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背后的故事
从新中国的领导人提出要兴建三峡大坝开始，这个宏伟的水利工程，在之后几十年的勘测、科研、论证和建设过程中，一直问题不断。
除了技术上的难题以外，工程之外的问题似乎更加让人一筹莫展。
当中国的水利工程专家和建设者奋战在三峡工程第一线的时候，一个个震撼人心的背后故事也在轮番上演着。
决策历程
1992年4月3日下午2点半，北京全国人大代表纷纷踏入人民大会堂。今天，他们将要决定一个伟大工程的命运。这就是中国人做了将近一百年的梦——三峡工程。
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审议表决一项工程，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上还是首次。这一天对于人大代表、三峡移民、荆江百姓，甚至中华儿女来说，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值得历史永远铭记。
这次会议要表决通过的议案共有九项，三峡工程的议案排在表决顺序的第四位。在本届人大会议上，第一次试用电子表决器。表决器上有三个表决键，分别代表赞成、反对和弃权。决议通过时的场面虽不如过去举手表决那样壮观，速度却快了很多。代表们按下表决器后，只需几秒钟的时间，会议室两侧的巨大屏幕上就会显示出最终的表决结果。
下午3点20分，荧幕上显示出“长江三峡工程决议案”的字样。执行主席宣布开始表决的话音刚刚落地，意外发生了。
在会议大厅的西侧，全国人大常委、台湾团代表黄顺兴老人突然拍案而起，高高举起手中的一张纸条，大声说道：“三峡应作为重大议案处理，必须有三分之二的多数票才能通过，怎么能轻率地作为一般议案处理呢，我多次请求发言，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呢？”
这样的突发事件，实在是让人始料未及。会场上的外国及港澳台记者最先反应过来。他们立即从各个方向集中过来，举起手中的录音机、照相机、摄像机，将黄顺兴团团围住。
闪光灯不停地闪烁，嘈杂的询问声此起彼伏，场面一下混乱起来。就在这个时候，执行主席平静地解释道：“今天的议程不包括大会发言。”
港澳区人大代表郑耀棠事后曾对此发表看法，他解释道：“大会不让黄顺兴发言是合法的。根据大会程序，不设发言，仅是最后通过。”香港《文汇报》也曾发表评论文章说：“黄顺兴的发言违反人大议事规则”，并列举了人大议事规则条款来说明。
黄顺兴站起来不久，坐在会议大厅第一排的台湾代表刘彩品女士也离开座位，大声说道：“你们这是违法通过，我已经投了反对票，我赞成黄老的意见。”随后走出会议大厅。很快，黄顺兴也在记者的簇拥下离开会场。
此时，二楼旁听的外国使节因为这场**纷纷站了起来，他们用望远镜向下观望。一些外国记者则为出现这样的插曲而兴奋不已，甚至大呼“刺激”。
黄顺兴和刘彩品退到会议大厅外的宴会厅后，再次被大批海外记者包围。两人随即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材料，举行起临时记者招待会来。激动的外国记者一边掏出录音机，一边奋力向前挤。宴会桌上摆放的茶杯在混乱的推挤中纷纷坠地，场面一片混乱。
而此时的会议大厅内，则与宴会厅中嘈杂的场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表决继续进行，其他与会代表在庄严肃穆的气氛里，按下了面前的表决器……
不久，会议厅的大屏幕上显示出了最终的结果：1767票赞成，171票反对，664票弃权，25人未按表决器。三峡工程的议案最终还是以2/3的赞成票数获得通过。
四川省代表团在这次表决中投出的赞成票，让很多人都感到意外。原来，四川省在三峡工程中收益最小，受到的影响却最大。在表决之前，很多媒体都推测四川省代表团将投出反对票。因此，四川省代表团也成为了此次会议期间被记者重点关注的对象。可他们却最终出人意料地投出了赞同票。
四川省长张皓说：“大家最后一致认为这一工程对国家有利。四川要付出一些代价，但这也给四川带来了机遇和前景。希望能解决好移民问题，使四川损失减到最小。”
实际上，早在新中国有兴建三峡的计划开始，关于这座大坝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因此，无论是赞成三峡工程的代表，还是反对、弃权以及未按表决器的代表，都是抱着对子孙后代负责的态度行使了自己手中的权利。而对三峡工程本身来说，三峡梦从风雨中开始，又在风雨中结束，还算是一个圆满的结局。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三峡工程在中国人的眼里就是一个不敢奢求的梦。当欧洲和美国依靠工业革命迅速强大起来的时候，中国却像一个迟暮的老人一样，一步步走向衰败。多少年来，近代历史的耻辱一直压在中国人的心头上。如果三峡工程可以建成，那它对于中国人来说，无异于一剂振奋民族精神的强心针。
告别家乡
2002年，中央电视台评选“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百万三峡移民获得特别大奖。在颁奖典礼上，主持人通过一张张照片，讲述了普通三峡移民的搬迁故事，打动了亿万国人的心。
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这个让中国人企盼了近百年的梦想，终于将要成真。然而，在梦想与现实之间还横亘着一个巨大的难题——百万大移民。
