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当口，莫雷尔跑过来，指着朝夏尔吕走去的王后问道：“这位夫人可就是那不勒斯王后啊？(其实他明明知道就是她)出了刚才的事，唉!我可没法请男爵给我介绍了。”

“别急，我来。”韦尔迪兰夫人说着，朝正在和德·夏尔吕先生谈话的王后走去，后面跟着几个信徒，但其中不包括我和布里肖，我俩正忙着领衣物离开呢。男爵原以为由他把莫雷尔介绍给那不勒斯王后这一至关重要的心愿，是肯定能实现的——除非王后陛下死了，而那是不大可能的。我们总把未来想象成现在投射在一个虚无空间里的反光，其实它往往是一些因结出的果，只是我们对其中大部分的因都没注意罢了。才过了不到一小时，可现在德·夏尔吕先生是不惜任何代价也要让莫雷尔没法认识王后了。韦尔迪兰夫人向王后行了个屈膝礼，见王后好像不认识她是谁，就说：“我是韦尔迪兰夫人，陛下没认出我吗？”

“很好。”王后说了这么一句，就继续很自然地跟德·夏尔吕先生谈话，这种漫不经心的神气，让韦尔迪兰夫人心里嘀咕，这声漫不经心得令人不可思议的“很好”，究竟是不是对她说的；正在为情所苦的德·夏尔吕先生，却不由得微微一笑，他熟谙冷落对手之道，王后陛下这般冷落女主人，让他很感激。莫雷尔远远看见韦尔迪兰夫人准备给他引见，赶紧走了过来。王后伸出胳膊让德·夏尔吕先生挽住。对他，她也有些生气，但仅仅是因为他没有对侮辱他的卑鄙小人给予有力的回击。她为他感到脸红，韦尔迪兰夫妇居然敢如此对待他。几小时前她对他俩表现出同情和好感，显得那么平易近人，此刻她却对他俩冷若冰霜，显得那么骄矜倨傲，其实两种态度都源自心中的同一部位。王后是个非常善良的女人，但能感受到这种善良的，首先是(这是没有条件的，无可变易的)她所爱的人，她的亲友，她的家族中所有那些贵族成员，其中包括德·夏尔吕先生；其次才是所有懂得尊敬、爱戴她所爱的人的布尔乔亚或地位卑微的平民。她是在对一个具有善良天性的女人，在向韦尔迪兰夫人表示同情和好感。也许可以说，这种善良中所包含的，是一种狭隘的、近乎托利党人[226]的、日甚一日变得过时的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她身上的善良不够真诚或不够热情。古代的人爱他们的城邦，愿意为它献身，那是因为城邦未逾城市范围，今天的人爱祖国，将来的人说不定爱的是全球合众国，而要说爱的程度，古人和今人未必输于后人。身边现成的例子，就是我母亲，康布尔梅夫人和盖尔芒特夫人始终没能说动她投身任何慈善事业，或从事任何教区工作，她既不到义卖现场去售货，也不去那儿布施。她只有先听到心在召唤，才会去做一桩事情；她的满腔爱心，她的慷慨大度，是留给家人、仆人和路上偶然遇到的穷人的，我并不是说她这样就一定有道理，但我知道母亲跟外婆一样，在她身上这种爱心和慷慨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是盖尔芒特夫人或康布尔梅夫人所远远不及也不能及的。那不勒斯王后的情况全然不同，但有一点很清楚，就是她心目中的好人，跟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阿尔贝蒂娜从我的书房里取走这些小说，就此占为己有)中的好人，也就是那些在谄媚的门客和小偷、醉鬼的躯壳里，在时而恭顺，时而蛮横、**、恶念丛生的外表下，有着令人同情的灵魂的人，是截然不同的。然而两个不同的极端往往会交会在一起，因为王后一心想要保护的那个贵族身份受辱的亲戚不是别人，恰好是德·夏尔吕先生，也就是说，是一个尽管出身名门，跟王后沾亲带故，却又恶习很多、名声不佳的角色。“您脸色不好，我亲爱的表弟。”她对德·夏尔吕先生说，“请靠在我的手臂上。请您相信，它永远是您的后盾。它很坚强。”说完，她骄傲地抬起头来，正视前方(据施基告诉我，当时站在她面前的是韦尔迪兰夫人和莫雷尔)，“您知道，当年在加埃塔它曾使敌人闻风丧胆。它会保护好您的。”就这样，伊丽莎白皇后高傲的妹妹用胳膊夹着男爵的手，不容别人介绍莫雷尔，扬长而去。

