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太空中唱响《东方红》

深埋在戈壁沙丘下的指控室内，当年使用过的仪表设备都已显得简陋和陈旧，只有刷写在墙面的鲜红字体依旧光辉夺目：“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透过指控室的潜望镜，依稀可见，百米外，经历了几十年风霜雨雪的发射塔架，依然如巨人般挺立。塔架前的大理石碑上刻着一行金色大字——“东方红卫星升起的地方”……

踏上研制卫星之路

在世界各国纷纷赶超核事业的时候，苏联已经抢先一步踏入了太空部落。1957年8月，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枚洲际导弹。几个月后，又成功地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史普尼克”。

苏联卫星发射成功，这件事给毛泽东的印象很深，他在此后东赴莫斯科参加世界共产党高级首脑会议时说：“苏联第一颗卫星上天，是一项伟大的成就，它标志着人类进一步征服大自然的新纪元的开始。”

而后，苏联的第二颗卫星成功上天，又给了毛泽东很大触动。他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们能否选择一个目标——十五年赶上英国。苏联的卫星能上天，中国为什么做不到？在毛泽东眼中，中国没有做不到的事情。正如他所说：“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能创造！”

此后，中国科学院奉命密切关注有关卫星的所有情况。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力学所所长钱学森、地球物理所所长赵九章等建议开展中国的卫星研究工作。从1957年10月起，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地球物理国家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对苏联卫星观测，并成立了人造卫星光学观测组和射电观测组。

在副院长吴有训的要求下，负责筹备电子所的陈芳允等几位科技人员自选课题，做了一个无线电信号接收装置。这个装置不但能够接收到卫星向地面发射的无线电信号及频率变化，并能计算出它的轨道，从而推测出其内部可能有些什么内容。此后，卫星研制被列为中国科学院1958年第一项重大任务，据此，保密代号即为581。

1958年1月31日，美国成功地发射了一颗人造卫星“探险者1号”。这使得中国不得不真正地把卫星问题提上日程。在1958年5月17日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就多次提到了卫星问题。参加会议的委员们，就卫星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的委员提到，中国是火箭的故乡，在中国科学技术馆的“中国古代传统技术”展厅里，展出着“火龙出水”、“神火飞鸦”和“一窝蜂”等中国古代火箭的复原模型，它们充分展现了古代中国人民的杰出智慧和卓越才能。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都已经成功发射了卫星，中国也应该制造出自己的卫星。

会上，毛泽东认真地听着每一位委员的发言，心中围绕卫星的问题思绪万千。几位委员发言之后，毛泽东开了口：“近一段时间以来，人造卫星的问题一直受到大家的关心。我的心情和大家一样。苏联在去年就把卫星抛上天了，美国在几个月前也把卫星抛上天了。那么我们怎么办？”毛泽东抛出了问题，中国卫星的命运就此有了定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话音刚落，会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所有人都在期待着这个决定。

“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决定一出，跃跃欲试的科学家们开始按部就班地工作起来。在聂荣臻的领导下，中国科学院和国防部五院组织有关专家拟定卫星规划。7月，中国科学院向聂荣臻报告，中国卫星规划分三步走：第一步发射探空火箭；第二步发射小卫星，即一二百公斤的卫星；第三步发射大卫星，即几千公斤重的卫星。任务的分工是：火箭以五院为主，探空头和卫星及观测工作以科学院为主，相互配合。要求苦战三年，实现中国第一颗卫星上天。

为实现卫星和火箭探空的规划任务，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卫星小组——中国科学院581小组，专门研究卫星问题。581组组长是钱学森，副组长是赵九章、卫一清，成员有杨刚毅、武汝扬、顾德欢、华寿俊等。另设技术小组，由钱学森和赵九章主持。

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三个设计院：第一设计院负责卫星总体设计和火箭研制；第二设计院负责研制控制系统，分三个研究室，业务方向分别是姿态控制系统仿真，遥控遥测和运动物体控制；第三设计院负责探空仪器研制与空间环境的研究，赵九章、钱骥担任科技领导。

负责卫星总体设计的第一设计院打头阵，很快进入了“战斗”。在缺少先进经验的同时，第一设计院面临着一切从零开始的窘境。没有办公地点，就租下西苑旅社的几个房间；没有电子计算机，就用手摇式计算机代替；没有办公桌，就蹲在水泥地上画图。然而，这些困难并没有难倒科技人员，他们时而拿着笔，时而拿着手电筒，时而拿着老虎钳，夜以继日地为中国卫星设计雏形。

