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伯克利·科尔和丹尼斯·芬奇-哈顿来说，我家的房子就是一个人民公社。屋里每一样东西都属于他们，而且他们以此为傲，发现缺了什么就直接送来，所以我家里上等的葡萄酒和烟草一直没断过，他们还从欧洲带书和唱片给我。伯克利每次来我家的时候，车里总是装满了火鸡、鸡蛋和橙子，都是从他在肯尼亚山的农场拉来的。他们都想把我培养成品酒的行家，还费了不少时间来教我。他们很喜欢我的丹麦玻璃器和瓷器，经常把所有的玻璃器全拿出来，一件一件在餐桌上摞成一座高高的金字塔；他们很喜欢欣赏这种闪亮的景象。

伯克利住在农场的时候，每天上午十一点都会带一瓶香槟去森林里小酌。有一回在临别之际，他为这段时间的欢乐向我道谢，并且补充说，只有一点美中不足：我们在树下喝酒用的都是粗劣俗气的酒杯。我答道：“我知道，伯克利，但我剩下的好杯子不多了，如果让仆人拿着走这么远，非得打碎了不可。”他严肃地看着我，把我的手握在他手心里，说道：“但是，亲爱的，这实在是太令人难过了。”从此以后他再去树林里喝酒，我给他带上的就都是我最好的玻璃杯了。

伯克利和丹尼斯决定移民非洲的时候，他们在英国的朋友都觉得怅然若失；而且他们在殖民地也广受移民的爱戴和敬仰，但奇怪的是，他们仍然是被放逐的人，仍然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放逐他们的不是某个社会团体或某个地区，而是整个大时代——他们原本便不属于这个时代。只有英国才能培养出他们这样的人，但他们却是返祖的产物，来自早期的英国，来自一个已经不存在的世界。所以他们在这个时代永远找不到归宿，只能四处漫游，而我的农场也只不过是他们漂泊途中的小站。他们自己没意识到这一点，反而因为离开了英国而心怀愧意，觉得英国的朋友都在苦苦承担着肩上的责任，自己却心生腻烦，撒手而去，简直是逃兵的行为。丹尼斯一想起年轻的日子(其实他现在也很年轻)，想起自己的理想和英国朋友当初的劝告，总会用莎翁笔下杰奎斯[17]的台词来总结：

倘有痴愚之徒，

忽然变成蠢驴，

趁着心性癫狂，

抛却财富安康。[18]

但他其实看错了自己，伯克利也是，没准儿杰奎斯也一样。他们都觉得自己是逃兵，所以时不时就得为当初的任性妄为付出代价，但实际上他们是被流放的人，并且在流放生涯中保持了优雅。

如果在伯克利那颗小脑袋上扣一顶大长卷的丝制假发，他就俨然成为一位查理二世时代的廷臣。当然，他扮演聪慧的英国青年也很合适——放在《二十年后》里，坐在上了年纪的达达尼昂[19]脚下聆听他的人生智慧，把箴言铭记于心。我觉得万有引力定律恐怕不适用于伯克利，每次在炉火前彻夜长谈，我总觉得他马上就要顺着烟囱飘走。他善于阅人，既不抱太多幻想，也不会用恶意揣测对方。他有一种近乎怪癖的行为，在自己特别瞧不起的人面前反而表现得格外有魅力。如果他真的打起精神，就能把自己变成一个无与伦比的滑稽角色。不过，如果要想在二十世纪成为像当年的康格里夫或威彻利[20]那样的风流才子，你可得比他们更热情、更高尚，心中怀着更狂野的希望才行。但有时伯克利玩笑开过了头，就显得有点可悲。他得意忘形的时候，好像乘着酒劲跨上了一匹高头大马，而马的阴影投在身后的墙上，逐渐膨胀、摇曳，似乎自矜于高贵的血统——它父亲的名字是罗西南多[21]——在目中无人的狂想中腾跃不休。但伯克利本人大概是最后一个意识到这个阴影并心生悚惕的人。他这个第一流的小丑，在非洲却过得很孤单，他总是病恹恹的，心脏常常给他找麻烦。他在肯尼亚山上那座心爱的农场正在一天天落入银行的手中。

伯克利身材矮小瘦削，一头红发，手脚都很纤细，但腰板永远挺得笔直。他和达达尼昂一样喜欢左右斜睨，像个平生未尝败绩的决斗者。他走起路来像猫一样悄无声息，也像猫一样把安卧其中的每一个房间变得舒适无比，似乎他这个人就是温暖和欢乐的源泉。假如你的房子被烧成了白地，而伯克利来到你身边，一起坐在冒烟的废墟上，他也会像猫一样让你觉得自己正窝在世上难寻的舒适一隅之中。他犯懒的时候，你觉得他马上就要像大猫一样呼噜起来了；要是生了病，他不仅显得难受和痛苦，更像一只病猫一样使人畏惧。他没什么原则，却怀着一大堆偏见，这一点也和猫一模一样。