有人可能会想，以德·夏尔吕先生六亲不认的火暴脾气，这次晚会以后，他一定会怒火中烧，对韦尔迪兰夫妇肆意报复。他并没有这样做，主要原因当然是他没过几天就着了凉，感染了一种当时很常见的肺炎，有很长一段时间医生和他自己都以为他快不行了，后来就那么生死未卜地拖了好几个月。在这以前他一直患有神经官能症，火气一大就会忘乎所以，没法控制自己，他这次一声不响，是否仅仅是一种疾病转移，由另一种疾病取代了神经官能症呢？因为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虽说德·夏尔吕先生从没把韦尔迪兰夫妇真正放在眼里，但要说他是不跟他俩一般见识，所以不去责怪他们，那未免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同样，诚然有些动辄对无伤大雅的假想敌大动肝火的神经质的人，一旦人家真的对他们发起攻击，他们就会变得毫无招架之力，而且，当这种人发脾气时，光靠给他们讲道理，告诉他们抱怨无济于事，是不管用的，非得劈头盖脸地浇一盆冷水才能使他们安静下来，然而要说就是这么回事，只怕也还是太简单了。男爵之所以没有报仇雪恨，恐怕不能用所谓的疾病转移来解释，而要从疾病本身中找原因。疾病使男爵极度疲惫，他已经没有精力顾及韦尔迪兰夫妇。他已经是半死的人了。我们刚才说到攻击；即使是身后才起作用的攻击，倘若你想让它“上劲”的话，你也必须付出耗费精力的代价。德·夏尔吕先生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有人说两个宿敌即使同归于尽，临终前也要睁眼看一下对方濒死的模样，才会安然闭上眼睛。这种事情大概极为罕见，除非死亡是趁我们身体健康时突然降临的。情况正相反，一个人到了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失去的时候，是不会有心思去面对任何危险的，哪怕那是他身体健康时觉得不值一哂的危险。复仇心是人生的一部分；常见的情形是——尽管有例外，我们下面会看到，在同一个人身上，性格中也往往充满矛盾——当我们站在死亡的门槛上时，复仇心会弃我们而去。且说德·夏尔吕先生想了一会儿韦尔迪兰夫妇，感到非常累，转身向着墙壁，什么也不再去想。打那以后，虽说他依然能口若悬河，但风格起了变化。没有了那种狂热和亢奋，话语间多了一种近乎神秘的意味；福音书中的寓言，为这种口才蒙上了一层对死亡逆来顺受的色彩。在觉得自己身体有救的时日，他话特别多。身体情况不佳时，他一言不发。这种由慷慨激昂转换而来的基督徒式温情(两者之间大不相同，正如《安德罗玛克》中流露的才气有别于日后的《以斯帖》[227])令他周围的人赞叹不已。这种赞叹中也有韦尔迪兰夫妇的份，对这样一个浑身缺点曾让他们极其厌恶的人，他们也禁不住刮目相看。当然，有许多仅仅看上去有点基督徒精神的想法，有时还是会在德·夏尔吕先生脑子里冒出头来。他祈求天使长加百列像对那位先知一样，飞来通知他要等多少时间救世主才会降临。他带着温柔而忧郁的笑容，打断自己的思绪说：“但愿天使长别像对但以理那样，要我耐心等待‘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228]，到那时我早就死喽。”让他这般苦苦等待的人，就是莫雷尔。所以他请求天使长拉斐尔给他把莫雷尔带来，就像把年轻的托比阿斯带到他父亲面前一样。他心里还多了份俗人的心机(就像患病的教皇在让人给他做弥撒的同时，不忘叫人去请医生)，对前去看望他的人暗示说，要是布里肖赶快把他的托比阿斯给带过来[229]，说不定天使长拉斐尔会答应让他复明(就像对托比阿斯的父亲那样)，或者让他在毕士大的池子里躺一下[230]。但尽管有这些人性弱点的纠结，德·夏尔吕先生谈话中的道德纯洁性还是让人感到很有趣味的。吹牛、诽谤、狂妄、污言秽语，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就道德而言，德·夏尔吕先生已经大大超越了先前所在的水平。然而这种道德的完善——他凭着自己的好口才，一度让那些易动感情的听众相信，这种完善业已实现——这种道德完善，却随着成就了它的疾病的痊愈而消失了。我们下面会看到，德·夏尔吕先生的道德水平在不断滑坡，而且愈滑愈快。韦尔迪兰夫妇对待他的态度，则已成为有些遥远的回忆，一旦有了新起的怨怒，这段回忆就淡去了。

