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整个国家有了实力，当整个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启动北方，中国的这第三个发动机，这是国家战略的需要。因此，就有了二十一世纪的继珠三角、长三角之后的第三大战役——环渤海的开发和建设。京津唐一体化，主要是以北京和天津，这对双子星座为核心，拉动整个环渤海地区的起飞和发展。”

——王志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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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渤海”的崛起，已经势不可挡地成为了一个发展命题。这个发轫于上世纪80年代的区域概念，到2008年总算成了国家战略发展重心,上升为国家战略。作为国家沿海岸线向北推进的第三个选择，是成为对“珠三角”和“长三角”发展道路的加量复制版本？还是将在发展模式上独树一帜？

对此，2008年11月，王志纲在北京接受记者采访，就城市化，环渤海战略，北京天津两城一体等热门发表的看法。

1.环渤海战略浮出海面

今天，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接近百分之五十。改革开放之初，不到百分之十。改革开放的头十年不到百分之二十，改革开放二十年，不到百分之三十，最近这十来年，已经发展到近百分之五十。在全球化过程中，特别在欧美发达国家中，城市化率百分之七十以上。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区域，城市化率这个指标是躲不开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是一对孪生子，如果没有一个工业化的洗礼和完成，谈不上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化。

城市化率的增长具有阶段性，百分之五十以前会高速发展，到百分之七十以后，基本上停顿下来了。美国的城市化率，百分之七十多，欧洲的百分之八九十，日本将近百分之九十，现在大规模的建设已经停顿了，就好比盖房子，房子已经都好了，现在是不断地更换内装修。比如老牌的工业帝国英国，曾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而现实是它要避免衰落，并在世界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进行产业升级。伦敦经过腾笼换鸟，大力发展创意经济，体育产业，金融业，现代服务业，往这些高端的方向走，焕发了活力。中国迟到了一百多年，欧美三百年，中国三十年。中国三十年的时间经历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后工业时代；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再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多重转换。伴随中国城市化率达到百分之五十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么一个使人困惑的现实，三十年经济和城市的高速发展留下很多隐患：过度工业化造成的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扩张过快导致城市建设的无序、庸俗化、同质化等。还有很多社会问题，伴随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就像黄河壶口大瀑布一样，携石裹砂，泥沙俱下，声震千里，极为可怕，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一系列的问题，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惑和挑战。

到底中国的城市化应何去何从？中国分中部、东部、西部三个板块，要保证协调发展。东部沿海珠三角和长三角这两台巨型发动机启动之后，中西部的发展就提上议事日程了。中部是沿长江中上游这一区域，西部是长江和黄河上游，如果这三个板块不能均衡前进，就像汽车的大梁断裂，国家要出大问题。所以中央提出启动中西部。

怎么启动？中央给出一系列区域政策，包括东北振兴，中部崛起，西部开发，都是这种战略思维的落实和延伸。包括交通上五纵六横，建设纵横中国的高速公路网，也是为了物尽其流，人尽其用，实现全国一盘棋的一种布局。包括现在整个中国的产业规划，产业布局，都在解决协调发展这个问题。但这么庞大的中国，光靠两个发动机还是不够，随即环渤海战略浮出水面。

如果说长三角，珠三角它们都属于南方，那么北方也应该有个支点，而以京津一体及周边的大北京地区为龙头的环渤海区域作为北方的代表被推上了历史的舞台，成了另一支甲A国家队。当整个国家有了实力，当整个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启动北方，中国的这第三个发动机，这是国家战略的需要。因此，就有了二十一世纪的继珠三角、长三角之后的第三大战役——环渤海的开发和建设。京津唐一体化，主要是以北京和天津，这对双子星座为核心，拉动整个环渤海地区的起飞和发展。

因为当今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需要在全球配置资源和寻找市场，不临海将很难参与全球化的竞争，环渤海区域既有天津这个北方大港通往世界，又有便利的交通深入内陆腹地，更背靠掌握中国经济命脉的首都北京。难怪环渤海战略一提出，立即成为新一轮竞争中大型项目和跨国公司的首选之地。很难想象像首钢这样的大型钢铁厂，如果是放在中西部，你的矿石怎么运进来，你的煤炭怎么运进来，钢铁炼完怎么运出去，光物流成本就使它得退出竞争。

