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社会改革领域同样呼唤这样一种宽松的环境，放手发动群众。如果不从实践中找到新的出路，坐着等是等不出来的。所以真正的道路是走出来的，真正的理论是苦水里泡三遍咸水里泡三遍出来的，今天真正有些真知灼见的学者也罢，官员也好，都是真正挽起袖子参与到实践中去的。”

——王志纲

背景简介

面对今天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我们作为一个战略研究机构，对未来中国的趋势要有科学准确的把握，这是我们的生命线，也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王志纲工作室创立二十年来一直有内部定期沙龙的良好传统，故有“北有星河沙龙，南有玫瑰沙龙”一说，此篇讲话为王志纲在工作室内部沙龙的讲话整合而成，暂且命名为《中国的问题与思路》，希望能为大家提供可借鉴的思考角度。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在一种“只争朝夕”的氛围下，中国人实现了工业化，融入了全球化，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也积累了大量的问题。

1.问题重重的第二大经济体

比如环境问题，从笼罩半个中国的雾霾天气到黄浦江漂浮的死猪，从十年前的SARS到今天又让人闻之色变的禽流感，国人还没有感受多少发展之福，就已经深受发展之害。

比如通胀的问题，通胀从来就是影响社会稳定的核心因素，因为通胀是对当下与未来财富契约的一种破坏。人们没有办法按照惯常的预期去进行交换，也无法安排未来的生活。任何一个负责任的国家都将对抗通胀作为极为重要的任务。稍微上点年纪的人都对八十年代的通货膨胀及其后果心有余悸。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托世界经济形势之福，中国没有发生严重的通胀。但是实际上货币一直在以超过经济增长的势头在增长。

据估计，在2002年到2010年的8年当中，中国的货币量由18.5万亿扩大到72万亿，涨了3 倍，与此同时中国名义经济总量只涨了两倍。这里面的危险显而易见，之所以还没有爆发恶性通胀是因为中央放出了房地产这个大麻袋包，这个大麻袋包吸收了货币增发的洪水。但是这个麻袋包也用得差不多了，一方面从房地产总量上来说已经够了，另一方面造成的社会矛盾也已经不允许它继续膨胀。那么好了，一旦这个麻袋包不吸水了，这股货币的洪流所到之处其危害就不只是前两年的“蒜你狠”、“豆你玩”了。

还有实体经济的问题，目前中国的很多问题都依靠经济的高速增长来化解，所以一旦经济有些风吹草动，政府都想方设法要保证增速。最典型的表现在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央政府从年初到年末的时候态度来个180度大转弯，之前所有控制的项目也好，贷款也好，全部放出去，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保障增长，以投资的猛增来替代出口的下滑。最后的结果，看似在全球一片惨淡中中国一枝独秀，实际上后患无穷。

还有社会问题。不可否认今天中国各个阶层的利益已经出现分化，而且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调整机制。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以不计环境的代价和长期压低劳动力价格换来的。长期这种发展模式已经造成社会的失衡，政府以强大的动员能力和对社会的管制转移了这些成本，但是并不等于这些成本不存在了，它只是以更隐蔽的方式存在。而今天这些成本正在暴露出来。

当然还有国际问题。不仅仅是与周边国家的安全问题，还有整个世界的经济体系也正在经受考验。此轮金融危机以来，全世界的结构在酝酿着发生新的变化。各国都认识到，这是全球性的经济结构失调造成的，而经济结构又是与政治秩序紧密相关的。当资本陷入自我循环的怪圈时，世界必须重新开始思考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西方与东方的关系？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关系？

无论是纵向对比历史，还是横向对比其他国家，今天中国的情况都更为复杂，也更难解决。今天中国的麻烦在于既要面对前资本主义的问题，又要面对后资本主义的问题；既在补工业化城市化的课，又要面对信息化新时代的冲击。既要面对国内的问题，又要面对国际的问题。既不能向国外转移矛盾（像帝国主义时代的英法），又不能向农村转移矛盾（像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

2.又到了关键的节点

今天又走到了一个关键的节点，大家把希望寄托在了新型城镇化身上。所谓新型城镇化是两个问题的胶着点——一个是产业（相当长时间仍然表现为工业化），另一个就是城市化。从城市化与工业化来看，近三十年有五个最重要的关键结点：78年农村土地改革、92年小平南巡、98年实行货币化分房、2001年加入WTO、以及2008年的危机。今天城市化出现的所有问题都与这五个结点紧密相关。

