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定公九年，孔子五十一岁，刚过知天命之年的孔子，被鲁国政府任命为中都宰。

中都是鲁国西北部的一个城邑，在今山东汶上县西约四十里。这是一个小邑。

根据《孔子家语·相鲁》的记载，孔子用礼的方法来治理中都。一年后，中都的男子在道路右边行走，女子在道路左边行走；马路上丢失的财物，没有人拾取，所用的生活用具也朴实无华，实用而不讲究形式和包装，人民的日常生活和生养死送都有礼有节。而且，根据人的才能大小，授任不同职务。当地的社会风气焕然一新，四方的诸侯都纷纷效仿。

多年以后，孔子的弟子言偃（子游）在鲁国的一个小城邑武城任行政长官，孔子去看望时，和他开玩笑：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14]

孔子到了武城，听见弹琴唱歌的声音。孔子莞尔一笑：“杀鸡哪里用得着宰牛刀呢？”子游没有听出老师的玩笑之意，不服，回答说：“过去我言偃听老师说：‘君子学了道，就能惠爱百姓；老百姓学了道，就容易使唤。’”孔子转身对身边的人说：“各位，言偃的话对啊。我刚才是跟他开个玩笑啊。”

孔子为什么和子游开玩笑呢？因为他的心情特别好。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弟子、武城的行政长官言偃正在武城实践着他的以德治国的理论呢。听着满城飘来的弦歌之声，好像他所向往的古朴民风又回来了，他能不高兴吗？

说不定，孔子也想到了自己初仕中都宰的经历吧。中都也是一个相当于武城的小邑，而且，他就是从那个小地方着手，做出了大成绩。于是，我们就能明白孔子此时和子游开玩笑的深层次原因了——他自己在当时不是一把更大的牛刀吗？他就用牛刀杀鸡，而且效果很好。

要知道，牛刀杀鸡，是委屈了牛刀，而不是牛刀不能杀鸡。

实际上，如果追溯起来，孔子在中都宰之前，还从事过更多的低贱的事务——孔子曾为季氏委吏（仓库保管员）、乘田（管理牧场），即使这样的小官，他也认真去做，并且做得比别人好。

这就是一种态度，态度是一个人素质中最为重要的方面。脚踏实地，做一件成一件。这是一种职业道德，是职业操守。

中都治理的成效如此好，鲁定公当然很高兴，召见孔子，问他：“仿效你治理中都的办法治理鲁国，怎么样？”

这句话包含的意思太明显了：鲁定公要孔子来治理鲁国了！

孔子对自己初次出仕取得的成绩也很满意，就很自信地说：“即使用来治理天下也可以吧！何止一个鲁国呢？”

这就不但表示了自信，更是给鲁定公信心了。

鲁定公当然对孔子有信心。他升任孔子为大司空的副职小司空，大司空是大夫，小司空属下大夫。我们讲，如果大司空是部长，小司空就是部长助理或司长。孔子由地方到朝堂了。

司空又叫司工，掌管水土之事，诸如营城起邑、疏浚沟洫等一切水土工程，郊祀时，还负责扫除、乐器等。

孔子为小司空后，把鲁国的土地分为山林、川泽、丘陵、高原、平地，根据其不同土地属性，指导百姓种植和渔牧，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他的工作再次得到鲁国政府的肯定。

但是，这个职务有一个尴尬之处，那就是，他是小司空，是部长助理。那么，部长是谁呢？正是孟懿子。我们知道，孟懿子是孔子的学生，年龄比孔子还要小二十岁。老师给比自己小二十岁的学生做部下和助手，双方都会有尴尬和不便吧？还好，孔子政绩突出，又德高望重，很快就升迁为大司寇。这样，孔子终于取得上大夫的地位。

司寇是国家的最高司法长官，位同卿大夫。一个非贵族出身的人擢升卿大夫，在当时是不多见的。可见鲁定公很信任孔子，“三桓”也乐意。而孔子，也是才堪所任、实至名归。但是，还是有很多贵族子弟并不乐意。