移民，是困扰全世界水利工程的共同难题。国外许多水利工程，都因为移民问题影响进度，甚至因此下马。更何况三峡移民工程规模浩大，在世界水利史上尚属首例。根据规划，当三峡蓄水至175米水位时，最终移民将达120万人，相当于一个欧洲中等国家的人口，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但三峡库区的百万儿女却义无反顾地告别了家园，在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面前，这个普通而又伟大的群体选择了牺牲和奉献。他们用无怨无悔的惊天壮举，奏响了新时代中华民族的最强音。
1992年10月，三峡工程进入施工准备期，秭归老城的全部居民都将迁往茅坪镇。
县里71岁的老党员谭德训带着自己的子孙，亲手拆掉了家中十余间明亮的大瓦房，搬进了临时帐篷。谭家老小就此成为因三峡工程搬迁的第一户移民。三峡工程的第一铲土，就是从他家的宅基地里挖出来的。
在秭归县的外迁移民中，最年长的是91岁的韩德珍老人。她12岁来到三峡，在这里生活了将近80年，几乎一生的回忆都留在了这片土地上。背井离乡的那一刻，老人再也止不住眼眶中的泪水，失声痛哭起来。
65岁的董生芬老太太离开前，含泪砍倒了她结婚时和丈夫一起种下的树。树一倒，她浑身瘫软，嚎啕大哭，任儿女们怎么劝都没有用。这棵树曾经寄托了老人年轻时的梦想和希望，也是她几十年幸福婚姻的“见证者”。但为了三峡大坝的建设，她最终做出了这样的抉择。
秭归的一位中年汉子把家中的物件全都搬上车以后，突然对家人说自己忘了一件事，要回家一趟。这个中年人在搬家的过程中一直十分冷静，甚至没有显出一点悲伤的表情，大家都信以为真。谁知他跑回自家门前，呆立了一会之后，竟对着山野“啊”地一声大喊起来，泪水也随之奔涌而出。等眼泪流够了，他用手往脸上胡乱抹了一把，回到了车上。家人问他忘了什么事，他只是回答：“没事了，走吧，咱们去新家。”
移民前的最后一个春节，秭归县的老人把在外地工作的儿女全部叫回了家乡。这也成为了秭归县近几年来最热闹的一个春节，人们在不舍和期盼中度过了在老城里的最后一个农历新年，吃了最后一次团圆饭。
都说老马恋栈，中国人更是有着浓重的乡土情结。秭归的搬家车队围着旧城徘徊了好几圈，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家乡。
秭归县老城的百姓迁往茅坪镇10天后，巫山人也开始搬迁。
93岁的郑英章老人被人们叫做“三奶奶”，搬迁后，他们一家将在广东定居。离家前的几天里，老人在家中不停徘徊着，一遍遍地抚摸着陪伴了她大半辈子的灶台、门槛、枣树……郑章英的孙子躲在一旁，看着老人故土难离的模样，忍不住偷偷流下泪来。与乡亲们分别那天，不知岸上的哪个娃娃突然哭着喊了一声“三奶奶”，惹得船上船下的亲朋好友都忍不住眼眶发红，泪流满面。
山里的一位老人在搬迁时，坚持要把自己做好的棺材搬走。家人嫌太麻烦，劝她不要搬。老人却倔强地说：“我身子骨老了，这一走就再也回不了三峡，棺木都是用三峡的木料做的，死了睡在老家的棺材里，才算真正的落叶归根……”
听完老人的诉说，家人和邻居都掉下了眼泪。老人最终如愿以偿，她看着自己的棺材被抬上了船，又含泪回望了一眼家乡的山水，最后才让儿子背着自己登上了即将远行的轮船。
五十多岁的云阳县移民冉以奎，在自家的果园里种了三百多株佛手、柑橘树，还办有一家小酒厂。一家人生活衣食无忧，算是当地比较富裕的人家。政府动员他家外迁时，他的老伴哭红了双眼，冉以奎劝她道：“哪方水土不养人，再创家业不就是苦点、累点吗？为三峡做贡献，值！”在冉以奎的带动下，村中26位移民跟着他主动外迁。
西陵小学位于西陵峡的新滩镇上，搬迁之前，一位老师为孩子们上了最后一堂课。从一踏进教室，这位老师就开始不停地流泪。因为他知道，搬到100多里之外的地方后，西陵小学将会和其他小学合并，而这所学校的旧址将会永沉江底。
老师打开课本，只哽咽着说了一句：“同学们，今天我们在这里上最后一课……”就再也讲不下去了，孩子们也跟着老师一起流下了眼泪。最后，老师领着孩子们来到江边，对着峡谷和奔流而下的江水宣誓：
我们是三峡的孩子，我们要永远铭记——三峡是我们的母亲……
南溪镇的陶维民是三峡首批移民中最后一位登船的人。搬迁当天，他抱着自己刚满一岁的侄女站在岸边，迟迟不肯上船。陶维民的小女儿则因为即将远行而显得十分兴奋，她一直跑在最前面，不停催促着父亲快些登船。陶维民最后回望了一眼这个生他养他的地方，恋恋不舍地登上了甲板。不久之后，这一家人将站在千里之外的上海崇明岛上。
移民郑玉枝，搬迁时即将分娩，最后在临时帐篷里生下孩子，取名路生。移民李自淑落户伍家岗灵宝村，她的父亲和小弟、妹妹迁到了枝江，另一个弟弟迁到远安，一家分成了三地。巫山县培石镇培石村谭成栋的父亲临终前说：“我要葬在江边，听着江水声，才睡得踏实。”但为了三峡库区水质，谭成栋给父亲迁了坟。
三峡大坝蓄水，横穿秭归县郭家坝镇的童庄河上涨。从山底搬到山上的移民郑家发，推开窗户就能看见，解放初带领全村百姓苦干四年开垦的百亩良田渐渐没入水中。尽管知道这一天迟早要来，73岁的郑家发还是情不自禁地流泪了。
这是一段感动中国的记忆。在二十多年间，三峡库区有127万多移民搬离了此前居住的水库淹没区。他们当中有95岁的老人，有出生才20天的婴儿，有的搬迁后靠，有的远赴他乡。一个伟大工程，就这样在他们对故土的依依惜别中成就，就这样在他们对新生活的执着中竣工。
正如“感动中国”颁奖典礼上所总结的那样：“正是他们牺牲了小家的利益，服从了国家的利益，保证了三峡工程的开工和建设。”峡江人从不缺乏英雄气概，他们为令人神往的“高峡平湖”谱写出了最响亮的乐章，描绘出了更绚丽的蓝图！
安民之路
在三峡百万移民的过程中，广大三峡库区的干部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他们用汗水、生命和智慧为百万移民的顺利搬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92年，奉节县安坪乡被确定为首批三峡移民试点乡。冉绍之在这一年当选安坪乡乡长。
