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中，广东一马当先，刺激和启发了内地；上海经过10年的卧薪尝胆，重新崛起、复兴，大放异彩，又反过来使广东和香港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它们就像生活在冬天的一对巨人，要互相拥抱取暖才能过冬。于是，两兄弟捐弃前嫌，共同向中央喊话，中央及时馈赠了一个很好的礼品——CEPA计划，成全了广东和香港这对欢喜冤家。”

——王志纲

背景简介

2003年12月21日，《广州日报》、《赢周刊》、《信息时报》、南方电视台在中山大学举办了“2003年赢家峰会”。

作为主讲嘉宾,王志纲在会上发表了这篇演讲。

在座的很多企业家可能都有一个比较深刻的感受，中国改革开放25年来，前20年几乎是广东特别是珠江三角洲一马当先、独领**的时期，全中国尾随其后，奔涌向前。但是，就在短短的5年之中，中国好像出现了另外一种格局，那就是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迅速崛起，并大有咄咄逼人、气吞万里之势。在此背景下，整个社会、新闻界、舆论界几乎一边倒，都认为“长三角”的春天到来了，上海将成为世界第六大国际都市，而广东的辉煌则过去了。

大上海：繁荣背后的隐忧

1.十年苦心发展 重获霸主地位

首先谈谈如何看待“长三角”。

今日上海，风头正健，叫好之声不绝于耳。以前，我也一直是上海的“歌德派”。1992年，邓小平同志刚刚南方视察后不久，还在新华社的我，出于职业的敏感搞了一次全国范围内的调查式采访，重点是上海。我与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黄菊同志长谈了一个下午。回到广东后,我在广东的媒体上发表了几篇文章。

1992年我与黄菊书记长谈的时候，他关于“大上海”的定位给我的震撼很大。他说上海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终于明白过来了，上海要做长江的龙头，要做中国经济的重要马达，要向世界级城市跨越。因此，要把上海“二、三、一”的产业结构调整为“三、二、一”的结构。所谓的“一、二、三”，就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及第三次产业。在计划经济时期，上海是国家的工业中心，第二产业独领**，要将它调整过来，优先发展第三产业，其次才是第二产业。而所谓“第三产业”，就是五个“流”，即金融流、信息流、科技流、物流、人才流。在当时，这个手笔非常大。在这个政策背景下，上海“咬定青山不放松”，按照国际级都市标准进行规划、打造，基本上上海每年都是一千亿元以上的投入。10年之后，在2001年的APEC会议上，“大上海”终于呈现在了全世界的聚光灯之下，为中国赢得了面子。

最近，我接触了国内外的很多客商，他们反馈给我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在西方，人们只知道中国的两个半城市：香港、北京，还有半个上海，他们不知道广州，也不知道深圳。这就涉及到城市的营销问题。一个城市要想招商引资，要想具有魅力，其前提就是要为人所知。但是我们的广州，国外很多人都不知道它在哪里，这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

上海经过10年苦心孤诣的发展，的确实现了一个很大的跨越，基本实现了以现代服务业为中心的城市转型，重新树立了它在“长三角”的霸主地位。江苏和浙江这些小兄弟一度曾看不起上海，现在也天下群星朝北斗，与上海这个老大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

在此背景下，上海开始从独霸华东的角度来进行规划，如半小时生活圈、1小时经济圈（从上海的人民广场到上海的周边城市），基本涵盖江苏、浙江和安徽。形势比人强，“长三角”内部的多边接触、联系愈加紧密，除了每两年一次的15个城市市长峰会之外，上海、江苏与浙江三地在旅游、人才资源共享及农产品标准互认、城际交通方面已达成了一系列协议。另外，“长三角”区域创新体系建设联席会议、信息合作联席会议、经贸委主任联席会议等多边协调机制也相继建立。从理论上说，台州、温州并不属于“长三角”，它们却也拼命地往里挤，最后，终于进去了。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大家都非常认可、看好“长三角”这个平台，都想与上海这个老大攀亲。

