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21世纪，湖北和武汉就成了一个很尴尬的地方，说不清我是谁？我今天在哪里？我明天要到哪里去？以至于形成中部塌陷的说法。如果说中国像一条巨龙的话，以湖北和武汉为代表的中部地区，就是龙的脊梁，巨龙要腾飞，一定是要挺起脊梁！整个中国要快速发展，中部崛起是必然的。”

——王志纲

背景简介

2005年10月25日应湖北省人民政府邀请，王志纲在武汉东湖论坛上，为湖北省长和省市领导及企业界老板500多人，做了"从沿海的昨天看中部的明天"的演讲，根据现场录音整理编辑成本文。

1.中部崛起是必然的

今天的中国大体可分为这样几个板块：最早开放的珠三角，风头正劲的长三角，蓄势待起的环渤海，基础雄厚的东北老工业基地，资源丰富的西部和今天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正在崛起的中部。大家知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先崛起的是珠三角，接着是长三角，珠三角和长三角一起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两个发动机，而环渤海经济圈尽管提出来很多年，但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真正起动环渤海是在中国加入了全球一体化进程之后，以所谓的滨海新区为启动点打造中国第三个发动机。西部大开发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接下来才是老工业基地的东北。东北从建国以来一直是共和国的骄傲，但是到了80年代，经济转型落后于其他地区，形成了所谓的"东北现象"。到了90年代中期，应了一句话，哀莫大于心死，观念的落后导致经济进一步下滑、社会问题丛生。到了21世纪，这才有了中央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政策。

全面扫描以后，再来看我们的中部。在计划经济代，中部也曾是重工业集中的地方，穷也轮不到它，富也轮不到它。到了80年代的时候，武汉这个地方扮演了中国引领时尚的排头兵，当时很多政治人物现在都到了中央，还有著名的汉正街也是全中国时尚潮流的风向标，可以说湖北和武汉是一个出成果、出效益的地方。但是到了21世纪，湖北和武汉就成了一个很尴尬的地方，说不清我是谁？我今天在哪里？我明天要到哪里去？以至于形成中部塌陷的说法。如果说中国像一条巨龙的话，以湖北和武汉为代表的中部地区，就是龙的脊梁，巨龙要腾飞，一定是要挺起脊梁！整个中国要快速发展，中部崛起是必然的。这是我今天和大家交流的第一个看法。

2.沿海的昨天在于抓住了开放的战略机遇

接着，我想谈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关于战略机遇期。今天的中国，不管是哪一部分发展起来，说到底关键在于能否抓住战略机遇期。中国有一句古话叫"风水轮流转，今天到我家"，这风水就是战略机遇。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对东南沿海实行开放政策，我当时曾分别对广东和福建进行了深入研究。为什么广东快速发展起来而福建却落后于广东呢？广东发展起来的主要原因有这样几个；第一，整个中国当时的外贸出口都从香港走，而广东和香港近在咫尺；第二，当时中国对外的窗口只有香港一个，所有的招商引资都要去香港，外资从香港招进来，而香港有限的空间及人力资源决定它必须向广东进行产业转移，实行腾笼换鸟；这样，大批的制造企业转移到了珠江三角洲；而香港自身则打造成亚洲乃至全球的金融中心、信息中心和物流中心，成了所谓的东方之珠。可以说，依托香港，广东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这是当时中国任何一个区域都不曾拥有的战略机遇。

古人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我的看法是，这三大因素一个都不能少；但相比而言，人和不如地利，地利不如天时。四个第一批开放的沿海特区城市，仅成就了一个深圳，为什么？我们看到，有上万家的香港企业就近转移到珠江三角洲，形成了珠三角所谓的"三来一补"模式，但是广东也仅仅是珠三角这2千万人口比较富裕，粤北、粤东、粤西6千万人口仍然发展缓慢。所谓人和，就是广东人的文化基因决定的，广东人的特点是敏于行，而拙于思，这种特点在改革开放之初的时候，表现的优势非常明显，以港为师，香港人做什么，咱们就做什么。而福建首先是地利不好，仅有一个经济特区的厦门，还对着台湾。最初的时候和广东一样靠走私贩私，落袋为安。但是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两次沉重打击之后，一蹶不振。今天我们回头看福建，制约其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缺少一个发展外向型经济和与外界对接的强有力的窗口，仅靠厦门是远远不够的。

这一拔行情广东抓住了，从而远远超越了福建，并为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最好的范本。以至于小平同志第二次南巡的时候，站在广东的土地上就像安泰站在大地母亲的怀抱里一样，底气十足地告诉世人，不管姓资姓社，发展是硬道理。并借助于广东这个成功的范本，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再一次推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唱响了春天的故事。

