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城市、经济篇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农村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之后，又将目光瞄准了城市：“改革要从农村转到城市！”
由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走上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胜利之路。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1979年初春，冬去未远，寒意还不时地侵袭着中国的大地。
这一天是农历大年初一，忙忙碌碌的人们也许没有发现，这天下午3点5分，上海电视台播放了一条广告——“参桂补酒”。
事实上，这是中国电视史上的第一条商业广告。但由于当时电视机尚未普及，这条用16毫米彩色胶片摄制、长度为1分30秒的广告，并没有给人们留下太多的印象。
但是，一些**的人已经意识到了中国正在进行的变化。这一年，北京和平门的烤鸭店及前门、王府井分店，又重新挂上了“全聚德”烤鸭店的老字号招牌。这一年，可口可乐悄然回到了中国，已经有外国商人试着进入了这个东方最庞大的市场。这一年，“允许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口号点燃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强烈渴望。
事实上，这种变化早已在农村生根发芽。在江苏省江阴的华西村，不时传来阵阵“叮叮当当”的敲击声。一位名叫吴仁宝的“农民政治家”以其特有的精明和务实，早在高调学大寨的同时，悄悄带领社员办起了小五金厂。
在浙江萧山，一个名叫鲁冠球的人依靠向农民提供一些小农具、小配件，经营起了一家小小的农机厂。1971年，他率先根据劳动量发放工资，实行计件工资制。而直到1978年，才有少数国营工厂小心翼翼地试验这种分配制度。
农村的经济体制变化渐渐随着知青的大量返城被带到了城市。1979年春，下乡知青大量涌向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各大城市亟待安排就业的人员达到了800万，吃饭、住房等纷纷告急。在这种形势下，终于有人“铤而走险”，干起了在当时地位颇为低下的个体户。
1979年，知青容志仁回到广州，成为当时成千上万回城待业知青中的一员。为了生计，他下定决心干个体户。原本学美术的他想开家工艺美术店，但遭到众多朋友的反对——这儿普通老百姓住的多，工艺品能有什么消费？倒是这一带有六七个中小学校，而当时国营饮食店网点很少，服务也不好，大批中小学生每天上学没有吃早餐的地方。在街坊的劝说下，容志仁便做起了经营早点的小吃店生意。
100元是他创业的全部基金，文化站借桌子，街坊师傅教做肠粉，只有几平方米的“容光小吃店”在左邻右舍的帮助下在西华路上开张了。容志仁回忆说，当时大家都不愿意干个体户，整条街摆摊的都很少。
当时的肠粉和粥都是一角一碗，但很多学生却想两样都吃，但这样一来又太贵了，而且也吃不完。于是，有个小女孩要求容志仁把粥和粉份量减半，搭配成为一份，这使容志仁灵机一动，推出了后来响彻羊城的学生餐。“每位一角，有粥有粉”，这是当时全城最便宜的早餐，恐怕也是后来“搭配式”快餐盒饭的萌芽。容光小吃店由此一炮打响，生意红透西关几条街。
在北京前门，一名叫尹胜喜的年轻人主动放弃了大栅栏街道办事处的“铁饭碗”，靠着几千元的贷款，领着几名待业青年办起了北京大碗茶青年茶社。当时，北京连一家茶馆都没有。尹胜喜就这样从两分钱的大碗茶开始了创业路。
在温州，19岁的章华妹在父亲的帮助下做起了小生意。一张小桌子放在自家门口，几毛钱的日用品，摆点纽扣、纪念章、手表表带等，就是如此简单。1979年11月，章华妹的店铺“开张”了。后来，他们开始自己加工，然后拿出来卖，以致周围的一些人也学起了章家。
“即使在温州，当时人们也是都看不起做小买卖的，羡慕集体企业、国企，我的一些同学看到我做买卖都觉得自己害臊，他们把脸都转过去了！”章华妹回忆说，当时自己也总感觉头都抬不起来，但是做了一段时间，发觉每天还有几块钱进账，感觉特别高兴：“人家上班赚钱，我也是赚钱啊！想开就好了！”
当时，温州的鼓楼工商所刚刚成立。一天，工商部门的人找到章华妹，说现在对做生意放开了，可以去领一个营业执照过来。“自己门口卖东西还要什么执照？”章华妹回家跟父亲商量，父亲经验比较丰富，马上就让她去申请领一个，并告诉她：这个执照对我们以后的生意会很有用。
1980年12月11日，章华妹从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领到了营业执照——工商证字第10101号。让她想不到的是：这张用毛笔填写并附有照片的营业执照，竟然成为中国第一份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她本人则成为中国第一个工商个体户。
拿到了执照，章华妹觉得自己有国家政策依靠，以后再也不用偷偷摸摸地做生意了。从此，她的生意开始越做越好。章华妹回忆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中国第一个工商个体户’身份是一种象征，是敢为天下先的温州人率先发展个体经济、民营经济的象征。”
在辽宁，青年姜维从战斗了11年的部队回到大连市，那会儿中国正在拨乱反正。等待了漫长的8个月，大连复转军人安置办公室迟迟没有给他安排工作，姜维萌生了干个体的想法。卖点什么呢？卖羊肉汤试试？当时买一只羊是14元钱，用大桶煮好后，一碗卖2元钱，兴许也能赚点钱。要不给游人照相看看？姜维在八一电影制片厂学习过一段时间，摄影技术应该说没有问题。
“留城当个小青工，一沓钞票捏手中，早早找个好对象，甜甜做个安乐梦。”当时，城里年轻人的理想十分现实：能在国营单位找个饭碗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所以当姜维要干个体时，父母极力反对，认为干个体就跟没职业一样，再等等或许会等来工作。但姜维的妹妹支持他，悄悄把做临时工挣的400元钱给了他。多年后，姜维还记得这400元钱是妹妹用一条花手绢包着送到他手里的。
姜维用这400元钱买了一台120“海鸥”相机、一台洗印机、一台放大机。选择大连动物园门口作为摊亭位置，他让当时誉为大连的十大书法家之一的沈延毅先生为摄影摊亭题了一个匾——“照照看”。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姜维起这样的名字是别有用意的，因为没有人认为干个体是光彩的职业，他们是以疑惑的眼光看待个体户的，起名“照照看”，就是让人们试探性地到这里来消费，照相不满意没关系，可以重新照。
