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未来靠什么呢？ 靠战略。战略是有方法的。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有这句话就够了；第二，在决定性的市场环境下，万类霜天竞自由，大家公平参与竞争；第三，不管那些既得利益者愿不愿意，最后这些玻璃门都会被踢开；第四，要如何踢开这些玻璃门？这里边就需要方法和战略。 ”

——王志纲

背景简介

甲午马年年初，主题为“变革?20年后再出发”的王志纲工作室2014年会在西双版纳召开。2014年适逢王志纲工作室创立二十周年，王志纲工作室年会历来是封闭的，秘不对外的，此次，工作室凸显“变革”精神，年会第一次向智纲会会员及一些特邀嘉宾开放，我们希望这个改变能为智纲会会员和一些企业家提供一些可借鉴的前瞻性时局思考。

这是王志纲在工作室2014年会上，对工作室的员工和智纲会成员做的主题演讲《草根企业的春天》。

“土豪”是中国经济发展希望之所在

首先我得给“土豪”这个词正名。最近网上有个“新土豪十大标准”的段子，从带金链子变成带佛珠；从喝白酒转变为喝红酒；从西装领带变为麻衣布鞋；从搓麻将改为打高尔夫；从开奔驰变为骑自行车；从环球旅行变成结伙辟谷等等。这个时代发生了变化，“土豪”的标准也发生了很有趣的变化，我觉得非常可爱。近期“土豪”一词也有望入选牛津词典，“土豪”也成了像“熊猫”一样很憨厚的有中国特色的一个角色。

我再讲一下深层次的问题。什么是“土豪”？说白了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涌现出来的一批草根企业家，他们是中国经济发展希望之所在。

第一，他们是中国百分之百的草根，他们从市场经济的最底层一路走过来。一将功成万骨枯，你们看到升起的一个太阳，你没看到落下去的一百个月亮。

第二，他们跟政府封的国有企业总经理董事长完全是两回事，他们是彻头彻尾的市场派。他们身经百战，千锤百炼后而欲火重生，走到今天，他们经过了两个洗练：一，从“人”变成了“动物”。因为市场的丛林法则，弱肉强食，他们必须要变成野兽才能适应荆棘丛生的环境才能生存；二，当他们站稳脚跟后，又会回归到“人”。他们也需要像“人”一样的生活和修养。

第三，这些人走到今天，衣食富足已经没有问题，但他们面临更大的问题，就是寻找价值感和成就感。如何实现自己的成就感？小则可以实现家族的传承，中则让员工分享红利，大则对社会和家乡有所贡献。

这就是这一批“土豪”，他们是从市场经济中真正锻造出来的最具生命力和活力的群体

“土豪”晋级需摆脱昨日惯性

问题是啥呢？现在社会聪明人太多，看到的多是三个月、两个月的短线，乍看起来都跑得很快，殊不知却是在断头公路上。而有些所谓的笨人看到的是长线，看准方向以后，十年八年的坚持下来，最后的胜出者却是他。

那么，寻找未来靠什么呢？

靠战略。战略是有方法的，我们能不能对中国未来的五年十年做一个前瞻性的判断？答案是肯定的。刚才我讲到，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有这句话就够了；第二，在决定性的市场环境下，万类霜天竞自由，大家公平参与竞争；第三，不管那些既得利益者愿不愿意，最后这些玻璃门都会被踢开；第四，要如何踢开这些玻璃门？这里边就需要方法和战略。

在前十年“国进民退”的浪潮中，这批人被逼进了一个狭窄的角落，他们想充分施展自己，但是没有一个万类霜天竟自由的环境和空间，能够让他们充分的释放自己，能够从正常的竞争中胜出。在这个过程中，一批野生动物倾家**产甩手不干了；也有一批野生动物接受了潜规则，大树底下好乘凉，找到了可依附的皇亲国戚，慢慢的朝着圈养动物退化。这就是过去十年里每天都在上演的悲剧。

原来政府是靠土地财政来推动GDP，然后升官发财，全中国的城市没有几家没有所谓的投融资平台，最后通过资源和资产的泡沫化，获取巨大的GDP和效益。就形成今天中国经济格局非常尴尬的一个局面，看起来全球第二，但实际就是个虚胖子，但走两步就气喘吁吁，心脏病，高血压，什么病都有了。