2.繁荣下的隐忧：上海不能空心化

在此之前，上海具有绝对的自信，一直是以老大哥的方式，教育周边浙江、江苏的小兄弟们，而且江苏和浙江的小兄弟们也认这个大哥。

1989年之后，上海就将自己定位为国际大都市，所以，其招商引资、迎来送往的基本上是国际化的跨国公司，像用筛子选土豆一样，大的土豆留下来，小的土豆就扔掉。苏南人非常聪明，提出“大树底下好种碧螺春”的口号，你不要我要，纷纷把“嘴”伸到上海来，“金蛋”却下在苏南。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现在苏州、昆山的工业，已经不是小打小闹了。去年，搞芯片的台积电，原以为非上海莫属，未曾想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居然让苏州抢走了。未来的经济，特别是高科技，最讲究聚集效应，只要有一个大的上游企业进驻，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就会蜂拥而至，形成产业链。正因如此，此事对上海的震动非常大。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

江苏几乎天天在跟上海玩游击战、抢市场，江苏的效益、地价、服务等一系列的硬件、软件似乎比上海更有优势。上海看出不对头，于是今年做了两件事：其一，将国际货运业务从虹桥机场转移到了浦东机场，虽然此举据说能大大地缓解虹桥机场沉重的压力，但客观上，却给苏州的IT制造业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货运时间多了1.5小时，物流成本平均上升了20%。江苏以此为由，一次申报了无锡、苏州、杭州等地的两三个机场。江苏现在有很多钱！人们就开始担心其机场的密度比广东还要高。其二，“173计划”。上海拿出原本和江苏连接在一起的173公里土地，包括松江、嘉定、青浦，实行完全不同于园区外的各项优惠政策，与周边的苏、锡、常比拼地价，争夺资源，对着干。

在这些明争暗斗的背后，折射出的其实是上海人的理性反思——上海不能空心化。在他们看来，香港市场之所以低迷多年，除了1997年的金融危机之外，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太过于猛烈地向祖国大陆，尤其是“珠三角”地区转移自己的传统制造业，从而导致大量的人群失业，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当然，上海之所以要与周边的小兄弟们没有风度地争食，除了要缓解上海巨大的就业压力之外（对进入上海就业设置高门槛也是这个原因），还有一层考虑就是希望通过补第二产业（工业化）这堂课来夯实自己的竞争基础，抵御未来不可预测的市场风险。

对于“长三角”的这些冲突，我不便决断谁是谁非。在这里，我只想说明一个问题：上海包括“长三角”的整个经济形态和经济平台，的确比广东高得多。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如果说广州已经到了大学阶段，那么，上海则刚刚进入小学阶段。这是我们企业家要深刻理解的问题。

在这个背景下，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许多到上海发展的企业家朋友跟我诉苦，说上海人很难用，他们已经开始向欧美看齐了，从来不加班；不要钱，要休闲；朝九晚五，准时上班，准时下班；多的事情不干，海派得很；每天西装革履；中途休息两次，每人一杯咖啡，十分讲究情调。我的分析是，在上海这个地方，最好是广东人或者浙江人当老板，上海人做白领，这种组合是最好的。广东人、浙江人天生就是当老板的料，抓大放小，属于经济动物，不太拘泥于细节；上海人，抓小放大，注意细节，不太在意大的东西。我发现很多广东特别是深圳的老板，一边创业，一边担心自己周围的人篡权。因为在广东，每一个打工仔都在做一个伟大而辉煌的梦：什么时候自己能成为李嘉诚。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广东的经济既有活力，也处处潜伏着危机。

而上海人则恰恰相反，我就做个白领，没有什么野心；我很海派，日子过得舒服就行了。大家都知道，上海男人和女人的分工十分清楚，上海男人在家里就是做饭、洗衣、伺候老婆。正因如此，浙江人和广东人做老板，上海人做白领，才是梦幻组合。直到今天，上海的主要资源，还都掌控在政府下面的一些大型国有企业手里，这些国企老板跟我讲过一句非常精彩的话：“王老师，我们是组织部管的、正式下文的干部，属于正厅级。”我听了觉得很奇怪，怎么市场经济下还有这种思维方式？可见，重官贱商的思想依然根深蒂固。但凡是这种巨型的国企，收纳的或是海归，或是同济、复旦的高才生，似乎这些非常优秀的人都愿意去这种企业。我问过一些人其原因是什么，他们说在这样的企业里工作待遇高、工作闲、有保障。原来他们全是“圈养动物”。

