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史上，柳永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和其他文学名家相比，不仅他的生平仕履情况至今仍有很多谜团，而且对其人其词，历来也褒贬不一，褒者誉之为“学诗当学杜，学词当学柳”（宋张端义《贵耳集》卷上引项安世语），贬者讥之为无行浪子、**词秽曲。对同一文人出现如此截然两歧的评价，是不甚多见的。然而尽管以柳词比附杜诗，可谓推许过当，比拟失伦，但柳永词的地位和影响，实不能因其浅近卑俗而过于轻视。柳永不仅在宋代词坛是杰出的第一流作家，放在整个文学史上来观照，也绝对称得上是开宗立派、影响一代的大家。如果没有柳永，宋代词坛的艺术趣味和审美理想就缺失了重要的一极，而他在词体发展等方面所做的贡献，更是促进宋词繁荣和俗文学演进的强大动力之一。
一
柳永，初名三变，字景庄，后更名永，字耆卿。因其排行第七，故人称“柳七”。祖籍河东（今山西永济），徙居崇安（今属福建）五夫里金鹅峰下。他的祖父柳崇，五代时以儒学著名，终生不仕，老于布衣，“以行义著于乡里，以兢严治于闺门”（王禹偁《小畜集》卷三〇《建溪处士赠大理评事柳府君墓碣并序》）。柳永的父亲柳宜，生于后晋天福四年（939），曾仕于南唐，任监察御史，“多所弹射，不避权贵，故秉政者尤忌之”（王禹偁《小畜集》卷二〇《送柳宜通判全州序》）。入宋后，先后任山东雷泽、费县、任城令，通判全州，赞善大夫，官终工部侍郎。柳宜有三子：柳三复、柳三接、柳三变，三变最幼，与二兄均负文名，时称“柳氏三绝”。柳永即出身于这样一个书香仕宦的家庭中。
由于《宋史》无传，柳永的事迹多见诸野史杂著中，且有不少互相抵牾之处。因此关于其生平仕履，虽经后人多方考辨，但仍难以确知。柳永生于何时，各家说法不一。唐圭璋先生《柳永事迹新证》（《文学研究》1957年第3期）推断柳永生于宋太宗雍熙四年（987），而吴熊和先生《从宋代官制考证柳永的生平仕履》（《吴熊和词学论集》）一文，则推定柳永的生年还应提前至雍熙二年（985）之前，应当是可信的。
柳永的一生，以他在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中举为分界线，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期多流连于汴京的秦楼楚馆，恣情浪游，而后期则游宦四方，驱驰行役。这种生活经历在他的创作上也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柳永的家世出身决定了他并不是一个淡泊功名的人，他早年曾屡次参加科举考试，但都未能及第，如其《鹤冲天》“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之词，便是落第后的自遣**之语。或许正是科场的蹭蹬，使得他从此放浪形骸于声色酒乐之中，与平康巷陌的歌伎乐工们结下了不解之缘。宋代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三中记载，柳耆卿“为举子时，多游狭邪，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世”，从此文学史上便多了一位风流才子。柳永词中经常可以看到对自己早年这种浪游生活的回忆：“暗想从前，未名未禄，绮陌红楼，往往经岁迁延”（《戚氏》），“帝城当日，兰堂夜烛，百万呼卢。画阁春风，十千沽酒”（《笛家弄》），“常是因酒沉迷，被花萦绊”（《凤归云》）。柳永在其《如鱼水》词中说自己“艺足才高，在处别得艳姬留”，他所眷之歌伎“艳姬”，仅在其词中提到的，就有心娘、佳娘、虫娘、酥娘、师师、秀香、瑶卿、香香、英英等十余人，他的不少词，就是为这些歌伎所写的，有些歌伎还能同他以词相唱和。在这种“纵游倡馆酒楼间，无复检约”的生涯中，柳永度过了他的青年时代。这成就了他和他的词闻名天下的声望，但也为此而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不仅是科举中的挫折，如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六云：“柳三变好为**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尝有《鹤冲天》词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及临轩放榜，（宋仁宗）特落之，曰：‘且去填词，何要浮名！’”而且在他后来的仕宦经历中，也屡屡因为这种狭邪生活，而被士大夫们视为无行之人，以致坎坷流落。实际上，柳永的此种生活方式，一方面固然是与其个性气质有关，另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未必没有可能是为生活所迫的结果。柳永并非出自大富之家，罗烨《醉翁谈录》丙集卷二中说：“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以一个文人的身份，而需歌伎的“资给”，其间自有不少凄凉与辛酸吧。柳永词中有那么多描写歌伎的作品，应该说是与此有关系的。柳永前期即汲汲于功名科第，宋真宗年间，还趁着“天书”事件的机会，写了好些应制颂圣之作，以求一售。但又流连于坊曲之间，过着纵情游冶的生活，这种看似两歧的生活方式，实则是其内在心理矛盾的体现，也预示了他一生的悲剧命运。
