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农业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农民自主权、保障农民物质利益的春风吹向农村大地，从而使在全会前已在酝酿中的农村改革得到了强有力的推动。
20世纪70年代，安徽凤阳人民率先搞起了农业生产责任制。这一勇敢而智慧的行动，圆了亿万农民期盼多年的温饱梦。正是当年这一伟大创举的推行，才有了中国农业的腾飞，才有了今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包产到户
在安徽省东部，有着一处历史悠久的人文故地。这里曾经走出过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这样一代帝王。它就是“花鼓之乡”——凤阳。
在旧中国，凤阳县以两件事出名：一是花鼓，二是穷，而这两件事又恰恰和朱元璋有关。在凤阳当地有一首流传已久的花鼓歌这样唱道：
说凤阳，道凤阳，
凤阳本是好地方，
自从出了朱皇帝，
十年倒有九年荒，
……
为什么说朱元璋做了皇帝，凤阳反而变得不好了呢？这是凤阳当地的一个传说。传说朱元璋称帝后，凤阳乡亲带上花鼓为他歌功颂德。皇帝龙颜大悦，一时兴起便允诺凤阳百姓以后不用再种田了，我给你们送粮食吃。你们以后的日子，就天天唱着花鼓过吧。
朱元璋本是一句戏言，没想到凤阳的老百姓当了真。种田的撂了荒，做工的罢了工，整日里坐吃山空。可直到粮仓空了的时候，皇帝的粮食也没有等到。
为了不至于饿死，百姓们只有背起花鼓去讨饭，真的变成了“先唱后吃”，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唱着过了。
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凤阳的贫穷实在不能赖在朱元璋身上。事实上，在朱元璋走出去之前，这里就是一片多灾多难的地方。朱元璋在《大明皇陵碑》中就曾有过如此描述：“昔我父皇，寓居是方，农业艰辛，朝夕彷徨，俄尔天灾流行，眷属罹殃……值天无雨，遗蝗腾翔，里人缺食，草木为粮。”
新中国成立后，凤阳人民的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由于凤阳靠近淮河，而这条河又缺乏治理，经常泛滥。有时眼看着庄稼丰收在望，可一场洪水袭来，农民一年的辛苦和希望就全被冲走了。
“**”期间，在极“左”路线的干扰下，凤阳和许多地方一样，限制农民群众发展家庭副业，认为这是在搞资本主义。加上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粮食产量极低。1978年，凤阳县逃荒要饭的近3万人，几年内全县农村人口骤减了10万。
1976年，万里到安徽担任省委书记后，曾走访了很多乡村，做了大量细致的调查，对当时安徽农村的问题有了深刻的了解。许多年后，万里在回忆中写道：
1977年6月，党中央派我到安徽当第一书记。安徽是个农业大省，又是“左”倾错误的重灾区。“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推行学大寨的那一套“左”的东西特别积极，农村问题特别严重，农民生活特别困难……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样，门窗都是泥土坯（做）的，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人民公社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农民的积极性没有了？我刚到安徽那一年，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67%的生产队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约占25%，我这个第一书记怎么能不犯愁啊？
人民公社化后发生的三年困难时期，到处浮肿病，饿死人。据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过去“左”了那么多年，几乎把农民的积极性打击完了。
屋漏偏逢连夜雨。1978年，安徽大旱，凤阳的灾情尤为严重。面对大面积减产、绝产的庄稼，饥饿的阴影再次笼罩在小岗村人头上。
小岗村，顾名思义，这是一个座落在并不太大的岗地之上的村庄。说它小，确实小，当时它只有20户、115人。它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当时还叫滁县地区）凤阳县城东南40华里一个海拔50米左右的丘陵岗地。当时，小岗村隶属于梨园公社，以“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而闻名。
1959年到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小岗村饿死了67人，绝了6户人家。全村只有2户没讨过饭。1978年7月，夏收分麦子，凤阳县小岗村每个劳动力才分到3.5公斤。现实已经把人逼上了改革的不归路，即便是冒着杀头的危险，他们也要试一试。
如今，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内，珍藏着一份藏品号为GB54563的特殊协议书——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村民的大包干协议书。1978年冬末，小岗村18户农民冒着坐牢的危险，以“敢为天下先”的胆识，在这份协议书上按下了18颗鲜红的手印，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1978年秋后，为了防止发生饿死人的悲剧，安徽省委指示小岗村生产队和省内其他地方一样，开始尝试推行包干到组的生产责任制。
小岗村生产队按要求被分成两个工作组，实行“包干到组”。可没多久，两个工作组内部就产生了矛盾，队领导请示公社将工作组划分得小一点。
当时，书记张明楼破例同意小岗村分成4个组。可没过几天，各组内部再次产生了矛盾。因为划分得越详细，组内成员在记工分和出勤上谁吃亏谁占便宜就越看得清楚，农户之间的利益冲突愈发明显。一时间，农户们吵吵嚷嚷：“照这样下去，不如彻底散掉，各人干各人的算了。”
小岗村生产队副队长严宏昌正值壮年，年轻气盛。他深知这样下去，小岗村毫无希望。一天，他向村里最年长的老人请教如何才能将生产搞好。老人说：“只有一家一户地干，才能化解各种矛盾。就怕政府不让，你们当干部的也不敢干。”
一句话点醒了严宏昌。他家的日子原本还可以。1975年，他在不到5分的自留地里种了生姜、辣椒、大葱，祖父留下来的近20棵柿子树长满柿子，再加上养的两头肥猪，一年收入几百元。到小市场上买回粮食，够一家9人糊口了。但是，他家因此被当成“走资本主义”的暴发户，接连被大队、公社批判了好几场。
此后，严宏昌便和父母兄弟分头出去讨饭，北到徐州，南到南京，“走南闯北”。只有他的妻子没有出去过，在家里挣工分。在他的安排中，好劳力要去讨饭，弱劳力呆在家里挣工分，反正“干多干少一个样”。正值壮年的严金昌虽然不愿意讨饭，但要想不饿肚子，似乎也想不出别的方法。