上海的一个掌握两百多个亿、思想还比较新锐的董事长，给我讲过一个笑话：有一天，他们正在开会，集团党委书记走进来郑重地对他说，某某同志占用你几分钟时间。当时大家都停下来，静静地聆听是否有什么重大消息发布，书记将这位老总叫到旁边后，对他说：“经党委正式讨论决定，他的手机费每个月可以报销800元。”这不是笑话，而是活生生的事实，是发生在一个掌握着两百多亿资产的国企老板身上活生生的事实。所以，我们才说上海的隐忧、危机，现在才刚刚开始冒出来。经济的发展自有其内在的发展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广东在25年的改革开放中所遭遇的种种危机和冲突，上海也一定会一一经历，这是躲不开、逃不掉的。目前上海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要迅速地改变强势政府、弱势民间的格局。上海人的学历都不低，智商也很高，但却没有经历过从“放养”、“圈养”到“野生”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必须要经历的。

3.觉醒的上海再出发

一个地方的优越感太强，很可怕。但幸好上海的领导人头脑还比较清醒。上海的韩正市长与三位副市长，带领一个高级别的代表团访问了香港，韩正市长颇为感慨地说，香港像一个25岁的壮小伙子，而上海只是一个正在发育的15岁少年，所以，我们应该好好地向香港学习。

这句话的背景和潜台词是什么呢？就是现在上海人终于明白，上海要想取代香港成为亚太地区的金融中心，二三十年之内是绝不可能的。这不像建设一个城市，只要上千亿、上万亿元的资金投进去进行旧城改造，一下子就可以“旧貌换新颜”了。一个城市的硬件形态只要有钱可以很快地改变，但软件的改变就不那么简单了。作为金融中心，香港有一套非常成熟的法律体系；有自己同世界金融系统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几十万忠于职守、业务娴熟的金融和财务人才；有非常浓郁的金融氛围。哪怕是在喝早茶的时候，你都可以看到、听到例如国际基金、恒生指数这些很国际化的东西。所有这些就构成了一个城市的魅力、一个城市的文化、一个城市的魂，它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造就的。上海现在终于明白这个道理了，它开始反思，但愿上海能真正地大彻大悟。

以上是关于上海的问题。最近因为项目的关系，我到了江浙，江苏人说上海向来就不是江苏人的上海，而是浙江人的上海，因为现在上海的主要领导人全是浙江人！但在我看来，占便宜最大的其实是江苏，特别是苏南，而不是浙江。

上海现在已经开始担心了，2002年上海的人均GDP为4500美金，广州则已经达到了5000美金。上海为了当中国经济的龙头老大，想在2010年争取人均GDP突破1万美金。5 000到1万之间的跨越是一个国家和一个社会充满风险的一个阶段，就像一个小伙子从17岁到20岁，其生理与心理都将发生重大的转变，这种青春期的**，充满了活力，却也桀骜不驯，这个问题确实值得上海人民深思。

总而言之，我并不是要否定上海。相反，我相信，在未来的中国，上海肯定会大放光彩，它注定要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它一定要过许多坎，像唐僧取经一样，要历经九九八十一难，要做很多功课。

附：城市经营： “火锅理论”与腾笼换鸟

为了大家更好地理解城市的本质以及不同城市的功能，让我们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历史变迁，或许从中我们能悟出一些道理。

我们不妨拿重庆和上海两个城市来进行比较。今天的重庆很像10年前的上海，是多种极不协调元素的复合体，很多象征着城市财富和文明的现代化建筑在兴建，同时古老的农业文明和手工业文明的痕迹又随处可见。即使是在重庆最繁华的闹市街头，仍然可以看到很多帮人挑物的棒棒军和擦鞋妇。这种有趣的现象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重庆的城市化正处于脱胎换骨之中。其实，在中国的很多大中型城市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这也恰恰说明，这些城市所应有的产业聚集效应和现代化功能还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城市的新陈代谢尚处于低级阶段。

这种现象也反映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如果我们把过去的城市看做是一口火锅，那么，提高城市竞争力的关键，就是火锅里的食物。如果火锅里煮的都是价值不菲的海参、鲍鱼，那么，这个城市的聚集能力就会很强，辐射半径就会很广，经济就会很有活力。相反，如果锅里煮的都是些豆芽、白菜，那么，城市的经营就会很惨淡，城市的含金量也会很低。实际上，谁不想提升城市的内涵？谁不想多煮些海参、鲍鱼？但到底该如何去做呢？这就需要大规模地腾笼换鸟，也就意味着，城市的产业布局必须完成根本性的转型。

