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一切为了原子弹
在“两弹一星”伟大事业背的后，是难以想象的艰辛和考验，是感天动地的毅力和勇气。遭遇变故的中国，被认定受到了毁灭性打击，“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但是，永不言败的中国人却在此后改变了一切。大批著名科学家、中青年科研和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保障工作者、工人和解放军指战员扎根戈壁荒原，奋战深山峡谷，誓为中国的原子能事业贡献终身。
遭遇变故，坚持还是放弃
1959年，中国的核工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核武器研制与核燃料生产以及核试验场建设同时向前推进。核工业基本建设工作量与1958年相比增加近7倍，完成建筑面积增加近4倍，科研单位由1957年的8个研究室增加到39个。新增的60个学科分支，大大填补了中国在军事科研上的空缺。与此同时，科研人员的数量也大幅度递增，仅原子能研究所就从最初的179人发展到4300多人。
然而，这样的态势没能持续多久，就发生了变故。原本和平共进的中苏关系，在赫鲁晓夫上台以后，变得日趋紧张。随着赫鲁晓夫在其国内和党内地位的巩固和加强，他很快撕去了友好的面具，开始对邻邦中国隐隐发难。
就赫鲁晓夫而言，曾因为提出的军事合作遭到了中国的回绝而怀恨在心。1958年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长马列诺夫斯基元帅给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来信称，为了指挥苏联在太平洋地区活动的潜艇，希望中苏在1958年至1962年间在中国共建一座大功率的长波发报无线电中心和一座远程通讯的特种收报无线电中心（长波电台）。由于关系到国家主权问题，中国政府拒绝了此提议。三个月后，苏联又向中国提出组建“中苏舰队”的要求。中国政府再三审慎，识破了苏联为把中国海港转为其海军基地从而控制中国国防的企图，断然拒绝了苏联的无理要求。
在这之后，苏联非但没有就此罢休，反而变本加厉，要求中国向其提供国内工业新技术、尖端技术、战略资源和重大工程项目的资料。此时的中国已经猜透了苏联的心思，对于这些毫无善意的要求，中国采取了冷静理智的拒绝态度。
自诩高高在上的苏联“老大哥”，面对不听指挥的中国，满腔怒火，开始频频施压。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信中说明苏联与美英两国正在就禁止核武器试验进行谈判，并以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即将在戴维营会谈为由，提出暂缓按协定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等。出尔反尔的苏联政府不但不顾当初的协定，反而信誓旦旦地称要视两年后的发展形势再做定夺。此后，一些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也都以各种理由返回国内，而后没有再次来华。
1959年3月，中国西藏地区发生了叛乱，达赖喇嘛出走印度，利用印度的庇护所进行反对祖国的活动。此后印度一部分人大肆攻击中国，支持所谓“西藏独立”，支持达赖一伙分裂祖国。22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在给周恩来的一封信中，借机提出中印边界问题，让中国接受印度自认为是已经划定的中印边界线，特别是在中印边界东段的“麦克马洪线”。
在此之前，中国政府曾向印度政府建议通过协商解决中印边界问题，1956年12月和1957年1月，周恩来曾两度访问新德里，但都没有结果。西藏叛乱事件发生后，印度军队进入有争议地区，越过边界进行骚扰，中国军队一忍再忍。1959年8月23日，印度巡逻队越过中印边界，在中国一侧建立哨所。8月25日，这个哨所的印军向中国军队开枪，射击六小时之后，中国军队才予以还击。在这次冲突中，印度士兵有一人被打死，一人被打伤。
事后，中国外交部召见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向其介绍了中印边界冲突的真实情况：边境冲突是印度方面有意挑起的。9月8日，毛泽东主持中央会议讨论中印边界问题和周恩来给尼赫鲁3月22日来信的复信内容，并决定于9月9日发表这封复信。信中建议通过友好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在解决问题前维持边界现状。
不料，在复信发表之前，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对中国方面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做法提出异议，认为中印边境是山区，难以划分明确的边界线，并指责中方在冲突中造成印方人员的伤亡。
9月9日，苏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安东诺夫约见副总理兼外长陈毅，递交了一份准备于10日发表的塔斯社声明稿。声明稿写道：中印边境冲突是“可悲的”，西方某些集团企图利用这一事件，在赫鲁晓夫访美前夕使国际局势复杂化，苏联不能不对这次事件表示遗憾。
