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欧洲来客漂泊到农场，就像朽木漂入一片静水，在这里旋转、翻腾，有的被重新冲了出去，有的就地解体，沉没无踪。

老努森是丹麦人，来农场的时候就瞎了眼，还生着病，像一头孤独的野兽在这里渡过了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他走路的时候腰弯背驼，仿佛一生的悲惨经历让他不堪重负；他来农场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怎么说话，因为他被命运摧折得已经没有余力了。偶尔一开口，那声音就像野狼和鬣狗的悲嗥。

不过，等他缓过了那口气，身上的种种痛苦一度消失无踪，将熄的灰烬中又飘出了火星。那时他常到我家里来，向我解释他如何抵抗自己病态的阴郁：他总有种乖戾的倾向，认为人生黯淡无光。这种心态必须用理智加以克服，因为外在环境并没有错，他不该怨天尤人，只是因为被魔鬼附了身，才让他变得这么悲观——没错，悲观!悲观厌世!这才是一切的罪魁祸首!

有一段时间，农场的经济情况格外拮据，老努森建议我烧点木炭卖给内罗毕的印度人。他向我保证说烧炭至少能带来几千卢比的进项，而且在他的庇佑之下，这事儿绝对能成，因为他在前半生的漂泊中去过瑞典最北部，学了一手高明的烧炭手艺。他还主动提出要把这手技术教给土著人，于是我们就来到森林里开始了烧炭的新事业。在此期间，我和老努森聊了很多。

烧木炭是很愉快的工作，其中无疑有某些令人沉醉之处。众所周知，烧炭工对世界的看法与众不同，他们很有诗情画意，也喜欢信口开河，而且身边常有林中的精灵相伴。最后烧出的木炭也很美丽——烧好开窑之后，炭灰撒落在地上，滑如绸缎、纯净轻盈、永远不朽，它们是饱经沧桑的黑色小木乃伊。

抛开烧成的木炭不提，单看烧炭的场面就已无比美妙。烧炭只能以灌木为原料，因为圆木过于粗厚，所以我们不必砍伐大树，仍然可以保留着头顶这片枝繁叶茂。在非洲宁静的树荫里，砍下的树枝如醋栗一般清香；而炭窑散发着酸而腥咸的气息，像海风一样令人心旷神怡。烧炭场上弥漫着一种戏台上才有的韵味，在赤道以南这片没有剧院的土地上散发着无穷魅力。错落有致的炭窑顶端升起淡淡的青烟，俨然舞台的布景，那些乌黑的炭窑就是浪漫歌剧中那些走私犯或军人的营帐；偶尔还有土著人黝黑的身影悄然穿梭其间。在非洲，只要在森林的灌木丛中清出一块空地，一定能引来一大群蝴蝶，蝴蝶好像特别喜欢栖在残桩上。林子里触目可及的一切都如此神秘无邪。在这里，老努森伛偻瘦小的身影与周围的环境契合得天衣无缝，他手脚麻利地东窜西跑，一头红发忽隐忽现。现在他终于找到了一个称心如意的活计，只听他时而戏谑嘲笑，时而给几句鼓励，像个居心叵测的盲眼老精灵。他对自己的手艺很自信，而且对土著学徒也有出乎意料的耐心。不过我们两人有时也有分歧。我年少时在巴黎学过绘画，听说橄榄木烧出的木炭品质最佳，但老努森却分辩说橄榄木没有结节，还以地狱里的七千魔鬼起誓说，人人都知道万物之精华就在于结节。

森林里有一种特殊的氛围，能让老努森暴躁的脾气舒缓下来。非洲树木的叶形很精致，大多呈五指形，当你把森林“掏空”，把树下茂密的灌木丛清理干净，枝叶间漏下的点点光斑令你想到五月里丹麦山毛榉林中洒落的阳光，那时山毛榉的叶子要么刚刚舒展，要么还未舒展。我把这种相似之处告诉老努森，他听了很高兴，因为他烧炭时始终幻想我们身在丹麦老家，在降临节[7]的周日来林子里野餐。老努森还给一株中空的老树赐名“洛滕堡”，这本是哥本哈根附近一处游乐场的名字。我在洛滕堡的树干深处藏了几瓶丹麦啤酒，请老努森钻进去饮用，他勉为其难地表示这真是个不错的玩笑。