大家看到习近平最近到了俄罗斯接受采访，说“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句话真是扎实得很。所以习李上台以来，在政策上有很多重大的调整。首先，就是官员考核制度的根本转变，再也不以GDP作为考核的唯一指标，而是结合生态、民生等全部指标综合衡量。包括中央给河北省的要求更是厉害，要求在五年之内解决灰霾的问题；再有，就是官员问责制的建立。原来的政府官员理论上是五年一届，我跟很多官员打过交道，多是琢磨着两年三年甚至一年就见成效，然后升官走人。这种短线思维就造成了政府的“傍大款”和“贪大求洋”心态。很多政府官员高薪请来“女婿（外来大企业）”，气走“儿子（本地中小企业）”，在他们的眼睛里面，要么就是世界五百强，要么就是大央企和国企，根本就看不起本地的中小民营企业。问责制的建立使得官员不仅要为任期内的问题负责，以往任期的问题也会一追到底，这就从根子上要求官员要具有长线思维。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新一届领导班子上台后，政策导向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终于强调将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这里面，中央的潜台词是说以后的游戏规则将是优胜劣汰，不管你的背景怎么样，游戏规则是一样的。因此，从这点来讲，我高度的看好草根企业，也就是从市场经济从里走出来的这批“土豪”。

所以，民营经济发展即将迎来一个黄金期。但是非常遗憾，我遇到的很多民营企业老板依然生活在昨天的惯性里面。最近广州抓了一个副市长，深圳抓了一个人大副主任。这两个人一抓，深圳和广州至少跑掉了两三百个老板，因为他们都知道跑出去躲过风头以后再回来。这说明什么问题？很多人还习惯用这种权力寻租和勾兑的方式来运作。后来我遇到几个在海外的老板。我问他为什么走出去，他们感慨万千，说再也不想干这种勾兑的事了，但在当初的大环境下不这么干也不行。

未来我们有没有坦坦****的路可走？答案绝对是有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才能够告别昨天惯性，寻觅今天的动力源，这的确是很值得思考的。

我们的实践：“朝天门模式”与“任丘探索”

讲了这么多，草根如何才能实现蜕变呢？那么我就结合工作室做的几个案例给大家讲一讲。

1.“重庆朝天门”模式

去年，我们在重庆就做了这么一件事。重庆有个朝天门码头，有两三百家做服装的小企业，小到三五千万，最大的也就一两个亿。这些草根老板从摆地摊开始，三十年下来，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产业链，从设计到生产到品牌再到渠道都有了，还成立了一个服装产业协会。但是他们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重庆市政府要把朝天门打造成为重庆的客厅，他们都是些小商小贩，政府看不起他们，要把它们全部迁走。

他们能怎么办？又能到哪儿去？因为十几年前读过我的书，且一直关注着工作室，走投无路之下，于是这个服装产业协会的会长和副会长报名参加了我们的《智纲?战略营》企业咨询班，来向我求救。后来见了面，情绪非常低落。说，我们干了三十年，就只剩下两条出路，要么就是被清理出去，老无所依；要么就是不服气，换个地方再干。我说，你们下一步准备怎么干？他回答说，我们能不能在重庆这个地方重新寻找一个平台，形成我们自己的渝派服装品牌。

大家记住，任何规律，任何真理它是有规则的。我们经过研究得出几个很重要的判断：一，重庆作为全球最大的城市有三千万人口，服装行业作为植根于本土的行业是很关键的，其实重庆人是很时尚的，特别是重庆美女懂潮流会打扮，再加上重庆人吃苦耐劳的精神，最后使重庆慢慢发展成了现在中国西部不可小看的服装制造业重镇；二、重庆要打造未来的一个新兴的都市，它必须要有时尚橱窗和时尚名片。渝派服装完全可以作为这张王牌，虽然现在政府并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三，如何把分散的草根企业家们的力量集中起来是关键，让领导们看得见、摸得着、可操作，就可以形成一种立足于本土的“朝天门模式”。

后来工作室的团队帮他们做了一个很清晰的战略方案。当这个战略方案摆在了重庆市市长的办公桌上，黄奇帆看后说了三句话，第一，重庆如果光是追求GDP总量，那不是现代服务业的城市；第二，需要一个时尚重庆，服装，特别流行服装，将会成为一座城市不错的符号和城市季风；第三，这道符号和季风就在脚底下。在市长黄奇帆的支持下，现在土地和政策已经全部落实，并且成为巴南区的一号工程，目前工作室已经介入前期的战略和规划落地过程，相信三五年之内，这个地方将会成为重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重庆又多了一张服装名片。

这是一个十分典型例子，成百上千的被我们所忽视的小老板们所聚合起来，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产生了巨大的价值。