第一次农村土地改革是改革开放的起点，农民有了自主权，可以流动了，才有农民出去打工的机会；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从事经济，形成乡镇企业，乡镇企业托起了今天很多发达地区的发展。这时期出现了劳工潮、出现了乡镇企业、出现了阶段性的空城，而由于政策导向只在沿海，所以在沿海形成一定的产业区，深圳的实验是最重要的，在深圳诞生了一系列的开发区。

92年邓小平南巡带来整个中国的全面开放，意味着每个省，每个市都有自己的高新区，开发区，甚至到每一个县，比如说中关村规划10平方公里，亦庄开发区规划14平方公里，做七八年还没有做完，西安高新区4平方公里，成都高新区5平方公里，大家非常理性的，只是为了满足产业的发展需要，凭借政策洼地，基本上把本土市场的核心企业聚集在一起了。

走到新世纪，中关村规划40平方公里，亦庄规划80平方公里，为什么产生这个现象？1998年，货币分配环境发生改变，开始要土地，要解决盖房子的需求，北京诞生了一片片的经济适用房，望京、天通苑、回龙观等等，这时候发现土地是值钱的。真正中国房地产市场化的启动是98年之后，两年之后全国开发区都开始扩张，这一轮扩张潮使得2003年国家开始对开发区进行清理。今天你们想象不到02、03年的时候像深圳、上海这么发达的城市房子卖不出去，买房送户口，还可以用个人所得税抵扣按揭。

加入WTO以后，人均GDP奔着3000美金去了，高速增长带来了土地的变化，随着房地产升级、升温，房地产的土地需求，土地价值越来越高，使得做开发区的人要面对一个尴尬的问题：比如招一个企业，土地给他每亩20万，可是土地的取得成本却要到100万每亩。价差从哪来？政府无奈，只能不断征更多的土地，出让更多的土地，把土地炒得更高，来弥补产业的发展。

2008年又是一道坎。从数字来看，2008年之前北京四环边上房子在一万左右，现在基本到三四万，仅仅用了三年时间。金融危机引致万亿规模的投资，这些钱相当大部分都到了国有企业。央企利润中相当一部分来自于房地产。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地价、房价越来越高，再去弥补产业，这就形成了整个中国的经济结构。

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为中国成为第二经济体作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群体在城市中仍然无房可住，没有得到城镇化的收益，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开发、产业发展和人的发展失衡了。未来三十年之内，中国要弥补的核心是怎么保证这两亿多农民的生活，他们的稳定将成为中国下一步城镇化最重要的问题。

3.明天会更好吗？

梳理了这个过程我们再去看其中的规律，归结起来并没有超出马克思所论述的范围。马克思写作资本论一个非常核心的关系就是在论述产业资本、货币资本和金融资本。所谓资本剥削，并不仅仅指资本家剥削产业工人，更是指资本家利用信用机制剥削全世界。今天最大的危害是金融资本脱离产业资本，自己制造泡沫，让全世界来埋单。这一点我们在今天的金融危机中已经看得无比清楚了。

从次贷危机到金融危机再到经济危机，根源都是泡沫。过去几年无论是从全球还是从中国来看都是一个泡沫快速增长的过程。炒楼的都是一套变五套，五套变十套。每个人开始按照这个收入的增长速度来规划自己的人生，原来房子小的要换大房子，原来挤公交的现在要买车，整个社会充斥着一种浮躁的情绪。年轻人不但要把自己的钱花出去，还要把祖宗三代的钱都花出去。为什么他敢花？因为明天会更好。这个时候他不是“我拿青春赌明天”，而是“我以现在套未来”。

“全民高唱洗衣歌，搓得泡沫满山坡”，而最大的泡沫发源地就是华尔街。华尔街正是马克思所谓金融资本的魔力体现最为集中的地方。我在2008年年初一篇文章中讲到，人们相信资本的魔方可以把黄铜变黄金，把黄金变钻石，所以即便面粉贵过面包，人们也争相购买。魔方一转就可以了，不用劳动了。