1980年底，“照照看”摄影摊亭在最寒冷的一天开业了。一个熟人路过，姜维害怕地躲在树后，这位朋友还是发现了他，说：“你躲什么？这没有什么丢人的。你比我强，你看我，在单位呆着并不舒服，人际关系不好处；在家里吧，每天只能喝二两酒，多一两也不行，为什么？没钱！多一两就透支了。你多好，自在灵活。”姜维听了，心里感到透亮了许多。
后来，胆大心细的姜维用心经营，照相摊的生意也越来越好。1984年4月13日，姜维成立了中国第一家私营企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向姜维颁发了中国第一家私营企业的营业执照。1984年8月10日，姜维作为中国第一家私营企业与外商合资创办了光彩实业股份公司。
198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发布。决定中明确指出“城镇青年就业是国民经济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今后在调整产业结构的同时，必须着重开辟在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中的就业渠道”，并提出“引导、鼓励、促进、扶持”的八字方针。
同年，全国个体户达到261万户，从业人员320万，极大地解决了城镇就业问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个体经济春天的完全到来，中国依然未能完全摆脱意识形态的阴影。
1981年之前，国家的政策一直是鼓励个体经济向前发展。例如在1980年10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开展和保护社会主义竞争的暂行规定》，提出“允许和提倡各种经济形势之间、各个企业之间发挥所长，开展竞争”。
但是，从1981年开始，由于中央财政出现困难，国营企业改革推进乏力，而刚刚萌芽的民营力量开始形成了一种新的经济力量。此时，国家对国营企业的保护和对民营企业的遏制，成为了一种本能性的政策反应。个体经济开始遭到严厉整顿，个体户、乡镇企业与大中型国有企业争夺原料的行为、贩卖工业品等行为被严格禁止。甚至于在1981年初，国务院两次发出紧急文件指示“打击投机倒把”。
对于这股寒流，摆照相摊的姜维至今印象深刻。他回忆说那时国营照相馆照坏了没人管，个体户照坏了就要查办。执法部门对个体户的营业执照说没收就没收。
这一番举动让刚刚活跃起来的个体经济“经了霜”。在温州，原本红火的工厂关门了，商店收摊了，初尝经商甜头的人们自危起来。
市场的负面效应使民营经济的成长势头大为延缓，特别是先行的浙南和珠江三角洲地区。1980年温州市工业的增速是31.5%，到了1982年不仅没增长，反而下降了1.17%。
面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心急如焚。1983年1月12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说：“现在放得还不够，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勤劳致富是正当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大家都拥护的新办法，新办法比老办法好。总之，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
继邓小平讲话之后，1983年8月30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和300多名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的代表座谈，主题则是《怎样区分光彩和不光彩》。
“究竟谁光彩呢？必须有个明确的标准。凡是辛勤劳动，为国家为人民做了贡献的劳动者，都是光彩的……请同志们回去传个话，说中央的同志讲了，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广大劳动者不向国家伸手，为国家的富强，为人民生活方便，做出了贡献。党中央对他们表示敬意，表示慰问。”
胡耀邦总书记的话可谓是一锤定音：从事个体劳动是光彩的。
这一天，无数人守在收音机前听到了总书记的讲话，而这一天也成为了许多个体户终生难忘的日子。姜维回忆说：“那个感觉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昨天还说我们扰乱市容，今天总书记就说我们是光彩的，一下子有了做人的尊严。总书记的讲话给了我一种力量，让我有了新的生命和新的感觉。我们一帮从事个体经营的哥们买卖也不做了，拿着报纸整整一个早上一边念一边哭。”
民营经济再次迎来了春天。1984年，容志仁出席了广州市个体户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会议通过了广州市《个体劳动协会章程》，容志仁在会上被选举为广州市个体劳动者协会会长。
同样是在1984年，姜维的“照照看”摄影摊扩大成了“姜维影书社”，并且经国务院特批成立了中国第一家私营企业——中国光彩实业有限公司。
1988年，尹盛喜的大碗茶渐渐有了名气。他创办了改革开放之后北京第一家京味茶馆——老舍茶馆。此后，一曲《前门情思大碗茶》更将大碗茶的传奇传到了五湖四海。
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在国家的扶持下，个体经济发展速度不断加快。至2011年，全国注册的工商个体户已达3756.47万户、注册资金1.62万亿元、从业人员7945.28万人。
目前，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企业已占中国企业总数的70%以上，产值占GDP的60%以上，从业人员和提供新增就业岗位分别占全国总量的80%和90%以上，流动人口大多数在非公企业就业。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力量，成为推动地方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国企改革
当农村改革起步之时，在城市同步进行的是经济改革的试点工作，国营企业是城市改革的重点。
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国营企业被认为是独立的利益主体。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用什么方式生产，都要由计划部门决定。原料由国家供应，产品由国家包销，利润全部上缴国家，用钱必须再向国家申请。企业没有自主权，生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全靠自觉。
在当时有这样一个例子。1956年夏天，上海的天气十分炎热。某企业为了不影响生产，决定采取一些降温的措施。那时的降温措施比较简单，主要是风扇、鼓风机之类的。