2.“任丘模式”探索

第二个案例发生在华北油城任丘。

半年前，任丘新上任的市委书记找到我们，他跟踪了我们十五年，跟世界很多知名咨询公司全打过交道，包括麦肯锡和罗兰贝格，但是他一直想寻找机会跟我们合作，他认为只有王志纲工作室有真正的落地能力。经过三个多月的研究，工作室把任丘的战略定位和战略策划全部做了出来。但是涉及到一个关键问题，用什么力量来推动这个方案落地？

当时这个书记就提出来，能不能推荐万达？碧桂园也找到了他。我说大树底下不长草，对你意义不大。他说，那么怎么办呢？我说路就在脚下。怎么讲呢？原来很多官员，他不知道自己脚底下这些力量，咱们说，地方政府往往是招来女婿（外来大企业），气走儿子（本土中小民企），后来一了解，这帮儿子都心寒了，大批的人在海南买了房，再加上任丘这个地方空气环保很差，有的干脆移民到了国外，走了。

后来我们正好遇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书记找到我们，说有本地的搞通航的企业家，牌照都拿到了，想落户，但找不到地，目前十几架飞机全寄存在天津。我一听，马上意识到了重要性，为什么会拿不到地呢？我说把老板叫来，后来一了解，其飞行员队伍光空军转业的就有七八个，有些还是少校，开过战斗机的，还有十几个是刚从美国培训回来的。十几架飞机里面有固定翼飞机，直升飞机，都很先进，但问题就在于虽然牌照全部拿到就是没有落身之地。另一方面，很多省市都想搞通用航空，却苦于没有牌照。而他们在本地却连寄身之地都没有。后来我就给这个书记讲，在我们的策划方案里面，第一个事情首先就要帮助它们落地。不光是一个飞机场，而且是一个航空产业园。最后我们给他们整出了一大块航空产业园，在白洋淀边上，而且以后的小型飞机旅游休闲度假包机。下一步，将会把中国的航空驾驶员的培训基地往这儿放，在加上白洋淀的旅游资源，前途不可小觑。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荷兰、美国的通航公司也找过来了，要求合作，台湾专门修理小型飞机的也要来跟他们合作。一下就把这盘棋子给盘活了。

第二件事，把这个城市战略做完以后，中央要求提质增效，绝不能原来乌烟瘴气的发展模式的再继续，点名河北省要带头。怎么办呢？所以就先拿出一块地出来做一个清洁能源总部基地。当地有一百多个靠石油发财的草根老板，他们手头上有几千万到一两个亿的资金，也不知道该如何使用。这个清洁能源总部基地需要大量的资金，整个方案由我们策划、引领和落地，于是就靠金融的方式将本地闲置资金全部有效利用，资金既实现了有效投资，而且还帮助这个城市实现了升级换代。王志纲工作室是不玩资本的，但我们正在通过咨询业的延展探索一种最佳的金融孵化和城市运营之道。

其实，“朝天门模式”也好，“任丘探索”也罢，归结起来，这些草根企业家们能够成功有几个特点。

第一，他们是投资者。他们一人可能只有五千万，但是一百个人就是五十亿呀，一千人就是五百亿；

第二，他们是运营者。形成了一个产业联盟；

第三，他们是消费者。关键还有一点，他们是本乡本土的人，“生于斯，长于斯”，他们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事情干不好丢不起这个人。

从“招女婿”到“近儿子”

这两个故事的本质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刚才讲的，第一，季风变了，我深深的感受到，未来的五年到十年，伴随中央整个宏观政策的调整，考核方式的改变，疯狂城市化的减速，草根老板们用不着用昨天的经验看明天了。政府会逐渐抽回那只**的手，只要符合当地利益，只要符合中央精神，不要搞官商勾结，市场会真正的给这批草根企业家们以展示的舞台和公平的环境。我相信到那个时候，整个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们就会找到魂，找到方向了；第二，季风变了以后，政府的官员们也会明白过来，“傍大款”的时代结束了，招来女婿气走儿子的时代结束了。路在哪里？路就在脚下，就在于本地的这些“土豪”，而且大有可为；第三，“土豪”的时代到来了，但一盘散沙、各行其是的土豪是毫无用处的。问题在于如何集腋成裘、联手打猎，如何通过企业孵化的方式，实现战略落地。

一个成功的实践用过一千沓纲领。王志纲工作室二十年走下来，积累了无数成功的案例，我们是彻头彻尾的市场派，我们之所以坚信这条路之所以能够走得通，就是靠不向潜规则妥协的勇气，就是靠信念、规律和真理。未来，工作室将会继续配合和带领大家探索未知的难题，如果能对带动区域发展，促进国家经济转型发挥一点力量，这将是我们最为朴实的愿望。

终于，我们迎来了一个大好时代，一个平等竞争，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时代，未来的十年，必将是民营企业发展的黄金十年！

附：新常态下，路在何方?