我们回过头来说韦尔迪兰的晚会。当客厅里只剩下主人夫妇俩的时候，韦尔迪兰先生对妻子说：“你知道戈达尔为什么没有来吗？他跟萨尼埃特在一起。萨尼埃特想在交易所里翻本，下了个狠注，结果一败涂地。他得知自己已经不名一文，还背了将近一百万的债，马上变得一蹶不振。”

“那他干吗要赌一把呢？他这个傻瓜，怎么能玩得转呢？比他精明得多的玩主，也会输得血本无归，他不是注定了要去垫刀底吗？”

“他当然是个傻瓜，这我们早就知道。”韦尔迪兰先生说，“可现在情况不大妙。眼看他明天就会被房东撵出去，流落街头无以为生。他的亲戚帮不了他，福什维尔才不会接济他呢[231]。所以我在想，如果您也乐意这么做的话，我们也许不妨给他一小笔年金，让他不觉着已经彻底破产，可以在自己家里养养身子。”

“我完全赞成你的意见，你这么想真是太好了。不过你说到了‘自己家里’；这个蠢货还住着一套租金挺贵的房子呢，这可不行，得给他换个小一点的两间套。眼下他那套房子怕要六七千法郎吧。”

“六千五。他就爱这房子。总之，他受了这么大的一次打击，最多还能活个两三年了。就算还有三年，再得为他花一万法郎，我想我们也行。比如说，拉斯普利埃的城堡，我们今年可以不再续租，换一个便宜点的住所。以我们的收入，我想在三年以内付个一万法郎应该没问题。”

“那是，可问题在于消息传开去，我们难道对别人也得这样做吗？”

“你放心，这我早想过了。我们这样做的先决条件，是不能让消息传开去。谢天谢地，我可没想当什么全人类的大恩人。博爱在这儿行不通!我们可以这样，就对他说这钱是舍巴托夫亲王夫人给的。”

“他会相信吗？她写遗嘱那会儿咨询过戈达尔。”

“必要时我们可以把实情告诉戈达尔，他向来有保守秘密的职业习惯，再说他赚的钱已经够多了，不会再为这点事来敲我们一笔。他说不定还可以说，是亲王夫人让他来当这个中间人的。这样一来，我们就根本不用出面。那些溢于言表的兴奋，那些感激涕零的肉麻话，统统可以免了。”

