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是唐代诗词研究的兴盛期，各种论著和选本多不胜数。特别是《唐诗大辞典》和《中国词学大辞典》的相继出版，对唐代诗词的研究和普及工作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在这一唐代文学研究蒸蒸日上的背景之下，编选一本像《合集》这样带有普及性的选本，假如完全步武前贤或人云亦云，那将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然而，在唐代诗词研究的学术水平已经相当之高的基础上，要想做出自己的贡献，那就是一件难度很大的事情了。对此，不敢自诩为独辟蹊径，也要力求在前人开拓的道路上，留下自己的脚印。

在前人和他人的成果中遨游，凡遇到某种可取之处，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我并不是原封不动地写到自己的稿本上，而是像品尝美味佳肴那样慢慢地吃下去，变成自己的学术营养。《合集》中对每一首诗词的注释和点评，都有这样一个吸收、消化和力求出新的过程。于是，这一《合集》就大致具备了以下四方面的特点：

首先，多方寻觅前人和时贤的有关精辟之说，做到从善如流。比如，在撰写名诗《春江花月夜》的点评之前，就不止一次地拜读过闻一多、程千帆两位先生的有关论著。对他们的有关高见，一般采取这样两种办法：通俗易懂的就直接加以征引，既能保持其原汁原味，也可杜绝自己的无根之言；对含有生僻字句或典故的文言，一一疏通后再加适当征用。更多的是在保留不同见解的同时，或申说自己的一家之言，或表示赞同某家之说，在行文中力避平淡无味之语。

其次，为了把书稿写得尽量生动一些，以引发读者的兴趣，便想方设法增加每一则“点评”的故事性。有些诗词的“本事”，大都具有一定的故事情节，再稍加点染便很容易引人入胜。如崔护的《题都城南庄》和柳氏的《答韩翃》等诗词，之所以能够不胫而走，主要是因为分别有一个“人面桃花”和韩柳悲欢离合的动人故事。再如，在“友谊天长”一类中，所收戎昱《移家别湖上亭》那首小诗，它之所以对后代产生了那么深远的影响，当与其中那个一方面重情爱、另一方面又不夺人之美的曲折“本事”密不可分。虽说不是每一首诗词都有“本事”，但尽量使每一则“点评”都写得具有一定的可读性，可说是这本《合集》着力追求和较为突出的特点。

第三，在20世纪80年代中前期，上海辞书出版社率先推出了一本《唐诗鉴赏辞典》。这部一百八十多万字的大书，在当时产生了非常强烈的轰动效应。1983年第一次就印刷了四十万册，时隔一年之后的第二次印刷更达到了八十万册。这样大的印数，仍然供不应求。据说，在上海一度要持结婚介绍信才能买到这部书。名不虚传，这的确是一部高水平的唐诗鉴赏集。笔者在当时拜读后就受益匪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此次编撰《合集》时，有几首诗稿则借鉴了这部书的有关段落，并且采用的是原文征引、注明出处的办法。在这里之所以破例地搞这种“拿来主义”，是基于这样的实际情况：一则笔者非常欣赏有关文稿的生花妙语，深感自己一时写不出这样的美文；二则这里所征引的都是类似于范文的少而精之作，这不但免去了《合集》读者的翻检之劳，而且也使上述美文再放光彩。

第四方面要说的，是这一小标题的后半部分“奋袂出新”。诚然，“出新”是笔者着力追求的重要目标，但却未必真的“奋袂”。因为在《合集》编撰正较劲的时候，恰值酷暑，身着无袖短衫尚且挥汗如雨，又如何去甩袖子呢？只不过用以说明刻意出新的劲头罢了。现在看来，这方面的功夫没有白花，在具体篇目中既博采众长，也时有与他人不尽相同的、更为贴近时代的新音符。比如在点评《春江花月夜》时，笔者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此诗虽然有乐府、古风、歌行等称谓，实际上却是一回事。用今天的眼光看，它就是一首熔景物、哲理和爱情于一炉的，内容健康向上、思绪深沉、旋律优美的通俗歌曲。人见人爱的“月亮”，在这首歌词中出现达十四次之多，真堪称“月亮代表我的心”！又比如关于《长恨歌》，在对此诗的研究中，笔者曾引进白居易早期的一段恋情——在他二十多岁时，曾经爱恋过一个名叫湘灵的少女。她很美，又很重感情，白居易称她为“艳质”和“长情人”。她亲手做了一双精致的鞋子，送给白居易作为定情之物。然而，月下老人没有成全他们，白居易为之不胜感伤。直到三十七岁时，才与一个“清白”人家的女儿结成夫妻。正因为作者曾经有过关于爱情的悲剧性体验，他才能在《长恨歌》中，把李隆基和杨玉环的爱情悲剧写得那么深情动人。可以这样说，在《合集》中对《长恨歌》的点评，是较有深度和颇具新意的。如果不避自夸之嫌的话，那么我还想说，在《合集》中更具新意的是对李煜《相见欢》一词的评点，这也是笔者的悉心研究所得。至于它新在哪里、有何可取之处，读者可以在“曾经沧海难为水”那一类中一目了然，兹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