最后出问题了，但是它已经绑架了国家，所以美国要以全国之力乃至全世界之力去救他。但这是个无底洞，危机远远没有过去。所有的国家都在延缓这个危机，没人敢去承受这个危机爆破的后果。

4.在战略上不着急 在战术上刻不容缓

如果说今天我们在对世界资本规律的认识上没有超过马克思的话，那么在对中国问题的认识也没有超过毛泽东。要想真正理解中国的问题把握中国的问题，真应该好好再读一下毛泽东当年对中国革命和世界格局的判断，其中包含着非常丰富的战略思想。

建国之后他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思考集中体现在《论十大关系》上，在这篇讲话中他批判了苏联单一计划经济部门垂直管理的发展模式，提出了中央与地方、沿海与内地、中国与外国、重工业与轻工业以及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相互促进、彼此制约、彼此竞争的关系。这些矛盾关系中所反应出来的问题一直到今天仍然严重，而对这些矛盾任何一种僵化的简化的把握都会偏离事实。

毛泽东的视野里始终是有着对格局的整体把握，就像他在《矛盾论》《实践论》中所强调的，是整体结构的功能，而不是其中某一个因素，某一个阶级，某一种力量的决定作用。中国革命也不是一场工人起义，而是一场漫长的全面的社会革命，要始终把握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关系。不仅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过来也作用于生产力。经济的长远发展，实际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依赖于良好的社会关系，依赖于人们形成了什么样的价值追求。如果仅仅强调一点而忽视其他，显然会导致严重的问题。这种错误不仅在他晚年出现，今天同样可以看到。

处在这样一个国内矛盾与国际矛盾交织的境地上，中国怎样才能不着急？毛泽东有一句话叫“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把它用到今天的中国处境上，可以叫“在战略上不要着急，在战术上刻不容缓”。要想弯道超车，必须转大弯，如果弯转得急了是要翻车的；而战术上则必须行动起来，刻不容缓。

我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离不开三个支点：政治、经济和社会（今天中国的问题在于经济基础多元，意识形态混乱、上层建筑空转）。就像一个三角一样，决定着一个国家是否有活力，能否保持活力。

政治、经济、社会这三个东西是怎样相互作用的？靠文化和制度。文化和制度是保证政治、经济、社会良性运行的核心。政治、经济、社会之所以得以有序运行，都是靠文化和制度。所谓制度，就是规则，你必须按照这个制度去走。经济要有经济规则，社会有社会规则，政治规则就是法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文化。或者叫价值、信仰，或者叫思维方式。这是软的，不是强制性的，但是大家都要有共识，都得按照这个去走。

比如毛泽东时代，大家都会按照一个共同的规矩去走。现在的中国共同意识形态已经不存在了，大家没有共识。意识形态多元没有关系，艺术家有艺术家的，文学家有文学家的，工人有工人的意识，这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混乱，是指大家没有正确与错误的分别，没有道德观了。一个国家和社会的良性运行，一是建立在文化的几次上面，这是软的，中国人讲伦理嘛。还有一个是建立在法律上的运行，这就是规则和制度。这两个是支持政治、经济、社会良性运行的体系。光是靠制度是不行的。

比如说一个机构，你制定了很多详细的规章制度，如果员工不信仰的话，就变成空转了。所以说道德与信仰是很重要的东西，而道德价值是靠教育来实现的，法律是靠制约来实现的。今天中国的教育出了问题，恰恰在于价值观教育的缺失，是功能的教育，大家都拼命学，学好了好去赚钱。所以社会人情冷漠，人人为敌。这是很可怕的。毛泽东时代，则过度强化了价值观的教育，每个人前面都有一本《毛泽东语录》，早上起来都得读老三篇。它太强化了，可是今天呢？就完全没有了。过去每当中国出现问题的时候，都会把儒家拿出来，进行道德的教化。每一次走到这个阶段，都是通过道德的方式来制约人们。中国其实是没有走向法律的，西方是走向法律的。

