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神与世人啊，我们皆受欺瞒!”[1]

艰难时日

我的农场地势较高，本来不太适合种咖啡。寒冷的月份里，有些低洼的田块甚至会结霜，第二天清早你就会发现咖啡树上的嫩芽和新挂的浆果冻成了灰黑色的一团，很快就会烂掉。平原上又会吹来狂风，即使年景不错，我们农场的亩产量也比不上地势较低的锡卡、基安布等地，那里的海拔只有四千英尺。

而且恩贡地区干燥少雨。我们遭遇过三次旱灾，一年到头下不了几滴雨，农场的境况很不好。有一年下了五十英尺的大雨，我们收了八十吨咖啡，另一年下了五十五英尺，我们收了将近九十吨；但我们还遇到过两次坏年景，有一年只下了二十五英尺，另一年只有二十英尺，这两年的咖啡产量只有十五六吨，那段日子农场损失惨重。

与此同时，咖啡的价格也连连下跌：起初一吨咖啡能卖一百英镑，现在只能卖六七十镑。农场的日子渐渐艰难起来，我们无力偿还债务，甚至没有钱维持咖啡园的日常运营。我家乡那些在农场入了股的亲人和朋友纷纷从丹麦来信叮嘱我说，眼下只剩下一条路了，就是把农场卖掉。

为了拯救农场，我想过无数办法。有一年我试着在闲田上种亚麻，这个工作本身很有趣，但对技术和经验的要求都不低。那时农场里有一位比利时难民给我当参谋，问我打算种多少，我说三百英亩，他立刻惊叫着反对：“夫人!这是不可能的!”他表示种五亩十亩还管得过来，再多就不成了。但十亩亚麻根本解不了农场的燃眉之急，所以我最后决定种它一百五十亩。亚麻开花的时候，田里一片清澈的蔚蓝，宛如人间仙境。亚麻纤维又细又韧，泛着微光，摸起来有种滑腻腻的感觉，世上再没有什么产品比亚麻制品更让人心生欢喜了。看着亚麻一包包运走，你的心也随之远去，仿佛已经看到它们被做成了床单和睡袍。但由于缺乏持续的监督和指导，我们没办法让吉库尤人在短期内精准地掌握采收、沤麻和打麻的诀窍，到头来这番尝试以失败告终。

那些年，肯尼亚的农场主都在想尽办法摆脱困境，但成功的人寥寥无几。住在恩乔罗的英格丽德·兰斯特朗运气很好，最终迎来了柳暗花明的日子：她在这片土地上辛苦耕耘了十二年，种过菜，养过猪和火鸡，还种过蓖麻和大豆，但这些努力全部失败了，她还为此掉过不少眼泪。不过到我离开肯尼亚的时候，她种的除虫菊作为一种杀虫剂原料在伦敦卖了个好价钱，终于为她的家人和她自己保住了农场。但我没有这样的好运气，所有的尝试全都失败了。当旱情与阿西平原的狂风同时来袭，农场里的咖啡树全都枯黄凋萎；有一些田块还饱受蓟马和蝽象之害。

为了提高亩产量，我们还试过往田里施粪肥。我从小受到欧洲农业观念的熏陶，始终觉得不施肥就种出庄稼的想法简直荒唐。佃农们听说这个计划后纷纷主动帮忙，从自家的牛栏羊圈里收集了不少陈年积粪。那些粪料早就成了极细的泥粉，很好处理。我们又在内罗毕买了几具只用一头牛就能拉的小号犁，在两排咖啡树丛之间犁一条沟。因为树丛间距很窄，手推车进不去，农场的妇女就把一袋袋肥料背进去，撒到犁沟里，一棵树刚好施一袋肥。然后我们再让牛拉着犁走一遍，用土把粪肥盖上。看到大家都干得热火朝天，我心里很快活，一心指望粪肥发挥奇效。但后来谁也没看出来有什么效果。

