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春雷震惊寰宇
1964年10月16日，在新疆黄洋沟附近罗布泊西北150公里的荒漠上，由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枚原子弹爆炸成功。它的爆炸对于仅有15岁的新中国来说，堪称“重大成就”。从此，中国成为了全世界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爆炸前的准备
1963年3月，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完成；
1963年11月29日，铀工厂生产出第一批合格产品；
1963年12月24日，同步聚焦爆轰产生中子试验成功；
1964年1月14日，原子弹的核心材料，铀-235研制成功；
1964年4月，加工出第一套原子弹上用的核部件；
……
在研制原子弹的道路上，战斗在各个岗位的工作人员大力协作，攻克难关，他们最终向国家、向人民，交出了一张满意的答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得以问世。
在此之后，准备原子弹爆炸成了核试验基地压倒一切的任务。接下来要做的工作是：原子弹及其装配者，要从青海金银滩核研制基地转移至位于罗布泊的核试验基地，由张爱萍担任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委员会主任，全权负责原子弹试验的一切工作。
随即，原子弹的运送工作紧张有序地展开了。工程师们小心翼翼地拆卸了原子弹，并把零散的部件合理分配成两个部分，一部分装由火车运送，另一部分装由飞机运送。为安全起见，九院的领导吴际霖特意安排了一列由中国最优秀的工程师所制造的列车来运送核爆炸装置。这列车燃烧用的100余吨煤都是有严格要求的，“所有分配给一号专列的煤都必须筛选一遍，以便把雷管和任何其他爆炸材料找出来，这些东西在矿山时可能就混在煤里”。
在火车启动前，检查机车时有一个细节，就是工人们所配备的是铜榔头，因为铜的质地不会产生火花，也就消除了安全隐患。原子弹所“乘坐”的列车称之为专列，毫不夸张，因为在甘肃前往新疆的路上，所有旅客列车都要为这趟专列让行。凡是专列经过的地方，高压动力线路必须切断。在核爆炸装置装车启动之前，所有的铁路和安全保卫人员再次对可能发生意外情况的地方，重点进行了检查，以保证万无一失。在谨慎的准备和检查之后，吴际霖、王淦昌和九院参与第一次核试验的专家们一同登上了此次专列，前往新疆核试验基地。
一路上，吴际霖时刻和火车司机保持联系，适当命令其减速行驶，以便减少震动。
就这样，专列载着核爆炸装置经过了漫长的旅程，安全平稳地驶入目的地。之后，核爆炸装置被转运至试验场。
在核爆炸装置被运送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几天后，空军开始运送原子弹的核心部分。在罗布泊核试验基地狭长的飞行跑道上，各种安全保卫措施全部就位，准备迎接到来的机密部件。当载有原子弹核心部件的飞机平稳地着陆后，飞行员和机上的护航人员把铀核及密封上锁的各种容器卸下来，安放到一辆特制的汽车里，转运至试验场。
在原子弹部件安全送达之后，核试验基地的人员开始紧张忙碌起来。在张爱萍的全面指导下，核试验基地司令员张蕴珏和科学家程开甲，全力以赴地为试验做最后准备。在此之前，供原子弹爆炸试验的铁塔已经高高竖起，军官和观察人员也就相继到达基地。九院的领导吴际霖、王淦昌、朱光亚、李觉等负责对整个试验区域、铁塔和爆炸现场的设备进行周密的检查。
一切准备都按部就班地进行着。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委员会和试验现场总指挥部的最高领导张爱萍，亲自登上数百米高的铁塔进行检查。当张爱萍登上铁塔的最高层时，向随同的九院领导李觉问道：“把原子弹从地面运到塔顶，能保证安全吗？”李觉的回答是肯定的，并强调参加核试验的人员已经反复操作，并且练就了徒手爬到塔顶的本事。
一切检查工作结束后，张爱萍下令用一个模拟的原子弹，在正式爆破之前进行一次完整的程序演习。1964年6月6日，张爱萍、刘西尧等亲自主持，进行了一次1：1不装活性核燃料的原子弹模拟爆炸试验。在演习的过程中，人员和设备都经受了不小的考验。在演习进行到一半时，基地突然刮起了八级大风，夹杂着黄沙向工作人员和铁塔刮来。狂风肆虐，紧接着是暴雨倾盆。此时此刻，演习没有停止。在铁塔脚下的帐篷里，负责指挥此次演习的吴际霖和李觉，用电话与在铁塔里工作的技术人员时刻保持联系，并命令他们要完整记录下整个暴风雨夜中各种仪器的技术指标。
狂风暴雨限制了登塔电梯的运行，李觉下令让工程兵战士为留在塔内的人员送去食物和水。黑暗即将过去，黎明就在眼前。随着暴风骤雨的退去，在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和坚持下，这次演习成功结束了，为正式核试验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此之后，还有两项准备工作需要完成。一项工作是核对计算结果，这项工作需要在爆炸的前一天进行。出于谨慎考虑，张爱萍紧急致电二机部，让他们再进行一次计算，要求是保证试验成功的可能性在百分之九十九以上。
另一项工作是确定爆炸时间。确定爆炸时间，天气绝对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前提。早在 1960年冬季，部队决定在罗布泊建一个气象站，填补了戈壁滩上的气象空白。随后，由10名战士组成的气象小分队，带着地图和指南针，顶着鹅毛大雪离开部队驻地，赶往建造气象站的地点。在此之前，测绘队已经在戈壁滩上为他们找到合适的目标地区，并用一根带有标记的木桩作为标志。
战士们按照按地图上标定的方向，乘车前进。由于积雪太深，木桩都被覆盖了，很难查看已有的标记。战士们足足在戈壁滩上颠簸了三天，找了几十根木桩，才发现了目标地区。
找到地区后，建立气象站面临着很大困难。戈壁滩的地上都是板结的盐碱地。沙石被风卷起，吹到脸上像刀子在划，在这种情况下安装测试仪器，既费时又费力。当时没有足够的安装工具，没有镐，就用扎帐篷的铁钎往下砸；没有铁锹，就用盛饭的勺子往下挖。战士们苦战两天后，终于在罗布泊荒原上搭起了第一顶帐篷，立起了第一根风向杆，支起了第一个百叶箱。荒芜的戈壁滩的上空飘起了第一个探空气球。
1960年11月12日早晨8点，阳平里气象站记录下罗布泊地区有史以来第一份气象资料，为第一次核试验提供了气象保障。
1964年3月，核试验基地给气象站下达了一项重任：在高102米的铁架塔顶存放原子弹的爆室中进行温度、压力、湿度测量，并在塔顶安装测风仪。这个艰巨的任务落到了观测员刘宝才和姜海鹏的身上。仅有一条狭窄铁梯的塔架，足有三十多层楼高，从没有爬过塔架的刘宝才和姜海鹏为此开始了魔鬼式的训练。他们每天爬塔五六次，逐日增加高度，最后终于登上塔架，完成了任务。此后直到临爆前七个多月里，他们共爬塔91次，其中，28次是在5级以上的大风中，3次是在9级以上的大风中爬上去的。正是气象战士及时准确的天气预报，才确定了第一次原子弹爆炸的时间——10月16日15时。
爆炸时间一天天临近。1964年8月，以张爱萍、张震寰、朱光亚等为首组成了86人的核试验委员会和35人的临时党委。在试验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以基地机关为主，组成了司令员、政治部、试验部、防护工作部、航空工作部等保障部门和保密、安全防护、摄影等九个专业委员会，确保对核试验的协调指挥。8月10日，首次核试验所用的试验装置及备件全部加工、装配、验收完毕，并陆续运到爆炸现场。运输过程采取了极为保密、安全的措施，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