但是，即使是这样的措施，企业也没有自主权，要经过层层报批。这个企业经过了11个部门的审批，盖了11个章。等到最后的手续办完，夏天已经过去了。这看起来好像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却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对企业管得过多过死、企业没有自主权的典型例子。
扩大企业的自主权是增强企业活力的关键。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主要围绕着如何增强企业活力展开。为此，全国各地进行了许多有效的探索。
1978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选择了不同行业具有代表性的重庆钢铁公司、成都无缝钢管厂、宁江机床厂、四川化工厂、新都县氮肥厂和南充丝绸厂6家地方国营工业企业，率先进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
虽然当时对企业如何改革尚无系统的做法，但四川省委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通过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进一步解放生产力。
四川省国企改革的主要内容是逐户核定企业的利润指标，规定当年的增产增收目标，允许在年终完成计划以后提留少量利润，作为企业的基金，并允许给职工发放少量奖金。虽然只是微不足道的小小权利，却在当年第四季度计划的超额完成中收到了预想不到的效果，并显示出了巨大的潜力。四川省的“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成为国有企业改革乃至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起步的标志。
有鉴于在前期试点改革中取得的成绩，1979年1月31日，中共四川省委发出《关于地方工业扩大企业权力，加快生产建设步伐的试点意见》，把试点的工业企业由6户扩大到100户，同时在40户国营商业企业中也进行了扩大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试点。
四川省扩权试点这一阶段的主要做法是：在计划管理上，允许企业在国家计划之外，可以根据市场需要自行制定补充计划，对于国家计划中不适合市场需要的品种规格也可以修改。在物资管理上，除少数关系国计民生的产品、短线产品和炸药等危险产品仍由国家统购统配外，大部分生产资料可以进入市场，企业与企业之间可以不经过物资部门直接订立供货合同，也可以在市场上采购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企业也可以自销一部分产品。在国家与企业的利润分配上，在保证国家利益的前提下，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经营的好坏分享一定的利润，并可用于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集体福利和职工的奖金。在劳动人事管理上，企业有权选择中层干部，招工择优录取和辞退职工。
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措施，给企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到1979年底，四川省84户试点工业企
业比1978年工业总产值增长14.7%，利润增长33%，上缴利润增长24.2%。四川的经验，对全国工业企业产生了极大的震动。继四川之后，云南、北京等地也相继对所属的地方国营工业企业进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
1979年，为了规范迅速推开的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国务院颁发了有名的第一个“扩权十条”，即《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同时颁发的，还有《关于国营企业利润留成的规定》、《关于开征国营企业固定资产税的暂行规定》、《关于提高国营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折旧率和改进折旧费使用办法的暂行规定》、《关于国营工业企业实行流动资金全额信贷的暂行规定》等5个文件。这5个文件是改革开放以来关于企业改革的第一批文件，对各地的企业改革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在企业改革大潮的推动下，一些相对灵活的中小企业，特别是国有地方企业悄悄地试验了起来，并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1983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了新华社播发的一则1700字的消息，这篇题为《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步鑫生》的专题报道这样写道：
浙江省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努力创新的精神值得提倡。其主要经验是：甩掉产品包销的拐棍儿，自己到市场上创牌子，闯路子，以三新（款式新、衣型新、装潢新）一快（转得快）取胜，大胆改变现行制度。
报纸宣传成功的企业家，当时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这篇普通的报道也会很容易淹没在企业报道的汪洋大海中。但是，无论是采访报道的新华社记者童宝根还是步鑫生本人，都不会想到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的一个风云人物已然登场，这一切都源于报道之上那一段引人注目的“编者按”：
对于那些工作松松垮垮、长期安于当外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企业领导干部来说，步鑫生的经验当是一剂良药，使他们从中受益。
熟悉中国政治的人都知道，《人民日报》头版的“编者按”，几乎就是党中央的政策精神，很多文字甚至就是出自于最高领导人之手。事实上，上述的这段“编者按”就来自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
步鑫生一夜成名，这个只有小学文化的裁缝后裔与他执掌的中国浙江海盐衬衣厂开始广为人知。后来有人形容说，“这是一个裁缝的神话”。
步鑫生，解放初在上海做裁缝，后来回到家乡浙江省海盐县武原镇开了一家裁缝铺，经营日渐扩大，后来担任了海盐县衬衫总厂的厂长。在步鑫生接手之前，海盐衬衣厂是一个只有300多名职工的小厂，当时全场的固定资产净值2.2万元，自有资金不足5万元，年利润5000元。