两个多月后，中国科学院第一设计院通过与院内外31个单位大力协作，完成了运载火箭结构的初步设计，同时做出了载有多种高空环境探测仪器及动物舱的两种探空火箭头部模型，为自力更生发展中国空间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造卫星，先取经

1958年8月，国务院科学委员会做出了《十二年科学规划执行情况的检查报告》。报告中指出：“发射人造卫星，将使尖端科学技术加速前进，开辟新的科学技术研究工作领域，为导弹技术动用后备力量。同时，大型的卫星上天，是洲际导弹成功的公开标志，是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集中表现，是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向高层空间发展不可或缺的工具。”卫星技术是尖端技术之一，中国希望制造出自己的人造卫星，就离不开相关的科技知识。

当时，中国在聚集人才和培养人才的前提下，全国上下掀起了“卫星热”，科技人员干劲十足，在短时间里提交了卫星、火箭的设计方案和构造模型。但是，只有这些还差得很远，具体到什么样的卫星适合发射，如何发射卫星等问题还是一窍不通，于是中国开始向第一个成功发射卫星的国家——苏联“取经”。

1958年10月中旬，中国科学院组织了大气物理代表团，团长赵九章，成员卫一清、杨嘉墀、钱骥和翻译杨树智一行五人乘飞机前往莫斯科，进行考察。“这次去苏联学习考察人造卫星和火箭方面的情况，一定要想办法多考察些地方，多学些成功的经验，回国后，要在这次考察的基础上，尽快拿出中国人造卫星的具体方案！”赵九章等人带着科学院领导的嘱托，开始了访苏之行。

中国代表团的几个人身负重托，他们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学习、生活背景互不相同，却有着共同的理想，为中国的卫星事业而奋斗。赵九章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留学德国，并于1938年获德国柏林大学气象学博士。1939年回国，担任西南联大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出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人造卫星的发射，是空间探测新的里程碑”，赵九章积极培植和推动了与空间探测有关的基础研究，为中国开展空间探测拓宽了道路。

比赵九章小十多岁的杨嘉墀坐在旁边，眼睛透过机窗眺望远方。他曾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哈佛大学研究生，之后又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进行生物物理学的研究。身处异国他乡的杨嘉墀听到了毛泽东的讲话，“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的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的先进水平”。听到祖国的召唤，杨嘉墀不顾一切地返回国内，进入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之后便担任了中国导弹、卫星等尖端自动化技术部门的负责人。

飞机降落在莫斯科时，代表团的成员们顿时感到了那里寒冷的秋意。苏方负责接待中国代表团的官员名叫安德烈，他为代表团安排好住宿后，热情地说：“大家一路辛苦了，今晚请安心休息。参观和考察的日程我方已有安排，明天就可以开始参观了。”

尽管如此，代表团成员们的心情难以平静。夜已深，五个人不约而同地来到住所的阳台，他们相互对视，似乎在用眼神交流彼此的心声，希望共同顺利完成莫斯科考察任务。

第二天一早，安德烈带领中国代表团乘车出发，进行参观考察。第一天，中国代表团参观了苏联天文台；第二天参观了空间电子所；第三天参观了老鼠试验生物舱……在莫斯科考察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国代表团还参观了莫斯科展览馆、科技展览中心、苏联科学院的应用地球物理所等单位和部门。同时，还看到了磁强计、质增计等空间物理探测仪器，以及振动、冲击、加热等空间环境试验设备。

在一个多月的学习考察期间，苏联在工业、农业以及能源交通和文化教育等行业取得的成果，使中国代表团大开眼界。特别是代表团看到苏联在科学技术领域所取得的成果，更是深受启发。

然而，此次考察的重点还没有落实，中国代表团还未参观过苏联认为较为核心的地方和场所。赵九章在一次与安德烈的谈话中提到：“安德烈先生，在这将近两个月的学习考察中，我们从贵国学到了不少宝贵的成功经验，对此我们深表谢意！不过，我们考察学习的时间很有限，你们能否尽快安排我们参观卫星设计研究院和卫星发射场，以便让我们对发射卫星建立一个直观的认识，也好让我们的卫星研制得以尽快投入。”

