的强填进占。龙口两岸，车水马龙，机声轰鸣，各级作业人员身穿带有标记的橘红色救生衣，头戴红色安全帽，手中挥动着红、蓝旗，指挥着装满巨石的滚滚车流，不停地向龙口进发。他们坚守岗位，各负其责，壮观的截流现场紧张有序，浩瀚的长江终于在三峡人顽强的拼搏中被拦腰截断。龙口合龙的瞬间，长江两岸彩旗飞舞，鞭炮齐鸣，礼花绽放，参加截流的三峡健儿兴奋地冲向对岸龙口合龙处，与并肩战斗的兄弟们紧紧地热情拥抱，他们眼含激动的泪花，手举鲜红的大旗不断挥舞高喊胜利。国家领导人兴高采烈地走向已合龙的截流龙口，与三峡建设者们握手合影留念，中央电视台及各大新闻媒体报道了这震撼人心的历史画面。1997的长江三峡工程截流场面壮观宏伟，它是继葛洲坝工程1981年1月长江第一次截流之后，在万里长江上的第二次截流。三峡工程的成功截流，让全中国人民为之振奋，事实证明，中国有信心有能力兴建世界最大的水电站。
1997年12月，我从三峡工地调回公司党委宣传部。随后的日子，我也多次进三峡工地采访，也目睹了2002年的三峡二期工程截流，见证了规模宏伟的三峡大坝在一天天成长。在公司机关工作了7年，我又参加了云南、重庆、新疆水电项目的建设，但三峡工程情结令我魂牵梦绕。今天，我在新疆水电建设工地遇到三峡来的同事，战友情、朋友情、水电情，唤起了我对三峡工地的回忆。夜深人静时我在新疆草原忆起三峡工程，把长江三峡截流的宏大场面再次扫描定格，我想不管我在祖国的何方，三峡都在我的梦乡。
——摘选自《三峡的记忆》
杨恩芳：建设三峡——才能的历练
杨恩芳，时任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枢纽管理部副主任。杨恩芳于1954年6月出生，1971年3月支边到西双版纳，曾担任西双版纳团委副书记、重庆市第二高级中学党支部书记。2005年4月13日，杨恩芳由中共中央组织部派至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挂职锻炼一年，任总公司枢纽管理部副主任。
大坝的快速浇筑、机组的安装运行、水位的科学调节、船闸的安全畅通、设备设施的监控维护……无处不牵一发而动全身，溃一方毁全局！
水底的泥沙监测、开闸冲淤、河床护底；水中的污染防治、鱼种保护、漂浮物清理；水边的消落地保护、礁石爆破、库容保证；水岸的地灾治理，滑坡避让、移民迁建……无事不关联八方，利及万民！
立项的提出、论证、申报；标书的制作，招投、审定；合同的拟写、谈判、签定及执行、监控、验收……无一环节不涉及成万上亿资金流通的安全！
这是我从未涉足过的领域，因而也历练着我所不曾具备的才能！
2005年6月22日 星期三 晴
156米水位蓄水在即，枢纽管理中最重要的环节便是船闸通航的问题了。经这段时间的调研分析，发现有几个重要的环节必须及早着手解决：
首先是五级船闸的改造完建。目前139米水位期实行的是四级船闸运行。下游水位设计为62米至66米。当蓄水位提升至156米时，三峡大坝最高水头为94米，最低水头为90米。水头是三峡电力的生命线，其高度几乎可以说是用人民币叠起来的。有人说，水轮机满负荷运转一天，就有近400万人民币的效益，全然如一台台印钞机！无疑，追求效益最大化的三峡总公司，必然会在设计规程内，追求水头的最大化。
那么，在水头按94米运行时，四级船闸已不能满足通航要求。按设计高程，每一级闸室水位为45米，两闸之间的梯级高度即22.5米。如在94米水头下，梯级高度即要升至23.5米，每级闸室水位将达到47米。而据船闸总设计师宋工论证，闸室水位最高可达46.5米。
虽然，据各路专家介绍，闸室水位可达47米，但谁来作这种高风险的决策呢？专家意见只是建议，决策人才对此负法律责任！冯主任不敢点头，我看曹广晶副总经理也难拍板。不出问题则罢，一出问题将是弥天大祸！为此，我们必须严格按法定章程运行，不能以百姓的生命和我们的人头去作这种风险抵押！
为此，一旦实施156米水位蓄水，必须立即启动五级船闸完建工程，这一点须坚定不移地说服各方尽早实施！
第二，必须尽快提出船闸单线运行的对策方案。首先要论清单线双向通航能力。经请教专家，得知单线运行中的换向过渡时间大致需要2小时。由此推断，单线双向运行应是双线单向运行通过量的40%-45%。按去年实际通航量3430万吨计，应当可达1450万吨至1500万吨的通过能力。
与此相关，翻坝过闸便是最重要的对策。如何修建、完善翻坝设施，提升翻坝能力，须立即提上议程并着手实施。