面对此声明，陈毅当即表示希望苏方暂缓发表这个声明，指出中印边境冲突不一定会对赫鲁晓夫访美带来消极影响。当晚，中国外交部又告知苏方临时代办，中方已经公布了周恩来的复信，请苏政府考虑这封信的态度和立场，不要发表塔斯社声明。
然而，苏联政府不顾中国的规劝，于9月9日提前发表了塔斯社声明，对中印边界冲突进行毫无根据的评论，并公然袒护印度的扩张行径。苏联发表塔斯社声明，无疑是对中国立场的不支持，同时也是第一次把中苏分歧公开化。
赫鲁晓夫在出访美国之后，于9月30日飞抵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周年国庆。当记者在机场问赫鲁晓夫为中国带来了什么时，他的回答是：“我这个口袋装的是友谊，那个口袋装的也是友谊。”然而，赫鲁晓夫口中的友谊恰似空谈，挑起矛盾倒是真的。
当天，众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和政府代表团参加了庆祝大会。赫鲁晓夫发表祝词，在谈到社会主义力量空前强大的时候，提到“这当然绝不是说，既然我们这么强大就应当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这是不正确的。因为人民绝不会理解，也绝不会支持想这样干的人”。言外之意，赫鲁晓夫把中印边境冲突事件的制造方认定为中国，明显影射攻击中国的对外政策。赫鲁晓夫的言论引起了中国党和政府的强烈不满，这也为之后进行的两国会谈上的针锋相对埋下了伏笔。
10月2日，中苏两党代表团在怀仁堂举行正式会谈。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中央领导率团出席；苏方则是以赫鲁晓夫为首，及苏联代表团全体成员和苏驻华使馆代办。会谈之初，中方便友好地向赫鲁晓夫解释了中印边境冲突的背景和真相，但是赫鲁晓夫不但不愿意了解谁是罪魁祸首，还坚持自己的错误观点，认为是中国挑起了战争。他还以教训的口吻指责中国“冒险”“好战”“对亚洲和平不负责任”……面对赫鲁晓夫，中国已晓之以理，得到的却是这样的结果，最终的结局只有一个，兄弟党之间的平等原则消失殆尽。
10月4日，赫鲁晓夫离京回国。6日，赫鲁晓夫在海参崴发表演时含沙射影，说中国“像公鸡好斗那样热衷于战争，这是不明智的”。10月31日，他又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暗指中国搞“冒险主义”，是“不战不和的托洛茨基”。至此，中苏关系急转直下，面临全面分裂的局面。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召回苏联专家。紧接着，在中方未予以答复之前，苏方又通知中国政府：自7月28日至9月1日期间，将撤回全部在华专家1390人，终止派遣专家900多名，全部停止按协议签订的343个合同及补充项目，废除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
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聘期未满，合同也没有到期，中国政府虽然多次挽留，却无法改变苏联的决定。苏联专家撤走时，带走了全部图纸、计划和资料，并停止供给中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关键部件的供应。
苏联在华专家分布在中国经济、国防、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等部门的250多个企事业单位中，在技术设计、工程施工、设备安装、产房试制和科学研究等方面担负着重要任务。
苏联的公然毁约，使得中国的核工业事业面临瘫痪的绝境。某些重大设计项目和科研项目被迫中断，一些先期运到的设备无法安装，众多正在试验生产的厂矿不能按期投入生产，250多个企业和事业单位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苏联政府这种背信弃义的举动，不仅加重了中国当时的经济困难，更严重地破坏了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面对这样的困境，中国走到了选择坚持还是放弃的分岔路口。
在中国遭遇变故之时，来自别国的声音更是在伤口上撒了一把盐。一些国家认为：在苏联毁约停援之后，中国缺少了核专家，损失了核技术，即便再过20年也研制不出原子弹。同时，在巨大的落差和压力下，国内也不免传来靡靡之音，认为国家经济本就不景气，自然灾害期间又失去了苏联的援助，无疑是在不计得失地消耗人力、物力；更有甚者对于原子弹这种尖端武器望尘莫及，建议暂缓原子弹工程的“上马”，认为多研制一些飞机、大炮、坦克也好。
以原子弹为主的国防尖端项目，所面临的形势异常严峻。作为科技主帅的聂荣臻就原子弹项目“上马”还是“下马”的问题在北戴河召开了国防工业委员会会议。会上，时任国防委员会主任的贺龙与聂荣臻的意见一致，认为中国不能再受到帝国主义的欺辱，必须克服困难，发展尖端武器。经过激烈的讨论，会议最终敲定，原子弹项目“上马”。
随后，聂荣臻前往中南海，向毛泽东、周恩来和陈毅汇报国防工业会议的决定。当时，几位领导人都毫不犹豫地支持坚持研制原子弹的建议，陈毅更是激动地表示：“我赞成荣臻同志的意见，就是脱了裤子当掉，也要把尖端武器搞出来！我这个外交部长的腰杆现在还不太硬，要是把原子弹和导弹搞出来，我就是铁腰杆、钢腰杆！”