值得高兴的是，赵九章的要求得到了同意。几天后，中国代表团被邀请到苏联中央气象局的火箭大厅参观。大厅中央的平台上，摆放着一枚探空火箭的顶端部分，直径在1米左右。代表团的成员就站在距离火箭3米远的地方，他们认真地端详着这个蕴涵着尖端科技的部分，仔细聆听着苏联专家对火箭的讲解。

当中国代表团为能够参观火箭顶端部分而高兴的时候，心中还在想着没有见到卫星的事。于是，代表团成员经过商定，通过中国大使馆向苏联有关部门提出扩充新的考察内容，希望能安排一次考察卫星和发射场的活动。

结果却令中国代表团大失所望。等待了几天，苏方最终的答复是：中国代表团此次赴苏考察，不便安排卫星研制和发射场区等考察内容，希望中方给予谅解。而中国能做的也只有“谅解”二字，在考察期间，苏方的确以一位“老大哥”的姿态，热情地接待了中方代表团，并且允许参观和考察了诸多地方，用杨嘉墀的话说，就是“该看的都看了”。但是，重要的军事机密仍然要保留，可以说是无可厚非。

为期70天的考察临近尾声，苏方为中国代表团举行了辞行晚宴。席间，苏联专家对代表团成员诚恳地说：“发射卫星，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涉及到技术领域，需要雄厚的经济实力。根据苏联的经验，建议中国不要一开始就搞卫星发射，应该从探空火箭搞起，这样会更现实一些。”苏联科学家的建议是中肯的，代表团成员也从中深刻地领悟到一个道理：求人不如求己。

代表团带着参观和考察的成果回国后，根据中国国情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向上级部门提出了两点建议：第一，中国的空间技术要从小到大、由低到高发展；第二，中国发射人造卫星，一定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

困难中前行

莫斯科之行后，中国更加坚定了走自力更生的道路。

发射卫星，的确是一项繁复而庞大的系统工程，难度高的事情有很多：首先，要研制所有装在卫星上面的仪器。也就是说在地面上建一个平台，模拟高空真空环境，进行仪器运转试验。其次，进行生物上天试验，需要建立高空模拟实验设备，测试卫星上天以后仪器的运转情况。再次是卫星本体的一系列问题等等。

这些重任都落在了科学院的科技人员肩上，然而，自力更生的道路不但要承受白手起家的过程，还要经受来自外界的考验。1958年，中国航天事业刚刚起步，就遇到了罕见的三年困难时期。

一个民族，深陷饥荒，度日如年，还能否在尖端科技领域有所作为呢？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当机立断，做出“卫星还要搞，但是要推后一点，因为国家经济困难。”1959年1月21日，邓小平做出指示：“卫星明年不放，与国力不相称。”中国的卫星事业不得已减慢了速度。

虽然全国上下饱受饥荒之苦，但是科技工作者们依然坚守在岗位上，在艰难困苦的情形下，依然不甘落后，坚持挺进太空。

不久，中国科学院根据国情，调整了空间技术计划，提出“大腿变小腿，卫星变探空”的工作方向和“以探空火箭练兵，高空物理探测打基础，不断探索卫星发展方向，筹建空间环境模拟试验室”的具体方针，决定调整机构、停止研制大型运载火箭和人造卫星，把工作重点转向研制探空火箭上来。这次调整不是任务下马，而是着重打基础，先从研制探空火箭开路，开展高空探测活动；同时开展人造卫星有关单项技术研究，以及测量、试验设备的研制，为发展中国航天器技术和地面测控技术做准备。

所谓探空火箭，就是在近地空间范围内进行环境探测、科学研究和技术试验的一种火箭。它只携带科学仪器进行亚轨道飞行，具有结构简单、成本低廉、发射方便等特点。人造卫星及其运载火箭的分系统和部件，在被发射到太空之前，需要在地面进行一系列的试验。而地面是很难满足试验条件的，必须利用探空火箭进行飞行模拟试验，因此，探空火箭是发展空间技术中一种不可或缺的试验工具。