2.国家机器全力推动

这次环渤海战略，跟珠三角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先来看珠三角：第一，珠三角在改革开放前作为沿海，一直是准备打仗的地方，国家很少建设和投入，改革开放后的发展也主要靠自我积累自我循环。第二，珠三角的探索属于摸着石头过河，起步层次相对较低，主要靠对外加工业，虽然细胞比较活跃，民间财富积累较快，但没有自己的品牌和市场，现在开始面临衰退，需要转型，升级换代；第三，珠三角的探索是在一个省的范围内，怎么折腾，除了特殊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广东曾对整个中国产生一种观念上的冲击和影响之外，在经济上从来就没有对整个中国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我们再来看环渤海。首先是北京，作为首都的地位就不用说了，另外一个天津，没落贵族也曾经辉煌。当年天津曾是十里洋场，号称南有上海，北有天津。在三十年前，按照计划经济的安排法，天津曾经比北京还强，作为中国的轻工业基地是很有历史地位的。70、80年代靠吃老本，还凑合，但当中国全面进入市场经济，它自认没有特殊政策，观念上也抱残守缺，就成了一个典型的破落户了。

二十年下来，当我们回望中国高速工业化城市化过程的时候，就会发现，天津远远落伍了。不仅被邻近的北京甩掉，被南方的广州深圳和华东的上海甩掉，甚至被许多二级城市甩在后面。沈阳、大连、青岛、济南，一路走过去，天津最破烂。当时有句笑话，要看社会主义的典型就去天津，北京人结婚在天津摆酒席最实惠，的士费是全国最便宜的，五星级酒店不仅很少，而且是同类五星级酒店中最差劲的。同样是一个品牌，就像一棵树上结的苹果，一个很干瘪，营养不良，市场养不活它。我在2001、2002曾多次去天津，当时的感觉是，欠债太多，非常落伍，在这种环境下优秀的人才都跑光了。

到了2003年，开始出现转机，这时候国家开始提出环渤海战略，京津唐一体化。这里面也许有一个原因，温家宝当总理了，作为天津人，公私兼顾，应该推天津一把。再加上申奥成功，北京的环境保护提到了重要地位，放弃了经济中心这个提法，天津明确定位为北方经济中心。京津分工明确，这个时候，环渤海战略才真正浮出了历史的海面，成了整个中国二十一世纪最令人瞩目的一道风景。

这一轮环渤海区域的启动是以国家为主的大投入为特点，与昔日广州靠老乡，上海靠海外的情形不可同日而语，而这时的国家也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投资实力，所以它一上马就是高起点。据说，光曹妃甸就准备投资1800至2000亿元，是“十一五”期间最大的项目集群地。这里将要建北方最大的深水港，目标是打造东方的鹿特丹，新搬迁至此的首钢等大项目也已经摆开阵势。

3.京津各归其位 巨变指日可待

2003年是个拐点，京津一体化，最大的受益者实际上是北京。为什么是北京呢？以申奥成功为契机，2001年准备，2003年启动，用五千亿来打造新北京，除了奥运场馆的建设，从机场到高速公路，地铁、市政道路和设施的完善、绿化工程的建设，甚至很多污染源的搬迁拆除，特别是首钢，污染得受不了，搬走花了上千亿，使北京实现了脱胎换骨。

随着奥运会的巨大成功，北京即将步入世界级城市的行列。如果不出什么意外，在中国看得见的十年到十五年之内，中国将要出现两个世界级城市，一个是上海，一个是大北京。特别是通过这次奥运会加冕，“杨家有女初长成”，这个姑娘亭亭玉立。这是现象，现象的背后是北京要想真正成为一个世界级城市，光靠北京的自我循环是不可能的。作为全球化的世界级城市，工业化时期伦敦是第一个，除了它有占几乎整个英国三分之二的人口，经济总量很大外，辐射面积也占了一半，形成了对两三千万人口圈子的辐射。而且是有大港口。可以这么说，没有大港口的地方不可能成为世界级城市。

美国有两个世界级城市，一个纽约，纽约也是通江达海，没有港口、临港经济，不可能成为世界级城市，尽管纽约现在是金融中心。美国还有一个五大湖地区，芝加哥，底特律，包括加拿大的多仑多，形成一个由若干个城市组成的世界级城市圈。