但是广东人敏于行而拙于思和落袋为安的特点也妨碍了他们前进的脚步。1992年，我在新华社参与国家宏观课题的调研，曾经跑遍了广东和华东，当时我就在一篇文章中说，如果广东人继续敏于行而拙于思，强市场、弱政治，不重视战略的话，广东人被江浙人超过是迟早的事情。没想到10年下来，不幸而言中。

3.未来的竞争是区域间的竞争

这里有一对最典型的例子颇能说明问题，这就是广东的潮汕和浙江的温州，这两个地方非常相似，两个地方的原始积累都是靠造假贩假，走私贩私，马克思说，资本的原始积累都是肮脏的，这个没办法。在计划经济时代都是重灾区。1987年我到浙江去见到当时浙江最高领导，他跟我说，温州人的日子好过，我的日子就不好过，我的日子好过，温州人的日子就不好过。到了市场经济时期，最初温州人也是造假贩假，到了92、93年，在全国一片喊打的声讨声中，温州人开始觉醒，成功地实现了产业化和品牌化，依靠自身的勤奋和营销网络，打出了温州制造业的品牌，成功地从流氓变成了绅士。通过品牌的营销，拉升了整个浙江商人的形象和地位。而潮汕地区，仍然是从流氓到流氓，月黑杀人，风高放火，满足于赚快钱所带来的成功；到了2001年，成了国家重点打击对象。去年，我到潮汕演讲，上千个当地企业家和我交流，我看到他们一个个痛心疾首，他们说，少数人生病，为什么让我们都跟着吃药？我和他们说，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中国伴随着全球一体化之后，首先是区域一体化，而区域一体化就决定了区域板块的形象价值，谁的形象好谁就能吸引更多的资源、获得更大的发展。就像今天的浙江人和温州人，每到一个地方，市长、市委书记要亲自出来见面。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们来了，带来了财富。区域的形象既能够给企业带来无形的财富，也能给企业发展带来障碍。

当时，我和这些企业家探讨的时候，我认为，潮汕地区的问题主要有两条：第一条，爆发之后，大鸡不吃小米。中国有句古话"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经过了赚快钱的企业家已经不习惯于靠制造业一点点赚辛苦钱；第二条，潮汕经历过这么一次洗牌之后，再崛起已经落后了一步。现在的产业也就停留在二三流的一些产业上，真正做强做大的潮汕人不在潮汕，而在全国各地，因为他们毕竟拥有优秀的商业基因。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苏南模式，1988年我第一次去苏南，看到了乡镇唱主角，创造了以工补农的模式，90年代初浙江民营经济生龙活虎，打得苏南有点抬不起头来，逐渐显现出衰退的趋势。90年代中当上海崛起，被认为是全世界最有可能成为第六大都市圈的龙头城市时，上海开始翘尾巴了，在招商引资的时候，有意抬高门槛，似乎是世界500强以外的都不予考虑，这反而给以苏州为代表的苏南地区创造了另一个机会，苏州市委书记打出“大树底下好种碧螺春”的口号。上海不要的企业苏州全要，这样就抓住了全球产业转移、特别是光电行业转移的行情，以至于苏州成了中国副省级城市的前三名，也成了官员晋升的摇篮。这时候上海开始觉醒了，首先制定了一个"173计划"，在与江苏接壤的地方划出了173平方公里的土地，和江苏同台竞争，你有什么政策，我就给什么政策。另一个就是把航空物流中心从虹桥挪到了浦东，这样就使苏州IT产业的运输成本增加了一倍以上。尽管如此，以苏州为代表的苏南地区此时已经形成了气候，把握住了上海失误这一难得的战略机遇，先行一步获得了大发展。

4.中部崛起的关键是要抓住战略机遇期

现在再回到咱们中部，我因为参与了相邻两个省的战略制定，对于中部，我的感觉是，群龙无首，一盘散沙。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不管怎样就一个老大，或一个地区内部的竞争。一个区域的成功，首先是区域或城市明确分工的结果，就像一个金字塔一样，塔尖有塔尖的功能，底座有底座的功能。广东的例子就是这样，如果没有香港做为塔尖，广东做塔座，怎么会有珠三角的今天？长三角也是如此，上海就是长三角的塔尖，以至于今天的很多城市不管从地理上属不属于长三角，都认上海为老大，积极地纳入长三角的城市圈、城市带的发展战略中。而我们中部几个城市都想做老大，都想大而全、小而全地发展。这样一种竞争格局显然是不利的。

