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工业篇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短缺”时代起步，经历了飞机、汽车、重型和精密仪器等一大批基础工业部门的从无到有。几十年来，中国工业以区区数十年的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200余年的历程，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回顾工业路
工业化指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国民经济中，工业生产活动取得主导地位的发展过程。工业化是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最初只是一种自发的社会现象，始于18世纪60年代的英国。20世纪以来，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业化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目标。
早在1945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因此，依靠工业化建设来维护国家的安全利益，是中国很长时间以来推动工业化建设的主导思想。
建国之初，新中国一穷二白，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是积贫积弱的国民经济和落后就要挨打的惨痛教训。中国是一个有5亿人口的大国，按人口数量排世界第一，按国土面积排世界第三，但是按人均国民收入则位次非常落后。正如毛泽东所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那时候，买什么都要票。”买布要布票，买油要油票，买自行车要自行车票，“有了票并不肯定能买到，还得排队。”谈起那个时期，许多老人至今印象深刻。“产量低”、“品种少”，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工业发展水平的真实写照。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提供的数据显示，1952年，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人均工业产品产量为：钢82公斤，煤724公斤，原油242公斤，电448千瓦时；同期中国人均产量仅为：钢2公斤，煤115公斤，原油0.8公斤，电13千瓦时。专家指出，当时中国不仅经济落后，而且现代工业所占比重低，重工业尤其落后。
这种与大国地位极不相称的经济落后状况，是导致新中国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的基本原因。
在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之前，新中国走的是单纯依靠国家力量，实行计划经济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20世纪50年代工业化道路的形成以“一五”计划为标志。
从1949年10月新中国建立到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和制度变化最快的时期。在短短的7年间，中国大陆结束了百年动乱，仅用3年的时间，就奇迹般地在战争废墟上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在如此贫穷落后的基础上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为中国大陆的工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大大缩短了中国与发达国家工业发展水平的距离。
1958年是中国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也是毛泽东摆脱苏联经济建设模式、走中国自己经济建设道路的开始。可以说，1958年至1978年的20年，是从中国共产党带着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和“一五计划”成功的喜悦开始，最后却带着“文革”后的痛苦反思、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困惑而结束的。就经济建设来说，这20年中国取得了很大成就，在西方封锁、中苏交恶的国际环境中，基本建立起了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除了在国防工业、尖端科学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外，还在改善基础设施、缩小沿海与内地差距方面取得很大成绩。从1957年底到1978年底，按可比价格计算，社会总产值增长3.25倍，工农业总产值增长3.64倍，国民收入增长1.96倍，工业总产值增长5.99倍，农业总产值增长0.84倍。
改革开放前30年，通过实行中央集权控制的计划经济体制，抑制了消费，并以农补工、以轻补重，从而使中国从一个工业十分落后的农业国较快步入工业化国家行列，这一阶段的工业化发展突出地表现出以下特征：