5.顶层设计在基层能实践

最近有一本书，是诺贝尔奖得主科斯写中国改革经验的，叫《变革中国》。他在里面就讲中国有两种改革，一种是从上到下的改革，一种是边缘革命。正是后者，正是发生在农村，发生在农村工业化领域，发生在城市个体户身上，发生在边缘地区的特区实践这四大“边缘革命”，在中国真正催生了一个生机勃勃的私营部门。8亿农民获得自主发展的权力，2000万返城知青可以创业，国内外企业家开始有施展空间。三十年后人们已经可以普遍认可这一结论——真正让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并得以向市场经济转变的，不是那些由国家主导的洋跃进或者国企改革，而是这些民间的“边缘革命”。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从顶层上来说已经把重心从政治斗争转到了发展经济上来，因此才能在这些边缘革命初现成效的时候加以承认。

今天又有很多人在给中国开药方，这当然是件好事。偏听则暗，兼听则明。有各种角度的声音可以让我们对这样一个复杂的事物把握得更为全面。但是有一句话叫“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如果不遵循这个原则，眉毛胡子一把抓，最终的结果就是任何事情也干不好。

那么放到今天的顶层设计上，有几个关键的尺度：

首先是要真正的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边界。这句话在新的领导班子上来以后反复说过，并不是随便说的话，而是有感于今天中国的乱象。大家都知道，市场经济有两只手，一只是看不见的手，叫市场法则。我们很多企业家和商人，不跟官场跟市场，市场上什么来钱，我就开始做什么。这就是价值法则在跟着走。但是特别是凯恩斯理论出来以后，又多了看得见的手——政府之手。这两只手本来是在交替使用。但是在中国，特别是2008年的危机以后，政府手忙脚乱之际，仓皇扔出了4万亿。用投资拉动。投资拉动到现在，当时可能是必要的。但是现在，由于这4万亿的注入，全中国很多政府成立了很多投融资平台。最后就造成国进民退、腐败加剧，整个国家竞争力大打折扣。

其次是要真正发挥社会的作用。在此之前毛泽东时代是政治主导,邓小平时代实际是经济主导。无论是政治主导还是经济主导，从短期来看，都有其合理性，但是从长远来看，这种权宜之计都会造成整个国家的失衡。今天很多的眼光都集中在政治改革上，政治改革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在社会自我治理能力还没有培育起来的时候贸然改革是危险的。像今天的日本，政坛可以走马灯，但是社会不会乱。以今天中国政治与经济的密切关系，做不到。

在接下来一段时期内着重社会改革有几方面的好处，其一是在补民生的帐。在改革前，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其实建立起了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在经济挂帅的改革时期，很多成本是向社会转移了。尤其为人诟病的是医疗教育等方面的产业化，还有住房，住房这种基本的生活需求不能一刀切全部走向市场，最终导致民怨沸腾。现在开始补保障房的课，虽然还会有各种问题，但这是方向。因为早期两头在外是为了获取外汇，获得资本，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到产能过剩和资本过剩，所以国家政策的导向一定要从亲资本转向亲民生。其二是在创造新的发展动力。中国一定要从外贸驱动走向消费驱动，这是毫无疑问的。国内外的形势决定了这一点，中国发展的目标也决定了这一点。要走向消费驱动是要有社会制度基础的，社保、医疗还有教育等，中国人为什么这么高储蓄？正是因为什么都得靠自己。如果没有一个完善的社会体制，真正具有消费能力的人没有消费意愿，广大有消费意愿的没有消费能力，最终结果可想而知。

在这样一个方向下，要尊重实践的力量，要相信人民的智慧，要给社会成长的空间。邓小平在回忆改革的时候，曾经说“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今天在社会改革领域同样呼唤这样一种宽松的环境，放手发动群众。如果不从实践中找到新的出路，坐着等是等不出来的。

所以真正的道路是走出来的，真正的理论是苦水里泡三遍咸水里泡三遍出来的，今天真正有些真知灼见的学者也罢，官员也好，都是真正挽起袖子参与到实践中去的。在我们行走中国各个地方的时候，不无欣喜地看到：当年许多洗脚上岸的农民，今天已经成为小有成就的企业家；不少曾经的学者，也开始走出书斋，参与到市场实践，社会实践中去；不少的政府也越来越倚重多方的力量，促进发展和管理创新。这些都是非常积极的信号，虽然中国还有大量的问题，但是希望在这些人身上！

