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离开鲁国，第一站就到了卫国。可是在卫国呢，卫灵公的脸色让他很难看，南子的美色又让他很难堪，最终，他觉得在卫国待不下去了，离开了卫国。

但是离开卫国以后，他又能到哪里去呢？转了一圈，无处可去，他又回到了卫国。

他曾经讲过这么一段话：

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1]

贤德的人啊，往往是避世的；次一等的呢？避地。离开一个地方，比如说孔子离开鲁国，就叫避地。鲁国不适合他了，那他离开它，到卫国；卫国不适合他，他离开它，到曹国；曹国不适合他了，他再离开它，他一直在避地。

地有什么问题呢？还是人的问题，是国君的问题。国君的问题往往表现在语言和脸色上，所以“其次辟色，其次辟言”。有人因为国君说了难听的恶言而避开他；但言可能有失，未必国君真的是恶人。而一旦脸色难看，对待自己已经没有了礼貌，这就说明他真的是厌烦自己，不会听从自己的主张了，这时要避开他。更甚者，不仅是一个国君不好，他把一个国家都弄得混乱不堪，在这个国家显然已经不可能有什么作为，那还是离开混乱之国，去清明之邦吧。更甚者，是不仅一国混乱，整个天下一片黑暗，已经无路可走，无国可去，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实行自己的主张了，这时就只能彻底心灰意冷，避世而去，做一个隐士。

避言、避色，都是躲开某一特定的、不喜欢的人，可以称之为“避人”。也就是说，除了这个人，可能还有好国君，所以，“避人”的人还不绝望，因为他认为还有别的国君能实行他的主张。避地比避人进了一层，不仅国君不好了，整个国家都已无可救药，只好离开这个国家。避世者更绝望，天下无一人、无一地可以实行他的主张，他只能避世而去，与世隔绝了。这就是那些隐士了。所以，隐士是彻底冷了心的人。

而孔子则是终生一副救世的热心肠。

所以，孔子离开齐国，是避开齐景公；离开鲁国，是避开季桓子和鲁定公；离开卫国，是避开卫灵公。避言也好，避色也好，避地也好，都是避人。但是有一点我们要注意，贤者避世，孔子怎么样？一直坚持不避世，所以，孔子不是贤者，而是圣者！

圣贤圣贤，圣在贤之上啊！

孔子坚持住了这一点，这就是儒家和道家的区别。这一点坚持住了，他和老子之间就有界限了，儒家和道家就有区别了。所谓儒家，就是纠缠于世道之中，介入当时的纷争，为正义而战。这就是孔子的儒家，这就是孔子的儒家的崇高，这就是孔子的儒家的精神，这就是孔子给我们塑造的士的精神。以前的士，就是一种职业，孔子以后的士，就担当道义了，就志于道了。所以，周游列国十四年，就是孔子避人的十四年，但是他永远也不避世。

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孔子还迎来了他人生中的又一个境界：六十耳顺。

还有什么比精神上攀越新的高度而更令人快乐的呢？

讲到孔子的“六十耳顺”，我们首先要搞明白一个问题，那就是：何为耳顺？

说得通俗一点，“耳顺”就是别人的话成了自己的“耳边风”。民间的说法：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

归纳一下，至少有三点。

第一，听到逆耳之言不再大惊小怪——尊重别人的意见；

第二，听到顺耳之言不会沾沾自喜——明白自己的斤两；

第三，听完以后仍然我行我素——坚持自己的立场。

这类似于庄子所说的“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

也类似于但丁的话：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概括而言，就是八个字：理解别人，坚持自己。

知道别人为什么说，知道自己为什么做。

知道别人说自己实际上是表达他自己——与己无关。

知道自己做事实际上是实现我自己——与人无关。

所以，把别人的话当成“耳边风”，是一种境界。

第一，不计较别人，不纠缠别人，大度、宽容。

第二，不受别人干扰，不被别人误导，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不做给别人看，这样，才能集中精力做成大事，完善自己的人生。

为什么孔子在这样的阶段领悟到了这样的境界？因为，周游列国的过程，是他听闻别人对他批评和表扬最多的时期。

孔子曾经说过：“自吾得由，恶言不闻于耳。”好像身边有一个猛人，就可以吓阻那些不入耳的话。但是，对恶言充耳不闻，或者闭明塞聪，不是正当方法。正当的方法是：恶言闻于耳——但是，听到什么，都没有忤逆不顺之感了。

在孔子周游列国的过程中，除了诸侯、政客、小人们排挤他，迫害他，敷衍他，他还受到来自同样知识阶层的嘲弄与误解。

我们就来看看孔子听到了哪些逆耳之言，以及他对待这些逆耳之言的态度。

有一次，在一条小河边，孔子一行找不到渡口在哪里了。远处水田里有两个人在劳动，一个高个子，一个大块头。因为他们都站在水田里，所以，《论语》后来根据他们的外形特征，把他们记为“长沮”“桀溺”。