曾经统领千军、驰骋沙场的陈毅元帅，深感武器实力的重要性。新中国成立后，出任外交部长的他，在谈判桌上更是领教到了缺少尖端武器的尴尬。为此，陈毅曾多次风趣地说，如果中国能够制造出原子弹和导弹，他就有了强大的后盾，讲话也能硬气不少，实现“实力外交”。
毛泽东对陈毅的观点表示赞同：“我们应该想方设法发展尖端技术，而不能怀疑动摇，甚至停滞不前。”中央领导的一致决心和鲜明态度，给那些动摇的言论以坚定的回应：中国的原子弹事业，只有坚持，没有放弃！
自力更生，造出“争气弹”
在中苏关系开始紧张化的阶段，中国就开始计划补救措施，并于1960年1月，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了一个关于在没有外国援助的条件下发展原子弹的紧急决议。在此之前，更是提出“三年掌握关键技术，五年造出原子弹，八年争取有适当的核武器储备”的口号。
然而，苏联的背信弃义似乎比预想的来得要快，像一阵龙卷风，无情地带走了所有的专家、仪器设备和资料图纸。1960年9月，在谈到苏联领导人把两党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时，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坦率地说：“你们撤走专家使我们受到损失，给我们造成了困难，影响了我们国家建设的整个计划和外贸计划，这些计划都要重新进行安排。中国人民准备吞下这个损失，决心用双手的劳动来弥补这个损失，建设自己的国家。”
在突如其来的变故面前，中国清醒地认识到，求人不如求己。独自走在研制核武器的道路上，中国的领导人和科研人员都不忘一个原则：自力更生，一切为了原子弹。
“摸着石头过河”，这是周恩来为执行紧急政策时做出的指示，意图要求有关负责干部要以有条不紊的渐进方式拿出核武器发展的具体计划。为了让有关工作人员有信心去完成这个重任，邓小平更是为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有关路线、原则和政策已经确定。现在，一切都依赖于你们的工作，放心大胆地前进吧！如果取得了成功，荣誉归于你们；如果发生了失误，责任由中央书记处来负。
同时，领导研制原子弹工作的团队又增加了一位得力干将——张爱萍。当陈毅找到张爱萍谈话时，张爱萍满是谦虚，说自己带兵打过仗，却不懂领导原子弹这种尖端科技。陈毅鼓励他说不懂就要学，还以夸奖其在指挥三军联合解放一江山岛为例，表扬他的指挥作战有功，坚信他在科技战场上照样能够打胜仗。在陈毅的鼓励下，张爱萍欣然接受了国防科委副主任的职务，开始主管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与聂荣臻并肩战斗。
张爱萍上任以后，亲自深入科研一线进行调查研究，从隔壁到草原，常常是风餐露宿。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进行调查，工作人员担心张爱萍的身体，可他总是风趣地说：“这比我当年长征走的路好多了。”从南到北，长途跋涉，张爱萍的身影总是出现在重要的国防科研基地。他不畏艰辛，通过各种形式调查了解，搜集和掌握了第一手的数据。根据这些珍贵的资料，张爱萍写出了完整的调查报告，用最真实可信的情况为基础，向党中央保证：只要下决心，我们完全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并在较短的时间内造出原子弹。
“从头开始，我们将用自己的双手在八年时间内拿出自己的原子弹。”在这样的号召下，中国科学界掀起了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弹的**。
1962年9月11日，二机部在广泛调查研究之后，制定出《1963—1964年原子弹武器工业建设、生产计划大纲》，决定争取在1964年，最迟于1965年上半年爆炸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并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周恩来批准了报告后，
特意指派张爱萍、刘杰和刘西尧等率领国防科委和国防工办组成三个联合检查组，分赴上海、东北、西北等地，具体落实核武器实验所需的关键配套设备和器材的研制工作。
在对各地的核工业部门进行调查走访之后，张爱萍等了解到，中国的原子工业和技术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掌握了一定的技术。如此一来，中国完全可能创造奇迹。为此，张爱萍、刘杰、刘西尧等向中央提交了专题报告。报告中称：“实现原子弹爆炸，是全国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水平的集中表现，绝非哪一个部门所能单独办到的。因此，除了二机部本身要做艰苦努力外，还必须取得各工业部门、科学研究单位的密切配合，以及全国在人力、物力上的大力支援。虽然预定日期只有两年时间，为了抓紧时机，更有力地保证实现这个目标，建议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加强对原子能工业的领导，随时检查，督促计划执行情况，并在必要的人力、物力上进行具体调度，及时解决在研究设计和生产建设中所遇到的问题。”
