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
一百多年屈辱的中国近代史，使中国人深深懂得：落后就要挨打。为了改变落后的局面，必须大力发展国防科技，增强国防实力。在迈向强盛的道路上，中国在不断聚拢正能量，从科技主帅到回国的学子，从铀的寻找到核研发基地的建设，每一步坚实的基础都彰显出中国人民自主、自强的民族风骨。
拳拳报国心
当全世界都笼罩在核武器的浓重烟雾之中，当拥有960万平方公里国土的中国被核垄断国所威胁和讹诈时，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海外游子没有忘记祖国母亲，那一刻，他们意识到立志报国的心愿即将实现。正是他们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毅然回国，挑起中国核事业的重任，才使中国有可能跻身核大国之列。同时，他们也点燃了中国核事业的希望之光。
师从法国科学家居里夫妇（居里夫人的长女夫妇）的钱三强，被誉为“中国原子弹之父”。他的毅然回国，相当于为中国的核事业种下了一粒种子，而这粒种子势必将长成参天大树。
1937年，钱三强赴法国留学，进修镭学，并开始在核物理研究方面崭露头角。著名的三分裂现象，就是钱三强和妻子何泽慧经过数万次的观测，终于在300个核裂变中发现的。正因为这一发现，才更加深化了人类对核裂变的认识，被居里夫妇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物理界的一个重大突破。
此后，钱三强获得了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微物理学奖，进而晋升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导师。从初到法国留学，到在法国科学界占有一席之地，钱三强花费了10年的光阴。付出总会有回报，随之而来的是丰厚奖励和优越待遇，钱三强的成功使身边的人羡慕不已。
当别人认为钱三强会这样一直留在法国的时候，钱三强心里却有着另一番打算——掌握更多的理论知识和实际经验，把它们都带回祖国去。涉猎广泛的钱三强在同事眼中是“拼命三郎”，所有的实验他都要亲手操作，因为他心里很清楚：外国的科技人员众多，都是各干各的，而自己回国后，很可能会孤军奋战，只有什么都会干才行。
当然，钱三强对自己在海外寒窗苦读所换来的成就并非没有考虑，“我和泽慧都很清楚，继续留在巴黎，对自己的科学工作当然是十分有利的；回到贫穷落后的中国，恐怕很难在科学实验上有所作为”。但是，作为一位身在海外，心系祖国的科学家来说，考虑更多的是报效祖国的使命感。他更加清楚：虽然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都是有祖国的。正因为祖国贫穷落后，才更需要科学工作者努力去改变她的面貌。
在外留学10年，钱三强出国求学的初衷没有变，“我们当年背井离乡、远渡重洋，到欧洲留学，目的就是为了学到先进的科学技术，好回去报效祖国。应该回到祖国去，和其他科学家一起，使原子核这门新兴科学在祖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
钱三强渴望回到故土，他决心为祖国的进步、富强，贡献出自己的力量。虽与莘莘学子相隔万里，祖国母亲的怀抱依然温暖似火，并且给了他很多选择。
1945年秋，北大校长胡适和语言学家赵元任在伦敦参加制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宪章会时，约见了钱三强。对于钱三强在国际物理界所取得的成绩，胡适和赵元任大为赞赏，并当面谈及希望钱三强能够回国，到北大继续做研究并执教。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胡适回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钱三强寄来了聘书，聘任钱三强和何泽慧为北大物理系教授，后又给他们寄来了800美元的回国路费。
能够得到胡适的器重，钱三强作为晚辈深感荣幸，他欣然接受了聘书，并口头表示愿意回国后到北京大学物理系工作。
此后不久，钱三强又收到了母校清华大学的邀约。1946年夏秋之际，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在参加英国剑桥国际基本粒子与低温会议时，就曾代表清华大学表示了对钱三强的青睐。之后，周培源又亲自到巴黎参观钱三强的物理研究所，更是与钱三强促膝长谈，极力希望他回到母校工作。周培源回国后，即刻以书面形式向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提议邀聘钱三强为清华物理系教授，并得到了批准。
11月21日，钱三强收到了母校寄来的邀聘文书和500美元的归国路费。对于周培源及母校的诚邀，钱三强也是难以回绝，“周师之盛情实令生感激”。
除此之外，北平研究院、南京中央大学和南京中央研究院都先后向钱三强发出了邀请。能够获得众多著名院校、机构的邀聘，这无疑是对钱三强能力的最大肯定，但是他也面临着艰难的抉择——南下还是北上。经过再三的考虑和权衡之后，钱三强定下了第一步：北上。而在北方的三个院校中，钱三强最终选择了踏进母校的校门。
1947年2月1日，钱三强正式复信梅贻琦，“去年十一月底承蒙电约归校物理系，不胜荣幸，铭谢不尽”。对于北京大学、南京中央大学和南京中央研究院的邀聘，钱三强一一婉辞，同时也借此机会表达了自己希望各方能够跨越界限，联合起来共同发展中国原子物理学事业的衷心。
在准备回国之前，钱三强与自己的恩师约里奥进行了一番恳谈。在10年的工作和学习中，居里夫妇与钱三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约里奥先生最关心的还是钱三强回国后的安危，他说不希望钱三强在中国正处于战乱时回国，并且提醒他说：“时间是宝贵的，你现在回国，不可能立刻顺利地展开科学研究。”
当时，正是钱三强在科学上的重要时期，他不是不清楚，而是做了更正确的取舍。他对约里奥说：“我同样想到了这些，也是舍不得离开这里。我的科学生涯，是在您和伊莱娜夫人（居里夫人）指导下开始的，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点。但同样，我从来也没有忘记我的祖国，现在我的国家很落后，正需要发展科学技术，我想我应该尽早回去为祖国效力。”
