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风雨三峡人
“长江王”——林一山
2003年6月10日，三峡工程提前五天实现了蓄水目标。此时此刻，千里之外的北京城里，一位年逾九旬的老人正默默地关注着这一切。由于曾经罹患眼癌，老人的双眼已经失明，他紧紧地抱着收音机，仔细倾听从里面传出的每一个消息。
这位老人就是新中国的治水先驱，被毛泽东称为“长江王”的林一山。
1911年，林一山出生于山东省文登市，上中学时参加革命。1935年，林一山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并于第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后，林一山投笔从戎，曾担任胶东半岛抗日部队司令员。
新中国刚刚成立，长江就爆发了大洪水，林一山亲眼目睹了洪涝灾害造成的惨况，这也使他认识到水利事业对中国的重要性。不久，中央做出了“以流域为单位，组织流域性水利机构”的决议。1950年，时任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秘书长的林一山，奉命组建长江水利委员会。
戎马半生的林一山迎来了人生中的一个大转折，从此，他与长江结下了不解之缘，新中国的治水历史即将改写。
为了胜任新的任务，林一山开始努力钻研水利知识。凭借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他很快完成了从外行到内行的转变。上世纪50年代初期，林一山提出了以防洪为主的治理长江的战略计划，并明确流域规划以三峡为主体。
1953年2月，林一山接到中共中央中南局的通知，让他随毛泽东主席视察长江并汇报工作。19日，林一山把水利资料准备齐全，跟随毛泽东踏上了“长江”号军舰，开始了为期三天的旅程。
在“长江”号军舰上，毛泽东向林一山询问了长江洪水的成因，林一山回答是由于暴雨所致。接着，他打开随身携带的长江流域图，向毛泽东详细报告了暴雨区在长江流域的分布。
毛泽东又问：“那怎样才能解决长江的水患？你有什么办法没有？”林一山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他一边说一边展开了一幅草图，说道：“我们计划兴建一系列梯级水库来拦蓄洪水，从根本上解除洪水的威胁，同时开发水电、改善航道、发展灌溉，最大限度地进行综合利用。”
毛泽东听完林一山的报告后，惊叹于他对长江的了解，笑着称他是“长江王”。毛泽东最后对林一山说：“我看其他小水库加起来还抵不上一个三峡水库，要毕其功于一役，先修那个三峡水库如何？”
毛泽东的这句话让林一山豁然开朗，在船上的三天时间里，两人就三峡工程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多次探讨。
从“长江”号军舰回来后，林一山便带领其他水利专家们，围绕着兴建三峡工程展开了规划工作。1954年汛期，长江流域爆发了20世纪以来最大的一次洪灾，这次洪灾促使毛泽东下决心兴建三峡工程。
林一山深知，三峡大坝建好后，将是世界最大的水利工程，要想把它的设计做得尽善尽美，需要解决的技术难题非常多。当时新中国刚刚起步，国力羸弱，科技水平也远远达不到兴建这个工程的标准，要想完成这个梦想，难度好比登天一般。
然而林一山并没有被困难吓倒，既然要“登天”，他就想出了一个“天梯”战略，决心由易到难，由低到高，一步一个台阶地登上三峡大坝这重“天”。
首先是挑选坝址。作为新中国领导三峡工程研究的第一人，林一山并不拘泥于世界权威专家所选的南津关坝址。经过充分论证，他决定把三峡大坝的最优坝址选定在三斗坪。
除此之外，林一山还提出了用修“母子坝”，即修建三峡和葛洲坝两个工程的办法，来解决三峡工程大坝以下河段的航运问题。
从1953年到1958年的五年时间里，毛主席六次召见林一山。1956年，毛泽东再次视察武汉，当看到三峡工程规划设计和长江流域规划工作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时，他非常高兴，还风趣地对林一山说：“你能不能找一个人替我当主席，我来当你的助手，帮你修三峡大坝？”
但修建三峡大坝的诸多技术难题依然存在。其中因泥沙淤积、水库淤死而带来的水库寿命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尚未解决的难题。毛泽东曾就这一难题征求过林一山的意见：“三峡工程建成后，能使用多少年？”林一山说：“200年。”毛泽东沉吟了片刻说：“千年大计啊！”
出于种种考虑，毛泽东有了暂时不建三峡工程的想法。但林一山并没有放弃他的规划。他撰写了延长三峡水库寿命的论文《水库长期使用问题》，还研究出“围堰发电”、“分期开发”等方案，以缩减三峡工程的建设时间。
然而世事难料，1966年，“**”开始了。林一山被造反派关进了“水牢”，还被打断了肋骨。直到1969年，在毛泽东的过问下，林一山才得以重获自由。
1970年12月，中共中央批准湖北省兴建葛洲坝工程。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作为三峡工程的主上派，林一山却在这个议题上投了反对票。
林一山解释道：“葛洲坝工程虽小，但从未做过设计工作，三峡工程虽大，但有很详细的设计方案。从技术上来说，葛洲坝工程比三峡工程要复杂得多。”林一山虽然十分理解毛泽东当时的想法，也知道兴建葛洲坝是为了今后建造三峡大坝打下基础，但为了真理，他还是站出来提出了反对观点。
林一山的建议最终没有被采纳，葛洲坝工程很快得以上马。然而工程刚刚开始，一系列的重大技术问题就暴露出来。两年后，葛洲坝工程被迫中止。周恩来震怒之下，撤掉了葛洲坝工程原先的负责人，并提名由林一山出任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主任。
林一山当时已患有眼癌，但为了不负使命，他仍旧拖着患有重病的身体，日夜坚守在葛洲坝工地上，通宵达旦地研究工程中出现的技术问题。
林一山运用自己总结的“河流辩证”与“河势规划”理论，采取挖除江心小岛葛洲坝和“一体两翼”枢纽布置等措施，将一个陷入困境的工程引向了成功之路。该工程建成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来自世界各地的水利专家在看了葛洲坝工程后，纷纷感叹道：“中国人能够设计和建设葛洲坝工程，就一定能够设计和建设其他任何水利工程，包括三峡工程。”
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上马。刚刚离休的林一山，对三峡建成后长江的河道整治问题，仍在不断的思考着、探索着。已是耄耋老人的林一山关注着三峡工程的每一步进展。他常对身边的人说：“三峡工程规模巨大，技术问题复杂，其中既要求设计上科学可行，也要求在施工和管理时确保精确无误。”
2007年12月30日，林一山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在人生最后的日子里，林一山时常回忆起当年毛泽东对他说的那些话。每当想起这些往事，林一山就会低声吟咏毛泽东的诗词：“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
林一山去世的消息传到武汉长江水利委员会，许多曾与他共事过的同事都感到十分悲痛。1月3日，他们自发来到长江水利委员会大院门口的林一山半身铜像前，向这位长江委的首任主任默哀致敬。长江委的时任领导在悼念林一山时，用这样一段话概括了他的传奇人生：
近百年岁月，叱咤风云。十五载戎马生涯，求索北平，驰骋齐鲁，鏖战辽沈，南下荆楚，壮志冲天。矢志不渝也，情操高尚矣，大禹传人难忘林一山。逾万里巨川，奔腾浩荡。六十个治江春秋，辩证问水，三段固本，高峡平湖，南引北济，居功至伟。哲人其萎乎，余泽长存焉，西陵石壁永镌长江王。
水电牵动一生——陆佑楣
现今已年逾七旬的陆佑楣，看上去依然神采奕奕。虽然已人过古稀，但他清瘦的面庞、温和的眼神和自信的微笑，仍然让所有见到他的人都感觉如沐春风。那么，这位身材瘦弱、眼神温和的老人又是怎样与三峡工程结下了不解之缘呢？
1934年，陆佑楣出生于江苏太仓，1965年毕业于华东水利学院。很多见过陆佑楣的人都想象不到，这个看上去文质彬彬的老人，刚刚踏足水电建设道路时，担任的职务竟然是开挖队长。在之后的十几年中，陆佑楣又先后参与了刘家峡、安康、龙羊峡等大型水电站的建设。丰富的实践经验，把他锻炼成了一个精通水电的管理型专家。