9月4日，张爱萍乘专机从核试验基地到北京，向中央领导汇报：“原子弹在试制工厂研制试验合格后，经长途火车运输和空运到现场，在野外条件下装配，测试情况良好。尺寸公差、时间同步公差、中子源含氘量及密度，以及核燃料短期间的防氧化等关键问题均已解决，可保证炸响。模拟弹共进行了五十余次联试，均获得成功，测试、防护、气象、指挥、生活、政治保障等各项核试验准备工作都已就绪，10月可正式试验。”
在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之后，所有人都在盼望着原子弹爆炸的那一天早些到来……
绽放的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
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核试验基地。
当日凌晨，相关技术人员完成了原子弹核心部件的装配等几个关键工序。之后，原子弹被移入一个长约1.5米、高约2米的圆柱体容器中，然后从地下车间转移至地面。在地面转接原子弹的两名技术人员小心谨慎地把它推向铁塔，在这个过程中，另外两名科学家寸步不离地跟在原子弹旁边，详细记录下原子弹转运的每个步骤。
当原子弹被正式转交给铁塔工作人员后，随着九院副院长陈能宽的一声令下，原子弹被缓缓升入塔顶端。与此同时，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摄影机随之开拍，记录下这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过程。
在之后的几个小时内，塔内的工作人员把所有仪器的指示数据毫无遗漏地记录下来。在李觉和张蕴珏的注视下，两名工程师完成了最后一道工序——插接引爆原子弹用的雷管。接着，李觉走下铁塔，把塔下控制室的钥匙交给了主控制室的负责人，表示一切都已经接通。
爆炸现场一切准备完毕，远在北京的中央领导人焦急地等待着消息。国务院内，周恩来和聂荣臻站在一部特殊的电话机旁。这部电话通过十几个转换台，与罗布泊戈壁滩核试验现场总指挥所的电话机相连。现场指挥所设在距离爆心几十公里外，孔雀河畔的山坡——721高地，张爱萍通过电话向周恩来报告：“总理，安排工作已经结束，一切顺利，请指示。”
“党中央、毛主席批准零时定在15时，预祝你们成功。”周恩来掷地有声地说。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核试验现场指挥人员汇聚在总指挥所内，大家都在屏气凝神，注视着钟表的指针，静待最后一分钟的到来。
14时59分40秒，总指挥张爱萍发出最后指令，主控制站操作员按下启动电钮。一触即发，所有人都知道，这将是决定命运的时刻。又过了10秒，整个系统进入绝对自动控制状态，计数器开始倒数：10、9、8、7、6、5……
10月15日15时整，起爆！
瞬时，一团火焰从地面翻腾着升入天空，仿佛一千个太阳聚集在一起，放射出让人无法直视的白光。接着，是天崩地裂的轰鸣巨响，声波以无法阻挡的速度传至300多公里以外。爆炸的同时，伴随着一股犹如海啸般的强大气浪，迅速向周围铺开。地面上残留的土壤随即变成了翡翠色的放射性玻璃。
接着，刺眼的白色闪光逐渐泛黄，显现出如朝阳般的橙色，一个体积巨大的火球以每秒120米的速度升起并不断抖动，随后绽放出一朵蘑菇云，停留在1200多米的高空。在蘑菇云下面，炽热的空气形成了一个剧烈抖动、上下翻滚的褐色漩涡。此刻大漠仿佛都在颤抖，安放弹体的巨型铁塔早已无影无踪，原来安放铁塔的地方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弹坑，半径足有400米。摆在爆心周围用于实验的房屋、坦克、动物等全都灰飞烟灭，不复存在了。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这是一个令所有中国人激动的时刻！
核试验指挥部内一片欢腾，张爱萍激动得几乎全身抖动，他说的第一句话是：“这是核爆炸吗？”身旁的王淦昌肯定地回答：“是的。”
紧接着，周恩来身旁的电话响起了，话筒一端传来了张爱萍的声音：“报告总理，我们的原子弹爆炸成功啦！请指示。”
周恩来手持话筒，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好！我立即报告毛主席。”
几分钟后，核基地现场指挥部的电话铃响起，周恩来说：“毛主席指示我们再一次证实，是否确实是核爆炸，以便使外国人相信！”接到指示后，张爱萍向周恩来做了保证：“根据目前观测到的蘑菇状烟云已上升几千米的事实，可以完全肯定是核爆炸，这是一次成功的核试验！”
“好！好！我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向指挥部和全体参试同志们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一向沉着冷静的周恩来，此刻是那么的振奋。
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从事原子弹研制的科学家们和广大国防科技人员也都由衷地发出欢呼：我们成功了，成功了！的确，他们为了迎接这一刻的到来，倾注了多少心血，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现在再想，一切都是值得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爆炸后的几秒中内，防化兵的有线剂量率遥测站确定了爆区的剂量分布情况；空军出动高空侦察机穿过绽放的蘑菇云，开始了36小时的飞行，其任务是收集云团标本，用来分析放射性尘埃。同时，炮兵部队发射火箭来收集蘑菇云团标本。
另外，能够留下原子弹爆炸的珍贵影像和照片，八一制片厂的摄影、摄像师们同样功不可没。他们身穿白色防化服，戴着几乎是纯黑色的眼镜，站在几十公里之外的安全地带等待拍摄。从技术上讲，这是中国谁都没拍过的东西，几乎没有经验可循，似乎一切都心中没数。原子弹爆炸时，火球多大，怎么变化……在取景、曝光等难度都很大的情况下，最终摄影师还是抓住了最精彩的瞬间。如果说原子弹爆炸成功是科技工作者们结下的硕果，这些负责采样分析、抓拍精彩瞬间的人员就是采集硕果的英雄。
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的当天下午，毛泽东、朱德等人正在人民大会堂观看大型革命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汇演。周恩来带着好消息来到人民大会堂，向毛泽东汇报情况。当毛泽东得知中国首次核试验成功的消息，开怀大笑，并对《东方红》的全体演员说：“请周总理向大家报告个好消息！”
“今天下午3点，我国在西北地区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周恩来话音刚落，瞬间，掌声、欢呼声响彻整个礼堂。
当天，人民日报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为题”刊出号外，用整版刊登出原子弹爆炸时的照片。晚上10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晚间新闻中，连续循环播放《新闻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和《中共中央、国务院热烈庆祝首次核试验的巨大胜利》的贺电。《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强调指出：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核试验。这是中国人民在加强国防力量，反对美帝国主义核讹诈和核威胁的斗争中所取得的重大成就。