附：来自市场前沿的探索

常言道“一个成功的案例胜过一千打纲领”，作为一家从市场中走出来的民间智库，“用案例说话”一直是王志纲工作室不断证明自己价值的最有效途径。

希望下面的几个案例能对读者有所启发。

顺德模式——“城市重塑、产业重构、乡村重建”

顺德是中国改革开放发展中最具标本性特征的城市。

第一轮改革开放中顺德就走了一个不同于其它珠三角城市的道路。并不完全是代工，而是把香港和日本的产品买来拆开后，自己加工，自己配套慢慢发展起来。所以今天顺德的制造业特别是家电、家具方面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其他地方难以追赶。

第二轮改革是产权改革，顺德创造了“转制”、“全员股份化”、“贴身经营”、“靓女先嫁”等不少新名词，调动企业经营者的积极性，完成了从乡镇企业到民营经济的产权机制转换，进入到民营经济为主导的时代，实现第二次起飞。

第三轮改革解决的问题更为典型。经过几十年快速增长，“村村点火、户户冒烟”，造成“城不像城、乡不像乡”，城市化滞后于经济发展、社会建设滞后于经济建设、政府治理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原来只要产品销得出去好像没有问题，现在大环境逼着往高端走，但是城市不提升，人才不聚集，产业就上不去。

在这个背景下顺德区委区政府邀请我们开展城市升级战略策划项目合作。在经过深入细致调研之后，我们提出了“城市重塑、产业重构、乡村重建”的一套系统性的发展思路。在城市上加快从工业城市向服务城市和文化城市的转型，在产业升级上从原有的产业低端向产业高端转型，比如原来的钢贸市场与电商的结合等；在乡村重建上考虑风貌、农业以及村民自治等多种方式。目前已经在开始全面展开。

新谷模式——“科技孵化、市场推动”

在中国城市化发展过程中，高新区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它不只是高新技术产业的中心，而往往变成了城市新中心。今天的高新区已经不能依靠吸引外来产业，必须依靠自身的创新，所以能够孵化、服务和促进创新的孵化器就开始大放异彩。

天府新谷是成都高新区的一家民营孵化器，从1994年开始创建，2005年被国家科技部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成为了国内首个国家级民营孵化器。2008年与王志纲工作室合作，从无意识做孵化到有意识有目标地做孵化，相继提出“孵化社区”、“三轮驱动”等新的依靠市场力量做孵化的模式，受到科技部的高度评价。在工作室的帮助下，天府新谷五年来做了非常多创新的工作，包括承办全国创新创业大赛，从金融信贷到创业指导，从生活配套到交流，已经成为全国民营孵化器第一品牌，也成为成都高新区发展移动互联网所仰仗的重要力量。

2013年被科技部授予“全国首批全孵化链条培育示范单位”。新时期互联网对传统商业模式和平台的要求越来越高，新谷又开始跟我们更深入地合作，在金融孵化、社会孵化等生态圈模式上进行探索。

十八大之后，从中央到各省市对科技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天府新谷也接到了来自上海、珠海等诸多国营主导孵化器的邀请，加入到新一轮科技发展的热潮之中。

朝天门模式——“草根联合，抱团突围”

重庆朝天门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故事。渝派服装是全国四大女装品牌之一，朝天门码头则是这个群体最主要的聚集地。多年以来，一大批中小商家聚在一个狭小的市场内。新时期朝天门改造这个市场面临搬迁，这批商家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一旦市场散了，他们任何人都没有能力维系影响力。

这个服装协会的会长找到我们，看能不能找到出路。我们经过深入研究发现，这个问题可能是城市本土产业升级的巨大机会。第一这是重庆本土的产业和品牌，第二这个行业产生了大量就业机会，第三，这个行业有广阔上升空间，不只是商贸，生产，还跟设计、时尚结合紧密。放回到五十年前，今天的欧美大牌都经历过这个过程。而如果运作得当，完全可以助推重庆像米兰、巴黎一样打造时尚之都。

我们把这个方向梳理清楚之后，方案汇报给黄奇帆市长，市长高度重视，现该项目已经成为重庆市巴南区的首要项目，成为城市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新的落地项目里面有商贸、展示、设计、生活等非常丰富。

这个项目初露端倪之后，北京的、上海的、广东的协会纷纷过来要合作，本地企业更是极为踊跃。无论是政府还是市场都从中看到推动产业转型的巨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