1984年，陆佑楣被调到北京，时任中国水电部部长的钱正英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调你来，为的就是修建三峡工程！”从1984年到1993年这九年间，陆佑楣参与组织了对三峡工程的重新论证。
1993年1月，已是国家水电部副部长的陆佑楣奉命全面负责三峡工程的建设和开发。作为国家选派的业主，陆佑楣就这样与世界上最大的水利工程结下了不解之缘。
陆佑楣来到三峡时，工程前期准备工作已经铺开，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困难一下都摆在了他的眼前：征地移民需要尽快进行；建设西陵长江大桥要马上开工；右岸一期工程土石围堰赶着下河填筑；永久船闸基础开挖必须抓紧招标准备……陆佑楣一时间忙得焦头烂额。
当时，三峡工程总公司还没有成立，但工程建设不等人。陆佑楣对筹备处的下属说：“我希望大家认真工作，大胆地干，即使干错了，理所当然由我负责！”
陆佑楣后来曾坦言道：“当时站在滔滔的大江岸边，真有点迷茫的感觉，但我常想，人一辈子能参加几回这样巨大的工程呀，因此我在迷茫中又对工程充满自信，毕竟我是学工程的，对它的复杂性早有充分认识和思想准备。”
1993年9月27日，三峡工程总公司成立，陆佑楣被国务院任命为总经理。12月24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来到三峡工地，陆佑楣全程接待。在视察途中，李鹏作为主任委员向陆佑楣许诺说：“每年都来三峡一次。”陆佑楣深知国家对三峡工程有多么的重视，也明白自己的态度将决定三峡工程的进展，他再一次感到自己身上的责任重大。
作为三峡公司的总经理，陆佑楣从一上任就告诫全总公司职工：“业主负责制，不是做官当老爷。在三峡建设过程中，业主要真正起核心作用、真正在公众面前形成权威、核心，得靠我们诚实的劳动。”
自从开始负责三峡工程，陆佑楣一门心思都扑在了工程建设上面。每次外出归来，陆佑楣总是先赶到施工工地，向现场指挥人员了解情况。不外出时，他出现在工地的时间远比在办公室里的时间多。
1997年11月8日，大江截流到了最后关头，陆佑楣站在截流现场，望着远处的滔滔江水，心中激动不已。当“龙口”合拢，两岸传来巨大欢呼声的时候，陆佑楣再也忍不住心中翻滚的情绪，泪盈于睫。
大江截流是三峡工程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施工的转折。按照三峡工程的进度要求，从大江截流到2003年，左岸厂房坝段要达到设计高程185米，14台进口的水轮发动机要陆续安装到位并发电，在枢纽右侧再次实施大江截留，还要人工开凿出“长江第四峡”，让五级船闸正式通航。
再次截留、船闸通航、机组发电是三峡工程在2003年以前必须实现的目标，这三大目标就像三块大石头一样，重重压在了陆佑楣的心上。这对他来说既是压力，也是动力。
陆佑楣后来还清楚地记得，在建设大坝围堰的时候，施工单位就遇到了困难。三峡围堰不仅要做到不漏水，还要能抵挡80米的水头，实施起来十分困难。那时，陆佑楣天天都和其他科研工作者一起跑工地，经过反复的科学实验，才最终研究出了大坝围堰的方法。
作为决策者，陆佑楣时刻关注着每个项目的进展，亲自过问施工细节。他知道，只有充分掌握工程建设中出现的问题，才能对下一个阶段的施工做出最合理的规划。
在陆佑楣的领导下，三峡工程总公司实行分项目招标，分项目管理，建立了完整的质量控制、投资控制体系及多元化筹资方案。而事实也证明，陆佑楣的决策是成功的。三峡工程的每个施工阶段和招标项目，都凝结着他的心血和汗水。
由于三峡工程十分巨大和复杂，因此安全和质量事故在所难免。为了确保施工质量，三峡总公司在陆佑楣的提议下，设立了“质量特别奖”。2000年，三峡工地不幸发生伤亡事故，陆佑楣因此自责不已。此后，陆佑楣郑重地对所有施工单位提出了“安全零事故，质量零事故”的目标。这既是他对三峡工程建设者提出的要求，也是对所有人作出的保证。
经过五年的日夜拼搏、艰苦奋战，陆佑楣终于率领三峡建设者完成了所有既定目标，并且还超额完成了任务。在他担任三峡总经理期间，三峡工地上创造出了一个个奇迹，突破了一个个世界难题。
虽然身为三峡工程的总经理，陆佑楣却十分低调。每次有人采访他的个人事迹，他总是笑着摇摇头，不愿多说。可要是谈起三峡工程，他就立刻兴高采烈、口若悬河起来。
长江三峡总公司的员工都知道：陆佑楣的生活十分俭朴。上任第一天，他穿着一件旧棉袄就来到了单位，同事们笑他丢了总经理的面子，让他赶紧上街买件好的衣服穿。在大家的劝说下，陆佑楣才花了200块钱买了一身仿皮的夹克。这件夹克从此成为了陆佑楣的当家衣裳，一穿就是许多年。
在工作之外，陆佑楣拥有一个非常幸福美满的家庭。他的妻子何璟是原水利部副部长，孩子们也都成家立业，且各有各的本事和长处。按理说，这个时候的陆佑楣完全可以待在北京颐养天年，尽享天伦之乐了。可面对这个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陆佑楣还是毅然决然地选择来到三峡工地上。
2003年，陆佑楣卸任三峡公司总经理的职务，他担任三峡工程总指挥的十 年，也是三峡建设最关键的十 年，对于三峡工程的建成，陆佑楣功不可没。
同年，陆佑楣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虽然身份发生了改变，可他依然坚持奋战在水电事业的第一线。不久，陆佑楣担任三峡库区及其上游水污染防治战略咨询项目的负责人。他上任后，带领研究人员以事实为依据，运用科学方法，提出了严谨细致的对策和建议。
当国内外舆论对已建成的三峡工程提出质疑的时候，陆佑楣又作为建设三峡工程的管理者和见证人站出来，澄清社会舆论对三峡工程的误解和非议。面对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媒体的采访，陆佑楣的回答坚定而又有理有据，让人不得不信服。
陆佑楣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水电事业，且无怨无悔。他也因此成为了无数水电建设者心目中的楷模。
呕心沥血铸大坝——郑守仁
做任何事，我都以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为标准，经我手的工程都必须能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郑守仁
2006年，刚刚建成的三峡大坝主体建筑巍然屹立于长江之上，当人们从电视镜头里俯瞰这座宏伟壮观的水利工程，凝视着这个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的时候，不知道会不会想起大坝建设者们所付出的辛劳和汗水。长江水利委员会总工程师、三峡设计代表局局长郑守仁，正是这些建设者中的一位。
1940年，郑守仁出生于安徽淮河岸边。解放前的淮河经常发生洪涝灾害，每到夏季，丰沛的雨水都会让淮河脾气大变。决堤的洪水时常会冲向岸边的农田和房舍。年幼的郑守仁不止一次看到乡亲们被洪水冲走或是房屋尽毁，那时他便在心里暗暗发誓，长大以后要学大禹治理天下江河，不再让人们饱受水患之苦。
1963年，郑守仁从华东水利学院毕业，来到长江水利委员会，开始了自己的治水生涯。谁能想到，当年这个寡言少语、忠厚老实的年轻人，真的会成为日后的“大禹”。
1974年，34岁的郑守仁来到葛洲坝工地，担负起设计导流围堰和大江截留的重任。当时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工地上的技术人员甚至每日都挣扎在温饱线上。面对如此困境，郑守仁却带领一批技术骨干，在葛洲坝工地一守就是几年，并最终提出了“钢筋石笼”的设计方案。1981年，葛洲坝大江截流采用了这一方案，并一举获得成功，全世界为之震惊。
1994年，郑守仁任三峡工程的前方技术总指挥，担负起主持三峡工程技术设计和现场勘测的重任。让江河改道、日月低头，这正是郑守仁年幼时的梦想！如今，面对这个规模庞大、技术复杂且举世瞩目的“千年大计”，郑守仁满脑子想的都是怎样才能不负重任，履行好自己的职责。