约里奥被钱三强一心报国的执着而深深感动：“我完全能够理解你的理由。作为一个爱国者，假如我处在你的地位，我将做出同样的决定。”
启程之前，钱三强与何泽慧来到居里夫妇家最后一次做客。说是做客，更是一次道别。为了支持钱三强回国研究物理学，居里夫人把提前准备好的一些关于放射性物质研究的资料，以及半衰期较长的放射源送给了钱三强。除此之外，约里奥还把当时甚为保密的科学数据透露给了钱三强。“要为科学服务，科学要为人民服务”这是钱三强从居里夫妇那里得到的除了物质支持以外的精神信条。
与恩师依依惜别之后，钱三强的回国之路却是一波三折。为了阻挠钱三强顺利归国，一些心怀鬼胎的人在暗中做着手脚。钱三强携妻带女登上了回国的客船，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颠簸，客船缓缓驶进黄浦江。伴随着悠长的汽笛声，钱三强热泪盈眶，他终于回到阔别了11年的祖国的怀抱。
新中国成立后，钱三强积极参加中国科学院及原子能科学研究基地的组建工作，并全身心地投入到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立和“两弹”的研究中，亲自参与制定研究发展规划，组织研究队伍，确定研究课题，建设研究基地等。
对于中国的年轻科学家们来说，迈出国门、求学他国的理想是一样的，“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做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钱学森就是其中的一位。
1935年盛夏的一天，钱学森带着满腔热血挥别父母师长，远赴美国求学。他的计划是去学习一门新兴的学科——飞机制造。在麻省理工学院，钱学森开始攻读航天系硕士学位，并于一年后以优异的成绩顺利毕业。此后，钱学森师从美国“超音速飞行之父”冯·卡门。从1936年10月起，钱学森在冯·卡门亲自指导下学习和工作，长达十年之久。
凭借过人的才智和不断的努力，钱学森很快在国际科坛上有所作为。他不但在理论力学方面走在了前端，还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在航空结构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此后，钱学森又开展了火箭、导弹的研究工作，他所做的学术研究报告曾为美国四五十年代研制成功的地对地导弹和探空火箭奠定了基础，成为美国复合推进剂火箭发动机导弹的先驱。
在美国，钱学森被誉为是“帮助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流军事强国的科学家银河中的一颗明亮的星”，是“制定美国空军从螺旋式向喷气式飞机过渡并最后向遨游太空无人航天器过渡的长远计划的关键人物”。年仅36岁的钱学森，成为了举世公认的力学、火箭技术的权威，流体力学的开路先锋，卓越的空气动力学家，现代航空科学与航天技术的先驱。
然而，再高的荣誉和赞美都无法撼动钱学森的初衷，临出国前他曾说：“现在中国政局混乱，豺狼当道，我到美国去学技术是暂时的，学成之后一定回来为祖国效力。”宝剑锋从磨砺出，十多年的求学经历和科学实践成就了钱学森，同时也使他归国的心愿越发强烈。
1948年，中国的解放事业胜利在望，钱学森开始为回国做准备。他先是申请退出美国空军科学咨询团，然后辞去兼任的美国海军炮火研究所顾问一职。现实却事与愿违。由于钱学森对美国军方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美国军方是不可能轻易让他回国的。对于钱学森的所有申请，美国军方均未予以批准。
1949年5月，距离新中国成立仅有五个月之际，钱学森收到了中国共产党党员曹日昌的亲笔信。信中转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钱学森的殷切期望，希望他能够尽快返回祖国，为新中国服务，领导新中国的航空工业建设。
祖国在召唤，钱学森归心似箭。不料，命运却在此时对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在美国当局的无理破坏下，钱学森没有走成。当时，美国对于钱学森执意要求回国的举动大为不满，甚至说出了“宁可把这家伙枪毙了，也决不让他离开美国”的狠话。
钱学森就像一只飞得又高又远的风筝，即使风雨再大，也绝不断线。执意回国，是他唯一要做的事。在此期间，美国一再阻挠钱学森归国：先是以“凡是在美国受过火箭、原子弹以及武器设计这一类教育的中国人，均不得离开美国”为由，阻止准备登机回国的钱学森一家。然后，又以钱学森所带回国的书本及资料具有很大机密为由，非法扣留了其全部行李。更严重的是，美方随后对钱学森的家和工作室进行了彻底搜查，联邦调查局还对钱学森进行了监视。
此时，钱学森的归国事件引起了新中国高层领导人的重视。1954年4月，在日内瓦召开的以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上，中国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抓住时机，向美方严正提出中国科学家返回祖国的问题，并尖锐地批评美国频频阻挠留美人员回归祖国的恶劣行径。
然而，虽然中方对美方进行了严厉地控诉，却因为美方的消息封锁，始终没有得到足够的证据来彻底证明，以至于美方信誓旦旦地不予承认。直到周恩来辗转收到钱学森托人转来的信，事情才有了转机。“这封信很有价值。这是一个铁证。美国当局至今仍在阻挠中国平民归国。要在谈判中，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
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首次在日内瓦举行会议，中方代表王炳南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提出双方平民回国的问题并作为第一个议程提交会议讨论。当钱学森的信被当众宣读时，面对铁一般的事实，美方代表当即无言辩驳，只好批准钱学森回国的要求。
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未在长期目标中获得积极成果，但是能够把科学界的巨擎钱学森争取回国，周恩来深感欣慰，“从要回钱学森这件事来看，会谈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