安坪乡全乡沿长江岸线达30公里，涉及动迁人口5000余人，淹没房屋近11万平方米、耕地5880亩，是个名副其实的移民大乡。面对如此重担，冉绍之上任之初，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为了让移民试点工作能够顺利进行，冉绍之在选择第一个移民村时下了一番苦工。冉绍之患有严重的关节炎和哮喘病，可他坚持带病沿长江进行了五次勘察，步行150多公里，十天走烂了一双鞋。在搬迁时，冉绍之又亲自拉着绳子到村里农户家丈量土地、划线建房。
移民搬迁工作完成后，新的问题随之而来：如何让村里的农户脱贫致富？安坪乡的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山高路险，别说开山种地、修建房屋，就连走路都成问题。冉绍之在苦苦思索后得出了结论：要想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首先要把路修好。
老关嘴是安坪乡最险的地方：一条小道从悬崖峭壁上凿出，连接着龙潭河对岸的村庄。乡民每次经过这里都提心吊胆，稍不小心就会跌入河中，丢了性命。冉绍之下定了决心：“要啃就啃硬骨头！”
1993年9月，老关嘴桥破土动工。冉绍之卷上自己的铺盖，搬到了工地上。勘察设计、划线、按桥墩、下基脚、压石条，每一个施工阶段都倾注了冉绍之的心血和汗水。每次遇到困难，冉绍之总是冲在最前面，他带领乡里的干部和百姓，日夜辛苦劳作，只想尽快把大桥修好。过度劳累使冉绍之的关节炎和哮喘病复发了，疼痛难忍时，他就胡乱吃几片止疼药再接着干。
大桥合龙那天，由于施工难度大，原计划在下午4点完成的施工任务，直到深夜12点还没完工，辛苦了一天的村民们都不想再干了。冉绍之望了望乌云密布的天空，心道：如果一会儿下起雨来，龙潭河发起大水，这座桥就毁了！于是，他忍着关节炎的疼痛，爬上一块大石头，大喊道：“乡亲们，咱们一定要坚持住！大桥不合龙，决不收工！”经过几个小时的奋战，大桥终于在凌晨3点胜利合龙。
不久，一场瓢泼大雨从天而降，村民们在雨里尽情地欢呼。而此时，冉绍之则因为关节炎的发作，再也坚持不住，疼得瘫倒在了地上……
1997年10月中旬，乡移民工作站从县里运来1万株脐橙苗。如果树苗不及时栽种，移民的损失会很大。于是，冉绍之立即动员村民，突击栽种。他自己更是不顾关节的疼痛，冒着寒冷的秋雨，和移民一道挖坑、搬苗、铲土。经过紧张的劳作，1万株脐橙苗终于存活了下来。
一年深秋，冉绍之到三沱移民新区检查工作，离开时天色已晚，他只得乘坐一艘小船返回乡政府。由于水流湍急，小船靠岸时没有停稳，冉绍之一下掉进了冰冷刺骨的河水中，幸亏被及时救起，才没被河水冲走。这次事故让冉绍之足足病了一个多月，可他却不以为然地说：“受点苦没关系，只要没死，还能做事就行。”
叶福彩是云阳县高阳镇牌楼村的村支书。2000年7月，他带着村子里首批移民远赴湖北草埠湖。到草埠湖后，一户移民怀疑自家耕地面积不足，找到了叶福彩。为了让那位移民消除顾虑，叶福彩忍着胃痛，亲自跑到地头丈量土地。当时正是三伏天，叶福彩顶着炎炎烈日，脱掉鞋子、挽起裤腿，一步步测量起来。走到田地中间时，他的身体开始打晃，脚步也越来越沉重，当数到三百多步时，叶福彩突然一头栽倒在地里……
叶福彩回到高阳镇后，镇里的领导都劝他到医院检查，但他忙着拆房、退地、搬迁，根本抽不出身来。一天，叶福彩正忙着给移民拆房，结果胃病再次发作，他疼得晕了过去，这才被送进医院。几天后，叶福彩的检查结果出来了，竟然是“肝癌晚期”！
叶福彩得知自己的病情后，对老伴说：“我估计不能陪你去江津了。但你一定要带着孩子们带头外迁，不能拖政府的后腿。”叶福彩的老伴流着泪答道：“我知道你的心思，你放心吧，我一定迁到江津去！”
2001年1月10日，叶福彩的生命在自家的老房子里走到了尽头。出殡那天，全村几百人从外地赶来送葬，哭声震天。
在三峡百万大移民的攻坚战中，还有许许多多像冉绍之和叶福彩一样的基层干部。
重庆市开县丰乐街道办事处主任郑小林，曾在移民一线干了六年。为了执行移民任务，他曾让年迈的母亲独自安葬死去的弟弟；为了抢救四名受重伤的移民，他把准备送女儿去读重点高中的3万元钱打进了医院的账户。
牟一安是万州区太龙镇一村支部书记。他家的户口在外迁之前已经转到了万州城区，不属于移民。但当他看到外迁工作无法推动时，主动将自己的户
口迁回农村，转为移民身份，带头外迁。在牟一安的感染下，万州的移民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巫山县政府干部冯春阳，在动员群众搬迁途中，被奔腾咆哮的大宁河吞噬了生命，此时距离他退休仅四天时间；云阳县委会干部向思凤，没日没夜地为老城搬迁而忙碌，最后累死在了工作岗位上；忠县监察局副局长张兰权，在移民一线上几次昏迷过去，被抢救过来后又重新投入工作，37岁就英年早逝；涪陵区百胜镇副镇长况守川，在移民拆迁房屋现场调查时，因土墙意外倒塌而不幸牺牲；万州区玉安居委会支部书记邓永清，用自家房屋作抵押，贷款为移民修公路，最后积劳成疾，左眼永远失明……
在三峡移民的过程中，人们常常能够见到这样的场景：移民迁祖坟，干部给移民当孝子；移民建房，干部帮助抬石头；移民外迁，干部扶老携幼，依依相送。重庆市移民局的墙上，甚至打出了“宁可苦自己，决不负移民”的标语。正是因为这些基层干部任劳任怨、不求回报地默默付出，才让三峡移民工作得以顺利展开。
重建家园
如今，当年离开故土的三峡移民都有了各自的新生活。
官渡口镇西壤口村是东县最早搬迁的移民村。1998年，村里五百多名三峡移民全部搬迁到新址，谭明就是这个移民村中的一员。刚刚搬到这里时，村里分了谭明一片柑橘地。后来橘树老化，镇财政所又提供贷款，鼓励移民们种植黄姜，移民们最终获得了大丰收。拿着卖黄姜挣的钱，谭明在村里开了一家副食店，现在生意越来越红火。
重庆云阳县移民雷阳安来到江西永修县后，种棉花、种水稻、养猪、酿酒、开打米作坊，样样都干，很快走上了勤劳致富的道路，还当上了村志愿者协会会长。
重庆开县丰乐镇14户移民，外迁到安徽省芜湖市后，白手起家，在当地办起了“三峡移民美食街”，成为远近闻名的餐饮品牌，很快走上了致富道路。
