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季孙肥并没有马上召回孔子，正如司马迁所说的，孔子的一生，“诸侯害之，大夫雍（障碍）之”[8]。当季孙肥准备听从父亲遗训要召回孔子时，一个叫公之鱼的人阻止了他。

公之鱼对季孙肥说：“以前你的父亲用孔子，却不能坚持到底，最终被诸侯嘲笑。现在，你再用孔子，又不能坚持到底，那不是还要被诸侯嘲笑吗？你一家两代都要因为孔子而在诸侯那里丢脸了。”

季孙肥一听，想：“对啊。这个孔子，骂过我爷爷，伤过我父亲，如果我把他召回来，再忤触了我，我季孙一家三代的英名都要毁在他一个人手里了。”于是，季孙肥打消了召回孔子的念头。

问题是，公之鱼为什么如此自信地说季孙肥用孔子，也会如同他父亲一样，会有始无终呢？很简单，他知道孔子的政治追求、政治立场和“三桓”不同。“三桓”不会放弃自己的利益，孔子也不会放弃自己的立场。

大人有大人的思路，小人有小人的心思。小人的心思有他自身的逻辑，从他那个立场看，有他的合理性。小人的说法往往比君子的道理更能打动人，是因为小人的说法往往更能触及人内心的私念，从而一拍即合，畅通无阻。而小人畅通无阻的地方，君子也就雍塞不行了。

孔子此次终于没能回到鲁国。一个小人的一番话，就让孔子回国的希望破灭了。

但是，不召孔子回国，季孙肥要担不顺父亲遗命的罪责。所以，他们采用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召回孔子的弟子冉求。

孔子有那么多弟子，为什么一定要召回冉求呢？因为，在他们看来，冉求有两个特点：

第一，冉求是财政专家，可以帮助季氏敛财；

第二，冉求比较听话。

虽然鲁国政府使者带来的不是召他回国的消息，而是召冉求回国，孔子不免失望，但是，孔子还是为冉求高兴，他对弟子们说：“这次鲁国政府召冉求回国，不会是小用，一定是大用。”

子贡知道老师隐含的失望之意，尤其知道老师的归国之念。他把冉求叫到一边，叮嘱他：“你回国了，一定要找机会，让鲁国政府召老师回国。”

孔子已经在外流浪五年了，古人五十为老。孔子已经六十多岁了，就像一片树叶，已经泛黄，就要飘落，但是，根在哪里呢？

看来，孔子还得在列国之间，周游更长的时间。

这一年，恰好是孔子的耳顺之年。

正如我们所提到的，耳顺，是相信自己，坚持自己。而相信自己，坚持自己，是建立在自信的基础上的。自信，乃是因为知道自己的强大，所以，才不怕别人的批评和嘲弄。

健康的人，不怕风吹日晒、夏热冬寒。强大的人，不怕风言风语、冷嘲热讽。这一点，我们前面已经讲到了。

同样，一个强大的人，必是一个宽大的人。孔子，是一个非常有原则的人，但是，他更是一个非常宽大的人。刘向《说苑·君道》言：“大道容众，大德容下。”孔子这样的大德，就是一个容众之人。

有一天，孔子给他的一个极聪明的学生提了一个问题。

孔子说：“端木赐呀，你以为我是一个有很多知识的人吗？”端木赐回答说：“是呀，不是这样吗？”孔子说：“不是的。我只不过是有一个基本的价值观罢了。”[9]

这是孔子亲自明确告知我们的：他不是知识多，记忆力好，而是有一个一以贯之的系统的思想与原则。有了这一基本的思想与原则，他就能对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做出判断。

但是，在这里，孔子并没有告诉我们，他一以贯之的思想到底是什么。孔子没有说，端木赐也没有再问。师徒之间，莫逆于心，犹如世尊拈花，迦叶微笑。可是我们只有苦笑：这一以贯之的东西，是什么呢？

在另一个场合，他对曾子又说了同样的话。

孔子说：“参啊！我的道一以贯之啊。”

曾子说：“是。”曾子照样心领神会、莫逆于心。

孔子出去后，那些一头雾水的人就问曾子：“你们俩打哑谜啊？夫子的‘一以贯之’的道是什么啊？”

曾子说：“夫子的思想，只是忠和恕罢了。”[10]

孔子曾给“恕”做过解释，那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1]。

“忠”呢，就是“恕”的积极的一面：一个人想要的，也要尽量给予别人。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2]。

按说，忠是积极的道德，恕是消极的道德。忠要高于恕。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在“忠”和“恕”这两个字中，孔子竟然认为“恕”更为重要。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3]