孔子让子路去打听渡口。

子路恭敬地向他们问路。

高个子长沮向远处的孔子一行望了望，问：“那驾车的人是谁？”

子路说：“是孔丘。”

长沮说：“是鲁国孔丘吗？”

可见，孔子的知名度很高。

子路说：“正是。”

长沮说：“既然是他，他自己就该知道渡口在哪里。”

这话说得难听啊。意思是：他应该明白，他这样颠簸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正确的方向不是往前走，而是掉转车头，回家！

子路原先是何等暴躁的人？今天被别人如此挖苦嘲弄，按说会很生气。但是，我们看到，子路恭恭敬敬。这就是孔子教育的效果了：他能把子路这样的百炼钢化为绕指柔。

子路不生气，子路转过头去问大块头桀溺——桀溺也是不回答他的问题，先来个反问：“您是谁？”

子路说：“是仲由。”

桀溺说：“世道纷乱滔滔，礼崩乐坏处处如此。你们和谁去改变这种现状呢？至于你，你与其跟随孔丘那种避人的人，还不如跟随我们这些避世的人呢。”

一边说，一边还不停地翻土覆盖播下的种子。

问了半天，这两个人就是不告诉他渡口在哪里，反而把子路教训了一番，甚至要说服他，让他和他们一起耕作。大概他们看到子路身体强壮，是个种庄稼的好把式。

子路回来把这些话告诉孔子。孔子怅惘地叹息说：“人是不能与鸟兽生活在一起的，我不同这世上的人在一起，还同什么在一起呢？不正是由于天下无道，才要我们来努力治理吗？假若天下有道，我孔丘就不会来改变它。”[2]

孔子的意思是：人怎么能避世呢？既然是人，我们怎么能离开人群，和鸟兽在一起呢？这就是知天命。是人，就有人的道德责任；是人，就有人的历史使命，“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正因为天下无道，所以，我们才要努力去改变这种现状，这才是我们的道德责任。知天命的人，一定会做这样的选择，一定不会把自己身上的担子卸下来。

有一天，孔子的马车正在楚国的大路上颠簸前进，突然一个人张狂地唱着歌从孔子的车旁经过，他唱道：“凤凰呀！凤凰呀！你这个衰人啊！你过去糊涂就算啦，以后你可改了吧！算了吧算了吧，当今从政危险啊！”

孔子一听，这人是骂他啊！赶紧下车，想同这个人谈谈。这个人却快步避开了，根本不愿同他交谈。[3]

这些人都认为他们比孔子聪明，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不是靠聪明活着。那靠什么呢？靠责任心。是什么东西能够让我们成功？最重要的是有责任心。聪明不可贵，有责任心才可贵。

还有一位老人家，也是这样。

子路跟随孔子周游列国，掉队了。遇上一位老人，用木杖挑着锄草的农具。

大概子路有些急，所以，一见到这个老人，就问了一句没头没尾的话：“您看见我老师了吗？”

老人没好气地说：“四肢不勤劳，五谷分不清。谁是你老师？”把木杖插在地上，开始锄草。

老人对子路没好气，大概是因为他不喜欢子路这样不事生产的人。心想：“我都这样老了，还亲自劳动，养活自己，你们身强力壮，却颠颠簸簸，周游列国，传食诸侯。”

那个时代，人们的社会分工意识还不明确，有这样的想法也很正常，听到类似这样的指责，这就需要“耳顺”。

子路拱手站在一旁——他要让老人看看孔老师的教学效果：被人抢白一顿，不但不生气发火，还恭恭敬敬地拱手而立。

老人被感动了。就留子路住宿，杀鸡、做黍米饭给子路吃，还让两个孩子出来见了子路。

第二天，子路赶上孔子，把这件事告诉了孔子。

孔子说：“这是隐士啊。”孔子让子路回去看老人，向他讨教讨教。子路又到了那里，老人却走开了，不愿意再见子路。

子路回来，很郁闷，就说：“不出来做官是不义的。您让孩子出来见我，可见您还是很重视长幼之间的规矩。长幼之间的礼节不可废弃，君臣之间的名分为什么就废弃了呢？您想洁身自好，却乱了君臣间大的伦理关系。君子之所以要从政做官，是为了推行义。至于我们的道不能行得通，这是我们早就知道的了。”[4]

