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破冰之旅

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不平凡的一年。

这一年，周恩来、毛泽东、朱德三位中国的核心领导人相继与世长辞，支撑中国社会主义大厦的三根顶梁柱骤然消失，全国各族人民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

这一年，中国共产党英明决策，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诡计，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国家和民族站在了命运转折的路口。

同样是在这一年，中国虽然刚刚经历了撕心裂肺的剧变，却已经做好迎接新挑战的准备，开始踏上新的征程。

“文革”：不能忘却之伤

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文革”是不愿掀开的一页。

十年中，由于社会主义理论被人为地曲解，导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到严重破坏，一切都在严重地倒退。

长时间的社会动乱中，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思想指导下，想发展经济只会被戴上一顶“唯生产力论”的帽子，“造反”和抓阶级斗争才是头等大事。

1968年，《人民日报》以《开犁前的一场革命大批判》为题刊发了一篇“读者来信”，其中阐述的事件和其引发的一场大辩论就充分说明了十年动乱时期的社会形势。

在这篇文章中，“读者”讲述了1968年春耕时，在辽宁岫岩县一个叫黄旗沟的小村庄里发生的一场争论。

争论的源头要追溯到1964年。当年，原岫岩县委在这个生产队总结了一个具体贯彻执行“三自一包”的经验，叫做“以犁定组，地块落人，见苗付酬”。

“三自一包”指的是刘少奇在1949年建国前实行的一种农村经济政策。“三自”即指“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即“包产到户”。

但是好景不长，1966年“无产阶级**”开始后，原岫岩县委领导班子被认为是“中国赫鲁晓夫在岫岩县代理人”，纷纷被赶下了领导岗位。就这样，到了1968年春天开始耕种的时候，当地老百姓陷入了彷徨无措的境地。“经验”究竟还要不要继续实行？一时间，这个问题引发了当地一场“大辩论”。

辩论的双方各执一词。一种意见认为应该继续推行“以犁定组，地块落人，见苗付酬”的做法，这样做的好处显而易见：多劳多得，责任清楚，赏罚分明。

另外一种意见则代表了当时主流倾向：反对推行“三自一包”，主张突出无产阶级政治，靠毛泽东思想挂帅，思想领先，强调为革命种田。

中国有句老话叫“民以食为天”。千百年来，中国的农民都是从土地里找粮食，世界上再也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这般对土地如此地依赖和眷恋。但让人惊讶的是，当时持反对意见最多的人，恰恰就是“贫下中农”。

争执中，一位老农的话道出了那个时代的主题：“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有劲往‘公’上使，干活扎实。突出工分，有劲就往‘私’上使，完全是为个人，对集体没有好处。就拿打柴来说吧，往年定的工分也挺高，可是社员怕苦怕费粮，谁也不愿上山，拖到种地的时候还在打柴。今年办了学习班，大家都向张思德、白求恩学习，10天工夫就备足了全年的烧柴。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得到的是社会主义思想，突出工分得到的是资本主义思想，我们绝不能正道不走走歪道！”

这场看似寻常的辩论最终以《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进行了盖棺认定：这场“大辩论”被说成是一次很深刻的“政治工作”和“对修正主义的一次大批判”，引导农民“真正从思想上彻底煞住了资本主义倾向，进一步树立了靠毛泽东思想种田，为革命种田的思想”。

由此可见，“文革”中生产并不是一种求生或发展的手段，而是被定义成“为革命种田”。这种错误风气所导致的结果就是直到1978年，中国人均粮产量还是318公斤，只比国民经济恢复后的1952年多了30公斤，比1956年多了10公斤，整整徘徊了22年。

在那个“阶级斗争”主导一切的年代，贫困无处不在，甚至连老百姓吃饱饭的问题都没有解决。以至于到“文革”结束后，万里到安徽担任省委书记时，和当地一位农民发生了这样的对话。

