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这一点，根据我的回答往往跟真实感受完全相反的普遍规律来分析，我可以肯定地说，这个晚上我之所以对她说，我要和她分手，那是因为——甚至在我自己意识到这一点以前——我生怕她想要得到自由(我说不清楚，这种让我害怕的自由究竟是怎样的，但反正那是一种她可以骗我，或者至少是让我没法确定她是否在骗我的自由)，我出于傲气，出于机心，想要让她知道这我一点也不怕，就像在巴尔贝克我希望她别小看我，后来又希望她有事可做，不觉得跟我在一起无聊一样。
最后，对于有人可能会对第二个假设(尽管还只是雏形)做出的反驳——诸如阿尔贝蒂娜对我说的话恰恰表明，她喜欢的生活正是在我这儿的生活，正是这样的休憩、阅读，正是独处的乐趣，正是对萨福式的爱的厌恶，等等，我认为根本就不值得多提。因为，倘若就阿尔贝蒂娜而言，她想要根据我对她说的话，来判断我心里的想法的话，那么她势必会得出跟真相截然相反的结论，我对她说我希望和她分手的当口，正是我觉得没法离开她的时候，在巴尔贝克我曾经两次向她表白，说我爱上了别的女人，一次是安德蕾，另一次是一个神秘的姑娘，而这两次其实都是妒意在撩拨我对阿尔贝蒂娜的爱。所以，我说的话完全不能代表我的情感。如果说读者并不怎么有这种印象的话，那是因为我在写出我说的话的同时，也向读者交代了我的情感。倘若我把后面那些内容藏起来，不让读者知道，读者只了解前面那些内容的话，那么我所做的事情，由于跟这些内容没有什么关联，往往会给他一种变来变去的奇怪的印象，让他觉得我有点疯疯癫癫。不过，那种写法其实也不见得比我现在的写法更糟糕，因为促使我行动的那些意象，跟我的说话所描述的意象迥然不同的那些意象，当时都是模模糊糊的：我并不充分了解自己所做的事依循的是哪种天性；今天我才清楚地知道了这种天性的主观真实性。至于它的客观真实性，亦即这种天性派生的直觉是否比我的推理更准确地洞察了阿尔贝蒂娜的真实意图，我是否有理由为它感到骄傲，抑或反过来说，它是否并非察觉，而是改变了阿尔贝蒂娜的意图，这些我都很难说。
在韦尔迪兰夫妇家隐隐约约感到的害怕，唯恐阿尔贝蒂娜要离开我的那阵害怕，当时很快就过去了。我回到家里的那会儿，心里的感觉不是见到一个女囚，而是自己成了囚徒。但当我告诉阿尔贝蒂娜我去了韦尔迪兰夫妇家，看见她的脸上堆满令人莫测高深的愠色(这种神情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在这张脸上)，先前消散了的惧意，又更为有力地攫住了我。我很明白，这种愠色由内心的不满和种种想法凝聚而成——这种不满并非一时负气，而是经过长期思考的，那些想法则是本人心里明白而又不想说出口的，它们聚合在了脸上，一览无余，但已不复有理性可言。我们会在心爱的人脸上收集这些珍贵的余存，尝试着分析还原其中理智的内容，从而弄明白她到底是怎么了。阿尔贝蒂娜的想法，对我而言是个未知数，相应的方程式大致如下：“我知道他在怀疑我，我能肯定他想证实自己的猜疑，为了不受我的干扰，他的种种小动作都在暗中进行。”可是，如果阿尔贝蒂娜真是怀着这样的想法在过日子，却又不跟我明说，那她难道不会对这种生活产生惧怕感，没有勇气再过下去吗？难道她不会在哪一天决定中止这种生活，这种她永远是(至少她所想望的东西始终是)有罪的，永远感到自己被猜疑，被盯梢，只要我妒意未消就永远不能去做自己喜欢的事的生活吗？如果说她在这种生活中是无辜的，什么也没想，什么也没做，那么，眼看自己这么些日子以来，从在巴尔贝克那会儿发狠劲不跟安德蕾单独待在一起，直到今天宁可留在特罗卡代罗而不去韦尔迪兰家，如此迁就我，却始终没能赢回我的信任，她岂不完全有理由感到沮丧吗？何况，我根本不能说她的行为举止有任何不当之处。虽然在巴尔贝克，每当说起那些不知检点的少女时，她常常放声大笑，扭动身子，模仿她们的动作，我因为猜得出这些动作对她的女友们意味着什么，心里异常难受，但是，自从她知道我在这一点上的看法以后，但凡再有人提及这类事情，她立马退出谈话——不仅用三缄其口，而且用表情凝定来表明这一点。也不知她是不想参与对某个姑娘的说三道四，还是出于什么别的原因，反正有一件事当场就令我感到极其惊讶，那就是她那张表情生动的脸，从人家提起这个话题的那一刻起，骤然变得寂然不动，丝毫不差地保留上一时刻的表情。一个表情即便再微不足道，一旦这样滞定，也就变得像沉寂一样凝重了。说不清她是反对，还是赞成，或者究竟是不是明白周围发生的事情。脸上的每根线条，都只跟另外某根线条有关系，如此而已。鼻子、嘴巴、眼睛，处于一种完美的协调状态，超然于一切事物之外，她整个人看上去就像一幅粉彩画，人家刚才在说什么，她浑然不知，仿佛那些话是对着拉图尔[247]的画说的。
方才把布里肖的住址交给车夫，抬头望见窗口的灯光的当口，我还觉得自己像个奴隶，但稍过一会儿，我看到阿尔贝蒂娜似乎这种感觉远比我强烈得多，心里反而释然了。我不想让她被这种感觉压得透不过气来，怕她会起念冲破这种状态，心想，最巧妙的办法就是虚晃一枪，给她那样一个印象，让她相信这种状态不会永远如此，相信我本人是希望它早日结束的。倘若这个办法奏效，我一定会感到很庆幸，首先因为一直让我为之纠结的疑团马上可以解开，我很快就可以知道阿尔贝蒂娜究竟是不是打算离开我，其次因为撇开我的既定目标不说，这个办法一旦奏效——它证明了我对阿尔贝蒂娜而言并非一无可取之处的情人，并非受人嘲弄的醋坛子——就能赋予我俩的爱情一种童真的意味，让这种爱情重回在巴尔贝克时她还很容易相信我另有所爱的那个阶段。要说另有所爱，她大概是不会相信了，但是对我今晚假装要跟她就此分手的做法，她一定会信以为真的。
她看上去好像怀疑问题出在韦尔迪兰夫妇家里。我告诉她我遇见一个剧作家布洛克，他跟莱娅是熟朋友，她对他无话不说(我想借此让她相信，我对布洛克的那两个表妹很了解，只是没全对她说罢了)。但是我因为这么假装要分手，心里多少有些不自在，为了减轻些心理负担，我就对她说：“阿尔贝蒂娜，您能对我发誓，说您从来没对我说过谎吗？”
她把目光凝定在半空中的某个地方，然后回答我说：“对，哦，我的意思是说不能。我错了，我不该对您说布洛克喜欢安德蕾，我们没见过他。”
“您干吗要那么说呢？”
“因为我怕您不相信她别的那些事儿。”
“没别的原因了？”
她又往上望去，说道：“我错了，我不该瞒着您，不告诉您我和莱娅一起出去玩过三个星期。不过那时候我还不怎么认识您呢。”
“是在巴尔贝克以前？”
“第二次以前，是的。”
就在今天早上，她还对我说她不认识莱娅呢!我仿佛看着我花了那么多心血，用了那么多时间写就的一部小说，顷刻间被一蓬火烧着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当然，我明白阿尔贝蒂娜向我坦白这两件事，是因为她以为我已经间接从莱娅那儿知晓了，而且我知道，绝无任何理由说类似的事情就不会再有了。我也明白，阿尔贝蒂娜回答这种盘问的话，是没有一丝一毫可信之处的，事情的真相，她只有在无意间，在她既想把事情隐瞒到底，又以为别人已经知道底细，两者骤然间在她身上合二为一的时刻，才会吐露出来。
“两件事，算不了什么，”我对阿尔贝蒂娜说，“您干脆说个四件，好让我记得住些。您还打算告诉我些什么呢？”