三峡工程开工后的第一步是建设一期土石围堰。柏拉图说过“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一期围堰的建设不仅直接影响右岸工程的进展，更关系到大江截流的整体计划安排。但万事开头难，一期围堰的基础地质是粉细砂层，这种砂层具有强度低、易液化等缺点。一般来说，在工程建设中遇到这种地质，都需要进行全面清淤，以保证围堰安全。但三峡工程一期围堰面积很大，如果采用传统清淤方法，不仅要花费巨资，而且会延误工期。
郑守仁凭借自己30年来积累的知识和经验，提出了“排淤挤淤”的方案，将一期土石围堰直接建在粉细砂层上，这样既能缩短工期，又能节省投资。这一方案在实践中果然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一期土石围堰按计划顺利建成。
凡是见过郑守仁的人，对他的印象都是温文敦厚、性格沉稳。但很多人不知道，郑守仁也有严厉的一面。
1998年农历大年初一，左岸13号坝段基础即将验收。当时，参建各方代表都表示可以通过，施工单位也开始准备浇筑混凝土，只有郑守仁迟迟不肯下命令。他顶住压力，力排众议，指出基岩面处理未达到设计要求，并强调，三峡主体大坝基础部分万万马虎不得，地质缺陷一定要处理妥当，否则后患无穷。最终，施工单位只得按要求连夜整修，直到地质缺陷得到妥善处理，郑守仁才签字验收。
对于三峡工程来说，任何一点纰漏都可能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郑守仁就是以这样严谨的思想和工作作风，成就了自己的“大禹”梦。
2002年，三峡工程的导流明渠截流。这次截流虽然没有大江截留的规模大，但它的操作难度却更高。因为导流明渠流量大，落差高，而且由于是人工挖凿，江底平整光滑，截流抛投材料难以站稳。如此复杂的施工条件，使得导流明渠的截流工作比大江截留所面对的问题更加严峻。
作为三峡工程的前线总指挥，郑守仁从不刚愎自用。为了使得截流工作可以顺利进行，他虚心听取并采纳了有关专家的意见。在反复比较各种截流方案之后，郑守仁最终决定采用建造“水下拦石坎”等技术措施。
在对江底进行平抛垫底之前，郑守仁一直关注着水文局的测量数据，经过分析，他预测长江在某一时间段的水流量会变小，如果抓住这个时间段，突击完成初期截流任务，可以节省大量经费。
2002年10月下旬，在郑守仁的指挥下，平抛垫底工作紧张有序地展开了。经过25个小时的昼夜奋战，两边斜坡的坡底被连接起来。导流明渠截流的第一步，也是整个截流过程中难度最大的部分，终于在郑守仁和其他建设者的努力下顺利完成！
为了解决在施工中出现的难题，郑守仁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这位中国的“当代大禹”一直用近乎苛刻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郑守仁有一本特殊的“日历”，上面没有节假日，逢年过节，人家往家里赶，他往工地赶。他还有一张特别的“作息时间表”，上面没有白天、黑夜，除了必不可少的吃饭、睡觉，剩下的全是工作，同事们都心疼地说他是“工作狂”。
三峡工程设计代表局副局长林文亮曾说“三峡工程的业主都没有郑守仁了解的多，任何可能遇到的困难，没有郑守仁没想到的，他时时刻刻都想着三峡。作为一个技术干部，认真负责到这种程度，的确让人敬佩”。
郑守仁在工作上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对生活的要求却简单而朴素。在三峡建设者眼里，郑守仁吃在食堂，住在工地，出门坐公交车，与一个普通工人无异。
从长江水利委员会到三峡工地，说到郑守仁，人们都无一例外地流露出敬佩之情。来到三峡工地上，任谁都能讲出几个关于“郑总”的小故事，而其中一个关于小偷的故事让人尤为记忆深刻：
一次，有个小偷听说，长江水利委员会家属院里有户当大官的人家，家里平时没人，如果进去偷一次，肯定能大捞一笔。于是，这个小偷就撬锁进了郑守仁家，结果却发现房间里空空荡荡，一个家用电器都没有，除了书籍和资料，就是些旧家具。但这个小偷不死心，他又翻箱倒柜，希望能找到点值钱的东西，可最终还是一无所获。
郑守仁对自己的钱看得很淡泊，却把人民的钱看得十分珍贵。为此，他在工程中会想方设法优化设计方案，节省开支。他常对设计人员说：“设计一条线，工人满身汗，国家花钱千百万。”
在从事水利工程的几十年里，郑守仁一直忘我地拼命工作，对每一项工程都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和所有的热情。但这也使他忽略了自己的家庭。
郑守仁的妻子也是一位高级工程师，且与郑守仁一样，长期驻守在水利工地上。他们的独生女儿在工地出生，不满一岁就被送到苏州外婆家。女儿高考，郑守仁夫妇连孩子考多少分都不知道。女儿出嫁，郑守仁因为忙于三峡工程，没能到场。36年间，郑守仁与女儿一起相处的日子连两个月都不到。郑守仁的女儿委屈地说：“爸爸爱工程胜过爱女儿。”
有一次，郑守仁的妻子因乳腺癌在武汉住院治疗。郑守仁到医院看望妻子时，听说水利委员会的一位职工也在武汉住院。他在妻子的病床前没坐上多会，便穿过半个武汉，跑到另一家医院为那位患病的职工送去了500元钱。
郑守仁对下属很关心，但从来不会利用职权为身边的人谋取利益。跟着他，沾不到任何小便宜，但许多优秀的专家学者，都愿意追随他、辅佐他。人们都说：“郑总身上有着强大的人格魅力。”长江设计院原总工程师、设计大师徐麟祥对此给出了这样的解释：“他说的话，别人听了以后可能有不同意见，但是大家知道，凡是他提出的意见，一定是为把工程建设好，绝无私利可言。因此，大家都愿意跟着他干。”
郑守仁的成功不仅仅在于他所做出的成就，更在于他把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敬
业精神传递给了成千上万的三峡人。一个人的力量变为一群人的力量，雄伟的三峡大坝就这样被一点一滴地浇筑起来，中国人的百年梦想就这样一步步得以实现！
不求功名利禄——张超然
2003年，三峡大坝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当中，与此同时，三峡工程总工程师张超然迎来了自己人生中的一件大事：这一年，他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消息传出后，中国一家大型公司向张超然递出了橄榄枝。这家公司向张超然承诺，如果他愿意前来任职，公司将会赠送他一套别墅，并给他上百万的年薪。但张超然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事后有人问他：“这样好的条件，为什么不再考虑考虑？”
张超然只是平淡地说：“我是从三峡工程走出来的，只要为三峡工作，什么待遇我也不要。我只想继续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1966年2月，张超然从清华大学毕业，之后被分配到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工作。虽然他当时只是一个普通的技术员，但年轻的张超然却梦想着有朝一日，能为中国人的三峡梦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老天似乎是有意要考验一下这个年轻人，张超然毕业的那年，“**”开始了。水电建设很快被弃之一旁，张超然的梦想似乎遥遥无期。但他并没有因此荒废自己的专业。张超然明白，机会只留给有准备的人。
在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张超然认真地对待每一份工作，他的足迹遍布祖国西南的江河湖泊，绘图水平也得到了很大提高，很快从同辈人中脱颖而出。在此后的几十年时间里，张超然先后主持了二滩、溪洛渡、锦屏一级、沙牌等大中型水电站的论证研究和实际勘测工作。他为自己的梦想不断努力着，也期盼着建设三峡大坝的那天能够早日到来。
1996年8月，张超然从成都勘测设计院调往三峡，担任三峡工程的总设计师。从1966年到1996年，张超然做了整整30年的三峡梦，如今，这个梦终于要化为现实了。然而，当张超然真正坐在三峡工程总工程师的位置上时，他除了感到激动和欣喜以外，也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其实早在1983年，张超然就曾担任过20世纪中国最大水电站——二滩水电站的总工程师。那时，张超然带领他的同事们攻克了无数技术难题，由他主持完成的二滩初步设计报告，还获得了水电总局的优秀设计金奖。但面对如此庞大和复杂的三峡工程，张超然的心中还是忐忑不已。