那已经是1978年的春天了，万里深入一个偏远县进行调研时，遇见了一位穿着破棉袄的农民。看着百姓破旧的穿着，万里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他询问道：“你有什么要求吗？”

“啥要求？”农民直接解开了破旧的棉袄，拍了拍干瘪的肚子，“只要能填饱它就行。”

万里愣住了。他试探着又问了一句：“这个要求太低了，还有别的吗？”

农民还是拍了拍肚子说：“这里面少装点山芋干子就行了。”

这就是十年“文革”国内现状的真实写照。邓小平曾在“**”结束时痛心疾首地指出，“就整个政治格局来说，是一个混乱的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的状态”。

这是敢于面对历史，面对事实的真实评价。在“**”十年之中，由于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盛行，“四人帮”对经济工作的干扰、捣乱和破坏，仅在1974年至1976年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损失约1000亿元，同时粮食产量下降。据不完全统计，十年动乱使工农业损失5000多亿元。工农业受到破坏，直接影响了市场供应和人民生活，市场出现了物资严重匮乏的局面。实际上，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处于濒临崩溃的边缘。

国民经济复苏与冒进

在长达十年的动乱中，由于林彪、“四人帮”长期干扰破坏，国民经济发生了很大困难。1976年，中国共产党粉碎“四人帮”，从危难中挽救了党和国家，也使国民经济从瘫痪、半瘫痪状态中走了出来。

党和国家在批判“四人帮”的罪行、稳定全国局势的同时，立即着手工农业生产的整顿和恢复，并重新发出了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号召。

针对当时经济领域存在的思想混乱状况，党中央在1977年3月召开了全国计划会议，指出必须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罪行，分析国民经济中的主要矛盾，并采取有力措施解决这些矛盾。

1978年4月20日，中共中央颁发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工业十三条”），对企业整顿提出了具体标准。“工业十三条”中明确规定：企业要以生产为中心，理直气壮地搞好生产；坚持以责任制为核心的各项规章制度，大力提高企业管理水平。

同年4月20日至5月13日，党中央又召开了全国工业学大庆的7000人大会。会前，华国锋代表党中央表明了态度：“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这样大规模的工业会议还是第一次召开。中央是下了决心的，一定要把我们的工业搞上去，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

在党中央的号召下，1978年7月6日至8月5日，国务院还召开了1000多人参加的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会后，各地迅速掀起了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

通过全国上下一致努力，经济战线的生产和工作秩序逐步走上正轨，工农业生产有了较快的回升。至1977年下半年，全国经济形势有所好转，国民经济的各项主要指标回升明显，其中国民生产总值比1976年增长14.6%，财政收入扭转了连续三年完不成国家计划的状况。在8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的有52种。1977年7月，国务院在向各部门、各地区转发《关于1977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指出，上半年经济的恢复标志着“国民经济新的跃进局面正在出现”。

在这样的关头，本来应该用一定的时间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和整顿，解决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问题，使国民经济达到基本平衡。可是，随着政治局面的初步安定和经济形势的逐步好转，人们普遍存在的加快建设速度、把“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和造成的损失夺回来的愿望更加强烈。但与此同时，由于对过去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没有进行认真总结，对经济好转的形式又估计过高，结果使全国经济工作指导思想的急于求成情绪再度滋长起来。于是，冒进现象出现了，再次将国民经济的发展引入歧途。

事实上，这种冒进思想在经济刚刚恢复发展的1977年4月份就出现了。1977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在一篇名为《全面落实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的社论中就说道：“揭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正在乘胜前进，推动着各方面的工作日新月异，越搞越好。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在揭批‘四人帮’斗争的带动下，逐渐纳入健康发展的轨道，一个新的跃进形势正在形成。”

这种急于求成的建设思想开始在各行各业出现。当时，这种冒进思想是在主流舆论的引导下进行的。1977年4月19日，《人民日报》再次以《抓纲治国推动国民经济新跃进》为题发表一篇社论。社论中写道：