她的目光又停滞在半空中。她在以后的生活中想让说谎去适应她相信的哪些事情，她又打算跟哪位不如她预想的那么随和的神祇达成妥协呢？看来事情有些棘手，她缄默不语，目光凝定，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没有，什么也没有。”她终于开口说。不管我怎么追问，她一口咬定——现在可以自如地这么做了——“什么也没有”。这明摆着是撒谎，因为从她染上这癖习的那一刻起，直到她被幽禁在我家里的那一天为止，她已经有过多少次，在多少个住处，趁多少次外出机会，贪过这一时之欢!蛾摩拉人[248]既稀少又众多，无论在哪个人群中，她们彼此一眼就能相认，绝不会错过。
此后，回忆和整理就都变得容易进行了。我不胜惊骇地回想起一个晚上的情景——而当时，我只是觉得事情挺可笑而已。我的一个朋友请我去餐馆吃饭，他带上了他的情妇，在场的还有他的另一个朋友和此人的情妇。她俩没一会儿就明白了双方都好这一口，急不可待地想要干那好事，汤刚上桌，两人的脚就在找来找去，常常找到我的脚上来。很快两人的腿就缠在了一起。我那两位朋友什么也没察觉；我却叫苦不迭。她俩中有一个实在按捺不住，借口说掉了东西，索性钻到了桌子底下；随后另一个说头痛，要去楼上的盥洗室；那一个则说有个女友在剧场等她，马上得走了。最后就剩下我和那两位浑然不觉的男士。头痛的那位下楼来了，但说要独自先回那男人的家等他，顺便好去吃点安替比林[249]。此后她俩成了好朋友，经常一起外出散步，其中一位做男人打扮，身边有好几个小女孩，还把她们带到另一个家里去教她们。另一位有个小男孩，她好像不怎么喜欢他，特意交给那位去管教，那位当仁不让，对小男孩毫不留情。不妨这么说吧，无论在什么地方，就算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她俩都能干出最见不得人的事来。
“不过莱娅一路上都对我挺规矩的，”阿尔贝蒂娜对我说，“她甚至比好些社交圈的夫人小姐都谨慎持重呢。”
“有社交圈的夫人小姐对您不够谨慎持重吗，阿尔贝蒂娜？”
“没有。”
“那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嗯，她说话不像她们那么随便。”
“举个例子。”
“她跟那些出入沙龙的女人不一样，从来不说‘讨厌嘛’，也不说‘无所谓啦’。”
我觉得，我的小说还没烧掉的那部分，终于也成了灰烬。
我的懊丧本来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一想起阿尔贝蒂娜的话，一股无名怒火就会蹿将上来。但这怒火，在一种怜悯面前偃旗息鼓了。我不也一样吗，从我回到家里宣布要跟她分手那一刻起，我不也在说谎吗？我原本并非当真想离开阿尔贝蒂娜，因而没有体验到伤感的情绪，不承想一个劲儿地装着装着，这种情绪居然渐渐地在我身上滋生了出来。
不过，即便是断断续续地、带着阵阵剧痛地想起——有如我们说起肉体上的疼痛时那样——阿尔贝蒂娜在认识我以前所过的那种放纵作乐的生活，我也深感我这女囚如今的驯顺实属不易，心头的怨气也就消散了。从我俩开始共同生活以来，我几乎是不断地在提醒阿尔贝蒂娜，这样的生活很可能只是暂时的，我这么说是想让阿尔贝蒂娜觉得，这样的生活中依然有着某种吸引她的东西。可是这个晚上我走得更远了，因为我担心含糊其词地吓唬她说要分手，恐怕还不够，恐怕会跟阿尔贝蒂娜转的念头对不上榫——在她想来，我是由于爱她太深、醋意发作，才去韦尔迪兰夫妇家一探究竟的。这个晚上，我想到我之所以会突然(甚至有些仓促地)决定要演这么一出断交的戏，除了其他的原因，还有这样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就是我像父亲一样容易冲动，正是出于一时冲动，我才会去吓唬一个原本安安心心的姑娘，而由于我不像他那样有兑现这种恐吓的勇气，为了不让对方觉得我这只是说说空话，我就索性假戏真做，不到对手当真害怕得发抖(以为我要动真格了)的时候不收兵。
当害怕阿尔贝蒂娜要离开我的情绪难以自已之时，我无意间回想起了德·夏尔吕先生说谎的情景，这种下意识的回忆可能也是一个附加的原因。后来我听母亲说了一件事，当时没在意，但过后却从中领悟到，构成那种情景的诸般因素，其实皆备于我自身之中，皆存储于一个来自遗传的隐秘的角落，某些情绪会使这些因素发挥作用，它们之于此，有如类似酒精、咖啡的药物之于我们体内积蓄的能量。那件事是这样的：奥克塔夫姑妈从欧拉莉那儿听说，弗朗索瓦兹认定女主人此后不会再外出，暗地里做了准备，想瞒过我姑妈悄悄外出，我姑妈知道以后，就放出风声，说下一天想出去走走。见弗朗索瓦兹满腹狐疑，我姑妈叫她把要用的衣物先拿出来，由于在柜子里放得时间久了，还得晾晒一下，不单如此，甚至还预订了车子，把当天的日程安排得极其详尽，每一刻钟做什么事，事先都有计划。弗朗索瓦兹终于相信，或者说不敢再不信了，她只得向我姑妈承认了准备私自外出的打算，我姑妈于是当着众人的面放弃了自己的计划，据她说是不想妨碍弗朗索瓦兹的计划。同样，我为了让阿尔贝蒂娜相信我并非虚张声势，为了让她最大限度地相信我确实要跟她分手，硬是把要到明天才开始，然后再持续下去的我俩分手的那段时间，提前挪了上来，对阿尔贝蒂娜千叮咛万嘱咐，仿佛待会儿我俩不会再和好似的。正如将军认为要让佯攻成功迷惑敌人，佯攻必须做得像真攻一样，我在佯装分手的这场戏中投入的情感，几乎不比在一场真分手中投入的少。假想的分手场景，最后几乎跟真的分手场景一样，让我满怀忧伤，这或许是因为两个演员中的一个，即阿尔贝蒂娜，完全相信这是真事，另一个演员受到感染，恍惚间也有点真假莫辨了。平时，人们过一天是一天地打发着时日，日子虽然过得艰难，终究还可以忍受，他们肩负着习惯的重担，过着平淡乏味的生活，心里却怀着一个信念，那就是明天哪怕生活再艰难，珍爱的人儿终会出现在身旁。而现在我却发疯似的把整个当下的生活给毁了。诚然，我只是以一种虚拟的方式在摧毁它，但这样已经够让我伤心的了；也许是因为我们所说的忧伤的话语，哪怕那是谎言，也带有忧伤的成分，而且会把忧伤注入我们的内心深处；也许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佯作告别之时，提前看到了稍后注定会来到的那个时刻；何况我们无法确定，适才是否就已启动了奏响那一时刻的装置。我们在虚张声势的时候，总会感到有一种不确定性——无论是多么微弱，那就是拿不准我们吓唬的对象会做出何种反应。要是这出分手的闹剧真的以分手告终，那可怎么办呢!面对这种可能的局面，即使可能性很小，又怎么能心头不抽紧呢。我们有双重的理由忧心忡忡，因为那样的话，分手之际正是我们无法忍受分手的时候，我们刚刚饱受那个女人带来的痛苦，她却在创痛治愈，至少是缓解之前，就离我们而去。毕竟，我们甚至连习惯这个支点也失去了，那可是我们赖以休养生息(即使在忧伤时也是如此)的支点啊。我们刚才主动撤去了这个支点，我们赋予当下的日子以一种特殊的重要性，把它从前前后后的诸多日子里抽离出来，它就那么没有了根，犹如启程日那般地飘浮着，我们的想象不再因习惯而麻木，苏醒了过来，我们骤然在日复一日的爱情中加入了感伤的遐想，这些遐想使爱情极度地放大，使一个我们先前恰恰并没确信可以依靠的人，从此变成了我们不可缺少的伴侣。不用说，正是为了确保这个人以后能伴在身旁，我们才做了这么一出戏，仿佛少了她也没关系。而这出戏，却使我们自己陷了进去无法自拔，我们重又感到痛苦，因为我们尝试了一件非同寻常的新事物，它就像有些治疗方法，假以时日固然会治好我们的病痛，但最初的效果却是使病痛加剧。
