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旅人在农场过夜后一去不返，但我常常还会想起他。他叫伊曼纽森，瑞典人，我第一次认识他的时候，他在内罗毕一家酒店当领班。他年纪不大，身材胖乎乎的，脸又红又肿，总是在我用餐的时候站在椅子旁边和我攀谈，油腔滑调地对我说些瑞典老家的事，还有我们都认识的熟人的消息。但是他太能说了，当时内罗毕只有两家饭店，没过多久我就换到了另一家去吃饭，以后就只能听到他的零星消息。伊曼纽森似乎天生擅长自找麻烦，而且对生活乐趣的概念与品位与常人大不相同，所以殖民地的那些北欧人也不怎么待见他。一天下午，他突然满面惊惶地出现在农场，向我借一笔现金，说自己必须得马上前往坦噶尼喀，否则就得坐牢了。不久之后，我听说他在内罗毕被捕了，但并没有进监狱，不过我有好一阵子都没再听到他的消息。

一天夜里，繁星漫天，我骑马回家，远远地瞥见屋外的石阶上有个人影在徘徊，走近了才发现是伊曼纽森。他特别亲热地向我打招呼：“男爵夫人，浪**子来了!”我问他怎么会在这里，他说自己迷了路，不知不觉找到了我的门前。我问他本来要去哪里，他说坦噶尼喀。

这番话简直漏洞百出——去坦噶尼喀是一条大路，一点都不难找，而且通往农场的小路本来就是从那条大路分出来的。我问他打算怎么去，他说步行。我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得孤身横穿马塞居留地，三天滴水不沾，而且那边狮子正闹得厉害。今天白天马塞人还来找过我，求我帮他们射杀一只狮子。

伊曼纽森不是不知道这些情况，但仍然表示自己要徒步前往坦噶尼喀，因为他现在没有别的办法。既然他迷路到这里，不知我能否允许他在农场用一餐饭，睡一宿，第二天一早再动身——如果这太打扰了，他就趁着此刻星光还明亮，立刻出发。

我跟他说话的时候一直没下马，表示我并不把他当成客人对待，因为我不想让他和我一起用餐。但听他讲出这番话，我发现他原本就没指望得到我的邀请，他没有高估我的热情，也对自己的游说能力没有信心。此刻，他站在屋外的黑暗里，孑然一身。他摆出这副通情达理的样子，并不是要挽回自己的颜面——他哪还有颜面可言？他这么做是为了我的颜面：即使我把他打发走，也不算我铁石心肠，他完全可以理解。这是一只困兽的体贴。我唤来马夫牵住马，从马背上下来：“进来吧，伊曼纽森。”我说，“你可以在这儿吃顿饭，休息一晚。”

在灯下，伊曼纽森形容枯槁得令人心酸。他穿了一件非洲根本没人会穿的黑色长大衣，蓬头垢面，没刮胡子，两只脚的鞋尖都裂开了。而且两手空空，什么行李都没带，他居然打算就这样走去坦噶尼喀。我觉得自己似乎扮演了伊玛目的角色，马上就要向荒野放逐一头活羊献给天主。我觉得我们的确需要喝点酒了。伯克利·科尔不久前寄来我一箱很稀有的勃艮第葡萄酒，我吩咐朱玛给我们开一瓶。我们坐下来用晚餐，伊曼纽森的杯里倒满了酒，他先喝了半杯，把剩下的半杯酒举起来，对着灯光端详了很久，好像在聚精会神地欣赏音乐。“好酒!好酒!”他说，“这是一九零六年产的香贝坦。”他还真说对了，我不由得对他刮目相看。

说完这句话之后，他没有再提起新话题，我也不知道要说什么。我问他怎么一直都找不到工作，他说这是因为他对常人干的营生一窍不通。他被酒店开除了，不过他的老本行也不是给酒店当领班。

“你知道怎么管账吗？”我问他。

“不懂，一点都不懂，”他说道，“我发现要把两个数字加起来可真够难的。”

“你会不会养牲口？”我又问。“养牛？”他反问道，“不行，不行，我怕牛。”

“那你会不会开拖拉机？”我又问。这时他脸上闪过一丝希望的曙光，说道：“不会，但我觉得自己能学会。”