这个报告针对各有关部门大力协同，更好地保证中国的国防建设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并得到了党中央的充分肯定。1962年11月17日，中央政治局成立了一个新的领导机构：中央专门委员会，即十五人专门委员会：
周恩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贺龙，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副总理，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
李富春，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副总理，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
李先念，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财政部部长，副总理。
聂荣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
薄一波，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副总理。
陆定一，政治局候补委员，副总理。
罗瑞卿，中央军委秘书长，书记处书记，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总参谋长，副总理。
张爱萍，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后担任原子弹首次试验委员会主任。
赵尔陆，前机械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部长，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
王鹤寿，冶金工业部部长。
刘杰，二机部部长。
孙志远，国防工业委员会党委第二书记，三机部（负责常规兵器）部长。
段君毅，一机部部长。
高扬，化工部部长。
这个以核武器事业为核心的中央专门委员会，涵盖了最具权威的部门领导，全权掌管着核武器领域的最终决策权。从此以后，每一个重要的试验，在执行计划的过程中所遇到的一切现实问题，都必须经由这个委员会讨论解决。
在中央专门委员会的领导下，中国的核工业进程开始不断提速。在科研方面，国防科研机构、中国科学院所属院（所）、工业部门、高等院校和地方研究机构五路大军大力协作，互助互援。所有科研的工作人员必须做到“三高”，即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学性和高度的组织纪律性。
围绕“两年规划”目标展开的，全国大力协同支持核工业的势头也是**迭起。各地区、各部门都秉承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条心”的工作思想，先后有26个部（院），20多个省、市、自治区参加了科技攻关的大会战。
大会战期间，正值三年自然灾害，粮食匮乏，人们不但要工作在大漠黄沙之中，饱受饥荒之苦，还要肩挑赶制核工业原件的重任。工作中，很多人都因营养不良患上了夜盲症和浮肿病。据有关数据记载：1960年，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因饥饿浮肿者570人；北京研究所浮肿者79人。为此，邓小平再一次保证：“你们大胆去干，成功了，是你们的；失败了，是我们书记处的。对存在的食品短缺问题，除自己生产一部分外，应由有关部门设法妥善解决。”
之后，中央各部门和全国十几个省市向位于青海的核研制基地调运大批物资，其中包括数万斤的黄豆、30万斤的面粉、1万只羊等。全国各地的支援，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核工业队伍的工作进程，体现了全国上下对支援核工业建设的热情。
为了早日研制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许多久负盛名的科学家纷纷加入到研制大军当中，包括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王淦昌、朱光亚、吴有训、彭桓武、陈能宽、郭永怀、于敏、赵忠尧等核武器研究方面的骁将。他们都脱离了家人和朋友，远离了都市生活，来到荒芜的高原之上。在工作和生活条件都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们隐姓埋名，只为中国能发出那一声惊天巨响。
中国有句老话：不争馒头争口气。所以，当时的很多人也把那颗孕育中的原子弹称为“争气弹”。1963年9月，二机部长刘杰赴青海核研制基地检查工作时，为保密起见，把“596”作为了原子弹工程计划的代号。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代号，而是记录下1959年6月苏联背信弃义，单方撕毁援建合同，撤出专家和相关仪器、资料的时间。同时，这个代号也在不断激励着所有的科研人员，自力更生，全力协作，早日让中国的原子弹呈现在世人面前。
邓稼先与“九次运算”