我眼眶里噙着泪水，犹如单独待在房间里想象心爱的人的死亡，细致入微地设想自己会有多么痛苦，想到最后，真的感受到了这种痛苦。所以，当我反复叮嘱阿尔贝蒂娜，我俩分手后她应该对我如何如何的时候，我觉得心中充满忧伤，仿佛待会儿我们不会再和好似的。再说，我难道真能这么有把握，认定能做到让阿尔贝蒂娜回心转意，愿意继续和我共同生活，还有，即使今晚我做到了，用这么一招打消了她离去的念头，难道这个念头就不会重新萌生吗？我既觉得自己能够掌控未来，又对此感到担心，我很清楚，我会这么觉得，是由于未来还不是真实的存在，因而它的不可避免性还没有使我感到无法承受。其实，即使在说谎，谎话中包含的真实的内容，也许还是比我所想的要多。刚才我对阿尔贝蒂娜说我很快就会忘掉她，就是一个例子。当初我和吉尔贝特的情况正是这样，现在对我来说，不去看她与其说是为了避免心理上的痛楚，不如说是为了摆脱一桩苦差事。当然，我当初写信给吉尔贝特，告诉她我不会再去看她的时候，心里也很痛苦。但我毕竟只是偶尔才去她家看她。而阿尔贝蒂娜任何时候都是属于我的。在爱情上，摒弃一段感情，要比割舍一种习惯来得容易些。有关我俩分手的那么些痛苦的话语，我之所以有勇气说出口，是因为我知道那都是假话，而阿尔贝蒂娜就不同了，当我听到她大声说出下面这些话时，我知道这些话都是真诚的：“哦!我答应您，我永远不再见您。我不愿意看见您这么伤心流泪，亲爱的。我不想伤害您。既然事已至此，我们以后就别再见面了。”这些话都是真诚的(但倘若这些话是我说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阿尔贝蒂娜对我怀有的只是友情。一则，答应和我分手对她来说算不了什么；二则，我的流泪，虽说在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中也许根本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转移到了她所处的这一友情的领域中，对她来说却是非同寻常的大事。她的心被搅乱了，从她刚才说的话来看，这一友情比我的情谊深厚得多——之所以要从她刚才说的话来看，是因为在一场离别中间，总是并未真正投入感情的那一方说话充满柔情，而真爱，是无法用语言表述的，而且她刚才说的话也许不无道理，爱情纵然有千般柔情蜜意，最终还是可能化为一种温情，一种感激之忱，在被对方爱、自己却并不爱的那一方身上唤起的这种温情和感激，不像激发爱意的情感那么自私，也许在分手好多年过后，当昔日爱的一方身上爱情已难觅踪影之时，它们还会在被爱的一方心中**漾。
有一小会儿我觉得恨她，但这种情绪很快就过去了，这样的一种恨意，反而使我更迫切地想要留住她。这天晚上我原来只是猜忌凡特伊小姐，对特罗卡代罗那茬儿根本没放在心上。一则，那是我自己把阿尔贝蒂娜送到那儿去，好让她别去韦尔迪兰家的；二则，虽说阿尔贝蒂娜在那儿见到了那个莱娅(当初我把阿尔贝蒂娜叫回家来，就是不想让她认识此人)，可我提到莱娅的名字完全是无意的。而疑心重重的阿尔贝蒂娜，以为人家或许告诉我什么事了，于是不等我开口就先说了起来(不过脸半侧着)：“我跟她挺熟，去年我们几个朋友一起去看她演出，演出结束后我们去了她的化妆间，她就当着我们的面卸妆更衣。真有趣。”
听她这么说，我硬生生地把思绪从凡特伊小姐身上拉了回来，在绝望的挣扎中，在由于无法重现当时情景而坠入痛苦深渊的过程中，我的思绪牢牢地拽住这个女演员，拽住阿尔贝蒂娜上她化妆间去的那个夜晚。一方面，既然她对我发过那么多誓，而且语气那么真诚，既然她连自由都肯牺牲，我怎么还能相信这一切背后另有名堂呢？然而我的猜疑难道不是伸向真相的触角吗，既然(虽然她为我牺牲了韦尔迪兰夫妇，去了特罗卡代罗)在韦尔迪兰夫妇家可能有凡特伊小姐在，而在特罗卡代罗(她也为我牺牲过特罗卡代罗，为的是和我一起外出)有那个害得我特意把阿尔贝蒂娜叫回家的莱娅——尽管起先我觉得那么担心有些多余，可是还没等我问她，她就自己说了出来，原来她俩熟悉的程度，远比我担心的要深得多，而且两人的关系想必很暧昧，否则人家怎么会带她去化妆间呢？如果说这两个毁了我这一天的无情的女人中，受莱娅的折磨让我得以免受凡特伊小姐的折磨，那是由于我心智不全，无法同时想象太多的情景，或是由于神经质的激动干扰了我，嫉妒于是成了这种情绪的回声。由此我可以得出结论，她既不属于凡特伊小姐，也不属于莱娅，我想象她和莱娅在一起，仅仅是因为我还在为此感到痛苦。我对她俩的嫉妒心熄灭了——尽管以后还会相继复燃——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对她们每个人的嫉妒都是空穴来风，连揣测出来的事实依据都没有，也并不意味着我不该说“她们每个人”，而该说“她们俩”。我说揣测，是因为我既然无法占据所有必需的空间点和时间点，我又能从哪儿获得直觉的灵感，去把某些点和另一些点一一对应，突然发现阿尔贝蒂娜在某某时刻曾经跟莱娅，或者跟巴尔贝克的那些少女，或者跟她迎面相遇的那个蓬当夫人的女友，或者跟用胳膊肘捅她一下的戴网球帽的少女，或者跟凡特伊小姐，在一起呢？
“亲爱的阿尔贝蒂娜，您这么答应我真好。不过，至少开头的几年里，您在哪儿我就会避免去那儿。今年夏天您会不会去巴尔贝克？如果您去的话，我就安排一下不去那儿。”这会儿，虽然我仍然这么把谎话撑下去，颇有一条道走到黑的意味，但这与其说是为了吓唬阿尔贝蒂娜，还不如说是为了给自己找不痛快。这就好比一个人，起先只是出于某些微不足道的原因，想发点小脾气，不料嗓门一扯开，自己突然亢奋起来，变得肝火大旺，吊起肝火的倒不是心里的那点怨气，而是愈演愈烈的发怒行为本身。于是，我就这样在忧伤的斜坡上愈滑愈快，滑向一个深不见底的绝望深渊；人的惰性往往如此，明明知道寒气逼人，却不去想法子驱寒，反而觉得打打战多少会好受些。虽然后来事情如我所愿，我终于恢复了控制自己的能力，尽力止住了下滑的趋势，但阿尔贝蒂娜平日和我道晚安时的那个吻，今天所能帮我排遣的，不是我回家见到阿尔贝蒂娜脸色冷淡心生的忧伤，而是我在想象(为的是装出离别已安排停当的样子)离别的仪式甚至以后的情况时所感到的忧伤。不管怎么说，这声晚安，不能让她来对我说，那样的话，我要改口劝她别接受分手的建议就难了。所以，我不停地提醒她，我们互道晚安的时刻早就过了，这样我就处在了主动的位置，可以再把这个时刻往后挪一点。我在向阿尔贝蒂娜提问的过程中，频频暗示夜已经很深，我俩都累了。
“我不知道我会去哪儿，”她回答我的上一个问题，看上去忧心忡忡，“说不定会去都兰，去我姨妈家。”她这么随口一说，我听了心里发凉，就仿佛我和她当真就此诀别了。她环顾这间卧室，目光拂过钢琴和蓝色缎面的圈椅：“一想到明天、后天，永远永远，我都再也见不到这一切了，我真受不了。我可怜的卧室哟!我总觉得这是不可能的；我没法接受这样的现实。”
“您就得这么想，您在这儿不快乐。”
“没有啊，我们没有不快乐，但从现在起，我不快乐了。”
“不是这样，我向您保证，这是为您好。”
“是为您吧!”