真正的难处还是没有资金。接管农场之前我的钱就花得差不多了，而农场每年的收入只够糊口，所以我们负担不起大刀阔斧的改革。我在非洲的最后几年，捉襟见肘的窘状已成常态。

我也想过，假如资金充足，我就不种咖啡了，把所有树苗都砍掉，在农场里种一片森林。非洲的树长得特别快，你从育苗所里取回十二株一箱的树苗，在雨里种下，不出十年你就可以在桉树和金合欢树林里惬意地漫步了，到时候不管是木料还是木柴，在内罗毕都不愁卖不出个好价钱。而且种树是高尚的事业，多年后回想起来仍然会让你心满意足。农场本来有一大片原始森林，可惜在我接手农场之前就卖给了印度商人，被砍伐一空。农场处境艰难的时候，我也砍过加工厂周围的树林给蒸汽机做燃料，后来我总会想起那片高大伟岸、绿荫摇动的树林，此事是我平生最大的遗憾。但凡农场的收入有点盈余，我就会买几株桉树苗种上，但种不了太多。照这个速度，种满几百英亩得用五十年，到那时农场才能变成一片鸣禽百啭的森林，妥善管理一段时间就可以在河边建起锯木厂了。不过，农场佃农的时间观念与白人不一样，他们总是乐呵呵地盼着我栽出这片森林，好让大家都有用不完的柴火，就像以前那些好日子一样。

我也计划过饲养奶牛和经营奶牛场，但我的农场位于东海岸热病[2]泛滥的疫区，如果要饲养优质奶牛，必须给它们浸浴消毒，这就让我们难以与北部非疫区的农场竞争。不过我们的优势在于离内罗毕很近，当天清早开车送牛奶都来得及。我们养过一群品种极佳的奶牛，还在草原上修了一座精致的浸浴消毒池。可是我们后来不得不把奶牛全部卖掉，消毒池里长满杂草，像一座废弃的空中楼阁倒扣在地底下。此后，每天晚上到了给奶牛挤奶的时候，我都会步行到莫戈家或卡尼努家的牛栏附近去看奶牛，闻着奶牛的甜香味儿，我心里又生出开牧场的渴望，烧得我胸口发疼。我在野外骑马的时候，也会幻想眼前的草地上散布着浑身斑点的奶牛，像一簇簇盛开的花朵。

时光逐年流逝，这些计划日渐渺茫，几不可辨。我现在只求能卖掉咖啡，把农场维持下去，其余的全都不在乎了。

我一个人要担负起整个农场的命运，这是很沉重的责任。农场的土著仆人和白人雇工都指望我承担他们的惊惶和忧虑，有时我甚至觉得田里的牛群和咖啡树也在这么做。那段时间，似乎农场一切活物与死物达成了一致，把迟来的雨季和漫漫寒夜归咎于我一个人。就连我在夜里坐下来读一会儿书都是不对的。失去农场的惶恐搅得我坐立难安，只好出门散心。法拉明白我心里的苦楚，但他不赞成我夜里散步。他向我说起日落后在房子附近出没的花豹，还经常站在阳台上等我回家，黑暗里只见一袭白袍随风飘动。可是我心头凄凉，根本顾不上害怕豹子。我也知道在夜里沿着农场的小路乱走毫无用处，但每天晚上还是会像游魂一样出门游**，没有理由，也没有方向。

离开非洲的两年前我回欧洲探亲，返回时正值咖啡采收季，在抵达蒙巴萨之前都得不到农场收成的消息。我在船上一直惦记着这件事，身心舒畅的时候，我估计农场能收七十五吨咖啡；一旦身体欠安或者心情低落，我就觉得收个六十吨也就到头了。

法拉到蒙巴萨来接我，我不敢直接问他收成如何，先跟他东拉西扯谈了好多农场的闲事。夜里睡觉前，我实在忍不住了，问他今年到底收了多少吨咖啡。索马里人一般都很乐于宣布灾难，但此刻的法拉殊无兴奋之色，他倚着门站着，表情严峻至极，半闭着眼，仰起头，似乎在咽下满腹辛酸。他说：“四十吨，姆萨布。”那一刻我明白我们撑不下去了。周围的世界突然丧失了一切色彩、一切生机，蒙巴萨酒店变得如此黯淡而令人窒息。水泥地面、老旧的铁床架、破烂不堪的蚊帐霎时变成了这个凄凉世界的象征，找不到一丝活人的气息和痕迹。我没有再和法拉说什么话，他也不再开口，静静走了出去，世上最后一个友善的身影也离我而去。