一个新的跃进形势正在形成。打倒“四人帮”，思想大解放，生产力大解放。……受到“四人帮”严重干扰破坏的铁路运输，进展很快，3月份日装车突破了历史同期的最好水平。4月上旬，继续稳步前进，日装车又有新的增长。铁路运输的显著好转，促进工业生产开始全面上升。原油、煤炭和电力3月份超额完成了计划。特别令人振奋的是钢铁生产也上来了。4月上旬钢和生铁的平均日产量都比3月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我国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鞍钢，革命和生产的形势发展迅速。英雄的开滦矿工，加快恢复生产的速度，力争在今年内达到地震前的生产能力。农业机械、化肥、棉纱和棉布等产品都有较大增长。特别令人高兴的是那些受“四人帮”严重干扰和破坏的地区的工矿企业，发生了巨大变化，革命和生产都蒸蒸日上。上海等地的工人阶级，豪迈地提出达到和赶超“三个水平”的战斗口号，即首先达到和超过本单位历史最高水平；再赶超全国同行业的最高水平；进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在这样的“新的跃进局面正在形成”的形势下，1977年9月11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华国锋召集国务院有关负责人，研究加快经济建设速度问题。他批评国家计委提出的工业增长速度“太保守”，强调今后“要开足马力，挽起袖子大干”，“明年的积累要加快”。

1978年2月26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华国锋断言：“我国国民经济扭转了‘四人帮’破坏造成的停滞不前，甚至下降倒退的局面，走上了稳步上升、健康发展的轨道。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蓬勃发展，一个新的跃进形势已经来到了。”“新的跃进”、“大的跃进”，成为这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的主调，也是华国锋指导经济工作的口号。

为了落实中央关于争取高速度的要求，国家计委于1977年11月15日向中央提交了《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其中提到：今后8年，即1985年之前，粮食产量计划达到8000亿斤，钢产量达到6000万吨，煤达到9亿吨，石油达到2.5亿吨，化纤达到150万吨。在1985年前，要新建和续建120个大项目，其中有30个大电站、8个大型煤炭基地、10个大油气田、10个大钢铁基地、9个大有色金属基地、10个大化纤厂、10个大石油化工厂、10多个大化肥厂，以及新建续建6条铁路干线，5个大港口。形成14个大的重工业基地，基本建设投资将接近过去28年的总和。到2000年以前，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1978年1月，中央政治局批准了这个《汇报要点》，形成了最终的《十年规划纲要（草案）》，并将其写入了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

今天看来，这份《十年规划》所提的指标明显过高，远超过了国家财力和物力所能承受的限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时过于看重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作用，忽视了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

在国民经济刚刚经历十年动乱，急需休养生息、总结经验教训时，发动这样的“冒进”，无异于要一个大病初愈的人负重疾行。这样只能进一步加剧在“文革”中已经相当严重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失调。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1977年7月30日晚，北京工人体育场内灯火通明，人声鼎沸。中国青年足球队正在这里同来访的香港队进行一场友谊赛。在那个娱乐项目缺乏的年代，这

样的比赛自然吸引了无数的观众，偌大的体育场内座无虚席。

比赛进行到下半场时，观众席上突然出现了一阵**。所有观众的眼睛紧盯着主席台的入口处。随着走进来的一小群人，球迷们看见了一个久违的身影。

“是邓小平，是邓小平来了！”在场的10万名观众瞬间站了起来，掌声如雷鸣般在体育场内久久回荡。

邓小平一生对足球运动情有独钟。早在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少年时代，他就情愿受饿也要省下钱来看足球比赛。邓小平这一次在体育场内轻松亮相，不仅是出于对足球的爱好，更是表明一种态度，让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们看到中国即将到来的变化。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蓬勃兴起的新科技革命推动着世界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在中国还在进行轰轰烈烈的“革命”的时候，时代的主题已然悄悄发生了转变，和平与发展成为了时代的主流。此时，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面临着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