一、重工业优先。模仿苏联的工业化发展模式，优先发展以钢铁工业为中心的重工业。这一发展战略使中国重工业高速发展，在较短的时间内，改变了旧中国手工工业占主导地位的落后面貌。建国初轻、重工业比重为2.79:1，1958年重工业超过了轻工业，1960年重工业产值比轻工业高出两倍。
二、政府主导。工业化由国家直接领导，从工业规划的制定到实施，政府在其中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以政府投资为工业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形成了占总量70%以上的工业资本。
三、重工轻农，发展不均衡。改革前的30年，中国工业化重点在城市发展工业，试图通过城市工业化带动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但由于发展重工业需要大量投资，所以对农业和轻工业的投资一直受到挤压，致使农业经济长期建立在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技术的基础上成为了低效率和低收入的经济，并长期发展停滞不前。
但是，这一时期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1952年至1978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4.3倍，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3.6倍，而居民消费水平仅增长了68.5%，平均年增长仅2.1%。低工资、低物价、低消费，实现了高积累。一方面中国工业生产增长效益很低，经济活动存在着巨大浪费和资源配置的严重失调，另一方面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缓慢。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了全面工业化的发展阶段，发展战略更加成熟。在吸取了前30年的经验与教训后，中国工业在实行体制改革的同时，也实现了从少到多的转变，既消除了商品供给的短缺，又缩小了生产能力与经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国内市场由供不应求转向了相对过剩，由匮乏走向了繁荣。
由于中国是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巨大经济体，所以，中国工业化是人类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世界工业化版图的迅猛变迁过程。而且，这一巨大经济体要在几十年的时期之内，走过世界工业化两三百年的历史阶段。所以，尽管中国改革和开放具有“渐进式”的特点，但中国产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则是“压缩性”和“急速式”的。在短短二三十年的时期内不仅实现了经济规模的巨大扩张，而且几乎经历了世界工业化的全部阶段。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世界工业化200多年的历史被压缩到了中国加速工业化（即改革开放）的30年时间里。
毫不夸张地说，改革开放30年，使中国工业不管是经济总量还是结构方面都跃上了新台阶。中国已初步确立“制造大国”的地位，并为实现向“制造强国”的转变奠定了坚实基础。
也许，以下的数据能更加有力地说明30年来中国工业领域所取得的成就。
1978年，中国工业基础还是比较薄弱的。可到了2007年，工业增加值就达到了107367亿元，比1978增长23倍（按可比价计算）。据美国经济咨询公司统计显示，1995年中国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中仅占5%，到2007年便升至14%，在全球制造业排行榜上与日本并列第二。30年来，中国工业占GDP的比重基本上都在40%以上，2007年达到了43%，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主导作用。
改革开放初期，国内生产能力不足，国民经济主要由卖方市场主导，大部分商品处于短缺状态。目前，中国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的已有210种。近30年来，中国工业出口品种不断增多，档次和质量不断提高。工业的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仅机电产品出口居世界第一位的就有近40种。在家电、服装、纺织品、日用工业品、微机等领域，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制造业工厂或生产基地。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创新主体的大中型工业企业不断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工业科技水平得到显著提高。2007年，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拥有研发人员比1995年增长3.2倍；专利申请量占全国专利申请量的37.6%。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口号。这是国家发展工业化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在新的历史时期，想让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始终走在世界前列，就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