我的目光凝定在半空中，仿佛内心非常犹豫，正在奋力驱散刚冒出来的一个想法。过了一会儿，我突然说道：“请听我说，阿尔贝蒂娜，您刚才说您在这儿很快乐，离开这儿您会不快乐。”
“就是。”
“我的脑子让您给搅乱了；您是不是愿意我们再试试，延长几个星期再说？谁说得准呢？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说不定我们可以走得很远呢，您知道，有些暂时的东西最终是会永远持续下去的。”
“哦!您真是太好了!”
“不过这样一来，这几个钟头我俩疯疯癫癫的，不成了瞎折腾吗，就好比本来准备好要出门旅行，忙了半天，结果哪儿也没去。我真是累垮了。”
我让她坐在我的膝盖上，取出她向往已久的贝戈特的手稿，在封面写上：“给我的小阿尔贝蒂娜，留作续约纪念。”
“现在，”我对她说，“去睡吧，去一觉睡到明天晚上吧，亲爱的，您一定累坏了。”
“还好啦，我挺高兴的。”
“您有点儿爱我吗？”
“比以前爱一百倍。”
虽然这场小小的闹剧没有被我弄到假戏真做的地步，但我倘若为此感到庆幸，那就错了。尽管我俩就不过说了几句要分手的话，势态已经够严重了。我们说这种话，原以为它们不仅是当不得真的(这是实情)，而且是不妨随便说的。然而往往在我们并不知晓的情况下，它们已然是远处隐隐的雷声，已然是一场意想不到的暴风雨的先声。其实，我们当时所说的话，是跟我们的心意(那就是和我们心爱的人长相厮守)相反的，但也正是这种共同生活的不可能性，造成了我们日复一日的痛苦，尽管与分离的痛苦相比，我们宁愿承受这样的痛苦，但最后事情会不可避免地以我们的分离而告终。而通常，结局并不是突如其来的。最常见的情形是——读者下面会看到。我和阿尔贝蒂娜的情形不在此例——我们说了那些自以为并不当真的话，过不多久就着手摸索一种既是有意分手又不怎么痛苦的、暂时的相处模式。我们要求女方——为了让她以后更愿意和我们一起生活，也为了我们能暂时摆脱无尽的忧伤和疲惫——在没有我们的情形下，或者我们在没有她们的情形下，独自出游几天，以此作为长期共同生活以来，另一种没有她在一起的生活的开端。很快她就会重新回归我们的家。但这次分离，虽说短暂却是真正兑现了的，它既不是如我们所想的那样随意决定的，也不是如我们所想的那么唯一确定、别无选择的。同样的忧愁会重新回来，当初无法共同生活下去的境况，会越来越让人难以忍受，而分手却成了一件并不那么难以应付的事情；我们开始谈论它，随后以一种相当可爱的方式实施它。但这些都是我们没有意识到的预兆罢了。很快，在暂时的、含笑的分离过后，我们亲手酝酿却并不知晓的、永久的、残酷的分离，就要登场了。
“过五分钟去我卧室，让我看您一眼好吗，我的小乖乖。您会去的是吗，您真好。可我一会儿就要睡着了，我已经困得像个死人了。”我稍后走进她卧室时，看见她果然就像个死人。她刚躺下就睡着了；被单像裹尸布似的包住她的身子，精致的皱褶赋予它一种石雕的硬度。就像在某些中世纪艺术家表现最后审判的作品中那样，只有头露在坟墓外面，在睡梦中等待大天使吹响号角。她一下子被睡神袭倒时，头往后仰，头发蓬乱。望着这个微不足道的身躯躺在那儿，我心想，它到底算是哪路对数表[250]，居然能让跟它有关的一举一动，从轻触胳膊肘到拂动长裙，都引起我如此痛苦的焦虑？这些焦虑从它在空间和时间中所占据的每个点，一直延伸到无限，而且不时在我的记忆中被骤然激活；我知道，这些焦虑都是由她的情绪、意愿所引发的，要是换成另一个人，或者仍是她，但换成五年前或五年后，那就跟我毫不相干了。这是一个假象，但我没有勇气去探究其中的真相——除非我死去。就这样，我穿着从韦尔迪兰家回来以后，还没来得及脱下的毛皮大衣，凝视着这个变形的躯体——这个形体是有寓意的吧，寓意是什么呢？是我的死亡，还是我的爱情？不多一会儿，我听到她发出了均匀的呼吸声。我坐到床沿上，接受这微风静观式的镇静治疗。然后，我生怕吵醒她，轻手轻脚地离开了卧室。
当时夜已很深，所以一清早我就吩咐弗朗索瓦兹，要她经过阿尔贝蒂娜卧室跟前时，一定要放轻手脚。弗朗索瓦兹听我这么说，以为昨晚我和阿尔贝蒂娜是在她所谓的酒神节狂欢中度过的，于是语带讥讽地关照其他仆人“别吵醒公主”。有些事我一直在担心，其中之一就是怕弗朗索瓦兹有一天会克制不住，对阿尔贝蒂娜出言不逊，那样就会使我和阿尔贝蒂娜的关系变得更复杂。弗朗索瓦兹已不是当年眼看着欧拉莉在我姑妈跟前得宠，心里虽然难受，但还能以大无畏的精神把妒意压下去的那个弗朗索瓦兹了。如今咱们这位老女仆的脸，被妒意折磨得变了样，仿佛整个儿麻痹了，有时我不禁会想，莫非她某次大发脾气后得过一次小中风，而我没注意到？我嘱咐大家保护阿尔贝蒂娜的睡眠，自己却难以入眠。我想弄明白，阿尔贝蒂娜真实的精神状态究竟是怎样的。是不是我演了那出蹩脚的闹剧，真的就躲过了一场真正的危机，也就是说，会不会她装出在家里感到很快乐的样子，脑子里却时时存着想要自由的念头呢？或者情况正好相反，我真的应该相信她说的话？两种假设，究竟哪一种是对的？以往我常常会(将来或许也经常会)找出生活中的一个片段，把它投射到历史的大背景上去，借此弄明白一个政治事件的来龙去脉；但今天早上我的做法正相反，我竭力想要弄明白头天晚上那一幕意义究竟有多大，硬是一个劲地把它等同于刚发生的一桩外交事件，甚至顾不得它们之间有着天壤之别。
我也许有理由如此推理。因为很可能我演的那场戏，无形中受了德·夏尔吕先生的影响——我经常看见他耍这种把戏，这样的先例的影响，是不容小觑的；再者，这种把戏本身，难道不正是德意志种族爱用计谋、必要时还会表现出咄咄逼人的傲慢态度的富有挑战精神的民族性，在个人生活领域中的无意识反映吗？
各种不同的人，其中包括摩纳哥王子，都曾示意法国政府，如果它不跟德尔卡塞先生[251]决裂，气势汹汹的德国人就会悍然发动战争，这位外交部长被要求辞职。于是法国政府接受了这一假设，即我们倘若不做出让步，别人就会向我们宣战。但是另外一些人认为，那只不过是一种虚张声势，要是法国态度强硬的话，德国是不敢贸然动手的。当然我的情形不仅与此不同，而且几乎是刚好相反的——阿尔贝蒂娜从没威胁说要和我断交；但是，一系列事情给我留下的印象，使我脑子里形成一个概念，相信她是那么想来着，正如法国政府相信德国人是那么想来着。换一种情况，假如德国是向往和平的，那么，怂恿法国政府认定德国想要打仗，就是一种大可质疑、相当危险的举动。当然，倘若阿尔贝蒂娜之所以突然萌生独立的愿望，原因就在于她认为我不可能下决心和她分手，那么我的做法不妨说是聪明机灵的。但是，就凭她得知我去韦尔迪兰夫妇家时，那么怒冲冲大声嚷嚷的“我早就料到了”，还有那句揭了自己底的“凡特伊小姐一准也在那儿”，难道还不能相信她并没那么想，难道还非要从她身上窥视一种以满足癖习为归宿的隐秘生活吗？