不过，心灵的自愈能力的确强大。辗转到午夜，我突然想起了老努森，如果他还在，肯定会觉得四十吨咖啡毕竟也算有点收成，只是千万不能悲观——悲观才是最致命的恶习!不管怎样，我马上就要到家了，我会再一次拐过那条车道。仆人会在家里等我，朋友会前来拜访。再过十个小时，我就能坐上疾驰的火车，眺望西南方天穹下恩贡山脉那抹青色的剪影。

那一年祸不单行，我们又遭了蝗灾。据说蝗虫是从阿比西尼亚[3]飞来的，那里连续两年大旱，蝗虫一路向南迁徙，把沿途植被啃食一空。我们见到蝗虫之前，受灾地区就已传来各种奇特的传言：蝗虫所经之处满目疮痍，北部地区的玉米地、麦田和果园几乎成了一片焦土。移民农场主纷纷派人向南方的农场通报蝗虫来袭的消息，但即使接到了警告，你能做的也很有限。每个农场都堆起了高高的木柴和玉米秆，随时准备点火熏虫，而且给所有的劳工都派发了空桶空罐，让他们守在田里，一看到蝗虫就使劲敲打喊叫，吓唬它们不让它们落地。但这些措施只能抵挡一时，因为不管怎么恐吓，蝗虫不可能永远不落地。每个农场主都希望能把蝗虫赶到南边的下一个农场，但它们在惊吓中飞过的农场越多，落地时就越饥不择食。我农场的南侧是马塞居留地的大草原，我希望能直接把蝗虫赶到界河对面。

邻近的三四个农场都派了信使警告我蝗虫即将来袭，但一直也没什么动静，我怀疑这次蝗灾是一场虚惊。一天下午，我骑马经过农场的杂货店，这家店是法拉的弟弟阿卜杜莱开的，商品挺齐全，农场的雇工和佃农常来光顾。商店设在公路旁边，店外停着一辆骡车，车里的印度人见我经过，从车里站起来挥手唤我，因为他的骡车没法开到草原上来。

“夫人，蝗虫要来了，快回到您的农场去吧。”他待我骑近，说道。

“很多人都这么说，但我没看见蝗虫，或许情况没有人们传得那么糟。”我答道。

“请您回头看看吧，夫人。”印度人说道。

我回过头，发现北方的地平线上空笼罩着一片阴影，像着火的镇子冒出的一道长烟。“一座百万人口的城市正向晴空吞吐烟雾。”我暗想，还有点像冉冉升起的薄云。

“那是什么？”我问印度人。

“蝗虫。”

骑马回家的路上，我终于在草原上看见了零零星星的蝗虫，一共二十来只。我经过农场经理的住处，吩咐他做好迎战的准备。我们一起回头向北眺望的时候，天际的黑烟似乎升高了一些。就在我们眺望的那会儿，身边不时掠过一两只蝗虫，有几只直接掉在我们眼前，在地上爬来爬去。

次日清晨，我推开门，眼前一片阴沉的赭红色。树上、草坪上、车道上，一望无际全是这种色调，仿佛夜里下了一场黏土色的大雪。那是一层密密麻麻的蝗虫。这时眼前的景象突然开始抖动、破碎——蝗虫开始移动和升空，几分钟后，空气都随着蝗虫振翅而颤动起来，它们要飞走了。

这一次蝗虫过境没给农场带来太大损失，因为它们只停留了一夜。我们看清了蝗虫的模样，体长约一英寸半，棕灰色中带点粉色，一摸还黏糊糊的。它们竟然把车道旁的几棵大树压断了，要知道一只蝗虫只有零点一盎司重，由此可见它们的数量多么惊人。