一个月后，钱学森和妻子蒋英带着两个孩子在纽约登上轮船，踏上了期盼已久的回国之路。为了回归祖国，钱学森被困整整五个春秋。如今望着渐渐远去的异国，他的心和祖国贴得更近了。
钱学森回国后，第一时间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邀约。周恩来邀请钱学森夫妇到中南海见面，亲自为他们接风洗尘。不久，钱学森受邀参加了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二届二次全体委员会，并增补为委员。当晚举办的宴会上，钱学森有幸坐在了毛泽东的身边，彼此交谈。作为一个刚刚回到祖国怀抱的游子，能够得到人民领袖的尊重与厚爱，钱学森感动不已，他深深地记下了毛泽东的话——“新生的、最有力量的东西，总是同衰亡着的东西在斗争中生长起来的”。并暗下决心，要为国家建设事业培养更多技术人员。
此后，钱学森开始负责筹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并任首任所长。1956年，钱学森参加中国第一次五年科学规划的确定，受命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他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的发展规划，发展建立了工程控制论和系统学等，为新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像钱三强、钱学森这样拳拳报国心的海外赤子还有很多，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祖国，并且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决心在最短的时间内回国，回到中国科学工作者的行列，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大潮。1950年，以邓稼先等物理学家为代表的二百多位中国留学生冲破重重阻挠，回国参加建设。1951年至1957年，更是有大批的海外学子回国参与研究工作。从此，中国核科学领域群星闪耀，大放异彩！
铀的探寻
在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的展柜中，珍藏着中国第一块铀矿石。铀矿石外表粗砺，看上去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然而它却见证了新中国建国初期核工业和地质事业的光荣历程。
铀，一种致密而有延展性的银白色放射性金属，是研制原子弹的重要原料。有铀矿资源，是一个国家能够自力更生发展核工业的重要前提。找到铀，是中国踏上研制原子弹之路的第一步。
在对铀的勘探过程中，中国曾经先知先觉，却因为当时的条件错失了一次机会。早在1934年，地质学家张定钊从光谱学上分辨出了钨、锡、铋、钼，同时发现了铀的迹象。直到1943年，另外两名地质学家在广西钟山县首次发现了铀矿。当时正是战乱频发的年代，发现铀矿的事情并没有引起广泛关注，逐渐不被谈及。
1954年上半年，一支地质勘探队在进行矿物全面调查时，在广西发现了第一块铀矿石。这块铀矿石有拳头大小，呈黄绿色。当时发现铀矿石的地方是个次生矿，开采的价值不大，却正是因为铀的出现，才证明了中国的土地上拥有铀，也给地质勘探队由次生矿找到原生矿增添了信心。地质部副部长刘杰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汇报给了中央。令刘杰没有想到的是，中央领导人对这件事极其重视，第二天就通知他去中南海向毛泽东当面介绍铀矿的情况。
9月，北京刚刚进入秋季，秋高气爽。刘杰带着那块稀有的铀矿石和测放射性用的盖革计数器，来到中南海的丰泽园菊香书屋——毛泽东的办公地点。当毛泽东见到铀矿石的时候，显现出激动的神情，他详细地询问了铀矿石的勘探情况，之后表示：“我们的矿石还有很多没被发现嘛！我们很有希望，要找，一定会发现大量铀矿。”“我们有丰富的矿物资源，我们国家也要发展原子能。”
汇报完毕，毛泽东热情地把刘杰送到门口，并语重心长地说：“刘杰呀，这个事情要好好地抓，这是决定命运的。”“这是决定命运的”——铀矿石的出现，成为了中国进军核事业的重要契机。此后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做出了实施02计划的决定。
1954年冬，根据中央指示，地质部组建起了一
支针对铀矿的勘探队。次年3月，在国务院第三办公室的领导下，筹建了铀矿地质局，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第三局，由雷荣天担任局长，同时筹建了铀矿地质大队。雷荣天上任以后，立即制定了一个全国性的铀矿勘探计划，并迅速成立了两支勘探队——309地质队和519地质队。这两支勘探队人数为千余人，下辖10个小单位，分赴中南和新疆地区，秉承“初步勘察，仔细研究，实物勘探”的原则进行勘探任务。
当时，中国的铀矿地质工作可谓是白手起家，不仅缺乏相关的技术资料和专业人才，连仪器设备都少得可怜。在这种情况下，勘探队员们只好在苏联专家和技术员的教授下学习放射性找矿的基本知识和野外工作方法，同时学会使用苏制普查找矿仪器。
在艰苦的勘探条件下，队员们边学习边工作，工作进度日渐加快。负责铀矿勘探的309和519地质队，可谓是双管齐下，并且在勘探队员的共同努力下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1955年年初，519地质队在新疆西部发现了三个富矿。309地质队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于1956年在湖南省南部首次进行了空中定点勘察，并计划在郴县兴建铀矿。
随着国家对铀矿资源的需要，中国的地质队伍也在不断发展壮大。解放初期，中国只有二百多个地质学家，现在，仅地质行业的工程师就增加到497人，还有已从高等院校毕业的3440名技术人员。从1955年到1958年，三年的时间里，中国地质业突飞猛进，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对铀的大规模探寻工作。
在不断的勘探过程中，广东省北部的南岭山脉也被纳入了地质队的勘探范围，并且成了一处重点勘探区域。1957年秋季，地质队长罗鹏飞带领309地质队第二分队在连县附近发现了很强的伽马射线，算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突破。