安德蕾向我透露，阿尔贝蒂娜和韦尔迪兰夫人见过面，是证实了这一点的。而另一方面，当我试着要反驳自己的直觉时，我心想，说不定引发这种突如其来的独立的愿望——假定这种愿望确实存在的话，或者更确切地说，最终引发这种愿望的原因，正好是一种相反的想法，亦即认定我并不想娶她的想法(我暗示我们即将分开的时候，无意间把这一点给挑明了)，无论如何，我早晚有一天是要和她分手的，我昨晚演的那场戏，只会使她更加相信事实就是这样，她可能在心里拿定了这么个主意：“如果事情是注定有一天要来的，那么迟来不如早来。”有句最荒唐的谚语说，要想有和平，就得先备战；其实情况正相反，备战造成的结果，首先是敌对双方都以为对方想要让关系破裂，这个想法往往导致关系真的破裂，而一旦关系破裂，双方马上又都会有另一个想法，就是这一局面正中对方下怀。恫吓即便只是装装样子，一旦得逞也会变本加厉。虚张声势的分寸该如何拿捏，才能达到最佳效果，这一点颇难掌握；如果一方分寸太过，此前一直退让的对方就会转而进逼过来；这一方要是不知改变策略，思维有了定式，以为装出不惧怕关系破裂的样子才是避免破裂的最好办法(我昨晚对阿尔贝蒂娜就是这么做的)，而且满脑子都是要让步，毋宁死的傲气，坚持要把恫吓政策进行到底，那么结果双方就都给逼上了绝路，谁也没有退步的余地。虚张声势也可能和真实想法混在一起，交替出现，昨天还是儿戏，明天就变得真有其事了。最后，还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敌对双方的某一方，或者当真铁了心要开战(例如阿尔贝蒂娜拿定了主意，迟早要终结我们的这种生活)，或者正相反，从来没有过开战的念头(我所有的想象，都是向壁虚构的)。
这就是那天早晨她还在睡觉时，盘旋于我脑际的各种不同的假设。不过，至于最后一种假设，我可以说，在此后的那段时间里，我之所以要恫吓阿尔贝蒂娜说要离开她，完全是为了回应她那糟糕的自由观，这种自由观，她没有跟我明说过，但我觉得在她有些隐秘的不快中、有些话语中、有些动作中，都可以感觉到这种观念的存在，所有这一切，她不想对我做出任何解释，但我明白，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这种自由观。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我根本没有暗示我俩可能要分手，却照样看到她的这些表现，我心想，但愿这是她情绪不佳的缘故，过一天就会没事的。可是这种情绪有时会毫不留情地延续整整几个星期，其间阿尔贝蒂娜像是要挑起一个事端、引发一场冲突，仿佛她尽管被幽禁在我家，却知道在某个颇有些遥远的地区，有着她被褫夺的种种乐趣，而且只要这些乐趣还在，它们就始终会作用于她，这就好比气候的变化，即便这一变化远在巴利阿里群岛[252]发生，我们坐在家里的炉边，也能感受到它作用于我们的神经。
这天早上，就在阿尔贝蒂娜还在睡觉，我尝试去猜她脑子里藏着些什么想法的当口，我收到妈妈的一封来信，她对我的种种决定一无所知，为此深感忧虑，这种忧虑她是用塞维涅夫人的下面这段话来表达的：“我相信他不会结婚；可是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去打扰这个他不会迎娶的姑娘的生活呢？为什么要有意去让她拒绝别的求婚者，对他们不屑一顾呢？对于一个他很容易避开的人，他为什么还要去搅乱她的心呢？”妈妈的这封信把我从半空中拉回到了地上。我问自己，我干吗要去探究一个神秘的心灵、解读一张脸，让自己感到生活在不敢深入下去的预感之中呢？我一直在东想西想，其实事情很简单。我是个优柔寡断的年轻人，面对的是一桩成与不成还有待时日来决定的婚事，对阿尔贝蒂娜来说，这毫无特别之处。这样一想，我浑身放松了下来，但时间很短。很快我又想：“如果从社会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确实可以把所有的事情都归结为社会新闻：从事情的外部观察，我大概也会这样看问题。但我知道，真实的——至少还算是真实的——东西，是我所想到的那些东西，是我从阿尔贝蒂娜眼睛里看到的东西，是那些让我备受折磨的惧怕，是我不停地向自己发问的那个关于阿尔贝蒂娜的问题。”未婚夫犹豫不决和婚姻破裂的故事，可以与此相对应，正如有识见的专栏作家写的一篇剧评可以让读者了解易卜生剧作的主题。但其中除了故事本身，还有别的东西在。如果我们学会细细观察所有优柔寡断的未婚夫和勉强凑合的婚姻，我们会知道这个别的东西确实是存在的，因为在日常的生活中，也许就有着隐秘的内容。如果那是其他人的生活，我有可能对此视而不见，但对阿尔贝蒂娜和我自己的生活，我不可能那样——我就生活在其中呀。
那个夜晚以后，阿尔贝蒂娜不再像从前那样对我说：“我知道您信不过我，我要想法子消除您的疑心。”不过，这个念头她虽然不告诉我，却仍会在她的一举一动之中流露出来。她从不单独待在一个房间里，好让我即使不相信她说的话，也能随时随地知道她在干什么，不仅如此，每逢她要打电话给安德蕾，或是打给车库、骑马场或别的什么地方，她就会说，独自一人待在电话边上，等话务局的小姐接通线路，实在太无聊了，非要我陪着她不可，要是我不在，就拉上弗朗索瓦兹，看上去她是生怕我会想入非非，觉得这些电话里有名堂，以为她在暗中跟人约会。
唉!这一切都让我不放心。埃梅把埃丝特的照片给我寄来了，他告诉我，这不是她。这么说，还有别人？谁？我把照片寄还给布洛克。我想看的，是阿尔贝蒂娜给埃丝特的那张照片。她在照片上是怎么个样子？说不定是袒胸露臂的；谁知道她俩是不是一起照的相呢？但我不敢跟阿尔贝蒂娜说起这事，我怕那样会露馅，表明我没见过那张照片，对布洛克也不行，我不想让他觉着我对阿尔贝蒂娜很在意。
这种生活，凡是知道我老在猜疑、她像个奴隶的人，没有不认为对我、对阿尔贝蒂娜都很残酷的，弗朗索瓦兹却不然，她冷眼旁观，把它看作这个小妖精(照弗朗索瓦兹的说法是“江湖骗女”[253]——她妒羡的对象一般都是女的，所以不喜欢用阳性名词，而爱用阴性形式来称呼她们)靠惯用的伎俩弄到手的一种为人所不齿的寻欢作乐的生活。再有就是，弗朗索瓦兹跟我接触日久，学了一些新词，但用起来颇有些别出心裁，提到阿尔贝蒂娜，她就说从没见过一个人竟会如此背信负义[254]，想得出演这么一出戏(弗朗索瓦兹往往把一般当特殊，把特殊当一般，对不同戏剧艺术样式间的区别，概念相当模糊，所以她说成了“演这么一出哑剧”)来打我秋风。弗朗索瓦兹对阿尔贝蒂娜和我之间的真实生活产生这样的误解，我或许也应该负一点责任，因为我平时跟她说起这事，总爱说些模棱两可的话，暗示我俩过得挺好，这样说，有时就为逗她玩儿，有时则是想让她觉着，我即便没有被爱得死去活来，至少还是很开心的。然而，我的嫉妒，我对阿尔贝蒂娜的监视，我一心只想能别让她知道的这些情况，她却一猜就猜到了，就像招魂术士蒙住双眼也能找到东西一样，她凭借的，一是对可能伤害我的东西的直觉，即便我说谎哄她，她照样不会迷失方向，照样会径直朝目标走去；二是对阿尔贝蒂娜的恨意，这种恨意驱使弗朗索瓦兹——她往往把这些对手想象成比实际上更开心，更不择手段的女戏子——去寻找，有什么东西能让她们倒霉，能让她们快快完蛋。