在任何一项科研工作中，技术力量和工业基础都是分不开的。为了把北京的技术和上海的工业进行结合，中国科学院和上海市商定，中国科学院第一设计院负责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总体设计的技术人员，于1958年11月从北京迁往上海，与上海市有关院校和工厂抽调来的技术人员、工人等，组成了中国第一个完全自主的从事火箭技术研制的单位——中国科学院上海机电设计院，专门负责探空火箭设计任务。杨南生任副院长，王希季任总工程师。

当时，37岁的王希季也是海外归国的学子，他出任总工程师后，把所有的精力和心血都投入到了探空火箭的研制上。当时，探空火箭在中国没有先例，也就意味着从设计、研制到发射全都没有参照，没有外援，必须自力更生，在困难中前行。回想起当年的苦日子，王希季历历在目：当时国家没钱，穷得叮当响。研制人员又年轻，平均年龄只有20来岁，既没理论又没经验。搞设计没电子计算机；搞试验没有试验场，就在日本鬼子留下的一个破碉堡里干。寒冬腊月，科技人员弄水和泥，搬砖抬石，全都当起了“泥瓦匠”。加上缺乏营养，不少同志都得了浮肿病，还常常饿着肚子干到深夜。

科技人员们用“苦日子”换来了新成果，1960年2月19日，中国第一枚自己设计研制T-7试验探空火箭（由固体助推器和**主火箭组成）终于竖立在了20米高的发射架上。发射场位于上海南汇县的一个老港镇上。在上海这个南方水乡，这里却是寸草不生，人迹罕至，气候恶劣。第一枚**火箭的发射过程，更是令人难以想象。地上的发电站，是由一台50千瓦的发电机，和顶部一张油布组成的。临时指挥所里没有电话，人员之间没有步话机，甚至连个喇叭也没有。发射命令就像是古时候的传令，一人接一人，一声接一声。

火箭发射之前，没有专用加注进推剂的设备，科技人员就找来自行车轮胎的打气筒做压力源；几个人用手转动天线，预备遥测定向天线，跟踪火箭。在如此简陋的设备下，火箭在一声令下后，竟然成功地起飞了。不可否认，飞行的高度令人惋惜——只有8公里。

这枚仅用三个月的时间研制出的中国第一枚主火箭，又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发射成功，虽然距离有限，但是这标志着中国在飞出地球，奔向太空的征途上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这短短的8公里，毛泽东称其“了不起”，他说，有了这8公里，就会有20公里，200公里。

中国航天事业的希望就从这8公里开始！1960年3月，科学院建立了代号为603的火箭发射试验基地。在那里成功进行了探空火箭和固体助推器串联起来的无控制火箭试验。第一枚火箭总长10米，直径0.45米，起飞重量1138公斤，可携带探测仪器25公斤，设计最大飞行高度60公里，于1960年9月13日首次发射成功。在此基础上，科技人员又进行技术改进，把火箭的最大飞行高度增加到115公里，箭头、箭体分离后分别用降落伞回收，这不但满足了气象探测，也为高空生物和地球物理探测创造了条件。

万事开头难，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发展人造卫星的问题逐步被提上了日程。1964 年6 月，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枚中近程火箭发射成功。同年10 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10月下旬，赵九章和几位科学家应邀参观了“东风二号”导弹的发射，那振奋人心的时刻久久回荡在赵九章的脑海中。从暂时放弃研制人造卫星开始，赵九章的心里始终惦记着此事，原子弹试验成功后，更是给他和整个华夏民族以动力。

于是，赵九章决心要推进人造卫星方案的制定，他连夜起草了一份关于尽快全面规划中国人造卫星问题的建议书，“在探空技术上，取得了一点初步成绩。但这仅是我国空间研究的开始，我们还必须再接再厉，努力取得更多的成绩。我国亟须进一步准备发射侦察卫星、通讯卫星、气象卫星等工作。这是我国科学上继原子弹之后的一个重大任务……”洋洋洒洒几千字，道出了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意义，同时对发射人造卫星的技术途径及需要已具备的条件进行了详尽的分析。

第二天，这份建议书被当面交给了周恩来。周恩来接到这份建议书的时刻，也就意味着中国延期研制人造卫星的事业即将转入正轨。无独有偶，鉴于中国的航天科学技术在单项课题研究和试验方面取得了的一系列成就，时任国防部五院院长的钱学森，于1965年1月5日提出了早日制定中国发展人造卫星计划的建议。