这时候，村里的议论声也越来越明显。村民们在田间地头纷纷交头接耳：“大家的自留地都种得很好，为啥合在一起就弄不好呢？”“因为弄好了也不一定是自己的啊！”议论的多了，渐渐开始有村民躲躲闪闪地提出：“不然干脆分开来干！”
严宏昌找到了生产队长严俊昌和另外一名队干部严立学。三个人一碰头，意见不谋而合，全都同意单干。但是，分田单干的后果是严重的，很有可能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遭受牢狱之灾。
求生的本能最终战胜了未知的恐惧。几个人决定铤而走险，为小岗村闯出一条生路。严宏昌对队长严俊昌说：“我家人口比你家少，这个犯法的事就由我来牵头，大伙要是都同意，咱们小岗村就分田到户，单干！”
1978年11月24日，严金昌吃过晚饭，来到了严立华家。严立华家有两间茅草房，平时是村民们聚会的“据点”。在这个初冬的夜晚，小岗村20户农民有18户的户主在场，只有关友德、严国昌两位户主外出讨饭，没有到场。
严宏昌首先开口：“今天大家集中开会，主要是想商量一下，怎么才能让各组不吵不闹，把生产搞上去。”
“咱们队要想有碗饭吃，只有分开，一家一户地干。”农户严家芝快人快语，第一个挑明了想法。一位老农户接着说：“刚解放时，我们都是单干，那时候都和和气气的，家家有余粮。单干肯定比现在强，就是政府不允许。”其他农户也都你一言我一语，纷纷附和。最后所有人统一了口径：“只要干部同意我们单干，我们保证不添半点麻烦。”
话已至此，队长严俊昌表了态：“既然大家都想单干，我们当干部的也不装孬。”
严宏昌也站了起来，一字一顿地说：“现在来看，咱们队只有分田单干才能不被饿死。但是咱们必须订个协定：第一，我们分田到户，瞒上不瞒下，不许向任何外人讲，谁讲谁就是全村的敌人。第二，每逢夏秋两季交粮油时，该是国家的给国家，该是集体的给集体，谁也不许装孬，更不能叫咱干部上门要。”
接着，他进一步解释道：“老辈人过去搞过‘包产到户’，田分到各家各户后，生产的粮食油料作物都还要统一收到生产队，由队里再统一上缴国家的征购任务，统一扣除集体的提留，一切还要由生产队统一结算，算出各家各户的工分后，再统一分配。这等于‘脱裤子放屁，多道手续’。咱要干，就干脆一步到台口：包干到户！该给国家的给国家，该给集体的给集体，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土地、耕牛都分到户，不再由队里统一安排、统一分配，这样也可以防止我们队干部贪污挪用、多吃多占。”
窗户纸被捅破后，现场热闹起来。“谁要说出去，就不是他娘养的！”农户们的话虽然粗俗，却明确地表达出了各自的决心。
这时，有心思缜密的农户说出了心里的担忧：“万一被上头发现了，你们几个干部弄不好要坐班房，你们的大人小孩怎么办啊？”
大家陷入了沉默，茅草屋内弥漫着呛人的烟味。一位老农站了起来，斩钉截铁地说：“你们是为我们村民出的事，到时候，我们谁也不能装孬，全村凑钱凑粮，把你们的小孩养到18岁！”这一提议得到在场村民的赞同。
有人提议道：“空口无凭，大家应该立个‘军令状’！”
“对！”
“写上几条，大家都捺手印！”
“谁孬种，谁不是人！”
严宏昌被眼前这种热血沸腾、肝胆相照的场景深深打动了。他取出兜里的新农村牌水笔，把一包淮北牌的香烟倒出来，准备就着烟纸写下契约，却被严立学劝止了。
严立学觉得香烟纸太小，再说在烟纸上写这样重要的东西，既不严肃也不正规。严立付一听，觉得有道理，说着“我家有纸”，就出了门。他家就住在严立华的隔壁，原就是生产队的记工员，儿子又在中学念书，几张纸还是找得到的。很快，他就拿来了两张十六开的白纸。
随后，在煤油灯光中，高中文化的严宏昌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了“保证书”：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刹（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严宏昌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最上面，下面依次是其他17户户主的名字。他和严立学、韩国云在自己的名字上盖了章，到场的另15人在自己的姓名上按了手印。外出讨饭的关友德的手印，由叔叔关庭珠代按；严国昌的手印由其儿子严立坤代按。
这份协议书，是一份生死文书。虽然错字连连，又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它却是中国农村改革最早的民间宣言书；一个个鲜红的指印，彰显了小岗村人敢于向旧观念和旧体制挑战的勇气！
既然下了决心，剩下的问题就简单了。小岗村共有500多亩田地，全部按人头搭配划分；耕牛折价后，两户包一头；国家征购任务、还贷任务、公共积累、各类人员的补助款项，按人头承包到户；包干任务完成后，剩多剩少归自己。
在那个时代，“包产到户”就是一种叛逆性的行为。当年在协议书上捺下手印的关友江说：“能干一年干一年，能干半年干半年。”小岗村的村民没有想到，他们的这个“叛逆”行为竟会在中国引发一场风雷，成为中国农村经济管理体系改革的先声。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
1978年冬天，在一间低矮的茅草房里，安徽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村的18户农民“冒天下之大不韪”，捺下了鲜红的手印，率先实行包产到户，试图闯出一条生路。
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1979年春，全县都在实行包干到组责任制，下地干活，不是成群结队，也是几家人一道出门，一道回村。唯独小岗人却是三三两两，有时甚至只是一个人天刚刚亮就下了田，有的摸着黑还在月亮地里忙。附近生产队的春耕才刚开始，小岗村地里的庄稼却已忙完一半了。
小岗人这么起早贪黑地忙活，周边生产队的社员从中看出了蹊跷：小岗这是把田偷偷分到户了！
这消息像是长了翅膀，慢慢地飞到了梨园公社，传到了公社书记张明楼的耳朵里。张明楼开始时并不信，小岗村生产队的干部都是他亲自任命的，不相信他们敢这么干。不过，张明楼也留了个心眼，慢慢地搜集到一些证据，最终证实了传言。
张明楼喊来了小岗村生产队副队长严宏昌，气得直发抖：“你小子胆子太大了！逮你严宏昌不冤枉你，连我也要陪着你倒霉！要我说，你年纪轻轻的，啥点子不好出，你为什么拣这条死路走？活得不耐烦了是不是？”
严宏昌见事情败露，连忙解释：“我们只是分户作业，地还是集体的，大家没脱离集体。再说，我们只想多收点粮食，大家都有碗饭吃。”
“不要说了！”张明楼下了死命令，“你们小岗就是家家收个金碾子，我们也不稀罕。国家宁愿管你们吃饭，也不能让你们这样胡来！回去就叫大家并起来！”
在随后公社召开的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会议上，张明楼公开点了小岗的名，宣布小岗生产队如果不并起来，不仅要扣除小岗队的牛草，而且化肥、种子、贷款一样不给。