韦尔迪兰先生说到这儿，又说了一个词，显然是指那种他想避开的令人感动的场面和话语。可是我没能听明白这个词的意思，因为它不是个法文词。有些人在家里说到某件事情，尤其是令人不快的事情，常常会用上这样的一个词，可能因为他们想当着人家的面谈论此事，但又不想让当事人听明白他们在说什么。诸如此类的表述，通常是家族先人生活状态遗留至今的一种痕迹。比如说，在犹太人的家庭里，那可能是一个含义有所引申的惯用词，是如今都说法语的家人所唯一还能听懂的希伯来词语。一个有着浓厚外省氛围的家庭里，那可能是当地的一个方言词，虽然这家人早已不讲甚至不懂这种方言了。在一个来自南美如今只说法语的家庭，则可能是一个西班牙词语。对下一代而言，这个词是作为儿时的回忆而存在的。他们还记得当年父母在餐桌上说了一个什么词，心照不宣地评议了正在一旁伺候的仆人，那仆人却浑然不知，而孩子们也不明白这个词究竟是什么意思，不知道那是西班牙语、希伯来语、德语，是方言，还是一种说不上名字来的语言的词，抑或干脆就是个杜撰的词。要解决这个疑难问题，非得有一个尚健在的舅公或年长的堂兄，而且这位长辈还非得使用过这个词不可。我不认识韦尔迪兰夫妇的任何亲戚，所以没法知道韦尔迪兰先生说的词究竟是什么意思。不过我知道，只要他一说这个词，韦尔迪兰夫人就会浅笑盈盈，因为这种通用性很差、个人色彩很浓、隐秘性很强的语言，跟平日用的语言相比之下，让仅在彼此间使用它的这对夫妇自我感觉好得多，使他们有了一种别人无法分享的满足感。一阵得意过后，韦尔迪兰夫人问：“要是戈达尔说出去怎么办？”韦尔迪兰先生答道：“他不会说的。”可他还真说了，至少对我说了，我正是在几年以后萨尼埃特的葬礼上听他说起这件事的。我感到遗憾的是没能早点知道。否则，首先我可能会更早接受这样一个观念，就是永远不要责怪任何人，不要因为记得某人在某个时候做过错事坏事，就对他做出评判，要知道，他在其他时候可能怀有的善良愿望，以及为此做过的努力，我们是并不了解的。即便从预见的角度来说，贸然下断语也不可取。一个人犯过一次错、使过一次坏(我们看到的确实是仅此一次)，十有八九还会再犯再使。但是人的性格是多方面的，除了这一面，他还会有许多其他的方面，而我们往往会因为他曾经犯过错使过坏，就对其他那些流露温情的方面视而不见。从更为个人化的角度来说，这次的发现当然对我不无影响。戈达尔告诉我的这件事，改变了我愈来愈觉得韦尔迪兰先生是个大坏蛋的印象，倘若戈达尔能早些告诉我，我对韦尔迪兰夫妇在我和阿尔贝蒂娜之间究竟扮演何种角色的疑虑，也许早就消释了。不过，疑虑消释也未见得就对，因为韦尔迪兰先生虽有美德，却依然喜欢捉弄人家，有时简直到了酷虐的地步，他唯恐失去在小圈子里的支配权，甚至不惜编造拙劣的谎言，煽动无端的仇恨，来切断信徒之间任何不以小团体利益为唯一目标的联系。他可以是个不藏私心、慷慨而不矜夸的人，但这并不等于说他是一个敏感的、富有同情心的人，也不等于说他是一个谨慎小心的人，一个坦诚的、永远善良的人。一种局部的善良天性——其中或许有当年与我外婆过从甚密的这个家族的遗风在——很可能早在我发现它之前就已存在，正如美洲和北极，早在哥伦布和皮里[232]发现它们之前就已存在。然而，韦尔迪兰先生的这种天性，在我发现它的那一刻，还是给了我一种全新的、意想不到的印象；我由此断定，要对一个人的性格做出一种一劳永逸的描述，正如要对社会的方方面面、对情感的形形色色做出类似的描述一样，实在是难乎其难啊。人的性格跟社会、情感一样，是变化不居的，倘若我们把一个个相对而言静态的瞬间定格下来，我们就会看到一些相继呈现的截面，它们焦距不定，各不相同(这意味着它们无法保持静止，而是始终在动的)。

