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蒙巴萨的时候，住在阿拉伯老绅士阿里·宾·萨利姆酋长家里。他是掌管海滨事务的官员，热情好客，很有骑士精神。

蒙巴萨宛如儿童用画笔描绘出的天堂。大洋环抱着小岛，形成了一处完美的港湾；土地是由灰白色的珊瑚礁构成的，长着高大翠绿的芒果树和枝干光秃、外形奇异的灰色的猴面包树。蒙巴萨的海洋如矢车菊一样湛蓝，在海湾入口之外，印度洋细碎的浪花化作一条细长的白线，就算是风平浪静的日子也会掀起闷雷般的轰响。蒙巴萨的街巷很狭窄，地上铺满珊瑚礁，闪着米黄、玫红和赭红的亮色，城市上方还高耸出一座古要塞的遗迹，壁垒森严，墙上布满射击孔。三百年前，葡萄牙人和阿拉伯人的军队就在此处交锋。遗迹的色彩比城区更浓烈，似乎是因为地势较高，数百年来饮尽了风暴来临前的夕照。

蒙巴萨的花园里种满火红的金合欢，花朵绚烂得不可思议，而叶子却又纤弱得匪夷所思。阳光向下炙烤着这座城镇；空气是咸的，因为微风日日从东方吹来大洋新鲜的腥气，土地中也浸满盐分，几乎寸草不生，像一片光滑**的舞池。但古老的芒果树长着墨绿色的叶子，慷慨地投下一片树荫；树下形成了一片圆圆的幽凉。我从没见过如此适合人们聚会的树荫，它就像土著村落的水井一样，成为活跃的社交中心。当地的市集就在芒果树下举行，树荫里遍地鸡笼和西瓜。

阿里·宾·萨利姆在岛上拥有一座美丽的白房子，就坐落在海湾旁边，有一列长长的石阶直接通向海边。石阶旁有一排客房，阳台后边的主屋很宽敞，屋里陈设着精美的阿拉伯和英国工艺品：象牙古董、铜器、拉穆的瓷器、天鹅绒扶手椅、相片，还有一台巨大的留声机。其中有一个缎子衬里的小盒子，装着一整套珍贵的英国陶瓷茶具，这是上世纪四十年代桑给巴尔苏丹之子迎娶波斯公主之时，年轻的伊丽莎白女王偕丈夫赠送给一对新人的贺礼，女王夫妇希望这对新人可以像他们一样幸福美满。

“那他们幸福吗？”我问萨利姆。他正从盒子里把小巧玲珑的茶杯一个个拿出来，摆在桌子上向我展示。

“唉，没有。”他答道，“新娘不肯放弃骑马的爱好，把爱马也随着嫁妆一起装船带来了。但桑给巴尔当地人不赞成女士骑马，为此还惹出了不少麻烦。公主不愿放弃自己的爱马，宁愿放弃丈夫，最终婚姻破裂了，波斯公主也回了故乡。”

蒙巴萨港口有一艘锈迹斑斑的德国货轮，即将要被送回家乡。有一次，萨利姆让他的斯瓦希里桨手划船送我上岛，刚好经过货轮旁边，我看见甲板上放着一只很高的木箱，箱沿上端露出两个长颈鹿的头。法拉上过这艘船，他告诉我这两个箱子从葡属东非运来，要送到德国汉堡参加巡回展览。

两只长颈鹿转动着精巧的头颅四下打量着，一副惊讶的样子，也许它们的确很惊讶，这是它们第一次看到大海。狭小的箱笼只能容它们侧身而立。整个世界突然缩小变形，把它们紧紧封闭于其中。

它们无从想象自己即将航向一场屈辱。长颈鹿是骄傲而天真的生物，是草原上温柔的浪子，从未尝过囚禁、严寒、恶臭、烟熏火燎、满身兽癣的滋味，也不了解那个波澜不惊的环境中可怕的无聊。

人们会穿着又脏又臭的衣服、冒着风雪前来观赏长颈鹿，在来自荒野的沉默生灵面前感受人类的优越。展览馆的场地和长颈鹿的脖子相比实在是太小了，它们会把优雅、忍耐、仿佛画了眼线的头颅从格栅里探出来，围观的众人就会指着它细长的脖颈放声大笑。小孩子有可能被眼前这一幕吓哭，也有可能高高兴兴地喂长颈鹿吃面包。孩子的父母会觉得长颈鹿真是性情温驯的动物，觉得他们抚慰了眼前的野兽，把它逗得很开心。

未来漫长的年月里，长颈鹿是否会梦见失落的故乡？那些草木荆棘、河流水洼，那些绵延的青山都去哪儿了？草原上空弥漫的甜香已经远去无踪。曾经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并肩奔跑的同伴去哪儿了？它们离开了，而且似乎再也不会回来。

入夜之后，那一轮满月去哪儿了？

长颈鹿会在马戏团的帆布棚下突然惊醒，不安地**着。幽闭它们的窄木箱散发着干草和浆果腐烂的恶臭。

别了!别了!我希望你们在旅途中死去，两只都是，这样你们高贵的头颅——此刻惊讶地昂在箱沿上方、衬着蒙巴萨蔚蓝天宇的头颅，就不会孤零零地在汉堡左顾右盼。那里没有人了解非洲。

至于我们，除非我们也遭受过同样不堪的凌辱，否则怎么有资格请求长颈鹿的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