如果说伯克利像个斯图尔特王朝的骑士，那么适合丹尼斯的时代还要更早一些——他应该生活在伊丽莎白一世当朝的年代，与菲利普爵士或德雷克爵士[22]把臂同游。伊丽莎白时代的人们大概会觉得他是个难得的人物，因为他身上有着时人歌颂与追慕的雅典遗风。其实只要伯克利生在十九世纪以前的英国——无论是哪个时代，他都能活得如鱼得水。他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会成为风云人物，因为他是运动家、音乐家、艺术爱好者，还是个出色的冒险家。他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崭露头角，但无论走到哪里都觉得格格不入。他的英国朋友总希望他回去，给他写了不少回去后的职业规划，但非洲始终让他恋恋不舍。

非洲土著人都对伯克利、丹尼斯和另外几位类似的欧洲人怀有一种奇异的、本能上的依恋。这让我开始反思：莫非在以往的任何一个时代，白人与有色人种彼此之间的理解与同情都比我们所在的工业时代要深刻得多？恐怕在第一台蒸汽机生产出来之后，世上的各个民族便分道扬镳、再不相见了。

我和伯克利的友谊笼罩着一层阴云：他的仆人贾马和我的仆人法拉分属不同的索马里部族，而两个部族正在交战。我们都了解索马里人与仇敌不共戴天的态度，吃饭时两个仆人隔着餐桌以阴沉的眼神彼此交锋，让我们心惊肉跳，这绝对不是什么好兆头。当晚我们甚至讨论到万一清早发现法拉和贾马两个人胸口插着匕首，浑身冰冷地躺在地上，我们该怎么办。只要涉及部族仇恨，土著人就不知道恐惧和理性为何物，他们之所以没有动手杀人，纯粹是出于对伯克利和我的依恋。

“今晚我没敢告诉贾马自己改了主意，这趟不去埃尔多雷特了。”伯克利说，“贾马有个热恋的女人住在那里，我要是敢这么说，他的心肠马上就会硬起来，哪还能顾得上我的衣服刷没刷过。他肯定会跑出去杀了法拉。”

不过，贾马对伯克利从来没有硬过心肠。他跟着伯克利已经很久了，伯克利经常提起他。他告诉我，有一次主仆两人争执起来，贾马坚称自己没错，毫不让步，伯克利没压住火气，揍了这索马里人一拳。“亲爱的，你猜怎么着？”伯克利说，“他挨了打，回手就给我脸上来了一拳。”

“后来呢？”我问他。

“哦，后来就没事了。”伯克利有点不好意思地说道，过了一会儿又补充道，“本来也不算什么，他可比我小了二十岁呢!”

这个小插曲并没影响到二人的主仆情谊。贾马对伯克利有一种平静的、稍微屈尊俯就的态度，索马里仆人对雇主一般都是这个态度。伯克利死后，贾马不愿再待在肯尼亚，返回了索马里兰。

伯克利热爱海洋，近乎一种永无餍足的渴望。他有个魂牵梦萦的想法，就是等我和他赚够了钱，就买一艘帆船到拉穆、蒙巴萨还有桑给巴尔沿线跑买卖。我们做过详尽的计划，连招什么样的船员都定好了，可惜我们从来没赚到那么多钱。

伯克利在疲惫或抱恙之际，就会沉溺于对海洋的幻想，紧接着就开始自怨自艾，说自己胡逛了一辈子，竟然没在海上生活过，言语中悔之不迭。有一次我正准备起程回欧洲，他又陷入了这种情绪，为了让他振奋起来，我打算买两盏舷灯带回来，一左一右挂在大门口，我把这个主意告诉了伯克利。

“太好了!”他说，“到时这栋房子就会变成一艘船了，不过这两盏灯一定得出过海才行。”

于是，我在哥本哈根一条古运河边上的航具店里买了两盏巨大的旧船灯，它们曾在波罗的海的航船上挂了很多年。我和伯克利把两盏灯挂在大门左右，一边一个。门是朝东开的，我们觉得这两盏灯位置很正，心里很高兴——地球在太空中也是朝东行进的，这么挂就不会发生碰撞了。这两盏灯大大抚慰了伯克利的心灵。他来我家的时候多半是夜里，平时车速极快，但如果这两盏灯亮着，他就会放慢速度，缓缓绕过车道，让红色和绿色的小灯在夜空中慢慢潜入他的灵魂，唤起往昔的画面，唤起乘船远航的回忆，仿佛他正航行于一片黑暗的水域，慢慢靠近一艘暗哑的古船。我们还设计了一套灯语系统，有时我会调换一下灯的位置或者取下一盏来，这样伯克利从森林里就能得知女主人的心情如何，有什么样的晚餐在等待着他。