60年沧桑岁月，30年风雨兼程。从举世瞩目的“两弹一星”，到遨游太空的“神舟七号”，中国工业的发展就如它在载人航天尖端领域的表现一样，不断实现历史性的突破和跨越，加快了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迈进的有力步伐。
首钢巨变
中国首都钢铁集团始建于1919年，是一家中外驰名的大企业。几十年来，首钢从一开始只有一座运转高炉、日产100吨铁，发展至现在已成为以生产钢铁业为主，兼营采矿、机械、电子、建筑、房地产、服务业、海外贸易等多种行业的跨地区、跨所有制、跨国经营的大型企业集团。
钢铁，是一个国家极为重要的战略物资。早在建国之初，党和国家领导人就对首钢（当时称石景山钢铁厂）的发展极为重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都以不同的方式关心过首钢的发展。毛泽东曾在日理万机中给首钢党委复信，支持工资改革，而朱德更是曾多达23次来首钢视察。
如今，人们提到承包制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凤阳县小岗村。实际上，首钢实行承包制的历史要比小岗村早20年。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1956年国家准备投资2.4亿元人民币扩建首钢。如此巨额投资，足见国家对首钢寄予的希望之深。但是，如何用好这笔钱，使其创造出更大的效益，这个问题难住了当时的首钢管理者。
实际上，在计划经济时代，一切都是统购统销、统收统支。厂子再大也只是全国的一个车间，企业缺乏自主权。国家计划部门的人员也不可能对每个企业都很了解，难免主观。那时候的基建体制又分甲乙丙三方，甲方是生产方，乙方是施工方，设计是丙方，都归冶金部领导。当三方都有不同的要求和意见时，麻烦来了，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便陷入了没完没了的争论、扯皮中。
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时任首钢掌舵人的周冠五大胆提出，希望中央能给首钢“自主权”：希望上级把2.4亿交给首钢，我们保证在这个投资内做到比上级要求扩建达到产钢30万吨的规模增加一倍，达到60万吨；把上级所要求的生铁生产系统做得更好，使生铁年生产超过100万吨。
实际上，这就是“承包制”的雏形。1958年，在鞍钢基建队的帮助下，首钢仅用了14天的时间，就建成了一座小转炉厂，出了钢，改变了“石景山钢铁厂，只出铁来不出钢”的局面；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建成了一座大型高炉、大型焦炉和烧结厂。
“承包制”的实行，让首钢的生产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60年代初期，首钢的生铁产量就已经超过了100万吨。当时，首钢流传着一句动员口号：“东风鼓起英雄胆，铁过百万钢加番。先进技术成基地，高炉跨二又过三。”
“高炉跨二又过三”是讲系数，衡量高炉生产能力的技术名词，“二”是一个昼夜的时间内高炉每立方米容积要生产两吨以上生铁，即如果高炉容量是1000立方米，一个昼夜生产的生铁就是2000吨以上。当时，“跨二”做到了，“过三”没做到。钢呢，到80年代初达到了200万吨。
但是，在计划经济主导的体制下，首钢的“承包制”只是相对的。长期以来，首钢和其他国营企业一样，自主权很少，甚至公司经理连800元以上的支出预算都无权批准。企业不管创造多少利润，都要全部上缴给国家和地方财政。企业更新和添置新设备，需要计划向国家申请。企业发生了亏损，只要说出理由，国家也会给补贴。这样一来，多创造的企业不能多得，少创造的企业也不会少得，这就是“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
当时，首钢就已经是一个具有50多年历史的老企业了，它的年龄比新中国的年龄还要长。但那时，他们用的还是清朝慈禧时代的汽轮机和外国早已淘汰的炼焦炉，加之20世纪70年代中国遇到了财政困难，根本无力解决首钢的设备更新问题。这些问题堆积在一起，严重影响了首钢的发展和广大职工的生产积极性。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使中国大地焕发了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为了打开国企改革的思路，国家决定将首钢列入第一批经济改革试点，也就是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验。1982年，首钢正式实行了递增包干承包制，确定了以1981年上缴利润2.7亿元为基数，以后上缴给国家的利润每年要递增7.2%，超过的自己全留下，欠收的自己补上，国家不再给首钢一分钱的投资。
1981年，国家要求首钢限产、减产，钢产量减少7万吨，铁产量减少2
9万吨，共计36万吨。为了保证当年2.7亿元利润的上缴，首钢在扩大自主权的基础上，提出了“利润包干”。即在保证完成2.7亿元利润上缴的前提下，超额的利润由首钢按4∶3∶3的比例自主分配使用，也就是40%用于生产发展，30%用于职工集体福利，30%用于工资奖励。