作为三峡工程的总工程师，张超然既要参与重大技术问题的决策，又要解决科技应用中出现的问题，同时还要应对施工现场的突发状况。巨大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让张超然一刻都不敢放松。
张超然刚到三峡工地，便马不停蹄地开始学习三峡工程的技术资料。一份份书面材料很快堆满了他的办公室，偶尔有人来找他汇报工作，一进门，才发现屋里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张超然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来整理、熟悉这些资料。他深知，三峡工程汇集了中国几十年来的水电建设科研成果，不了解这些背景资料，就当不好这个总工程师。
等到张超然把这些技术资料烂熟于胸后，便开始到施工现场进行考察。其实作为总工程师，张超然完全可以通过看图纸、听汇报来掌握施工现状。但他深知，三峡工程无小事，只有深入施工一线，掌握现场材料，才能避免决策失误。
从1996年到2002年的七年间，张超然在三峡工地上度过了六个春节，他几乎把自己所有的休息时间都献给了这片工地。在三峡大坝的施工现场，人们总能见到这位总工程师忙碌的身影。只要有需要，不管多么危险，他都要亲自到现场查看。
张超然的同事们都说：“张总身上总有一股使不完的劲。”为了检查混凝土的浇筑质量，张超然曾经沿着脚手架爬上七八十米高的混凝土浇筑仓面。为了调查机组蜗壳保温新技术的质量效果，他曾从密密麻麻的钢筋丛中钻进浓烟滚滚的巨大钢管。由于张超然的尽职尽责，很多施工问题都是刚刚发生，就立刻得到了解决。
张超然为人谦和，但对关键技术问题却从不放松，他有自己的原则和立场。张超然总说：“做总工程师就要敢负责，对一个技术方案的确定，一旦心中有底，就要敢于负责，悬而不决对工程的影响会更大。”
在建造永久船闸的过程中，施工队遇到了技术难题：原来，由于永久船闸是在山体的中间开挖出的一个深槽，因此很容易造成两边岩体的滑动和塌方。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技术人员提出了两种方案：一种是把岩体全部挖掉，然后再浇筑混凝土；另一种是不挖除岩体，改用锚钉把山石固定住。张超然在充分掌握现场资料和听取专家的意见后，果断决定采用第二种办法。后来的事实也证明，第二种方法不仅有效，而且节省了施工时间。
三峡工程规模庞大，施工复杂，建设标准高。因此，每当张超然要做出重大决策的时候，都有如履薄冰之感。作为三峡工程的总工程师，张超然主要负责工程技术和质量，每次做决定之前，他都要深入研究，听取各方意见。因为每个决策都关乎成败，甚至关乎长江下游百姓的性命。
在三峡工地奋战的十余年里，张超然最担心因为急于求成而出现质量问题，甚至发生事故。张超然后来也曾明确表示，在三峡工程建设当中，最让他满意的有两件事：一是被称为世界综合难度最大的二期围堰防渗墙在合同工期内按时完工，没有出现质量事故；二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永久船闸直立开挖边坡稳定得到控制，几次大塌方都避免了人员伤亡。这两件事曾经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日夜悬挂在张超然的头顶上，让他夜不能寐。
由于精神长期处于高度紧张之中，再加上用脑过度，张超然患上了脑血管硬化，经常头疼，可他却毫不在意地说：“只要精神不垮，有病也不怕，没什么了不起！”
张超然担任三峡工程总工程师期间，在大江截流、二期深水围堰施工、永久船闸开挖与锚固等世界级技术难题的决策中，提出了许多有效建议，为保证工程的施工质量做出了巨大贡献。
工作中的张超然兢兢业业、敢于负责，生活中的张超然也同样有着令人敬佩的高尚品格。特别是他不求功名利禄，只求问心无愧的生活作风，感动了许许多多的三峡建设者。
张超然作为总工程师来到三峡后，既不要专车，也不设总工程师办公室，遇到一些具体工作，他还要亲自操刀。很多人看张超然太辛苦，都劝他为自己想一想，利用总工程师的位置享受一下特殊待遇。张超然却摇摇头，说道：“只要让我干三峡工程，只要技术上不出差错，我比什么都踏实。既然选择了在三峡，就是要奉献，不讲价钱，不讲荣誉地位，不计较个人得失。”
2000年，张超然在日本的大女儿预产期将至，很希望亲人能过去照料。当时正好赶上三峡总公司准备组团去日本考察，公司考虑到张超然的情况，就把他列进了考察团名单。张超然得知以后，坚决拒绝这种照顾，并执意为妻子办理了因私出国的护照。
私下里，张超然极少接受记者的采访。偶尔接受采访，他也只谈与三峡工程有关的问题，而对于自己所付出的辛劳，张超然绝口不提。
2002年，一位记者到三峡大坝工地采访张超然。可张超然不是忙着下工地，就是忙着查厂房，记者找了他好几天，才终于得到半天的采访机会。在镜头前，张超然眼圈泛黑，显然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睡好觉了，但他的精神状态却十分饱满。
采访开始后，张超然的第一句话就是：“能够亲身参加三峡工程建设，对于水电工作者而言是莫大的荣幸。”
实际上，当时的张超然已经62岁了。但认真执着的个性使得他不愿意中途退下来，他想亲手把中国人的三峡梦化为现实。
2003年，张超然站在中国工程院院士评选答辩台上，讲述了自己在长江开发利用中所做的工作，仅两千余字的低调答辩，却获得了在场所有人的掌声。
半生献给三峡——潘家铮
要建成一座工程，必须有愿意为之献身的人。如果三峡工程需要有人献身，我将毫不犹豫地首先报名。我愿意将自己的身躯永远铸在三峡大坝之中。
——潘家铮
2012年6月11日，两院院士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两天后，第九届光华工程科技奖在会上揭晓。然而，光华工程“成就奖”的得主却因病未能到现场领奖。这位获奖者，正是中国著名水利水电专家潘家铮院士。
1927年，潘家铮出生于浙江绍兴，从小便十分喜爱读书。抗战结束后，潘家铮自学考入浙江大学。1950年，他从浙大土木工程系毕业，成为了新中国的第一代水电人。
从此，潘家铮一直奋战在水电建设的第一线，他先后参与了黄坛口、新安江、龙羊峡等大型水电工程的设计工作。潘家铮在水利工程建设中提出的许多新理论和计算方法，至今仍被广泛运用。
在潘家铮几十年的水电人生中，三峡工程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1986年，中国水电部聘请了412名专家，对三峡工程进行重新论证，潘家铮担任论证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和技术总负责人。在这三年论证期间，潘家铮带领专家组全面复核了以往的研究成果，并针对工程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和有疑虑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1990年，潘家铮代表论证领导小组得出了最后的结论：三峡大坝“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有利”。1992年，由潘家铮主持拟定的《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获得通过。数年的争论终于有了结果，潘家铮却并没有表现得多么激动，而是回到家中，好好地睡了一觉。因为他明白，自己要养足精神，在三峡工程上马之后，自己身上所担负的责任将会更重。
1993年，潘家铮正式担任长江三峡总公司技术委员会主任。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后来回忆，自从潘家铮挑起技术委员会主任的重担后，工作起来简直是不分白天黑夜。设计检查、科学研究、科学管理、施工技术，所有这些潘家铮都要事无巨细地一一落实。
作为三峡工程建设的主要参与者，潘家铮最关注的就是大坝的防洪作用。因为他深知，在中国历史上，长江曾多次发生洪涝灾害，两岸百姓的生命一直面临着严重威胁。如今，随着新中国的经济发展，长江两岸建起了许多新兴城市，如果洪水再次泛滥成灾，后果将不堪设想。