伯克利和他的哥哥加布里亚·科尔、姐夫德拉米尔勋爵一样，都是殖民地的先驱者，很早就移民来了非洲，和当年掌管这片土地的马塞人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在马塞人心中，世界上最可憎的就是欧洲人，因为欧洲文明斩断了马塞民族的根基，逼他们搬离肯尼亚北部的美丽乡野。但伯克利在此之前就与他们相识了，他能用马塞话和他们畅谈昔日时光。只要听说伯克利来了农场，马塞人就会穿过界河来见他。老酋长们坐下来，把目前的困境一一向他陈说，而伯克利总有办法逗得马塞人哈哈大笑，那感觉就像让顽石发笑一样不可思议。

正因为伯克利和马塞人交情深厚，彼此知根知底，后来有一场非常庄严的授勋仪式就安排在了农场。

一战爆发之后，马塞人得到了消息，这个古老民族好战的血液顿时沸腾起来。他们憧憬着辉煌的大战和屠杀，希望重现部族昔日的荣光。一战爆发的头几个月，我带了一群吉库尤人和索马里人押着三辆牛车给英国政府运送物资，途中要横穿马塞居留地。我们每到一地，当地的马塞人都会聚到我的营帐外边，眼睛发亮地抛出关于战争和德军的一大串问题，比如他们真的像传言里那样从天而降吗？在马塞人的脑海中，他们已经在战场上狂奔，迎接着危险和死亡。入夜后，年轻的马塞武士全副武装聚在我的帐篷附近，身上画了上战场的油彩，提着长矛和刀剑，有时为了显示心底的野性，还会模仿雄狮发出一声短促的咆哮。他们从未怀疑自己会将被征募入伍，走上战场。

但英国政府觉得让马塞人上战场对抗白人不是个好主意，哪怕对抗的是德国佬，于是下令禁止马塞人参战，彻底粉碎了他们的希望。连吉库尤人都能作为运输队参战，马塞人的双手却不允许触摸武器。到了一九一八年，殖民地开始普遍征兵，政府觉得现在有必要征召马塞人了，于是授命英王非洲步枪团的一名军官带队前往纳罗克招募三百名马塞武士。但马塞人此时已失去了参战的热情，拒绝应征，整个地区的马塞武士都消失在林莽之间。在追逐的过程中，步枪团在村子里开火，误杀了两个马塞老妇。两天后，马塞居留地宣布公开叛乱，马塞武士横扫全国，杀了很多印度商人，烧了五十多间店铺。局势极为严峻，政府不愿多加压迫，于是派德拉米尔勋爵与马塞人谈判，最终双方各退一步，达成协议：马塞人自行派出三百名马塞武士应征，而政府对马塞人在居留地的破坏行为从轻处理，仅处以罚款。尽管如此，依旧没有一位马塞武士露面，幸好停战协议就在那时签署了，整件事情终于画上了句号。

不过，在此期间，还是有一些年老的马塞酋长为英国军队出了力，他们派出本族的年轻武士在居留地和边境地区侦察德军的动向。战争结束后，英国政府从本土寄来了大量勋章，要颁给这些马塞酋长作为表彰，其中有十二块让伯克利负责分发，因为他很了解马塞人，而且会讲马塞话。

我的农场毗邻马塞居留地，伯克利问我能不能来农场小住，并在这里举行授勋仪式。这个任务让他有点紧张，他说自己摸不透政府究竟希望他达成怎样的成果。一个星期天，我们开车深入马塞居留地，一路与沿途村落的人们交谈，通知相关的酋长在某一天来农场集会。伯克利年轻时曾在第九枪骑兵团服役，我听说他是兵团里最精明干练的青年军官。日落时分我们驱车返回，伯克利对我讲起军人的天职和心理，并从平民的角度阐释了自己的见解。

分发勋章本身并没有特殊意义，但授勋的场面很宏大。双方都展露出精彩的智谋与手腕，让这个仪式成为一项值得铭记的历史事件，或者说一种象征：

黑暗与光明之王，

彬彬有礼地相互致意[23]

老酋长们陆续抵达了农场，仆从或儿孙随侍在后。他们坐在草坪上静静等候，不时冲着在附近吃草的牛指指点点，也许他们隐约盼望着自己可能会得到一头母牛作为褒奖。伯克利让他们等了很久，不过酋长们似乎都觉得理所应当；这期间他吩咐仆人搬了一把椅子放在我房前的草坪上，到时他会坐在椅子上分发勋章。最后，他终于从屋里走了出来，头发很红、眸子浅淡，在这群黑皮肤来宾的衬托下显得非常俊朗。现在的他举止敏捷、神情活跃，俨然一位机敏的青年军官，我突然意识到伯克利居然有这么多种表情，必要时甚至能呈现出一种绝对的茫然。贾马跟在他身后，穿了一件绣满金银线的阿拉伯坎肩，非常精致，这是伯克利专门让他为这个场合置办的新装。贾马的手里捧着那盒勋章。