孔子始用于鲁，鲁人鹥诵之曰：“麛裘而韠（bì），投之无戾；韠而麛裘，投之无邮（尤）。”用三年，男子行乎途右，女子行乎途左，财物之遗者，民莫之举，大智之用，固难逾也。[15]

他们怨恨地唱道：“鹿皮袍子多寒酸？彩绘蔽膝多堂皇！鹿皮哪能配蔽膝，摘掉下去才像样！”

蔽膝是古代宫服的一种皮制装饰，裘是鹿皮做的上衣，是一般人穿的，鹿皮的上衣配上一个蔽膝，不般配。

这是在讽刺孔子的身份，和他今天所得到的地位、权力是不相称的，要把他的头衔剥夺了才解恨。

这是那一帮贵族对于孔子做大司寇的反应。

总有一些人，自身不努力，却一再怨恨别人有所成就。

有出息的人，动手做事；没出息的人，动口骂人。

不过，遭到这些人的风言风语的反对，恰恰可以证明孔子的实力。正是他的实力，使得鲁定公和“三桓”不惜冒犯众多贵族纨绔子弟，给孔子这么重要的任命、地位和权力。

还有一些人从另一方面证明了孔子的实力。

有个羊贩子，名叫沈犹氏，经常一大早把羊喂饱喝足，增加重量，然后赶到市场上卖，这是一个奸商；有个叫公慎氏的人，其妻**，他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加管束，这是一个懦夫；还有个叫慎溃氏的人，平时胡作非为，违法乱纪，这是一个刁民；还有一些牛马贩子，随意提高售价。

这些人得知孔子当上最高司法官后，都十分紧张。

结果，沈犹氏不敢在出售羊的当天早上把羊肚子灌满，公慎氏同他老婆离了婚，慎溃氏赶紧离开鲁国，牛马贩子也不敢乱涨价。[16]

这就说明：第一，鲁国的治安不好；第二，鲁国当时的民风也不是很好；第三，孔子的威望与道德人格具有极大的号召力与震慑力。孔子不怒而威，并没有用严刑峻法，他就是用自己的威望让这些人自觉地收敛了自己的行为。这也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啊！

作为鲁国的最高大法官，每一件案子，他都非常慎重地与同事和下属商量，甚至把不同意见的人都请进去，听取他们的处理意见，然后择善而从。

孔子为鲁司寇，断狱讼，皆进众议者而问之，曰：“子以为奚若？某以为何若？”皆曰云云，如是，然后夫子曰：“当从某子，几是。”[17]

这已经有了现代陪审团的味道了。孔子何等慎重啊。

所以，他后来揶揄子路：

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18]

仅根据（原、被告双方之中）一方的言辞就可以断案的，大概只有仲由吧！

片言折狱，大约有两种情况：

一是子路特别聪明，所以能片言折狱；

二是子路特别忠直，别人不愿欺骗他，原告也好，被告也好，都能老老实实说实情。

但这两种情况都不大靠得住。那就还有第三种情况：子路性急，先判了再说。

那就难保不判糊涂案了。

中国古代，有很多官员为了显示自己的明察秋毫，也常常玩弄片言折狱的把戏。他们难道比孔子还明察吗？

判案不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聪明，而是为了慎待别人的命运。即使这样认真慎重地对待案子，孔子仍然很感慨，他认为大多数人犯罪，都有迫不得已的原因，且大多数是由于统治阶级逼迫而成的，或者是失于教导而成的。

有一次，他的弟子子张问他如何才能从政，他就提到了要摒除四种恶政，其中前三条都与法律问题有关。

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19]