步鑫生到任后，发现惨淡经营的厂子已经濒临破产，仓库里堆满了卖不出去的衬衫，工资发不出来，老工人的退休金没有着落，整个工厂人心涣散，可以说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
当上厂长的步鑫生坚信“不改革就没有出路”，连续“烧了几把火”，终于将职工的心重新凝聚起来了。刊发报道的新华社记者童宝根后来回忆道：“他对于过去那种‘大锅饭’、‘铁饭碗’的旧体制深感不满，利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机会，作了一些大胆的改革尝试，使企业得到迅速发展。他对外努力搞活经营，到市场上去竞争，以品种多、花色新的优势在大上海取得了一席之地。在企业内部，他改革了分配制度，按职工劳动实绩进行分配，并从生产实际出发制定了一整套严格的管理制度，生产现场管理也颇具特色。”
1978年，海盐衬衣厂总值比1977年增长74万多元，税利增加了11万多元。1981年过后，海盐衬衣厂新建了4个车间，新招收工人100多人，订货量达到100万件。这一年，全场工业产值达1028万元，一跃成为浙江省衬衣业的领头羊。
显眼的成绩，中央高层的肯定，以及随之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使步鑫生的名字迅速传遍大江南北，成为当时“全国最为知名的厂长”。
参观工厂的人员络绎不绝，步鑫生一时成为各地争相学习的楷模。一些企业家参观归来，总结经验，认为步鑫生之所以能成功，最重要的一条是他敢于打破现行体制的束缚，企业有决策权，敢干。后来与步鑫生并称为“南步北马”的马胜利就宣称：我是学了步鑫生的事迹才搞起改革来的。
1984年，上级给石家庄造纸厂下达了一个17万元利润的指标，要求企业扭亏为盈。虽然石家庄造纸厂是一个拥有800多人的大厂，但当时的厂领导却不敢接下来，讨价还价说还得亏损10万元。
这年3月28日，石家庄造纸厂门前突然出现一份《向领导班子表决心》的“决心书”：
我请求承包造纸厂！承包后，实现利润翻番！工人工资翻番，达不到目标，甘愿受法律制裁。我的办法是：“三十六计”和“七十二变”，对外搞活经济，对内从严治厂，关心群众生活……
这张“决心书”的作者正是该厂46岁的业务科长马胜利。
这份《决心书》意味着国有企业经营第一次进入了自主的初级市场选择。上级主管部门支持了马胜利的想法，决定开一次答辩会，要求马胜利“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
答辩会上，马胜利把承保措施和生产计划摆了出来：他要改变产品结构、原料结构。《人民日报》报道棉花大丰收了，马胜利认为，新棉花丰收，老百姓就会换旧被套，工厂就可以回收旧被套做纸。棉短绒2000多元一吨，旧棉被套也就200多元一吨，一下子就可以将成本降低十倍。
在场的领导对马胜利的计划又惊又喜，王葆华等市领导拍板鼓励马胜利承包。合同规定：如果完成了承包任务，超额部由分马胜利提取10%，出现亏损就地免职。
业务科长出身的马胜利主要在产品结构和销售激励上下了工夫。造纸厂生产的是家庭用的卫生纸，马胜利根据市场需求，把原来的一种“大卷子”规格变成了六种不同的规格，颜色也由一种变成三种，还研制出“带香味儿的香水纸巾”。一系列的措施让厂子顿时有了活力。结果，承包第一年就为厂里盈利140万元，承包4年，利润增长21.94倍。
“马承包”一下子红遍了全国。1985年7月26日，中国的各大报纸都刊登了新华社的长篇通讯，题目是《时刻想着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好厂长马胜利》。
有着“南步北马”之称的改革急先锋步鑫生和马胜利，他们的事迹虽然只是闪耀一时，可是回想起来，依然令人心存敬佩，正是当年他们“摸着石头过河”的勇气，才开创了国营企业一个崭新的改革年代。
“基础路线动摇不得”
1987年10月25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参加这次大会的正式代表有1936人，特邀代表61人，代表着当时全国的4600多万名党员。
邓小平主持了大会开幕式。大会的政治报告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可以说，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的突出贡献之一，就是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并确立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党的基本路线，也称“中国共产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党的“十三大”将基本路线表述为：“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这条路线的简明概括。“一个中心”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由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决定的。
“两个基本点”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国的立国之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坚持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强国之路。要从根本上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此相适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其他领域的改革。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改革开放应当大胆探索，勇于开拓，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在实践中开创新路。
党的基本路线就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路线。中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集中到一点，就是毫不动摇地坚持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1989年国内政治风波发生以后，党内外一些人乘机兴风作浪，攻击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妄图重新回到计划经济的传统轨道上去。
