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孔子出仕鲁国的那一年，也就是鲁定公九年，齐师攻占了晋国的夷仪（今河北省邢台市西），这看起来是其他国家发生的事，却对鲁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我们知道，在列国纷争的春秋战国，弱小国家没有自己的外交，它必须听命于一个能够保护它或者能够伤害它的强国。

更糟糕的情况是，这样的国家不止一个，至少，有能力伤害它的国家不止一个。

所以，小国就如同小儿子：

最幸福的时光就是童年。父亲当权，父亲的权势可以保护他。

假如父亲老了，众位大哥中最好是一个人当权。这样哪怕供奉也好，巴结也罢，只要讨好一个大哥，就万事大吉。

最惨的是众位大哥互相不服，而作为最小的他却必须对人人都服，人人都可以欺负他。

最终，在饱受长期的欺凌之后，他被其中一个大哥干掉。

周朝七百年，大多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先是父亲——周天子当权。那是小国的黄金时代，虽然也会受到大国的欺负，但是，一来有控诉的地方，有做主的人，二来大国由于害怕周天子的权威也不至于太过分。

后来父亲垂垂老矣，又昏聩，于是，大国当了家。这就是五霸时代。什么叫“霸”啊？霸就是伯，就是老大。

大家一时听齐桓公的，一时听晋文公的，总之，还有一个当家主持的，小国的日子还能对付。这也就可以说明为什么会出现霸主：一国独大比群魔乱舞好。

不过，五霸时代实际上真能当好老大的，只有一个齐桓公，晋文公就不怎么样，孔子鄙夷地说他“谲而不正”——诡诈而不正派，小国跟着他，颇委屈。而且，时间短。

在齐桓公、晋文公之后，大家互相见面时，剑拔弩张，小国在一旁干着急，不知该听谁的。

听谁的都不行，不听谁的更不行。

此时的鲁国，就是这样的小国。

此前，鲁国西边的晋国强大，鲁国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依附晋国。此时齐国东山再起了，它与晋国争雄之时，也对鲁国丢过眼色来：你看着办。

看着办就不好办了。现在，双方对峙，两个都灭不掉对方，可两个都能灭掉鲁国，双方谁也得罪不起。于是，鲁国改变一边倒的政策，采取首鼠两端之道，在不得罪晋国的前提下，打算与齐国媾和，以换取本国安全。

可是，齐国答应吗？答案是肯定的，齐国也想这样。为什么呢？

第一，它也没有取得对晋国的绝对优势，所以，独霸鲁国，力所不及。

第二，此时的鲁国因为任用孔子，也在小国崛起，一派蒸蒸日上的景象。所以，齐国也不想太过分，能用外交手段迫使鲁国臣服于它，削弱晋国在东方的势力范围，也是最好的选择。

于是，齐国首先提出，两国举行友好会谈，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齐大夫黎鉏（犁弥）言于景公曰：“鲁用孔丘，其势危齐。”乃使使告鲁为好会，会于夹谷。”[30]

双方订于鲁定公十年两国国君会于夹谷。

夹谷，在今山东莱芜市南，是齐国南境的一个地区，与鲁之北境相距不远。齐灵公时，齐灭莱（今山东昌邑东南），迁莱人于此。

鲁定公要去赴会，三桓当然得有人陪同前往。鲁自三桓专国以来，鲁君历次出席诸侯盟会均由三桓为相辅行。但是，这次他们三家都不去了，为什么呢？

根据钱穆先生的推测，大概因为他们觉得这次事关重要的会谈恐无很大的成功把握，如果他们陪同国君赴会而会谈失败，将很不体面，势必损害自己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31]

那怎么办呢？三家集体后退一步，把孔子推到前面，让孔子去！

孔子刚刚当上大司寇，位居大夫，谙习礼仪；早年到过齐国，与齐君臣有过交往，对对方的情况比较了解。

可见，让孔子去，倒也确实合适。国难当头，孔子也自会挺身而出。

于是，鲁国决定由孔子担任礼相（礼仪总指挥），陪同鲁定公赴会。

没想到齐国人也觉得孔子来比较合适。为什么呢？——他们觉得孔子比较容易对付。

孔子将陪同鲁侯赴会的消息传到齐国后，齐大夫犁弥（《齐世家》作黎）对齐景公说：“孔丘其人，不过是个读书人，只懂得礼仪而不懂得军事。如果两君相会时，派附近的莱人以武力劫持鲁侯，必定能达到我们的目的。”