1965 年1 月，中央批准了研制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计划，代号就以钱学森提出建议的时间而定——“651工程”。4月，国防科委集中各方面的意见，提出了《关于研制发射人造卫星的方案报告》，提出在1970年或1971年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设想。卫星主体由中国科学院负责研制；运载火箭由七机部负责研制；地面观测、跟踪、遥测等系统的研制以中国科学院为主，四机部配合。8月，中央专委第13次会议，将这项工作列入国家计划，并确定由简到繁、由易到难、由低级到高级、循序渐进、逐步发展的方针。接下来的首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研制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及其运载火箭。

1965年5月31日，中科院正式成立卫星本体组、581组、轨道组、生物组和地面设备组，并计划在6月10日前拿出第一颗人造卫星方案设想和卫星系列规划轮廓。

十天的时间，对于科学家们是一个严峻的考验，由何正华、潘厚任和胡其正组成的三人组开始了夜以继日的科技攻关。最终，他们没有辜负国家的期望，在十天内拿出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初步方案：三张图，一张表，卫星外形图、卫星结构布局图、卫星运行轨迹图以及卫星分系统组成表。卫星的外形呈近似球状，向外伸出四根鞭状天线。在卫星内部，装有探测仪器，可以探测地球大气层外的空间物理环境。

初步方案拿出来后，给卫星起名字就成了问题。当时，负责画卫星结构图的何正华提出给卫星命名为“东方红一号”，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初步方案和名称上报中央后，很快得到了批准。之后，又经过两个月紧锣密鼓的准备，中科院受国防科委委托于10月20日至11月30日主持召开全国各有关单位参加的“651会议”。会上全面论证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的方案，把实现目标归结为12个字：“上得去、抓得住、听得见、看得见。”

会议结束后，中央立即组建了“651”设计院和“701”工程处。前者负责卫星本体的设计研制和总体协调；后者负责地面跟踪台站的总体设计和筹建。卫星本体、各分系统、地面台站选点等工作全面铺开，另外，在全国各地安排落实了近200个预研和试制项目，大到分系统、小到元部件，“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工程研制工作全面展开。

正当卫星研制的关键阶段，1966年全国刮起了“**”的风暴，“东方红一号”的倡导者、“651”卫星设计院院长赵九章被“打倒”。为确保卫星研发的顺利进行，聂荣臻、叶剑英、朱德、陈毅、徐向前、刘伯承、贺龙、林彪八大元帅于1967年1月22日夜召开秘密会议，联名上书毛泽东，保证科研机关不再受到“文革”的冲击。

此后，毛泽东在《中央军委命令》（即“八条命令”）上作了批示，命令明确规定了军以下单位坚持正面教育，不搞“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针，不准串联，不准抄家，不准冲击军事领导机关，等等。接着，中央决定对中科院实行军事化管理，使几近停滞的卫星研制在形式上有了保障。

接着，中央很快抽调力量组建新的机构集中搞人造卫星。中科院所属的“651”卫星设计院、自动化研

究所、力学所、北京科学仪器厂等十余家科研单位以及当时的七机部部分骨干一起组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随着“文革”之风愈演愈烈，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日益艰难，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既要克服技术难题，还要排除动乱的干扰。

除此之外，在没有任何卫星研发经验可供参考的情况下，难题接踵而至。有一次深夜，钱学森把潘厚任等人叫下去，问：“卫星放到天上到底能不能看见？”潘厚任回答：“这个星的直径1米，亮度相当于7等星，在天气、光线都好的情况下，人的肉眼最多只能看到6等星，也就是基本看不见7等星。”

“看不见”变成了大问题。为了让大家看到，科学家们在火箭上动了脑筋。他们在末级火箭上加了一个特殊材料制成的‘围裙’，卫星上去之后，末级火箭脱离，“围裙”撑开有几十米，大面积反射太阳光，与卫星一前一后，速度轨道差不多，很容易看到。

“看不见”的问题解决后，接着要排除“上得去”的困难。发射卫星，主要靠火箭的动力。而要把人造卫星送入到预定的轨道，必须克服地球的引力，这需要强大的动力。人造卫星不仅要穿越大气层，要飞离地球表面200多千米，而且要把卫星加速到7.9 千米/秒的第一宇宙速度以上，才能把卫星送入预定的地球轨道。因此必须研制多级大推力火箭，每级各飞一程，逐级加速，最终使火箭末级上的卫星达到宇宙速度，才能进入预定轨道。