会后，张明楼专门将严宏昌留下来，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我也是干过农活的人，难道不知道你们这样干能增产？我怎么会不想分田到户呢？谁都想改变家乡的贫困面貌，可是上头不允许这样干，你们也要理解我，我是共产党员，又是公社书记，我不能不对党负责。我同情你们，你们也要理解我。回去还是并起来吧！”
1979年4月10日，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到梨园公社检查工作。张明楼将小岗村单干的情况作了汇报。
听了汇报，陈庭元心思一动，便驱车来到了小岗村，找到了严宏昌。
“为什么要分到户呢？现在可没有这个政策啊！”陈庭元问道。
严宏昌说：“三十年了，我们小岗生产队年年吃救济，还年年外流；如今上面的政策变宽松了，我们就试着包干到户，只是想多打粮食，也减少国家的负担。”他边说边把陈庭元带到一块花生地去看。
在村西北的一处干渠旁，一位农户正在花生地里忙活。在滁县行署农业局干了多年局长的陈庭元，只稍微看看地里庄稼的长势和社员干活的架势，心里便清楚了。他问严宏昌：“花生也是分到户之后种的吗？看样子秋后收成不赖。”
严宏昌十分自信，说：“是的，仅花生这一项，只要不遭灾，一年的产量肯定抵过去五年的。”
陈庭元不免有些意动，他将张明楼叫到一边说：“就让他们干一年试试吧！”
张明楼也是吃苦头吃怕了，社员怕饿，干部怕错。他劝阻道：“书记，这不是支持他们搞资本主义吗？上面知道了要倒霉的。”
陈庭元平静地定下了基调：“他们已经穷‘灰’掉了，还能搞什么资本主义，最多也莫过于多收点粮食，解决吃饭问题。就先让他们干着看看，上面不叫干再说。”
就这样，陈庭元采用“不制止、不宣传、不推广”的方法，将小岗村的包干到户责任制保护了下来。
小岗村人用一年辛勤的汗水，终于使“包干到户”结出了丰硕的果实。1979年，小岗全队粮食总产13.3万斤，相当于1966年到1970年粮食产量的总和；油料（主要是花生）总产3.5万斤，相当于过去20年的总和。小岗全年的粮食征购任务是2800斤，过去23年颗粒未交，当年上交24995斤，超额7倍多。由
于生产发展，村民收入大大提高，全队农副业总收入47000多元，平均每人400多元，是上一年的18倍。
农业丰收了，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的收割季节，哪家都免不了丢些黄豆、山芋什么的。可是，当年那么多花生都摊晒在田里，从未发现谁家的东西少了。小岗村从昔日远近闻名的“讨饭村”，一跃成为“冒尖村”。
小岗村的变化所有人都看在眼里，包干到户的经验不胫而走，周围的乡镇纷纷效仿。但是，1979年时，中国农村改革还处于起步阶段，“包产到户”、“分田单干”还是中国农业的“禁区”。当年，中央多次发文，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在此形势下，凤阳县委宣布，本县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
在此情况下，小岗村所在的梨园公社要求他们再“并起来”。经常到小岗观察形势的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支持小岗：只要你们交齐国家征购、集体提留，并带头还贷款，还叫你们干下去。不过，其他生产队以“小岗不并，他们就不并”为由，让公社很为难，让小岗并起来的声音仍不绝于耳。小岗人单干干得战战兢兢。
1980年1月24日，时任安徽省省委书记的万里来到小岗村。在严宏昌家开的座谈会上，万里对小岗的包产到户明确表态：“地委批准你们干3年，我批准你们干5年。”对于有人批评小岗在“开倒车”的说法，万里说，只要能对国家多做贡献，对集体能够多提留，社员生活能有改善，干一辈子也不能算“开倒车”。谁要说你们“开倒车”，这场官司由我跟他打去。
万里之所以如此自信的支持凤阳县的改革，这和邓小平的坚决支持是分不开的。
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万里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在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上，万里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期间，万里曾就安徽农村包产到户的情况多次向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进行汇报。当时，邓小平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了农村改革方面存在的重大思想分歧。同时，这位政治家也意识到了农村改革的成功与否，将直接影响中国改革的大趋势。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后，邓小平开始发表自己的观点，表明自己对农村改革的态度。特别是在农村改革遇到压力的艰难时刻，他对万里说：“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
1980年4月2日，邓小平对小岗村生产队和安徽其他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地区给予了肯定和支持。邓小平说：“对于农村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贫困的地区，我赞成政策要放宽，使他们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发展自己的特点。政策一定要放宽，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包产到组，有的可包给个人，这个不用怕，这不会影响我们的社会主义性质。”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再一次站出来支持农村改革，他对“大包干”做了充分的肯定。他说：“农村改革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实行包干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
此时的邓小平已经是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的关于包产到户的表态，对于人们打破僵化观念、消除恐惧心理、推动包产到组最终发展到包产到户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明确规定“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在党中央的推动下，这种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发展。到1981年底，全国农村90%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目前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1983年中央下发文件，正式将大包干、包干到户、包产到户等统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将其肯定为伟大的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中国实践中的新发展。