我看时间已经很晚了，担心阿尔贝蒂娜一个人会感到无聊，便问布里肖，待会儿是否可以先把我送回家，然后再用我的车子送他。他称赞我从韦尔迪兰府直接回家，殊不知有个姑娘正在那儿等我，他还称赞说，这么早早结束夜生活，真是乖得很，根本想不到对我来说，真正的夜生活还没开始呢。随后他就跟我说起德·夏尔吕先生来了。那位先生要是能听到这位教授，这位平时对他非常客气，总是对他说“我一定守口如瓶”的教授，竟然会如此口没遮拦地谈论他和他的生活，一准会听得目瞪口呆。德·夏尔吕先生曾经对布里肖说：“有人言之凿凿地告诉我说，您在背后说我坏话。”当时布里肖的惊讶和愤慨，或许都是真诚的，事实上，布里肖是对德·夏尔吕先生有好感的，即使他也会说那些关于男爵的段子，但这些大家引为笑料的段子从他嘴里说出来时，首先浮现在他脑海里的是他对男爵的那种好感，而不是这些段子本身。当他说“我说起您，心中充满友情”的时候，他并不觉得自己在说谎，因为他议论德·夏尔吕先生时，其中的确有几分友情的意味。作为大学教师，首先得在社交生活中有其魅力，对布里肖而言，德·夏尔吕先生恰好就具有这种魅力，布里肖长期以来一直以为出自诗人想象的东西，在男爵身上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印证。经常在课堂上讲解维吉尔《牧歌》第二章的布里肖，对这部诗作究竟是否有现实的背景，始终感到有些茫然，他到了晚年，才在与德·夏尔吕先生的神聊中品尝到了些许乐趣，他知道，这种乐趣正是他的老师梅里美先生、勒南先生和他的同事马斯佩罗[233]先生在游历西班牙、巴勒斯坦、埃及的旅途中，目睹西班牙、巴勒斯坦和埃及当下的风光和民俗，从中体认他们曾在书本中习读的古代场景的舞台原型和依然不变的演员时，曾经感受到的乐趣。

“我并不想冒犯这位出身高贵的骑士的尊严，”布里肖和我同在行驶中的车子里时，这样告诉我，“但我要说，当他带着几分夏朗东意味[234]的狂热和一根筋的执拗劲头，竭力宣扬他的撒旦信条时，那情景只能用奇异二字来形容。那种憨直的模样，让我想起西班牙的流亡贵族。我敢打包票说——请允许我借用于尔斯特大主教[235]的口吻说，我终有一天会不无欣慰地看到这位披挂甲胄的骑士来造访寒舍，知道他原来是为保卫阿多尼斯[236]抗击我们这个丧失信仰的时代，才凭着高贵的种族本能，怀着所多玛式的纯情，毅然加入东征十字军的。”

我听着布里肖说话，却并不是和他单独在一起。而且，出了府邸以后，依然是这样，我感到(尽管是模模糊糊地)自己跟此刻正在卧室里的姑娘是连在一起的。即使是在韦尔迪兰夫妇府上跟这个或那个宾客谈话的时候，我也始终朦朦胧胧地感到她就在我身旁，她给我一种仿佛那就是我自己的身体的影影绰绰的感觉，我一想到她，就好像想到自己的身体，有一种浑身上下都受束缚的不舒服的感觉。