每一个三峡移民，都有一部独特的创业史。千千万万的三峡移民，无不是经过自己不断的勤学苦干，艰苦创业，开辟了一片新天地。
2001年，谭宗兰与家人离开了祖祖辈辈生活的高阳镇，来到重庆江津。在这里，谭宗兰凭借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承包了80亩土地，种起了柑橘，还带领五十多户种植专业户发展起500亩柑橘基地，后来又在柑橘林里规模化养殖土鸡，产业越做越大。
覃敬明是三峡库区第一次大规模外迁时的移民。移民前，他家离张飞庙不到200米。那时，旅游业兴旺，覃敬明便在张飞庙外摆了一个地摊，每天轻轻松松赚几十元。第一次大规模外迁时，覃敬明曾是三峡库区有名的“钉子户”，但在移民干部耐心的劝说下，他最终还是选择离开家乡，来到江苏东台，开始新的生活。到东台后，覃敬明发挥自己的专长，带领全家人种大棚蔬菜，开药店，兴办养猪场，年收入近10万元。2004年春节，他在家门口贴出一副自己写的对联，上联是：舍老家移民江苏顾大局，下联是：建新家自力更生早致富，横批是：不等不要。
年近六旬的奉节县移民胡运鸿，到江西奉新县后关心当地社会发展，自订报刊自学农业科技知识，很快掌握了种棉种瓜的新技术，日子过得红红火火，还被选为县政协委员。
忠县移民李洪华，搬迁到山东即墨市后，既下田种地，又进城开餐馆，年收入达到30万元。他还想方设法帮助其他移民，餐馆里录用了19名移民子女做服务员。
熊德国从忠县移民到山东寿光后，成为了当地小有名气的农机手。在山东一望无际的平原上，他靠机器帮别人耕地，农忙季节每天能有2000多元的收入。
除了移民个体的发展，有的移民乡镇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安坪乡山高路陡，曾经是远近闻名的贫困乡。自从移民之后，安坪乡人也不甘落后，他们炸山修路，在座座群峰间凿开条条通途，全乡16个村，发展条件大为改观。全乡新开发土地1700多亩，座座石山变梯田，排排新房依山建；自来水管入了户，广播电视进了屋；3万亩封山良林承包到户，上千亩优质脐橙全部挂果。
20年弹指一挥间，当年的婴儿如今已长成了20岁的大姑娘、小伙子，青壮年变成了爷爷奶奶，老人们有的健在，有人已经去世。但三峡移民当年为了支援国家建设，舍小家、顾大家的移民精神将会世世代代地流传下去。
“沉没的古迹”
在三峡大坝未建之前，乘船畅游三峡，总会让人想到“船在江中走，人如画中游”这句话。无论是从奉节城顺江而下，还是自南津关逆流而上，峡江两岸的美景都让人移不开视线。除了两岸奇峰峻石、青山飞瀑的自然景观以外，众多的宝塔寺庙、临江栈道和碉楼城池，也似乎把人们带进了历史的幻像中。
在秭归县长江南岸的沙镇溪口，有一座孤立的小山，叫做流来峰。枯水季节，这个小山和南岸的陆地是连接在一起的。春天江水上涨的时候，流来峰便会和南岸隔断开来，成为一个江心的孤岛。流来峰的山顶处有一座庙观，叫做流来观。
说起流来峰，就不能不提到一个与秦始皇有关的传说。相传秦始皇很喜欢游山玩水，但那个时候出行都靠坐马车，很不方便。在一次机缘巧合下，秦始皇得到了一根神鞭，可以骑着它乘风飞行，还能用它驾驭世间万物。
一天，秦始皇来到峨眉山，看中了一座俊秀的山峰，就想把它运回阿房宫。于是，他挥起神鞭，沿着川江驱赶起这座山峰来。山峰一路顺流而下，当秦始皇赶着它来到秭归附近的时候，这座山峰却突然不动了。秦始皇害怕起来，因为他曾听人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而这里正是楚地。为了保命，秦始皇赶紧驾着神鞭逃跑了，这座山峰便留在了秭归。
传说是人口相传的历史性故事，因此虽然听上去有些天马行空、虚无缥缈，却常常映照着历史的投影。
2000年前，秦朝的大将曾率领十万大军，走通三峡，讨伐楚地。从那时开始，三峡就作为运送兵马粮草的水上要道，走进了中国的战争史。
西汉末年，蜀将公孙述镇守川东峡口，看见山头的白鹤井里不时有白雾腾空。他认为这是白龙飞天，是自己登基称帝的吉兆，于是称帝，并把此地改名为白帝城。
三国时期，刘备兵败东吴，被陆逊追至白帝城下，多亏能谋善算的诸葛亮在此摆下八阵图，才抵挡住了东吴大军。但刘备从此一病不起，他知道自己命不久矣，便召来诸葛亮，临终托孤，不久病死在白帝城。
过往的千古风流和兵刃寒光，一同汇入到百里峡江的长轴上，让后人在历史留下的陈迹中慢慢研读。
实际上，三峡的历史远不止5000年。早在更为久远的时候，它已经留下了人类的痕迹。
在近代的考古挖掘中，三峡地区出土了许多新石器晚期的墓葬和文物。也就是说，在距今300万年至200万年间，就开始有人类在三峡地区生活。这些原始居民的遗址被称为“巫山文化”和“大溪文化”。而作为三峡坝址一部分的中堡岛，更是曾经出土过用石头打造而成的斧头。
三峡名胜汇聚了古代巴蜀文化的精华：奉节的白帝城、丰都的“鬼城”、云阳的张飞庙、秭归的屈原祠、白鹤梁的枯水题刻，还有无数的栈道悬棺。没有一件不令人心醉神迷。
三峡的古文化遗址和墓葬群有15处之多：从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的古文化遗址，从汉、晋到明、清的墓葬群。如此多的珍贵遗产让人叹为观止。
名胜古迹既是三峡一道独特的风光，也让文人墨客在这里留下了为数不少的千古绝唱。李白、杜甫、白居易、陈子昂、刘禹锡、欧阳修、苏东坡、陆游、范成大、黄庭坚……这些唐宋时期尽得风流的诗人词家，都为这方山水所折服，从而留下了名篇佳句。
但当三峡大坝锁江之后，坝前水位抬高近100米，这些独特的风光将发生巨大的改变，有些名胜古迹将会永远埋在江底。那么在三峡大坝建成前，峡江之上，到底有着哪些珍贵的文物古迹呢？现在，就让我们来一一细数。
白鹤梁枯水题刻：白鹤梁是纵卧长江江心的一座天然石梁，位于长江与乌江汇合处上游约1公里的地方。白鹤梁只在枯水年份的冬春季节才会露出水面。石梁上刻有163段诗文、14条石鱼、1幅观音线刻，翔实记载了1200多年间，72个年份的枯水情况。这些题刻，既是珍贵的水文历史资料，也是一处名胜景观。当地流传着“石鱼露水兆丰年”的说法。每当石鱼露出水面的时候，前来参观的百姓不计其数。