原子弹工程主要分为：核武器研究、爆轰物理试验、点火中子源、核材料几个部分。对于中国的科学家们来说，在爆轰物理试验之前，解决理论计算数据问题是重中之重。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功臣，非邓稼先莫属。
为了准确计算出铀元素的状态方程，中国科学家们都在埋头苦算。“数据又出错了！”接连几次的计算结果都与苏联专家给出的数据大相径庭。靶，一种供加速器、原子核反应堆、放射性源等发出的粒子流轰击的实物样品。它的压力究竟是几百万个大气压，还是一百多万个大气压？这个问题着实困住了不停计算的邓稼先。他深知，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尽快解决，将要延误原子爆轰试验的时间。
这时，另一组科学家也传来了不好的消息：滑坡了！我们的计算也出现了错误。科学家们习惯把数据出现错误称为滑坡或是塌方。一个个错误的数据，把科学家们弄得焦头烂额，对于他们来说，这无异于是重大事故。
接着，有人坚持不下去了，开始劝邓稼先干脆直接使用苏联专家提供的数据。这样一来，即便出现了不好的后果，也牵扯不到责任问题。反之，单靠自己来计算，还要花费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
负责原子弹理论计算的邓稼先站在了选择继续，还是放弃的当口，这时的他与另一位物理学家的境遇很像。那个人就是著名的美国物理学家费米，他在理论和实验方面都有第一流的建树，100号化学元素镄就是为纪念他而命名的。当年，费米在与奥本海默一起从理论上领导了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体育场上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反应堆，宣告了原子时代的来临。而此时的邓稼先正是处在这样的角色，从美国普渡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回国就挑起了原子弹理论计算的重担，能否取得原子能研究上的突破，这一关非常关键。他能带好这个头吗？
邓稼先力排众议，最终选择了继续计算。之后，他找到二机部的领导：“我这个梯队若是上不去，我就不配做一个学术带头人。”邓稼先要求再进行计算，直到与苏联专家给出的数据吻合为止。
二机部领导钱三强和刘杰都很赞同邓稼先的想法，同时也为他捏着一把汗。继续计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是一个与几十万个数据打交道的苦差事，既费心又费力。对于领导们的担心，邓稼先也是了解的，他转而劝解道：“当年你们说中国要造一个大炮仗，如太阳一般，问我是否愿意加入进来。还记得我是如何回答的吗？我说，这个太阳我造定了，不管遇到什么挫折。”邓稼先的决心正如他此前的回答一样坚定。于是，领导们鼓励他，让他放心大胆地去做。
随后，大规模的运算拉开了帷幕。也就是说，中国理论上的原子弹是算出来。
以邓稼先为首，胡思德、朱建士、傅英、蔡蔚、朱家恒、赵明治等十几个人组成的计算小组开始了紧张忙碌的计算攻关。他们在一无权威，二无实际经验，三无专家指导的情况下，凭借对科学的一片热爱，对祖国的一片赤诚，冲向一个个难解的谜题。
第一次运算，结果与苏联专家给出的数据不符，小组成员开始对照检查，看自己是不是在计算步骤上有遗漏；第二次运算，结果依旧不符，他们寻找是否在材料结构的理解上出了岔子；第三次运算，开始合理的假设；第四次运算，开始对计算途径加以改进，不断改进……
在不断地改进中，小组成员开始对苏联专家给出的数据产生了怀疑。在这种情况下，包括朱光亚、程开甲、彭桓武、郭永怀等在内的另一批专家参与了进来。在边运算、边讨论的过程中，两批专家各抒己见，气氛十分热烈。
然而，巨大的运算量像是一个无底洞，谁也不知道它有多深。每运算一次，要有几万个网点，而每个网点又要解出五六个方程式。在当时的条件下，使用的是相对落后的手摇计算机，所以计算的同时，还要不停地摇动计算机才行。
就这样，邓稼先等人在一个隐秘的房间里，昼夜不停地计算着。那时候，国家正值困难时期，没有足够的粮食供应，更谈不上什么蔬菜水果，甚至开水冲白糖都成了科学家们的美味饮品。枯燥乏味的运算间歇，年轻的组员们有时也会调侃两句，边摇动着计算机边说：“幸好，它不会和我们抢粮食。”
为了对运算数据工作进行保密，邓稼先和十多个组员就住在郊区的农村里。当周恩来得知此事时，留下了感动的泪水：“我们不能让他们吃饱，难道还能再让他们挨蚊子咬吗？”于是，周恩来亲自下令从友谊宾馆腾出几间客房，供运算小组成员居住。
原子弹的理论计算，是整个核试验系统工程的“龙头”，同时也是最难突破的一关。在邓稼先的带领下，运算小组进行了八次运算。当进行第九次运算时，数据终于出现了与前几次不同的变化：首尾两头的数据与苏联专家提供的数据相同，但是中间一段还是相差甚远。
这个鸿沟究竟怎样逾越？蚂蚁啃骨头的精神还能坚持多久？难道，还要再来一回九次运算？一连串的问题在邓稼先的脑海里出现。当邓稼先转身看到堆在屋子里的整袋草稿纸，他知道自己没有放弃的理由。于是他反复地检验运算过程，查找重要的资料，没日没夜地核对中苏双方的运算数据，思考、推导，最终大胆地提出：苏联专家所给出的数据是错误的。
在发现苏联专家的数据错误后，邓稼先并没有盲目为之，而是找到了著名的物理学家周光召教授，请他帮忙。周光召历经数日，潜心验证，最后对九次运算的结果做出了肯定的论证。
事实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真真切切的数据面前，邓稼先挺直了腰杆。后来，经过与提供数据的苏联科学家米·奥涅金核实，对方承认是自己的运算结果出现了错误。