等到所有炭窑都点上火，我们就坐下来聊天。老努森给我讲了自己的人生经历，还有他在漂泊中的种种奇遇。聊天的时候你只能谈论老努森本人，谈论那个世上独一无二的正直人物——否则你就陷入了他警告过的那种“阴郁的悲观”。他确实经历过不少稀罕事：船只失事、染上瘟疫；见过一大群颜色难以形容的鱼、喷洒的泉眼、海龙卷、三日凌空；交过假仁假义的朋友，遇上过彻头彻尾的恶棍，也享受过短暂的辉煌；他还见过一蓬黄金雨，不过很快便蒸发殆尽。一种强烈的情绪贯穿着他一生的漂泊，那就是对法律的憎恶，包括对其一切手段与成果的憎恶。他是个天生的刺头，把每个亡命之徒视为兄弟。英勇的行为在他看来无非就是违法乱纪。他喜欢谈论国王与皇室、江湖骗子、侏儒、疯子的故事，因为他觉得这些人能超脱于法网之外；也喜欢谈论那些挑战法律的罪行、叛乱、阴谋和恶作剧。他对良好公民抱有深深的蔑视，遵纪守法在他眼里等同于十足的奴性。他甚至连万有引力定律都瞧不起，也不相信——居然没有一个心无偏见并且很有魄力的人站出来，把万有引力定律彻底逆转，简直没有道理!我在砍树的时候才知道他有这种想法。

老努森兴冲冲地想把自己半生漂泊中识得的人物都装入我的脑海，尤其是江湖骗子和恶棍。但他从不提起女人的名姓。埃尔西诺[8]的那些甜美少女、世界各地的港口城镇那些无情的女人，仿佛都已从他的记忆中消失殆尽。但我在交谈中还是隐约察觉到他的生命里曾有过一位不知名的女人，只是拿不准她的身份。她可能是老努森的妻子、母亲、学校老师，或者第一任雇主的妻子，我暗自称她为“努森太太”。我觉得她个子不会太高，因为老努森很矮。她是那种总扫男人的兴，但又永远能占到理的女人；她是在枕边喋喋不休的妻子，是大扫除时的主妇；她会拦阻男人的冒险、给小男孩洗脸，还会把男人桌上的烈酒杯当面抢走；她是法律和秩序的化身，手握绝对的权柄，在这一点上很像索马里女人心中的大母神。但努森太太不会幻想着用爱驯服丈夫，她只跟他讲道理、论是非。老努森遇上她的时候想必年纪尚轻、心肠很软，所以才留下了消除不去的印痕。为了逃离她，他只身去了海上漂流，因为她厌恶海洋，永远不会到海上去找他。但他一旦在非洲靠了岸，就再也逃不开她了，直到现在她依然跟在他的身边。在他狂野的心中，在那蓬灰红色的头发下面，他畏惧她更甚于别的女人，甚至怀疑世上所有的女人都是努森太太的化身。

我们的烧炭大计最后没赚到什么钱。隔三岔五就有炭窑莫名其妙地起火，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收成化成了一缕轻烟。老努森对我们的失败耿耿于怀，冥思苦想找原因，最后宣布：除非炭窑附近有足够的积雪，否则谁也别想烧出炭来。

老努森还帮我在农场挖了一个池塘。农场的公路经过一片凹陷的草地，草地上有一眼清泉，有一天我突发奇想，打算在泉水下游修一条水坝，把这片草地变成一个池塘。非洲大陆永远缺水，如果湖修成了，牲畜就能直接在田间饮水，不必再去很远的河边。这个念头日夜萦绕在农场人们的心间，我们聚在一起讨论过好多次。等到水坝真的修成了，每个人都自豪不已，觉得达成了一项无比辉煌的成就。水坝长达两百英尺，老努森对建坝的事非常上心，还教普兰·辛格编了一个大舀土筐。水坝刚建好的时候常常出问题，因为大坝在漫长的干水期过后十分脆弱，大雨一来就到处决口，连坝身都会被冲走一大半。这种事发生过不止一次，最后又是老努森想出了加固堤坝的好办法：无论是农场的耕牛还是佃农的牛羊，只要去池塘边喝水，都得在坝上踩一遍，每头山羊和绵羊都得为这份伟大的事业出一份力。为此老努森还在堤坝附近和牧童们爆发了几次激烈的争吵，因为老努森坚持要牲畜慢慢地走过去，而这些野孩子却想让它们撒开蹄子一路狂奔过去。在我的支持下，老努森最终在争吵中占了上风，于是农场的牛羊便排着长长的队伍，悠然镇定地踩过狭窄的堤坝，在蔚蓝的天宇下就像被诺亚赶入方舟的动物。老努森腋下夹着拐杖，在一旁给牲口计数，就像建起方舟的诺亚本人，一想到除自己之外别人都免不了被淹死，他就觉得非常得意。