弗朗索瓦兹确实从来没跟阿尔贝蒂娜吵过架。我暗自在想，阿尔贝蒂娜感觉到了自己在受监视，会不会采取主动，把我只想吓吓她的分手变成现实呢——不断变化着的生活，是有可能让我们自以为说说而已的话成为现实的。每当听见开门声，我总会浑身一颤，就像当年外婆弥留之际听见我的铃声时一样。我相信，阿尔贝蒂娜外出不会不跟我说一声的，但是我的潜意识在对我说，她就那么出去了，正如当时外婆已经没有知觉了，但她的潜意识还会随着门铃声而悸动。有一天早上，我甚至突然感到一阵不安，不仅以为她出门了，而且以为她就此出走了。我刚听到一下开门的声响，觉得那很像是她卧室的房门。我蹑手蹑脚地走到她的卧室跟前，走进房间，就停了下来。半明半暗的光线中，只见被单鼓起呈半圆形，想必是阿尔贝蒂娜蜷起身子，双脚和头冲着墙睡在里面。只有浓密的满头黑发露在外面，让我明白这的确是她，她没有开门，没有走动，我感觉到这个一动不动的半圆形是鲜活的，是整个一条生命，是我唯一珍视的东西；我感觉到它在那儿，在我的控制和占有之中。
但我了解弗朗索瓦兹含沙射影的本领，知道她有安排一场戏，把它弄得有声有色的能耐，所以我没法相信，她平日里会放过阿尔贝蒂娜，不想方设法让这姑娘明白自己在这家里地位有多卑微，会不去大肆渲染，把我这位女友的幽禁生活描绘得令她胆战心惊。我有一次发现弗朗索瓦兹戴着副大眼镜，在翻我的文件，把一张稿纸放回原处，这张纸上写着斯万如何离不开奥黛特的一段故事。莫非她不小心把这张纸带进阿尔贝蒂娜的卧室去过？不过在弗朗索瓦兹这些旁敲侧击(它们的基调是阴险的低声耳语)之上，仿佛激**着韦尔迪兰夫妇恶意中伤的斥责声，更响亮，更清晰，也更坚决，起因则是阿尔贝蒂娜无意间让我——我则是有意地让她——疏远了小圈子，惹恼了他们。
至于我为阿尔贝蒂娜花的钱，那几乎不可能瞒过弗朗索瓦兹，我的每笔开销都躲不过她的眼睛。弗朗索瓦兹缺点不多，而这些缺点在她身上，恰恰发展成了货真价实的才干，往往只在这些缺点显露之际才派上用场。最主要的缺点，是对我如何花钱充满好奇，只要这钱不是花在她的身上。要是我有笔账得算，有笔小费得付，我再怎么躲着她也不顶事，她不是有个盆子要来放一下，就是有块餐巾要来取一下，反正总会有个什么事，非过来一下不可。尽管我不许她待着，怒气冲冲地让她快走，但这个视力已然不济，而且不怎么会算数的娘儿们，就喜欢偷眼看着，暗自计算我给了人家多少钱，对此兴味盎然，好比一个裁缝瞧见你就会本能地估算给你做套衣服得用多少衣料，甚至会情不自禁地伸手到你身上来比比画画。又好比一个画家，对色彩的效果始终那么敏感，那么上心。有时我怕她知道了，会去告诉阿尔贝蒂娜我在收买她的司机，于是先发制人，向她告罪说我给司机小费了：“我想对这司机客气点，给了他十个法郎。”弗朗索瓦兹却根本不留情面，她用那半瞎的鹰眼瞥上一眼，就回答我：“不对，先生您给了他四十三法郎小费。他对先生您说车钱是四十五法郎，您给他一百法郎，他只找您十二法郎。”我给了多少小费，自己还不清楚呢，她却有这工夫看得这么明白，算得这么清楚。
如果说阿尔贝蒂娜的目的就是还我一个清静，那么她的目的有一半达到了，因为我的理智已经在告诉我，我以为阿尔贝蒂娜在背着我策划什么，是错怪了她，正如我认定她本性邪恶也许是冤枉了她。想来我在掂量理性给我提供的论据时，加入了希望它们确凿可信的意愿。但为了公正，也为了有一睹真相的机会(如果我们并不认为真相只能靠预感，靠心灵感应才能知晓)起见，我是否应当认为，如果说我的理智在寻求让我康复的途中，是听凭意愿所左右的，那么反过来，阿尔贝蒂娜的癖习也好，她要过另一种生活的想法，她打算离开我的计划也好(这些其实都是她的癖习的推论)，凡是事关凡特伊小姐时，我的直觉由于巴不得我旧病复发，因而会被嫉妒心引入歧途呢？不过，阿尔贝蒂娜是费了心思，刻意让幽禁成了绝对的足不出户，这样一来，先是消除我内心的痛苦，然后就是渐渐消除我的猜疑，使我能在夜晚给我带来不安之际，因有阿尔贝蒂娜在身旁而再次感到刚在一起时的安宁。她坐在我床边，和我说的不是某件衣服，就是某个物件，我平日里不停地给她买这些东西，想让她的生活更有温情些，想让她的这座监狱更漂亮些，有时候我真的很怕她会有德·拉罗什富科夫人一样的想法，有人问那位夫人，住在利昂库尔这么一座漂亮的宅子里是不是很开心，她回答说监狱是无所谓漂亮不漂亮的[255]。
因此，我之所以要向德·夏尔吕先生请教古董法国银餐具的事，就是因为我们有了个购置游艇的计划，这个计划在阿尔贝蒂娜看来是不可能实现的——我呢，每当我相信她品行端方，妒意减退，其他欲念趁势而上之时，我也觉得那是无法实现的，因为这些欲念虽说把嫉妒排除在外，但毕竟是要有钱才能满足得了的——尽管她不相信我们能拥有一艘游艇，但我们还是顺便征询了一下埃尔斯蒂尔的意见。而画家关于游艇装潢的口味之精细，之挑剔，真与女人关于服饰的口味有得一比。在他眼里，只有英国家具和有年头的银餐具才够档次。阿尔贝蒂娜起先只想到盥洗间和舱内的陈设。现在银餐具引起了她的兴趣，我们从巴尔贝克回来以后，她读了一些有关银餐具制作工艺以及昔日银器雕镂工匠专用钢印的书籍。可是，古老的银餐具先后经历过两次回炉熔铸的劫难：一次是在乌德勒支协议签订之际，当时国王带头交出成套银餐具，王宫贵胄纷纷效法；另一次是在1789年，所以，年代久远的银餐具如今已经非常罕见。而时下的银器工匠尽管也按照甘蓝桥[256]的图纸仿制各式银餐具，但在埃尔斯蒂尔看来，这些仿旧的新货根本不配放进一位趣味高雅的女士的房间——哪怕那只是一个漂浮在水面上的房间。我知道阿尔贝蒂娜读过描述罗基埃为巴里夫人制作的珍贵首饰的书籍[257]。倘若那些首饰中尚有几件存世的话，她一准眼红得要命，恨不得能亲眼瞧上一眼，我呢，恨不得能把它们都给她。她甚至玩起收藏来了，一些挺不错的藏品，被颇有情调地摆放在一个玻璃橱里，我看在眼里，心头又是感动，又是担心，因为，她爱上的这门工艺，实在是集耐性、灵巧、怀旧以及但求忘却的心境之大成的工艺，醉心于这门工艺的人，往往是俘虏。