1966年1月27日，根据国防科委的要求，七机部确定：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运载火箭的第一、二级选用正在研制的两级**燃料火箭，有关改变飞行程序的弹道计算工作由一院承担；运载火箭的总体抓总、末级总体及总装由八院承担；末级（即三子级）固体发动机由四院负责研制。1966年5月，中国第一枚运载火箭命名为“长征一号”。

“长征一号”是中国的第一种三级火箭，第一、二级为**火箭，第三级为固体火箭。火箭起飞重量81.6吨，起飞推力1100千牛，直径2.25米，全长29.45米，运载能力为300公斤（440公里圆轨道）。

1969年4月9日，为保证全弹试车的顺利进行，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并召见七机部有关人员，进行耐心细致的工作。他明确指出，试车是关系国家荣誉的大事，任何人不得干扰。5月19日，终于取得一、二级试车成功，6月4日，完成了二级试车。

7月，周恩来连续主持研讨生产情况，决定派钱学森全权处理有关火箭试车事宜，并要求把参加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研制工作的29 个单位和3456 名工作人员的花名册报总理办公室存查。同时，要求所有参加这一工作的人员都要服从指挥，坚守岗位。为了不耽误科研生产的进度，中央专委还为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关键、短线项目开具特别公函，也就是说，无论火箭研制工作需要哪方面的援助，到全国各个地方都能畅通无阻。

为了让卫星上天后“抓得住，测得准”，长征一号火箭上装了三套飞行测量系统和两套安全自毁系统，以传输飞行中各系统工作的信息和火箭运动参数。如果，卫星在飞行中发生故障，就可以根据地面指令或火箭上的自毁指令在空中把火箭炸毁，以保证航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中国的卫星事业，走过了三年困难时期，经历了“**”的洗礼，在困难中前行，一步步走向胜利。“东方红一号”研制成功，“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时刻待命，这一切都在预示着中国将叩响太空之门。

万事俱备

早在1958年冬季，由炮兵司令员陈锡联、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等组成的勘探小组，对中国的东北、华北、西北七个预选地区进行了一番空中和陆地的艰苦勘察，最终选定甘肃酒泉以北的戈壁滩作为中国第一个导弹卫星发射试验场。该地区属内陆及沙漠性气候，地势平坦，人烟稀少，全年少雨，白天时间长，每年约有300天可以进行发射试验，是个绝佳的发射试验地区。

在工程兵、铁道兵、特科工程队、通信兵、汽车运输部队等近十万人的大力协作下，经过12年的建设，酒泉成为了中国建设最早，规模最大的卫星发射中心。1970年4月1日，当载着两颗“东方红一号”卫星和一枚“长征一号”火箭的专列，缓缓驶入站台的时候，驻守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人们，欢呼雀跃，热泪盈眶。此时的酒泉已不再沉寂，而是即将见证卫星升空的丰碑。

在卫星发射之前，有一项很有挑战又极富意义的事情，那就是让卫星在太空中唱响《东方红》。早在“东方红一号”卫星方案讨论时，卫星总体设计部就曾提出一个特别的设想：让中国的第一颗卫星发出有别于苏联、美国、法国的信号。这个想法为卫星的信号音开了一个先河，然而，究竟选择什么样的声音最适合呢？

当时，《东风红》这首乐曲已深入人心，并且极具社会主义特色，能够真正地代表中国的那个时代。最终，中央批准了选取《东方红》的方案。《东方红》全曲共16小节，若全部播放完成，需要40秒的时间，上级果断决定截取“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前8个小节。在“东方红一号”中，装有一台程序控制的无线电发射机，通过这个装置可以向地面不断发射《东方红》乐曲。

即将在首颗卫星上播放的《东方红》的演奏方式极为特别，选用了中国古代编钟演奏。然而，乐曲需要短波才能及时发回地面，为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耗资购置了短波接收设备，以接收短波信号，再转换成中波频率，传向全世界。

《东方红》的曲调在科技人员心中回荡，期待着最终发射卫星的日子。在这期间，气象工作人员都在时刻关注天气情况，为试验基地提供及时准确的天气预报。由于“东方红一号”发射轨道的特殊性，所以对气象预报的要求更高。卫星要从海南上空入轨，要保证不能有雷电；当卫星飞经北京时，要保证天空晴朗，让人们清晰地看到它。