为什么在回答子贡提出的这个问题时，在自己一以贯之的两个字里，孔子几乎是毫不犹豫地剔除了“忠”，而保留了“恕”呢？

要知道，“忠”的含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可是他的核心思想“仁”的基本内涵啊。

孔子为什么认为“恕”比他的“仁”还要重要呢？

第一，“忠”是对别人的帮助。但帮助别人是需要能力的，没有能力怎么“忠”？可见，“忠”并不是人人能做到的，也不是一个人时时能做到的。

而“恕”，则是谁都可以做到的，因为它只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把自己不愿意的强加给别人。

简单地说，“忠”是对别人做有益的事，“恕”是不对别人做有害的事。

再简化一下，“忠”是“做”，“恕”是“不做”。

“做”要能力，要条件，所以不是人人能做，时时能做；“不做”不要能力，不要条件，人人都可以不做，时时都可以不做，所以，我们可以终身行之。

第二，“忠”和“恕”的区别还不仅在此。

“忠”的定义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里面暗含着一个前提：那就是，人有共同的爱好与追求，甚至人的所有爱好与追求都相同，不然就不能得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结论。但问题是，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人与人之间有相同的欲求，也有不同的爱好。简单地以为自己想要的别人也一定想要，从而一定让别人要，就是强加于人。这是好心办坏事。生活中这类情景太多了。

庄子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只海鸟飞到鲁国都城郊外停息下来，鲁国国君一下子就喜欢上了，把它当作宠物养起来。

他怎么养这只海鸟呢？他让人把海鸟接到太庙里供养起来，给它献酒，给它演奏“九韶”之乐，供奉“太牢”作为鸟食。结果呢？

海鸟被弄得眼花缭乱、惊恐伤悲，不吃一块肉，不饮一杯酒，三天就死了。

庄子批评鲁国国君说：“这是用养人的方法来养鸟，而不是按鸟的习性来养鸟。”[14]

这个鲁国国君对这只小鸟忠不忠？当然忠。他真的做到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喜欢玩的，自己喜欢吃的，自己要的派头，都给了这只鸟了。但是，他害死了这只鸟。

我曾经在青海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有一段时间青海吃不到大米了。我是南方人，吃馒头不习惯，然后就想办法到处找米。朋友到我家来了，我也给他做米饭吃，可是我发现他们吃得很痛苦。我说我好不容易弄来米饭给你吃，你怎么很痛苦呢？他们说：“我们是北方人，不愿意吃米，我们要吃面。”

我是不是忠啊？忠。可是我的朋友从我的“忠”里得到的是什么呢？是痛苦。

所以，“忠”是有界限，有实用范围，应当加以约束和警惕的。

实际上，孔门师徒对此是有警惕的。

孔子就劝过子贡：“给朋友忠告并好好引导他。但若对方不听，就停止，不要自取其辱。”[15]

子游说：“对待君主过于殷勤，就会招致侮辱；对待朋友过于殷勤，就会被疏远。”[16]

除了对君、对友，孔子甚至提到对父母，也要适可而止。[17]

第三，更为值得我们警惕的是，忠，只是相对真理。它是一柄双刃剑，一不小心，它还会被坏人利用。

坏人假冒对我们的“忠”，来代替我们选择和思想，从而奴役了我们的灵魂。

这一点在中国古代太多了。在中国古代，用武力、用暴力来压服人民，实行专制，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强奸民意”。

但是还有一种专制，不是用武力，不是用压服的手段，而是用忠的借口，宣称代表人民的利益，所以人民都得听他们的。这叫什么呢？这叫“诱奸民意”。

强奸民意的时候他们用的就是法家的法、术、势，诱奸民意的时候他们用的就是忠。

商鞅指导下的秦国，李斯辅佐下的秦王朝，这都叫强奸民意。朱元璋时代的明朝，康熙、乾隆时代的清朝，那都叫诱奸民意。宣称代表“集体”的利益，然后理所应当地剥夺每一个“个体”的权利。

哪一个专制君主、独裁者，不是声称代表人民的利益，从而冒充人民的代表，来实行独裁统治呢？他们总是有两手：强奸民意与诱奸民意。而“忠”，就是他们“诱奸民意”时的最好伪装。

特别需要指出的，也特别有意思的是，“恕”所包含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信念，恰恰是对“忠”的片面性的纠正，是对“忠”有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的预防，是对“忠”的历史的、现行的、潜在的罪行的控告、警告与反抗。

恕，是孔子思想核心的核心，而且，也是我们今天特别要重温的最重要的价值，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有现代价值的思想。

讲究恕道的孔子要求人们不要总是攻击别人的不足。

樊迟陪着孔子散步，问老师：“我大胆地问一问，如何才能提高品德、消除邪念、辨清迷惑呢？”