欧洲大陆的世界级城市，是巴黎和荷兰的鹿特丹构成的。巴黎扮演头脑的角色，而鹿特丹扮演通道的角色，因为它是全球最大的一个出海口，物流集散地。这两点一结合它就形成了欧陆的一个世界级中心。第五个是亚洲的城市，日本的东京。

现在中国的上海为什么可能成为世界级城市？除了它原来的传统以外，通江达海的地理位置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北京面临没有出海口的问题，但北京与天津一打通，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津京一体，我看现在是天津面临的最大机遇。

所以，北京除非它不想长大，要想长大，它就必须合纵联横。从根本利益上来讲，北京和天津上演双城记对双方都有利。2002年我曾与天津的最高领导有一次深谈，他一直不服气北京，受行政观念所约束，认为北京是直辖市我也是直辖市，相互不买账。所以自我循环，互相封锁。另外，我们在跟北京有关机构做战略的时候，有关领导就善意地提醒我们，说王老师，千万不要提大北京，我说，为什么呢？他说，这样会刺激天津，天津会受不了。直到北京筹办奥运会之后，把经济中心的牌子让给天津，这个矛盾才化解了，终于迎来天津大规模的开发。北京市重新定位，原来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加经济中心，现在用全球化的标准来看，定位就变了。第一是国家首都，第二是世界级城市，展示了自己的目标和雄心；第三是文化名城，更重要的是第四个——宜居城市。当大部分地区官员还忙着招商引资搞污染的时候，北京提出把宜居作为城市目标，放弃了坚持了多年，人们认为不可能放弃的经济中心这个概念，是个伟大的进步，说明北京具有了很大的包容性。

伴随北京定位的调整，放弃了经济中心以后，天津市就理直气壮地定位为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和生态城市。这下两个城市的互补性就很强了，一个专注于做上肢，一个做下肢，两个结合起来，一个人就活了。两个巨人终于找到了契合点，而这个契合点形成以后，有意无意大家的思维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开始考虑两城一体，共享繁荣的问题上来了。产业布局和分工也跟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北京这边就开始对自己的传统制造业，特别是星罗棋布的上千家开发区进行清理。原来是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从市到区到县都在搞开发区，进行了重新整肃，关停并转后，把上千家开发区变成了三家。一个是以高新科技为代表的中关村高新科技产业区；一个是亦庄，摩托罗拉生产的这些更高端的现代制造业为中心的开发区；还有一个顺义，包括北京机场扩大以后，以临港经济为特点的会展物流区。坚壁清野，把那些不符合北京定位的厂子全部赶出去。这一赶，为天津提供了机会，直接刺激和推动了天津的招商引资，这是第一波行情。

到了第二波行情，在这个大的格局下面，中央又给了天津其它优惠政策，包括滨海政策，让它开银行，提供一些国家的大项目，包括飞机制造厂，都往那儿放。有国家支持，天时有了，通江达海临港经济的地利也具备，关键是人和，观念的解放。天津遇到了千年未遇的良好机遇，就看怎么把握了。

4.市场的启动需要敢于吃螃蟹的人

看到政府在着力推动，市场现在也开始兴旺起来了，天津现在成了整个中国目前最热闹的投资热点。世界五百强中的许多公司，包括中国的民营大的投资都开始抢滩天津，天津的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期。

而更实际的利好是赶在奥运前京津两城间城际高速列车的开通，我专门试坐了一次，时速每小时300多公里，十分平稳，三十分钟看张报纸的时间就到了。这样一来，使得两城一体共享繁荣，变得看得见摸得着了，使人们真正感觉到了一体化的实现。

为什么这些年来，北京城内房价居高不下，越炒越高，越高越买，就是因为成千上万的小青年、北漂都往北京挤，这么多人怎么办呢，北京先前的扩张方式就是摊大饼，三环、四环、五环，六环快摊到天津了，城市膨胀得已经难以承受了。城内人口密度大，城外从四面八方向城内涌，不仅造成交通拥堵，生态破坏，城市用水用电，食品蔬菜供应都不堪重负。后来有所醒悟，在不能这样摊大饼了，应该学伦敦，学东京，用轨道交通连接，形成一小时半小时的生活圈。也许你在北京上班却住在周边城市或天津，北京的压力减缓了，天津或周边城市的经济也拉动起来了，实现良性循环。这是一个趋势，但会有一个过程。