第三次科技革命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这一时期，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涉及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生物技术和海洋技术等诸多领域的科技革命，给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带来了深刻影响。同时，新科技革命也将世界纳入到一个整体中，国家间的对抗日益减少，国家和地区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逐步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

但是，这世界飞速发展的十年，却是中国发展最缓慢的十年。加之中国经济长期处于封闭半封闭状态，与世界的差距逐年增大。

有资料统计，在1955年时，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4.7%，到1980年，却已经下降至2.5%。1960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和日本大致持平，到了1980年，已经只相当于日本的25%。1959年，中国的出口总值占世界出口总值的1.95%，居第12位，到了1980年，已经下降至0.75%，居第32位。

与此同时，在亚洲，日本借助美国的贷款和全球化机遇，率先实现了经济的复兴。接着是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的崛起。“四小龙”利用自身的区位优势和全球化产业链升级的机遇，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不仅如此，甚至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也抓住了机遇，基本实现了工业化。这些国家顺应了时代潮流，纷纷实现了经济振兴，将中国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放眼世界，中国已经是时代的一名落伍者。那么，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究竟应该何去何从？

1977年7月16日，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了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这是他一生中第三次被打倒之后，又一次站立起来。

会议上，这位自诩是“中国人民的儿子”的老人感慨地说：“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是共产党员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应该老老实实地履行党员的责任，听从党的安排。”

复出后不久，邓小平在接见外国客人的谈话中多次提到：要用世界上的一切先进技术，来实现中国的四个现代化；要用世界的先进成果作为出发点；世界上一切最先进的成果都要学习，引进来作为基础；我们要实行“拿来主义”。

从复出到1979年初春，这段时间成了邓小平一生中外事活动最繁忙的时期。他几乎每星期都要会见几次外国客人，同他们谈话、交流。仅在1978年至1979年初的一年中，邓小平就访问了缅甸、尼泊尔、朝鲜、日本、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七国。

1978年10月，邓小平率团出访日本。他在体验乘坐著名的日本新干线列车时，坦率地告诉随从的记者：“这列车让人感觉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们现在正适合坐这样的车。”邓小平的这段话恰恰表明了国人振兴中华的急切心情。

访问七国归来，邓小平坚定地说：“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凡是”与“求是”

美酒飘香歌声飞，朋友啊请你干一杯，请你干一杯。胜利的十月永难忘，杯中撒满幸福泪。十月里，响春雷，亿万人民举金杯。舒心的酒啊浓又美，千杯万杯也不醉。

手捧美酒望北京，豪情胜过长江水，胜过长江水。锦绣前程党指引，万里山河尽朝晖。展未来，无限美，人人胸中春风吹。美酒浇旺心头火，燃的斗志永不褪。今天（啊）畅饮胜利酒，明天（啊）上阵劲百倍。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愿撒热血和汗水。征途上，战鼓擂，条条战线捷报飞。待到理想化宏图，咱重摆美酒再相会。

1976年10月，全国人民都沉浸在粉碎“四人帮”的巨大喜悦之中。一时间，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到处都在传唱着这首《祝酒歌》。歌声中既有全国人民对走出“动乱”的喜悦，也有对祖国走向富强的美好期盼。

然而，由于长期的思想禁锢和错误的指导思想，党和国家没有立即摆脱“左倾”的危害，对“四人帮”的揭发和批判被局限在全部肯定“**”和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的范围内，人民群众提出的很多合理要求都未能受到重视。

毛泽东去世后，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工作由华国锋主持。粉碎“四人帮”后，针对广大群众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情况，华国锋提出了四点指示：一、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二、“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的路线。三、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四、“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这是第一次提出“两个凡是”的主张。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发表“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这篇社论首先论证说：“什么时候，我们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遵循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是胜利；什么时候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失败，就受挫折。”随后，社论向全国发出号召：“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

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凡是”。正是因为这篇文章的发表，才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一场大讨论。事实证明，恰恰是这场空前的大讨论才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两个凡是”的最大危害，就是使“**”的错误路线和方针政策得以继续进行。长此以往，国家将不可避免地再次陷入混乱，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愿望也终将落空。