罗鹏飞，1952年从中南第三有色金属专科学校毕业，之后被分配到湖南水口山从事地质工作。1955年，中央为了集中开展铀矿勘查，决定在全国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地质会战”，罗鹏飞所在的309地质大队也被编入部队序列。当时，地质工作实行军事化管理。“铀是制造原子弹的原材料，当时国家出于保密需要，规定寻找铀矿的地质队可以不用穿军装，但却是标准的军事组织，国家很重视”。
发现强烈的伽马射线当天，罗鹏飞带领找矿员谢本武、周四保等人，和往常一样上山勘察。队员们漫山遍野地仔细勘察，却没有什么进展，走着走着，来到了一片花岗岩岩体附近。在对铀矿的勘探中，一些专家早已断言，称花岗岩内是不可能形成有工业价值的大型铀矿的。因此，花岗岩也被勘探队员们默认为“禁区”。然而，罗鹏飞却不甘心，坚持要到花岗岩岩体附近勘察一番。他说：“既然来了，就不要错过这次机会。继续前进，分散勘探！”
罗鹏飞话音刚落，几名勘探员四散开来，各自开始探寻铀矿的迹象。不久，找矿员谢本武飞奔着向罗鹏飞跑来，口中不住地喊着“找到了！找到了”！
“找到了什么？”罗鹏飞抓住谢本武的手，让他慢慢说。
谢本武喘着粗气，手指着一处花岗岩的方向说：“找到了！1000伽马以上！……”
1000伽马以上！罗鹏飞来不及听完，拿起伽马仪朝着谢本武手指的方向飞快地跑过去。
罗鹏飞跑到一块巨大的圆形花岗岩石旁停下脚步，开启伽马仪，慢慢地靠近这块巨石。仪器离石头越来越近，罗鹏飞的心里越发激动，手心都冒了汗。只听伽马仪器发出了“嘎嘎”的声音，指针像是失去了控制，朝着高挡位拨动——100、500、1000。罗鹏飞不断调高挡位，数值达到了最高指数。接着，他扩大了探测面，从巨石向悬崖方向不断前移，最终确定这里是一条厚度大、品位高、极富开采价值的铀矿带。
这一重大发现，无疑给中国的地质业打了一针强心剂。然而，罗鹏飞的发现最初并未获得支持，甚至差点被权威否定。由于当时中国的铀矿地质勘探是由中苏合营开始的，虽然已在逐步转变为由中国人自己领导和管理地质勘探工作，却还是没有脱离苏联顾问的指挥。大型铀矿带在花岗岩发现，这一事实始终被苏联专家予以否定，而罗鹏飞便成了挑战权威的对象。
罗鹏飞是找到铀矿带的功臣，怎么能孤立无援呢？关键时刻，党组织和上级领导成为了他的坚强后盾，并给予了大力支持。“用事实说话”，罗鹏飞和勘探队员们又经过了几个月的努力，在翁源下桩打出了近200米长的坑道，连续发现三个矿体，品位更由原来的0.03%增加到0.1%。随着勘探工作的不断推进，1号普查钻孔中200米以下又见到了铀矿化特征。
这时，罗鹏飞满怀信心地向上级建议，“由普查揭露转入深部勘探”。此后，这个铀矿带经深入勘探，终于发展成为中国第一个花岗岩中具有工业开采价值的大型铀矿床，名为“希望矿床”。罗鹏飞和找矿员们为核工业所作出的贡献也被载入了地质史册。
著名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曾说过，原子弹的制造有1%靠才能，99%靠汗水。在中国的核事业当中，99%的汗水中无疑要包括对铀矿的探寻。1958年年初，地质部第三局局长雷荣天从全国计划建设的十一个铀矿方案中，确定了郴县铀矿和另外七个铀矿。郴县铀矿的所在地正巧位于湘南疟疾的多发区，负责建矿的工程队员们冒着身患疟疾的危险，坚守在岗位上。
由于交通不便利，工程队在进入郴县后只能徒步行进。由一千多人组成的工程队，在大山中浩浩荡荡地前行。当他们准备驻扎下来的时候，一个更难解决的问题摆在了眼前——如何解决矿工们的住宿。面对交通条件受阻，缺少建筑材料的窘境，工程队只能在临时搭建的帐篷中度过了这段艰苦的岁月。
矿工们大多都来自北方地区，而南方的气候既闷热又潮湿，有些人憋闷得简直喘不过气来，过多的雨水也在不断增加这个疟疾多发地区的患病率。在重重困难面前，工程队员们没有低头，他们不断适应，不断发展，在1958年春全面铺开基础建设工程，并于1960年9月1日进行部分投产。
在探寻铀的道路上，中国走过捷径也走过弯路，令所有人感到意外的是，用于第一颗原子弹的铀却并不出自规划内的八个铀矿。
原子能事业被正式提上日程以来，国家对铀的探寻工作一直在不断加快脚步。1958年，第二机械工业部提出“全民办铀矿”的口号。这个口号的提出，调动了专业地质队伍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众多县市，甚至农村公社都组建起了地质队，成千上万的农民都加入到探寻铀的行列中。与此同时，大、中、小型矿业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也在逐步实现。
在专业勘探队的指导下，群众学会了使用盖革计数器和闪烁计数器（一种利用射线引起闪烁体的发光而进行记录的辐射探测器），并能够通过简单有效的方式从地表干层的小矿床中采矿。在“全民办铀矿”的热潮中，湖南、广东、辽宁等地的群众勘探队独立地把地表铀矿找到并收集起来。
这是一场群众性采矿运动，不但打破了关于原子能的神秘感，更有助于原子能方面的知识普及，最主要的是为探寻到更多的铀矿石开辟了无数条道路。战争年代，毛泽东把人民战争作为战略思想的核心，在寻找铀的攻坚战中，人民又成为了一股强大的力量，他们用最基础的方法为中国的原子弹计划提供了最初的上百吨铀。
那黄绿色的铀矿石，不单是原子弹的重要材料，更是中国核事业的奠基石！
邻国之助
新中国成立之初，虽然还是“一穷二白”，但是对核事业的重视程度却毫不逊色于欧美国家。
1949年4月20日，以郭沫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在法国召开的世界保卫和平大会。此次大会的主题是反对侵略和战争政策，要求无条件禁止核武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当时，作为代表团成员之一的物理学家钱三强敏锐地感觉到，反对使用核武器首先就要对它有所了解，和平利用原子能才是关键。钱三强曾在法国留学，他想借此机会，通过老师约里奥·居里教授帮忙订购一些与原子能研究相关的图书资料、设备仪器等，大约需要花费20万美元。
钱三强把这个想法汇报给中央，并迅速得到了批准。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中国科学家顺利地采购了一批科学设备，先后在二十多个学科领域开展了研究工作，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即便如此，中国的科学技术基础还是相对落后的，想要直接探究核武器领域，难度可想而知。