这是一个很大的变换，时空变换。相对落后的北方，最后启动的环渤海，居然在整个中国高速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竞赛中成了折桂人。这将大大提高这一区域发展的竞争力，使它的资源得以有效地配置，特别是人力资源。

在解决同城化这个问题上，许多城市喊了许多年，比如长珠潭一体化，粤港一体化，广佛一体化，广州佛山只一步之遥，喊了十年现在这趟列车还没打通。还有成渝一体化，在中国需要一体化的有很多双子星座，而这些城市的一体化的真正实现，将是中国城市化上一个大台阶的重要的标志。

两城一体的好处是分工协作，优势互补。从居住这点来讲，天津和周边城市有很大的竞争优势。特别是成本优势。为什么北京的房奴，白领喊得多呢，因为你工资再涨，也涨不过房价。你刚大学毕业，最便宜的房子也要一万多一平方米，你月薪三千，一年是三万多，一套一百平方米的房子，价格要近两百万，按照全球化的指标，三到五年的年薪买一套房子，而现实是十年你都买不起房子。在北京这么贵的地方买房，相当于你一起步就买奔驰，北京这个城市是一个奔驰的城市，不提供夏利。怎么办呢，北京人要想买夏利，天津和周边城市就是出夏利的地方。原来由于路途的遥远交通的不便不现实，但现在由于轨道交通的打通逐渐变得现实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下一步北京的大发展，有赖于它向周边城市的辐射和拓展，而天津能与之形成很好的互补。

整个中国城市化和产业升级的过程中，从经济模式到生活方式发生着许多根本的变化，这种变化下，趋势已经摆出来了，破题就看谁能够临门一脚，捅破这层窗户纸。而起这种作用的往往不是政府，而是市场，市场中那些先知先觉者。

市场力量的启动，需要一些敢于吃螃蟹的人，需要先行者。如果没有当年星河湾以及华南板块的崛起，广东人民不会相信曾经属于乡下的番禺能够成为广州未来的富人区。所以需要有市场力量去突破，成为报春花，一花引来万花开。

有超前的眼光，看准趋势是前提，但带来第二个问题，不是说你有勇气，就能把它做起来，创造市场的项目必须要创新，才能够横空出世，引起世人的关注，才能够分享市场报春花的超前利润，创新的利润大风险也大。

对于大项目来说，不能简单地只是盖房子，必须有个主题一个灵魂，围绕这个灵魂丰富它的内涵。就像张艺谋搞开幕式，一个寓意很强的主题——历史的画卷，一切围绕它展开，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我们今年参与京津间一个超大型项目的策划，提出利用它的水域资源打造一个世界地图岛，展现五大洲的版图。同时设计了一个世界高尔夫球场，从北京开杆打到台湾，从台湾打到日本……选了五大洲的18个经典球场，把它们串起来，既体现五大洲的主题，又展现世界各地高尔夫球场的风貌。同时球场的会所也将是一个以高尔夫文化为主题的会所，营造一种高尔夫的历史和文化氛围。我给国外的的设计师说戏，他们根据这个思路去设计。项目有了灵魂，一个个珠子才能串起来，价值就提高了。

在那些城市过度带的大项目，必须具备革命性、创新性，能够服务于周边城市。相当于在城市间的空白处打补丁，烧焊条，不仅促进城市一体化的过程，更可能借助城市一体化的大势，在市场低迷期，抓住新机遇。

附：政府：从“船老大”到“船长”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9年到1978年，这一阶段主要是按照政府的指令建设城市；第二个阶段是从1978年到1992年，此阶段城市依然是在国家的指令计划下发展，但市场经济的因素多了起来，可称之为“管理城市”；第三个阶段是从1992年至今，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真正进入了城市经营的阶段。

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经营与企业经营有着天然的相似性。城市是一笔资产，同样也要追求增值，也要走差异化生存的道路，也要有自己的发展战略、经营思路、整合平台和操作手段。而同样的城市空间、城市环境，由于其发展理念、产业布局和规划功能的不同，其内涵和作用也会大不相同。那么，如何重塑城市竞争力？如何重建城市的发展平台？如何用市场化的眼光找到城市运营的突破口呢？这些都是各级政府不得不研究的课题。

因此，环境变化了，市长们也必须转变观念，必须具备现代经营意识，不能再仅凭眼睛和经验辨认航道，而是要学会用罗盘、看航海图、掌握潮起潮落的规律，即要从原来的“船老大”自觉地转变为“船长”。