“我可不打算让你用我的拖拉机练手。伊曼纽森，告诉我，你到底是做什么的——你这辈子到底干过什么？”

伊曼纽森站起身来，挺直腰板叫道：“我是做什么的？啊，我是一名演员。”

我暗想：感谢上帝，我倒是很想帮助这个迷茫的人，但现在彻底没辙了；不过我们终于可以谈点儿正常人能谈的话题了。“你是演员？”我问道，“这倒是个挺不错的职业，你演过的角色里最喜欢谁？”

“哦，我是演悲剧的，”伊曼纽森说，“我最喜欢的角色是《茶花女》中的阿芒，还有《群鬼》中的欧士华。”

我们谈起这两出戏，交流了对各版本扮演者的看法，还有我们认为这些角色应该怎么演。伊曼纽森环顾了一下屋子，问道：“您这里有没有易卜生的剧本？如果您不介意扮演阿尔文太太的话，我们可以演演《群鬼》的最后一幕。”

可是我手头没有易卜生的剧本。

“或许您还记得台词？”伊曼纽森开始游说我接受他的提议，“欧士华的台词从头到尾我都能背下来，最后一幕最精彩，那种悲剧氛围——您知道的，简直无可超越。”

此刻屋外繁星漫天，真是个宜人的良夜。不过等不了多久雨季就该来了。我问伊曼纽森，是不是真打算徒步去坦噶尼喀。

“是的，”他说道，“我是要去的，现在我得给自己加油鼓劲儿了。”

“你没结婚——”我说道，“这倒是件好事。”

“是啊。”他停了一小会儿，小心地补充道，“可是我已经结婚了。”

聊天中，伊曼纽森抱怨说土著人的劳动力太廉价，在非洲的白人根本竞争不过他们。“要是在巴黎，”他说，“我随便在哪个咖啡厅总能找份侍应生的工作。”

“那你为什么不留在巴黎呢？伊曼纽森？”我问。

他眼睛一亮，很快地瞟了我一眼：“巴黎？不行，不行，我就是在千钧一发之际从巴黎逃出来的。”

伊曼纽森有一位行踪不定的朋友，这一晚他提到了好几次，只要能联系上这位朋友，一切都会大不一样。因为这位朋友非常富有，而且为人慷慨。他是个魔术师，总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伊曼纽森最后一次听说他的行踪，据说他在旧金山。

我们偶尔聊几句文学和戏剧，但很快又会谈回到伊曼纽森的未来。他告诉我，来非洲之后，那些欧洲老乡都一个个抛弃了他。

“你现在确实很艰难，伊曼纽森，我再想不到谁的处境比你更差了。”

“没错，我也这么想，”他答道，“但最近我忽然想通了一件事，或许您还没有想到：世上这么多人，总得有人垫底儿才行。”

他把酒喝光，把杯子推远一点，说道：“这趟旅程对我来说算是一次豪赌，就是红与黑[9]吧，我有机会摆脱眼下的麻烦，甚至彻底走出困境。但反过来看，我到了坦噶尼喀没准儿又会惹上什么别的麻烦。”

“你肯定能顺利到达坦噶尼喀，没准儿在路上就能搭上印度人的卡车。”

“是的，但路上也有狮子，还有马塞人。”伊曼纽森说道。

“你信上帝吗？”我问他。

“我信，我信。”他答道，然后沉默了一会儿，又说，“假如我现在说出我心里的想法，您可能觉得我是个糟糕的怀疑论者。但除了上帝，我绝不相信任何事物。”

“听着，伊曼纽森，你身上有钱吗？”我问。

“有的，有八毛钱。”

“这点钱怎么够？我家里从来不放现金，不过法拉那里可能会有一点。”

法拉也只有四卢比。

次日一早，日出之前，我让仆人先唤醒伊曼纽森，然后给我们做早餐。这一宿我想好了，我打算开车载他走完前十英里。虽然这对伊曼纽森来说也没有多大差别，因为前面还有八十英里路要他一个人去走，但我不愿看到他一走出我的门槛，便立即踏入吉凶未卜的命运，而且我希望自己能够以某种方式参与到他的命运之中，无论那是悲剧还是喜剧。我给他装了一袋三明治和煮鸡蛋，还拿了一瓶一九零六年的香贝坦葡萄酒，因为他爱喝。我想，这恐怕是他此生最后一饮了。