说到服饰，凡是福迪尼制作的款式，这会儿都让她心醉神迷。福迪尼的这些长裙，我看见德·盖尔芒特夫人穿过一件，埃尔斯蒂尔曾对我们说起卡尔帕乔和提香时代的衣着如何华美，当时他声称，下一轮时尚将在那个时代的遗迹上再生，因为一切都会去而复来，正如圣马可教堂的拱门上的格言所示，也正如代表着死亡和复活的圣鸟，从拜占庭廊柱顶饰的大理石和碧玉水盂中饮水时做出的预言所示。刚见有人穿上这种长裙，阿尔贝蒂娜就想起了埃尔斯蒂尔的话，她也要穿这样的长裙，我们得去挑一条。然而这种长裙，虽说未必像真正的古代服饰那样，套在今日女性身上多少有点戏装的味道，还是当作一件收藏品保存为好(我也另外给阿尔贝蒂娜买过一些类似的服饰)，但是它们绝不像仿制的假货那样索然无味。它们很像塞尔、巴克斯特和伯努瓦[258]所绘制的舞台布景，当时在俄罗斯芭蕾中，这些布景凭借它们充满不同时期的时代精神，而又富有创作个性的艺术内涵，把艺术史上最令人心仪的那些时期的风貌，展现在了观众眼前；福迪尼的长裙也是如此，它们古风犹存，却又标新立异，犹如一台布景(引人浮想的效能，甚至比布景有过之无不及，因为布景毕竟还要靠想象，它们却是活生生的就在眼前)，让人仿佛看见一座弥漫着东方情调的威尼斯城，那儿的妇女身穿的长裙，比圣马可教堂圣龛中的圣物更容易引发联想，使人想到阳光和围聚的彩色头帕，细碎、神秘的互补色绚丽夺目。一切都随着时代而消逝，但一切又都在重生，它们在壮丽的景观和熙攘的人群中，在总督夫人古意盎然的服饰的一个又一个细节上复苏、重生。
有过一两次，我很想去听听德·盖尔芒特夫人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但是公爵夫人不喜欢看上去像戏装的服饰。她自己，穿黑丝绒长裙配钻石是最美的。对于福迪尼那类的长裙，她的意见未必对我有用。再说我也有些犹豫，怕这么去问她，会让她觉得我只有在用得到她的时候才会去看她，因为在这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她每星期都请我去参加聚会，我一次也没去。这样盛情邀请我的，并不只是她一个人。当然，她和好多别的夫人，都一直对我优渥有加。不过，我的深居简出肯定使她们对我倍加优渥。看来，社交生活无非是爱情生活黯淡的映像，你要想让别人来争着要你，最好的办法就是别去搭理人家。一个男人寻思自己有哪些长处可以自诩，为的是取悦一个女人；他不停地更换装束，格外地注意仪表，可是那个女人根本不屑一顾，而一旦他欺骗了她，那么不管他在她面前是多么不修边幅，多么不会取悦于人，他却会被她深深眷顾。同样，倘若有位男士抱怨说自己在社交场上不怎么受欢迎，那我不会劝他多多涉足社交场，不会劝他把马车换得更华丽些，我会劝他别接受任何邀请，闭门蜗居在自己的房间里，别让任何人进去，这时人家就会在他门口排起队来。或者，我也可能什么都不对他说。因为，这种取得社交场上成功的方法，类似让自己被人爱的方法，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不是有意采用这个方法，而是，比如说，他待在卧室里不出门是因为他病得很重，或者他自己这么认为，或者他有个情妇关在里面，而他把她看得比社交界(或者比上面说的三件事情)更重要，而对社交界来说，这正是人家(他们并不知道您屋里有个情妇，而仅仅是由于您不接受他们的邀请)把您看得比那些自己送上门去的人都更重要，觉得您不可或缺的一个原因。
“说起卧室，我想到得赶快给您去定制一条福迪尼的睡裙。”我对阿尔贝蒂娜说。当然，她早就想要这样一条睡裙，她会跟我花上许多时间去挑选款式，她会不仅在衣柜里，而且在想象中为它预留好位置，对这样一条睡裙，她会久久地欣赏每一个细节，跟一个裙子多得穿不了、不想再多看它们一眼的富婆所不同的是，这样一条睡裙在阿尔贝蒂娜眼里自有其特殊的意义。但尽管她微笑着向我致谢说：“您真好。”我却注意到她神色疲惫，甚至有些忧郁。
有几次，她定制的裙子还没完工，我就给她先借几件，有时甚至就拿些衣料来披在她身上试试样子，她在我的房间里踱步，雍容华贵堪比总督夫人和时装模特。不过，我看见这些裙子就想起威尼斯，蜗居巴黎变得更难以让我忍受。当然，阿尔贝蒂娜比我更像囚犯。有件事很奇怪，变换着人生境况的命运之神，竟然能穿过牢房的墙壁，让她来个脱胎换骨，将巴尔贝克的那个少女，变成了一个驯顺的、令人生厌的女囚。是的，牢房的墙壁阻挡不了这种穿透力；甚至，这种穿透力说不定就来自这墙壁。她已经不再是当初的阿尔贝蒂娜，因为，她不再像在巴尔贝克那样，碰不碰就骑上自行车逃之夭夭，到那些小片的海滩上去和女友们一起过夜，这种小海滩为数众多，要想找到她们谈何容易，何况她还对我说了谎，让我更难找到她的去处；因为，她一直被关在我家里，听话而孤独，跟巴尔贝克的那个少女已经判若两人，当时即便我能找到她，在海滩上的这个难以捉摸的、谨慎而狡猾的少女身上，也仿佛延伸出去好些被她巧妙隐瞒着的约会，我为此感到痛苦，却又因此而爱她；她对其他人的冷淡以及答话的枯涩，都让人从中感觉到她昨晚已赴的约会和明天将赴的约会，对我来说那都意味着轻蔑和欺骗。因为，海风不再鼓起她的衣裙，因为，这是最要紧的，我折断了她的翅膀，她不再是一位胜利女神，而只是一个我想要摆脱的惹人嫌的奴隶。
于是，为了转换一下思绪，我没有和阿尔贝蒂娜玩纸牌或下跳棋，而是请她给我弹点曲子。我仍躺在**，她走到卧室那头钢琴跟前坐下，钢琴就放在书橱的撑架中间。她选了几个片段，或是没弹给我听过的，或是虽然弹过，但也就弹了一两次，因为，她对我开始有所了解，知道我最感兴趣的，正是我还不熟悉的东西，我希望在一遍遍聆听以后，随着不断丰富的感受如亮光一般透入心田(遗憾的是，它们不是跟我的智力相悖，就是让这智力觉得很陌生)，我能把零零碎碎、断断续续的乐段联结在一起，让起先几乎隐没在轻雾中的建筑完整地显现出来。她知道，而且我相信她能理解，这种在最初几次聆听时为一团尚未成形的星云塑型的工作，给我带来了精神上极大的愉悦。阿尔贝蒂娜弹奏时，那头浓云也似的黑发，我只见到一个心形的鸡冠状发式贴在一侧耳朵上，有些像委拉斯开兹画中公主的发髻。这位音乐天使的身量，由我脑海中有关她的各个不同的记忆点与我身上那些不同的记忆单元(从视觉器官直到内心的感觉单元)之间的多重连接路径所构成，这种三维的形象能帮助我进入她内心最隐秘的深处，同样，她演奏的音乐也有一种由各个乐句或明或暗的可见度生成的体量(明暗的程度，取决于透入的亮光的多少，以及那座起先几乎隐没在雾中的建筑，已经有多少轮廓线被联结在了一起)。阿尔贝蒂娜知道我喜欢她为我提供还很模糊、晦涩的东西，让我可以给这些星云塑型。她猜想，听她弹奏三四遍以后，我的智力已经够得到乐曲的每个部分，从而按相同的距离来放置它们，我已经无须再为它们多费劲，而只要把它们展开、固定在一个统一的背景上就可以了。但她不急于换一首曲子，虽然她也许并不明白我脑子里是怎样活动的，但她知道，我的智力在消除一部作品迷雾的工作中，一般总会同时进行某种有益的思考，作为完成这一乏味的任务的补偿。所以在阿尔贝蒂娜说“把这卷乐谱交给弗朗索瓦兹，让她给我们换一卷”时，对我而言这往往意味着世界上少了一首乐曲，却多了一份人生真谛。