保护自己，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不可剥夺的权利。保卫世界和平，是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共同职责。面临着日益增长的美国的核威胁，中国不能坐视不动。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
……
中国发展核武器，不是由于中国相信核武器万能，要使用核武器，恰恰相反，中国发展核武器，正是为了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要消灭核武器。
中国政府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我们相信人民。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任何武器。中国的命运决定于中国人民，世界的命运决定于世界各国人民，而不决定于核武器。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防御，为了保卫中国人民免受美国发动核战争的威胁。
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全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我们深信，各国人民依靠自己的斗争，加上互相支援，是一定可以取得胜利的。中国掌握了核武器，对于斗争中的各国革命人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对于保卫世界和平事业，是一个巨大的贡献。在核武器问题上，中国既不会犯冒险主义的错误，也不会犯投降主义的错误。中国人民是可以信赖的。
……
中国政府向世界各国政府郑重建议：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作为第一步，各国首脑会议应当达成协议，即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和很快可能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承担义务，保证不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区使用核武器，彼此也不使用核武器。
中国政府的声明，不仅表达了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的心愿，也预示着中国将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核大国，以自己的力量在世界事务中取得发言权，为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发挥更大的作用。
10月17日，党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百二十七次会议。当周恩来在会上宣布“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时，雷鸣般的掌声久久不能停歇。同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各国新闻社发布消息。
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更是为祖国的核事业发展感到骄傲。短短几天内，来自世界各地的贺电多达两千多份。电文的主题除了祝贺以外，还有一个共同的感受，那就是祖国在不断地强大起来！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像一股强劲的冲击波迅速传遍了全世界。“中国有了原子弹！”各国通讯社和电台纷纷播发新闻和发表评论称中国是“原子巨人”。
然而，反应最强烈的要数美国政府。曾经，美国人认为中国研制原子弹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在中国宣布首次核试验成功之后不到三小时，美国总统约翰逊立即在全国电视广播中发表声明，强调“不应过高估计这次爆炸的军事意义”，“自由世界的核力量仍然大得多”。他大言不惭地讲出“我们同全人类一道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试验使大气遭到污染感到遗憾”的背后，竟是美国曾经进行了几百次核试验。
当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也给第三世界的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福音，这些国家纷纷致电表示祝贺。
17日，毛泽东收到了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发来的电报，电报就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的伟大胜利表示最热烈的祝贺。电报全文如下：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
我谨代表越南劳动党中央、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越南人民，就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的伟大胜利，向你、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的这一卓越成就是中国共产党英明的路线同兄弟的中国人民坚强的革命意志、自力更生的精神和创造性的劳动相结合的结果。
这次成功的核试是为了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防力量、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政策，是中国人必中国政府对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对争取民族解放和保卫世界和平带来的重大贡献。
请你向为这次成功的试验作出了贡献的学者、工程师和工人同志们转达我们的祝贺和问候。
胡志明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七日于河内
此后，一些与中国友好的国家纷纷致电祝贺，认为中国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是对世界和平的重大贡献。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爆炸，使中国人真正挺直了腰杆，实现了强国之梦。
首次空投原子弹
首次核试验成功，标志着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踏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迈出了第一步——创造原子弹，随之而来的