因此，保证两地的天气状况良好，是个大问题。4月23日，在气象局的一次会议上，气象员分析：近期，只有4月24日是好天气，也就是明天。时任基地气象室主任的彭凤绍总结道：“根据现在的分析判断，明天北京是好天，海南也没有雷电，只有发射场区有高云。” 也就是说，24日的天气属于复杂的“转折天气”。所谓转折天气，就是天气在当时转向好的一面，高云就能按时散去；相反，如果天气转向坏的一面，恐怕会影响火箭的发射。而气象预报员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时刻观察天气变化。

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测，卫星升空的时间被定为4月24日。

飞向太空——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

1970年4月24日，酒泉卫星发射基地。

当天的天气正如气象预报员说的一样，发射基地上空布满高云（由细小的冰晶组成）。根据气象专家的预测，高云将在半个小时以后慢慢减弱，到临发射前半个小时会完全消退。然而，漫天的高云能否真的能在一个小时内消散，很多人对此表示怀疑。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发射人员焦急等待高云散去时，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卫星上的应答机对地面发去的信号没有反应，这将会影响到对卫星跟踪测量的精度和轨道预报的准确性。总指挥李福泽立即向中央专委报告，建议推迟发射，查明故障原因。周恩来总理接到报告后，指出“必须把应答机的问题解决好”！并同意推迟发射。

经检查，卫星没有出现任何状况，而是地面设备的某个接头松动了。故障排除后，表盘的时针停留在21点5分的位置，一切准备就绪，指挥员下达了“30分钟准备”的口令。紧接着，喇叭里传来“全体人员撤离现场！”的命令。此刻，令人兴奋的是，万米高空，无声地露出了天际的本色，厚厚的高云如约退去，满足了发射卫星的气象条件。

21点34分，“0”号发射指挥员杨恒站在潜望镜前，下达命令：“一分钟准备！”设备开始倒计时，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戈壁之上寂静无声。

21时35分，基地第一试验部发射团操纵员胡世祥在“点火”的命令下达的同时，按下点火按钮，瞬间，“长征一号”载着“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离开发射台，徐徐上升。运载火箭喷出长达几十米的火焰，明亮照人，直奔东南方而去。火箭的速度越来越快，直冲云霄。

“长征一号”火箭发射后，全球有人居住的地方几乎都能看到它的身影。沿着这条航道，火箭第一级坠落在甘肃，第二级坠入中国南海，第三级则在广西西北部上空把卫星加速达到第一宇宙速度后同卫星一起进入轨道。

5分钟后，卫星进入南方入轨测区，湘西站首先发现目标，接着南宁、昆明、海南站也相继发现并跟踪到了卫星的轨迹。当卫星通过北京上空时，人们争相眺望。15分钟后，各观测跟踪台站几乎同时向控制计算中心报告：“星箭分离，卫星入轨！”卫星运行轨道距地球最近点439公里，最远点2384公里，轨道平面和地球赤道平面的夹角68.5度，绕地球一周114分钟。卫星重173公斤，用20.009兆周的频率，在太空中唱响《东方红》。

现场人群顿时沸腾起来，尽情地欢呼，跳跃……当时，人们的脸上挂着泪花，相互拥抱，难掩激动的神情，正如胡世祥说的“眼泪就让它自然流吧，没人去擦它”。

此刻，毛泽东正在电话机旁焦急地等待，当他得知卫星发射成功的消息后，高兴地连声说“好”，接着说“准备庆祝”！

4月25日下午，新华社受权向全世界宣布“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新闻公报一发表，举国欢庆！北京灯火通明，锣鼓喧天，彩旗招展，鞭炮鸣起，到处喜气洋洋。与此同时广播、电台和报纸，纷纷报道这则喜讯，关于“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的《人民日报》号外被广大市民争相购买。

对于“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成功发射，新加坡《民报》说：“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从天外飞来的音波，不但震荡了举世的人心，也使美、苏两国闻之相顾失色。”

继苏、美、法、日之后，中国成为了第五个把卫星发送上天的国家，“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发射，开创了中国航天事业的新纪元。此后，中国又进行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发射试验，从而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回收卫星技术、第四个掌握一箭多星技术、第五个能独立发射同步通信卫星的国家，终于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了一席之地。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