云阳张飞庙：张飞庙是一处雄伟壮丽、独具一格的古建筑群，与云阳县隔江相望。该庙始建于蜀汉末年，蜀汉灭亡后，张飞庙几经兴废修葺，现存有正殿、结义楼、助飞阁、望云轩、杜鹃亭等遗迹，庙宇内还珍藏了大量文物，是川江旅游线上的著名古迹之一。
秭归屈原祠：屈原祠内建有屈原庙、屈原墓和屈原纪念馆，位于长江北岸的向家坪。相传，屈原在汨罗江投水自尽后，被一条金色神鱼吞下，这条大鱼游到他的家乡秭归后，又把他吐了出来。因此秭归人就把屈原的尸体埋葬在此，并在屈原墓后建庙祭奠。
丰都名山：丰都在中国的历史上素有“鬼城”之称，因鬼文化而闻名。传说人死后都要到丰都报到，《西游记》、《聊斋志异》、《说岳全传》等文学名著中，都对鬼城丰都做了生动的描述，颇具传奇色彩。关于“鬼城”的传说不仅流传于中国民间，而且远播东南亚各地，影响深远。在城东的名山上有自唐代以来陆续修建的殿堂庙宇、鬼怪神像，组成了独具特色的名胜古迹。
忠县石宝寨塔楼：石宝寨塔楼是一座木结构塔楼，建在长江岸边的玉印山上。塔楼兴建于明末清初，楼顶分12层，通高56米，飞檐绘彩、气势非凡。由于石宝寨塔楼结构独特，建筑灵巧，因此成为了川江旅游线上最富有民族特色的古建筑之一。
除此之外，云阳龙脊石枯水题刻、巴东秋风亭、涪陵蔺市镇龙门桥、巫山孔明碑、奉节粉壁墙、奉节锁江铁柱、古栈道、忠县丁房双阙、奉节杜甫西阁和古墓葬群等一系列文物古迹都会被暴涨的江水淹没。
三峡大坝开工之前，台湾的《博览家》杂志在游览完三峡后做了一篇这样的报道：“长江三峡马上就要动工兴建，三年以后，所有长江沿岸的美景都将成为泡影。如果你不想成为三年以后抱恨终身的人，请赶快上路吧。”
不久，许多台湾旅行社打出了“告别三峡”的旗号来招揽游客。美国一家旅行社的电视广告更是号称“三峡将成为历史”。
这些宣传无疑勾起了海外华人的思乡情，三峡的旅游热骤然兴起。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三峡的美景真的终将成为历史？
抢救文物
2003年初，涪陵的江岸每天都要迎来送往上千人，这些游客都是来向江心的一道石梁告别的。当时，涪陵区文管所所长黄德建，从早到晚不停向游人做着讲解，直到嗓子疼得再也说不出话来。
这道石梁就是白鹤梁。江水丰沛之时，白鹤梁位于水面以下。只有枯水年份，它才会露出水面。每到这时，古人就到石梁上做一幅题刻。白鹤梁上最早的一幅题刻，可以追溯到唐朝广德元年，在此后的1200年间，72个枯水年份在白鹤梁上均有记录，无一遗漏。
白鹤梁，就像一座保存完好的古代水文站。包括黄庭坚在内的许多文人墨客也在这道石梁上留下了自己的墨迹。因此，白鹤梁也被誉为“水下碑林”。
当三峡大坝蓄水到135米的时候，这道石梁将会完全沉没于水下。那么，后世的炎黄子孙是不是从此以后再也看不到它了？
其实，自从兴建三峡工程的决议在1992年获得通过后，国家文物局就开始在淹没区进行大面积文物普查，并最终确定了1282处文物保护项目，白鹤梁的保护工作正是其中的重中之重。
1994年，国家首次组织专家，就白鹤梁的保护方案出谋划策。第一个保护方案是由天津大学提出的，他们计划在白鹤梁原址上造一个密封的椭圆形双层壳体，游人可以通过隧道进入壳体内参观。这个方案也被形象地称为“水晶宫方案”。
但是，“水晶宫方案”的危险性太大。这个密闭的壳体位于水下几十米，需要承受巨大的水压，只要出现缝隙，就会造成破损，给石梁和游客带来灭顶之灾。“水晶宫方案”因此遭到否决。
1997年11月8日，三峡工程实现大江截流，预计到2003年6月，水库将蓄水到135米。文物保护迫在眉睫。
第二个方案诞生于1998年，它的具体内容是：先把白鹤梁整块切割下来。等三峡大坝建好后，再把石梁设置在一个合适的水位高度。当水库蓄水上升时，白鹤梁就隐没在水中。水库蓄水下降时，白鹤梁又会从水底浮现。这样一来，就可以让“石鱼出水”的千古奇观在三峡库区重现。但由于这个方案不能真实还原白鹤梁的所在地，因此也被否决了。
2002年2月，白鹤梁水下保护方案专家评审会在重庆举行。此时距离三峡大坝蓄水135米还有两年的时间。当会议即将结束时，中国工程院院士葛修润站了起来，提出了第三个方案——“无压容器”方案。
这个方案与此前天津大学所提出的“水晶宫”方案有异曲同工之处：二者都是采用水下保护。而它们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无压容器”的壳体内，充满了净化后的江水，使内外压力保持一致，这样一来，就不会导致“灭顶之灾”了。
此外，为了方便游客参观，葛修润在无压容器内设计了一条参观走廊，观众可以在密闭的容器内，通过玻璃舷窗欣赏水中的白鹤梁题刻。
“无压容器”方案一经提出，就获得了会场上所有评委的认同。重庆市文化局副局长王川平当场拍板，并委托葛修润做可行性研究。
由于时间紧张，方案一经通过，葛修润就开始马不停蹄地进行具体设计。经过四个月的紧张工作，新的设计方案终于完成。一个长70米、宽25米的半球型建筑，按比例浮现于图纸之上。
2002年，“无压容器”设计方案专家评审会在北京举行，这是有史以来参与院士最多的文物保护工程。工程设计方案最终顺利通过。
白鹤梁的保护方案经过了反复的论证和实验，云阳张飞庙的搬迁选址也经过了一个艰辛的历程。
张飞庙，又名张桓侯庙，位于长江南岸的飞凤山麓，与云阳县城隔江相望。整座庙宇依山临江而建，与山水浑然一体，相互衬托。由于张飞是个重情重义之人，因此云阳人都十分敬仰他。每逢过年过节，当地人民都要到张飞庙烧香许愿。张飞农历生日那天，县里还会举办盛大的庙会。
云阳县政府希望把张飞庙搬到新县城的对岸，好带动当地经济，而文物专家则主张原地后靠。张飞庙到底何去何从，一时间成为了困扰决策者的难题。
那么，为张飞庙选择新址的标准又是什么呢？其实最重要的只有两点：一是新址的地形地貌要与原址充分形似，二是不能存在滑坡的潜在威胁。由于三峡地区是一个地质灾害多发区，文物工作人员几乎踏遍了云阳新县城对岸的每寸土地，才终于找到了一个符合标准的地方——小盘陀。