伊曼纽森站在晨曦里，就像那种传说中下葬后胡须还会飞长的尸体。不过伊曼纽森优雅从容地从自己的坟墓里爬了出来，我们乘车前行的这一路上，他都显得很平静。过了姆巴加蒂河，我放他下了车。清晨的空气很凉爽，万里无云。他要去的是西南方，我回过头向东北方眺望，初升的朝阳泛着暗红色，像煮过头的蛋黄。再过三四个小时，它就会放出炽热的白光，暴烈地炙烤着这位浪**子的头顶。

伊曼纽森对我道了别，向前走了一段，然后又折返回来，再一次向我道了别。我坐在车里目送他离开，因为我猜他或许希望此时有个观众。他那么爱表演，此时此刻一定意识到了自己正在谢幕，正从舞台上消失，就像从观众的眼中看到了自己的离去。伊曼纽森退场的这一刻，难道四周的山峦、荆棘丛和尘土路不该为他的离去感到惆怅，不该变成衬托他离去的布景吗？

晨曦的微风吹得他黑色大衣的下摆不住翻飞，酒瓶的颈从侧兜里探出来。我觉得心中充满了爱和感激，就像世间的旅人、游子、水手、探险家和流浪汉的家人目送他们离去之际所怀有的感情一样。他走上山顶之后转过身来，脱下帽子冲我挥了挥，额边的长发飘在风里。

法拉坐在车里，问我：“这位老爷要去哪儿？”法拉见我留伊曼纽森在家过了一夜，就称他为老爷，以示尊重。

“去坦噶尼喀。”我说。

“走着去？”他问道。

“是的。”我说。

“愿真主与他同在!”法拉说道。

伊曼纽森走后，那一整天我都在惦记着他，不时出门眺望通向坦噶尼喀的那条公路。夜里十点左右，西南方向传来一声狮吼，半小时后又传来一声，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坐在一件破旧的黑大衣上面。接下来几个星期，我四处打听伊曼纽森的消息，吩咐法拉问问他那些开卡车往返坦噶尼喀的印度朋友，看有没有谁在路边遇到他。但没人知道他的消息。

半年后，我收到一封从多多马寄来的挂号信。起初我很诧异，因为我在那儿没有熟人，拆开之后才知道是伊曼纽森寄来的。信里夹着他当初要离开肯尼亚的时候从我这里借的五十卢比，还有法拉借给他的四卢比。除了这笔钱——我怎么也想不到自己能收到这笔钱——伊曼纽森还写了一封文理清楚、言辞动人的长信。信里说他在多多马找到了一份酒保的工作，也不知道那里能有什么样的酒吧，反正他的境况正在逐渐好转。他似乎很有感恩的天赋，当晚农场发生的点点滴滴他都记得很清楚，在信里反复表示自己在那一晚觉得有挚友相伴。他一五一十地叙述了自己前往坦噶尼喀的经历，说了马塞人不少好话。马塞人在路边发现了他，就带他一起走，一路上对他关怀备至。他这一趟几乎都是跟着马塞人走下来的，不过也绕了一些路。他给马塞人讲了自己在各个国家的历险经历，把他们逗得很开心，最后都舍不得放他离开了。伊曼纽森一句马塞话也不会说，我猜他多半得像演哑剧一样把他的漂泊往事比画出来。

我想，伊曼纽森在马塞人那里找到了庇护，而马塞人也乐于接纳他，这真是再合适不过的安排。因为世间真正的贵族和真正的无产者都深谙悲剧，对他们而言，悲剧是上帝树立的核心原则，也是生命的基调——一曲小调。在这一方面，他们和一切资产阶级截然不同，因为有产阶级否认悲剧，不肯容忍它的存在，他们觉得这个词本身就令人不悦。白人中产阶级移民与土著人之间的许多误解都源自这种认识上的差异。而阴郁的马塞人既是贵族，又是无产者，他们一眼就认出这个黑衣裹身的浪**子是个悲剧人物；反之，这位悲剧演员也在马塞人那里找到了自身存在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