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为了替自己亲政扩大影响、延揽声誉，宋仁宗增加了进士及诸科的名额，并且特开恩科，对历年来举场沉沦失意的士人，格加放宽尺度，规定“进士五举年五十，诸科六举年六十；尝经殿试，进士三举，诸科五举；及尝预先朝御试，虽试文不合格，毋辄黜，皆以名闻。”（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四）柳永终于在这次科举中及第了，有可能就是以恩科特奏名，而得到“同进士出身”之身份的。此时他已年过半百了。中举后的柳永，官运并不亨通。他的首任职位是睦州（今浙江建德）团练推官，属初等幕职官。据叶梦得《石林燕语》及《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六载，柳永到任方月余，知州吕蔚即具状荐举之，但侍御史郭劝以其与制不合，加以驳回。对柳永来说，初入仕途，即改官受阻，已经开始感受到了宦游的艰辛，再加上幕职官风尘作吏、供人驱使的境地，使他产生了对官场的厌倦之意，如他在睦州所作的《满江红》中说：“游宦区区成底事，平生况有云泉约。归去来，一曲仲宣吟，从军乐。”就是这种情绪的流露。此后整整八年，柳永都未得升迁。直到庆历三年（1043），朝廷下诏举幕职、州县官充京朝官，为柳永磨勘改官提供了一次机会。但这次仍然没有成功，据张舜民《画墁录》载：“柳三变既以词忤仁庙，吏部不放改官，三变不能堪，诣政府。晏公（晏殊）曰：‘贤俊作曲子么？’三变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针彩慵拈伴伊坐。’柳遂退。”但此后不久，柳永终于由泗州判官改为著作佐郎，得以升为京官，结束了“久困选调”的处境。柳永改官后，循资而迁，三年一转，由著作佐郎迁著作郎，再迁太常博士，官终屯田员外郎，故后世称之为“柳屯田”。此时柳永当已是六十九岁的老人了。宋代官员七十岁致仕，柳永致仕后荣誉性地转了一官，为屯田郎中，故亦称之为“柳郎中”。上述官职在宋代都属于寄禄官，并非是实际职务，按照宋代制度，改官后的京官必须先外任县令，柳永当也不例外。《余杭县志》卷一九职官表上载柳永曾任余杭（今属浙江）令。明代万历《镇江府志》卷三六引柳永之侄所作《宋故郎中柳公墓志》残文，谓柳永改官后曾任西京灵台（可能是指陕西渭南县）令。罗烨《醉翁谈录》庚集卷三谓柳永曾宰华阴（今属陕西）。《乾道·四明图经》卷七记载柳永尝监晓峰（在今浙江定海）盐场。但具体何时则都难以确考。这些职务宋代叫“差遣”，是官员实际所担任的职务，可以看出，柳永所任的多是地方小官，而且他宦游的地域范围是比较广的。因此柳永后期作品中，虽不免仍多怀旧之词，但早年的风情明显减退，如《长相思》中所云“又岂知，名宦拘检，年来减尽风情”。于是游宦羁旅便成为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其中又以作于江淮和两浙一带的居多。另外他在任晓峰盐场官时还写过一篇《鬻海歌》，是反映盐民生活疾苦的诗作，这与他早年风流浪子的面目就有很大的不同了。
柳永的卒年，一般都遵从唐圭璋先生之说，定在皇祐五年（1053）。而吴熊和先生则认为，柳永应卒于至和元年（1054）之后的一二年间（《柳永与孙沔的交游及柳永卒年新证》），亦可信从。柳永最后身殁于润州（今江苏镇江），死后境况也很凄凉，殡葬无着，棺木搁置于僧寺之中，直到二十余年后王安礼知润州时，才出资为柳永择地安葬，并由柳永的侄子撰写了墓志铭（明万历《镇江府志》卷三六附记）。宋元话本中谓是由众歌伎醵钱安葬，虽属小说家言，不可为据，但也说明了一代词人的不幸命运。
二
柳永一生所经历的太宗、真宗、仁宗三朝，正是北宋社会承平之时。随着社会的稳定，都市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家家弦唱，处处笙歌，这种社会环境为专供娱乐消遣的词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现实土壤。柳永词就在这种时代氛围中应运而生。他改变了词自五代《花间集》以来的传统发展方向，继承和发展了词在初起阶段作为民间俗文学的特征，大量采用俚俗浅近的市井新声入词，与当时文人词日趋雅淳之风便有所不同了。但柳永一方面采用市井新声，一方面又进行加工提高，形成了柳词所特有的“柳氏家法”、“屯田蹊径”，创造出了其自身的独特风格，从词调到作法，都代表了宋词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以至于后人誉之为“宋词革命巨子”（薛砺若《宋词通论》）。具体而言，柳永词的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柳永以其创作发展了慢词。