2002年秋天，张飞庙的迁址工程正式启动。施工单位为了保险起见，特意从全国各地聘请了245位从事古建筑工程的能工巧匠。在给古庙解体的过程中，施工单位为保证庙中每一个部件日后都能各归其位，特意把拆卸下来的所有物件都编了号，之后再把它们逐个包装，以免在搬运中相互摩擦、碰撞。切割下来的石碑，先用海绵和泡沫包裹，再用木板固定。由于庙内的泥塑无法搬迁，因此新庙将会按原物大小进行复制。
三峡水库蓄水到135米后不久，建在新址上的张飞庙主体建筑完工。新庙落成后，云阳县举行了盛大的张飞铜像安放仪式。这一天，整个新县城像过年一样，运载张飞铜像的卡车在云阳城绕城一周，引来观者如云，云阳百姓在鞭炮声中把“张飞”接回了新家。
由于张飞庙的拆建是三峡库区地面文物保护工程中规模最大的，因此重庆人都开玩笑说：“三峡工程移民百万，岁数最大、身价最高的是张飞。”
石宝寨塔楼位于重庆忠县境内的玉印山上，依山耸势，飞檐展翼，造型十分奇特。由于这座塔楼是中国现存唯一的高层穿斗式木结构建筑，且镶嵌在玉印山中，因此
对于复制和搬迁来说都十分困难。幸而石宝寨塔楼地势较高，因此只有当三峡工程完全建成，蓄水达到175米后，塔楼的一层才会被淹没。
由于时间宽裕，石宝寨的保护工作一直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2005年4月，国家文物局批准了石宝寨围堤、护坡方案。这个方案是沿着石宝寨四周筑起一道巨型围堤，使其形成一个巨大的石盆，把石宝寨围在其中。根据库区蓄水后江水水位将比石宝寨寨门高这一实际情况，设计者特意在寨门前的仰墙上留下一道长达50米的豁口，豁口处安装一道可以升降的闸门。水位高时，就关闭闸门保护寨楼，水位降低后，再打开闸门，让在江中游览的人可以通过豁口观看石宝寨全景。
石宝寨文物保护工程主体于2008年12月完工。2009年4月，工程全面竣工并正式对游人开放。如今的石宝寨就像一个巨大的盆景，镶嵌在三峡的万顷碧波之中。
1999年4月，中国三峡博物馆的筹备工作正式启动，馆址定在人民大礼堂的中轴线上。几个月后，在重庆人民大礼堂，展出了中外设计师设计的八个三峡馆模型，供市民选择。重庆市民非常投入地作出筛选，这在重庆的建筑史上是少有的。
2002年1月20日，夔门白盐山，镌刻着宋代至民国年间的13幅石刻开始切割搬迁。来自古都西安的一家古建工程公司，依靠先进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毫无悬念地担当起搬迁夔门石刻的重任。
为了避免石刻在切割过程中遭到损坏，这家古建公司没有使用震动较大的传统切割工艺，而是从德国引进了“金刚石串珠绳锯”，对石刻进行切割。这种新型的切割工具不仅振动小，而且效率高。出自南宋书法家赵功硕之手的“中兴圣德颂碑”最先被切割下来，它也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幅石刻。
这些从西安来的北方汉子为了加快工程进度，每天都住在崖洞里，风餐露宿，昼夜施工。白盐山上的岩石十分坚硬，在绝壁上作业，施工难度极大，但施工人员从来没有退缩过。由于切割下来的石刻厚度只有20公分左右，容易破损，施工人员又对每块石刻进行了精心包装，并用铁框加固。为了把又大又重的石刻顺利从悬崖峭壁之间运送出去，他们还沿着山路修了一条轻轨。
夔门石刻的搬迁工程验收时，前来评审的专家们发现，迁建和复制的所有摩崖石刻都保留着原汁原味，这让他们惊叹不已。而当看到这些施工人员就住在山洞里，喝的竟然是从岩缝里渗下来的水时，他们更是动情地眼含热泪。
按照规定，工程评审标准只有合格以及不合格两项，没有优秀这一说。但当时，验收夔门石刻的所有专家，都强烈要求把它评为优质工程。
2005年6月18日，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正式落成。从库区抢救出来的6000多件珍贵文物和6万多件一般文物都被搬迁到了这里，其中就包括夔门石刻的珍品——“中兴圣德颂碑”。
2009年5月18日，白鹤梁题刻水下博物馆正式建成开放。担任博物馆馆长的，正是原涪陵区文管所所长黄德建，他仍旧不停地向人们讲述这块石梁的故事，乐此不疲。
在三峡，那些引人遐思的文物古迹并没有因为水位的上升而消失，它们以一种崭新的方式，与宏伟的三峡工程融为了一体。
生态保护
在三峡库区中，需要抢救的不仅仅是名胜古迹，还有生活在长江流域的许多珍稀物种，以及整体生态环境。
2001年11月，中国批准实施《三峡库区及其上游水污染防治规划》，规定三峡水库蓄水135米后，严格禁止所有城镇直接往水库排放未达标污水。不久，重庆万州区开始兴建第一个库区污水处理厂。
位于长江上游的三峡地区，是中国亚热带生物多样性的富集地区，拥有着大量的植物资源。根据统计，三峡中共生存着3104种植物，而直接受到三峡工程影响的植物有550种，其中290种珍稀植物面临着灭绝的危险。
疏花水柏枝是三峡地区的珍稀灌木植物，生长在秭归、巴东和巫山一带的沿江坡地。三峡水库蓄水到135米后，仅存的近万株疏花水柏枝将全部被淹没。
荷叶铁线蕨是三峡库区的珍稀特有植物，科学家们只在重庆万州和石柱县发现过这种植物。这个物种大多生长在海拔200米以下的岩石薄土层中。三峡水库蓄水后，本已濒危的荷叶铁线蕨将大部分被淹没。
从2002年开始，中国政府开始投资抢救三峡水库淹没带上的大批珍稀植物，并将它们移植到三峡珍稀植物园。
为了完成这一抢救任务，三峡珍稀植物园先后组织了上百次野外考察。考察人员的足迹遍布三峡库区5.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专家的指导下，植物园在三峡淹没带上成功抢救了荷叶铁线蕨、宜昌黄杨、鄂西鼠李、巫山类芦、狭叶金粟兰、裸云香等三峡特有植物。