在1991年11月举行的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决定》提出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中国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并不断充实完善。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指农户以家庭为单位向集体组织承包土地等生产资料和生产任务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形式。其基本特点是在保留集体经济必要的统一经营的同时，集体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承包给农户，承包户根据承包合同规定的权限，独立作出经营决策，并在完成国家和集体任务的前提下分享经营成果、一般做法是将土地等按人口或劳动力比例根据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分给农户经营。承包户和集体经济组织签定承包合同。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步，突破了“一大二公”、“大锅饭”的旧体制。而且，随着承包制的推行，个人付出与收入挂勾，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大增，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民可以将多余的粮食出售，形成了自由市场，农民手上的现金大增，农村经济大为好转。在1978年至1985年间，粮食的增幅达到中共建国以来的最高峰。而农民除了需要上缴的公粮外，对种谷物拥有完全的自主权。农民可以选择收益较高的经济作物，农民的收入也因此得到了提高，部分的农户更跃升为万元户。农村出现了一番新气象。
1985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召开成立40周年大会，当中国代表在会上宣布中国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已接近400公斤，达到世界人均水平时，全世界为之震惊。
“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普遍实行，使农产品的市场供应状况明显好转，为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促使传统农业经济开始朝专业化、商品化和社会化方向发展。同时，农村改革的巨大成功及其示范效应，坚定了广大群众对于改革的决心，从而为各领域的全面改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给予了可靠的精神支持。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乡镇企业就是由农民办的企业。乡镇企业的出现，是中国改革开放中一件具有伟大意义的事。
众所周知，在中国的十几亿人口中，有80%的人口是农民。但有限的耕地又用不了这么多人去种，将剩余的劳动力组织起来创办企业，既能充分发挥每个人的作用，又能发展农村经济。
中国的乡镇企业在建国初期就已经存在。不过，当时的工业化以国家发动且生产资料优先发展为基本特征，工业和农业被截然分入城市、乡村不同的经济体系。乡村工业的发展受到抑制，波动很大且速度缓慢。
1956年，无锡县（今无锡市郊区）东亭镇的春雷农业生产合作社，为解决田少人多的矛盾，把木匠、泥瓦匠、篾匠、铁匠、石匠等“五匠”组织起来，办起了春雷高级社木工厂，这是江苏省有据可查的第一个社队企业。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同时，农村改革全面展开，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农村劳动力开始出现剩余，这进一步推进了农民兴办乡镇企业的热情。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导下，全国的经济形势有利于乡镇企业的发展。
这里面所说的“社队企业”，就是乡镇企业发展的前身。1959年时，毛泽东叫它社办工业，并称赞它为“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即农村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办的集体所有制企业。
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各种联营企业、合伙企业、个体私营企业才得以迅速发展。根据新的情况，1984年中央4号文件把社队企业改为乡镇企业，包括乡镇办、村（村民小组）办、联户（合伙）办、户（个体私营）办四个“轮子”。1984年初，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在烟台调查社队企业时说，社队都改成乡镇、村和村民小组了，还是改名为乡镇企业好，将来农民办企业可能得办到乡镇。
由于乡镇企业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不吃“大锅饭”、不捧“铁饭碗”、投资少、费用低、自主权比较多，因而更容易适应市场需要。它一经出现便显示出了很强的竞争力和生命力。在国家有关政策的支持下，乡镇企业的发展速度一度超过了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平均速度。到1984年，全国乡镇企业达到606.52万个，其中户办、联户办的企业占69.3%。乡镇企业总收入为1537.08亿元，比1983年增长65.5%。到了1985年，户办、联户办的企业又增加了600多万个，乡镇企业总收入较1984年增长66.9%。
在1987年至1988年的两年间，乡镇办、村办、联户办、个体办的农村小企业呈现出蓬勃生机，农民称之为“‘四个轮子’一齐转，大家奋力奔小康”。在兴办乡镇企业的事件中，广大农民创造出了一些各具区域特色的发展模式。这些模式主要有：
一、珠江模式。这是外向型乡镇企业的一种模式。在地域上指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的佛山市、中山市、江门市、东莞市、新华镇和顺德、宝安等13个县的农村乡镇企业。这种乡镇企业的特点是：在所有制上，以乡（镇）村两级集体经济为主、五个轮子（乡办、村办、农民联户办、个体办和其他合作形式办）一齐转的多层次结构；在经营形式上，以集体经营为主，积极发展包括同外商合资、合作经营在内的多形式的横向联营；在产业结构上，以工业为主，积极发展“新兴产业”，包括发展创汇型、“三来一补”型和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型企业；在企业营销目标上，面向国际、国内两大市场，扩大产品外销比重，多出口，多创汇；在企业资金来源上，采取积极引进外资、社会集资、银行贷款等多渠道办法。