慢词即慢曲子，调长拍缓，在音乐上变化繁复，悠扬动听，一般字数较多。唐五代词调基本上都是短小的令曲，虽偶有慢词出现，但影响不大。入宋以后，市井新声竞起，“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东京梦华录·序》），这种新声勃兴的盛况使词调获得了大量的新增与扩充，而所增者大都为慢曲长调，从此令词小曲就退居次要地位了。在此转变过程中，柳永词所起的作用功不可没。柳永在宋代是以精通音律而著称的词人，他致力于尝试新曲，以新的词风来推动新的乐曲的流行。柳永词中屡提及这种“新声”，如“风暖繁弦脆管，万家竞奏新声”（《木兰花慢》）、“是处楼台，朱门院落，弦管新声腾沸”（《安公子》）、“帘下清歌帘外宴，虽爱新声，不见如花面”（《凤栖梧》）等。一部《乐章集》中大部分就是这类新声。柳永词作共存二百余篇，凡用十六宫调，一百五十余曲，其中除十余调是沿用唐五代旧曲外，其余的都是首见于柳永词的。论创调之多，两宋词人无出其右。这其中又有两种情况，一是直接采用当时的市井新声入词，一是将前代令曲改造而成的。而所创之调中，又大都是慢曲，有些曲调在教坊曲、敦煌曲中本为小令者，柳永亦衍为长调。如《长相思》本双调三十六字，柳永度为双调一百零三字；《浪淘沙》本双调五十四字，柳永度为三叠一百四十四字。这就开辟了词曲由小令进入长调的新阶段，词调从此也就日趋丰富和繁盛了。
其次，柳永词多用赋体，发展了慢词的艺术技巧。晚唐五代以来的令词，由于受到篇幅短小的局限，遂以“深”、“细”、“小”而见长，注重含蓄朦胧地表达心灵深处隐约幽微的情感体验。而慢词勃兴之后，传统的令词作法已与慢词庞大的结构、繁复的声律不相适应了。而柳永不仅在词调和音律上发展了慢词，在技巧上亦打破传统，创造性地采用赋体笔法，为慢词长调的创作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赋者，铺也。长调即宜于铺陈。柳词善于铺叙，无论是叙事写景，还是抒情议论，都能做到委婉曲折，层层深入，细腻妥帖，淋漓尽致地揭示人物的心理活动和情感历程。结构上大开大阖，回环往复，一唱三叹。如他的《望海潮·东南形胜》一词，便可以说是一篇用词体写就的杭州赋，而其不少描写汴京繁盛的词作，又何尝不是一篇篇具体而微的《汴都赋》呢？另一方面，柳永的不少词还表现出强烈的故事化倾向。即在一首词中，首尾俱足地铺写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犹如一部独幕甚至多幕的歌剧。像他脍炙人口的名作《雨霖铃》，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全词由饯别写到催发，到泪眼相对，到执手告别，到别后的酒醉，到次日清晨的酒醒，到对将来的悬想，依次层层叙述离别的场面和双方惜别的情怀行动，如同一首带有叙事性的剧曲，写出了动人的惜别一幕。它的细腻感、故事性和直接面对市井民众的感染力，就不是令曲所能够达到的。宋代李之仪谓唐五代词，“大抵以《花间集》中所载为宗，然多小阕。至柳耆卿始铺叙展衍，备足无余。形容盛明，千载如逢当日。”（《跋吴思道小词》）就是从词史的角度肯定了柳词以赋体作长调对宋词发展的贡献。
第三，词格上的雅俗并存。宋人多言柳永词近俗，或谓“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李清照《词论》），或谓“虽极工致，然多杂以鄙语，故流俗人尤喜道之”（徐度《却扫编》卷五），或谓柳永“长于纤艳之词，然多近俚俗，故市井之人悦之”（黄盋《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五）。可以看出，他们虽承认柳永词艺术技巧上高妙，但对其浅近俚俗的词格颇有异词。实际上，柳词这种世俗化的倾向，代表的是一种新的审美趣味和艺术风范，是城市市民阶层的生活理想与精神风貌在艺术领域的反映。作为与高雅的文人词相对的一极，它是构成宋词丰富多彩面貌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柳永词也并非一味浅俗，他的一些名作，大都俗中有雅，可谓俗不伤雅，雅不避俗。如其名作《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阕，其中既有“想佳人妆楼颙望”这样的“俗极”（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五）之语，也有着被苏轼赏识的“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这样的高雅之句。雅俗杂陈，正是柳词之所长。而从接受和传播的层面来看，柳永的许多名作，也是雅俗共赏的，并非仅仅在市井民众中流传。宋人笔记中有不少关于文人偏好吟唱柳永词的记载，甚至和尚、道士也都爱好柳词，如《皇朝事实类苑》中所记的邢州开元寺僧法明，金全真教祖师王重阳等，都几乎从柳词中参禅悟道。不仅如此，柳永词还远传至异域，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三记西夏国“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一三记金主完颜亮闻歌柳永《望海潮》，“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在两宋甚至历代词人中，作品能流播如此久远，是不多见的。
