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这本《合集》命名为《万里归心对月明》，是不得已而求其次。因为出自卢纶七律《晚次鄂州》的这句诗，虽然写得很好、很出名，再精当不过地表征出超越时空的游子们耿耿可鉴的思乡之心，但对其他更多题材来说，洵为以偏概全。再如，这本《合集》以最大限度也只注释、点评了一百多位作者的二百八九十题、约三百首诗词，仅为《全唐诗》之九牛一毛。与此相关的是，已经出版或可以出版相应规模的单人精品类选的唐代诗词作者，恐怕不下三五十人。由于“丛书”突出了大、小李杜四人，从而使王孟、高岑、韩柳、元白、刘（禹锡）、李（贺）、温韦以及南唐二主等，一同屈居于《合集》之中，岂不令人为之于心难忍！再比如，这本《合集》评注诗词总约三百首，而仅白居易一人作品就几近三千首，其被收入《合集》者，左不过一二十首。这样一来，如何在遗珠过多的情况下，仍能保持每位诗人词家的庐山真面目，也是摆在这本《合集》面前的首要难题。这一问题假如得不到合理解决，势必会出现类似于鲁迅所批评的那样，把集“悠然见南山”和“金刚怒目式”于一身的陶渊明人为割裂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如果解决得适当，或许会收到以少胜多之效。不妨仍以白居易为例——

面对《白香山集》那么多作品，单从入选数量着眼，很难顾及白氏全人，倒不如运用“任凭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的方法。这除了在他本人所划分的讽喻、闲适、伤感、杂律等类别的基础上各选取一定的代表作外，更要紧的是，对其珠联璧合的重头篇目，不应畸轻畸重，有所偏爱。这一点，不仅有些类似规模的选本有所不足，就是一些规模相当大的总集，也存在着某种欠缺和遗憾。甚而言之，白居易其人其诗几被“凌迟”。比如，不少人耳熟能详的《唐诗品汇》这一总集，其编选者高棅，才学过人，号称“闽中十子”之一。但其所收录、补充的总共约六七千首的偌大规模的“品汇”中，白诗不仅只选了三十六首，还只选《琵琶行》而未选《长恨歌》，岂不无异于“肢解”了这位“长恨歌主”。因为对《长恨歌》，白氏不啻将其称为压卷之作，还十分自矜自负地说过：“一篇《长恨》有风情。”它与《琵琶行》同样被后人誉为“古今长歌第一”。所以对这两首长诗，本《合集》不仅悉加收入，而且还慎之又慎，力求注解准确，点评精当，有所出新。

鉴于白居易在唐代诗人中是首屈一指的多产者，为了对其事功业绩加以充分肯定和揄扬，本《合集》还特意在“伤心不独为悲秋”这一部分中，选用了当朝皇帝唐宣宗李忱的一首题作《吊白居易》的七律。诗云：“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皇帝御笔写诗哀悼一位文人，这本身就是一件不平常的事。加之此诗又写得情真意切，对白居易及其作品作了全面而中肯的评价，特别是颈联“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冥冥中的白居易也当为之感激涕零！

由此表明，本书最终对白居易不算菲薄。是否可以说，《合集》所遇到的上述难题，已经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弥补和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