珠江模式的成因，主要是毗邻港澳，海外华侨、港澳同胞众多。利用这种优势，大力引进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从而创造出“外向型”经济的乡镇企业模式。同时，这些地区优越的自然条件，发达的农业和有较高文化科技素质的劳动力，也给创建外向型乡镇企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二、苏南模式。这种模式是经济发达地区的乡镇企业模式。这种模式主要集中于江苏南部的苏州、无锡、常州三市的广大农村地区。这一地区的乡镇企业，起步早，发展快。其特点是在所有制形式上，以乡镇、村两级集体所有制为主；在产业结构上，以工业为主，尤其以非农副产品加工业为主；在城乡关系上，与城市企业、科研单位有着紧密联系，城乡经济相互依存和渗透；在流通结构上，以市场调节为主。“苏南模式”形成于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的发祥地、人多地少、人地矛盾尖锐的地区。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可以经常给这些乡镇企业以技术、设备和加工任务等支持，从而使这一模式优势明显，发展较快。
江苏的乡镇企业就是“苏南模式”的典型代表。从1978年到1992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4年间，江苏乡镇企业产值总量由1978年的63亿元增加到1992年的2463亿元，从业人数由1978年的249万人增加到1992年的730.25万人。不断壮大的乡镇企业，为江苏经济发展积累了初步工业化的资本、技术和经验，从而带动了江苏经济的腾飞。
三、耿车模式。耿车模式是经济不发达地区乡镇企业的一种模式。它是以江苏省北部宿迁县耿车乡发展乡镇企业的格局而得名。它从起点低的户办企业开始，进而乡、村、联户四个轮子一齐转，形成多种所有制、多样化产业、多渠道服务的乡镇企业模式。耿车乡创办大大小小一起上的乡镇企业，从1983年试点，1984年全乡推开，运行两年就取得了可喜成绩。
1986年，耿车全乡共有乡办企业18个，村办企业29个，联户办企业98个，个体办企业5249个。全乡大小企业的总产值达到4691.13万元，比1983年增长近4倍。耿车模式的成因是从贫困落后的实际出发，以“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思想为指导，在坚持农业为基础的前提下，从开发本地传统手工技术做起，发挥劳动力众多的优势，以劳动密集方式分户经营小手工艺品、小商品，进而形成联户办、村办、乡办的复合式乡镇企业。
四、温州模式。温州模式是一种以兴旺的家庭工业为主的市场型乡镇企业模式。它在所有制上，以个体经济为主体。据1985年的统计，全市工商登记发证的个体工商户已超过13万户，其中农村占80%，城镇占20%。在产业结构上，以日用小商品生产为主导企业，兼营门类齐全的社会化服务业。在流通结构上，充分运用市场机制来联结生产循环过程，形成了小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的组合方式。在城乡关系上，形成以小城镇为依托的商品生产群体。
温州模式的出现，是因为历史上温州的各种家庭手工业十分发达，小商小贩众多，由此造成温州农村的微观经济基础。在农村改革不断深入的影响下，温州的传统手工业优势，在家庭工业、联户企业的载体上得到发挥。
此外，还有福建侨乡以股份经营型乡镇企业为特征的晋江模式，以上海郊区为典型的城乡紧密结合的沪郊模式等等。
1987年6月，邓小平同志在接见外宾时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他不仅以“异军突起”充分肯定乡镇企业快速发展的重大成就，而且把乡镇企业的发展与农村改革紧密联系起来，肯定了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
总的来说，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转移出来，为农村致富和逐步实现现代化，为促进工业和整个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不仅给农村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在计划经济时代率先进行了以市场为导向的实践，并取得了巨大成功，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确定下来，起了重要的作用。
城市般的村庄——华西
华西村位于江苏省江阴市华士镇。
华西于1961年建村，原来的名字是华西大队。建村之初全村仅有667人，面积仅0.96平方公里，是一个再寻常不过的江南小村。当时，华西村的集体资产只有2.5万元，还欠债1.5万元，人均收入只有53元。
谁能想到，几十年后的华西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转变。近年来，华西先后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模范村民委员会”、“全国文明村镇”、“全国文化典范村示范点”、“全国乡镇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单位”、“全国乡镇企业先进企业”、“全国大型一档乡镇企业”、“全国乡镇企业科技工业园”等殊荣，并被国内外各界人士赞誉为 “天下第一村”！
走进如今的华西村，取代过去低矮、落后农业小村的是一排排欧式高档别墅构成的现代化城镇。城镇中央竖立着9座塔楼，雄伟壮观的“金塔”特别显眼，它成了华西村的标志性建筑。华西——现已汇集成为一座由周边16个村构成、面积30平方公里、人口超过3万，集娱乐、休闲、体育、购物、旅游等于一体的各类设施齐全的现代化新农村。
那么，一个只有数百个劳动力的小村庄，在不足1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竟然做出了如此突出的业绩。难道华西村有什么“秘密武器”？
事实上，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华西村还相当贫困，每年都有人离开家乡到外面去求生存。那时，村长吴仁宝终于明白了一件事：华西村每人只有0.03公顷的土地，若是人人都挤在这么有限的耕地上谋生，也许只能解决温饱；只有利用全村劳动力多且廉价的优势，大力兴办工厂，使乡亲们走“亦工亦农”、“离土不离乡”的道路，才能共同富裕。
当时全国上下正在学习大寨，而华西村正是全国学大寨的典型。但是华西村地少人多的事实让吴仁宝选择“