尤其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到了重大挫折。严峻的事实发人深思：今后世界将走向何方？社会主义的命运会如何？中国今后怎么办？
一时间，西方敌对势力大肆宣扬“共产主义溃败”，采用政治手段向中国施压，同时进行经济封锁。西方国家的“制裁”不但使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外交形势，也加重了国内的经济困难。
在1992年之前的一段时间里，一种沉闷、压抑、疑虑、无所适从的气氛笼罩着整个中国。从1989年下半年起，“听说改革开放要收一收，该抓阶级斗争了”，“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根源，经营机制是资本主义的”，“听说中央要取消个体户了”等流言四起。
疾风知劲草，在压抑的政治空气下，一些人动摇了。有人开始跳出来指责经济特区是和平演变的温床；有人认为市场取向就是资本主义取向，市场化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要内容；也有人认为企业承包会瓦解公有制经济，引进外资是甘愿做外国资产阶级的附庸；甚至有一些人主张放弃四项基本原则，走“西化”的道路。党内和一部分干部群众中一度出现了对改革开放政策的模糊认识，甚至出现了姓“社”姓“资”的争论。
1991年2月15日，农历大年初一，《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署名为“皇甫平”。评论文章的题目是《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这篇评论以满腔的**歌唱改革开放。随后，皇甫平又相继发表了《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扩大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等文章，针对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皇甫平大声呼吁：何以解忧，唯有改革。
当年，皇甫平的这四篇文章被称为“羊头四论”，它们反映了邓小平思想的精神，发出了改革的强音。但遗憾的是“羊头四论”推出后，除了当年4月《半月谈》杂志发表评论文章公开称赞外，其他媒体大多沉默不语。
随后，在最后一篇文章发表后的第三天，一篇名为《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的文章在一家期刊上发表，这篇文章直接将矛头指向了皇甫平。到了年底，这场争论愈演愈烈，一些报刊发表了许多上纲上线的批评文章。
关键时刻，邓小平力排众议，提出必须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走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强调了党的基本路线的重要性，并指出：“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也不能改”，“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同年10月，基本路线被写入党章。
可以说，正是坚定的坚持和贯彻了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才有了中国后来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确立。
股票市场的实验
股票，是指股份公司在筹集资本时向出资人公开或私下发行的、用以证明出资人的股本身份和权利，并根据持有人所持有的股份数享有权益和承担义务的凭证。
股票至今已有将近400年的历史，它伴随着股份公司的出现而出现。随着企业经营规模的扩大与资本需求的不足，要求以一种方式来让公司获得大量的资本金。于是，产生了以股份公司形态出现的，股东共同出资经营的企业组织。而股票市场的发展最终又促进了股票融资活动和股份公司的完善和发展。股票最早出现于资本主义国家。
世界上最早的股份有限公司制度诞生于1602年在荷兰成立的东印度公司。股份公司这种企业组织形态出现以后，很快为资本主义国家广泛利用，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企业组织的重要形式之一。1611年东印度公司的股东们在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所进行着股票交易，并且后来有了专门的经纪人撮合交易。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所形成了世界上第一个股票市场。
近代中国最早的股票出现于1920年。
1916年，孙中山与沪商虞洽卿就共同建议组织上海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拟具章程和说明书，呈请农商部核准。1920年2月1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在总商会开创立会。同年6月，农商部批准在上海设立证券物品交易所，运作模式引用日本所，还聘请了日本顾问。
1920年7月1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采用股份公司形式，交易标的分为有价证券、棉花等7类。这就是近代中国最早的股票。
新中国的股票市场是随着国企改革的探索而产生的。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幕正式拉开，股份制也在这个时候进入了试点阶段。
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内地还处于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对于颇有资本主义色彩的股票市场，很多人连想都不敢想。
内地恢复证券交易的动因，还要从香港股市说起。正是因为1977年后内地的改革开放，香港经济得到刺激，股市才开始大涨。或许是受到香港股市繁荣的启发，内地证券市场也渐渐开始了萌动。有香港这么一个成熟的证券市场做参照，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愈发坚定了开放证券市场的决心。
在《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布的前一年，中国政府就已经选派了两名代表，前往日本学习证券知识。禹国刚就是其中之一，他也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批被选派到日本学习证券的留学生。
1982年底，中国决定选派留学生赴日学习证券业务，条件是精通日语、懂证券知识。北京、上海、天津等几大考场均未发现合格者，最后的希望落在了广州。负责推荐应考者的深圳团市委，偶然发现深圳爱华电子公司有个青年叫禹国刚，毕业于西安外语学院日语专业。