“九次运算”是一个中国科学家用手摇和电动计算机，甚至是最简单、最原始的纸和笔创造出的奇迹。用于计算原子弹数据的纸张被装进麻袋里，而这些草稿所计算出的数据，以现今的科学技术水平来说，是计算机个把小时便能准确无误计算出来的。然而，在缺少高速精密的计算机的年代，一张张泛黄的稿纸，见证了他们为此付出的心血。
“九次运算”的成功，标志着中国原子弹理论研究“龙头”的出现。1963年初，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按预定计划诞生。刚刚39岁的邓稼先，在这份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文件上郑重地签署了自己的名字。
十万大军进戈壁
原子弹的实体试验需要有特定的场地和相应设施，创建试验基地，是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1958年4月11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核试验基地工程建设的特殊部队，即“工程兵特种工程指挥部”，代号为7169部队，由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兼任司令员和政委。
陈士榘面临的首要问题是——选址。核试验具有巨大的毁灭性，要求必须是200公里半径范围内没有生物的地区才行。陈士榘迅速组织人员，到西北地区勘察地形，选择试验靶场位置。他们根据试验场地的要求，详细研究了有关资料，初步选定的范围在甘肃敦煌以西、新疆罗布泊以北等四个地区。最终，陈士榘带领委员会成员等到敦煌进行了实地勘察，认定敦煌城西北约120公里处的后坑适合建场。
在这之后，张蕴钰受命到敦煌深入了解选定地址的实际情况。这时，另一个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出现了——人员的用水问题。当时，选定的地区没有水源，况且距离敦煌仅有120公里，如果进行原子弹爆炸实验的话，莫高窟千佛洞、鸣沙山等世界级文化遗产都会遭到破坏。因此，张蕴钰果断地做出了一个决定——重选核试验场，同时，他也想到了不错的地点，罗布泊。
1958年12月l8日，张蕴钰、张志善和史国华等二十余人组成了一支精干的勘察小分队，分乘四辆吉普车和两辆运输车，直奔罗布泊。经过三天的艰难跋涉，他们终于来到塔里木盆地东北边缘的黄羊大沟，对地貌、水源、土质等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考察。这里周遭几百公里无人烟，也毫无矿藏开采价值，只有海浪般连绵起伏的沙丘和寸草不生的砾石。当时，罗布泊虽然有“死亡之海”之称，但自1921年后，塔里木河东流，湖水又有增加。1942年测量时湖水面积
达3000平方公里，为中国第二大咸水湖。
经过再次考察，张蕴钰等认为罗布泊的地形、地质条件均符合要求，是一块得天独厚的核试验场区。于是，这里作为核试验最佳备选地区被上报到中央。很快，中央进行了批复，同意在这个面积10多万平方公里的戈壁之内建造核试验基地。1959年3月l3日，罗布泊正式被确立为核试验基地。
核试验基地选定后，建设核试验基地的重任落在工程兵部队的肩上。直接参加施工的有工程兵建筑第101、103、107、109、124、125等六个团，工程兵第4、5、6、8、9、10等五个团，工程兵53师、54师，汽车第36团、37团，以及一个办事处，一个工程技术大队，三所医院，一个通讯营，一个勘察队和电工营，伪装营，另有印刷、木材加工、机械修配、器材物资仓库、农牧场等七个单位。配属单位有步兵第195师，铁道兵第10师，通讯工程团，空军建筑第六分部，还有北京建筑公司、兰州建筑公司等单位的技术骨干。这些以工程兵为主的队伍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汇聚而来，共有10万大军。与此同时，张蕴钰被委以重任，成为了核试验基地的首位司令员。
在工人们的驻地以南，有一片草滩，那里盛开着蓝紫色的马兰花。张蕴钰弯下腰，轻拨着马兰花对大家说道：“在这荒凉的大漠之上，还有如此娇艳的马兰花在盛开，它的生命力是如此顽强。我们的工程兵大军正像马兰花一样，向自然挑战，创造着奇迹。不如，我们就把这片地区叫做马兰吧！”于是，这片核试验事业的开拓地就有了一个诗意的名字——马兰。
马兰的自然环境异常恶劣，昼夜温差很大，白天烈日炎炎，夜晚则寒流阵阵。不得不说，狂风是这片土地上的霸主。它一旦发怒，肆虐地吹起沙粒，快速地从工程兵们的脸上划过，常常留下道道血痕。不时刮起的旋风卷起黄沙直刺苍穹，如同东海龙宫的擎天柱，甚至连火车厢也能被它掀出铁轨。一名工程兵战士为找红柳条编筐，却在狂风中迷失了方向，在这大漠黄沙之中失去了生命。
为抗击风沙，广大工程兵开始打井取水，挖土栽树，打响了一场改造自然的攻坚战。他们将帐篷支在地下，形成半阴半阳，四周用芨芨草和黄泥封实，遮风挡沙。尽管如此，帐篷时常被风沙掀起，战士们晚上只能戴着口罩睡觉。
水是生命之泉，而戈壁沙漠最缺的就是水。为了省水，工程兵们口渴的时候，只是用嘴唇浅浅地抿一下水杯的边缘，接着把杯子传给下一位战士。酷暑季节，几乎所有人都喝过“蚊子水”。说起蚊子水，那是工程兵们最难忘的记忆之一。因为缺水，大家就收集雨水当饮用水。当杯子里终于盛满水时，口渴难耐的战士顾不得看，端起杯子就喝，谁知喝到嘴里的都是些黏糊糊的东西。仔细一看，才发现杯子里满是已经被煮熟了的蚊子。