同时，须尽快通报航运交通管制部门，公告沿江相关货运、客运公司，调整船型标准、货载种类、发船班次，以最大限度地实现船运调度的优化和通航能力的最大化。尤其是国际旅游均1年前预定船只，延时通报将造成不良国际影响。
第三，必须尽快启动闸门液压启闭机长期稳定运行的专题研究。因三峡五级船闸属举世无双、史无前例的创新探索性工程，涉及四五个世界级技术难题。在四级运行中出现了启闭机运行不够稳定的状况亦属正常，问题在于必须尽快破解原因找出对策，以便五级船闸完建技术能一步到位，免走弯路、节省投入。
第四，必须立即采购定做修建设备和配套备件。这些专用设备制造工期需1年之久，源头误时将延误整个工期，引发系列问题。加之单线运行一点不能出机械故障，一旦造成大量船只滞留锚地，将产生不可挽回的国际影响。为此，各类配件必须全套对应备置。
第五，船闸管理委托应尽快商定。按合同周期，上年委托已于2005年5月31日终结。从6月1日至今，皆属委托断档期。一旦出事，其法定责任将是三峡总公司，而不是现任管理的交通部三峡船闸管理处。在依法经营的法制社会，只能依法追究责任，这一点务必清醒。
以系统论的思维立场和思维方式推导问题和排列解决秩序，方能使我们的管理周严有序，系统和谐，防止顾此失彼、零乱无序造成的重大疏漏。
我体会，社会管理如此，行政管理如此，企业管理更当如此。
2005年6月23日 星期四 晴
今天，重庆市人民政府顾问甘宇平率市经委、商委、交委、外经贸委和移民局的10名同志，前来三峡总公司与曹广晶副总经理商议航运方面的若干问题。
冯正鹏主任就重庆河段、港口泥沙淤积问题，五级船闸改建问题，近几年库区蓄水计划问题，向甘宇平同志（原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副市长）一行作了通报。
关于泥沙淤积问题：据专家组反复实验，并严格监测135米水位蓄水后的实际状况，长江上游因筑坝拦截、水土保持、雨量均衡、人工挖沙四大原因，来沙量锐减。尤以嘉陵江为最，减少泥沙3/4。其二，由于水位调控流速状态较佳，排沙量从原设计的33%提高到实际上的40%。为此，重庆河段尤其是港口泥沙淤积比设想的乐观，基本不会碍航。
关于水位运行计划：据专家反复论证，认为按2006年10月156米水位，2007年172米水位，2008年达175米水位的规程运行，较有利于航运调节。
关于五级船闸完建：经论证，认为从2006年汛期后10月启动，至2007年9月以前施工为最佳。完建船闸期间，实行单线双向运行。通过能力在1200万吨至1500万吨。补充措施是扩大翻坝能力，力争达1000万吨。
重庆的同志就通航问题通报了情况：
三峡蓄水，为重庆水运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多年亏损的水运业，从去年开始扭亏为盈。由于每吨/公里水运成本仅3分钱，而铁路则为0.12元，公路贵达0.45元，使水运在整个运输业中比重猛增至46.3%，几乎占了半壁河山，而且成为远程运输的主体。
重庆预计，2006年将有4700吨，2007年将有5400吨货载船只走长江水路。而三峡船闸及翻坝一共才有2500吨左右的通过量。这一尖锐的矛盾将形成对重庆市经济的较大制约，引发各行业之间的尖锐矛盾。
为此，重庆希望参照2003年停航补偿办法，给企业作一些必要的补偿，以避免企业和社会的波动。
甘宇平同志充分肯定了三峡工程对重庆发展的有力支持。他说，长江水运因三峡工程而兴，重庆经济因三峡工程而增，发展因三峡工程而快，人民因三峡工程而安。他充分理解及早完建船闸的必要性，理解三峡总公司的困难，表示了重庆将全力配合的良好愿望。
曹广晶副总经理感谢重庆的理解与配合，认为船闸改建是一项公益事业，应按照公司、政府、企业、社会风险共担的原则来解决修建期间的暂时困难。
我以双重身份的特殊角度，力求沟通双方、促进理解。建议重庆一要加快船型标准化、大型化建设。力求在有限的闸位通过最大的吨位；二要按1500吨过闸，1000吨翻坝的通过量，根据重庆支柱产业发展需要，尽快研究分流方案，安排配额计划；三要优化调度，按单双号上下行的运行方式，实施定额、定时调度船只，力求均衡发船，以避免闸前积压或空闸待船发生。
作为枢纽部副主任，我将全力协助冯主任，尽快协调各方，细化单线运行的具体方案，力争及早告知各方提前准备；将尽快做好船闸完建和单线运行安全保障准备工作，促进过闸及翻坝设备设施的完善；将在单线运行期间协助三峡总公司领导做好坝区范围内的航运协调，为确保航运畅通做出我最大的努力。
——摘选自《三峡工程挂职日记》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