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12]

对不仁的人，恨得太过分，也是祸乱——我们可以理解为：天下的很多祸乱，是由绝对道德主义者惹出来的。

因为，我们把道德绝对化，就会用绝对化的手段去惩戒那些不道德，而绝对化的手段本身即是不道德。

用不道德的手段去推行道德，就如同抱薪救火。用不道德的手段去惩罚不道德，又如同以暴易暴。

举一个例子，2008年，53岁的山东省威海市退休女教师李建华遭遇歹徒入室抢劫。她在身中数刀的情况下与歹徒斗智斗勇，最终她在面对精神崩溃、瘫倒在地的十九岁歹徒时，拨打了120急救电话，让歹徒得到及时救治。

这本来是很感人的事件。李建华老师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体现了人性的高贵和美好。但是，在媒体报道这件事后，却出现了争论，有不少人认为，对这样的歹徒，根本不需要同情和帮助。

一个网友的留言是：“假如我碰到这样的歹徒，我要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吃了他的肉，砸了他的骨，吸了他的髓！”

这种极其残暴的心态，看得我毛骨悚然，从来不在网上留言的我，忍不住留了一句话：“你也是歹徒啊！”

是的，对不仁之人的极端仇恨和不择手段的报复，会把我们自己的道德变得恶劣，让我们变得更加不仁。

所以，孔子反对用极端的手段对待不仁的人。

孔子有一个学生，叫公伯寮，这是孔子学生里面最差的一个。后人把他称为“圣门蟊螣”，就是孔子门下的害虫。他竟然在孔子“堕（huī）三都”的关键时刻，在季孙氏的身边说子路的坏话，导致子路丢了职务，对“堕三都”的失败以及孔子的离鲁出走都负有相当大的责任。

鲁国有一个大夫叫子服景伯，对孔子说：“你的这个学生实在太不像话了，如果你允许的话，我有力量杀了他，让他暴尸大街。”

对这样的学生，孔子难道不恨吗？不想让他受到一点惩罚吗？可是当子服景伯提出要把他杀了的时候，孔子怎么说呢？

孔子说：“我的道如果能够行得通，那是命；我的道如果行不通，那也是命。公伯寮能把我的命怎么样呢？”[13]

孔子嘉许子服景伯的忠心，但断然不听他的杀人建议。这就是所谓的是非判断力。

公伯寮是不好，但是假如我们用杀掉的方法来对待这样的人，那我们就更不好了。因为如果用极端的手段，用杀人的手法来清除异己，这就是恐怖主义行为了。

恐怖主义就是极端道德主义的产物。恐怖主义、恐怖行为，可能有自以为是的道德基础和道德目标，但是比起一般的不道德行为危害更大，结果更不道德。所以有识之士永远都会反对一切形式、一切借口的恐怖主义。

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不是一个极端道德主义者，这一点对于我们中华民族来说实在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孔子不赞成人们用极端方式来履行道德？为什么孔子反对用极端的手段来实现正义、维护道德？因为一切极端手段必隐含着对另一种价值的破坏。而且，极端手段所蕴含的破坏性往往指向更原始、更基本的价值。

我们来看他如何评价一个人。

此人也是一个名人，但是，就是太极端了——极端地想对人好，极端地坚持一些东西，极端地坚持小节，结果却送了命，还被孔子批评。

这个人就是尾生高，《论语》里叫微生高（微生，姓，名高）。

《庄子·盗跖》中记载：

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

《史记·苏秦列传》里讲：

信如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柱而死。

尾生高，鲁国人，以直爽、守信著称。传说他与一女子相约在桥下见面，女子没按时来，尾生高一直在等候。后来，河水暴涨，尾生高不愿离开，抱住桥柱子死守，终被淹死。

这样的极端守信，实在可怕。

因为事实情况会变化，女孩子约会没来肯定有情况，即使来了，桥下都是水了，那女孩子难道会潜水去约会吗？所以这就是拘泥的人，太拘泥、太死板、太僵化，没有一点灵活性。

我们看看孔子在《论语》里对微生高的批评。

子曰：“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诸其邻而与之。”[14]

醯，就是醋。孔子说：“谁说微生高这个人直爽呀？有人向他讨点醋，他不直言自己没有，却到他的邻居家去要了点醋给人。”

乍一看，微生高这个人还真不错，自己没有，转向邻居家讨来给人。但细一想，就不对了：有就说有，没就说没，何必如此曲意讨好别人？何必如此拖泥带水、小心翼翼？是不是有意去做好人，让人家感谢他呢？所以，孔子说他不直爽。

做人做事，不能太刻意，刻意会显得太有心机。也不能太曲意，曲意会变得很烦琐。长期烦琐，人必猥琐。人一猥琐，便不足观。做人干净利索一点，洒脱一点，直率一点，是近乎君子的。人生当然要有道德原则，但是，任何真理，推到极端，就是谬误。