野生植物都有自己独特的生长习性。比如疏花水柏枝，就比较适应水淹的环境，每年长江丰水季节，它会反复被水浸泡三个多月。一位植物学家曾说：“要想保存一个物种，不是把它栽到植物园，让它成活就行了，而是要让它保持原来的生长习性，并且最终还能回到以前的生活环境里去。”因此，三峡珍稀植物园专门为疏花水柏枝修建了“三峡消涨带”，模拟它们的生长环境和长江水位的变化。
三峡珍稀植物园还发现并移植了自1968年以来只有模式标本却一直未被学界发现的植物，如城口盆距兰、川东大钟花等。除此之外，三峡库区原先没有记录的热带植物物种，如万代兰、长叶铁线蕨、任木等也被工作人员移植到植物园中。
三峡库区曾被称为古老植物避难所和植物区系交汇地，是世界公认的物种起源地之一。随着三峡水库蓄水，三峡珍稀植物园成为了一处濒危物种保护基地。
2009年3月12日，中国三峡总公司中华鲟研究所，在宜昌江段举行中华鲟增殖放流活动。约12.7万尾体长15到22厘米的中华鲟幼鱼被放到长江之中，创造了中国15厘米以上规格中华鲟放流最高纪录。此次放流活动是中华鲟研究所成立以来第48次增殖放流中华鲟。至此，该研究所共放流多种规格的中华鲟500万尾。
中华鲟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物种之一，早在1.4亿年前，长江里便有了它们的身影。中华鲟也是中国特有的珍稀鱼类，属于一级保护动物，被誉为“水中的大熊猫”。
中华鲟生在长江，长在大海，是一种洄游鱼类。每到夏秋季节，它们就从东海进入长江口，溯江而上，到长江上游的金沙江产卵，然后再顺流而下回到大海中。
1981年，葛洲坝工程实现大江截流，阻断了中华鲟的繁殖洄游路线。为了拯救中华鲟，人们开始进行人工繁殖培育和人工蓄养的实验与研究。
三峡工程位于葛洲坝上游，虽然已经不存在阻隔中华鲟洄游路线的问题，但工程建成蓄水后，将使下游的水位有所降低，这就有可能干扰中华鲟在葛洲坝下游的栖息和繁殖。
2008年9月，中国三峡集团总公司正式接管中华鲟研究所，并开始在原有成绩的基础上，开展更加深入的中华鲟研究保护工作。2009年10月4日，世界上第一尾全人工繁殖的中华鲟在中华鲟研究所诞生。这是人类在保护中华鲟过程中取得的重大技术突破，也是中华鲟研究所对该濒危物种保护工作的又一重大贡献。
从1984年首次成功实现中华鲟人工繁殖以来，中华鲟研究所已经陆续向长江放流中华鲟鱼苗500万尾左右。现在，中华鲟已经形成了稳定的生产繁殖系统，具备每年规模放流5万至10万尾中华鲟的能力。
战争威胁
1991年1月至2月间，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下，为恢复科威特领土完整，对伊拉克进行了一场局部战争，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海湾战争。
1月17日凌晨，随着美国的隐形战斗轰炸机向巴格达电讯大楼投放了一颗激光制导炸弹，海湾战争拉开了帷幕。
在这场现代化战争中，多国部队每天出动3000多架次的飞机，轰炸伊拉克的作战指挥中心、通讯枢纽、武器工厂、机场和导弹发射基地。在这种地毯式的轰炸下，巴格达几乎变成了一片废墟。
其实伊拉克也拥有相当先进的武器装备，军事实力不可谓不强。然而，面对着多国部队的轮番轰炸，伊拉克竟毫无还手之力。
中国著名物理学家钱伟长也时刻关注着这场战争的动态，他在《海湾战争启示录》中写道：
海湾战争接近20天，初则电子战，既则巡航导弹、飞毛腿导弹、爱国者导弹为主体的，夹杂着狂轰滥炸的空袭……
在导弹的爆炸声中，出现了埃及如何保护阿斯旺大坝的问题，从过去的历史上的经验来推理，阿斯旺大坝身处埃及腹地，一般战争无论如何也涉及不了这个水坝的安危。但是，这是导弹的时代……拟议中的三峡水库所蓄水量和阿斯旺水库同一量级，而且还更大，一旦有失误，长江下游六省市将成泽国，几亿人将陷入绝境。这是战略上不能不考虑的问题。我们绝不能花了几百亿或几千亿人民币来修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水坝，给我们的子孙背上包袱，成为外部敌人敲诈勒索的筹码。
实际上，科学家们的担忧并非是杞人忧天。试想一下，当原子弹在三峡大坝上爆炸，黑色的蘑菇云冲天而起，世界上最大的水坝顷刻间化为灰烬。到那时，几百亿立方米的水将从天而降，长江下游的省份将成为一片汪洋。
而这种担心，从新中国计划建设三峡大坝开始就没有中断过。
20世纪50年代后期，全中国发起了“大跃进”运动，而三峡工程却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而匆忙上马。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新中国的领导人担心：在战争时期，三峡工程可能会成为原子弹的轰炸目标，而一旦大坝遭到破坏，后果不堪设想。面对战争的威胁，兴建三峡大坝的这个口子，毛泽东一直没敢开。
共和国开国将军曾思玉也曾向毛泽东请求兴建三峡工程。毛泽东当时回答他：“你们真是敢想敢干，这么大的水库，打起仗来，敌人丢原子弹一炸，下游统统被水淹掉。让你们脑壳上顶着200亿吨水，你怕不怕？”
在当时的背景下，毛泽东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20世纪50年代，中国尚处在国际冷战状态中。进入60年代后，中国又和苏联关系破裂，并迅速升级为军事对峙状态。这无疑给中国的和平建设投下了浓重的战争阴影。
安全防御，成为了三峡工程的设计者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1959年的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爱萍突然接到一个特殊的命令，他立即放下手头原子弹研制的组织工作，匆忙赶往三峡。