潘家铮曾明确表示：“防洪科学化、规范化，不再出现千军万马上堤防洪抢险，是我的三峡梦想。三峡大坝的建成，将防止发生毁灭性的长江洪灾，解除了中国人民的心腹大患。”为了达到理想的目标，潘家铮尤其重视三峡大坝的工程质量。
从三峡大坝的论证到主体部分建设完成，潘家铮的头发从花白变成全白。可即使身体状况越来越差，潘家铮却仍坚持事事亲力亲为，对工程质量的检查丝毫不肯放松。
有一年冬天，天气格外寒冷，凛冽的寒风刮过三峡工地，吹得人瑟瑟发抖。潘家铮在检查完机组安装质量后，却执意要再检查一遍已经反复查看过的导流底孔。
三峡工地上的工作人员都劝他道：“不用看了，其他专家已经仔细检查过了。”潘家铮却坚持己见，他不顾天气寒冷和工作人员的劝阻，要求司机调转车头，直奔导流底孔。
导流底孔在三峡大坝栈桥下方70米的地方。检查过后，潘家铮必须要沿着垂直的梯子攀爬到栈桥上来。此时的潘家铮已年逾古稀，工作人员都担心他的身体状况，纷纷想过来搀扶他。潘家铮却拒绝了旁人的搀扶，坚持自己一步一步攀登上去。等潘家铮回到栈桥，摘下安全帽，汗水一下从里面洒了出来。人们在惊讶之余，也对这位老人肃然起敬。
2002年初，三峡大坝混凝土浇筑施工出现裂缝，在媒体断章取义的报道下，很多百姓对三峡工程产生了不信任感。面对记者的轮番轰炸，潘家铮挺身而出，陈述了自己的观点：“我的看法是，三峡工程总体质量是相当好的，不仅与国内其他工程相比，甚至与国外的工程相比也不逊色。这么大的工程，这么高的浇筑强度，这么紧张的工期，不可避免会出现一些质量缺陷，这并不奇怪。问题是看所出现的质量缺陷的性质。最近讨论的热点是三峡工程泄洪坝段上游坝面裂缝问题，其性质是表面的、浅层的裂缝。发生裂缝不是好事，但裂缝有不同性质：有贯穿性的裂缝，把大坝分成两个部分，这是不允许的，影响也非常大；也有表面性质的裂缝，世界上任何一座大坝出现些表面裂缝都是正常的。三峡大坝的裂缝是属于第二类。”
为消除人们心里的疑惑，潘家铮还介绍了裂缝处理的措施：“有裂缝毕竟不是好事，我们采取了很细致的检查手段，很严格的处理方案，现在正在进行全面处理。处理的措施，照我个人的看法，非常安全，甚至超过了要求，但三峡工程这么重要，为了加大安全系数，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充分一点，我也赞成。裂缝经过这样处理以后，对三峡大坝以后的安全绝对没有影响。”
潘家铮最后指出：“三峡工程是一个难关、一个难关闯过来的，从论证开始，就有反对意见，到中国三峡总公司的成立，每走一步都很艰苦。工程开工建设后，从导流明渠开挖、大江截流、二期围堰施工、大坝高强度混凝土施工……三峡工程的兴建是在很多人的反对甚至是辱骂中度过的，预期投产后还会有争议，吵上50年。但我相信，历史会做出公正的回答。”
“对三峡工程贡献最大的是三峡工程反对派”，这是潘家铮的名言。他曾真诚地表示：“正是反对者的反复追问、疑问甚至是质问，逼着我们把每个问题弄得更清楚，才使方案一次比一次更理想、更完整。”这样开阔的心胸，让一批反对三峡工程的专家也不得不承认：潘家铮院士是一位钟情水电，但又和而不同的真君子。
在朋友眼中，潘家铮没有什么嗜好，他既不抽烟喝酒，也不爱看文艺演出和体育比赛，唯一的爱好就是读书写作。为了加强三峡大坝的正面宣传，澄清社会上对水利工程的误解，潘家铮写下了《千秋功罪话水坝》一书。他在这本书的序中写道：“希望利用本书多写几句关于大水利的话，引起人们的一点忧患意识。这点心情，还盼能得到理解。”
2006年5月20日，三峡大坝混凝土浇筑全线到顶。潘家铮在三峡大坝全线建成座谈会上说，三峡工程建设过程中质量意识深入人心，人们把刚浇好的混凝土当做自己刚诞生的孩子一样保护，把对混凝土的温度控制像查自己的体温一样重视。现在右岸大坝已经到顶。经过几次检查，400多万立方米的混凝土中尚未发现裂缝。
当天，79岁的潘家铮又在庆祝会上对中外记者欣喜地说：“三峡工程是一座优质工程、安全工程、争气工程！”
从1986年到2006年，潘家铮参与了三峡大坝从论证到建设的全过程。在这20年中，他既是参与人，见证人，更是圆梦人。
2012年7月13日，中国著名水利水电工程专家潘家铮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7月19日，潘家铮生前的好友、同事、学生都来为他送行。人们怀着沉痛的心情，向安卧于鲜花中的潘家铮院士做最后的诀别。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的编辑王照瑜，作为潘家铮多年的好友，为他写下了这样的悼词：
江河呜咽悼巨匠，大坝巍屹炳千秋；春梦秋云告英灵，爱国为民贯神州。
高坝改变人生——曹广晶
如果说，三峡大坝可以改变某些人的一生，那曹广晶一定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自从大学毕业之后，曹广晶就来到长江三峡总公司筹备处工作，他把自己人生中最宝贵的20年时间都奉献给了三峡工程。他怀揣着“为我中华、志建三峡”的豪情壮志，在三峡工地上谱写出了一个动人的传奇。
如今，巍峨的三峡大坝已在江中矗立，洪水通过科学调度俯首东去，强大电能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注入了动力。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曹广晶在高坝上走过的二十多年人生路，看看这座高坝到底给了曹广晶怎样一个迥异人生。
1985年，曹广晶从华东水利学院毕业。本已考上研究生的他，见到中国的水利事业正在蓬勃发展，于是毅然放弃了继续深造的机会，来到长江三峡总公司筹备处工作。
曹广晶刚来到工作岗位，就参与了葛洲坝工程的建设，这让年轻的曹广晶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彼时，葛洲坝工程已到收尾阶段，曹广晶又参与到三峡工程的筹备工作当中。
然而，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三峡工程即将上马的时候，它却开始了一波三折的论证之路。曹广晶刚刚接触到这个中国人的百年梦想，它就被迫中断了。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水利工程，却从此让曹广晶魂牵梦绕。他发誓，自己早晚要参与其中，这一年，曹广晶只有21岁。
三峡工程的筹备工作暂停，让许多年轻人备受打击。没有目标的他们开始蹉跎光阴，打牌、下棋、闲聊天，一天天便这样虚度过去。曹广晶却没有就此消沉，他开始拼命学习外语和计算机知识，他明白，一寸光阴一寸金，自己不能浪费时间。
在三峡工程的论证阶段，曹广晶还接触到了许多国内知名的水利水电。曹广晶觉得自己遇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开始像海绵一样，从各个专家那里汲取方方面面的知识来充实自己。回忆起那段时光，曹广晶曾感慨道：“那时虽然没有具体工程可做，但我学到了好多。”
1988年，曹广晶重返母校学习，并在1990年拿到了河海大学（原华东水利学院）水力发电工程专业硕士学位。为了完成自己的三峡梦，曹广晶在毕业后又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
1992年4月3日，这是一个让曹广晶和许多三峡人都终身难忘的日子。这一天，《关于兴建三峡工程的决议案》在全国七届人大五次会议上通过。曹广晶在那一刻几乎落泪。
1993年9月27日，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在宜昌正式成立。在与外国专家进行业务洽谈时，曹广晶苦练多年的英语终于有了用武之地，流利的口语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对他刮目相看。
总公司成立后，曹广晶一直从事技术管理工作。
1999年，三峡大坝开始浇筑。其实早在四年前，曹广晶就已经在着手准备这个项目了。按照施工计划，三峡大坝主体建筑要在五年内完工。1600万立方米的混凝土要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浇筑完成，谁都会觉得是天方夜谭，可曹广晶偏不信这个邪。
要想在这个问题上有所突破，首先就要解决大坝的施工方案，这是决定工程进度和质量的关键。曹广晶明白，“三峡工程无小事”，要想拟定新的施工方案，就要先做足准备工作。为了研究分析各种施工方案，曹广晶下足了工夫。碰到不懂的技术问题，他就去请教专家，或者查找相关资料。