后来蝗虫卷土重来，一连两三个月频繁来袭。我们很快就放弃了抵抗，也不去吓唬它们了，因为这是无望的行为，可悲又可笑。有时会有一小股蝗虫飞到农场来，它们只是掉队的散兵游勇，匆匆忙忙过境飞走。但有时来的是大部队，要几天几夜才能过完，甚至一连十二小时遮天蔽日。虫势最浩大的时候仿佛经历了一场北欧的暴风雪，蝗群如狂风般尖啸而来，你的前后左右和头顶全都是疾速振动的小翅膀，硬邦邦的，像小钢刀一样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但太阳本身却被它们的身躯遮得严严实实。蝗群飞起来是一条长带，宽度从地面直到树梢，长带之外仍有万里晴空。它们呼啸着撞在你的脸上，往领口、袖管和鞋子里乱钻。让你心里又窝火又绝望，让你恶心欲呕——那是一种对密集物的恐惧。蝗群昏天暗地地裹住你，弄死一两只根本无济于事。等它们终于飞净了，像一缕渐淡的黑烟消逝于天际，你的脸上和手上还会残留着虫子爬过的恶心触感，经久不退。

不管蝗群飞到哪儿，后面都跟着一大群鹳和鹤——一群得意忘形的渔利者，在天空盘旋窥伺着，蝗群一旦降落，它们也会紧跟着落下来，在田地里横冲直撞，兴高采烈地大吃大嚼。

有时蝗虫也会在我的农场停留，但不会对咖啡种植园造成多大破坏，因为咖啡叶像月桂叶一样坚硬，蝗虫嚼不动，顶多压倒一些咖啡树。

但玉米田的情况就很凄惨了。群蝗过境后，地上只剩几根挂着枯黄叶片的断茎。河边的花园在我们的精心灌溉下本来四季常青，现在却变成了一个大垃圾堆，鲜花、蔬菜和香草**然无存。佃农的自留地更是一片焦土，蝗虫几乎把田块翻了个底朝天，泥土里都是蝗尸，好像这就是地里唯一的收成。佃农木立在田里，目送蝗群离开，那些辛辛苦苦侍弄自留地的土著老妇伤心得以头抢地，冲着最后一道变淡的黑烟挥着拳头。

大部队过境之后，留下无数死蝗虫。它们本来停在公路上，大大小小的货车直接从它们身上碾过，在地上清清楚楚留下两道虫尸组成的车辙，像一条铁轨延伸到天边。

蝗虫已经在泥土中产了卵，翌年雨季过后就会孵出棕黑色的幼蝗。它们还不会飞，只能在地上爬动，但已经可以把行进途中的一切植物全部啃食干净。

我手头没钱了，也没有能变卖的东西，只好把农场卖掉。买主是内罗毕的一家大公司，他们觉得农场地势太高，不适合种咖啡——其实他们根本就没打算种东西，而是想把咖啡树砍光，给土地分块，铺上道路，等到内罗毕向西扩张到这里，就把地块卖给建筑公司。这项计划在当年底便开始实施。

即使到了这一刻，如果不是发生了一件事，我仍不觉得自己应该放弃农场。树上没成熟的咖啡浆果仍然属于农场的旧主人，或者说属于拥有第一抵押权的银行，最早也要到五月才能采摘、加工，然后才能运走，在此之前我仍然可以留在农场打理事务。日子一天天过去，似乎一切如常。我一直盼望着能有转机出现，好让一切复归原样，毕竟世事的发展常常出人意料。

此后，我的农场生涯进入了一个奇特的阶段。万事万物都在揭示着同一个真相：农场已不再属于我。但那些理解不了农场为何易主的佃农一直对这个真相视而不见，因此它就对农场的日常生活毫无影响。从这时开始，我每时每刻都在学习活在当下的艺术，或者说活在永恒里的艺术，因为对永恒而言，当下发生的种种完全无关紧要。

奇怪的是，当时我竟一点也没想过要放弃农场或离开非洲。身边的人都告诉我这是唯一的出路，他们都是很明智的人。每一次邮车送来故乡的来信，信里都在向我强调这一点。但我浑然不觉，仍然深信我将埋骨于非洲。其实这种执念既无事实可据，也无情理可循，只是我已心力交瘁，无法想象还有别的可能。