再看他如何对待自己的儿子。

伯鱼之丧母也，期而犹哭。夫子闻之曰：“谁也？”门人曰：“鲤也。”孔子曰：“嘻！其甚也，非礼也。”伯鱼闻之，遂除之。[15]

孔鲤（字伯鱼）的母亲去世了，孔鲤守丧。伯鱼对母亲感情特别深，守丧期过了，他还在那儿哭。有一天孔子听到有人在哭，就问：“谁在哭啊？”别人就告诉他：“是伯鱼在哭，他在哭他的母亲。”孔子就说：“太过分了，没必要了，丧期已经过了，你应该回归正常生活了，你天天这么哭哭啼啼的怎么回事啊？”

伯鱼听父亲这样说，就不再哭了。所以即使对于母亲的哀悼之情也要适可而止。

子路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子路的姐姐去世了，子路穿着丧服，丧期已过，子路还把丧服穿在身上。孔子告诉他：“你可以把丧服脱下来，回归正常生活了。”

子路说：“我的兄弟姐妹少，我不忍心啊。”

孔子说：“这样不好，你说谁一定会忍心呢？但做事要有分寸。”

接着，孔子告诉子路：

“先王制礼，过之者俯而就之，不至者企而及之。”

子路闻之，遂除之。[16]

“过之者俯而就之，不至者企而及之”——非常精彩！他说出了道德标准的确立原则。

道德标准太高，一般人做不到，道德失效。

道德标准太低，很差的人都像道德模范，道德可笑。

显然，先王的礼，不是按最高标准制定的，也不是按最低标准制定的，而是按中间的标准制定的。境界高的人，俯就一些；境界低的人，努力一点。

这就是中庸之道。

还有一个故事：孔子的学生曾参在瓜地里除草，一不小心把瓜苗的根锄断了。他的父亲曾皙大怒，操起一根大棒，狠狠击打曾参的背。曾参倒在地上，昏死过去，很久才苏醒过来。醒来后，他马上高高兴兴地站起来，上前对父亲说：“刚才我得罪了父亲大人，父亲大人用大棒来教育我。大棒太重了，您没累着吧？”

曾参回到自己的房子后，还拿起琴边弹边唱，他想让父亲知道，他身体没事，好让父亲宽心、放心。

这个曾参，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大孝子，据说《孝经》就是他写的。这个来源于《韩诗外传》和《说苑·建本》的故事，真是非常典型。

孔子听到这事是什么态度呢？

孔老夫子发怒了。

他告诉弟子们：“曾参来时，不准他进来见我！”

曾参糊涂了，他很委屈：“老师您不是教导我们要孝顺吗？为什么我这样孝顺，您还生气呢？”

他求人向孔子请求接见。他要问问老师。

孔子告诉他：“你没有听到过吗？从前那个瞽瞍有个儿子叫舜，舜侍奉父亲，父亲要使唤他时，总在身旁；父亲要杀掉他时，却总也找不到他。父亲用小棍子打他，他就忍受着；用大棒子揍他，他马上逃走。你以为他是怕死吗？你以为他是不孝吗？不是啊，正因为他这样，才保住了自己的性命。正因为他保全了自己的性命，才使得他的父亲没有因打死儿子而犯下不慈的罪过，而他自己也没有丧失那拳拳孝心啊！

“可你呢？拿身体去承受父亲的雷霆之怒，打死也不躲避。你有没有想过，你一旦被打死了，不是让你父亲陷于不义之地吗？还有比这更大的不孝吗？”

一番话，让曾参醍醐灌顶，冷汗津津。

我们看曾参的这个故事，便知道，后来《二十四孝图》中的那些极端的孝道，像王祥卧冰求鲤、郭巨埋儿奉母、庾黔娄尝粪忧心等，一定为孔子所反对。因为孔子坚决反对用极端的手段去践行道德。用极端的手段去践行道德，本身即为不道德，并且会引起更大的不道德。

古时中国二十四孝之一的王祥卧冰求鲤的故事就是典型。王祥的继母虽然对他不好，但王祥为治好继母的病，不顾严寒冰冻，宽衣解带卧冰求鲤鱼，感动了上苍，双鲤跃出。

王祥一直对继母很好，这个我们要鼓励，要表扬。但是在寒冷的冬天，王祥的母亲突然想吃鲤鱼，可水面上结了厚厚的冰，王祥就脱光了自己，躺在冰上，想用体温把冰给融化。如果想把冰融化，那有很多更好、更有效的方法，而且还不伤害身体，比如可以用柴火烤，也可以用铁镐等工具凿。可是把自己脱光了，躺在冰上，那能把冰融化吗？谁愿意试一试？结果肯定是把自己冻结到冰上去，也不可能把冰融化。所以我们说这是弱智的行为。这种行为上了《二十四孝图》，还一代一代往下传。我敢代表孔子说这句话：坚决反对！