曹广晶觉得，技术难题虽然棘手，但只要肯下功夫，也并没有想像中那么困难。真正让他难以承受的是复杂的人际关系。原来，有些专家因为和曹广晶在技术观念上存在分歧，对他爱答不理，甚至冷嘲热讽，这带给了曹广晶巨大的心理压力。
面对困境，曹广晶知道自己绝不能退缩。他及时调整自己的心态，顶住了压力，对于讥讽和调侃，他只是付之一笑，埋头继续工作。为了保证施工方案的准确与严谨，曹广晶对每一个施工细节都进行了论证。
最终，由曹广晶一手策划的施工方案得到了总公司的采纳。但是这个方案是否能够顺利实施，还是个未知数。有人向他投去了质疑的目光，甚至还有人等着看他的笑话。但曹广晶依然坚信，只要付出，就会有回报。
曹广晶踏实的工作作风和出色的工作成绩，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他因此被任命为建设部厂坝项目部副主任。曹广晶为此兴奋不已，不是为了升职而兴奋，而是为了能作为主要人员参与大坝建设的工作。他终于可以将自己亲手设计的施工方案付诸实施！
1999年初，三峡大坝即将开始浇筑。可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设备供应出了问题。作为一线指挥的陆佑楣感到了巨大的压力，没有设备，如何开工？如果三峡工程因此延误，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曹广晶稳住心神，一边与各个国家的供货负责人谈判，一边积极想办法弥补供货不及所带来的损失，并终于在供货滞后近一年的情况下，保证了工程的正常进行。
在三峡大坝的浇筑过程中，三峡公司采用了一种新的混凝土浇筑设备——塔带机。它可以通过皮带将已经拌匀的混凝土直接送入浇筑仓面，速度快、效率高。但塔带机身形巨大，且结构复杂，施工队伍没有安装经验。曹广晶一次次爬上塔带机，被夏日骄阳晒得发烫的钢铁设备曹广晶的手掌烫出了一个个水泡，但他仍然坚持着把安装问题解决。
在大坝浇筑的工地上，几家施工单位不停作业，上百台大型设备同时运转，几乎每天都有机械故障发生。但无论是烈日当头，还是寒风凛冽，只要工程设备在安装运行中出现问题，曹广晶都会立即出现在施工现场。为了大坝施工，曹广晶经常三更半夜来到工地处理问题，排除故障，几乎到达了不眠不休的状态。
当最后一台塔带机安装投产时，曹广晶和他的同事们都如释重负。一个外籍技术人员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花5000块钱买了一车鞭炮到工地放了起来。那一刻，曹广晶憋在心里的郁闷和烦恼，好像全部随着鞭炮声发泄了出来。他听着震耳欲聋的“劈啪”声，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
此后，三峡左岸大坝的混凝土浇筑量，连续三年创造了筑坝史上的世界纪录。2002年，左岸大坝初露雄姿，曹广晶也在这一年被任命为三峡总公司副总经理。
为了大坝能够按时竣工，曹广晶日夜奋战在建设一线上，这使得他无暇顾及家庭。在左岸大坝施工的三年里，曹广晶的周末几乎全部是在工地上度过的，陪伴家人的时间少得可怜。其实，他又何尝不想做一个尽职尽责的丈夫和父亲？但为了几代中国人的三峡梦，曹广晶毅然放弃了享受天伦之乐的机会，选择留在三峡工地上，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曹广晶经历了三峡工程建设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见证了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他与所有勤劳的三峡建设者一起，用自己的青春、智慧和汗水，浇筑起这座巍巍高坝。
优秀科技工作者——杨文俊
1992年，三峡工程的相关论证已经完成，即将正式上马。与此同
时，一位刚刚从武汉大学毕业的硕士研究生，正面临着职业的抉择，这个年轻人就是杨文俊。
虽然杨文俊读研究生时学的是水利专业，但毕业之后可供他选择的道路其实很多，其中不乏许多高薪职业，但他却最终选择了长江水利委员会（简称长江委），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长江水利委员会是三峡工程的主体设计单位。杨文俊明白，选择这里，就意味着有可能参与三峡工程的研究设计。要知道，三峡工程可是中国几代水利工作者的梦想，这对于学水利的杨文俊来说，无疑是个极大的**。
面对抉择，杨文俊只想尊重自己内心的真实意愿。于是，他带着自己的水利梦，毅然决然地来到长江委。
1996年，三峡工程已经开工，为配合施工，解决工程中出现的实际问题，宜昌科学研究所（三峡工程科研基地）急需选调一批科技工作者来加强前方科研力量。一直有投身三峡工程意愿的杨文俊，终于得偿所愿，顺利入选。他已经为这一刻等待了四年之久。
然而好事多磨，杨文俊来到宜昌科学研究所后，又经历了六年艰辛漫长的积累过程。虽说杨文俊的专业是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但在学校研究的大多是理论知识，实用性不强。而在三峡工程的实际建设中，需要的是截流、通航、泄洪以及运行调度等更为深入细化的知识。
杨文俊很快意识到：自己的知识结构不完整，工程经验也十分欠缺。这样的认知给了杨文俊向上的动力，但同时，也带给他不小的压力。就在此时，宜昌科学研究所的领导决定让年仅30岁的杨文俊担任总工程师，负责前方科研工作。领导的信任让杨文俊重拾信心，可面对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杨文俊也感到压力倍增。三峡工程无小事，一旦出错，影响巨大，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杨文俊下定决心，不能辜负领导的期望和重托，一定要咬紧牙关，攻克一切困难！
三峡工程的科研基地在离市区较远的山里，由于当地没有招待所，研究所就在宜宾市区给杨文俊安排了一套住房。但是这样一来，上下班的路上就要花费较长时间，这让分秒必争的杨文俊心里很是着急。为了不耽误时间，刚刚在市区住了两天的杨文俊，就背着行李跑到附近的山坡上，随便找个废弃的油库住了下来，这一住就是半年。
在科研工作进行的最紧张的时间里，杨文俊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脑子里每时每刻想的都是大江截留和通航问题。除了吃饭、睡觉，他的生活被做试验、看资料以及与同事交流学习占满，甚至连做梦的时候都在想：今天做了哪些试验？结果如何？接下来要做哪些工作？
对于杨文俊来说，这样的生活既紧张忙碌又充实快乐。而最让他感到高兴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杨文俊的努力也得到了同事的认同。大家对他所领导的科研工作，渐渐从最初的怀疑观望，变为主动交流。科研基地的工作热情空前高涨，大家团结一心，只想把研究工作做好，为三峡大坝添砖加瓦。杨文俊一直认为，那段日子是他人生中一份宝贵的财富。
1997年9月，距离三峡工程大江截留还有100天的时间，杨文俊的科研工作也到了紧要关头。在已经完成的大量试验的基础上，杨文俊开始带领同事跟踪模拟施工过程的同步试验。
同步试验需要设计、科研和施工紧密配合。这段日子里，科研基地灯火不灭、彻夜通明。杨文俊和同事们抓紧所有时间进行试验，那时候别说娱乐，几乎连休息的时间也没有。大家都卯足了劲，一个通宵接着一个通宵地做试验。有时候实在累了，就随便抄起一件大衣盖在身上，靠在椅子上打个盹，惊醒后又赶紧爬起来接着工作。
杨文俊很久以后还清楚地记得，那时经常有同事在模型边上睡着了，一头栽进了按照比例制作的“长江”里，然后从水里爬出来再接着干。
在杨文俊眼里，三峡工地是没有硝烟的战场。为了大江截流能够顺利完成，他除了做试验、分析整理数据以外，还要经常往施工现场跑，参加由业主、设计、施工、监理等相关单位组成的现场技术讨论会和协调会，及时汇报试验中发现的问题和解决方案，为现场施工提供技术支撑，并根据施工现场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返回试验基地及时布置试验研究工作。
时间紧、任务重，杨文俊经常因为工作忙碌而忘记吃饭。有时实在饿得胃疼，他就在等待试验结果的间隙里泡碗方便面。有时分析完数据，刚要吃饭，工地现场突然来电话让他马上赶过去，杨文俊就随便抓一个干馒头或者一袋方便面，在路上啃着吃。