背景：2014年9月，王志纲参加几次论坛和聚会，都有企业家问及对“新常态”的看法。恰逢中秋，前往厦门参加9.8投洽会，一群企业家围着老王赏月品茗。这一晚，王志纲从欧洲五度传承的民主传统，侃到中国千古不变的“大一统”……古今中外，意兴阑珊。最终，话题又回到大家最为关心的——“新常态”。

问题1:人人都说“新常态”，您所理解的“新常态”是什么？

王志纲：所谓“新常态”，是一个大势把握的问题——核心是中国走到今天，需要我们以全新理念做出一个关键评估——中国将进入一个什么样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主旋律”究竟是什么？

纵观新中国自解放以来60多年，经历了以政治为导向的第一个30年，以经济为导向的第二个30年。政治导向下，自然“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导向下，当然“发展才是硬道理”。而今，中国正在走向以和谐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二、三十年才能完成也是正常的。

去年我们受山东的委托做曲阜文化经济特区的战略，我特地再到孔庙看了看，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历代帝王给孔庙树碑赠匾，大多是第三代帝王——原因在于：第一代的“主旋律”是平乱。第二代的“主旋律”是致富也就是经济增长，到了第三代，“主旋律”是统治的持续性。儒家思想是维系社会持续发展最符合中国国情的传统理论，第三代帝王自然要抓住这个宝贝。正好在我们的同事调研期间，习大大到曲阜考察，说了一句话：“我来，就是要代表中央表个态——表达中央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态度。”

这句话意味深长。从以经济增长为中心，变为以和谐可持续发展为中心，期间的转折的阵痛，不亚于30年前从政治为中心，到以经济为中心的转变。对此，我们这代人记忆犹新。

问题2:您认为“新常态”的出现，意味着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了什么转变？

王志纲：“新常态”的提出，是基于中央高层对当下中国面临的种种社会矛盾的认知。从这一点可以看到这一届领导班子还是比较清醒的。我认为中国社会面临一系列重大关系的深刻调整，其中七大关系的调整。是中国社会从以经济增长为核心，到以和谐可持续发展为核心，最重要的转折。

首先，是快与慢的关系。

过去有一个相当荒谬的说法，认为中国经济增速必须“八九不离十”，否则会引发社会动乱。今天我们意识到，正是由于近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危机——以前有个说法叫“系统性风险”。其中最严重的是社会公平问题、资源环境问题和发展质量问题。问题不解决，增长越快，矛盾越尖锐；这些问题解决了，低一些的发展速度，也是可以容忍的。

这几年来我在与地方政府领导沟通时，总是不厌其烦地讲一个比喻：中国就象一个长到18岁的孩子，这以前每年长几公分是常态，这以后还这么长，就是变态了。这一点，正成为社会共识。

其次，是质与量的关系。

慢下来，是为了提质增效。政府要从原有“高大上”——即一昧追求概念高举高打，项目大干快上，指标月月增长的惯性模式里走出来。

政府运营必须实现的几大关键转变：一是从买规划到找战略——为区域经济找魂；二是从抓项目到抓环境——为企业经营市场，民众经营文化做好大环境经营；三是从搭框架到精装修——推动城市更新与产业升级。对于十多年来习惯于高增长的政府来说，这将是一个痛苦的蜕变。

第三，是新与旧的关系。

我这里说的“新与旧”，指的是新增长需求与旧发展模式的冲突。

所谓“新增长需求”是指近几年迅猛增长的全新消费需求——富裕起来的中国人日益强烈的健康、养老、休闲度假、教育、文化娱乐、购物与生活服务等等我们常说的“大消费”需求；特别是80、90后新生代人群，其消费观念、模式与此前有着深刻的差异。与这种需求相适应的，是传统产业需要重新定位，需要“找魂”——从经营理念到商业模式，都需要再生式重构。

我认为这个层面的战略价值，对于中国经济的增长，不亚于政府力推的“战略新兴产业”。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传统体制下的健康、教育、传媒、社会福利等等发展模式，以及政府固有思维下的相关产业政策，甚至企业保守因循的经营模式，形成了与之对立的种种壁垒，以及难以改变的惯性，极大地制约了这种“新增长需求”的发展。

这意味着新模式对旧模式的冲击，将推动新一轮以现代服务业为核心，拉动传统制造业与传统服务业高速增长的浪潮。

第四，是权与法的关系。

两年来的习李新政，让我们意识到：“反腐”将成为“新常态”——从让官员因大小老虎一齐打而“不敢贪”，因把权力关进法制的笼子而“不能贪”，到因真正实现价值观的转变而“不想贪”，政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认为目前的反腐，仅仅只是个开始。