于是，一个电话打了过去，接电话的正是禹国刚。他没有声张，星期天悄悄地去了广州，日语轻轻松松就交了卷。令人惊奇的是，在50多名应试者中，他的证券知识答卷也是最先交的。主考教授很惊奇：“你怎么还懂证券知识？”禹国刚回答：“我爱读杂书。”1983年春天，爱华电子公司党办秘书禹国刚成了中国首批赴日学习证券的留学生的幸运儿之一。
禹国刚心里明白，去日本的目的是为了给中国建立证券交易所打基础。然而，面对闻讯而来的日本《朝日新闻》记者的提问，他的回答却显得十分谨慎。
“那个记者问我，你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又不用股票这个东西，派你们两个来干什么？
这个问题很尖锐。所以我回答他说，我们中国有句俗语叫‘学了不用是白学的’，他后面没有往下再问。如果他再穷追猛打，我真不好说。那时候国家根本没把这个事情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你敢说学了有用？不敢说。”
1984年秋，回国后的禹国刚认定中国要开拓资本市场。他利用工作之余，埋头著书。1988年底，一本近30万字的《证券市场》出版，正值深圳股市热浪滚滚，一上市就被抢购一空。由此，禹国刚也正式踏进了中国的证券市场，成为新中国证券市场的拓荒者，深圳证券交易所创始人之一。
禹国刚的经历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恰是在他回国的那一年，北京、广州、上海等地已经开始了股份制试点。
1984年7月，北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11月，上海第一家股份制企业——上海飞乐音响公司成立，并向社会公开发行了面值50元，社会法人股0.3万股，内部职工股0.7万股，总股份1万股，股份总额50万元的股票。
那时，股份制和股票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还很陌生。在此之前，知道的唯一一样有价证券就是新中国于1981年发行的国库券。以至于当飞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秦其斌去工商部门注册登记时，还遇到了这样一件尴尬事。
秦其斌发现在工商部门登记的表格上，所有制一栏只有三种选择：国营、集体和私营。这使秦其斌犯了难，他想：我们肯定不是国营的，也不是私营的，那就登记“集体”的吧。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一年后的1986年，当“飞乐”进行第一次分红扩股时，却被税务部门在查账时定义为“私分国有财产”，最后以秦其斌写检讨罚款了事。
这只是新中国证券之路上的一段小插曲。从陌生到熟悉，中国民众从抗拒到为之疯狂的经历，恰恰反映了中国证券的发展之路。
1986年的9月26日，家住上海市郊区的退休女工徐雪凤，半夜便从家出发，赶往南京西路1086号。那里正在发生一件可以被载入当代中国经济史的大事。这一天，新中国第一家代理和转让股票的证券公司——中国工商银行上海静安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业务部正式开张。
当年的很多媒体都对证券开张那天的盛况作了报道。
《解放军报》：
今天清晨7时许，静安寺附近的市工商银行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分公司门前，聚集了数百人。人们三五成群纷纷询问“代理买卖股票是怎么回事”？“买哪家的合算”？9点开盘，牌价挂出来：飞乐音响公司股票买进卖出价都是55元6角，延中实业公司买进卖出价都是54元。
《中国法制报》：
尽管许多“老上海”对“股票行情”一词早已淡忘，许多“小上海”更不知“股票交易”为何物，9月26日一大早，与金融界阔别了30多年的股票交易市场一恢复，还是吸引了数以千计的市民。飞乐音响公司的700股股票，在开业两小时内出售一空。延中实业公司的1000股股票，到下午4点15分收盘时，也出售了840股。
香港《东方日报》：
今天上午，参加首次开盘交易的是上海延中实业公司和上海飞乐音响公司，共抛出1700股。由于购者拥挤，原定采用现货交易形式无法办理，只得给予临时收据。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分公司考虑筹码太少，赶紧宣布收盘。
从郊区赶来的徐雪凤也用1000元抢到了18股“飞乐”。虽然当时大多数人尚不知股票为何物，她这种举动无异于疯狂。但从当时的资料来看，敢于“吃第一只螃蟹”的人很多，只是“螃蟹”数量不够。
在第二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报道了这条新闻：
上海工商银行今日起开办代理股票现货买卖业务，到下午4点半收盘统计，延中实业公司和飞乐音响公司共卖出1500余股股票，约8万元。
上海进行金融体制改革以来，全市已有749家企业非公开地发行了股票。这对吸收社会闲散资金，变消费基金为生产基金有一定的意义，企业也可多渠道筹措资金，促进生产的发展。因此，建立股票市场事实上已属水到渠成。
1986年9月26日这一天，中国股市成交了第一单。它标志着中国中断30年多的证券交易业务从此恢复了。《人民日报》的这条新闻也入选了1986年国内十大经济新闻。
1986年11月14日，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董事长约翰·范尔林先生访华。范尔林向邓小平赠送了一枚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证章。而邓小平则决定将一张飞乐股票赠给这位国际友人，由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的领导周芝石亲自交给了范尔林。
现在，这张范尔林先生的“原始股”票已永久陈列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橱窗内。飞乐股份公司的“原始老外”股东范尔林先生，也永久地载入飞乐公司的花名册中。
1988年9月，高西庆、王波明、李青原等人在美国编写了关于中国证券市场最早的提案——《关于促进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和规范化的政策建议》。回国后不久，高西庆又起草了《关于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
这一“设想”获得了中国政府的高度肯定，高西庆也因此成为了最早参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筹建的人员之一。