第四，柳永词所开创的“柳氏家法”，真正代表了词体的本色与正宗。关于词的正宗与别调问题，历代词论家讨论得很多。但词在唐宋时代，就其实质而言，是随市民文化而兴起的一种通俗音乐文艺，要讨论词的本色，便不能脱离这个根本性质。词本起于民间，文人参与词的创作之后，雅化与文人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从这点来看，无论是周邦彦、姜夔也好，苏轼、辛弃疾也好，他们的创作都是为这个趋势添砖加瓦，都可谓是别调。惟有柳永词，却仍然保持了民间通俗文艺的本来面目。柳词上承敦煌曲，下开金元曲子，在其间起着重要的桥梁和中介的作用。清代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三中说：“柳屯田《乐章集》为词家正体之一，又为金元已还乐语所自出。”金代董解元的讲唱文学作品《西厢记诸宫调》，体格即与《乐章集》为近。元曲中的大量作品，在格调和气质上都与柳词十分类似。因此在词、曲的风会转移中，柳永词所发挥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过去对这一方面重视不够，值得加以进一步的研究。
三
本书分类编排，按照柳永词的内容分为九类。以下就各类稍作说明。
1．彩线慵拈伴伊坐：青楼幽怨
这一部分主要收录的是描写歌伎心理活动、佳人体态以及歌伎们精妙技艺的作品。
2．衣带渐宽终不悔：浪子心曲
其中主要收录了柳词中以男性口吻表达对歌伎的眷恋之情和相思情意的作品。
3．杨柳岸晓风残月：离情别绪
其中主要收录了描写离情别绪的作品，不仅是这种生离，另处还包括了几篇描写死别的悼亡之作。
4．路遥山远多行役：羁旅愁思
柳永在中举之前似即有南北漫游的经历，中年之后，为宦四方，驱驰不已，游宦羁旅之感遂成为他创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描写这种经历和情绪的作品收录于此。
5．灯月阑珊嬉游处：四时节序
其中主要收录了描写四时节序和时令的作品。
6．太平时朝野多欢：承平赞歌
北宋经济繁荣，物康民阜，特别在当时的一些大都会中，富庶繁盛的景象尤其明显。本类中主要收录了柳永描写这种承平气象的作品，可谓是都市风光的赞歌。柳词中的不少投赠之作，也在表达投赠之意同时，描写了当地的太平景象，故亦附于此类中。
7．人间三度见河清：应制颂圣
这一类中收录的都是应制颂圣之作，主要是呈献给宋真宗与宋仁宗的作品，有的与当时著名的“天书”事件有关，有的是祝贺皇帝生辰的寿词。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北宋的盛世气度。
8．游宦区区成底事：人生感慨
本类中收录的都是表达人生感慨的叹歌，具有强烈的北宋市民文化氛围。
9．天然淡泞好精神：咏物抒怀
这类主要收录了柳词中的几篇咏物之作。
以上九类篇幅不一，各类所录作品或多或少，依柳词实际面貌而定，不强求匀称一致。九类共选录词作一百四十六首，手此一编，可以说柳词的大致面目已略具于是了。每首之下，先作简注，注文力求精确简约。复缀以点评，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虽不敢说能做到不负古人，总是希望能不诬古人吧。但注评不过是著者一己的体会，终是不可替代原作的，因此还是重在使读者能循此去体味原作，古人讲“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得鱼忘筌，舍筏登岸”，注评的最高理想是使读者能舍弃注评，直接与古人的心灵相交流，本书能起一些铺路的作用，则足可宽慰矣。另外，书末附有《柳永简明年谱》，以供读者参考。
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得到了丛书主编陈祖美先生的大力支持，她对后学的热情鼓励与关怀，令人铭感无已。本师吴熊和先生多年来耳提面命、传道解惑，没有先生的关爱和指导，本书也不可能顺利完成。同时，本书的写作，参考了薛瑞生先生的《乐章集校注》，姚学贤、龙建国两位先生的《柳永词详注及集评》，谢桃坊先生主编的《柳永词赏析集》等大著，得益匪浅。另外我的妻子樊葵女士不仅不辞辛劳地操持家务，支持我的工作，而且也是本书的第一位读者，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修改意见。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由于本人学力有限，在词作的分类和注评中，一定存在不少舛陋和失误之处，敬请方家斧正和广大读者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