滴水贵于油，工程兵们恨不得把一份水分成好几份用。有时候，一份生活用水不知循环使用了多少次。一盆水先洗脸，后洗脚，再洗衣服，最后浇花草……在建设工地的工程兵们，常常要到150公里之外去取水。粮食也只能从1700公里以外的南疆运送过来。有时运粮和运水车没有按时到达，施工部队只好给每个工程兵发一个萝卜、几片菜帮，既作解渴，又靠它果腹。
在没有大型搬运机器的情况下，工程兵们顶着炎炎烈日，背驮石料，用自制的土吊车吊装水泥构件。通向核爆心的公路，就是工程兵们拉着石滚一米一米撵平的。车辆少，粮食运不到时，司令张蕴钰和政委常勇就率领干部人员徒步几十公里，把一袋袋粮食扛回来。戈壁滩上缺医少药，榆树上的榆叶和榆钱就成了工程兵们的“补品”……
尽管有无数的困难摆在面前，工程兵们却高喊着“以戈壁为家，以艰苦为荣”，始终坚持乐观主义精神，一次次克服困难，重建希望。在核试验基地建设期间，正值三年自然灾害，在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极度贫乏的物资供应面前，工程兵们以“粮食不够瓜菜代”的方式坚持，甚至连部队驻扎地周边的沙枣树籽、骆驼草等植物，都被拿来充饥。
远在新疆的核工程建设，时刻牵动着中央领导们的心。为尽快解决北京至新疆的通讯问题，需要开工建设一条全国最长的专用通讯线路。当时，国家库存的铜线共有3吨，全都用于了此条通讯线路。经过艰苦施工，一条由北京经兰州、穿越天山直达试验场地的通讯线路最终建成。纵使相隔千山万水，党中央领导们的关怀也能够时刻送至建设在一线的工程兵心里。
在没有资料、没有经验的条件下，十万工程兵建设大军发挥了潜能，基地建设工程的进度一再加快。据不完全统计，从1958年5月到1959年1月半年多的时间里，工程兵部队的发明创造和技术革新就达2950多项；提出各种科学建议52000多条。这些发明创造不仅为国家节约了近百万元的经费，而且提高工效十数倍！在这个基础上，分布于1.3万平方公里上的41个场区，共计2555个建筑物，包括特种营房、机场、铁路、公路、电力、通信、给排水、设备安装等项目的首期工程，保质保量地完成了。
首期工程竣工后，接下来更重要的任务是建造用于托举原子弹试爆用的一座百余尺高的铁塔。这尊铁塔由工程兵科研设计院负责，采用无缝钢管材质结构的铁塔，包括8467个部件，自重近80吨。经过一段时间的奋战，巍巍铁塔傲然屹立在戈壁滩上。此后，铁塔经受住了16次7至10级大风的考验，始终处于良好状态。值得一提的是，塔顶端，看上去像是一间小屋的地方，就是准备安放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所在。
为了保证核试验的顺利进行，工程兵部队在其周围60公里的范围内，还建设了九十多项效应工程。飞机中队、坦克群、火炮阵地、通讯指挥地面中心、雷达、钢筋水泥工事、舰艇、油料库、医药食品等供应点保障齐全。3000台监控监测仪器仪表，安设在爆心四周，将准确地记录下原子弹爆炸的全过程。至此，工程兵特种工程指挥部10万官兵为核试验基地建设的任务圆满完成。
由于当时的特殊背景和严格的保密制度，这十万大军是默默地开进罗布泊，与恶劣的自然环境做斗争，埋头苦干地建设，最后又默默地撤离罗布泊。所以很少有人留下姓名，他们所经历的一切也并不广为人知。正如这句话所说：“马兰在困境中成长，在逆境中发展。以苦为荣，艰苦创业，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大力协同，开拓进取，甘做隐名埋姓的人，永做惊天动地的事，这就是马兰精神。”这十万工程兵的所作所为，无疑是马兰精神的最好体现！
我为事业献青春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虽不曾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叱咤风云，却完成了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的千秋伟业；他们不曾在训练场上挥汗如雨，却一样在实验室、发射场上谱写出壮美人生。他们就是投身中国核事业的科学家们。
1959年7月，在周恩来提出“自己动手，从头开始，准备用八年时间造出自己的原子弹”后，一大批科学家相继加入到中国核事业大军当中。先是朱光亚调任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随后是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加入其中，紧接着，邓稼先、程开甲、陈能宽、周光召、于敏等优秀的专家和技术骨干纷纷肩负起这份光荣的使命。
中国核事业起步之艰难，令人感叹。其中最主要的困难就是缺少资料，甚至可以算是没有任何可供参考的资料。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在自己的擅长的学科取得成绩的专家们，也要从头开始摸索，经历一个熟悉和不断学习的过程。作为发展核事业的主干力量，科学家们付出了汗水，甚至是毕生的心血。曾有人称：在中国核事业的悲壮进程中，原子能研究所可谓是“满门忠烈”。