原来，为了研究三峡大坝的防空问题，国家秘密成立了三峡工程防御小组 ，周恩来亲自任命张爱萍主持这项工作。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张爱萍等人的举动极少有人知晓，甚至连长江办公室的很多高层都不知道这件事。
到达三峡后，张爱萍立即乘坐一架轻型直升飞机，沿三峡河谷向上游飞去。直升机紧贴着峡谷山头飞行，机舱中的张爱萍拿着一架高倍望远镜，仔细地搜索着每一段山谷，并不时向一旁的技术人员询问山体的高度和地理形态。
张爱萍考察过后，立即命令一支工程兵部队开进三峡。这支部队一头扎进交通不便、古树参天的山区，测量地势，勘察山头，然后把绘制出来的一幅幅地图装进皮箱。这些皮箱都有专人看管，而他们所用的勘测工具也有些与众不同。
原来，这支部队是奉命按照战备需要，寻找一块最易于躲避敌人轰炸，又能够部署足够防空力量的坝址。按照命令，他们找到的坝基，以后如果修建大坝，必须能够承受住5000吨炸药的轰炸。
经过反复勘测和比较，石牌坝址最终进入了他们的眼帘。石牌坝址两岸是悬崖峭壁，江面十分狭窄，周围还有很多隐蔽地点可以部署防空力量。而且石牌地处腹地，不利于敌机轰炸；山势险峻，可有效打击敌方力量。从战略目光来看，这里的地势简直是得天独厚。
石牌坝址被选定后，一支防空部队开进此地，开始为正式部署航空兵力做准备。
与此同时，哈尔滨军工大学的试验人员也来到武汉，在九万方基地进行了大坝的爆炸模拟试验，以及核武器效应试验。之后，他们又赶往北京官厅水库，在总参谋部的具体主持下，用炸药对大坝模型进行了水中爆炸、空中爆炸，还有种种距离的直接命中试验。
为了应对战争可能带来的灾难性结果，甚至还有人提出在三峡大坝上游10公里处，秘密修建一座埋于水面之下的大坝。这样一来，就算三峡大坝被炸毁，上游的水中坝仍然可以起到阻挡江水的作用，减小洪水造成的损失。
1963年，三峡工程防御小组研究出了最终的结论：简单的工程防护很难保证大坝的安全，特别是现代战争的条件下，必须有更好的办法来减少灾害。这对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和水利建设者来说，无疑是个痛苦的结论，它意味着中国并不具备足以防护大坝的强大实力。而且面对美俄的威胁，中国也没有与敌方同等的核威慑能力。
但从另一个方面看，这个结论也证明中国领导人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实力。而且他们明白，要想增强防护，首先就要具有与敌人相等的威慑能力。
1965年，新疆的罗布泊上空升起了一股巨大的蘑菇云，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这个消息无疑让三峡工程的设计者们松了一口气，但他们还不能完全放松。中国虽然有了原子弹，但这并不能保证三峡大坝就不会受到战争威胁。
时间一晃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为了准确得出大坝被炸后的灾难情景，长江办公室特别做了一个300多米的三峡水库模型，进行了数百次模拟试验。最终的结果表明，由于三峡大坝是大体积混凝土重力坝，顶宽36米，底宽121米，常规武器不可能对它造成严重破坏，只有在核武器的袭击下才有可能发生溃坝。
三峡工程在重新论证的阶段，又组织专家小组做了进一步研究。有关部门分析了世界上全部现有导弹核武器的命中精度、TNT当量，并对核武器的发展做了预测。最后，他们对核弹在不同情况下爆炸给大坝造成的破坏进行了一系列试验。最终的结论是：万一三峡工程受到核袭击，大坝遭到彻底破坏，洪水所造成的危害也可以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研究报告指出：三峡大坝设有大量泄洪底孔，下游河道又有较大泄洪能力。临战时水位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下降。这时就算发生溃坝，影响区域也仅限于宜昌以下江汉平原的部分地区。而在距离坝址100公里以外的河谷中，水体将沿主河槽下泄，少量水体会进入分蓄洪区内。总之，一旦发生溃坝，洪水灾害也会限制在局部地区，不会造成全流域性灾难，如果库区水位降低的速度能够更快一些，灾情将会更加轻微。
1994年12月14日，三峡大坝正式动工修建，2006年5月20日全线建成。在大坝全线到顶前的媒体见面会上，一位外国记者直接向三峡总公司副总经理曹广晶问道：“我在大坝采访时，发现只有很少的武警，大坝会安全吗？”
曹广晶自信地答道：“你能看到的安全保卫，只是冰山一角。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和监控设备，守护大坝、船闸、电厂等重要部位的安全。” 随即，曹广晶又透露了常规武器不会对大坝造成威胁，即使遭到核威胁，也可以用泄洪来应对等“秘密”。他还对外界所传言的“如果发生溃坝，从宜昌到上海都会受到影响”做出了澄清，表示这种情况完全不可能发生。
“三峡工程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是巨大的，我们不能因为害怕战争而拒绝发展。”曹广晶最后说：“中国军人也不是吃素的。”
兴建三峡工程，承载了中华民族的治水梦想，也寄托了中华儿女对民族复兴的期盼。在经历了近百年漫长曲折的过程后，中国人终于把一个个创意凝聚成图纸，又把图纸化为宏伟雄壮的三峡大坝。
在新中国提出兴建三峡工程之后的几十年里，三峡人始终怀揣着希望和梦想，不管风吹雨打，任凭世事变幻，他们都把坚强的意志代代相传，并最终登上了这个举世瞩目的“天梯”。
正是因为三峡人的执着追求，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水利工程才能横跨于长江之上，尽显它的风姿。现在，就让我们来细细品味三峡人与大坝的故事……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