是另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迅速解决原子弹的运输工具问题。之所以要考虑它，是因为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原子弹才算具有了实战意义。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是“地爆”，虽是一次飞跃，却被有些国家讽刺为“有弹（原子弹）无枪（即运载和发射手段）”。所以，解决原子弹的运载问题，是当务之急。
在当时来看，解决原子弹的发射手段，首选是由“地爆”转变为“空爆”，也就是说进行原子弹的空投试验。在国防科委和张爱萍的领导下，由核试验基地、第二和第三机械工业部、空军司令部与核武器研究所，共同组成飞行安全计算小组，通过模拟实验根据飞机速度、投弹爆炸高度，对飞机和飞行员进行了安全计算和论证，最终确定对原子弹实行空投是绝对可行的。
既然“空投”可行，更要有优秀的飞行员才完美。1965年春节刚过，距离原子弹首次爆破不到四个月，空军首长来到航空兵驻地，正式传达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命令：“我国即将进行原子弹空爆试验。”空军党委把首次空投原子弹的任务交给了航空兵独立4团，并确定了正式机组和预备机组，同时提出“必须以最大的干劲、最高的标准、最严的要求完成试验任务”的口号。战士们敬礼向首长保证：“我们有决心克服一切困难，有信心为祖国投好第一颗空爆原子弹！”
正式机组有六名成员：李源一担任第一飞行员，于福海担任第一领航员；刘景新担任第二飞行员，张公祥担任第二领航员；孙兴福担任通讯员，韩惠安担任射击员。
当时，李源一36岁。抗美援朝期间，他在执行轰炸大和岛的任务中荣立二等功，时任独4团副团长。于福海33岁，是全团的技术尖子。他们两人一直在一个机组，相互比较了解，配合默契。
机组成员确定后，紧张而艰巨地训练任务展开了。2月18日，机组人员进驻位于甘肃省金塔县的鼎新机场，进行战前训练。
核试验投弹与普通投弹的瞄准方式不同，采用光学仪器进行瞄准。光学仪器对于机组人员来说，是一个先进而又陌生的设备，没有什么可以借鉴的经验，也无资料可供查阅。不仅如此，投弹的精准度却更加严格了。平时，普通的航空投弹，落弹点距靶心200米内就是优秀成绩。在核试验投弹中，标准定在了100米之内。
投弹标准提高的同时，练习场地也有很多限制。比如，为了检验冲击波、光辐射、放射性物质的杀伤力、破坏力，试验场区的靶标周围房屋、桥梁林立，放置了火车、兵器及动物等效应物。这无疑给机组人员增加了投弹的难度。
在重重困难面前，这些优秀的飞行员们顶住了压力，以必胜的决心投入到训练中。为了达到“一次试验，全面收效”的要求，机组全体同志齐心协力，天上飞，地上练，白天投弹，夜晚总结，不断摸索提高投弹精度的规律。
在训练之初，指挥部制定了循序渐进的目标：先连续三次把第一颗弹都投在300米以内，进而保证投入200米圈中，最后突击100米大关的训练目标。令人吃惊的是，训练的第一个月，在机组人员投下的三颗训练弹中，有一颗距靶心仅35米。在这个好成绩的背后，是机组人员为计算、积累光学瞄准的各种数据，废寝忘食的工作热情，是抓紧训练而逐渐消瘦的面庞。在机组人员的共同努力下，训练成绩显示图表上的曲线，节节攀升。
正在机组人员加紧训练的时候，戈壁刮起的季风给他们带来了麻烦。西部高空终日涌动着剧烈的气流，不仅给飞机操纵带来了不便，对领航员的影响更是难以言表。飞机飞行在万米高空，遇到剧烈气流就会时上时下，忽左忽右，导致很难在瞄准镜中对准小如硬币的靶标，有时甚至失去了目标。
训练中，领航员于福海俯身瞄准，眼睛不知撞到瞄准镜上多少次，却根本没有办法把十字标线压在靶标上。于福海深知“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道理，心里越是着急，就越瞄不准。结果，几个飞行日下来，训练成绩显示图表上的曲线开始下滑，又回到了开始起步的位置。
不但成绩下滑，还差点出了危险。在一次训练中，于福海组正好遇上剧烈的高空气流，投出的两颗弹都出现了严重偏差，结果一颗落在离靶心2000多米的地方，另一颗根本不见踪影。接着，在投掷250公斤航弹的训练中，于福海心情紧张地按下投弹按钮，炸弹在巨大的风中像是失去了控制似的“飘”了出去。一报弹着点才知道，偏离靶心690米，险些砸到靶标外铁道兵修建的一座用于测试效应的桥梁。
“于福海怎么搞的？”“于福海技术上有问题吧？”“大家给他提了那么多的好建议，可他连一点点进步也没有！”“干脆把于福海那组换下来算了。”“该增加预备机组的训练强度了。”诸如此类的怀疑、批评和意见传入了于福海的耳中。
听到这些，于福海心情十分沉重，但他心里也藏着委屈：大家确实出了很多主意，可都并不是他们的亲身体会，一些建议缺少理论和实践的根据，无法实现。轰炸训练成绩下降，源于高空气流难以应付，即便是预备机组来执行任务也不可能完成。但是于福海转念一想，战友们的埋怨也是情有可原的，自己再这样继续下去，怎么能完成任务？如果正式投弹也遇上恶劣气流，弹着点出现偏差，造成的损失就更难以弥补了……
不单是于福海个人，整个机组的人员心里都出现了思想波动。这时候，各位领导的关心让机组人员们重拾了信心。
空军独立团的副政委于复祥是个老功臣，在战争年代曾荣获“模范政治工作者”称号。他及时发现了问题，立刻找到李源一交换意见。两人很快统一了思想，坚定地表示不撤换正式机组，排除了内外部的压力，尽快稳定军心。
与此同时，时任兰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的袁学凯也亲自与机组人员们谈心。他用鼓励的口吻说：“虽然有的弹投偏了，甚至投飞了，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每次投出的第一颗弹，都比前一个飞行日投得靠靶心近，这就是进步。哪怕比上一次近两米，也要肯定我们训练是有成绩的。”他还说：“不能把问题都集中到于福海一个人身上。飞行员有没有问题？高度、速度、飞机的空中姿态，都保持得很好了？我就发现进入轰炸航路后，标图板上的标线不稳定。机务上有没有问题呢？自动驾驶仪轻度偏航的毛病解决得怎么样了？瞄准具上陀螺仪摆动的情况还有没有？每个岗位都要从自己这方面细致地发现问题，彻底地解决问题。这就是集体的力量，我们就是要发挥集体主义精神来克服眼前的困难。”
兰州军区空军刘镇副政委特意找到了于福海交谈。他肯定了于福海技术上的长处和在训练中做出的巨大努力，帮助他重新树立自信心；同时也指出他过多考虑个人得失，给自己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当时刘镇笑着批评说：“要考虑党和国家的大事，考虑怎样战胜困难，不能只想自己。真的投不好，也不能把你杀了；就是杀了你，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此后的一段时间，机组人员利用飞机保养的间隙，集中起来学习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等哲学著作，冷静地总结经验教训。于福海读了徐寅生《关于如何打乒乓球》的文章后，深受启发，很快去掉了思想包袱，增强了“闯”的信心，表示要运用辩证法来分析投弹中遇到的种种问题。李源一根据预备机组的经验，与刘景新一起，对进入轰炸航路后左右座飞行员的驾驶动作进行了科学的分工，一个集中精力保持高度，一个集中精力保持速度，加强对飞机颠簸和摆动的控制，保证于福海瞄准时不受干扰。就这样，大家集思广益，提出了一整套提高投弹精度的可行方法，以崭新的面貌重新投入训练之中。大家相互帮助，在地面轰炸台上反复演练，在空投训练弹时反复实践，然后再坐下来认真总结经验。通过日复一日的练习和经验积累，机组人员的投弹技术日益成熟，训练成绩显著提高。
原子弹空投训练的同时，科技人员在做着另一件重要的事。由于原子弹需要飞机运载发射，所以它的个头也要再减小。