孔子说：“问得好啊！先努力做，后考虑得，不就是提高品德吗？批判自己的错误，不攻击别人的缺点，不就是消除内心的恶吗？一时气愤，就忘掉自身安危，甚至连累自己的父母，不就是迷惑吗？”[18]

总爱盯着别人的缺点而忘记自己的缺点，自己心中的恶也就不能驱除。

所以，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即能消除自己内心的恶。

这个樊迟有没有攻击别人的缺点，我们不知道，子贡却是经常攻击别人的。

老子说过，聪明的人因为明察，所以，总是把别人的缺点看得清清楚楚，如果忍不住，还会说出来。子贡非常聪明，这不，子贡又在议论评价别人了。孔子听到了，撇撇嘴，说：“赐就那么好吗？要叫我呀，可没有闲功夫去指责别人，我努力自己做好还来不及呢。”[19]

孔子说：“多责备自己而少责备别人，就可以避开怨恨了。”[20]

还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21]

这是告诉我们：君子总是磨砺自己，小人总是算计别人。

有时不但不要揭发、攻击别人的不足，而且最好还要帮别人掩盖他的缺点。

有一次，孔子要出门。可是，天在下雨，而孔子的车上没有遮雨的车盖。弟子告诉他：“卜商师弟有车盖，向他借。”老师出门遇雨，向学生借车盖避雨，很正常，但孔子摇摇头。不借。

为什么呢？

孔子说：“卜商的为人啊，很吝惜财产。我听说啊，与人交往，要把他的优点长处推出来，这样，大家就都喜欢他了；要把他的缺点短处遮盖起来，这样，大家就不会厌弃他了。这样的交往，才会长久啊。”[22]

孔子想的，不是自己要被雨淋，而是卜商。

一个吝啬的人，向他借东西，不是让他为难吗？借给你，他难受；不借给你，他难看。推人入两难境界，我不仁。

一借而双方都有失，那又何必呢？

与人交往，不但不要计较别人的不足，而且要帮助对方遮盖他的短处。这是孔子对我们的启发。

这是对学生。

陈司败（陈国司寇）问孔子：“鲁昭公知礼吗？”

孔子说：“知礼。”

孔子出来以后，陈司败向巫马期作了个揖，让他走到跟前，说：“我听说君子不党，难道君子也结党吗？昭公从吴国娶了夫人，是同姓，为了遮丑，不敢叫她的真姓名，只好称她为‘吴孟子’。昭公如果知礼，谁不知礼呢？”

春秋时，国君夫人的称号，一般是用她出生的国名加上她的姓。鲁昭公从吴国娶来夫人，吴国姓姬，便应称“吴姬”。

但是，这个“姬”字却万万称呼不得。

因为，鲁昭公也姓姬啊！

吴国与鲁国都是姬姓，吴国是周文王的伯父太伯的后代，鲁国是周文王的儿子周公姬旦的后代。鲁昭公娶了吴国女子，就是男的鲁姬娶了女的吴姬，娶了自家人了。虽然早就出了五服，但是，按照周礼的规定，同姓是不能通婚的。

于是，为了掩人耳目，鲁昭公不称她为“吴姬”，而称“吴孟子”，“孟子”可能是昭公夫人的字。[23]

但是，不管你怎么改换称呼，吴姬还是吴姬，鲁昭公终究是做了一件非礼的事。

所以陈司败批评、指责孔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还说他偏袒不公。

巫马期把这些话告诉孔子。孔子含混地说：“我真幸运，假如有过错，人家一定会知道。”[24]

这是自我批评：自己有错。

可是，鲁昭公到底知礼不知礼？孔子还是不说。

这是对国君。

一天，鲁国举行练祭。按照周礼的规定，这种祭祀，哀杖不可拿在手中。可是在祭祀过程中，子路却看见大夫们手上拿了哀杖。他觉得抓住了别人的错处，就问孔子：“鲁国的大夫在练祭时手执哀杖，符合礼吗？”

孔子回答：“我不懂。”

子路很高兴，跑出来就跟子贡说：“我一直以为老师什么都懂，今天我才知道，老师也有不懂的啊。”跟了老师这么多年，终于发现老师也有不懂的，他觉得惊喜。

子贡说：“你问了个什么问题？”子路就把他如何问老师的话告诉了子贡。

子贡很聪明，一听就明白怎么回事，就说：“你在这儿待着，我进去帮你再问问。”子贡进去后见到老师，问道：“举行练祭时手执哀杖是不是符合礼？”

孔子说：“不符合礼。”孔子懂啊。

子路、子贡问的是同样的问题，而孔子的回答却不同。为什么？

其实两人的问法有个小小的区别：子贡问的是举行练祭时手执哀杖是否符合礼，而子路问的是“鲁国大夫”在练祭时手执哀杖是否符合礼。区别在前面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指称对象。