其一，成功的市场经验表明，城市经营的主体不再是单一的政府，市长必须学会与市场跳“双人舞”，借助企业的力量和市场化的运营方式来达到城市增值的宏观目标。目前，在中国的很多城市中，一些颇有实力的企业作为城市运营商已慢慢地浮出水面，在每一个浩大工程的背后，几乎都有他们的身影。市长与市场的关系就像公与婆，谁也离不开谁，可以断言，凡是城市经营搞得好的城市，一定是充分地实践了市场经济规律、按照企业化及市场化的方法去操作的先行者。因此，在新的形势下，市长们不光要转变观念，还要不断地转变政府职能，借助市场之力发挥宏观引导的作用。

其二，城市经营必须处理好长计划与短安排的关系。新形势下，市长们开始的是一次惊险的旅行——挑战与机遇共存，**与陷阱同生。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理想与现实、进步与妥协、生存与发展的反复博弈无时无刻不在考验着城市的决策者，没有人可以发明一种一劳永逸的程序来应对所有的变化。所以，市长们必须处理好战略与战术的关系、长计划与短安排的关系，像在滑雪和溜冰一样，市长们要善于在运动中前进，在动态中把握平衡。

其三，城市经营要处理好城市规划与城市策划的关系。前者侧重于务实；后者侧重于务虚。在城市规划之前，必须先务虚，也就是要充分研究城市的定位和发展战略，只有在大方向确定之后，城市规划才能有的放矢、持之有据。在实践中，很多城市的领导片面地强调城市规划，市长俨然成了城市的总工程师，但是，指望一步到位的城市规划是不现实的。相反，那些城市经营的务虚工作做得越好的城市，其城市规划的空间和层次也就越高。

其四，城市形象必须有相应的内涵去支撑，必须培育出相应的产业链。现在的很多市长热衷于城市的美化、亮化、绿化、净化工作，这些举措本身无可厚非，但它们终归不是解决城市运营的根本之道。我们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城市的造血机能（产业链的培育和建设）上。否则，一旦我们把宝贵的资金都用在了城市表面的建设上，而忽视了对城市内涵的充实，那么，城市经营就会像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还是运转不起来。

其五，城市经营要吃“祖宗饭”，但一定不能造“子孙孽”。我要强调，城市的文化内涵也是城市产业链的有机组成部分，城市越有历史品位，就越有吸引力、越有包容性。一个没有传统文化积淀的城市是缺乏魅力的。欧洲的很多城市都十分尊重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巴黎现在的格局就是当年路易十四国王时设置的。前几年，我们的很多城市大搞旧城改造、否定传统建筑，其结果是得不偿失的，最后才终于明白旧城改造是要“修旧如旧”，而不是“拆旧破旧”。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不无留恋地怀念着梁思成当年的老北京城保护方案，并对其没有被付诸实践而深以为憾。

其六，城市经营必须处理好政府、企业和社会这“三老”（即所谓老头子、老板和老百姓）之间的关系。任何一个城市的运营，都必须遵循三老模式。只有"三老"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城市经营才能落到实处。"一老"——"老头子"，主要指政府首脑——市长、书记，政府要站在整个城市的全局利益和长远的发展目标上，发挥主导作用。但要具体推进实施，同时避免政府的政绩导向，脱离市场的主观意志，还必须把"二老"——老板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老板一旦在其中找到机会点和利润点，会不用扬鞭自奋蹄，能够迅速地开发、创造和启动市场。光有这两"老"还不够，还要有"三老"--老百姓，消费者发自内心地参与这个过程，他们会用钞票来投票，发挥监督作用。如果"三老"模式能实现，可以说人心齐泰山移，宏观、中观、微观的问题都解答得好，"一老"经营政治，"二老"经营市场，"三老"经营文化。那么我们城市的发展就指日可待了。

总之，对城市经营的探索，在今天的中国不过才刚刚破题，其中蕴藏的规律和方法还有待于我们不断地摸索，在此无法一一尽述。但愿市长们能早日具备深邃的眼光、现代的头脑，并能集思广益，不负历史与人民之重托，能够如罗马帝国的创始者奥古斯都那样，可以自豪地对后人说：“我最大的贡献是留下了一个大理石的永恒之城。”

如此，则是中国城市之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