为此，科技人员查阅了很多相关技术资料，在汲取先进的经验的同时，结合中国国情，从理论到结构工艺设计进行了创造性的突破。通过大量检验原子弹在动态情况下技术性能，测定当量等，科技人员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取得了决定性的实际成果。空投的过硬本领，加上小型的原子弹，中国首次空投原子弹的大戏即将上演。
正式投弹的日子指日可待了。一天，直接指挥这次核试验的张爱萍从指挥部来到机组，传达了周恩来和军委首长对机组的指示和亲切问候。临别时，他嘱咐大家：“精神一定不要紧张。能投到100米以内最好，投到200米以内也行，就是投到靶标外面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在效应方面取得的数据要少一点罢了。投到哪里算哪里，重要的是我们要从中获得经验，为今后的核试验打下基础。”这几句话减轻压力的反而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机组的训练成绩迅速提高，超过了以往的最好成绩。每次训练归来，李源一总要感叹，“投到哪里算哪里”，有辩证法，有用兵之道！
4月下旬，机组人员信心百倍地向指挥部报告：“保证投在200米以内，力争投到100米以内。”28日，指挥部决定，对核试验的各项准备工作做一次综合检查和考核，除了不是投实弹以外，一切都按实战进行。机组驾机起飞，投掷了一颗冷爆弹(外形、重量都模拟原子弹的TNT炸弹)。根据雷达测定，冷爆弹的空中爆炸点距靶心96米，达到了训练计划中所规定的目标。
进入5月，天气开始变化无常，核爆炸试验的日期一推再推。5月13日傍晚，指挥部终于下达了14日正式投弹的命令。正式投弹的前一天晚上，机组人员躺在**辗转难眠，心中一遍又一遍地把投弹程序和要领记熟，预想了很多意外出现时的应急措施，焦急地等待着第二天的黎明。
5月14日上午8时13分30秒，第一飞行员兼机长李源一、第一领航员于福海、第二飞行员刘景新、第二领航员张公祥、通讯员孙兴福和射击员韩惠安共六名机组人员，驾驶一架獾式轰炸机，首次执行原子弹空投爆炸试验任务。大家的心情既紧张又兴奋。飞机快速、轻盈地划过机场上空，然后轻轻向西转过机头，飞入了云絮重重的航道。机组人员心里很清楚，这次弹舱里运载的已不再是平常投掷的训练弹，而是一枚新型球状的原子弹。
此时此刻，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关注和期待，以及数以万计科研人员和工人们的心血与汗水，统统凝聚在这次具有重大意义的空投试验上。
机组人员能否在一个多小时的航程中毫无差错地飞临试验场区？能否在气象条件不好的情况下将原子弹从万米高空准确地投到靶标上空？又能否在火光四射、蘑菇云腾起的瞬间安全脱离危险空域？这一系列的问题，只有事实才能给出答案。守候在陆地上的人们，都在等着机组人员带回胜利的消息。
在万米高空，是另一番景象。航程过了大半之后，机身两侧翻滚不息的云浪渐渐淡薄，散去。透过机舱向下望，往日熟悉的河流与湖泊依稀可见。真是天公作美，当飞机临近试验场区时，云雾彻底退去，留下蔚蓝色的晴空。机组人员很快发现了记标——那个方形的白框。白框里面有一个直径200米的白圈，圈中画着白色的“十”字。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准确投弹，机组事先研究了投弹程序，飞机要进入记标三次。
第一次进入，搜索识别靶标，进行概略瞄准。李源一打开自动驾驶仪，对于福海说：“我和刘景新一定把高度、速度保持好，你放心大胆地瞄准！”于福海向李源一投去信任的目光，然后试着用光学瞄准器瞄了瞄靶标，此时机身平稳，瞄准镜中的靶标晃动不大。
于福海迅速求出了投弹诸元（为命中目标，射击时须装定于武器上的各种数据），接着报告瞄准情况：“航向270度，偏流负2度，中间风修正80米，按照规定的高度、速度和原子弹的标准落下时间，计算结果，用34.8度的投弹角，没有发现靶标有偏离的趋势。”
听完于福海的报告，机组人员立即互相通报各自情况。
李源一：“速度好，偏流对，飞机平稳。”
刘景新：“航向和高度都很准确。”
“于福海求出的投弹角数据和我计算的完全一样。”张公祥接着又报告，“原子弹温度正常，设备良好。”
前两次进入记标顺利，即将第三次进入。当通信员孙兴富发出“进入靶场上空投弹”的请示后，立即得到地面指挥员成钧副司令员的批准。
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等待即将到来的关键时刻！
李源一驾驶飞机临近轰炸进入点，对于福海叮嘱道：“沉着一点，瞄准时间长一点。”
于福海接过飞机操纵，把瞄准具里的十字标线稳隐地压在靶标中心，开始做投弹动作——每做一个动作就口述一遍。
爆炸时间定为10点整。爆炸前7分钟，于福海报告：“打开投弹总开关。”
“打开投弹总开关。”射击员韩惠安复述，同时在程序表上划去这一项。
爆炸前3分钟，于福海报告：“接通原子弹上电源。”
爆前1分20秒，于福海报告：“打开自动投弹器。”
“打开自动投弹器！”第二领航员张公祥激动起来。
“打开弹舱！”“打开弹舱！”……一遍遍的口令，示意投弹时间的临近。
9时59分10秒，飞机到达预定目标。于福海操纵瞄准具，使观测角和投弹角准确重合，紧接着，电路接通，原子弹脱钩而出——飞机猛然减轻了重量，突然向上蹿了一下。
于福海向外一看，重达3吨的原子弹像离弦之箭直冲向靶标。他继续在瞄准具中观察了10秒钟，十字标线仍然死死压着靶标，丝毫没有偏移。
“情况怎么样？”李源一急忙问道。
“没问题，肯定能投进去！”于福海信心十足地回答。
“立即关上遮光罩！”李源一下达命令的同时加大油门，将飞机增速到950公里/小时，飞速远离原子弹爆炸中心，以保证获得最大安全系数。
李源一和于福海刚把防止光辐射的遮光罩拉上，窗外就出现了冲天的强光，并且持续了四五秒钟。这是原子弹爆炸时的强光，是成功的标志，于福海激动地摇开遮光罩飞快地向靶标瞟了一眼：靶标上空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火球，仿佛是一颗坠落的太阳。
当原子弹爆炸后的浓烟向上升腾时，飞机已飞离原子弹爆炸中心大约19公里，但是仍能感觉到冲击波的威力——整个机身在强烈地抖动着，持续了六七秒钟。
据地面雷达测定，原子弹爆炸时，距靶心只有40米。这是一次非常准确、非常成功的投弹！
返航！飞机在天际画出优美的弧线，把那黑褐色的巨大蘑菇云远远地甩在了后面。核爆试验一结束，李源一和于福海作为机组的代表，随张爱萍一同乘机到达北京。5月30日上午，他们和参加核试验的各单位代表一起，受到了周恩来、邓小平、贺龙、聂荣臻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经空军党委批准，李源一机组荣立集体一等功，李源一、于福海分别荣立个人一等功，机组其他四名同志分别荣立个人二等功。
这次非常成功的投弹试验，也是中国第二次核试验。此次空爆的成功，标志着中国初步解决了核武器的运载问题，使原子弹具备实战能力，彻底打破西方大国的核垄断，具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核威慑。
原子弹与导弹结合
1966年10月27日，新疆罗布泊戈壁滩上空传出的一声巨响，令举世瞩目。与1964年10月10日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不同，此次是中国自行研制的东风2型导弹携带原子弹弹头，从酒泉发射基地起飞后，经过894公里的飞行，准确命中预定目标，并成功实现的核爆炸。
一些西方媒体曾评价说中国是“有弹无枪”，即便可以进行空投，也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原子弹武器化。冒着巨大的风险进行原子弹与导弹结合试验，这是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做出的必然选择。其实，早在原子弹爆炸之前，中国就已经着手秘密研制自己的导弹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办公楼，中国第一枚导弹的研制就是从这里起步的。