这样一来，职工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紧紧地连在一起了，他们不仅要考虑如何完成自己的定额，还要想方设法扩大生产，提高产品质量。
经过上级批准后，在广大职工奋发努力下，首钢打了一个减产增收的大胜仗。这年首钢完成利润3.12亿元，上缴2.7亿元后，首钢拿到了4000多万元，这是首钢可以自己支配的第一笔钱。接着，在这个基础上，首钢提出了上交利润递增包干方案，那就是从1982年起，每年按2.7亿元递增7.2%上缴国家，余下的由首钢自己按6：2：2的比例分配使用，即60%用于生产，两个20%各用于集体福利和工资奖励。这个方案很快就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这一方案的实行是对当年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重大突破和改革。
产量有了，资金有了，首钢人又瞄准了企业的现代化建设。深思熟虑之后，首钢决定集中所有折旧和大修理基金，全力把新二高炉建成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高炉。
当时，首钢并没有条件引进国外任何新技术，必须要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设计、制造，同时还要兼顾高炉的环保性。开始建造后，国内很多人不以为然，甚至告诫首钢“不要出洋相”。那段日子，首钢的领导人和技术人员全力奋战在建造一线，每天最多睡四五个小时。原首钢总工程师高伯聪正是当年新二高炉的一线指挥，他回忆说：
经过广大职工奋发努力，1979年12月15日，一座国际先进水平的新二高炉顺利投产。我们首钢不仅没有出洋相，还赢得了洋声誉。当时，有这样一件趣事：日本新日铁株式会社有个顾问，叫藤木，也是中国金属学会聘的外籍顾问。他是一个星期在东京，一个星期在北京。新二高炉在建设中和投产前，他都前来详细地做过考察，考察时表情冷漠，沉默不语。当新二高炉顺利投产后，恰逢首钢一位副经理途经日本，在一次招待会上，藤木特意举杯敬酒，祝贺新二高炉开炉成功。接着，他说出了心里话，说他原来认为这座高炉是开不起来的。发明无料钟炉顶的卢森堡阿尔贝特集团的莱吉尔专家，看了新二高炉的无料钟炉顶后说：全世界几十座无料钟炉顶的高炉，都是买我们的技术，唯独首钢是自己开发的。我还记得1982年到美国参加科技年会后顺道访问了伯恩斯坦钢铁厂，那里的炼铁厂长从未到过中国，但却关心地问我新二高炉的情况。
新二高炉的建成投产，为国内树起了可以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国际先进水平高炉的样板。新二高炉总投资为8029万元，投产两年生产了174万吨生铁，所得利税为1.38亿元，不到一年半就收回了全部投资。
随后，首钢相继进行了一系列建设和技术改造：二号高炉综合采用37项国内外先进技术，在中国最早采用高炉喷吹煤技术，成为中国第一座现代化高炉；通过购买国外二手设备进行技术改造，先后建设了第二炼钢厂、第三炼钢厂、第二线材厂、第三线材厂、中厚板厂、3万立方米制氧机、自备电站等一批重点项目，使首钢生产规模迅速扩大。
1992年5月，国家领导人、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来到首钢进行视察。在看到了首钢日新月异的变化之后，邓小平对首钢负责人说：“路啊，是历来明摆在那里的。走得快，走得慢；走得好，走得坏；那就要看走的路，第一是方向对不对，第二是走得好不好。你们两条路都对了，我赞成你们。”
邓小平视察首钢以后，国务院不仅赋予首钢更大的投资立项权和外贸自主权，而且还赋予首钢资金融通权，批准首钢仿效中信集团建立银行，按照国际惯例经营金融业务。同年12月22日，由首钢集团投资10亿元兴办的华夏银行正式开业。
从此，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下，首钢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1994年首钢钢产量达到824万吨，列当年全国第一位；同时发展成为以钢铁业为主，兼营采矿、机械、电子、建筑、房地产、服务业、海外贸易等多种行业的跨地区、跨所有制、跨国经营的大型企业集团。
2011年7月，在美国《财富》杂志发布的2011年世界500强排行榜中，首钢位列第325位。由此，首钢成为第一个上榜的中国市属国企！
改革开放中的大庆
1959年9月26日，黑龙江省松基3井喜喷工业油流，东北大地的茫茫荒原下，沉睡了千年的“黑金”被唤醒，拉开了中国能源建设的序幕。当时正值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大庆之年，油田于是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大庆”。
大庆油田发现前，国外的地质专家和石油专家们断言“中国贫油”。“中国贫油论”的浊气曾长期弥漫中国的上空，窒息着中国的石油工业，窒息着中国的经济命脉。能不能冲破这些“洋理论”的束缚，挣脱这些“洋观念”的羁绊，关系到中国石油工业发展的前途。
就在美国石油大亨嘲笑中国贫油之时，以李四光为代表的地质学家和石油专家们解放思想，顶住压力，突破各种消极思想和旧理论的樊笼，大胆提出了“陆相成油说”。党中央国务院科学决策，石油勘探进行战略东移，展开深入的地质普查，终于在荒原一片的大草原，找到了举世瞩目的大庆油田。