这本来是下三烂的手法，为争取霸权的人所不取，但是，没想到，昏聩的齐景公竟然听从了他的意见。

犁弥大概不知道，孔子曾经说过一句话：“仁者必有勇。”[32]而且，孔子出身于武人之家，身长九尺六寸，精通射御。孔子哪里只是一个书呆子呢？这个犁弥，不仅不了解孔子，看来也不了解孔子的家世。

孔子恰恰相反，他对对手很是了解，知道齐景公虽是大国之君，却很有无赖之气，何况他手下还有犁弥这样的下流之臣，一定会使下流的招数。既然确定对方要使阴招，那就针锋相对。所以，孔子在出行前对鲁定公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古时候诸侯出国，一定带领文武官员随从。我请求你这次一定带上左右两司马同行。”古时诸侯盟会可以随带兵车士卒护送，定公听从孔子建议，又加派了军队和军事长官。

我们来看看孔子在这场“鸿门宴”中的表现吧。

会场设在一处较空阔的地带，地面上临时搭起有三级台阶的土台作为会场。齐景公和鲁定公见面礼毕，相互揖让登台就席，双方随行人员依次列于下阶。献礼后，齐国执事者马上提议表演当地舞乐助兴，于是附近一群莱人手持矛、戟、剑、盾等兵器鼓噪而至。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些人一旦冲到定公旁边，一定会挟持定公。

孔子见此情景，顾不得登坛礼节，三级台阶一两步就跨上去了，挡在鲁定公前面。莱人突然看到一个巨无霸一样的大汉横空而至，一时愣住了。

孔子一面威逼莱人，一面大喊鲁国卫队：“赶紧上来保卫国君！”

鲁国卫队上来后，护住定公，孔子转过头来，严厉责问齐景公说：“两国君主友好相会，而外族俘虏用武力来捣乱，您齐君绝不会用这种手段对待诸侯吧？”

齐景公一时语塞，孔子继续严词斥责：“按照周礼，边鄙荒蛮之地不能谋害中原，四夷野蛮之人不能扰乱华人，俘虏囚犯不可侵犯盟会，武力暴行不可威胁友好。你今天的所作所为，对神灵是不祥，在德行是失义，对人是无礼，您堂堂大国之君，不会这样做吧？”

这正是孔子：依乎礼，合乎理，勇敢、智慧、道义集于一身。

齐景公理亏心愧，不能作答，连忙摆手，命莱人离开。

犁弥等人见劫持鲁侯未遂，于是在两国盟誓时，在盟书上加进了一句话：“齐师出国征伐，而鲁国不派出三百辆兵车相随，就会像盟书所要求的那样受到惩罚！”

这实际上就是要从条约上确定鲁国是齐国的小弟，就是齐国的附庸。这是齐国此次召集两国友好会议的主要目的。

鲁国显然不能拒绝，不然就面临着齐国的巨大军事压力甚至是军事打击。春秋列国时代，小国从服于大国，是不可避免的常态。在晋国的影响日益削弱的形势下，鲁从服于齐，也是比较明智的外交策略。

这些，都在鲁国的心理承受限度以内。但孔子还要利用这一筹码，为鲁国争取最大的利益。

孔子立即派鲁大夫兹无还答道：“你们齐国如果不归还我鲁国汶阳之田，也要像盟书所要求的那样受到惩罚！”

汶阳之田，本是鲁国领土，阳货奔齐时，把这块土地送给齐国，齐国军队就占领了这里。孔子要利用这次会议，把这块土地收回来。

阳货是鲁国乱臣，接收别国乱臣，还顺便侵吞别国土地，已然不义。

现在双方既然订立友好条约，成为战略伙伴关系，理当归还这块土地。

孔子的要求，合情合理。

结果，齐景公不得不把汶阳之田归还鲁国。

夹谷之会，鲁国取得实质性的胜利。

在敌我双方实力悬殊的情况下，孔子先得眼前之利，最大限度地维护了鲁国的尊严和利益。

我们要思考的是，在齐、鲁之间的角斗中，鲁国有什么凭借？它靠什么在这样重要的双边会谈中取得如此重要的成果，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国家的利益与尊严？

很显然，鲁国依靠的就是孔子个人的智慧、勇敢和道义的力量。

首先，在会谈之前，齐国君臣就认识到，有孔子的鲁国是一个有了力量的鲁国，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国家。这次会谈，就是这种认识的结果。按司马迁的说法，这次会议，是齐国提出来召开的。