反腐不是要赶尽杀绝，而是要重新确立中央政府的有效控制权，是要重新梳理权与法的关系，是要重新构筑新型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讲，习李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第五，是城与乡的关系。

最近各地纷纷响应新型城镇化，提出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我们看到这一国策有了积极的推进。

然而我认为

首先:政府和企业要对中国城镇化发展规律有个深刻认识——中小城镇的发展，是一个先有“产”后有“村”，先有“市”后有“场”，村大成镇，镇大成城。所以核心问题还是规划之前要“找魂”——寻求符合其区位、资源、文脉的独特新型城镇化战略。

其次:新型城镇化，不能简单理解为追求求新的增长“红利”；更重要的是“输血与造血”——中小城镇的民生问题与社会保障，是政府欠下巨债；这个血你不输，中国社会动**的**就在那里。仅仅输血无法持续增长，与其发展战略相吻合的产业导入就是最主要的造血机能。

第六，是政与商的关系。

习李新政一再重申的：要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但另一方面，政府之手与市场之手仍然需要互动。这就意味着新型政商关系的出现。

这里面有两个关键问题：

一是：要创新政府干预产业发展与市场成长的方式；

二是：要让中间力量——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地方商会与行业协会——这些社团组织成长起来，一部分目前政府承担的产业与市场管理服务职能才能从政府手上剥离。

第七，是内与外的关系。

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已经进入一个深度交融，相互制衡又相互依赖的阶段。一方面是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依赖度超过60%；另一方面，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龙头，对世界经济增长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家看到近几年此起彼伏的贸易战、资源战、临海争端……都属此类。种种矛盾和冲突，将在未来引发成为一次次危机与对立。中国从政治、经济、文化甚至外交、军事领域，都在寻求与国际社会的全新对话与合作模式。

七大关系的调整，意味着未来5—10年，中国经济的关键词，将是减速瘦身、提质增效、探索更新、控制协调这四句话。

问题3：面对“新常态”，企业家应当有什么转变才能应对？

王志纲:首先，是老板要换芯片。

眼前这个阶段，中国经济最主要的矛盾，是产能严重过剩与过度依赖投资拉动这两个方面所造成的恶性循环。

这时候最重要的是：老板要给自己“换芯片”了——过去很多企业赚大钱，关键是因为行情好；但千万别把行情当能力，把偶然当必然。要对未来的危机有充分准备——未来的战争，未必是为了扩张，很可能是为了生存。你的核心能力和你应变的勇气，是生存下去最重要的法宝。

我从来深信：只有在危机中炼出来的，才是真本领，才是真正的核心竞争力。此所谓苍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其次，要知道退一步是为了进两步——但“玩法”要变。

企业要从原有的“短平快”——即一昧追求投资短期化、模式简单化、回报暴利化的惯性模式里退出来。退出来是为了学会做好三件事：

一要“做内容”——实现从做空间、做载体、做产品到做体验、做服务、做社群经济的转型；

二要“练绝活”——针对新的需求，打造拳头产品，以日本“匠人精神”提供让用户惊喜的极致体验；

三要“跟政策”，而不是“跟政客”——越是你今天认为值得跟的大佬，越可能是明天被打得最狠的大老虎。我们经常说“两场统筹”，但从来只鼓励阳光下的政企关系。当政府划清与市场的边界，其实更意味着需要新型的政企战略合作关系。

第三，要“养姑娘”而不是“卖猪仔”。

以打造百年老店的心态，以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持续回报为目标，精心培育企业和产品。这个时候，战略导向将是你能走多远的决定因素，持续经营成为考验企业生存能力的关键指标。

以往评估企业多以销售规模为标志，未来我们看一个企业，主要看他在某个领域专注了多少年，领先地位保持了多少年。

第四，我强烈建议企业家要高度关注四个领域。

一是：关乎国民根本需求的“大消费”领域——老百姓离不开，而且增长得快的健康、教育、养老、休闲……这些根本性的刚需，往往比“战略新兴产业”风险小，机会大，靠得住；

二是：80、90新生代的成长。他们已经成为社会中坚力量，学会适应和引导他们的需求，无论是做企业，还是做市场，都是绕不开的课题；

三是：传统文化的复兴。传统文化经过现代演绎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之一，这是大势所趋。这里面商机无限；

四是：国际化。就象我们今天在这里举办的国际并购与服务论坛，其背景是目前正是形成的一股浪潮：新一轮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技术转移正在开始，就象十多年前开始的产业转移一样，正为中国企业转型升级带来重大战略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