1950年初，毛泽东造访苏联时，斯大林率先谈及了关于原子弹的事情，并请毛泽东观看了苏联进行原子弹试验的纪录影片。“美国有了原子弹，苏联也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的想法在毛泽东心中开始萌生。中国和苏联作为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地理位置又相互接壤，具有友好邦交的历史。中国把苏联作为“老大哥”，频频发起学习苏联的运动。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更是为中苏在军事合作上架起了桥梁。因此，在发展核事业的初始阶段，毛泽东想到了寻求苏联的援助。
然而，在斯大林看来，苏联拥有核武器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可以向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提供核保护，却绝不情愿分享这个硕果。即便中苏关系友好，他也坚持吝惜关于核武器的一切。这也无形中切断了中国在核技术方面得到苏联帮助的路。
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苏联在核问题上才开始有了转变。1953年2月至5月，苏联接待了钱三强率领的由26位专家组成的，以“学习苏联科学研究发展的经验，并且就两国间广泛的科学合作交换意见”为目的代表团。1954年9月29日，赫鲁晓夫开始了第一次访华之行，并积极调整对华政策。在与毛泽东会面时，赫鲁晓夫主动问及中国是否需要帮助。在中国准备向核事业迈进的关口，毛泽东合乎时宜地表示中国对核武器、原子弹感兴趣，并婉转地说中国拥有了核武器“一旦发生战争，就可以保卫自己。如果你们不愿意把这种武器分给我们，那么给我们提供制造原子弹的技术也行”。
赫鲁晓夫一方面不希望苏联失去社会主义阵营的核垄断地位，另一方面也怕失去中国对自己的支持，便以中国的经济现状和困难国情为由，力劝毛泽东放弃研制核武器的打算，同时表示苏联会向中国提供核保护。当然，毛泽东在中国研制核武器方面的态度是乐观的，并且是非常坚持的。在这种情况下，赫鲁晓夫最终表现出全力支持的态度，“我们同意派遣苏联的军事专家，输送大炮、机关枪和其他武器给中国，是为了加强中国力量，由此也就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
1955年1月17日，苏联政府宣布将帮助中国和几个东欧国家开创和平利用原子能的研究。这个承诺很快在三个月后进行了细化：苏联将向中国提供一台回旋加速器、一个核反应堆以及用于研究的核裂变物质。但是这些都是有前提条件的，中国必须向苏联提供“必要的原料”，以此作为交换。
在中苏两国的秘密商议下，很快达成共识，签订了合作开发铀资源的协议。同时，苏联政府同意向中国出售某些用于铀湿法冶炼和铀的提纯过程的设备，以及部分浓缩铀成品。能够得到苏联在核技术方面的帮助，中国悬在心头的石头总算落地了。周恩来在国务院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指出：苏联帮助中国和平利用原子能，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在这方面，我们很落后，但是有苏联的帮助，我们有信心、有决心赶上去”。“美国想用恐怖吓倒我们，但吓不倒我们。我们要掌握原子弹”。
1955年4月27日，以钱三强、刘杰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在莫斯科与苏联政府签订了《关于为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利用原子能的协议》，确定由苏联帮助中国进行核物理研究以及为和平利用原子能而进行核试验。协议规定：苏联将在1955至1956年派遣专家帮助中国设计和建造一座功率为6500~10000千瓦的实验性原子反应堆，以及一个使粒子获得12.5～25 MeV（百万电子伏特）能量的回旋加速器；无偿提供有关原子反应堆和加速器的科学技术资料，提供足够维持原子反应堆运转所需的核燃料和放射性同位素，直到中国不需要进一步援助而且能够保持自己的反应堆为止；培训中国的核物理专家和技术人员。
8月22日，苏共中央主席团批准了苏联高教部关于帮助中国进行和平利用原子能工作的提案：满足中国政府的请求，帮助在北京和兰州组织教学，培养原子能专家。10月，经中共中央批准，选定在北京西南远郊坨里地区兴建一座原子能科学研究基地（代号为601厂，1959年改称401所），并将苏联援建的科学仪器安置于此。12月，以诺维科夫教授为团长的苏联原子能科学家代表团访华，向中国赠送了一批有关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影片和书籍。期间，苏联代表团还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报告会，讲授了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各项问题，周恩来及党政军各机关1400多名高级干部出席了报告会。
为配合苏联的核技术援助，中国在人力资源方面做了积极的准备。1956年4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当前最急迫的是必须由全国各地和中央各部门抽调一批优秀的技术干部和行政干部，以及一定数量的技术工人和普通工人，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立即开始学习和工作。”为此，中共中央决定：1956年所需的2462名高等学校毕业生和760名中等技术学校毕业生由国家计划委员会直接分配，同时限令当年5月和7月从全国各地和中央各部门中抽调干部1895名（其中技术干部819名）、工人5055名参加这一工作。
8月17日，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建设原子能工业的协议。协议规定，苏联援助中国建设一批原子能工业项目和一批进行核科学技术研究用的实验室。在此基础上，中国政府专门设立第三机械工业部（简称三机部，1958年2月11日改名为二机部），负责中国核工业的建设和发展。1957年3月，三机部制定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提出要建立一个规模小而门类全的核工业体系。