上海用了近十年的时间才走完了城市产业兴替的过程，其产业结构由原来的“一、二、三”变成了现在的“三、二、一”，即以第三产业为龙头，让那些更反映时代特征、更具备聚集力和拉动力、更符合城市发展战略的产业，占据城市最宝贵的空间，而让那些常规产业分散开来，逐步地转移到空间价值相对较低的地方。当时，上海的大批纺织工人就转而从事了新兴的城市服务业。北京也同样，近几年，北京的大量工业企业迁出了四环以外，城市中心区正大力发展各类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和金融保险、商品流通、邮政电信、文化体育等第三产业。目前，优先发展附加值高、辐射能力强的现代服务业，已成为很多大城市改造城市产业布局的不二选择，遍布各大城市的“中央商务区”就是这些城市腾笼换鸟的必然产物。

由此，中国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正面临着价值的回归与再造。作为各种产业的超级聚合点，城市的空间是有限的，而如何在有限的空间里创造出尽可能大的裂变效应，必然涉及到城市空间布局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这也说明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对大城市来说，首先是有其独特的经济形态，其次才是有其独特的空间形态，它必须有别于其他城市，必须成为区域经济的增长极，必须充分发挥城市所应有的辐射与聚合作用。在城市圈中，这些大城市作为区域的中心城市如同一个人的心脏，心脏越发达，作为四肢的周边城市就越有活力。例如，如果没有上海脱胎换骨式的变迁，也就不会有今天华东经济圈的繁荣。

对于北京、上海、广州这样极有增长空间的城市来说，它们必须遵循城市发展的内在规律，即作为城市它们必须发展为都市；作为都市它们必须发展为中心都市；作为中心都市它们必须发展为国际性都市，当然，如果有可能，它们也要争取发展成为世界级城市。这类城市肯定是以现代第三产业的高度聚集为特征的，是信息流、科技流、人才流、资金流的聚宝盆。而这些城市所辐射到的周边城市，就应该自觉地调整自身的位置，应该像转动的小齿轮一样紧紧地咬合住中心城市这个大齿轮，为中心城市做出相应的产业配套。大齿轮转1圈，小齿轮会随之转10圈，同样也可以自得其所，把城市经营得很好。

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苏州和东莞。正是因为上海的产业转型，苏州市领导才提出“大树底下好种碧螺春”的发展思路，把上海转移出来的优质产业照单全收，并充分利用上海的优势招商引资，以至于那些在上海无法立足的台湾小资本，纷纷来到苏州昆山，据说台商有三十万人之多，这大大增强了苏州的城市竞争力。广东东莞则正好处于香港、深圳及广州的连线上，目前已成为世界电子产品的加工中心。

珠三角：区域一体化势在必行

1.小珠三角大局已定

“珠三角”有三个：“小珠三角”、“大珠三角”、“泛珠三角”。“小珠三角”，大家都很清楚，就是以珠江为界分成的东西两岸。东岸，以东莞为主要代表，其经济模式基本是“两头在外、前店后厂”。据香港的有关高层说，改革开放以来，他们向祖国大陆输入了近五万家企业，现在香港第三产业的产值在GDP中高达87%，这在全世界都是很高的。而香港的第二产业基本上都到了以东莞为代表的祖国大陆，据说东莞有两万多家香港企业，由此形成了一个“前店后厂”的关系。

我当记者的时候，对东莞模式是非常担心的，曾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借腹生子”，因为东莞没有品牌，没有市场，也没有终端。现在看来，我们要调整一下思考问题的方式了。跳出三界五行，我们就不难发现，东莞其实早就纳入到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格局，即便它只是一个车间，但它毕竟是在扮演世界加工厂的角色，所以，它的存在是有价值的，它的生命力也是非常旺盛的。只要不发生波及全球并且涉及到产业形态或格局的重大变化，那么，东莞这个世界加工厂就会继续发挥作用。

珠江西侧，是以佛山为代表的城市带，包括南海、顺德、中山、江门。这个区域的模式是两头在内，其主要特点是借助香港国际通道的战略地位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之优势，先行一步把海外的时尚、潮流和市场化的资金、技术移植过来，用以发展自己的产业。在此模式下，就产生了顺德的家电、燃器具，中山的家电，南海的陶瓷以及家具、时装等各个行业。最后，他们扛着这些经过组装的“洋枪”、“洋炮”，昂首挺胸地大举“北伐”，以凌厉之势横扫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时完成了工业化的原始积累。