早在1956年，新中国制定“十二年科学规划”时，导弹和原子弹技术被列为其中的重中之重。1956年10月8日，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诞生。从那时起，在钱学森的带领下，谢光选、梁思礼等一批导弹火箭专家就开始了导弹研制的艰难历程。
最初，在经济和科技相对落后的情况下，中国只好走在针对高科技武器“仿制”的道路上。1958年8月，五院的科学家们在苏联导弹专家的指导下，开始对苏联的近程**地地导弹P-2进行仿制。9月，国防部五院正式将P-2导弹在我国的仿制型号命名为“1059”，寓意导弹在1959年10月完成仿制，并进行首次飞行试验。
但是在仿制途中，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使得导弹研制工作险些搁置。在缺少资料和技术保障的情况下，科研人员经过自己的努力，在1960年成功发射了仿制的1059导弹。
1960年11月5日，中国第一枚仿制的近程**地地导弹1059（后更名为“东风一号”）一举发射成功。在中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聂荣臻元帅称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重要转折点”。
然而，仿制的道路终归是暂时的，必须走上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道路。1960年3月7日，国防科委正式决定进行中近程导弹的研制。坐落在茫茫戈壁滩上的核武器研究基地，科研人员在设备落后的情况下，用计算尺、手摇计算机等简单的工具进行设计计算。研制过程中，科研人员认为在第一枚导弹之后应有一个过渡型号。根据毛泽东的名言“东风压倒西风”，“东风”成为中国地地导弹系列的代号。而这枚导弹就被命名为“东风二号”，射程定为1200公里。
1960年8月，国防部五院确定了东风二号的设计要在东风一号导弹的基础上进行改进思路。其主要改进是：提高发动机推力和比冲；液氧箱改为单层结构；尾段由收敛锥形改成圆柱形的铝合金结构。导弹全长20.9米，最大直径1.65米，尾部装有四个三角形尾翼，起飞重量29.8吨，发动机推力45.5吨，工作时间125秒。
两年以后，由中国自己设计，自己制造的“东风二号”中近程导弹试车成功。1962年春节刚过，这枚导弹被装上了西去的列车，运送到了核试验基地。
1962年3月21日，东风二号在西北试验基地进行首次飞行试验。“东风二号”整体被军绿色包裹，弹体上赫然写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八个大字。在茫茫戈壁之中， “东风二号”巍然屹立，等待发射。
然而，科学试验是无情的，有成功也有失败。导弹在发射几秒钟后，出现了较大的摆动和滚动，不久发动机起火，21秒时导弹失控；69秒后，导弹毁于发射台前68米处。
失败的情绪笼罩在每一位科研人员的心中，在返回驻地的路上，没有一个人说话。作为导弹研制的主要负责人之一，钱学森心里很清楚，这支研制队伍拼命工作，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研制出“东风二号”导弹，却欲速则不达。突然发生的失败又使大家心里产生了无法抚平
的挫败感。然而，必须使大家懂得，科学是不讲情面的，它绝不会迁就人们的感情。必须冷静下来，寻找失败的原因，认真吸取教训。
为了使大家尽快地从失败的阴影中摆脱出来，钱学森来到了年轻的科研人员面前：“同志们，不就是摔下来一个‘东风二号’吗？今天它掉下来，明天我们将把它射上去，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当年，我在美国的时候，写一篇很重要的论文，写成的只有几页，可是我写的底稿，却装满一个柜子。到底失败了多少次，我自己都数不清了。如果失败了就哭鼻子，闹情绪，恐怕就没有后来的成功了。”“科学试验嘛，如果每一次都保证成功，又何必试验呢？那就制造出来直接拿去用好了。我说，我们不要怕失败，失败了，总结经验教训，再重来。经过挫折和失败，会使我们长才干，变得更加聪明。取得成功，对我们是锻炼，遭受失败，同样可以使我们得到锻炼，而这种锻炼则更为重要，更为宝贵。”
钱学森用他独有的诙谐语言，使大家抹去了愁云，重拾了信心。随后，在钱学森的指挥下，科技工作人员在现场对导弹的残骸进行了检查、分析，并将所有的记录和录像资料带回北京，以便深入总结研究，找出失败原因，为下一步设计研制提供更翔实的材料。
但是，当时导弹研究院工作地点分散。一院在南苑，三院在长辛店，集中人员讨论问题很不方便。于是，钱学森根据科技人员工作地点分散，而宿舍较集中的特点，想出一个好办法：钱学森利用星期天下午的时间，把各个部位的负责人集中到自己家，大家共同进行讨论、分析，然后再用较短的时间，解决新的技术方案问题。从此以后，钱学森家客厅的正面墙上挂起了一块大黑板，变成了科技人员的会议室。
经过一段时间的分析和讨论，钱学森认为条件成熟了，于是主持举行了一次由各路专家参加的大规模技术方案讨论会。这次会议在五院建院以来少有的盛大，不仅与会人员多，层次高，讨论和发言也是空前热烈。
“导弹不能带着疑点上天。”钱学森归纳了大家的意见，决定重新审查修改设计方案。“当务之急是完善地面使用的设备。”钱学森在五院党委常委会会议上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五院党委常委会根据钱学森的意见，经过讨论，作出决定：“立即动手，迅速建造全弹试车台，以确保中程导弹的地面试验。”
1962年5月至6月，五院共召开了九次故障分析会议，提出了动力装置的可靠性、控制系统的稳定性、弹体的强度及增加安全自毁装置等设计上需要解决的问题，并确定了在总体方面的改进，即：将仪器舱移到酒精箱与液氧箱之间；液氧箱改用强度更高的材料；动力装置提高强度和可靠性；发动机推力定为40.5吨，射程为960公里。
重新组织科研攻关，加强地面试验工作，全面、彻底地解决“东风二号”试验飞行失败问题的攻坚战打响了。在钱学森的指挥、参与下，一项大型工程数以千计的图纸很快完成了。接着，各种施工机械开始运转……
经过了四百多个昼夜，1963年9月，改进型“东风二号”导弹试车工程顺利完工。改进型“东风二号”，即DF-2A中程地地战略导弹，导弹全长20.9米，弹径1.65米，起飞重量29.8吨，采用一级**燃料火箭发动机，最大射程1300公里、1500公里（东风-2A）。可携带1500公斤高爆弹头，或一枚1290公斤的威力为2万吨TNT当量的核弹头（东风-2A）。这项包括22个系统的工程，经严格验收，全部合格。1964年春，在新建造的全弹试车台上进行试车，试车结果令人满意。9月中旬，改进型“东风二号”被专列运至酒泉发射场。
又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准备工作后，1964年6月29日，改进后的“东风二号”导弹进行试飞，获得成功。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是中国火箭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至此，中国航天技术的基础已经建立起来了，它宣告了赫鲁晓夫扼制中国国防尖端科学发展的企图彻底破产。正如毛泽东所说，苏联撤走专家不是坏事，它加快中国尖端科技力量的迅速成长。
导弹发射成功，“原子弹和导弹结合”立即被提上日程。为了实现原子弹和导弹结合的决策，第五研究院和二机部组成了原子弹和导弹结合方案论证小组。