伯克利站在椅子前面声情并茂地发表了一番讲话，瘦削矮小的身影正气凛然，引得那些老人也一个个站了起来，朝他庄重地行注目礼。至于他讲了些什么，我不得而知，因为伯克利从头到尾都在说马塞语。我觉得似乎是在简要地通知马塞人，一项难得的恩惠即将落到他们头上，这场授勋仪式就是为了表彰他们英勇高尚的行为而专门举行的。不过，讲话的人是伯克利，而且你从马塞人的脸上永远看不出任何东西，所以实际的内容也许与我的解释毫不沾边，我也永远想不到。伯克利讲完话，一秒钟也没耽误，立刻让贾马把盒子拿上来，庄严地取出勋章，逐一读出马塞酋长的姓名，手臂伸得直直地把勋章递给他们。马塞酋长也默默抻直手臂，从他手中接过勋章。只有双方体内都有贵族的血脉，都拥有伟大的家族传统，仪式才能进行得如此顺利——我这么说可无意冒犯民主体制。

赤身**的人是不便受勋的，因为没地方别勋章，所以那些马塞老酋长只好把勋章握在手里站着。过了一会儿，有位年纪特别大的老酋长来到我面前，伸出手来，问我勋章上写了什么，我尽可能详细地向他解释：这枚银牌的一面刻着大不列颠女神的头像，另一面刻着一句话：“为文明而战。”

后来我向几位英国朋友讲起授勋的事，他们问我：“勋章上刻的怎么不是英王的头像？这可是个大失误。”我倒不这么想，我觉得勋章不该做得太花哨，而且整件事安排得相当得体。所谓“我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24]——我们若是在天国接受奖赏，说不定也就是这样的奖品呢。

伯克利突然病重的时候，我正准备去欧洲度假。当时他是殖民地的立法委员，委员会开例会之前我给他打电报：“何如赴恩贡参会一并小住/携酒来。”他回电：“如闻天国纶音/将携酒至。”他来农场的时候装了满满一车葡萄酒，自己却不太想喝。他面色非常苍白，不时沉默。他心脏的情况很差，贾马学会了给他打针，几乎一刻也不能离开他的身边。他的心头沉甸甸地压着很多忧虑；他非常担心会失去自己的农场。不过只要他一来，我的房子就变成了世上少有的舒适一隅。

他沉痛地对我说：“塔尼亚[25]，我已经病到了这步田地，只能开最好的车，抽最好的雪茄，喝最好的陈酿。”一天晚上他告诉我，医生嘱咐他不要活动，卧床静养一个月。我对他说：“如果你能遵医嘱在恩贡卧床休养一个月，我就不去旅行了，留下来照顾你，等明年再去欧洲。”他稍微考虑了一下说道：“亲爱的，我不能这么做。如果我是为了让你高兴而这么做，今后我又该如何自处呢？”

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向他道别。返航途中，船只驶过拉穆和塔卡温古，我又想起了他，这是我们曾说过要驾着独桅帆船经过的地方。我在巴黎收到了他的死讯，信里说，他在家门口下汽车的时候倒地而死。人们遵照他的遗愿，把他葬在自己的农场。

伯克利死后，整个殖民地也变了。他的朋友首先在巨大的悲痛中感受到了这种变化，后来很多人都渐渐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的死讯宣告了殖民地一段历史的终结。后来人们开始用此事作为叙事的转折点，经常会说“伯克利·科尔还在的时候”，或者“伯克利去世以后”。他去世前，整个肯尼亚是一片欢乐的猎场，如今狩猎正慢慢变成了一种商业活动。他离世之后，殖民地的某些标准下滑了，比如才智过人的标准。这一点人们很快便察觉到了，这在殖民地是一件很可悲的事；勇敢的标准也下滑了，他去世之后，人们开始公开抱怨自己的困境。此外，人性之博爱也随之而去。

伯克利离开后，命运女神的凄凉身影从舞台另一侧缓缓登场——那是一种人与神都无法逃脱的“必然性”。伯克利这样一个矮小瘦削的男人，竟能凭一己之力把她在门外阻拦了一生，想来真令人唏嘘不已。从此以后，这片土地失去了活力，仿佛面包失去了酵母。一个优雅、欢乐、自由的灵魂就此消逝；一个电光四射的元件黯淡下去；一只猫站起身，离开了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