在这一过程中，广东的“小珠三角”，还存在着第三种经济模式，我们姑且称之为“番禺模式”，其特点大致是“扁担挑缸钵，两头都滑脱”，与“珠三角”东西两岸的行情都失之交臂。当第一波行情，即“两头在外、三来一补”的浪潮汹涌到达东莞等地的时候，番禺却只有星星点点式的小打小闹，没有形成气候；当第二波行情，即“两头在内、率先北伐”到来的时候，它又不比顺德、南海龙精虎猛。当然，番禺与香港的空间距离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但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番禺却很快发展起来了，原因是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广东“珠三角”完成原始积累并日益成熟之后，产生了强劲的消费需求，从而形成了消费拉动的经济模式，围绕“大广州”形成了集聚性的消费，如房地产、娱乐、旅游、休闲、餐饮等。整个番禺就是靠这种消费拉动起来的，当然，这与广州到番禺的交通改善是密切相关的。

今天“小珠三角”的发展，基本符合人类社会城市发展的普遍规律。一个区域的发展无非通过三种方式：一是投资拉动；二是外贸拉动；三是消费拉动。“珠三角”的三个地方发展出了三种不同的经济模式，这很值得我们的官员和企业家去思考。

2.粤港经济一体化势在必行

现在谈第二个问题。“小珠三角”形成了这样的一种态势，要想发展，要想跨上新的台阶，就面临着一个问题：粤港经济一体化。在广东，粤港一体化好多年以来“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1997年之前，香港人一直把我们大陆人称为“表叔”，看不起我们。那时提出粤港一体化只是“珠三角”的一厢情愿。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得香港地区的经济一塌糊涂。尤其是近几年，随着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经济的崛起，香港和广东都感到了唇亡齿寒，于是，粤港经济一体化开始付诸实践，现在不只是“楼梯响”，也见“人下来”了。

这其中有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内地与香港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即CEPA出笼。它的目的是形成新型的“前店后厂”关系。这无疑会大大加速粤港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虽然CEPA针对的是中国广大的内地，但是“珠三角”拥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地域与文化优势，肯定会是最大的受益者。一体化一旦形成，其经济总量将会远远超过华东。资料表明，2002年，仅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和珠海5个城市的GDP，就比“长三角”15个城市的GDP总和还多590亿元；“珠三角”及港、澳的GDP总量甚至超过了“长三角”与京、津、唐城市群的GDP总和，外汇储备和其他的就不用多说了。这使“长三角”、华东地区都感到了压力。这样的一个“大一统”，包括流通的一体化、交通的一体化及以后的人民币的交易结算、广东人口自由进入香港的问题等，就会改变过去粤港不平等的“前店后厂”的关系，创造一种全新的“前店后厂”的关系：“珠三角”庞大的第二产业对香港服务业会产生非常强烈的渴望；而香港依托“珠三角”这样的制造业平台，其金融、物流、会展、旅游、休闲等行业将会受到强有力的支撑。这样，广东与港澳就会实现真正的双赢，就会比翼齐飞，共同为中国经济巨龙的腾飞提供强大的引擎。

3.“泛珠三角”一体化呼之欲出

“大珠三角”一体化一旦变成现实，“泛珠三角”一体化将会呼之欲出，经济学上称之为“溢出效应”，就像我们往杯子里倒水，杯里的水满了以后，自然要往旁边溢出。“泛珠三角”也被称为“9+2”，“9”是指广东及其周边相邻的海南、福建、江西、湖南、广西、云南、贵州、四川，“2”就是香港和澳门。虽然现在“泛珠三角”仅是一个提法，但是“珠三角”周边的8个省区都加大了基础设施，尤其是道路交通的建设，想要缩短与广东的空间及时间距离，客观上也为“泛珠三角”经济的一体化创造条件，而一旦这个泛区域经济圈形成，其经济总量就将会大大地超过以“大上海”为龙头的华东经济圈，因为其内部的互补性更强。不过作为巨人的中国，“长三角”与“珠三角”是其两条腿，独脚将军是站不稳的，中国未来经济的腾飞离不开这两个重要的引擎，缺一不可。“珠三角”与“长三角”之间不应是你死我活的战斗关系，而是既竞争又联合的关系。