其次，孔子在这次会盟中，有礼有理，针锋相对，挫败了齐国的预谋，从而使鲁国在强齐面前保持自己的独立与尊严。

最后，正是齐国君臣对孔子此前的认识以及此次会谈中的切身体会，使得他们认识到，有孔子的鲁国，是不好轻率对待的国家，与鲁国搞好关系，符合齐国的利益，齐国这才归还了侵占的鲁国土地。

这场看不见烽烟的战争，几乎是孔子一个人的战争，夹谷之会的胜利，几乎可以说是孔子一个人的胜利。他在别人看不到胜利希望的地方，建立了自己的功勋。

当“三桓”面对这样几乎一边倒的双边会谈，悲观消极，避之唯恐不及时，孔子挺身而出。这就是“见义勇为”，就是他所说的“事君能致其身”[33]。这就是他的学生子张说的“士见危致命”[34]。这就是他的学生曾子说的“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35]。

所以，我们说，经过孔子重新塑造的儒者，已经不再是唯唯诺诺的民间相士的形象了，而是既可以宪章文武、祖述尧舜、承担道统，又可以折冲樽俎、纵横捭阖，在政治舞台上一展雄风！

孔子在夹谷之会所取得的成功，显示了他的坚毅、机智的品格和政治才能，大大提高了他的声望。鲁国君臣一定认识到了孔子的重要性。他们又会如何重用孔子呢？

此后不久，大概在第二年（鲁定公十一年），孔子即“行摄相事”。当时，季桓子任鲁执政（相），所谓“行摄相事”，就是在季桓子不能行使职责的情况下受其委托临时代理执政事务或平时协助季氏处理国政（对此，学术界也有不同观点，认为此“相”乃是“相礼”之相，仅指孔子以大司寇身份协同鲁定公赴夹谷会盟，负责礼仪方面的工作。但《史记·孔子世家》尚有“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的记载。这里的“相”，显然是指执政之意。姑存不同意见）。

这个时期，孔子资历最深的学生——子路也受举用，出任季氏家的总管——也就是当初阳货的位置。

孔子的从政之途达到巅峰，这对他来说无疑是实行其主张和理想的最好机会。他精神振奋，喜气洋洋，这正是孔子可爱的一面。

有学生问：“听说‘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现在您得高位而喜，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句话问得很没水平。“祸至不惧，福至不喜”，也不是孔子的说法。“祸至不惧”，也许是英雄，“福至不喜”那一定不是正常人的情感。

不过孔子也不愿意计较，他回答说：“一个人有权有势了，想到可以以此造福他人了，这不是很快乐吗？”

身居高位，不为自己谋利益，而是为普通大众谋福利，并且谦虚下人，这种快乐的情感，一般人不大体会得到啊。如果掌握国家公共权力的人，都有这样的情感，那多么好啊！

但是，就在孔子从夹谷之会胜利归来不久，这年秋天，鲁国又发生了一件大事。

叔孙氏家出事了。

前面我们不是说到季孙氏家里的家臣阳货反叛吗？现在叔孙氏家的采邑郈又有人反叛了，反叛者叫侯犯。

郈邑位于鲁之北境（今山东省汶上县北四十里），城防坚固，易守难攻。邑的邑宰为公若藐。叔孙氏新继位的宗主武叔懿子与公若藐有旧怨，继位后指使侯犯杀之。侯犯奉命杀死公若藐以后，又转而反对武叔，据郈叛鲁。武叔亲自两度率师围攻不克，后来费了很大的劲才逼迫侯犯出国逃亡，收复了该邑。

在古代分封制下，各国大夫都有自己的采邑。

鲁国有三大家族把持政权，他们中央大权在握。同时，他们还狡兔三窟，苦心经营自己的采邑。

叔孙氏的采邑叫郈。季孙氏的采邑叫费。孟孙氏的采邑叫郕。

他们自己身居国都，采邑一般委派家臣管理，并在那里发展武装，兴修城堡，以加强其统治。经过多年的经营，这三处采邑已经发展为规模巨大、防御坚固的军事要塞。

“三桓”经营三邑，本来是为了加强自己的实力，但结果反受其害。阳货、侯犯之乱就说明，在家臣势力日渐强大的情况下，这样的私邑容易被其中的野心家所利用，成为“陪臣执国命”的支柱，或直接成为叛乱根据地，威胁邑主和国家的安全。因此，解除这种威胁，已势在必行。