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所选在上海，似乎无可厚非。上海确实有着许多无法替代的天然优势。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上海在稳定的环境中持续发展，上海市民的人均生产总值高达8179元人民币，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979年后，上海的金融制度改革也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同步发展，各银行逐渐开放工商信贷、外汇外贸结算业务。因此，上海金融环境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得到了大力改善。
更重要的是，上海证券市场在1984年首次公开向社会发行股票，许多企业在转型股份制后得以公开向社会集资，促进了资金交流，也在客观上提高了社会对股票市场的认识。
当时的上海市领导人十分希望能尽快成立证券交易所。1989年12月2日，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朱镕基，副市长黄菊和顾传训在上海康平路市委小礼堂召开“深化改革，发展上海金融事业，把上海金融搞好”座谈会。在那次会议上朱镕基市长谈到股票市场及证券交易所问题：“这项工作还是要大胆试点，尽管有一点政治风险，但是上海如不采取一点深化改革的措施是搞不下去的。”
很快，负责具体筹建的人找到了——尉文渊。
尉文渊，上海人，15岁初中还没毕业就去新疆伊犁当兵，住地窝子，在冰天雪地中经受了艰苦的锻炼。训练之余，他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和泥打坯烧石灰筑营房，干的是极劳累的体力活，被他戏称为“基建”工作。这项工作培养了他此后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一直保持着的非常明显的性格特点，就是能吃苦。他18岁加入共产党，当兵5年后复员回上海，在电影院当服务员。他工作积极，脏活累活抢着干，年年被评为先进，不久被选到上海某区委任宣传干部。
恢复高考后，尉文渊考入上海财经大学。毕业后，他婉拒了母校的挽留，到正在组建中的国家审计署工作，不久当了副处长。32岁时，他又被提拔为审计署人教司某处处长。虽然仕途顺利，但他对机关里坐办公室的生活一直不感兴趣，老想做一点竞争性、挑战性更强的工作。尉文渊的老师、原上海财经大学副院长、时任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的龚浩成对他十分赏识，把他调到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行政管理处当了正处级的副处长。
尉文渊接受交易所的筹建工作后才发现，当时筹建工作真是千头万绪，面临的问题成堆。那时人员编制紧张，就连交易所的选址和装修工作都是尉文渊亲自抓的。后来回忆起那段日子，尉文渊说：“我向人民银行借了500万元钱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后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了会员费才还清了这笔钱。”中央财政和上海地方财政在当时都顾不到上交所，因为谁也没想到这是个划时代的东西。“交易所就像个野孩子，一开始冒出来自己闯，弄到后来才越弄越大。”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仪式在黄浦路19号浦江饭店举行。上海市长朱镕基、副市长黄菊，各界来宾和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和香港地区的政要和金融家出席了开业仪式。朱镕基发表了讲话，并宣布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随后，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尉文渊敲锣开市，他成为当时全球最年轻的交易所老总。
当日，新华社对上海交易所的成立刊发了一条措辞严谨的消息：
响应深化改革的呼声，我国大陆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今天成立。这一绝迹40多年的证券买卖专业场所于12月19日在上海外滩开业后，将有30种国库券、债券和股票在那里上市成交。据介绍，上海证券交易所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事业法人，实行法人会员制，不吸收个人会员入场，第一批会员中包括上海、山东、沈阳市、江西、安徽、浙江、海南、北京等地的证券公司、银行、投资公司、保险公司、信用社等地方和全国性金融机构。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向更纵深推进的标志性事件，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开业无疑会被载入史册。如今，在中国第一家国家级证券博物馆——历道博物馆内，有一面铜锣静静地摆放在藏品柜的一角。当年，尉文渊花了600多元从城隍庙把它买了下来，又在上海交易所成立那天敲响了它。
多年后，尉文渊回忆说：“那个锣的声音比较闷一些，声音偏低沉，不是我们想象中很荡气回肠的样子。它带点沉闷的感觉，所以开市的时候我就拼命地敲，我要把它敲响。”
事实上，尉文渊的确是拼了命。在短短半年的时间内，他和他的同事们应对着千头万绪的工作，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这一天，尉文渊不仅敲响了开市锣，更敲响了中国资本市场宏伟乐章的开篇。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
自从1949年建国之日起，“计划”和“市场”这两个概念总是与意识形态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必须是计划经济的观念可谓是根深蒂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似乎是一个天经地义的思维模式。
计划经济，或计划经济体制，又称指令型经济，是一种经济体制。在这种体系下，国家在生产、资源分配以及产品消费各方面，都是由政府或财团事先进行计划。由于几乎所有计划经济体制都依赖政府的指令性计划，因此计划经济也被称为“指令性经济”。