苏联在中国核事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之所以这么说，也正是因为苏联对于中国的诚心之助。为更好地帮助中国进行核物理研究，苏联不惜派遣苏联“原子弹之父”库尔恰托夫的得力助手沃尔比约夫来到中国。由沃尔比约夫和另外十几位苏联专家组成的专家组为中国核物理研究所编制了教学大纲，并培养出了研究浓缩铀和钚方面的专家。在此之后，沃尔比约夫等人还参与指导了反应堆的实验工作。
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从1957年底开始，原子弹研制的配套企业和基地陆续进入设计。苏联专家主要负责初步和主工艺设计，中方负责辅助设计和施工。由此，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开始全面铺开。
在导弹研制方面，1957年11月26日，苏联代理军事总顾问沙甫钦柯转达了苏联国防部的通知：苏联将于12月下旬用两列火车60个车皮载运P－2型地对地导弹及地面设备到中国满洲里口岸站；苏方将派103人随同前来，教授中方对其的使用和维护，教学期为三个月。12月20日，装有P－2型导弹及其器材的炮抵达满洲里火车站。此次，苏联向中国提供了两枚P－2型地对地训练导弹和一个营的主要技术装备，包括地面测试、发射、校正、运输、加注等设备45件。12月30日，以列米·盖杜柯夫少将为首的苏联专家组抵达北京，开始帮助中国进行导弹试验靶场的勘察设计工作。
到1958年下半年，在苏联的援助下，内蒙古包头核燃料元件厂、甘肃兰州铀浓缩厂、甘肃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等核工业的首批主要工程项目的基础工程和附属工程都陆续开工。同年9月，苏
联援建中国生产原子弹的关键设施——7000千瓦重水反应堆和直径1.2米的回旋加速器移交中国，这标志着中国正在向“原子能时代”跃进。
此后，苏联在援助中国发展核武器上显示出高度的热情，持续不断地向中国提供导弹、原子弹等绝密技术资料。中国从此看到了原子能工业发展的恢弘前景，正如周恩来所说：“现在世界上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像苏联，才能无代价地把整个蓝图给我们。凡是它一种定型的东西，包括原子弹、导弹这些东西，都愿意给我们。这是最大的信任、最大的互助。”
聂荣臻出任“科技主帅”
“用科学技术来改变旧中国贫穷落后面貌”，这是聂荣臻青年时期就有的夙愿。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元帅之一，在结束了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之后，他又马不停蹄地踏上了科技兴国的道路。
1949年，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新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为了加快军工产品定型和审批工作，聂荣臻出任国务院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主任，直接领导武器装备的试验定型工作。1956年，聂荣臻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共和国的科学技术工作，成为了统领全国科技战线的元帅。之后，聂荣臻又兼任国务院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
正如聂荣臻自己所说：“我的前半生参加了组织和建立武装队伍的工作，后半生我致力于组织和建立科技队伍的工作。”在向现代科学技术进军的路上，聂荣臻充满斗志，在他看来，“这是在和平环境中进行的另一种形式的紧张战斗”。
出任“科技主帅”以后，聂荣臻整日都在思考——如何让中国的科学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他首先想到的是必须要有一个切实可行的科学研究计划，“我们现在需要科学技术，就像1927年需要一支人民军队一样”。
在周恩来发出的“向现代科学技术进军”的号召下，聂荣臻参加了国务院科学技术规划委员会工作，并和陈毅、李富春等密切配合，迅速组织起全国六百多位科学技术专家及工程技术人员。为了有一个切实可行的科研规划，聂荣臻和六百多位科学技术专家在北京进行了四个多月，无数次的激烈讨论。最终，制定出《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简称十二年科学规划）。规划中提出了57项重要的科技任务，六百多个中心课题，同时参照国际先进水平，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解决中心课题的多种途径和措施。
这个宏伟又细致的规划，洋洋洒洒六百多万字，凝结了聂荣臻和数百位科学家的心血，是发展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奠基石。规划中，原子能技术、喷气与火箭技术、半导体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和自动控制技术五项主要技术的发展，排在十二年科学规划中十二项重点任务的前列，被誉为是中国科技发展的“五朵金花”，而之后的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无不以此为源，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奇迹。
在当时，苏联科学技术先进，中国的很多武器装备和科研机构，都是仿造和借鉴苏联的。在制定长远的科学规划时，自然少不了与苏联这位“老大哥”打交道。1956年8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率领代表团到苏联首都莫斯科访问。此前，聂荣臻特意叮嘱李富春，让他利用这次访问的机会向苏联政府提出需要核工业技术的援助问题。