从油田被发现到1960年开始的大会战期间，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石油工人们高喊“迎面刮风沙，遍地冰雪滑；北上闹会战，艰苦算个啥”，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仅用3年时间，就探明了面积达860多平方公里的特大油田，建成年产原油500万吨的生产能力，累计生产原油1166.2万吨，占同期全国原油产量的51.3%，改变了中国石油工业落后面貌，实现了中国石油的基本自给。
1963年底，大庆油田结束试验性开发，进入全面开发建设。大庆人排除万难，以平均每年增产300万吨的速度快速上产，并勘探准备了一批可开发的新油田，大规模进行油田开发建设，为原油年产量上5000万吨奠定了基础。
大庆是新中国工业的灵魂。三年石油会战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收获，还孕育了著名的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王进喜的豪言壮语，至今听来仍让人充满干劲。在大庆石油会战取得重大胜利后的1964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工业学大庆”号召，全国工厂学大庆，全国工人学铁人，大庆不再只属于大庆人……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发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被看作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思想大解放的先导，它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可以说，没有这场敢于发出不一样声音的大讨论，就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伟大转折。
没有人会怀疑，1978年至今这改革开放30多年，是中国变化最大的时期，无论是政治、经济、社会生活，还是中国人的内心。正是伴随着30多年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大庆油田也走过了丰富变化的30年。
虽然在1976年时，大庆已经成为世界原油年产量达到5000万吨的少数几个特大油田之一，但大庆并不是神话传说中的“宝葫芦”，经过了几十年的开采，大庆还能不能保证稳产高产呢？
对此，大庆人总结说：如果说60年代，他们是靠注重实践开发了大庆，那么改革开放后，他们是靠科学攀登高峰，让大庆再现辉煌。
改革开放以来，大庆不断向科学进军，努力掌握高新技术，运用先进的工业流程。据不完全统计，大庆油田的1.7万名科技工作者，先后取得了4万多项科技成果，其中624项获奖，702项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如注水开发技术，曾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仅此一项的直接经济效益就达人民币13亿元。
为了保证大庆油田能保持高产稳产，为此付出的不仅仅是科技工作者，更有广大的普通工人。大会战时期的“铁人”虽然已经走远了，但他的精神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不断传承。
于晓红是油建二大队的一名电焊工。由于她刻苦钻研技术，不足4个月就通过了4级电焊工技术测试，8个月后又获得了中国焊接协会签发的标准工操作证书，成了一名高级电焊工。1985年3月，在一个由德国专家主持的高级焊工培训结业考核中，于晓红第一个顺利通过了全部13项测试。
一次，中日合作进行一项特大型储罐工程。施工时，由于自动焊机发生故障，需要人工重新补焊。关键时刻，于晓红接受了这个高难度的任务。多年的锻炼使于晓红练就了一手硬本领，每焊完一根焊条，她不用摘焊帽，凭感觉仅用0.2秒的时间就能更换另一根焊条。全部补焊后，经X光拍片，所焊部位无任何缺陷，受到了中外专家的赞扬。
在大庆油田，还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密封大王”赵林源。他有一句名言：“当工人可以没文凭，但不能没技术。咱成不了科学家，但可以做能工巧匠。”只有初中文凭的赵林源，正是通过自己的学习和摸索，对大量连专业人员也不敢乱动的进口设备进行修理和改造，为企业节约了2000多万元。像于晓红、赵林源这样的优秀工人，在大庆油田数不胜数。
改革开放30年来，大庆已经从当年的荒地发展成一座现代化的工业石油城。目前，大庆石油城已经初步形成了三大产业支柱：
第一个支柱是石油开采。尽管生产条件日渐困难，但大庆油田仍在不断发展新技术，不断扩大勘探范围，不断发现新的油田。
第二大经济支柱是石油化工。大庆石油化工总产能生产燃料油、润滑油、化肥、化纤、塑料和有机化工原料等，是一座大型联合企业。目前，这里已开发生产石油化工品近百种，有的产品更是远销海外。石油化工产业正逐渐发展为大庆经济的主力。
第三大经济支柱就是伴随着大庆化工产业发展起来的地方工农业和第三产业。改革开放后，大庆的地方工业快速发展，化工、纺织、建材、造纸、印刷、食品、酿造等数十个行业均具备一定规模，所生产的2000多种产品畅销国内外。
跨入新世纪后，大庆油田编制了油田长期稳产规划，持续搞好老油区调整，增强稳产后劲；加强勘探，努力寻找优质高效储量；加快新区建设，增强产量接替能力；依靠科学技术进步，使油田从1976年到2002年实现5000万吨以上连续27年高产稳产。此后，大庆油田进入了年产原油4000万吨持续稳产的新阶段。