但不管怎么说，从天时、地利、人和来看，中部崛起都是湖北和武汉一次难得的战略机遇期。从天时来看，中央已经开始关注中部地区，因为它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脊梁，不可能让它塌陷下去；从地利来说，不管整个中部怎么争，湖北和武汉处于整个中部的中央，九省通渠，武汉又有着雄厚的工业基础，能够承接制造业的转移，而且武汉还有大批的制造业人才，曾经被誉为东方芝加哥。眼下关键是人和，特别是与兄弟省市如何科学分工、和谐互动。我们今天看待问题，一定要从全球一体化所带来的区域一体的角度来看，也就是说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所有的区域必须想办法体现他的惟一性、排它性和权威性，错位竞争，差异经营，体现自己独特的发展之路。如果我们能够按照这样一种城市战略和区域战略来发展湖北和武汉，找到自己的魂，在城市化的大座标下，明确我是谁，我今天在哪里，我要到哪里去，和周边的几个兄弟省市形成分工明晰的差异化战略，就像齿轮一样紧紧咬合起来，你转一圈，我转一圈半，外塑形象，内强功能。我相信少则5年、多则10年，湖北和武汉一定会借助这一轮战略机遇期，在中国经济格局中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附：内陆有机遇 战略是关键

背景：在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风暴中，中国经济保持了稳定增长的势头；而在中国这个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内部，相比较于沿海经济带，中部城市表现了更强的抗危机实力和更为强劲的动力。中国外文局针对国内外高端读者的杂志《中国报道》2008年8月刊做了一期专题，特地采访了城市发展战略专家王志纲，探讨“中部崛起”现象。

东部和内陆：一个疲软，一个坚挺

中国报道：经济危机下沿海城市出口放缓，相较之下，内陆城市的经济增长反而成为一个亮点。这对于内陆城市的经济发展来说是否迎来了一个好“时机”？

王志纲：要说清楚这个问题，首先必须要看清楚今天中国整个经济的发展结构。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主要靠的是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转移。在全球化条件下，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成本“低洼地带”，因此资本涌进中国。三十年下来造就了从“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这一沿海中国的快速发展，造成了“中国式工业化、城市化”的结果。

其次，伴随东部沿海经济的崛起也出现了新问题——东、西部的经济发展落差过大。所以十年前中央就意识到要西部大开发，要振兴东北，要实现整个中国的均衡化发展。但这只是一种理想化的设想，缺乏市场的支撑。中央只能用其强大的政治手段，用转移支付来尽可能地平衡好沿海和内陆城市的经济差距。但是作为一种经济规律的结果，沿海在拼命地疯长这是谁也挡不住的。

这两年形势产生变化。金融海啸造成全球经济出现衰退，经济衰退造成工业产品需求减少，沿海地区产能过剩。这时候应该“腾笼换鸟”，实现经济的升级换代。但是人往往有惰性，例如广东省前几年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汪洋也说要“腾笼换鸟”，但遭到了很多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尽量把这个问题往后推。没想到这个时候金融海啸来了，这些既得利益者就更有理由了，认为如果要“腾笼换鸟”更过不下去了。现在广东省也不喊要“腾笼换鸟”了，怎么解决就业和保增长成了首要的问题。

但是客观上来说，整个中国沿海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旧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已经不能支撑原来的发展速度。目前中国的竞争成本已经升高，而旁边的越南、柬埔寨等成本更低的国家在嗷嗷待哺，希望重蹈中国的道路。西方的产业转移将更多地走向他们。再加上沿海地区也不可能继续承受环境的高昂代价，只有一条路就是往高端走，但这也是最难的一条路。

目前看到的现象是中部和西部开始起来了。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沿海经济增长的速度放缓，而中西部还保持一定的速度，相比之下中西部显得相对较快。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一个假象，因为中央要启动内需，投资主要是投向所谓的“铁公基”（铁路、公路、基础建设），而“铁公基”目前主要是在中西部。这不属于出口拉动，而属于投资拉动。

一个疲软，一个坚挺，相比之下造成了中西部经济发展较快的现象。但是投资拉动只是一种过渡形态，想长期依靠投资拉动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是不可能的，治标不治本，治本还是要靠启动内需。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能不能顺利启动内需要看一个国家的成熟度，比如说人民的医疗、养老等后顾之忧解决了，人民才敢去消费。目前中国人身上依然压着“医疗、养老、教育”这三座大山，这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之前，人们是不敢去消费的。

中部的城市化过程像小伙子一样快跑

中国报道：从宏观上来看，目前“中部中国”等内陆城市的经济发展状况怎样？

王志纲：目前，我国沿海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了60%~70%，中部城市化到了40%~50%之间，西部更低。根据全球城市化的规律来看，任何一个新兴的工业化国家都会经历一个爆发式的城市化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在欧洲用了两百年，美国用了一百多年，日本用了六七十年，而中国只用了二三十年的时间。中国太快了，可以说是全世界最迅猛的。目前城市化率平均起来是50%左右，还在飞速发展。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沿海的城市化发展已经到后期了，他们现在框架已经搭好了，要做内装修，要完善；而中部的城市化则还在像一个小伙子一样快跑。目前应该说沿海和中部的城市经济发展处于不同的阶段上，中部的发展比沿海还表现得更为强劲些。