可见，孔子对这些逆耳之言，给予了足够的尊重。或者自己赶紧下车，要与人家交流看法，或者要学生赶回去求教。

他确实是到了耳顺的境界了。

一个鲁国曲阜外城的门房大爷，本来要用一句颇滑稽的话嘲弄一下孔子，却不经意地说出了孔子的伟大。

我们后人把孔子称为“圣人”“万世师表”“素王”等等，他同时代的人，对他却有一些不同的说法。

有崇拜他的，也有讥讽他的。

也有讥讽而又不得不表示佩服的。

还有不少讥讽的话，本身就包含着对孔子伟大精神的概括。像这一位晨门，他对孔子的评价是：知其不可而为之。

这话说是讥讽也对，但出人意料地成为孔子伟大的救世精神的最好表达。

还有一个人，大概也想讽刺孔子，却也出人意料地传达出孔子的精神气质。

有一次，孔子带着他的弟子到郑国去，却和弟子走散了。孔子一个人呆呆地站在城东门口，一副失魂落魄、惶恐无助的样子。

子贡到处寻找老师，逢人就问。有一个人就告诉他：“东门那里站着一个人，他的额头像唐尧，后颈像皋陶，肩膀像子产。可是腰以下比禹短了三寸，落魄得像个丧家狗。”

这个郑国人的口气真是不靠谱。唐尧也好，皋陶也好，大禹也好，又没有写真集传下来，他如何便如此熟悉唐尧、皋陶和大禹的长相和身材呢？连三寸的差别都能看出来？说子产还有点靠谱，因为子产是郑国人，也才去世三十多年，此人见过，也未可知。

他为什么要这样阴阳怪气地说话？很简单，就是要涮涮孔子。

可惜，他这番话对我们了解孔子的长相毫无帮助，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唐尧、皋陶、子产和大禹这四个人是什么样的，我估计子贡先生也不知道。

但是，子贡还是判断出：这个人所说的，就是他的老师孔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郑国人最后一句“累累若丧家之狗”的比喻很传神啊！

子贡一听，对啊，我的老师，就是这么一副模样啊！

他赶紧赶往东门，远远地，就看到一个老头——他个子高啊——在那里东张西望、失魂落魄，子贡赶过去，师生相见，分外亲热。子贡问老师：“老师，知道我是怎么找到您的吗？”

于是，子贡把郑国那个人不靠谱的话全部告诉了孔子。那么，孔子会作何反应？是生气还是伤心？都不是，是开心！

他对前面什么类同古代圣人长相的说法表示谦虚不受，但对“丧家之狗”的说法却欣然受之，并连声称赞：“说得真像啊，真像啊！”[5]

就在耳顺这一年，孔子倒是听到了一个顺耳的好消息，但是最后是空欢喜一场。

在这期间，鲁国传来消息，季桓子死了。此人和孔子有不少恩怨，两人曾有比较亲密的合作与信任，但终于分道扬镳。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病重的季桓子抱病出游，望着鲁国的山川城郭，感慨万千，他对身边的人说：“这个国家曾经是有希望强大起来的啊。只因为我得罪了孔子，不听从他的教导，就失去了这样的历史机遇了。”在内疚自责之中，他回过头来，对儿子季孙肥（谥康，史称季康子）说：“我死后，你一定要把孔子召回来。”

没几天，季桓子就死了。季桓子要儿子季孙肥召回孔子，一方面是为鲁国着想，希望鲁国在孔子指引下强盛起来；另一方面，也是出于自己的愧疚：他对孔子，毕竟抱有人格上的巨大尊重。孔子因为他的缘故背井离乡这么多年，他是难辞其咎的。他希望他的儿子能予以补偿。

孔子听到这样的消息，一定感慨系之吧。他自鲁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离开自己的国家到此已五年，孔子听到季桓子死前留言，大约还要晚一些。当初他离开鲁国时，走走停停，徘徊观望，行动迟缓。学生们埋怨他走得太慢，他说：“我走得这样缓慢迟疑，这是离开父母之国的正常心情和正当方式啊。”[6]

现在，听到了这样的消息，不能不触动他的归乡之思。我们知道，孔子对鲁国的感情，是双重的。因为鲁国对他而言，是双重故乡：血缘上的故乡与文化精神上的故乡。他生于鲁国，自他的六世祖孔防叔开始（一说自他的八世祖木金父起），他的家族就在鲁国繁衍生息，所以，鲁国是他名副其实的祖国。

同时，鲁国的始祖为周公，鲁国的文化是周公礼乐文化的嫡传，在“礼失而求诸野”的春秋末年，周代礼乐文化的重镇就在鲁国。孔子全心向慕的古代圣人，第一个就是周公；孔子热烈赞美并坚决维护的古代文化，就是周王朝的礼乐文化。所以，鲁国还是他的精神故乡、文化故乡，是他的思想资源。

他虽在外周游，心却时时牵挂鲁国，目光也时时在眺望着故乡。

现在，他似乎看到了回国的希望，看到了回到自己国家一展政治抱负的希望。他兴奋地对弟子们说：“回去吧！回去吧！我们家乡的那些年轻人啊，奋发进取，志向远大，我还不知道如何去培育修剪他们哩！”[7]

看来，孔子的心情极好，回到故乡的心情也很迫切，对未来更是充满了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