同时，大庆油田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高举大庆红旗，践行历史使命，创新油田科技，转变增长方式，成功打入了海外市场。在保证大庆油田开发建设的同时，大庆油田先后有300多支基建队伍进入28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内29个省、市、自治区，其中钻探系统成功进入了美国、印尼、委内瑞拉、埃及、苏丹等国际市场；基建系统先后承揽和参与了国家西气东输工程、沪宁高速公路、大连石油战略储备基地等20多项国家级重点工程建设项目，在国内工程建设施工领域创出了“大庆建设”品牌。
除此之外，大庆油田拥有自主支持产权的石油装备制造产品市场占有率不断扩大，形成了以抽油机、潜油电泵、螺杆泵、射孔弹为主的20个系列150种产品。潜油电泵国外市场收入已占总收入的70%以上，射孔弹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40%以上，主导产品还远销美国、加拿大、印尼等10多个国家。
半个世纪以来，大庆油田确实为国家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大庆油田不仅为国家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摘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而且形成了一整套非均质大型砂岩油田地质开发理论及工程技术系列，油田勘探开发等重大成果载入了中国科技发展史册。
2007年12月26日，大庆油田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王玉普，代表大庆石油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领取了中国工业领域的综合性最高奖项——中国工业大奖。这既是对大庆油田风雨兼程数十年的肯定，更是代表国家对大庆油田的至高褒奖。
汽车工业崛起
1928年5月，一辆汽车缓缓地开出了沈阳北大营军工厂，车上坐着一位年轻英武的将军。他就是人称“少帅”的张学良将军，而他所乘坐的这辆民生牌75型汽车，就是中国第一辆自制汽车。
这辆汽车是张学良将军派遣民生工厂厂长李宜春从美国购进一辆“瑞雪”号汽车，拆卸后，除发动机后轴、电气装置和轮胎等用原车零件外，对其他零件重新设计制造，历时两年试制成功的。虽然说此车只是仿造而成，却毕竟开辟了中国自制汽车的先河，而张学良将军的远见卓识终究是值得钦佩的。
1949年建国后，新中国一穷
二白，重工业毫无基础。那时候，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满街跑的几乎都是电车黄包车，自行车是较为普遍的代步工具。而在偏远的农村，北方有拖沓的大马车、人力车，南方有笨重的渡船、牛车，步行是大多数人的出行方式。而四个轮子的小汽车实属凤毛麟角。以至于毛泽东等领导人在开国大典上只能乘坐苏联赠送的汽车。
出于国家和民族的尊严，新中国刚一成立就决定发展自己的汽车工业。1953年第一汽车制造厂破土动工，毛泽东为奠基仪式亲自题写了“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1956年中国生产的第一辆汽车下线，毛泽东又亲自为其命名——解放，对于当时工业整体水平非常落后的中国人来说，这确实是一次经济上的解放。
1958年5月，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自行研制设计生产了第一辆与当时政治风云起伏颠簸、荣辱与共的红旗牌轿车，被誉为“东方神韵”。这是中国第一部定型轿车，而且这一响亮的轿车品牌曾让一代中国人为之倾倒。1959年第一批红旗72型轿车参加了国庆游行和阅兵，并成为中央部委领导的公务用车。同年，仿制德国1956年出产的奔驰220s新型凤凰轿车试制成功，并成为中国又一种定型轿车。由此，揭开了中国轿车工业生产的历史。
新中国自力更生制造出的轿车填补了中国工业的空白，让中国自立于世界汽车工业之林。但由于国家不开放，中国的汽车工业与世界隔绝，失去了交流提高的机会，使中国的汽车工业逐渐地被现代化的世界汽车工业抛在后面。另外，当时中国的汽车工业是以载货车为主导的，对轿车缺乏应有的重视，这使得中国的轿车工业技术水平长期处于极为幼稚的状态。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对轿车的需求越来越强，中国落后的轿车工业根本无法满足这种需求。一时间，外国轿车如洪水般涌入中国。1984年至1987年，中国进口轿车64万辆，耗资266亿元。为了迅速提高中国轿车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中国汽车工业开始走上与国外汽车企业合作、引进消化外国先进技术的发展道路。
1978年是改变中国汽车产业命运的一年。那一年，国家计划委员会提出要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准备引进一批装配线。
当时，被称为中国汽车产业之父的饶斌正担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他建议把引进的轿车装配线放在上海，对原上海轿车厂进行改造，使之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小轿车制造厂。