这样日复一日的紧张工作，挑战着杨文俊身体和心理的极限。在这段时间里，杨文俊的专业知识、工作协调能力，以及自信心都饱受考验。
一天晚上，杨文俊接到施工现场打来的电话。电话那头说，经过现场测量的结果，他们发现江底施工的碎石垫底高度不够，怀疑垫底的石料被江水冲走，抛石没有到位。听到这个消息，杨文俊的心一下悬了起来。垫底抛石的技术是保证截流成功的重要条件，如果出现问题，将会影响三峡工程整体的施工进度。
挂断电话后，杨文俊连夜钻进试验场地仔细分析试验过程，认真比对试验数据和成果。这天，杨文俊又一次彻夜未眠。通过紧张细致的分析，杨文俊最终确定研究成果没有问题。
第二天一早，杨文俊就给三峡公司导流项目部打电话，建议他们再重新测量一次。他在电话里提醒道：要考虑测量船只的稳定性。重新反馈回来的测量结果表明，杨文俊的判断是正确的！原来，由于用于测量的船只在测量时左右摇摆，第一次的测量结果并不准确。
1997年11月8日，三峡工程顺利实现了大江截留，创造了水电工程的世界纪录。大江截留的成功被评为1997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和世界十大科技新闻。
杨文俊站在岸边，看着欢呼雀跃的人群，脑海中浮现出自己和同事们一次次进行试验的影像。他明白大江截流的成功仅仅是三峡工程的第一步，一切都才刚刚开始。截流结束后，杨文俊马上开始和同事们总结经验教训，然后把这些整理成论文和报告，为今后的水利工程相关工作做参考。
一次，有记者问杨文俊如何看待他所得到的荣誉和奖励。
杨文俊回答道：“每次提到获奖，我脑海中浮现的都是和同事们并肩挑灯夜战的情形。从心底来说，这些成绩实际上是我和所有同事们的心血的结晶。”
“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我没想过要获奖，只想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想方设法减少工程投资，解决工程实际问题，才是我应该去考虑的事情。自己的科研成果能够使得工程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服务于国家和百姓，才是我们作为科研工作者的追求，也是对我们科研工作者最好的奖励。”
2008年12月，杨文俊被湖北省委组织部、湖北省人事厅、湖北省科学技术协会联合授予“第四届湖北省优秀科技工作者”荣誉称号。这并不是他所获得的最高奖项和荣誉。但对杨文俊来说，这个奖项却最有意义。
他坦言：“这虽然只是一个省级奖项，但作为生活在湖北的一个水利科技工作者能获此殊荣，我感到非常的欣慰，这是对科技工作者工作态度的一个肯定，我感到这是非常珍贵的。其实，不论什么行业，人首先都要有敬业精神，先埋头苦干，先去做。”
杨文俊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曾经与他共事过的人，无不称赞杨文俊的敬业精神。杨文俊的学生更是十分崇敬地表示：“杨老师有一种特殊的魔力。在他的身边，你能感受到他做事的那份认真和严谨的劲儿，他一直用自己的行动感染着周围的人。”
一个普通哨兵——崔铁红
三峡坝区有一条28公里长的专用公路，它是连接三峡工地和外界的唯一一条陆上通道。在大坝的建设过程中，80%的建设者和物资都要从这里进入三峡坝区。因此，这条公路被人们形象地称为“三峡生命线”。
为了维护这条“生命线”，保障三峡库区的安全，从1996年起，武警交通部队第五支队担负起了这条公路的养护保通任务。这支部队一直秉承着“立足小哨位、服务大三峡”的精神，在三峡专用公路上一守就是十几年。
崔铁红正是这支武警部队中的一名普通哨兵。1999年12月，崔铁红参军入伍，被分配到武警交通部队第五支队二大队。他刚到三峡库区，就默默在心里发誓，要“做一个有价值的革命军人，为三峡工程建设牺牲和奉献自己的一切”。
自从来到三峡库区以后，不管刮风下雨，崔铁红每天都和战友在三峡专用公路上执勤。崔铁红在工作中敢打敢拼、雷厉风行，在处置棘手的突发事件时，他也总是冲在最前面。由于崔铁红的身上好像总有一股使不完的劲，战友们都称他为“铁牛”。
2001年5月，武警部队的驻地附近发生火灾。救火的命令还没下达，崔铁红已经拿起灭火器，一马当先向火源冲了过去。这是一场森林火灾，烈火在短时间内迅速蔓延开来，扩散面积很快达到了100多平方米。崔铁红毅然冲进火势最猛的地方，迅速打开灭火器，对准火焰喷射起来。灭火器中的干粉不一会儿便消耗殆尽，崔铁红又脱下被汗水浸透的衣服，对着熊熊烈火不停地拍打。在崔铁红的带动下，战友们也奋勇上前，用衣服、树枝扑打火苗。五小时之后，大火终于被扑灭，崔铁红初露锋芒。
2002年6月8日，由于几天来连降暴雨，三峡专用公路一处山体发生滑坡，3000多立方泥石流将20米宽的路面全部掩埋，三峡专用公路的通行被迫中断。得到这一消息后，崔铁红立即将险情汇报给上级领导，并率先冲到现场，设置路障、疏散交通。
崔铁红又拿出绳子系在腰间，爬上了山体坍塌的断层。他悬在半空之中，开始用钢钎撬动摇摇欲坠的巨石。松动的山石不断从崔铁红的身边掉落，稍有不慎，就会有生命危险。五小时后，有可能发生二次坍塌的巨石终于被完全排除，机械车辆得以在安全的环境下清理路面。
夜明珠检查站是进入三峡工地的第一道关口，被当地老百姓和三峡建设者誉为“三峡第一哨”。崔铁红就在这里站岗。刚到这里时，他为了胜任这个岗位，每天都要认真学习交通法规，练习交通指挥手势，与战友交流怎样处理棘手问题。没过多久，崔铁红就熟练掌握了这项工作，尽职尽责的态度更是让他得到了领导的赞许。
三峡公路投入使用后，每天从这里通过的车辆人员不计其数。但是，这些车辆必须持有中国长江三峡总公司颁发的通行证，否则不允许上路。因此，检查通行证就成为了武警官兵们的例行任务。
2002年11月6日，三峡工程二次截流。有些附近的居民因为没能看到1997年的截流盛况，就想利用这次机会，弥补当年的遗憾。驻地里一个跑运输的中巴车司机就动起了歪脑筋，他觉得这是个捞钱的好机会，可以偷偷收些钱，把那些人拉进来。
为了顺利通过检查，这个中巴车司机把主意打到了崔铁红身上。一次路过崔铁红的岗哨，他便趁着四周没人，偷偷对崔铁红说：“崔班长，你直接说吧，要多少钱能放我进来？”
崔铁红面色一沉，随即回答道：“对不起，如果符合规定，我一分钱也不收。不符合规定，你搬座金山来也不行。”那个中巴车司机听完后，只得悻悻离去。
还有一次，一个驾驶员为了抄近道，从三峡专用公路通过，想让正在站岗的崔铁红帮他办一张临时通行证。驾驶员悄悄把一条香烟递到崔铁红面前，被崔铁红拒绝后，他仍不死心，又拿出200块钱，往崔铁红手里塞。崔铁红坚决推开他的手说：“我们的任务是建设三峡、服务三峡，不是为个人利益而站岗，希望你能理解！”
在执勤过程中，什么情况都可能遇到。一次，工地附近的一个村民驾驶一辆无证车想通过三峡专用公路，被正在执勤的崔铁红拦下了。该村民恼羞成怒，不停地谩骂和威胁崔铁红。崔铁红不仅没有生气，还耐心地给对方做解释工作。这个司机看崔铁红态度坚决，只好调转了车头。
为此，部队还专门设立了委屈奖，用于奖励像崔铁红那样在工作岗位上坚持原则、忍辱负重的执勤哨兵。
崔铁红在三峡专用公路执勤的几年中，不仅尽职尽责地守卫了这条交通要道，还多次保卫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2004年3月14日，家住宜昌西陵二路的一位老人在回家的途中走失。老人的儿女心急如焚，动员所有的亲戚四处寻找。可一家人从晚上8点一直找到夜里12点，也没发现一点线索。
此时，老人正手持拐杖，走在三峡专用公路上。凌晨2点，正在巡逻的崔铁红和另一位战士发现了这位老人。崔铁红忙上前询问，在得知了情况后，连夜把老人送回了家。
2005年夏天，连日的阴雨天气使得三峡专用公路十分湿滑，尽管武警交通支队的官兵们已经把“雨天路滑，注意慢行”的标志牌立在了公路入口，可在7月2日那天，意外还是发生了。
当天下午2点半，一辆大客车与一辆轿车发生追尾事故。大客车损坏严重，车厢前部起火，随时有爆炸的危险。由于车门损坏无法开启，25名乘客全部被困在了车厢里。车里哭喊声、求救声响成了一片。一些乘客开始用拳头和携带的背包撞击车窗玻璃，但由于惊吓过度，根本无法将车窗砸开。
当时，崔铁红和另一名战士王天成恰巧巡逻至此。崔铁红一边向上级报告，一边展开救援。崔铁红拿起公路旁的灭火器扑向正在燃烧的车厢前部。王天成也迅速从巡逻摩托车里抄起一把扳手，向大客车的钢化玻璃砸了下去。