子贡出来后跟子路说：“不是老师不懂，而是你的问法就不符合礼。你的问题，是让老师直接说鲁国的大夫做得不对。你知道吗？按照礼的规定，居住在那个国家，就不要随便非议其大夫。所以老师只好说不知道。不是老师不懂，而是你不会问。”[25]

这是对大夫。

鲁国有个人为父（母）守丧，丧期结束的当天，就开始在家里唱歌。子路听到后就开始嘲笑：“这个家伙太不像话，丧期一结束，就开始唱歌了。哎哟，你看他急成什么样。”

孔子一听，就批评子路：“仲由啊，你什么时候才能停止苛责别人呢？三年之丧，他已经够苦了，做得很不容易了。今天服丧期满，他唱个歌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你对人也太苛刻了。”

其实呢，孔子也觉得这个人的表现急了些，所以，子路走后，孔子又说道：“子路批评他，我把他说了一顿，可是这个人也确实做得有点过分了。今天丧期刚结束你就唱歌，确实不好，如果再过一个月，就好了。”[26]

孔子也知道不好，他知道人家是错的，但问题是，他不愿意批评。人家有错，并不是我们苛责他的理由，恰恰是我们宽容他的原因。别人的缺点，也不是我们指责的对象，不是我们幸灾乐祸的对象，是什么呢？恰恰是我们要加以呵护的对象，呵护别人的缺点，就像呵护别人的伤口一样。这才是一种境界。

《庄子·田子方》上面有一句话，说：“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孔子就是北方君子，孔子不仅明礼仪，而且知人心。礼仪来自人心，人心高于礼仪。明白这一点，我们才可能真正懂得礼的本质是什么。

这是对一般人。

还有一则故事也跟子路有关。有个叫叔孙母叔的人，他的母亲去世了。在给母亲出殡时，他在一些细节上做得不符合礼，又给子路看了出来。子路就在那里叹息：“哎哟，这个人失礼了。”

孔子在旁边冷冷地说：“他的做法合乎礼。”

直率的子路急忙争辩：“老师啊，书上写得很清楚，他这样做就是不对的。”

孔子告诉他：“人不是这样做的，书不是这样读的，问题也不是这样问的。你让我怎么回答你呢？你让我直接说叔孙母叔的不是吗？”[27]

不针对具体的人，不打棍子，不扣帽子，这样的礼，才是可行的，而不是可怕的。

我们知道，孔子提倡“克己复礼”，不仅把恢复周礼、严格执行周礼看成道德问题，而且看成政治问题，是他终生追求的——

政治理想：“为国以礼。”[28]

道德理想：“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9]

社会理想：“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30]

人格理想：“立于礼。”[31]

所以他甚至要求人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32]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在具体的人那里，他仍然是通融的。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看看孔子和子路的不同。

有一天，子路问了孔子一个问题：“管仲的为人怎样？”

孔子回答：“仁也。”

可是子路不服。他说：“管仲游说齐襄公，齐襄公不听从，说明管仲没口才。他想立公子纠为国君却没能成功，说明他没有才智。家人在齐国遭到杀害他没有忧伤，说明他没有仁慈心。戴着镣铐坐在囚车上他毫不羞愧，说明他没有羞耻心。侍奉自己曾经用箭射过的国君，说明他不坚贞。召忽为公子纠殉死而他不死，说明他不忠诚。这样的人难道可以称为仁人吗？”

言之凿凿，在他眼里，管仲一无是处。

可是，对管仲的上述问题，孔子是怎么看的呢？

孔子说：“管仲游说齐襄公，齐襄公不听从，那是襄公昏聩。他想立公子纠为国君却没能成功，那是时运不济。家人在齐国遭到杀害他没有忧伤，那是他懂得审时度命。戴着镣铐坐在囚车上他毫不羞愧，那是他能把握自己。侍奉自己曾经用箭射过的国君，那是他知道随机应变。召忽为公子纠殉死而他不死，那是他知道轻重。”[33]

我们看，同样的事实，却有着不同的判断。

孔子为什么能当老师？子路为什么只能做孔子的学生？

境界不同啊！

人生历程如同穿过一片荆棘，而偏偏我们穿着道德的棉袄。

谁能穿着棉袄穿越荆棘而不被刮得处处破绽？

盖棺定论之时谁能保证道德上的完璧之身？

因此，我们真的需要适度的宽容，甚至最大限度的宽容。

艰难的人生，需要慈悲的情怀。

子张问孔子怎样才算仁。孔子说：“能在世上做到五点，算是仁了。”子张说：“请问，是哪五点？”孔子说：“恭、宽、信、敏、惠。”[34]这五个字里，都是善待别人的，没有一个字是苛刻待人的。

恭敬、宽容、忠信、勤敏、慈惠，善待别人，就是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