彭桓武，第一个在英国取得教授职称的中国人。他回国后，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核事业中，一干就是几十年，把自己最美好的时光都奉献给了他所热爱的事业。当有人问起，已经取得两个博士学位的他，为什么选择回国发展，彭桓武的回答是：“我有责任，利用自己的所学之长，来关心祖国，建设祖国，让祖国强盛起来，不再受人欺负！”在核事业的发展中，彭桓武担任了第四技术委员会主任，负责中子点火装置的理论研究和设计。彭桓武当时的工作地点是在北京郊区的—座树荫掩映的灰楼里，他在那里指导年轻的科技人员研究、计算；在青海高原的金银滩，彭桓武参与指导核爆前的重要爆轰试验。在罗布泊的核试验基地，他洒下了无数滴汗水，培养出了一批批年轻的科技专家。
王淦昌，这位“反西格玛负超子”的发现者，在得知祖国需要他参与研制核武器的时候，一句话脱口而出——“我愿以身许国”！正是为了这个承诺，王淦昌化名王京，担任起第二技术委员会主任的职务，主要负责非核部分的试验。
在长城脚下的爆轰物理试验场，王淦昌天天与炸药和雷管打交道。风沙弥漫，他在试验场地一站就是几个钟头，返回时身上总是落了厚厚的一层土。为了固体炸药的工艺改进、新型炸药的研制，王淦昌常常几个昼夜不休息，查资料、做实验，直到有所突破为止。
与王淦昌同一时期加入原子能研究所的另一位科学家，名叫郭永怀。在祖国的召唤下，他毫不犹豫地回国参与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为了事业，郭永怀干脆把从美国带回来的两箱唱片全部送给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放弃了听音乐的爱好；为了专心工作，郭永怀把集邮这个兴趣也抛到脑后，把整整三大本邮票都送给了邮政总局；甚至，连他最钟爱的摄影也无暇顾及了……
参与核事业工作后，郭永怀被任命为第三技术委员会主任，负责核武器的力学部分和武器化。他组织人员对核装置的结构力学、结构强度、压力分布等进行具体的研究计算，亲自指导并参与各种实验。不幸的是，这位杰出的科学家却英年早逝，在1968年12月5日的飞机事故中不幸丧生。有一件事令人深受感动，当飞机失事引起大火后，郭永怀的手里依然紧紧地抱着那个装有核武器资料的皮包。为了核武器的秘密，郭永怀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始终不忘自己的责任。在郭永怀遇难后，钱学森悲痛地说：“一个生命，有智慧的人，一位世界知名的力学家离开了人世，生和死，就那么十几秒！”
这些靠着智慧支撑起中国核事业蓝天的科学家们，他们奉献了人生中最难得的时光，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把最辉煌的时刻献给了中国的原子能事业。
除了走在科研前端的科学专家们，在中国的核事业大军中还有这样一代人，他们艰苦奋斗，无私奉献，默默无闻地在青海高原、戈壁大漠铸造中国的核盾牌，他们就是工作在一线的国防科技人员。
中国的原子城，即青海金银滩的核研究基地；中国的核之地，即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基地。这两个地方，就是中国国防科技人员奉献青春，投入心血，无悔工作的地方。由于工作的特殊性，人们赖以生存的阳光、空气和水都是国防科技人员的奢望。在青海高原，阳光和水充沛，但是空气稀薄；在罗布泊，虽有充足的日照和干燥的空气，却缺少饮水。
然而，外部环境的恶劣并没有影响国防科技人员对工作的热情。在放射性的厂房里，几乎没有人因为害怕受到辐射而退缩，工作起来就是十几个小时不休息。在试验工作中，有人高烧不退，却仍然坚持要回到工作岗位。
黄豹，一位并不被人熟知的国防科技人员，他1959年大学毕业后就投身到核工业事业当中。年轻时的他意气风发，不怕罗布泊的黄沙，不怕远离家人的寂寞，甘心在核试验物理方面不断突破。甚至是一生中的大事——结婚，黄豹也是在罗布泊核试验基地完成的。当天，黄豹和妻子在戈壁滩的地窑里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在同事们的见证下，他们结下誓约，共同为中国的核事业奉献一切。黄豹夫妇不仅甘愿奉献，还让儿子加入到核试验的队伍中来。随着年龄的增长，黄豹开始病魔缠身，最后病重住进了医院。当儿子来看望他时，他却劝儿子赶快回去：“这里不需要你，忙你的核试验去。”
在科技人员忘我工作的背后，是支持他们的家人。一位工人在执行任务期间突然去世。他的妻子赶来后，没有索要一分钱的赔偿，反而对已故丈夫的领导问起，丈夫生前预支了多少差旅费，她要想办法尽快还上。
在马兰核试验基地，曾经举行过一次最隆重的葬礼，掩埋了一段令人心酸的往事。在马兰，有一位名叫小明的男孩子，他的父母都是工作在这里的国防科技人员。小明出生在马兰，从小生长在这片荒芜的戈壁之上。他的童年缺少玩伴，缺少欢乐，就像漫漫黄沙一样单调，无趣。
在这个水源匮乏之地长大的孩子，从没见过水池，更不要说是城里孩子常去的游泳池了。
当小明在电视里见到游泳池后，好奇地用脸盆盛好水，把头扎在里面，体验“游泳”的感觉。不久，当他听说连队刚刚修建了一个养鱼池后，立刻跑去游泳。谁知，好奇之心没有给小明带来欢乐，却夺走了他的生命。在这之后，马兰核试验基地修建了一座游泳池，回想起曾经的往事，一位将军感慨地说：“戈壁滩的孩子也是孩子啊！”
在核工业的发展时期，中国核科技人员的平均年龄仅有29岁。如今，那些曾是风华正茂的热血青年已经鬓发斑白。他们的青春汗水铸成的历史丰碑，正呼唤着、吸引着一批又一批从大学校门走出的年轻人献身国防，以坚定的步伐去追寻前辈的足迹。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