两个巨人的角逐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大致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前者先行一步，后者奋起直追，在这个追和被追的过程当中，双方皆得益，故双赢。

改革开放中，广东一马当先，刺激和启发了内地；上海经过10年的卧薪尝胆，重新崛起、复兴，大放异彩，又反过来使广东和香港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它们就像生活在冬天的一对巨人，要互相拥抱取暖才能过冬。于是，两兄弟捐弃前嫌，共同向中央喊话，中央及时馈赠了一个很好的礼品——CEPA计划，成全了广东和香港这对欢喜冤家。粤港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催生了“泛珠三角”格局，又反过来对“大上海”和华东造成“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攻势，危机面前，“长三角”及大华东的弟兄们求同存异，从官方到民间都积极地消除彼此的壁垒，竭力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建设。如此，中国经济就形成了两个能量很大的超级板块，犹如中国这个巨人的两条腿：一条是以上海为龙头的华东，一条是以广州和香港为双轴的“泛珠三角”。此外，还有一个头，即“大北京”。只有两条腿越来越强壮、脑袋越来越灵活，这个巨人就能站得起来。这就是中国以后的整个经济结构和发展态势。因此，我认为在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区域的竞争是利大于弊的。

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背景：2011年12月王志纲应邀到珠海演讲，演讲前南方都市报记者就未来珠江西部城市的发展采访了王志纲。

三十年河西：休闲时代珠江西岸后发制人

南方都市报：作为最早进入珠三角城市群进行报道的城市战略先行者，时至今日，您如何解读珠江东岸、西岸城市群的先发、后发优势的成因？

王志纲：1985年我来到广东，以新华社记者的身份调研珠三角，走的路线和邓小平南巡以及当时所有内地人到广东走的路线是一样的。先从广州出发，坐火车沿东莞到深圳，再从蛇口坐船到珠海，到拱北眺望了下澳门，把珠海转完后又坐车沿中山、顺德、佛山回到广州。这一过程，就呈现出我所说的A型结构。

当时新华社记者主要是写宏观报道，后来我在广东待下来以后，就开始关注广东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研究广东的“珠江三角洲模式”。模式就是对某一种经济社会现象进行概括以后的概括性表述，它是个逻辑结论。

广东是A型城市群结构，A的上面是广州，A的两只脚一只是珠江口的东边，就是深圳和香港，另一只脚就是澳门和珠海，南沙就是那其中一横。霍英东当年抢占南沙，就是基于南沙在这个“A”型结构中重要位置。霍英东认为虎门大桥修通将打通东岸和西岸，大大提升南沙的区域价值。遗憾的是，直到今天，由于体制和战略等种种原因，南沙还是一壶未烧开的水。

珠三角东西岸的产业互动非常有趣。改革开放刚开始时珠三角城市群最活跃的不是东岸，而是西岸。但到了80年代中后期的时候，以香港为母体，整个东岸开始崛起，靠外向型经济和“三来一补”实现了工业化和原始积累。到了90年代中期，更是孵化出了“世界工厂”。此时西岸则主要是利用特殊政策，依靠海外的先进技术，主打国内市场。由于东岸西岸这种A字型地理区位，造成西岸每个集装箱成本要比东线高五百到一千块钱，就是这么一点物流成本，使“三来一补”在西岸没法大发展。但是由于西岸当时的文化和工业基础比较发达，反而促使他们从乡镇企业改制，变成了今天中国最大的自主品牌制造业。

当然，广东八十年代崛起并不是因为工业技术水平很高或品质品牌好，而是由于占据了改革开放前沿，凭借着大时代的浪潮。这种经济很单薄，但它代表了一个新的时代，不过等到最后整个中国的政策都摊平以后，它的优势就消失了。

南方都市报：时移世易，在当前这一转折点上，您如何评价珠江东西两岸的区位优势变化？

王志纲：之前20年基本上是珠江东岸独领**，西岸显得相对落后，特别是以珠海为代表。这很大程度上和最初设想的孵化母体差异有很大关系。东岸母体香港，是世界级的平台，国际大码头，而澳门当时只有几十万人口，产业单一，相比较而言，国际化交通也不太顺畅，根本就不具备孵化珠海的能力，所以珠海是不可能接受澳门的辐射而发展起来。另外珠海市委书记梁广大反对污染高的低端工业化，表面上看似乎是耽误了珠海，但却为珠海赢得了未来。恰恰是这一行为，留住了生态，为给广东留了个后花园。包括新会，真的是梦里水乡，也就是三十年前珠江三角洲田园牧歌风情。人文气息浓厚，也是今天珠江西岸的重要优势。珠海以北，往中山去有翠亨村，风光非常漂亮，人文景观的延展性很强。不仅出孙中山，还有民国总理唐绍仪。