中国报道：具体到个别的内陆城市上去，比如说重庆市，今年的经济发展速度甚至可以达到两位数。是什么原因使重庆市能够到达这样的发展速度？

王志纲：重庆市目前的繁荣很大程度上靠政府的政策优势，靠 “铁公基”的投资拉动，有一种“泡沫化”的特点。

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是“出口、消费和投资”，重庆市的消费水平可能是中国大中城市中最低的，但为什么会出现重庆经济增长目前“一枝独秀”？应该说政策力量在其中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重庆市拥有很多有利的政策条件。首先它是中西部唯一的直辖市，长江上游的特大型城市，政府大力支持要将其打造成为长江中上游的中心城市。其次、三峡库区获得了很多国家的支持，光是三峡库区的建设拉动了很多的内需消费。再次、重庆市这几年先是“城乡统筹示范区”，后来又是保税港区，现在又在努力建设“两江新区”等，一直是好戏连台，政策不断。但是不少政策都没有用足用透，政策是政策，没有真正转化成经济发展的动力。享受到最多好处的反而是房地产，很多投资、特别是国有企业的钱都投入到了它的房地产产业中去，使得重庆市目前的地产十分繁荣。

这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政策小环境带来的繁荣景象，值得我们注意。说实在话，重庆市的机遇很好，如果梳理得当可以吸收泡沫，真正转化成新一轮的发展机遇，而如果只停留在靠政策的强心针效果上，那么结果就堪忧。

中部城市“同质化竞争”

中国报道：在全球化背景下，区域经济一体化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对于中部内陆城市来说，要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一体化趋势在所难免。例如叫响的“中部崛起”，这是否也是他们的必然选择？

王志纲：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很多城市在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选择，因为城市需要发挥它的集聚效应，但是问题是怎么集聚，谁说了算？目前的一体化做得最好的是长三角经济区，因为上海是长三角当之无愧的“龙头老大”，周边城市不会跟它叫板，而是主动对接上海，这样关系容易理顺，发展就快。珠三角地区提出“泛珠三角经济区”是有先见之明的，但是目前落实的情况就不如长三角。京津一体化同样存在这个问题，原来发展关系没有理顺，天津背离北京发展，相互不买账，近几年这个关系理顺了，一体化也就逐渐落到实处。

中部城市的一体化也是基于同样的思路，但是遇到中国城市化过程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同质化。中部地区需要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也有一体化的设想，但是问题在于每个城市都想做老大，所以每个城市的经济发展目前都还处在做大、做堆头的阶段，是一种“同质化争王”的竞争，还没有找到各自错位经营的路子。

比如郑州市，想利用其交通枢纽的独特优势将自己打造成为又一个超大规模的城市。城市的发展需要规模，但是并不是规模越大越有利。当一个城市到达了一定规模以后，城市的能级是不是足以带动城市良性发展是需要考虑的问题。武汉市也想利用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做大做强，长沙市意识到自己单打独斗的实力不够，因而发展了长株潭一体化。

这三个城市区位优势非常明显，既在南北大动脉上，又有黄河、长江东西贯通的黄金水道，它们作为中部骨架的支撑节点没有问题。而安徽的城市就比较尴尬。比如合肥作为一个内陆城市，在地理位置上就没有上面的几个城市的优势，如果还是追求做大没有希望。但是安徽也是一个不可小视的版块，它有其独特的徽文化、徽帮，徽式建筑等，重要的是能够发掘这些独特性。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经济发展的短期行为，这与省、市领导的频繁更换不无关系，这种“走马灯”似的调换对于一个地区经济的长期发展是不利的。

内陆城市经济发展要“找魂”

中国报道：目前，内陆经济是否已经或正在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王志纲：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我们可以看到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目前已经达到了一个饱和的状态，不可能再像前些年一样高歌猛进，相较之下，内陆的经济增长开始显露。第二，沿海的一些产业向内陆的转移也起到了一定的带动作用。对于沿海来说，他们需要升级换代，传统的来件加工等模式已经不再适合他们了。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目前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对于整个中国，整个中华民族来说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但也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内陆省份和城市经济的发展最重要的是找到具备差异性的发展道路，像我经常说的“找魂”，找到自己的独特性。目前，中国的城市发展是“大城市不大、中城市不强、小城市不特”，“找魂”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是还是要走这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