之所以选择上海，饶斌有自己的考虑。他认为，上海工业基础好，又是国内唯一批量生产轿车的基地。于是，他迅速联系上海市政府，联合第一机械工业部汽车总局、上海市机电一局、上海拖汽公司（上汽集团前身）共同向国务院起草报告。
这份报告经上海市领导审核同意，再经第一机械工业部领导审定后，于8月9日由饶斌和陈锦华副市长签发报送李先念副主席、纪登奎、余秋里、谷牧和康世恩副总理。这就是著名的“关于引进轿车制造技术和改造上海轿车厂的报告”。
1978年10月至11月，中国机械工业代表团访问了欧洲6个国家的50多个企业和研究单位，这是建国以来机械工业部组团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同时也是比较系统的一次对外考察。
然而，这次访问并不如预想中的那样顺利。欧洲各大汽车制造商纷纷回绝了中国的邀请。通用认为中国还不需要轿车，也没有生产的条件，特别是零配件的工业基础太差。法国企业觉得返销和外汇平衡有问题。丰田正在热火朝天地和台湾企业洽谈合资。日产只提供下线过时的旧车型……
但事情很快出现了转机，在代表团与多个国家汽车企业的接触后，大众公司向中国抛出了橄榄枝。大众也是唯一既愿意转让技术又愿意提供资金的企业。
中国桑塔纳之父、上海轿车项目负责人蒋涛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当邓小平向大众提出合资合作的建议后）当时的大众董事长托尼·施米克对此非常积极，他说，“如果中国愿意与大众合作，大众会放弃目前与亚洲另一国家商洽的合作项目”。他同时承诺：“与中国合作，大众公司不仅转让技术，而且愿意拿出一部分资金。”
1982年春，大众开始在上海汽车厂试组装500台车。同年，双方签署了一份合同。1983年，在上海西北方30公里远的安亭，也就是现在的上海汽车城，中国最早的大众汽车下线。
也正是从那时起，一辆汽车的名字在中国变得家喻户晓——桑塔纳。如果每一个产业都有一个尽人皆知的代表性产品，那么桑塔纳小轿车在中国汽车发展史上有着不可替代、无车能及的地位。在汽车已从奢侈品变为大众代步工具驶入千家万户的今天，在世界多种汽车品牌争奇斗艳的今天，桑塔纳依旧是卖得最好的车型：2007年卫冕中国轿车销量冠军。
2003年6月28日，一辆崭新的帕萨特从上海大众三厂的总装线上缓缓驶下，这是上海大众生产的第200万辆轿车，也是中国轿车工业史上的第一个200万辆。无论对上海大众还是对中国汽车产业，这辆车都将是历史长河中一个不可磨灭的里程碑。
回首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30年坎坷之路，几乎全世界所有的汽车厂商都已经进入中国市场，其中也不乏合作生产的成功案例。但作为第一个吃改革开放螃蟹的车企合作项目，上海大众在整个汽车产业和中国汽车行业史中的地位是无可比拟的。
从建国伊始连拖拉机都不能造，到现在拥有众多国产汽车的自主品牌，中国汽车企业正以崭新的姿态登上世界舞台。即使是在2008年世界经济一片低迷，众多老牌汽车巨头面临破产、重组时，奇瑞、吉利、比亚迪等中国汽车品牌却在与跨国汽车企业的竞争中越战越勇，不断推出新车型，积累学习新技术。2010年，中国汽车创造了新的历史，年产销量突破1800万辆，登上了全球最大汽车市场的宝座。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汽车不仅创造了奇迹般的发展速度，更挽救了处于颓势中的世界汽车工业！
三峡大坝
2008年6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组织编写《中国工业发展报告——中国工业改革开放30年》的过程中，社科院组织专家学者评选出了“中国工业改革开放30年最有具影响力的30件大事”，三峡工程名列其中。
毫不夸张地说，三峡可以说是一个让中国人魂牵梦绕百年的民族寄托。早在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便已经将目光投向了战后的经济发展。在《实业计划》之“改良现存水路及运河”一节中，孙中山首次提出了在三峡建设大坝的设想：
自宜昌而上，入峡行，约一百英里而达四川之低地，即地学家所谓红盆地也。此宜昌以上迄于江源一部分河流，两岸岩石束江，使窄且深，平均深有六寻（三十六英尺），最深有至三十寻者。急流与滩石，沿流皆是。
改良此上游一段，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力。其滩石应行爆开除去，于是水深十尺之航路下起汉口，上达重庆，可得而致。
然而，中国局势的动荡不休，注定了这位民族伟人的设想只能是一纸空谈。
抗日战争后期，国民政府着手制定战后的经济发展计划。正是在那时，世界著名水坝专家、美国垦务局总工程师萨凡奇博士应中国政府之邀来到了重庆。这位“洋专家”本着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冒着日军飞机轰炸的危险亲自考察了三峡地区。最后，萨凡奇向国民政府建议在南津关至石牌之间，修建一座坝高225米，总装机容量1056万千瓦，兼有防洪、航运、灌溉之利的水电站。这就是水利工程史上著名的《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又称“萨凡奇计划”。
随后，国民政府将精力全部投入到内战中，国内经济形势日趋恶劣，更无暇顾及到三峡工程的设计工作。由此，中国人的三峡梦再次陷入沉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领导人再次将三峡工程提上议事日程。1958年，毛泽东在视察三峡时，更是挥笔写下了“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豪言壮语，表达了新中国誓圆三峡梦的决心。