国防科委认为，要实现原子弹和导弹结合，需要抓好三个方面：一是改进导弹的战术技术性能；而是改进原子弹的技术性能，使其满足导弹运载所提出的要求；三是解决原子弹和导弹结合的协调配套问题。
要解决以上三大问题，不但要排除技术上的困难，还要付出大量艰苦的劳动。在这种情况下，从事“原子弹和导弹结合”的广大科技人员凭借百折不挠的决心、刻苦攻关的科学态度和只争朝夕的精神向着困难前进，力争勇克难关，为中国在“原子弹和导弹结合”的道路上甘当先锋队。
在这场技术攻关战中，科技人员力排万难，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获得了最终的胜利。当导弹试飞完成，原子弹改制成功以后，试验“原子弹与导弹结合”的另一个关键——安全问题亟待解决。用导弹运载核弹头在自己的国土上进行热试验，有史以来还从未有任何一个国家做过这样的事。要知道：一个核弹头在国土上空飞行，就意味着随时可能引发灾难。
专家们反复研究分析后，决定先加强地面的安全措施，对核弹进行震动、离心、跌落、调温等各种环境进行模拟试验，以确保正常状态。之后再对导弹的安全爆炸系统加以改进，采用安全可靠性最强的发射方案，同时还制定了预防各种意外的应对措施。
1966年10月27日，改进型“东风二号”导弹耸立在发射台上。发射台上，醒目地写着周恩来提出的“严格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十六字口号。
随着两颗绿色信号弹的升空，改进型“东风二号”导弹与原子弹进行的“两弹结合”飞行试验正式启动。顷刻，大地颤抖，火光冲天，导弹运载着核弹头，像一条怒吼的巨龙腾空飞起，准确飞向预定的目标。随之，核弹头精准命中目标，核爆炸试验传来捷报。
“原子弹与导弹结合”的成功尝试，标志着中国的导弹核武器试验的成功。距离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仅仅两年的时间，中国就实现了如此大的飞跃。难怪有外国媒体惊呼“中国，闪电般的进步”，“就好像亚洲上空的一声巨雷，震撼了全世界”。
进行“原子弹与导弹结合”的试验，是中国的一个壮举。通过导弹核武器的研制，中国军队装备由单纯常规武器阶段进入到常规武器加特种武器的新发展阶段，增强了国防力量；同时，通过几年间对尖端技术的发展研究和试验训练，中国科技队伍的技术素质和独立工作能力得到了很大提高。拥有了导弹核武器的中国，成为了不可估量的“东方巨人”。
“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
众所周知，中国研制原子弹是被迫而为。而中国研制氢弹的动力源，恰恰与研制原子弹如出一辙。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重拾对氢弹和转钚核弹头的远程导弹的研究。事实上，早在二次大战期间，美国就有了这个野心，但是由于缺乏氢弹研究的试验手段和一些科学家的不配合，这个计划始终没有实施。直到1950年，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重新开始氢弹的研究工作。再加上当时苏联已经掌握了原子弹技术，美国为了稳坐核霸主的宝座，寄希望于杀伤力更大的氢弹。
美国于1952年进行了两次热核装置试验，名为“常春藤”行动，目的是为了检验科学家泰勒的氢弹理论。第一次试验是10月31日，在地面首次进行氢弹原型爆炸试验，其爆炸威力达1040万吨TNT当量。第二次试验是11月15日，进行了首次空投氢弹试验。“常春藤”行动的成功使美国在核技术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同时使美国的“核王牌”越举越高。
艾森豪威尔上台以后，借着“核王牌”的威力，主张“亚洲人打亚洲人”向中朝人民示威。自从美国从朝鲜战争中失败以后，一直耿耿于怀。在艾森豪威尔看来，要取得战略上的霸主地位，必须依赖于优势的核武器，而他心中也开始酝酿针对中国和苏联的核战争——“大规模报复战略”。
1954年初，艾森豪威尔的“大规模报复战略”正式推出。换言之，此军事战略的意义，就是用美国选择的武器，在美国选择的地方，打一场美国选择的战争。这一战略计划，同时也是保证苏联在60年代初之前不会取得与美国同等战略地位的重要前提。
在此之后，苏联频频在核事业中有所突破，这无疑使美国感到很震惊。之后，苏、美两个国家开始了核武器研究上的追逐。在激烈的竞争情况下，苏联受益于“作用与反作用”原理的启发，于1953年8月17日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打破了美国独霸氢弹的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为保住自己的核大国地位，开始了一系列的动作。1954年，美国又进行了名为“城堡”的一系列热核爆炸试验。其中，美国于2月28日进行的地面热核装置（氢弹原型）试验，在比基尼岛放置了重达20吨的三相弹（也称“氢铀弹”），威力达1500万吨TNT当量。爆炸后，南太平洋上空，约7000平方英里的地区到处飘散着致命的放射性尘埃，以致规定危险区外的23名日本渔民、236名马绍尔群岛居民以及31名美国人受到了放射性伤害。对于此次造成的伤害，美国政府却没有进行任何形式的道歉。
不得不承认，美国掀起的氢弹风暴确实引起了其他国家对氢弹研制工作的重视。1957年5月15日，英国成功地爆炸了百万吨级的第一颗氢弹。同时，法国也在加紧进行氢弹的研制工作。
美国致力于加强核威胁力量，必定促进受到核威胁国家的反核威胁力量的增长。中国对世界核武器大环境进行了分析和判断，为了尽快掌握氢弹这种核武器，进一步打破核垄断，周恩来立即指示国防工办和二机部有关核武器研究机构，在原子弹武器化的同时，迅速转向氢弹的研制工作。
在毛泽东“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的指示下，有关部门及时调整了机构和人员，加强了对氢弹研究工作的重视，全力组织科研人员群策群力攻克氢弹大关。
1965年2月，北京核物理研究所副所长朱光亚、于敏、彭桓武和理论部邓稼先、周光召等开始着手制定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计划。他们在总结先前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确定了第一步，即由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和理论部这三个部门联合攻关。其中，理论部依然是打头阵，被称为“龙头”，负责提供理论数据；第二步就是完成重量1吨左右、威力为百万吨级TNT当量的热核弹头（简称“1100”）的研制。有了“龙头”和“龙身”，大家信心百倍地把这三个机构统称为“龙头3次方”，力争在1968年前实现氢弹实验。
然而，与原子弹相比，氢弹不止是威力更大，技术上也加大了难度。由于属军事机密，国外的文献上很少出现有关氢弹的资料，一切都要从零开始。从美国第一颗氢弹爆炸，到英国成功实验氢弹原型，已经过了约十年的光景，怎么可能没有蛛丝马迹呢？中国的科学家没有放弃，他们相信总能发现一线希望。于是，科学家们开始了对无数篇国际论文、杂志、学术报道展开了逐字逐句的攻读。
经过了无数个日夜的攻读，线索终于在一篇关于氢弹的科学技术报道中被发现了。文章表面没有太多的技术内容，但是给了科学家们极大的启发。在新的启发下，科学家于敏带领科研人员前往上海，利用中科院的一台501计算机，对氢弹原理做进一步计算。他们没日没夜地工作，争分夺秒地计算，终于搞清了热核材料燃烧过程中几个特征量与释放能量的关系，并从中找到了造成自持热核反应条件的关键。