铤而走险”，开始了新的尝试。吴仁宝偷偷抽调了20人，在村里偷偷办起了小五金厂。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这样的做法是非常冒险的，这个五金厂也成了村里的最高机密。吴仁宝的大儿子吴协东回忆说：“当时可千万不能让外面知道，正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呢。”
“原来我们20世纪在60年代的时候讲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我们抓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嘴上要喊，具体不要去做。发展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我们是抓全面发展。实践下来，单靠农业富不起来的，要富起来，我们农民，特别是我们人多地少的地方更要搞其他行业，”吴仁宝说，“上面不准搞怎么办？我们办的小五金厂，我们保密，对外不讲。领导来怎么办？领导来我们有数的。因为上面的领导也不统一，有的领导说要搞经济，有的领导说要抓阶级斗争。上面要抓阶级斗争的领导来了，我就不给他看了。看什么？把职工带到外面去，铲草皮，积河泥，搞得轰轰烈烈。上面的领导一看他非常高兴，他走了。我们把工人再叫回来，把耽误的时间补回来，要加班加点。所以我们这样搞的，过去我们工作一天要15个小时，现在来说8小时还有双休日，那时不同的。”
正是这个“机密”的小五金厂，促成了华西村的第一次转身——带来百万利润，让200多户社员全部住进新盖的瓦房。
如果说小岗村的包干制是一场农村变革，华西村当时正在发生的则是另一场变革。它是从人民公社集体中变异过来的一种集体经济，它代表一类在相当长时间内受到政府认可、并确实发展了生产力的民间公司模式。
吴仁宝的第四个儿子、现任华西集团公司董事长吴协恩说：“在1978年改革开放前夕时，我们在银行的存款已经有100万了，但我们的销售额、产值也只有大概一百零几万，那时华西人均纯收入只有210块钱。真正要说华西有所改变的时代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在80年代早期和中期这段时间，华西的发展非常快。”
20世纪80年代的华西村依托上海搞“横向联营”，通过每个周末请上海的工程师进行指导的方式，把上海的技术移植过来。这种用班车请到华西村的工程师，最多时一次有100多人。这些“礼拜天工程师”的到来，不光为华西创造了财富，更重要的是帮助华西村培养了一批综合素质较高的年轻技师和工人，发展工业的技术基础更加雄厚。于是，随着改革进一步深化，国家政策越来越放开，华西村也越发如鱼得水。
如今的华西新村，已经建起了铝型材、铜型材、钢材、带管、化工、毛纺六大系列产品的工业新村。全村拥有全资、控股、参股企业57家。其中全资企业40家，控股企业7家，参股企业10家，这57家企业构成了规模化经营的华西集团。2003年，华西集团销售收入达到106亿元，成为中国第一个超百亿村。
2001年，吴仁宝和华西村人又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分五统”，即：一分，就是村与企业要分开，把新合并的16个村规划成12个村，合并后的原村委会还是由本村村民自治、选举。五统，一是经济由华西统一管理，二是劳动力在同一条件下统一安排，三是福利由华西统一发放，四是村庄由华西统一规划建设，五是华西村党委统一领导，和周边的16个村一起组成了大华西村，面积由原来的0.96平方公里扩大到30平方公里，人口由原来的2000多人增加到5万多人。
2004年，华西村人均工资收入12.26万元。同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2936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422元。华西村人收入是全国农民人均收入的41.76倍、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13.01倍。2009年，华西村入选中国世界纪录协会中国第一村，华西村创造了中国世界纪录协会多项世界之最、中国之最。
社会主义新农村
“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概念由来已久，从20世纪50年代被中国共产党提出至今，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这几十年的探索经历，其中的经验和教训都值得认真总结和记取。
1956年，中共中央召开一届人大第三次会议。当时，为了早日实现国家富强，国家开始实施工业化优先发展战略，所需资金只能来自农业剩余，农民要为国家的工业化作出贡献。所以，为了加速农业发展，这次会议上通过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会议上，邓颖超在讲话中指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法规”。这是中央领导人中最早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概念。
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展，中共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决议。决议指出：“中共中央制订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是高速度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纲领。”
1963年12月，党中央下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提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要动员和组织大批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随后，在国家的动员下，相继有近百万知识青年离开城市，赶赴农村参加农业生产。
历史的发展证明，60年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是不成熟的。单纯地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一种动员手段，其目的是要求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城乡差别越来越大，对农村建设很少投入，地方和农民没有资金投入到新农村建设中去。还有就是容易将某一地的经验教条化，忽视不同区域的条件差别，比如说农业学大寨运动。因此，是不可能建成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