“两个凡是”的提出引起了全国上下普遍的忧虑，人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对待毛泽东的指示和决策？

当时，上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老百姓，无不陷入了对国家前途和命运的担忧之中。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正是这众多忧国忧民者中的一员。

胡福明是生在红旗下的一代人，少年时代就加入了共产党，可谓根正苗红。即使这样，他在“文革”开始后还是不由自主地被卷入到历史的洪流中。1966年6月，胡福明所在的南京大学先后有1500多名教职工被“打倒”，接受批斗。胡福明自然也没能幸免，这位年轻的教师被打成“匡亚明黑帮”的一分子（匡亚明，时任南京大学校长，被指犯修正主义错误），受到批斗、游街，扫厕所等，吃尽苦头。

“文革”开始前，胡福明作为一名哲学系教师，每天固定上下班，讲课都是照本宣科，基本“不费什么脑子”。当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一向性格温和的胡福明一反常态，满腔**地投入到批判“四人帮”的斗争中。

胡福明不仅积极参加南大校园内的批判演讲，更是在《南京大学学报》上连续发表多篇文章，诸如《评张春桥的“全面专政”》、《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批判唯生产力论就是反对历史唯物论》等，对“四人帮”穷追猛打。

其实，胡福明的这种热情正是当时全国人民的一个缩影。经历了十年磨难和挫折之后，人们对新生活的企盼由此可见一斑。但是，这股席卷全国的热潮很快降了温，其原因就是“两个凡是”的发表。

“两个凡是”使这个原本就不温暖的春天显得更加寒气逼人。胡福明再次陷入了苦闷之中。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观察和思索，胡福明想通了一个道理：要想打破目前中国思想禁锢的局面，关键是挣脱“两个凡是”的束缚。

但是，“两个凡是”是当时的主流声音，批判它的危险性可想而知。可是，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一个理论工作者的本性，让胡福明想得更多。他最终下定了决心：即使因此让我坐几天牢，历史也会为我平反的。

既然公开批判“两个凡是”是不合时宜的，胡福明就采取“曲线救国”的方式，为“两个凡是”找了一个“替身”，选择当时流行的“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等谬论作为靶子。同时，他决定把文章中的主要论点都引用马列著作原文，这样就不会授人以柄。比如胡福明引用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和《实践论》的一段话，来阐明“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主要论点；并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话来说明，他们都是自觉运用实践标准来检验自己理论的。

在胡福明满脑子想着文章的时候，他的妻子被查出了肿瘤，住进了医院，急需开刀。那段日子过得很艰辛，胡福明白天在学校讲课，晚上还要到医院陪伴妻子。

南京的“火炉”之称可不是白叫的，高温酷暑加上医院病人的呻吟，胡福明根本无法入睡。于是，他索性将需要用到的马列著作和《毛泽东选集》等书拿到医院，借走廊上的灯阅读，挑选语录、资料，蹲着身子，拿椅子当桌子，草拟文章提纲，写出每一部分的论点、语录、论证材料，记下引文的出处等。

如今，耄耋之年的胡福明回忆起那段日子，仍旧印象深刻。在医院狭长的走廊里，他耐着酷暑度过了很多个难忘的日日夜夜。有时候瞌睡了，他就把三张椅子拼起来睡一会。

终于，在妻子康复出院的时候，胡福明也完成了——篇长达8000字的文章。

1977年9月，鉴于此前《光明日报》哲学组编辑王强华曾经向他约稿，胡福明便将这篇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发表时，题目被光明日报编辑加了“唯一”二字）的文章寄到了北京。

文章寄出后，胡福明开始了漫长的等待。他的心里像压着一块石头，沉甸甸的，不知道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那段日子，胡福明不止一次地对家人朋友说过：“此生不得安宁了。”