不加教育就杀戮，这叫虐；不加申诫便要成绩叫作暴；很晚才下令制止，故意等待百姓触犯律条，这叫贼；同样是给人东西，出手时显得很吝啬，这叫小家子气。

《荀子·宥坐》和《孔子家语》记载：

孔子为鲁司寇，有父子讼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别。其父请止，孔子舍之。

父亲告儿子不孝，孔子把儿子拘留，却三个月不加判决。后来父亲要求撤诉，孔子就放了这个不孝之子。

季桓子很不高兴，更不理解，说：“孔司寇骗我啊，以前他曾经告诉我，治理国家一定以孝为先。现在，我正要惩罚一个不孝的家伙，以此教导人民孝道，他却把他放了。为什么啊？”

季桓子的不解和不满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也想不通。孝，在孔子那里，是何等重要！这可是“人之本”[20]啊。人之本都丧失的人，我们为什么不好好教训他？

孔子的理由是：

上失其道而杀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听其狱，是杀不辜。[21]

原来，在他的眼里，即便是不孝这样的大罪，只要是由于统治阶级失于教化造成的，罪也在统治阶级，而不孝之人，则是“无辜”的。

那么，谁要承担其罪呢？正是统治者！

不判决父子诉讼案，而是经过调解，使之撤诉，这符合他的慎刑思想，也是他仁爱的表现。而且，这显示出他倾向于调解而不随便诉诸刑罚。长期以来，我国法院采取调解方式处理民事、经济纠纷，形成了颇具特色的调解主导型民事审判方式，这种方式在国内深入人心，在国外被称为“东方经验”。这一东方经验，无疑应该追溯到孔子，追溯到公元前500年鲁国的“最高大法官”的法律实践！

所以，孔子这个大司寇不喜欢把人民都看成什么“寇”，他也不想用刑律的手段来对付这些人，他更想用教化。他曾讲道：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2]

对于民众，用政策去引导，用刑罚去整顿，虽然能使他们暂时幸免罪过，但是他们还是没有羞耻之心。反之，若用道德去引导，用礼节去整顿，他们不但会有羞耻之心，而且还会自觉地走正路。

有一天，在审案之后，孔子感叹道：

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23]

如果仅仅是去审理案件，孔子还如同别人一样（并无高明之处）。孔子的理想是要让天下没有诉讼啊！

什么叫无讼？就是无人犯罪，无人受罚。看到有人犯罪、受罚了，孔子心里不舒服。审案以后，判决以后，孔子感受到的，不是工作结束后的轻松感，不是案件得以判决的成就感，而是一种悲悯感：又有人触犯刑网，遭受惩罚了！

所以，孔子的理想不是去做一个好法官。他的理想是做一个导师，引导人民有仁德，讲信义，从而彻底消除诉讼，无人犯罪并受罚。

我们看，孔子这个鲁国的大司寇，他的理想是，一个国家没有刑律，没有监狱，不需要什么人来担任司寇——因为，假如一个国家充满仁爱，假如统治阶级都能同情人民，哪里会有寇呢？寇，原来都是良民，是不良的政治与统治者逼良成寇啊！

我们来看看他对于法律的理解。

古代有所谓的“五刑”——针对五种犯罪类型制定的相应刑罚。但是，在孔子的理解里，五刑的制定，目的不是为了“施刑”，而是为了“设防”，让人民有所顾忌而不犯。

上有制度，则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则不犯。故虽有奸邪贼盗靡法妄行之狱，而无陷刑之民。

……故虽有不孝之狱，而无陷刑之民。

……故虽有杀上之狱，而无陷刑之民。

……故虽有斗变之狱，而无陷刑之民。

……故虽有**之狱，而无陷刑之民。

更为可贵的是，他认为之所以有这五种类型的犯罪，都是有源头的，这个源头就是制度的缺陷。

此五者，刑罚之所以生，各有源焉。不豫塞其源，而辄绳之以刑，是谓为民设阱而陷之也。[24]

这是什么意思？孔司寇是在为统治者说话，还是为人民说话？孔司寇的意思是——人民犯罪，有其原因。而根源往往在于统治阶级，在于制度的漏洞。不堵住这些漏洞，动辄对人民绳之以法，是设陷阱陷害人民。