那几个月里，我暗自酝酿出了一种心态，或者说一种战略，以此对抗命运以及我身边那些与它共谋的帮凶。我想：从此以后，我要在无关紧要的琐事上避免牵扯，少惹麻烦；今后的每一天，不管是口头论争还是文字上的纠纷，我都愿意让步，让对手得逞，因为最终的胜利者必然是我，我会保住农场，保住农场上的居民。我想：我绝不能失去这一切——我无法想象竟有这种可能。

就这样，我成了最后一个醒悟自己即将离开的人。当我回忆自己在非洲度过的最后一段岁月，我发现那些无生命之物早已明白我要离开。山峦、森林、草原、溪流、微风，它们都比我先意识到分别在即。当我第一次向命运低头，为出售农场而讨价还价，一草一木对我的态度就已悄然改换。在那一刻之前，我还与这片风景血脉相连，干旱是我的一场高烧，繁花盛开的草原是我的一袭裙衫。但如今，这片土地离我而去，它后撤了几步，让我清晰地窥见了它的全貌。

雨季前夕的青山也是这样。晚上，你凝视着它们，它们突然动了起来，向你**着心扉；山峦的轮廓和色彩都活灵活现，似乎要将一切尽数奉献给你，你觉得自己可以从家里径直跨上那片翠绿的山坡。你觉得，如果有一只薮羚正在山间上漫步，你就能看见它扭头投来的目光，看见它耳尖的颤动；如果有一只小鸟栖在灌木的嫩枝上，你就听得见它的鸣唱。三月间的山野这种纵情的姿态意味着雨季将至，但对我而言，它意味着离别。

以前我也见过别处的风景向我敞开心扉，但我已忘记了这一幕的意义，只是觉得这片山野从未如此可爱动人：光与影平分秋色，一弯虹彩横贯天穹。似乎只凭这段回忆，就能让人一生欢乐。

我和其他白人在一起的时候，比如内罗毕的律师、商人，或者为我提供旅行建议的朋友，我总有一种奇怪的隔膜感，有时甚至化为生理上的不适，让我喘不过气。我觉得自己是人群中唯一理智的人，但偶一闪念的时候我也意识到，假如我是人群中唯一的疯子，那种感觉也未必与现在有什么不同。

土著人的灵魂遵循着朴素的现实主义，他们早就看透了现状，也对我的心态了如指掌，好像我亲口对他们坦白过，或者写成书给他们看过。但他们依然指望从我这里寻求慰藉和支持，没有一个人试着为自己安排未来。他们千方百计想把我留在农场，还偷偷告诉我他们想了不少主意。出售农场的手续办完后，他们每天从凌晨开始就围坐在我的房子外边，直到夜半才散去；而且他们并不打算和我交谈，只是关注着我的一举一动。信徒追随领袖也经常有如此矛盾的时刻：信徒明明了解领袖的每一个弱点、每一次失败，对他没有神化的幻想，但仍然心甘情愿追随在他身后，似乎命里只有这一条路可走。羊群对牧童的态度也是这样：它们对环境和天气的了解何止比牧童深刻千百倍，但它们仍然甘愿追随在牧童身后，哪怕一直走入深渊。吉库尤人对上帝和魔鬼的了解比我更深刻，对眼下的情势也看得更清楚，但他们依然会来我的房子四周安坐，等待我的指令；说不定彼此之间还在讨论我惊人的无知和无能。

你也许觉得，看到这些人徘徊在附近，而我对他们爱莫能助，这种感受会让我不堪重负。但事实并非如此，这种陪伴让我们彼此都感受到一种奇妙的慰藉与解脱，直到我们分别的那一刻。我与土著人的相互理解是那样深刻，无法以常理揣度。这几个月里，我常常想起兵败莫斯科的拿破仑，人们总觉得他眼睁睁地看着麾下大军在身边挣扎死去，一定忍受着极大的痛苦。但假如没有他们，拿破仑很可能早就当场倒地身亡了。夜里，我一分一秒地数着时间，等待着吉库尤人再次出现在我家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