另外，康有为在南海，梁启超在新会，这都是影响中国近代史的重要人物。广东在近代史上影响深远的人物都集中在珠江西岸。除了人文和自然风情外，还有现代休闲度假产品，最典型就是澳门。澳门除了赌场之外，还打造了一台比拉斯维加斯还要牛的 “秀”，接下来选美、名车、奢侈品展览、世界重量级拳击赛，都可能往这边转移，从而形成全球时尚产品的聚销中心。

熬了30年，珠江西岸终于等来了一个休闲时代

南方都市报：珠海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发展背景中，是否会迎来新的机会？

王志纲：珠海是珠江西岸的代表城市，传统经济模式虽落后于珠江东岸的东莞，也不及西岸的顺德，但珠海却无心插柳，为迎接新经济增长模式保留了优良的环境和大量的土地储备。

今天我们面对的是全球经济疲软，而中国也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前夜，“投资、出口、消费”的三驾马车，投资、出口明显疲软，因此必须大力启动内需。广东是中国最先富起来的区域，有巨大的内需购买力，特别是“吃住行”之外的“游购娱”，包括休闲，观光，度假在内的需求，这些是内需重要组成部分。、

先富起来的这群人巨大的休闲消费力，对广东来说是机遇也是挑战。整个中国目前都缺乏释放休闲消费力的巨大平台，所以我们需要打造这种平台，这就是以珠海为代表的河西的最大机会。相比较东岸城市群，西岸城市群互补性和基础性更强、更有魅力和个性。从广州往西，沿途很多旅游都没被充分挖掘。从这个意义上讲，西岸城市群的路径选择就有价值了。

但是，一些现象让人非常担忧，比如：中山、新会、江门等西岸城市在发展重化工厂。对于西岸的一些城市而言，由于看见广东其他市镇搞工业化发财，一些当地的人就失去了耐心，这是最可怕，也是最可惜的。

珠澳一体化，将会有巨大的消费力和购买力涌入珠三角西岸。西岸不能像东岸一样工业化，必须发展与今天中国先富起来的那群人GDP水平相当的新的行当：休闲度假，高端的旅游形态，这是不二法门。

出路在于“业态创新，模式为王”

南方都市报：休闲度假产业需要房地产业作为载体，但众所周知，限购令使房地产拐点提前到来，传统地产业面临严峻挑战，对于彷徨的游资而言，危中如何寻机，商业模式又该如何建构？

王志纲：我研究中国企业三十年，我发现只有危机才能造成企业的转机。我认为中国房地产未来的出路在于两句话：业态创新，模式为王。企业的商业业态需要创新，而且任何一个企业，必须要有自己独特的、独到的商业模式，并且具有唯一性，着眼明天，符合社会的发展。未来房地产商应该提供平台，提供生活方式，提供增值服务，开发休闲地产、度假地产、主题地产、旅游地产。只会盖房子的房地产老板会被市场淘汰，就像当初淘汰包工头是一样的道理。

地产业未来路径将越来越清晰：一方面是政府的强势切入，保障性住房由政府来解决了。另一方面是企业家、地产商的空间只剩30%，理论上就是要淘汰和兼并掉70%。企业有两条出路，“上山下乡”。“下乡”就是到农村、县城去，三、四线城市还是有空间；“上山”就是做旅游度假休闲、文化创意产业，通过打造硬件的生活方式平台，提升附加值。

万达集团城市综合体的成功，就是因为打造了一个商业平台，提升了房地产的附加值，有酒店、公寓、影城、大百货，给城市提供一个完整的休闲生活集群，而不是只盖房子。这就是未来要做的东西。这方面利润空间很大，不过要做很多研究。而且还有一个前提，就在房地产商无路可走的时候，逼得他们必须要做增值服务、附加服务和延展服务。危机就是转机，地产商也需要升级。所以对房地产商要推拉摇移，拉就是市场拉它，“摇”是市场上换位，“移”是战略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