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建设仍然取得了一定成绩。首先是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农业和农村得到一定的发展，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一定的改善。国家提出了水利化、机械化、良种化、化学化等措施，毛泽东还提出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以及农业“八字宪法”等思想，并在全国大修水利，兴建了很多水库和灌溉工程，这些工程很多到现在仍然在发挥着作用。
其次，在新农村建设中，国家逐步建立了包括劳动保险、困难补助、生活补贴、社会救济和农村“五保”供养制度。特别是在1958年以后，人民公社出现了敬老院、合作医疗等简易的社会保障组织，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条件。
同时，在这一时期的新农村建设中，一些地方发扬吃苦耐劳、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拼搏精神，顽强地同自然作斗争，把不利条件改变成了有利条件，迅速发展了生产的同时，也涌现出了一批“社会主义新农民”。其中就包括以陈永贵、吴仁宝、宝日勒岱为代表的新型农民和以邢燕子、吕玉兰、侯隽为代表的下乡知识青年，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榜样。
20世纪70年代以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全国上下掀起了一场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探索热潮。
1981年11月，国家在《当前的经济形势和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报告中，号召全党带领和团结亿万农民，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奋斗。强调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要首先抓好农业生产，发展农村经济。要发展农村经济，必须打破人民公社体制，解放农村的生产力。于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应运而生。
在新农村建设中，党中央开始实施“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多予少取，让农民得到更多的实惠。接着又提出改革农村管理体制，搞活农村经济。继而，政府又推出了直接补贴农业生产者的制度，帮助农民增加收入。
2003年初，新一届政府领导人上任后，立刻把农村改革列入四项改革之首，并在部署近期工作时，把农村税费改革工作列入第一项。2004年3月5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从今年起，要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平均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以上，5年内取消农业税。”
2005年12月29日下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以“162票赞成，0票反对，1票弃权”表决决定，于1958年6月3日通过的农业税条例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也就是说，从2006年开始，近9亿中国农民依法彻底告别了延续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农业税。取消农业税是农村体制改革的标志性事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由此全面展开，从此农民将轻装前进，奔向小康。
农业税的取消，标志着中国农村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以乡镇企业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改革阶段。
新时期的新农村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从1978年到2004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比例下降了89.5%；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近22倍；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下降了20.5个百分点，且将继续呈下降趋势。这一时期，国内也涌现出了一批新农村建设的典型。
在北京西南郊，在距离有着50万年历史的北京猿人遗址以西5公里处，有着一座不断创造奇迹的村庄。这就是中国十大名村之一的北京韩村河村。
几十年来，只有2.4平方公里的韩村河村紧跟时代发展，一个曾经晴天尘土飞扬，雨天道路泥泞的村子，而今发展成了京郊最耀人夺目的明星村、第一村。
如今，韩村河村已完全发展成为都市化的新农村。村容村貌和民风民俗实现了古典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的有机融合。在这里有一个住宅小区、581栋小别墅以及公寓式住宅楼、一个工业小区、一个山庄宾馆、两个公园、一个教育中心点缀其中、错落有致，处处呈现出走向腾飞的现代农村的繁荣景象。
有着国家特级资质的大型建筑企业——韩建集团便是韩村河村的标志性企业。近年来，韩建集团先后被评选为全国乡镇集体建筑企业第一名，京郊经济发展十佳单位第一名，位列北京市集体企业营业收入和利税总额两个百强第一名，成为首都和全国乡镇企业的一面旗帜。
与韩村河村一样，位列中国十大名村的河南南街村也是在改革开放中抓住机遇，成为了新时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典型标志。
改革开放以后，南街村依靠当地粮食资源，围绕农业办工业，围绕龙头企业上套项目，发展粮食深加工，形成了农工贸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的产业格局，从而实现了层层增值和良性循环，壮大了集体经济实力。此外，组建了国家大型一档企业——河南省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在1991年率先摘取河南省“亿元村”桂冠，1993年年产值突破16亿元。
如今，南街村企业已经形成了产、供、销一条龙，农、工、贸一体化的集体性质的大型集团公司。南街村集团下属企业28个南街村集团以粮食深加工为主导方向、以生产多种方便食品为龙头，产业涉及食品、饮料、酒类、印刷、包装、医药、工艺品雕刻、旅游等，产品有15大类，近200个品种。其中部分产品出口销售到蒙古、朝鲜、俄罗斯、韩国、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孟加拉国、南非等国。