于是，孔子用三种方法来实行他的“无讼”主张：

第一，具体的案件，尽量用调解法解决，而不诉诸法律；

第二，统治者不要官逼民反；

第三，对人民进行道德教化，使其不犯罪。

他尤其反对用严刑峻法镇压人民。

《汉书·刑法志》引述孔子的话：“今之听狱者，求所以杀之。古之听狱者，求所以生之。”孔子对“求所以杀之”的司法制度及当政者提出严正批评。他最痛恨的就是动辄杀人的野蛮政治。

季康子向孔子询问如何为政，说：“如果通过杀戮无道的坏人来迫使人民走上正道，如何呢？”

孔子回答说：“您执政，哪里用得着杀人呢？您要从善，百姓也会从善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25]

我们讲，杀人的政治是最原始、最野蛮的政治了。用杀戮来强制人民行善，手段和目的正好背道而驰——因为杀戮的政治，就是恶的政治。恶的政治，怎么能引导人民从善呢？

有一次，鲁哀公问了孔子一个很无聊的问题：

“昔者舜冠何冠乎？”舜戴什么样的帽子啊？

孔子对这种无聊的问题，态度很简单——不予理睬。

这弄得鲁哀公很不满，也很不解：我向你询问，你为什么不说话呢？

孔子含蓄地揶揄道：“你问这么一个无聊的小问题，而对真正的大问题却不闻不问，我在想着如何回答你。”

鲁哀公说：“什么是真正的问题呢？”

孔子告诉鲁哀公：“舜的时候，德若天地，化若四时，四海承风，畅于异类，凤翔麟至，鸟兽驯德，你知道为什么吗？”然后，孔子自己回答：“无他也，好生故也。”没有别的什么诀窍，就是两个字：好生。所以啊，“舜之为君也，其政好生而恶杀，其任授贤而替不肖。”这样的大道你不问，却要问他戴什么帽子这样的无聊问题，所以，我懒得回答你。[26]

古今中外，都有这样以杀戮为手段，建立所谓道德国家、强盛国家的例子，但最终，他们所建立的，不是幸福的乐园，而是人间的地狱。

杀戮和严刑峻法可以建立起一时强大的国家，却无法建设一个幸福的国家。

孔子的行为，首先影响了他的学生。

有两件事非常感人，值得我们说一说。

孔子的弟子高柴在卫国做士师，士师也是掌管刑狱的官。他曾经依法判决砍了一个人的脚。后来卫国发生了蒯聩之乱，高柴被人追捕，赶紧逃跑，可是逃到城门口，他却吓坏了：看守城门的正是那个被他砍了脚的人。

这个人当然不会开门放他逃走。但是，这个人显然想救他。对他说：“那边城墙有一个缺口。”

高柴说：“君子不跳墙。”

那人又说：“那边城墙有一个洞。”

高柴说：“君子不钻洞。”

生死关头，高柴还这样计较。难怪孔子说他“愚”。

《孔子家语》说他：“足不履影，启蛰不杀，方长不折，执亲之丧，未尝见齿。”走路不踩别人的影子，惊蛰那天不杀生，春天不折断草木，为父母守丧期间，没见过他因笑露齿。

跟着孔子学习的人，学到一定境界了，就是这个样子：有所坚持，有所不为。

跟着孔子学习的人，还没有学到最高境界，就是这个样子：拘泥而不知变通。

高柴此时，就是在这样的境界上，是一个有原则却又有些拘泥的人。不过他运气好。那人又给他指出了一条生路：“这里有间房子。”

高柴于是躲了进去。

追捕高柴的人走了，高柴走出来，对那人说：“过去，我不能损害国君的法令而判决砍断了你的脚，现在我正处在危难中，这正是你报仇雪恨的时候，但你三次让我逃命，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那人说：“砍断我的脚，本来是我罪有应得，这是没办法的事。过去您用法令来治我的罪时，先将别人治罪，而把我放在最后，目的就是放一放，看看我还能不能免于刑罚，这我是知道的。当判决确定我有罪，即将行刑时，您脸色忧愁不乐。看到您这样的脸色，我就又知道了您的心思：您同情我。但您哪是偏爱我？您是天生的君子，这样的表现完全是出于自然本性。这就是我之所以让您逃脱的原因。”