我心里非常明白，嫉恨凡特伊小姐和她的女友是很没有道理的，阿尔贝蒂娜根本没想要跟她们见面，我俩一起制订的度假计划，都因她的坚持而没把贡布雷列为目的地(它离蒙舒凡实在太近了)，所以我请阿尔贝蒂娜给我弹奏，而且听着心中并无芥蒂的曲子，经常是凡特伊写的曲子。只有一次，凡特伊的乐曲成了我心生嫉恨的一个间接原因。事情是这样的，阿尔贝蒂娜知道我在韦尔迪兰夫人府上听莫雷尔演奏过这首曲子，有天晚上她和我说起莫雷尔，让我觉着她非常想去听他演奏，而且跟他认识一下。而就在两天以前，我刚从德·夏尔吕先生那儿得知，他无意间截获了莱娅写给莫雷尔的一封信[259]。“下流的妞儿”“**的美人儿”等称呼，在我脑海中回响，令我毛骨悚然。正因为凡特伊的乐曲如此这般地和莱娅——而不是凡特伊小姐和她的女友——联系在一起，所以每当莱娅引起的痛苦缓解之时，我聆听这首乐曲心头就会感到痛苦；一处的疼痛，让我避免了别处可能发生的疼痛。在韦尔迪兰夫人府上听到的音乐，其中没有被我注意到的、当时还如看不分明的蛹那般待在暗处的乐句，后来成了气势恢宏的大厦；有些起先我几乎没去理会，至多只是觉着它们难听的乐句，后来成了我的朋友，我从没想到一旦熟悉以后，我居然会发现它们(就像那些起初让你讨厌的人一样)那么可爱。在这两种状态之间，有一个实质性的嬗变。换一个角度看，有些第一遍听就很清晰的乐句，其实我当时并没真的认出它们，现在，我认出了它们就是别的作品中的某些乐句，正如我在韦尔迪兰夫人府上听七重奏时，没有认出宗教题材管风琴变奏中的那个乐句，而它却有如圣女那般步下神殿，与作曲家笔下已为我们所熟悉的仙女们融为一体了。再比如说，表现中午排钟齐鸣欢腾景象的那个乐句，我当时觉得旋律不美，节奏也呆板，现在它却是我最钟爱的乐句——其中的原因，我想，不是我习惯了这种丑，就是我发现了它的美。杰作一开始引起的失望情绪，之所以会发生转变，究其原因，无非是或者最初的印象渐渐淡忘了，或者我们为探索人生真谛付出了努力。这两种假设，适用于一切重要的问题，诸如有关艺术的真实、真实性本身以及灵魂的永恒性的问题：在这两种假设中做选择，始终是必需的；对凡特伊的音乐而言，我们每时每刻都面临以不同形式出现的这一选择。举例来说，他的音乐让我感到比所有我们熟悉的书籍都更为真实。有时我想，原因就在于我们平时在生活中感觉到的东西，并不是以观念的形态呈现的，它们要通过文学意义上，或者说智力意义上的转译，才能被意识到，才能被解释，被分析，而这种转译并不能像音乐那样将这些感受重组——在音乐中，乐音仿佛体现了这些感受的变化，再现了内心那种最强烈的感觉，使我们不时处于一种特定的陶醉的状态，当我们说“天气多好啊!阳光多明媚啊!”的时候，别人是无法和我们分享这种陶醉的快感的，同样的阳光，同样的天气，在他们身上唤起的，是全然不同的感动。在凡特伊的音乐中，就有这样一些意象，它们是你无法言传，甚至不容你凝视的，我们入睡之际，它们会以这种非现实的魅力安抚我们，此时，理性已然遁去，眼睛已然闭上，我们还来不及认识这不可言喻，甚至无法看见的东西，就睡着了。我觉得，当我毅然决然地选择艺术是真实的这一假设时，音乐能为我提供的，并非好天气或鸦片之夜所唤起的、那么简单的精神愉悦，而是一种更真实、更充沛的陶醉——至少我是这样预感的。一尊雕塑、一首乐曲，凡是能激发起一种更崇高、更纯粹、更真实的感情的，不可能没有某种精神上的现实性与之对应，否则生活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因而，我在生活中一度感受过的某种特定的愉悦情绪，凡特伊的一个优美乐句，就能让它惟妙惟肖地重现出来，例如当我看到马丁镇的钟楼、巴尔贝克一条小路旁的几棵树，或者就只是像本书开头那样喝一杯茶的时候，我都有过那种体验。就拿那杯茶来说吧，凡特伊给我带来了多少充满阳光的感觉，明亮的市声，喧腾的色彩，它们都来自他作曲的世界，凡特伊把它们展现在我的想象中，执着而又迅捷得让我无法抓住——这有如隐隐散发着天竺葵香气的丝绸一般的东西。虽然记忆中的这种含糊不清的东西，可以凭借测定环境(某种气味之所以会唤起我们充满阳光的感觉，就是因为有这样的环境)——不说是深化吧，至少是使之精确，但是凡特伊带给我的朦胧的感觉，并非来自回忆，而是来自一种印象(比如对马丁镇钟楼的印象)，从他的音乐所散发的天竺葵芳香中，我们应该寻找的不是一种物质上的解释，而是更深层次的对等物——那是一个未知的、欢闹的庆典(他的作品，都仿佛是这个庆典的不连贯的片段，是一些裂口呈猩红色的碎片)，是他聆听天地万物并将它们投射到自身之外去的方式。别的音乐家都不曾向我们展示过这个独特的世界，它的特性让我们感到很陌生，而这种特性，我对阿尔贝蒂娜说，也许比作品本身更有说服力，证明了天才之所以为天才。“文学也是这样吗？”阿尔贝蒂娜问我。“文学也是这样。”我想起凡特伊作品中同一乐思反复出现的特点，对阿尔贝蒂娜解释说，伟大的文学作品其实写的都是同一部作品，或者更确切地说，都是把他们带给这个世界的同一种美，通过各种不同的介质折射出去。“时间太晚了，小乖乖，”我对她说，“下回我来给您讲讲您趁我睡觉的工夫读过的那些作家吧，我会让您看到他们身上都跟凡特伊有相同之处。现在您也像我一样，开始注意那些重复句型了，亲爱的阿尔贝蒂娜，他的奏鸣曲也好，七重奏也好，别的作品也好，都出现过同样的句型，而文学作品，比如说巴尔贝·德·奥韦伊[260]吧，他的作品中那种隐藏在深处的现实性，从种种具体的细节中透露出来，着魔的女人、埃梅·德·斯邦和克洛特的脸红，《深红的窗帘》中的那只手，那些古老的传统、习俗，那些古朴的词语，那些作为过去的象征的古老而奇特的职业，拿着魔镜的牧人讲述的传说，那些散发着英格兰的芳香、美如苏格兰乡村的高贵的诺曼底城镇，韦利尼、牧羊人和人力无法挽回的魔咒，还有那种仿佛弥漫在一幅风景画中的不安情绪——无论是《老情妇》中寻找丈夫的女人，还是《着魔的女人》中在荒原中奔跑的丈夫，或是做完弥撒走出教堂的着魔的女人，都让人感受到同样的不安情绪，这些细节无一不在透露这种隐藏的现实性。托马斯·哈代[261]小说中那个石匠凿出的石块的几何形状，不也就是凡特伊的重复句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