1978年1月19日，胡福明接到了一封来自北京的信。信是《光明日报》编辑王强华写来的，随信寄来的还有两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小样。王强华在信中说，“这篇文章提的问题比较尖锐，分寸上请仔细掌握一下，不要使人有马列主义‘过时’论之感。文章请尽快处理寄来，争取早日刊用。”

从这封信的内容来看，《光明日报》显然已经意识到“这篇文章提的问题比较尖锐”，但仍愿意坚持发表这篇文章。实际上，这要得益于《光明日报》的新任总编辑杨西光的竭力推荐。

此前，杨西光是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当时，北京四大报刊中，《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是积极揭批“四人帮”、推动拨乱反正的；《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是执行“两个凡是”的。杨西光就任新总编，就是要改变《光明日报》的面貌。

所以，当杨西光看见这篇文章后非常高兴，认为放在哲学版发表可惜了，要放到第一版去，作为重要文章发表。为此，杨西光还专门和胡福明进行了一次深谈，阐述了这篇文章所承载的意义。最后，杨西光还给胡福明提了个要求。他说：“福明同志，我要跟你商量一个问题。这篇文章放在第一版，不以你的名义发表，而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这样可以加重文章的分量。你看行不行？”胡福明爽快地表示：“行。”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刊发了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5月11日，文章以

“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新华社当天发了通稿。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以及《解放日报》等全文转载。13日开始，又有全国多家省级报刊转载。

这篇被视为当年年度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宣言的文章，对于当时沉闷窒息的中国社会而言，不啻于丢下一枚“核弹”。由此，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以不可阻挡之势在全国展开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阐明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道理，从根本理论上否定了“两个凡是”。

文中有这样一段话，至今读来仍振聋发聩：

一八四五年，马克思就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

文章在党内外和广大干部群众中激起了强烈反响，同时也遭到一些人的非议和指责。一些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强势反弹，批判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行动上是砍旗”。不仅一些领导人勃然大怒，在不少思想较为保守的省市，讨伐之声也是隆隆四起。

胡福明没料到文章会在全国引起这样大的反响，他意识到自己卷入了政治的是非漩涡中。他回到家告诉妻子说：“我有思想准备了，要准备坐牢。”

关键时刻，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胡耀邦、聂荣臻、徐向前等老一辈革命家站了出来，明确表示支持这场讨论。他们在不同的场合、从不同角度强调实事求是的原则。

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着重阐述了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观点。他指出：“我们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根本观点、根本方法。”同时，针对“凡是派”的无理批判，邓小平声色俱厉地表示：“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莫名其妙。”

邓小平的讲话发表后，尽管当时党内对此有不同意见，但是从当年的6月到11月，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和大军区的主要负责同志都发表文章或讲话，一致认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知道这个消息时，胡福明正和妻子在厨房做饭，家里阴霾的气氛一扫而空。一直为丈夫担忧的妻子说：“这下我们又一次解放了。”

正是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观念权威性的确立，无数冤假错案得以纠正，一批批的农民分到了土地，自农村起步的改革开始了！人们不再把发家致富当作一种罪恶，越来越多的新生事物让国人眼界应接不暇，当然更重要的是中国人从此踏上了务实的道路。真是一场讨论，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

这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准备了思想条件，影响了中国改革的全过程。以至于邓小平在197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如此表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史的转折点

在北京西长安街上矗立着一座苏式建筑，它与中华世纪坛、中央电视台、军事博物馆隔路相望。一排排高大的杨树沿着长长的蓝琉璃围墙并立，彰显出这里的庄严和自信。

这座建筑就是被称为“会场之冠”的京西宾馆。京西宾馆始建于1959年，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为中央军委、国务院举行高规格大型重要会议的场所，京西宾馆不仅承接历年人大、政协预备会和党中央全会，还是会议期间军委代表驻地，以及一些地方高层领导到京的指定驻地。京西宾馆的管理与保卫工作级别与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同级。所以，这里又被称作“中国最安全的宾馆”。