还有更恐怖的，郭巨奉母埋儿。郭巨两口子生了一个儿子，家里还有一个老母亲，一家四口人。粮食不够吃了，郭巨就跟老婆商量，儿子我们以后可以再生，母亲我们要给她养老，可是这个儿子总是天天在家吃粮食，多一口人怎么办？埋了吧。于是郭巨挖坑，老婆抱着孩子在旁边等，孩子手里还拿着“摇咕咚”，高高兴兴地笑着，对于父母的行为，一无所知。这样的画面，不是心地残忍、毫无人性之人，如何画得出！

后来鲁迅先生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二十四孝图》。鲁迅写道：

因为我请人讲完了二十四个故事之后，才知道“孝”有如此之难，对于先前痴心妄想，想做孝子的计划，完全绝望了。

……我幼小时候实未尝蓄意忤逆，对于父母，倒是极愿意孝顺的。不过年幼无知，只用了私见来解释“孝顺”的做法，以为无非是“听话”“从命”，以及长大之后，给年老的父母好好地吃饭罢了。自从得了这一本孝子的教科书以后，才知道并不然，而且还要难到几十几百倍……

…………

我最初实在替这孩子捏一把汗，待到掘出黄金一釜，这才觉得轻松。然而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家景正在坏下去，常听到父母愁柴米；祖母又老了，倘使我的父亲竟学了郭巨，那么，该埋的不正是我么？如果一丝不走样，也掘出一釜黄金来，那自然是如天之福，但是，那时我虽然年纪小，似乎也明白天下未必有这样的巧事。[17]

还有什么庾黔娄尝粪忧心的故事，挺恶心的，不说也罢。

《二十四孝图》中，与孔子弟子有关的就有三位：子路百里负米，曾参啮指痛心，闵损（字子骞）芦衣顺母，都不算过分。过分的绝不属于孔子。

子路原来家里很穷，自己吃糠咽菜，但是跑到一百多里以外背米给父母吃，这个不算过分。

在《二十四孝图》里所讲的曾参孝顺的故事，讲的是曾参在外，家里来了人，为了把儿子叫回来，母亲咬了一下自己的手指头，那边曾参心灵感应，就赶紧回来了。母子之间有心灵感应，这个也挺好，没有过分的地方。

闵子骞母亲去世以后，他父亲又给他娶了一个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孩子，一家三个孩子。他的继母给自己的两个孩子穿的是棉衣，给闵子骞穿的里面却是芦花。他的父亲发现以后，想赶走这个继母，闵子骞就说：“不行的，你把这个母亲赶走了，三个儿子都要受苦，这个母亲在，最多一个儿子受苦。”所以这个也不算过分，都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孔子不是极端的道德主义者，极端的道德主义者往往由出发点的道德蜕化为终点的不道德。甚至，一些奸诈之徒正是通过宣传极端道德蛊惑人心，以达到他们自己的极端不道德的目的。

《吕氏春秋·察微》上记载了这样两件事。

一件是，鲁国有一条规定，鲁国人在国外沦为奴隶，如果有人碰见了，把他们赎回来，可以到国库中报销赎金。

这是一条很好的政策，很人道。

孔子的弟子子贡在国外就赎回了一个鲁国人，可是他回国后却拒绝去国库报销他所花费的赎金。他可能认为，这样才显得道德。可是孔子不这么看。他对子贡说：

“赐呀，你采取的不是好办法。从今以后，就不会再有人替沦为奴隶的鲁国人赎身了。你如果收下国家的补偿金，并不会损害你的行为的价值；而你不肯拿回你抵付的钱，别人就不肯再赎人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作为一个人，子贡愿意放弃赎金，这是他的自由，无可厚非，更何况他还以此显示了他的高尚。但他的这个做法使得别人相形见绌，且置别人于尴尬的境地：

向他学习就意味着自己要做出牺牲；不向他学习，又显得自己境界低。

我们知道，子贡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他可以不在乎这些赎金。但其他人未必就不在乎。

最后的结论就是，只有索性不救，才可以避开这种尴尬局面。

这么一来，不仅鲁国的赎人法成了一纸空文，那些在外国成为奴隶的人也失去了被救赎的机会。

因此，道德不能过分。

另一件恰巧和它相反。子路救起一名落水者，那人感谢他，送了一头牛，子路收下了。孔子说：“这样鲁国人一定会勇于救落水者了。”

明白了子贡的做法失在哪里，就自然明白子路的做法得在哪里了。我们乐于做好事，尤其乐于做惠而不费的好事；我们乐于做好事，并且不求报答，但对做好事的人给予适当报答，不一定是财物，也可以是精神上的奖励，这样可以促成更多的人做好事。

圣人，确实是明察秋毫，正如《吕氏春秋·察微》的评价所说：

孔子见之以细，观化远也。

孔子就在细微之处，看出了大问题。

在我们认为正确的地方，看出了潜在的巨大的危险。

这样的明察秋毫，就是不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