一段时间之后，池塘越来越宽广，最深的地方达到七英尺；穿过池塘的那段路也变得风景如画。后来我们又在下游修了两条水坝，这样我们就有了一排池塘，像一串晶莹剔透的珍珠。它们成了农场生活的中心，塘边永远热热闹闹地围着一群牲畜和小孩。酷热的旱季，草原和山中的水洼都干涸了，于是鸟儿也会来到池边饮水，有苍鹭、朱鹭、翠鸟、鹌鹑，还有各种野鸭野鹅。我经常在晚星初现之时到湖边闲坐，鸟儿也在这时陆续归巢。水禽的飞行和其他鸟儿不太一样，它们有明确的目的地，好像在经历一趟有始有终的旅行——而这些盘旋的泳者在空中飞舞的姿态多么优美!野鸭在澄镜般的天空中游弋后，无声无息地滑入幽暗的水里，好像天堂中的弓手射出了无数箭镞。我还在水塘里射杀过一只鳄鱼，想来实在不可思议，它一定是从阿西河跋涉了十二英里才来到这里的。可是它怎么知道这片干涸的土地上突然多了一片池塘？

第一片池塘围出来以后，老努森跟我讨论过往里面投放鱼苗的想法。非洲有一种肉质鲜美的鲈鱼，是非常好的食材，农场今后就能盛产鲈鱼的幻想在我们脑中萦绕了很久。但到哪里去弄鱼苗是个大问题，虽然狩猎管理局已经在野外的池塘里投放了鱼苗，但一直不准捕捞。老努森偷偷告诉我，有一个池塘，天下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只要能找到那里去，鱼苗要多少有多少。他又详细解释道，我们可以开车过去，往池塘里投一张渔网，把打上来的鱼放在铁盒和大缸里弄回来，只要记着往里面加水和水草，鱼就不会死。这个计划让他兴奋不已，向我解释的时候浑身都在打着哆嗦，后来他还亲手编了一张像模像样的渔网。但随着去池塘捕鱼的日子一天天临近，这件事在他口中变得越发神秘。老努森坚持说这件事要在月圆之夜进行，而且一定得是临近午夜的时候。一开始他打算带上三个年轻仆人一起去，后来减成两个，又减成一个，而且反复问我这个仆人是不是绝对可靠。最后又改口说最好我们两个单独去。我觉得这事儿行不通，因为单靠我们两个可没法把装满鱼和水的罐子弄上车，但老努森坚持认为这是目前最好的办法，又叮嘱说这件事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

我认识狩猎管理局的人，多少了解一些情况，终于没忍住问了他一句：“努森啊，你跟我说实话，咱们要捞的鱼究竟是谁家的？”老努森闻言一声没吭，用老水手惯用的那种方式往地上啐了一口，又抬起一只脚——鞋上满是补丁——把痰迹擦掉，转过身，极其缓慢地走开了，脑袋几乎垂到了胸口。那时他已经彻底看不见了，每一步都要用拐杖摸索。这一刻他又变成了当初那个一蹶不振的男人，那个无家可归的逃犯，生活在阴冷消沉的世界里。而且，他吐痰的那个动作就像在对我下咒，让我现出原形——我胜利地站在那里，趿着努森夫人的拖鞋。

此后，我和老努森两人都对这项偷鱼计划绝口不提。他去世后过了一段时间，我在狩猎管理局的帮助下往池塘里放了鱼苗，它们长得很好，用自己沉默、冷静而活泼的习性为池塘增添了新的生机。正午时分从池塘边上走过，总能看到鱼儿在水面露着头，好像一群用黑玻璃做的鱼模漂浮在一片粼粼波光之中。要是突然有客人造访，我就会打发小男仆顿波带上那支非常简陋的渔竿，去池塘钓一条两磅重的鲈鱼来待客。

后来老努森就死在农场的小路上，我发现他以后，便派人向内罗毕警察局报告他的死讯。我本想把他葬在农场，但当晚就有两个警官载着一口棺材来了农场，要把他的遗体运走。当时正值长雨季前夕，赶上了一场大雷雨，已经下了三英寸的雨水。我们开车穿过路上的乱流和积水，来到老努森的住处。我们把他往车里抬的时候，头顶雷霆暴作，好像隆隆的炮火；密密麻麻的闪电从四面八方直劈下来，仿佛玉米田里高高的穗秆。我们的车胎没绑防滑链，车身一直甩来甩去，几乎无法稳稳当当地开在路面上。如果老努森在天有灵，知道自己从农场谢幕之际是这样一番情景，想必会觉得很满意吧。

后来，我和内罗毕政府为了如何安葬老努森的事产生了分歧，争执愈演愈烈，我不得不多次进城交涉。这是老努森留给我的遗产：委托我作为他的代理人，对法律展开最后一次攻击。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是那个“努森夫人”了，而是他生死之交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