孔子听说了这件事，说：“高柴做官做得多么好啊！他在使用刑罚时，对任何人都是一个标准。心怀仁义宽恕则树立恩德，严刑峻法就与人结下仇怨。公正地执行法令，大概就只有高柴吧。”[27]

高柴依法砍了此人的脚，却没有违背仁慈之道。他没有滥用刑罚。恰恰相反，他在看到有人受到法律惩罚时，内心非常痛苦。此人受刑而无怨，因为他感受到了司法官的仁慈和公正。

法律，在有情人那里，是有情的法。有情的法不仅使人心服口服，且能使人受到震撼，受到教化，得到提升！

另一个故事是有关孔子的弟子曾参的。

孟氏使阳肤为士师，问于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28]

曾子的弟子阳肤受命担任士师，临上任前，来向老师曾子请教如何做好这样的官。曾子告诉他：“当政的人失去道义，百姓的人心也离散很久了。你作为司法官，如果侦查到了百姓犯罪的事实，你应当是哀伤怜悯他们，而决不要因为自己破了案而沾沾自喜！”[29]面对破获的案情与捕获的罪犯，曾子要求他的司法官弟子为他们感到悲哀、怜悯，而不是什么成就感！

是的，当一个国家混乱到人民无法按正道来生存，无法合法守法地生存时，他们的犯罪，引起我们的可不就是这悲天悯人之情吗？而有这种情感的人，岂不就是真正的君子？

当曾子说这样的话时，他的内心，一定充满了博大的悲悯吧？这种情怀显然深受他老师孔子的影响，而此时，就一定传染给了他的学生。一脉温情，满腹仁爱，就这样代代相传！

孔子在司法上的“仁道”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很大影响。虽然在孔子之前，《尚书》中就有“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的说法，但孔子对中国古代司法的影响才是最值得我们关注的，这种“仁道”，在古代中国的黑暗司法里，是人民的喘息。

欧阳修在《泷冈阡表》中，写到他已去世的父亲为吏时，夜里审读案件卷宗，屡次停下来叹息。妻子问他为什么叹息，他说：“这是一件死刑案，我一直在为他找一线生机，却实在找不到啊。”妻子说：“能从案卷中为他找到生路吗？”他说：“寻求生路而不得，那么，死刑犯和我都没有遗憾啊。假如真的从中找到一两点理由可以使他免死，那就正好证明了不去寻求为他求生，这个死者就死而有恨啊。唉，像我这样常常想办法让犯人活下来，却常常只能看着他死去，更何况一般人办案，是只求早点判他死呢。”

后来，欧阳修主持科考，出的题目就是《刑赏忠厚之至论》。在收上来的卷子里，他看到有一份卷子，写着这样的话：

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

欧阳修想判这个卷子为第一名，因为怀疑这份卷子可能是好友曾巩的，为避嫌，改为第二名。拆封以后发现，这个考生叫苏轼。更有意思的是，苏轼在这篇文章里还杜撰了一个典故。

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者三。

文字铿锵，言之凿凿，以至于同样博学的文章泰斗欧阳修都被他蒙蔽了。后来欧阳公问苏东坡这个掌故的出处，苏东坡笑云：“以理推之，应该是有的吧。”东坡先生以什么“理”来推导的呢？就是孔子的理。欧阳修为什么怀疑这个典故，却又为什么承认这个杜撰的故事中包含的道理呢？也是因为，在孔子那里，就是这个道理！

孔子在鲁国做司寇，前后不过四个年头。他不仅取得了现实的成功，他最伟大的贡献，还为几千年的封建司法，提供了一种伟大的人道传统，那就是“无讼”与“仁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