除了韩村河村和南街村，还有江苏的华西村、上海的九星村、云南的福保村等等，都是新时期以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瞩目成绩的典型代表。
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要求在本世纪前20年集中力量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
小康社会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只有加快农村发展，打破城乡二元体制，树立科学发展观，才能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得更好。
2003年初，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提出要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统筹城乡发展”等“五个统筹”的要求。2004年9月，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两个趋向”重要论断。他指出，农业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必须始终抓紧、抓好。
在这一系列加强“三农”工作新理念、新举措的基础上，2005年10月8日，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积极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
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党中央根据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实际，强调要抓好六个方面的工作：（一）把国家建设资金的投入更多地转向农村，切实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二）围绕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三）稳步发展粮食生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四）坚持农村土地基本经营制度和严格控制建设占地，确保农业发展和农村稳定；（五）引导农民有序进城务工，公平对待农民工及发展县域经济，促进农村劳动力就近转移；（六）增加对农村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投入，从多方面加强农村公共服务。
尽管这一时期的新农村建设刚刚起步，但是，党中央、国务院贯彻“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2007年，国家在农村全面推行义务教育免除学杂费的政策。随后，2009年9月1日，国家在全国范围内全部免除城市义务教育学杂费。这一政策的出台，将使农民和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义务教育得到保障。
“我爹妈都在浙江打工，家里不富裕，我读到初二就不上学了。弟弟赶上了好时候，上学不用交学杂费。”2008年，正在北京打工的19岁姑娘小周，谈起在河南老家中学念书的弟弟，非常羡慕。
农村卫生工作一直被放在全国卫生工作的首位，是中国国民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
2003年1月16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卫生部、财政部、农业部联合制定的《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目标原则、组织管理和资金管理、医疗服务管理做了具体而明确的规定和指导。
从2003年6月起，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首批确定了304个试点县，覆盖农村人口9300多万。至2007年年底，全国2448个县（市、区）已经基本建立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覆盖7.3亿农民，参合率达85.9%。2008年，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人口达到8.15亿，参合率达到91.5%。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初战告捷。
中国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开始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每个农民每年交20元或者30元，各级政府按实际参加人数给予相应补助。钱虽不多，但它带给农民的精神作用远大于金钱本身。
51岁的河北省高碑店市乔刘凡村的李学芳，2007年初因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和供血不足到北京接受手术治疗，花了4万多元。
这个数字对于一个本不富裕的农民家庭来说，显然是个天文数字。庆幸的是，李学芳一家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李学芳病愈出院后，从当地“新农合”管理中心领到了1.2万多元的补助。
康复后的李学芳逢人便说：“是合作医疗解决了我的大问题。”
2010年，中国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一张覆盖中国农村的医疗保险网正在张开。未来，这项利民措施将会不断完善，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共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社会和谐离不开广阔农村的和谐。
当前，中国农村社会关系总体是健康、稳定的，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矛盾和问题。通过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于更好地维护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缓解农村的社会矛盾，减少农村不稳定因素，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