我们知道孔子一直坚决反对“陪臣执国命”，而这一点恰恰是鲁国政治的毒瘤。

现在，“行摄相事”的孔子终于有了机会，试图解决这样的政治问题。

首先，夹谷之会的胜利为鲁国赢得一时较为安全的外在环境。

其次，他代摄相事，有了这样的权力。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在其位，就要谋其政。

最后，阳货、侯犯连续作乱，公山不狃又盘踞在季氏的采邑费邑，已成独立王国，拒不听从季氏，这都给了孔子一个很好的机会。他可以以此说服“三桓”支持他。

鲁定公十二年，孔子“行摄相事”不久，便提出“堕三都”的建议。就是把郈、费、郕等三邑的坚固高大的城堡拆除。他援引周礼古制，认为三邑的城墙都超过了规定。拆除三邑的坚固防御设施，可以防止类似阳货、侯犯之事再起，并借此清除盘踞在费邑的阳货余党。

“堕三都”的最终目的是抑私家、强公室，削弱“三桓”的实力，加强国君的权力，鲁定公积极支持是应该的。没想到，三家也欣然同意。这几乎是个奇迹，有点不可思议。这就相当于与虎谋皮，而老虎欣然同意了。

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们说，这就是孔子的政治智慧。

“堕三都”有两个目标：

第一，抑家臣，强大夫；

第二，抑大夫，强国君。

孔子利用阳货、侯犯、公山不狃等家臣作乱，危害大夫之际，提出“堕三都”的建议，首先，他的做法是有利于“三桓”的。

从而，趁“三桓”急于根除自身之患的机会，削弱“三桓”实力，实现第二个目标。

“三恒”的利益和国君的利益被孔子绑到了一起。

什么叫政治？政治就是解决矛盾。

什么叫政治才能？政治才能就是利用矛盾以解决矛盾的才能。

孔子有着非凡的政治才能。他能把利益不同的各方撮合起来，朝着一个方向走。可以说，“三恒”和国君，意见从来没有这么统一过。

当时，子路任季氏家总管，故“堕三都”的计划就由他代表季氏安排实施。先堕郈。进行得比较顺利，那里的叛党侯犯已于两年前逃亡，故武叔率师堕城时没有遭到抵抗。再堕费。就不那么顺利了。

盘踞在费邑的公山不狃、叔孙辄等人，不是坐以待毙，而是先发制人：在堕费之前，抢先带领费人偷袭鲁都。鲁定公和季桓子、武叔懿子、孟懿子等人都被围困在季氏家中的高台上。公山不狃等人追至台下强攻，有的箭射到鲁定公身边，情况十分危急，公山不狃几乎将鲁国的统治集团一网打尽。孔子得到战报，马上派兵反攻，城内居民也迅速拿起武器，乘势追击，公山不狃、公叔辄逃到齐国。

于是堕费，子路荐举孔子的学生高柴（子羔）担任费宰。

最后堕成。郕邑也位于鲁北境（今山东省宁阳县北），距齐国边境不远。郕邑宰公敛处父在阳货事件中戡乱有功，甚至救过季桓子，并且至今没有反叛的迹象，所以深受孟氏器重。他对孟懿子说：“毁掉郕邑，齐人就可以无阻挡地直抵鲁国北门；郕邑又是孟氏的保障，没有郕邑，也就没有孟氏。你就假装不知道，我来应付。”

公敛处父果然是个明白人，他看出了“堕三都”的最终目的就是抑三家以强公室。孟懿子醒悟过来，季孙氏和叔孙氏也开始后悔。孟懿子是孔子的学生，不好直接反对老师，就对公敛处父的反抗佯装不知，季孙和叔孙也不做干预。

抑家臣，强大夫，对他们有利，他们做。

抑大夫，强国君，对他们不利，他们不做。

这只对国君有利，所以，最后只是国君单干——

堕郕邑的计划拖到这年十二月，最后只好由鲁定公单方面行动。结果围成不克，失败而归。

前面我说过，“堕三都”，实际上是与虎谋皮。孔子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达到这样的结果，已经是非常成功了。但是，“堕三都”引起孟孙的反对和季孙、叔孙疑虑，最后他们的消极对待，说明孔子已失去鲁国当权贵族的信赖和支持，子路也在此时因为公伯寮所谗毁而失去职位。

孔子的内忧加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