之后几十年，出于种种原因，修建三峡工程的计划屡屡搁置，但新中国对三峡工程的论证和筹措却从未停止。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对重工业及高新技术的掌握能力也逐渐站在了世界前列，修建三峡工程的条件终于成熟了。1982年，邓小平果断表态：“看准了就要下决心，不要动摇。”
1992年4月3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七届五次会议上，2633名与会代表对是否修建三峡大坝进行了投票表决。当天下午3时，随着会场内传来的阵阵掌声，大会以赞成票1767票，反对票177票的结果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拉开了筹建这座世界工程的序幕。
1994年12月14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宜昌三斗坪向全世界宣布三峡工程正式开工。三峡大坝工程包括主体建筑物工程和导流工程两部分。工程总投资为954.6亿元人民币（按1993年5月末价格计算），其中枢纽工程 500.9亿元；113万移民的安置费300.7亿元；输变电工程153亿元。
如此大规模的水电工程，其难度可想而知。虽然在建国后不久，新中国就“自主设计、自制设备、自己建设”了第一座大型水电站——新安江水电站，但其规模和所面临的难度远远不能和三峡工程相比。无论是从设计还是利用效益上来看，三峡工程都将是跨世纪的世界第一大水电工程。
事实上，早在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国家就已经对三峡工程做出了规划。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大会审议通过的国家1977～1985年科技发展规划中，三峡工程就作为重大技术问题列入其中。此后，三峡工程在邓小平、江泽民两代中央领导人的关注下，进行了反复的论证、严格的审查和慎重的决策。新中国的态度很明确，就是要通过三峡工程的建设，使中国水电实现从完全依赖国外设计到独立自主创新的跨越，并跻身世界水电工程的科研、设计、施工、制造和管理的技术强国行列。
在世界范围内的水电工程中，混凝土大坝不开裂是不可能的，甚至有“无坝不裂”的行话，每1万立方米混凝土有多少裂缝，还成为衡量混凝土质量的指标。同样，三峡大坝在浇筑过程中，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面对这个世界级的顽症，三峡工程却在探索中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首创了混凝土骨料二次风冷技术，盛夏时将拌和楼生产出的混凝土温度控制不超过7℃；并对高标号混凝土进行“个性化”通水冷却，较好地控制了混凝土最高温度；低温季节采用保温性能优良的聚苯乙烯板进行大坝表面的永久保温；创造性地制订出“天气、温度控制、间歇期”三项预警制度，保证了混凝土温控各个环节的质量。
通过这样的手段，三峡大坝打破了世界公认的大体积混凝土浇筑平均每1万立方米会产生0.5至1条裂缝的“规则”，创造了三峡右岸大坝，浇筑混凝土400万立方米，却没有查出一条裂缝的奇迹。
在三峡大坝建设前，中国只有自主设计制造单机32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的能力。而三峡电站的单机容量是70万千瓦，其设计和制造难度堪称世界之最。如果单纯依靠自主研制，那要完成从30万千瓦到70万千瓦的跨越，至少需要20多年。
1996年6月，三峡工程就左岸电站的14台70万千瓦机组一次性进行国际招标采购。三峡总公司在机组招标文件中明确要求引进关键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经过谈判桌上的交锋，最终加拿大一家机电制造商同意转让核心技术的条件，并承担了左岸电站14台机组的制造任务。
按照合同，通过参与左岸电站机组的设计与生产，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和东方电机股份有限公司掌握了特大型机组整体设计与制造的核心技术和关键工艺，拥有了水轮机水力设计、定子绕组绝缘、发电机空冷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
随后，哈电和东电自主设计和制造了右岸电站的8台机组。投产后证明，机组运行安全稳定，性能优良，综合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此外，在高难度的船闸高边坡开挖及支护、深水平抛垫底解决堤头坍塌以及围堰防渗的施工中，三峡的建设者都取得了创造性地突破，圆满地完成了各项指标。
2006年5月，全长2309米的三峡大坝全线建成。历时17年，举世瞩目的三峡大坝展现雄姿，实现了“高峡出平湖”的伟大预想。
三峡大坝是迄今为止世界上综合效益最大的水利枢纽，除了能发挥巨大的防洪效益、航运效益和经济效益外，三峡工程在建设过程中还创造了100多项世界之最。2007年，三峡大坝荣获世界纪录协会世界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世界纪录。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