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期间，我家的厨师名叫艾萨，是个性格和善、很明事理的老人。有一天，我在内罗毕的麦金农食杂店买茶叶和香料，一个脸盘尖瘦的小个子女人来到我面前，说她知道艾萨正在给我做饭，我说没错，确实如此。她说：“他以前一直是伺候我的，现在我要他回来做饭。”我表示自己深表遗憾，但不会放艾萨走。“哦，那可未必，”她说，“我先生是政府高官，请你回去转告艾萨，说我叫他回来，要是不来，我就把他送到运输军团去。我知道，”她又补充道，“就算艾萨走了你也不缺仆人。”

回家之后我把这件事给忘了，直到第二天晚上才想起来，告诉艾萨我遇上了他的旧主人，把她的话转述了一遍。不料艾萨大惊失色：“哦，您为什么不马上告诉我呢，姆萨布？”他说，“那位女士可是说到做到，我今天晚上就得和您告别了。”

“一派胡言!”我说，“我不信他们能把你抓走。”

“上帝救救我吧，”艾萨却说，“就算现在出发恐怕也来不及了!”

“你走了谁来给我做饭呢，艾萨？”我问。

“我敢说马上就有人来抓我了，不管是把我送到运输军团还是当场弄死，我怎样都没办法再给您做饭了。”

那时，非洲土著人对运输军团的恐惧根深蒂固，我说什么艾萨也听不进去。他向我借了一盏防风灯，把他在世间的全部财产打成一个小布包，连夜赶往内罗毕。

艾萨从农场离开了近一年，这期间我在内罗毕见到他几次，有一回还在通往内罗毕的公路上遇到了他。才短短一年，他瘦了，也老了，神情十分困顿，黝黑的头顶长出了白发。他在内罗毕遇上我的时候不会停下来说话，但当我们在荒无人烟的路边相遇，我停下车，他也把头上的鸡笼放下来，和我好好谈了一次。

他还像以前那么温和，但毕竟还是变了，我觉得自己很难和他交心。他与我交谈的时候一直心不在焉，似乎游离在远方。他被命运摧折得心胆俱寒，只能从我不了解的力量当中寻求慰藉，而这些经历让他变得更加通透，我觉得面前仿佛坐了一位在修道院见习的老朋友。

他向我问起农场的情况，怀着土著仆人常有的心态，觉得自己不在，别的仆人就会慢待主人。“仗什么时候才能打完？”他问我。我告诉他据说不会太久了：“如果再打十年，我肯定会把您教的菜谱都忘光了。”

这位矮小的吉库尤老人坐在横穿草原的土路上，想法却与法国美食家布里亚-萨瓦兰如出一辙，后者说过：假如法国大革命再拖五年，蔬菜炖鸡的手艺就会失传。

艾萨的感慨显然是为我而起，为了不让他这么感伤，我岔开话题，问他近况如何。他足足想了一分钟才开口，好像千头万绪涌上心头，不知从何说起。“姆萨布，您还记不记得？”他最终说道，“您曾说过印度木材商的牛很可怜，天天拉车，永远歇不下来，不像农场的牛隔三岔五就能休息一整天。我在那位女士手下干活，就像木材商的牛一样惨。”艾萨说这番话的时候眼睛并不看我，似乎带着几分歉意。土著人很少会同情动物，他当时也许觉得我的话难以理解，但现在竟然主动引以自喻，我想他也一定觉得不可思议。

战争期间有件事让我不胜其扰：我的往来信件全被内罗毕一个瑞典籍审查官拆开读了个遍。这人个头很小，永远一副没睡醒的神情。其实他从我的信里根本找不出什么可疑的消息，多半是他活得太无聊了，才会对审查别人感兴趣，把私人信件当成杂志连载看得津津有味。那段时间，我写完信的正文以后经常还会加几句威胁审查员的话，比如等战争一结束就要对他进行报复云云。战争结束之际，不知他是想起了我的威胁，还是突然良心发现，总之他专门派人给我送来了停战的消息。送信人到农场的时候，只有我自己在家，随后我出门到树林里散步，那里一片静谧，我想到法国和弗兰德尔前线此刻也是这样寂静，炮火全部沉寂下来，就觉得很不可思议。这片寂静拉近了欧洲与非洲的距离，似乎沿着这条林间小径就可以一直走到法国的维米岭。我回到家，看到一个人影站在门外，原来是艾萨背着包袱回来了。一见面他就告诉我，他回来给我干活了，还给我带了礼物。

艾萨的礼物是一幅镶着玻璃镜面的画，画上是一棵树，用墨水仔细地上了色。树上有几百片叶子，每一片都泛着青灵灵的光，而且每片叶子中央都用红墨水写着极细小的阿拉伯单词。我猜这些文字来自《古兰经》，但艾萨也说不清它们的含义，只是一个劲儿用袖口擦着玻璃，要我相信这是一件很好很好的礼物。他告诉我，这是他在这一年的煎熬当中拜托内罗毕的一位老阿訇为我做的礼物，老阿訇肯定花了很多工夫才一笔一画把它画好。

艾萨从此一直待在我身边，直到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