在科学家们的反复论证后，又找到了实现热核反应的物理因素和方法，基本掌握了氢弹设计原理。之后，又进行了三次爆炸模拟试验，完全符合设计要求，为综合试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此后，为了认识热核材料反映的规律，验证设计方案，国防科委邀请二机部、三机部以及空军、总参作战部、气象局等单位专家对即将进行核试验的氢弹反复做了慎重研究。
对于氢弹的爆炸方式，科学家们早已做好了打算。首次空投原子弹的成功，为空投氢弹开了个好头。科学家们希望中国的氢弹不再被其他国家认为是个“装置”而非武器，这一次他们决定一步到位，直接采用空投的方式进行爆炸试验。
为保证空投飞机的安全，计划采取飞行高度增加、速度加快的方式。为此，两架用于执行投弹任务的轰六飞机进入马兰机场，加紧空投训练。
在氢弹研制和准备空投期间，周恩来关注着每一次进程。他告诫科研人员，以前的试验进行得顺利，这次就容易疏忽。因此，要比以往搞得更好，千万不能麻痹大意。科研人员们谨记周恩来的话，对场地各项工作进行了查缺补漏和消除隐患的活动，并进行了综合预演。
由于氢弹的试验威力很大，为了保证飞机在空投时的安全，需要采用弹上加装降落伞以减低落速的技术途径。在一次模拟氢弹空投的时候，悬挂模拟弹的主降落伞在空中撕破，使科技人员们冒出一身冷汗。之后，在降落伞的生产过程中加大了监管力度。在降落伞装接氢弹之前，有一道最重要的工序——折叠降落伞，为此，试验负责人特意选派了优秀的工人。在叠伞的过程中，他们拿掉身上和口袋里的所有东西，包括身上的像章，并且不断地检查自己衣服的扣子有没有脱落，以保证降落伞完整地打开。
氢弹的研制基地在青海，最后组装和爆炸试验地在新疆，研制好的各种元件、器件、部件、弹体等，要从青海运到新疆。在运送的过程中，氢弹享受到了极高的“待遇”。
为了运送氢弹，国防科委特别安排了一次专列。这次列车从表面上看与普通旅客列车大致一样，主要是在每节车厢多装了四个车轮，目的是增加列车的稳定性和安全性。从列车出发至目的地的期间，沿线铁路均加强了警戒。沿线的铁路部门都被命令以高级领导人的标准对待此列车，殊不知载的却是氢弹。
在成功地进行了导弹核武器试验之后，科研人员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用自己的智慧和创造性，为氢弹爆炸做好了一切准备，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威力登峰造极——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
氢弹亦称“热核武器”，它是一种利用氢元素原子核在高温下聚变反应，于瞬间放出巨大能量起到杀伤破坏作用的武器，它主要由装料、引爆装置和外壳组成。氢弹爆炸时，作为引爆装置的原子弹首先爆炸，产生数千万度高温，促使氘氚等轻核急剧聚变，放出巨大能量，形成更猛烈的爆炸。
1967年6月17日7时左右，一架载着氢弹的轰炸机已从基地机场起飞，向试验场上空飞来。不久，指挥部的喇叭里发出通告，飞机已快接近试验场。接着，一架银白色的轰炸机拖着长长的白烟盘旋在试验场上空，随后进入第一圈飞行、第二圈飞行、第三圈飞行。当“投弹”的命令一出，氢弹从喷气式轰炸机上飞速落下，降落伞适时张开，半空中“轰”的一声巨响，照亮了整个天际，翻滚的蘑菇云在巨响的呼应下，呈现出一幅壮美的画面。
此时，参加试验的人们或高声呐喊，或含泪哽咽，或发出胜利的笑声。在距离氢弹爆炸试验的靶心十多公里处，设有一排半人多高的观察战壕。在战壕里有一部专线电话，直通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的办公室。在这宛若利剑的强光映照大地的同时，聂荣臻拿起战壕里的专线电话，向周恩来报告：试验成功了！周恩来得知氢弹成功爆炸后，高呼：毛主席万岁！聂荣臻也跟着高呼：毛主席万岁！
在氢弹研究的整个过程中，周恩来始终关怀备至，从大的政策方针到细枝末节处，周恩来可谓是尽心尽力，为中国的氢弹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当他听到试验成功的消息时，并没有想到自己的贡献，而是高呼“毛主席万岁”。他的虚怀若谷，令人赞叹；另一方面，高呼这个口号，是当时特殊历史时期的一种造就，也是一种极端兴奋的表达方式。
氢弹爆炸后，据测试表明，此次试验的爆炸威力为330万吨TNT当量。6月17日当天，新华社发布《新闻公报》，向中国及全世界人民庄严宣布：“我国在两年八个月的时间内进行了五次核试验之后，今天，1967年6月17日，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了。”与此同时，中国政府重申：“中国进行必要而有限制的核试验，发展核武器，完全是为了防御，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消灭核武器”。“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此前，赫鲁晓夫曾忘乎所以，“如果有哪个疯子想打仗，我们只要用手指头吓唬一下，就足以使他安静下来”，作为当时与美国同是核大国的苏联，赫鲁晓夫从没有放下手中的“核大棒”，而他口中的“疯子”也在直指中国。对此，陈毅指出：“他们指责我们寻求战争。试问，如果美国要发动战争，那么谁同赫鲁晓夫一起，用手指头去吓唬别人呢？1960年，苏联的某些决策人物为了阻止我国发展核自卫力量，一边撕毁了同我国达成的技术协定，一边预言，‘在这10年内，中国根不能不可能造出一颗原子弹。’”这是陈毅理直气壮的发言，带着中国人的愤慨和永不服输的志气。正是他国的讥讽，才促使了中国在核事业上不断发展；正是中国人自己的骨气，才在核事业中蒸蒸日上。
早在1960年8月，美国就中国的科技队伍做了一个统计：现在中国约有21万名工程师和44000名科学家，在这些科学家中，大约有1万名物理学家和15000千名化学家，而一项有关钚生产的计划就大约需要用去1.15%的中国科学家，1.5%的物理学家和2.16%的化学家。在这项统计的背后，美国信誓旦旦地算出中国在20年内都不可能成为核大国。
然而，中国“不会被核讹诈吓到”，只用事实说话。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此时，来自外国的种种挖苦和讽刺，转变为“中国的数百万吨武器已不再是无军事价值的粗糙的试验装置了”。
在中国第一颗氢弹成功爆炸的第二天，英国各大报刊开始发表评论，其主题都离不开中美之间无形的对决。英国《泰晤士报》称中国的氢弹爆炸推翻了美国军事计划的时间表。同天，《星期日电讯报》在社论中指出：“中国终究要成为一个核大国，这一点始终是很清楚的，可是，可怕的日子来得比美国人预料的还早得多。”《每日快报》明确指出：中国的第一枚氢弹爆炸的时间，正好是联合国大会辩论就要开始的时候，这使美国人和俄国人都感到狼狈。
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七年零四个月，苏联用了四年，英国用了四年零七个月，法国用了八年时间，而中国仅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中国核工业发展速度比美、苏、英、法等国家快，是与核工业科技工作者和全国人民的大力协作分不开的。
在毛泽东“氢弹也要快”的号召下，中国“一开始就要尽快地搞出氢弹来”。在核武器研制工作比英法起步晚的情况下，中国拥有核武器的决心和为实现这一决心而做的努力是非同小可的。这次试验是中国继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在核武器发展方面的又一次飞跃，标志着中国核武器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