京西宾馆每年至少接待200场次以上的会议，几乎天天有会。会议安排的原则是先保证中共中央会议，其次是国务院会议，再就是军队会议，比如军委扩大会议。1978年，在中共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便是在这里拉开了序幕。

1978年11月10日，中央及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的负责人共200多人来到京西宾馆，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促使全国思想大解放的基础上，中央工作会议在这里召开。

这次会议是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的。但是，与会代表大概谁也没有预料到，这次会议使共和国的历史进程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折。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的时间是从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共计36天。出席会议的确切人数是219人。这些会议代表不仅有来自全国各条战线的领导人物和著名理论家，还有十一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员23人和候补委员3人，其中包括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等5位常委。军队系统方面，除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外，王震、粟裕这两位中央军委常委也出席了会议。

会议开幕式由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主持。他宣布这次会议要讨论的三个议题：一是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二是商定1979年和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是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

从议题上看，这次会议本来是要讨论经济工作的，会议的既定议程没有提到已经展开的真理标准讨论和党内外普遍关心的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平反冤假错案等问题。对此，许多希望首先解决思想路线是非和重大历史是非问题的同志很不满意。

11月12日，在东北组的讨论会上，陈云率先提出系统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意见，引起大多数与会者的强烈反响，从而改变了会议议程。

当时也在东北组参加讨论的一位与会者回忆说：

陈云同志的发言刚一讲完，小组里便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待掌声平息下去，陈云同志用征询的口吻说：“我的发言，希望大会能给发个简报。不知道小组的同志是否同意。”大家一致举手同意。当天，大会简报引发了陈云同志的发言，他的发言在与会同志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使会议气氛立刻变得炽热起来。

根据会议安排，中央工作会议从11月13日开始应该转入农业问题的讨论。然而，从陈云发言这天开始，会上的发言始终紧紧围绕着陈云提出来的那些话题展开，而且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泛。

在与会者的强烈要求下，11月25日，中央政治局终于作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等错案平反的决定，解决了一批重大的历史遗留部分。接着，会议对真理标准问题上出现的意见分歧进行了讨论。经过思想交锋，会议要求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呼声更为强烈。

12月13日下午4时，中央工作会议在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举行闭幕会议。邓小平在闭幕会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主要讲了四个问题：关于解放思想的问题；关于民主的问题；如何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邓小平还提出改革经济体制的任务，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在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这篇讲话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的宣言书。它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拥护，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经过中央工作会议的充分讨论和准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1978年12月18日召开了。这是在“**”结束后，中国在重大历史时期召开的一次历史性会议。

华国锋在开幕式上宣布：这次全会的主要任务，就是讨论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明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建议。同时，审议关于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审议通过1979年、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讨论认识问题和选举成立中央纪律监察委员会。

由于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作了充分准备，三中全会要确定的路线方针任务等，在此前36天的会议上都已经提了出来，并且有了解决问题的主张。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召开5天后，即12月22日晚便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

公报宣布：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全党工作的着重点从1979年开始应该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这是自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提出以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正式作出了关于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明确规定，这便从政治上保证了工作重心转移决策的实现。

在认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全会公报指出：

国家应该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因此，我国经济建设必将重新高速度地、稳定地向前发展，这是毫无疑义的。

在讨论农业问题时，全会公报指出：

全党目前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因为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些年来受到了严重的破坏，目前就整体来说还十分薄弱。只有大力恢复和加快发展农业生产，坚决地、完整地执行农林牧副渔并举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方针，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才能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才能不断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此目的，必须首先调动我国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

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方面，公报指出：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要议程上来。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同时，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重要的机构和人事变动决定，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文革”以来一直备受冷落的陈云被重新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并被选为新成立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邓颖超、胡耀邦、王震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从这次会议起，党中央实际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以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为主要成员的第二代领导集体。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会议，被称为“社会主义时期的遵义会议”。它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成为党和国家历史上伟大的转折点。

从此，党和国家走上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新时期。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