不久，其他武警官兵在中队长的带领下赶到现场，大家齐心合力，很快从车中抢救出二十余名乘客。
正当官兵们以为乘客已经全部得救的时候，车厢里猛然响起了一个女人求救的声音。由于车里满是烟雾，武警官兵们根本看不清这个女乘客的位置。
崔铁红和王天成来不及多想，他们把水往身上一泼，又再次冲回了车中。两个人刚刚把那位女乘客抬出火海，大客车便“轰”的一声爆炸了。崔铁红看着得救的25名乘客松了一口气。
崔铁红的家境比较贫困，他入伍后，每月的津贴除了购买必要的生活用品外，从不多花一分。可每当战友和群众遇到困难时，他总是热心相助。
一次，崔铁红的一个战友因病需要到医院治疗，他把身上仅有的250元钱都拿了出来，给那位战友看病。当兵的几年时间里，崔铁红为资助小学生上学，捐出了820元，为帮助路过的行人买票，花掉了500元。除此之外，他还经常到敬老院为孤寡老人打扫卫生，陪他们说话。当地的群众一说起崔铁红，没一个不竖大拇指。
由于表现突出，崔铁红连续三年被评为“优秀士兵”，多次被评为优秀党员、优秀士官、优秀班长。
崔铁红是三峡专用公路上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哨兵，没有令人羡慕的光环，也没有丰厚的个人收入，但他用“立足小哨位、服务大三峡”的拳拳三峡情，把最宝贵的青春挥洒在了三峡工地上。
千锤万凿出深山——众多建设者
1994年12月14日，三峡工程开始正式动工兴建。从这一刻开始，中堡岛打破了沉寂，一支支优秀的队伍在这里云集。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从此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三峡建设者。
在三峡工地，很多建设者的生活十分艰苦，但他们中的很多人依然心甘情愿在工地上挥洒汗水，为这个世纪工程添砖加瓦。
一名混凝土浇筑工人曾这样对采访他的记者说：“我不后悔，大坝竣工的那天，一切烦恼都没有了，大家都很高兴做了这样一件有意义的事。”
2006年6月中旬，三位在三峡工地上挥洒汗水的青年农民工，获得三峡建设最高荣誉奖。这个奖项开设十年来，还是首次有农民工获此殊荣，这在当时引起了极大轰动。这三个青年农民工分别是：葛洲坝集团厂坝项目部浇筑三班副班长廖全桂、三峡青云公司浇筑二大队钢筋班班长刘玉瑾，以及三七八联营公司土建二工段班长赵兴贵。
廖全桂是宜昌人，获奖时38岁。他从21岁就开始干泥瓦工，一干就是17年。2001年2月，33岁的廖全桂来到三峡工地，从事混凝土浇筑工作。
廖全桂虽然读书不多，却很爱动脑子，且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在浇筑三峡大坝的过程中，混凝土浇筑容易出现的问题一一暴露了出来。每当这种时候，廖全桂的经验和他善于钻研的特点就有了用武之地。
施工人员在浇筑坝体的过流面、外露面时，经常会出现蜂窝、麻面、泡沫等现象，严重影响大坝的质量。廖全桂根据自己以往的经验，再加上反复地摸索、试验，最终提出了“五控制五及时”浇筑法，避免了许多混凝土浇筑常见病的发生，使浇筑质量大大提高。
后来，廖全桂又针对缝面施工的“顽症”，提出了独有的“收面控制法”，使仓位收仓面优良率由87%提高到94%以上。
2004年7月，由于表现突出，廖全桂被提拔为葛洲坝集团厂坝项目部浇筑队浇筑三班副班长。而由他提出的“五控制五及时”浇筑质量法和“收面控制法”两项成果均被评为三峡指挥部2004年度质量管理成果一等奖。廖全桂从此成了工地上闻名的技术革新能手。
2006年，廖全桂获得三峡建设最高荣誉奖后，有记者一大早跑到三峡工地采访他，却被告知廖全桂正在上夜班。直到上午8点，廖全桂才带着满裤腿的泥浆从工地上走出来，看到记者，他只是憨笑着说：“做梦都没想到能获得这么高的荣誉。”
刘玉瑾来自青海省贵德县，2006年获奖时36岁。1997年，他来到三峡青云公司浇筑二大队，专门从事钢筋安装工作。
刘玉瑾来到三峡工地后不久，就展现出了他的特殊才能：用手一握，就能说出钢筋的型号；手指一量，便可准确测出钢筋间的间距。这份本事连很多干了几十年的老工人都自叹不如。由于技术好又肯吃苦，1999年，刘玉瑾被破格提拔，成为公司里首位农民工班长，手下管理着15名正式职工。
提起老实敦厚的刘玉锦，三峡青云公司浇筑二大队队长葛建军由衷地赞叹道：“别看他是农民工，可既能当班长，又能当技术员，是个真真正正的复合型人才。”
钢筋安装是个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通常，一个仓号内需要安装的钢筋型号多达十几种。刘玉瑾每接手一个新的仓号，都要先把图纸琢磨透了，把每根钢筋的型号、长短、安装顺序一一记在心里，最后一气呵成，又快又准。在他手底下干活的正式职工没有一个不佩服他的。
每当遇到困难，作为班长的刘玉瑾也总是冲在最前面。2003年夏天，刘玉瑾带领五名工人在左岸栈桥底座安装钢筋。由于工作面不透风，仓号里酷热难耐，只是进到里面就要出一身汗，更别说工作了。安装过程中，其中三个工人中了暑。刘玉瑾让他们撤下去休息，自己和一名副班长顶着高温，连续奋战了36个小时，才终于如期完成任务。等到出来的时候，刘玉瑾就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浑身的衣服都湿透了。
六年来，刘玉瑾所在的班共安装钢筋6800吨，从未出现质量问题和返工现象。连负责验仓的经理都说：“刘玉瑾负责的仓号我最放心的。”
赵兴贵的家在陕西安康，由于家境贫困，他15岁时就离开学校，到水电工程的工地上打工。赵兴贵先后参与过甘肃大峡和湖南江垭水电工程的建设，积累了丰富的土建经验。
1998年4月，赵兴贵来到三峡工地，成为了三七八联营公司的一名工人。凭借着身上的技术，他很快得到了重用。来到工地仅一个多月，年仅20岁的赵兴贵就被提拔为土建二工段班长，管理着手下一百多号工人。
赵兴贵把知识看得很重要，他曾说：“只有不断学习，才能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做一名合格的知识型农民工。”
来到三峡工地后，赵兴贵坚持上民工夜校，遇到拿不准的问题，就虚心向技术工人请教。2004年，赵兴贵通过了钢筋工、木工、浇筑工等技能资格考试。在他的带动下，班组里的三十多位农民工都拿到了各种资格证书。
2003年4月，在安装工地上一个行车轨道时，赵兴贵运用自己学到的知识，提出了一项合理化建议，并被立即采纳。他的这个建议节省了3万多元的投资。
廖全桂、刘玉瑾和赵兴贵这三位青年农民工，都对三峡工程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除了他们以外，其他众多的三峡建设者又何尝不是把自己的青春和汗水挥洒在了这片建设工地上呢？
1997年，张银贵告别了妻子和儿子，从甘肃老家来到三峡工地，那时他才21岁。2006年，有记者到三峡工地采访，张银贵红着眼睛说：“九年里，我每两年才回一次家，每天晚上都很无聊，只能打打小牌喝喝小酒消磨时间，经常发疯似的想老婆和儿子。”
小马是宁夏人，2006年通过叔叔介绍来到三峡工地做了一名养护工，为刚刚浇筑的混凝土洒水降温，以防止裂缝。每天风吹日晒，让他脸上的皮脱了一层又一层。
老齐2000年从青海老家来到三峡工地。后来他的妻子也跟过来照顾他，还在工地边上卖起了盒饭。三峡工地上共有一百多个青海籍的农民工，但像老齐这样夫唱妇随的却并不多，很多工友都很羡慕他。
刘建林来自重庆，18岁来到三峡工地。他做的是这里最危险的工种，与城市里清洁写字楼外墙玻璃的“蜘蛛人”有些相似：坐在用几根粗绳子绑着的木板上，悬空吊在大坝外侧，离地百米，天冷时为大坝盖上保温被，天热了再把它们拆掉。不过，在从事这份高危工作的同时，刘建林也收获了自己的爱情。2006年，一位三斗坪的姑娘成了他的女朋友。
除此之外，在三峡大坝的建设过程中，还有上百个建设者为这个工程献出了生命。因此而失去了工程师丈夫的王莉曾说：“说三峡大坝是建设者们用血汗，甚至生命浇筑出来的，一点也不为过。”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二十多年来，无数三峡建设者把青春和汗水挥洒在这片工地上，把三峡梦一步步化为现实。对于荆江两岸曾经饱受洪灾之苦的百姓来说，对于全世界渴望民族振兴的中华儿女来说，三峡建设者就是奋战在滚滚长江上的英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