计划经济的长处在于：第一，能够在全社会范围内集中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重点建设。第二，对经济进行预测和规划，制定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在宏观上优化资源配置，对国民经济重大结构进行调整和生产力合理布局。第三，能够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兼顾效率与公平，保证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苏联是第一个应用“社会主义理论”的国家。列宁领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接着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苏联。苏联经济体制采用了高度的全民所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长期优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依靠高能耗、高原材料消耗、高人力投入、粗放型发展，在建国初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并在二战中依靠军事工业取得了胜利。从此，计划经济被奉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宝典。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是没有概念的，基本上是全盘照搬苏联模式。在抗美援朝和国民经济初步恢复后，毛泽东提出了“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即“社会主义工业化”、“改造农业”、“改造手工业”、“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到1957年第一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基本建立起了公有制占绝对统治地位的100%计划经济体制。
事实上，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确实取得了令世界震惊的经济成果：GDP在1976年达到了世界第六，除苏联以外，是世界上第一个完成工业革命的发展中国家；黄金储备600吨；粮食在上个世纪70年代起，中国人就能吃饱了。1970年，中国人均粮食产量289公斤，而到1975年已经达到了308公斤，就是说早在1978年之前，耕地仅为世界7%的中国，却养活占世界1/5的人口。
然而，计划经济强调统筹兼顾、综合平衡，一切大小事务，都有国家周密的计划安排，它主要是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直接控制企业的行为。其弊端是政府对企业管得过多、过死，使企业和劳动者不能充分发挥其主动性和积极性，降低了劳动率，从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发展以及人民对生活水平的要求的提高，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社会经济的发展的束缚越来越明显，使得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经济体制的矛盾越来越大。
在中国的计划经济时代，人民统一干活吃“大锅饭”，一切生产属于国家所有，干多干少一个样，这极大地扼杀了人民的劳动生产积极性，使国家生产得不到提高，造成经济的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的状况。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重新认识市场调节的问题已经显得尤为重要。1979年，邓小平、李先念等人率先提出了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思想。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从此，中国开始了从计划经济慢慢向市场经济的转变。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农民生活水平与质量大大提高，农村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市场上农产品的数量和种类越来越多。继而推动了城市的企业改革，提高了工人生产积极性，使商品的生产数量和质量都大大提高，推动了经济快速发展，并使中国商品买卖市场由卖方向买方转变。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此，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市场经济的模式下，中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过去的30多个年头里，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综合国力日益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首先，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201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471564亿元，GDP以每年接近于10%的速度增长，在世界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其次，在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努力下，解放初期那种“没有一种农产品产量达到世界第一，工业更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中国主要工农产品产量分别位居世界前列；再次，实行市场经济以来，中国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的纯收入增长了9.6倍，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早在1979年时，邓小平就曾说过：“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
历史最终见证了伟人的睿智。几十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更具有活力，更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所以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是社会发展的趋势，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