然而，中方得到的回复并不令人满意。苏联政府痛快答应了给予援助的事情，却只接受50名中国留学生去学习火箭专业，并派5名教授来华教学。另外，还同意提供两枚教学用导弹样品，供中国研制导弹。聂荣臻很清楚，苏联的这个援助计划，表面上是一一照办，各方面支援，但是如此下去的话，中国成功研制出导弹，恐怕还要七八年的光景。当然，中国的经济水平、先进经验虽显落后，但是科研人员的能力并不落后，有些甚至是全世界尖端的科技人才。于是，聂荣臻开始盘算起“两条腿走路”的方法，并根据中国的国情，有了从研究试制初级逐渐过渡到试制高级的设想。
聂荣臻心里有了想法，便开始动笔给中央写报告，建议在与苏联谈判援助事宜的同时，开始筹备导弹、原子弹、新型歼击机等先进武器的研究工作，“只有自己先搞起来，才可能获得国外的支援”。
为了加快培养科技人员，聂荣臻提议除选派50名导弹专业的留学生到苏联学习外，还应在军事工程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工业学院、通信学院、交通大学、清华大学等高等院校设立有关的导弹专业，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同时，聂荣臻还提出合理使用科学技术干部的原则，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的作用，组织力量翻译、复制外国的科学技术情报资料，设法从西方国家购买相关的元件、仪器。
当时，毛泽东对聂荣臻的这份报告印象很深，认为先研究试制初级，再研究试制高级的设想犹如书法中的两种字体——楷书和草书。楷书是汉字书法中常见的一种字体。草书笔画连绵，错综变化，难以掌控。而这个先易后难的设想恰恰符合了中国的国情，于是，毛泽东在批示中明确写道：中国的核工业建设要“先写楷书，后写草书”。
聂荣臻的提议得到批准后，1956年10月8日，根据“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的方针，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由钱学森担任院长，专门负责研究导弹。
不久，苏联在援助中国发展间断技术的态度有所转变。聂荣臻决定抓住这个机会，先与苏联专家谈了自己的想法。1957年6月18日，聂荣臻找到当时苏联驻中国负责经济技术的总顾问——阿尔希波夫，双方进行会谈。会谈中，聂荣臻坦诚地表示：“为了更好地编制我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和远景计划，并考虑到在原子工业方面将来浓缩铀工厂生产铀－235和原子堆生产钚－239后的下一步生产，以及较合理地建立和发展我国的原子工业、生产原子弹、导弹及与此相联系的飞机型号的确定等一系列问题的安排，能取得苏联政府必要的援助，我国政府想与贵国政府进行谈判。此事，以前我已多次向您口头表示过我们的愿望。今天，我正式提出我国对原子弹、导弹和飞机的生产及原子能的发展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应如何安排，请苏联政府协助提出方案的请求，也请您向贵国政府反映。”
在听了聂荣臻的一番肺腑之言后，阿尔希波夫表示自己完全愿意援助中国，但是事关两国大事，还要再征得苏联政府的同意。7月22日，在阿尔希波夫转达了中国政府的要求后，得到了这样的回复：苏联政府理解中国的要求，同意中国代表团访苏谈判。
1957年9月7日，聂荣臻率领代表团远赴莫斯科，同以别尔乌辛为首的苏联政府代表团开始谈判。双方各组成了军事、原子、导弹、飞机和无线电五个小组，进行了长达35天的谈判。10月5日，苏联政府向中国代表团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工业的协定（草案）》。中共中央迅速针对这一草案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同意按照苏联提出的协定签字，并建议把完成的期限延长一些，保证这些项目有足够的资金支持。
10月15日，聂荣臻和别尔乌辛分别作为中苏两国的全权代表签订了《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即《国防新技术协定》。根据协定，苏联将援助中国建立起综合性原子工业；援助中国的原子弹研究和生产，并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作为原子弹制造的关键环节，向中国出售用于铀浓缩处理的工业设备，并提供气体扩散厂初期开工所需的六氟化铀。1959年4月前向中国交付两个连的岸对舰导弹装备，帮助海军建立一支导弹部队；帮助中国进行导弹研制和发射基地的工程设计，在1961年底前提供导弹样品和有关技术资料，并派遣技术专家帮助仿制导弹；帮助中国设计试验原子弹的靶场和培养有关专家等。
作为对协定内一些项目援建、设计限制期限的补充，1958年9月29日，中苏又签订了《关于苏联为中国原子能工业方面提供技术援助的补充协定》，对每个项目的规模都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项目设计完成期限和设备供应期限得以确认，多数项目的完成期限是1959和1960年。
《国防新技术协定》的签署，标志着苏联对华核技术援助从民用转向军事用途，真正开始向中国提供原子弹和导弹研制方面的技术装备援助。这其中，聂荣臻从计划到谈判都是亲力亲为，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呕心沥血，功不可没。
科技战线的工作人员都亲切地称聂荣臻为“聂老总”。在稳定科技队伍，关心科学人员方面，聂荣臻说到做到。为了让科学家们安心工作，发挥各自的专长，聂荣臻于1961年4月提出了“凡是技术上过了关的科技人员，都要固定下来，不准调动”的口号。在关心科技人员的事情上，聂荣臻有三个原则：第一，搞科研的不是外人，不是客人，是自己人；第二，无论遇到什么风险，都不要放弃科研。第三，用我的名义，想办法为他们解决困难。
当“左”的思想不断蔓延的时期，在学术上颇有成就的专家反倒被孤立起来，甚至失去了原有的自由。在这个时候，作为科技主帅的聂荣臻明确表态：“我们应该创造条件，让他们安安心心地开展科研工作。”
当反右派运动之风在1957年席卷大批知识分子之后，一些科学家在政治、思想上都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几乎快要断送了科研之路。聂荣臻得知后，亲自找他们谈话，说“真金不怕火炼”，让大家不要放弃对科研工作的执著。
科研人员无论什么时候，遇到怎样的困难，聂荣臻只有一个回应：一定要尽快了解清楚。他亲口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可以用“聂荣臻”的名义直接给有困难的科研人员的单位写信，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解决困难。
钱三强说过：“聂老总既抓原子能，又抓航天技术，而更多侧重抓航天技术。就这样，我国的原子能和航天技术，刚一起步就有了强有力的领导。”作为“科技主帅”，聂荣臻确定了组织五个方面的科研力量，即中国科学院、国防科研机构、工业部门、高等院校和地方的科研力量，大力协同，攻克各种科技难关。这五个方面的科研力量被聂荣臻称之为“五个方面军”。在聂荣臻这位“科技主帅”的统领下，中国的科学技术正在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
建设核研制基地
随着核武器计划的不断推进，中国开始进入建设核研制基地阶段。
1957年夏天，核工业部的负责人宋任穷找到原西藏军区副司令兼参谋长李觉，安排他负责核工业部下辖的一个高度保密的核武器局。1958年初，李觉又接到任务，去检查一个设计小组的筹备工作，并担任小组的负责人。这个小组就是核武器研究设计院的前身。当时，对于核武器研究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到位，研究院对外称呼“九院”。
上任之初，李觉就接受了一个重任：为综合计划中的核武器研究院、原料加工厂、仓库和核试验基地选择适当的场地。核武器的研制是一项危险性大、放射性高，技术性强、要求严格保密的工作。为探寻一个修建核武器研究院的地方，李觉带领相关人员来到了中国的大西北。李觉等人乘坐飞机盘旋在甘肃、四川等地上空，经过反复几次俯瞰与勘查，最终选定金银滩草原为原子弹研制基地的厂址。
金银滩草原，位于青海省海晏县境内。其西部同宝山与青海湖相临，北、东部高山峻岭环绕，南部与海晏县三角城接壤（三角城是西海郡遗址，建于西末年汉王莽秉政时期）。方圆1100平方公里的金银滩分为金滩和银滩，一条小河穿流其间，北岸草滩上盛开着一种叫金露梅的金黄芳香的小花，故称金滩；南岸草滩上则是洁白如银的银露梅的天下，谓之银滩。
选定青海金银滩作为核研制的基地，李觉给出的理由很明确：一是这里四面环山，中间平地，宜于建厂；二是这里人口稀少，地域宽阔，便于疏散；三是这里边远闭塞，利于保密。随后，他把分析意见提交给中央领导。时任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立即针对这一意见主持了中央会议并批准筹建报告，确定核武器研制基地为02工程，代号为XXZ或二二一厂，对外称青海矿区。
在批示下达后的三个月内，上万人组成的先遣队开赴青海金银滩。在这批先期到达的队伍中，包括2000多名解放军战士、7000多名从全国各地征召的农民，以及2000多名技术熟练的建筑工人。
核研制基地所在地是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牧区，气压低，缺氧，水烧不到沸点，饭煮不到全熟。加上高原气候多变，霜冻期长，时有风雪冰雹，年平均气温零下0.4摄氏度，一年内有八九个月要穿棉衣。工人们就是在这样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展开建设的。
在核研制基地建设刚刚拉开序幕不久，就遇上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直接影响了建设的进度。困难时期，全国上下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粮食匮乏，为保证核研制基地的正常建设，“科技主帅”聂荣臻当即决定：海军、北京军区司令部和广州军区司令部节省消耗，把共计25吨大豆和罐头集中运送到青海金银滩营地。
作为核研制基地建设的领头人，李觉身先士卒，带领干部和后勤人员种植马铃薯、采集蘑菇，为工作在一线的工人们增加供给。
在荒凉的高原上，近万人顶酷暑，耐严寒，共同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使占地数百平方米的核武器研究设计院在1962年底拔地而起。之后，发电厂、机械厂、炸药车间、试验场地等一系列建筑相继落成。
在核研制基地完成前期建设的同时，中共中央批准了实现首次核试验的“两年规划”，即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按照“两年规划”的安排和科研进展的要求，核武器研制基地必须在15至21个月内基本建成。
为了加快工程建设进度，1962年12月，中央专委办公室邀请建工部、交通部、水电部、邮电部、工程兵、铁道兵等部门，研究抢建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的问题。会议之后，中央专委调集13个部门、15000人的施工队伍，携带500台设备、300辆汽车进入青海高原，与先期在研制基地的二机部建筑安装队伍会合；并重新组建施工现场指挥部，由李觉任总指挥，统一领导工程建设，全力突击抢建。在已进行大量前期工程的基础上，1963年3月开始施工准备，5月工程全面展开。
基建工人和官兵，不顾天寒地冻、朔风刺骨，加紧施工，于1963年底完成水、电、暖、路等一系列主要工程。随后配套工程和福利设施相继竣工。在13个月的抢建期内，共完成包括13万平方米建筑的抢建工程和设备安装任务。至此，国家斥资3个亿兴建的核武器研制基地基本建成投入使用。
研制核武器，必须有一支庞大的高级知识分子队伍。核武器研制基地具备了科研、生产、生活的基本条件后，一直集中在北京攻克原子弹理论设计的科研生产人员，从1963年3月起陆续迁往研制基地。其中包括最早归国的物理学家王淦昌、被美国海军次长称之“抵得上五个师”的钱学森、师从居里夫妇的钱三强、中国第一个亲眼目睹核爆炸的物理学家赵忠尧，以及后来被称为“两弹元勋”的邓稼先等。
在搬迁工作中，所有人都以“奉命于危难之时”的责任感，毫不犹豫地服从工作需要，踏上征途。时间紧、任务重，为了在1964年内实现首次核试验目标，负责理论、设计、实验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远离首都北京，告别家人朋友，集中到青海这片荒芜的高原，投入到核研究的工作中。
由此，中国第一支核武器研制力量都集中到了青海金银滩，为成功研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