“这位使徒就爱说人闲话。”布里肖接着说，“这些闲言碎语放在一起，够出一部《月曜日漫谈》补编了!您想想看，我有位令人尊敬的同事写了一本伦理学专论，我一直称赞这是我们时代的伦理巨著，可是男爵告诉我，这位可敬的×先生的写作灵感，来自一个年轻的邮递员。当然我也承认，我杰出的朋友说这件事的时候，始终没有透露那位美少年的名字。由此可见，他跟菲迪亚斯相比，虽然多了几分对当事人的尊重，却也可以说少了几分道德的勇气——菲迪亚斯把他喜欢的竞技者的名字，镌刻在了奥林匹亚神庙宙斯雕像的饰环上[237]。菲迪亚斯这事，男爵原先不知道。不用说，它打消了一点他的正统观念。您很容易想见，我每次跟我那位同事一起评议博士论文时，总会发现他在自己的论证中(应该说，这些论证的确称得上洞察入微)添加了一种爆料的意味，当年圣伯夫嫌夏多布里昂的作品欠缺秘闻的色彩，就曾把一些揭秘的火辣内容塞进去过。我这位同事虽说睿智如金，囊中却有些羞涩，送快件的年轻人终于离开他，投向了男爵的怀抱(‘那真叫一片诚心’——您听听男爵这口气)。而这个撒旦又最乐于助人，于是就为自己的受保护人在殖民部里谋了个差事，小伙子知恩图报，不时从部里拿些上好的水果来孝敬男爵。男爵分送给一些上层的朋友；最近一次，来自年轻人的菠萝现身孔蒂河畔的餐桌，惹得韦尔迪兰夫人一本正经地说了这么一句：‘您准是有个叔叔或侄子在美洲吧，德·夏尔吕先生，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菠萝哪!’我承认，我一边吃水果，一边怀着几分欣喜之情，在心里默念贺拉斯一首颂歌的开头几句，那是狄德罗屡屡喜欢引用的。总而言之，正如我的同事布瓦西埃[238]漫步帕拉丁山和蒂沃利镇之间，发思古之幽情一样，我从男爵的谈话中汲取了想象的养料，对奥古斯都[239]时代的那些作家有了更鲜活、更有趣的认识。姑且不谈罗马帝国末期的那些作家，也不必追溯到古希腊的时代——尽管我有一次对这位了不起的德·夏尔吕先生说过，在他身边，我就仿佛柏拉图置身于阿斯帕西娅[240]的客厅里。说实话，我调整了比例尺，把两个人物放大了，正如拉封丹所说的那样，我的例子来自‘更小的动物’[241]。不管怎么说，我想您总不会认为我说这话有伤男爵的自尊心吧。我从没见过他居然会那么高兴，那么天真。他把老成持重的贵族派头抛在了脑后，喜笑颜开，开心得像个孩子。‘索邦大学的家伙可真会吹捧人!’他满脸是笑地嚷道，‘我等啊等啊，想不到等到这把年纪，终于有人把我比作阿斯帕西娅了!我已经老朽喽!哦，我的青春啊!’我真希望您能瞧见他说这话时的模样，脸上照例扑着厚厚的粉，而且，都这把年纪了，还像小青年一样浑身洒满香水。不过，尽管他念念不忘家谱，他还该算是社交场上最出色的人物。由于这种种原因，今晚上他和莫雷尔一刀两断，让我感到很遗憾。好长一段时间以来，这个年轻人在男爵面前一味唯唯诺诺，一看就是他的心腹、亲信，没有半点想要造反的迹象，现在他居然这么说反就反，着实叫我吃了一惊。无论出现什么情况，哪怕(Dii omen avertant[242])男爵就此不上孔蒂河畔去了，我都希望他俩的龃龉不至于影响到我。我和男爵可谓相得益彰，我用我浅薄的学识，交换他的阅历经验。(读者在下文会看到，德·夏尔吕先生虽说没有对布里肖表现出强烈的恨意，至少他对这位大学教授的好感已经消失殆尽，评头品足，全无半点宽容之心。)说实话，这种交换是不对等的，当男爵把他的人生经验毫无保留地告诉我以后，我就再也不敢苟同希尔维斯特·波纳尔[243]的观点，说什么要做最美的人生之梦，得去图书馆了。”

车子到了我家门口。我下车时把布里肖的住址交给了车夫。我站在便道上，望着阿尔贝蒂娜房间的窗户，以前她没住在这屋子里的时候，这个窗口始终是一片漆黑的，如今室内的灯光被百叶窗的横板隔成一道一道的，由上而下排成平行的金色条纹。这些看似晦涩的奇妙条纹，在我却是含义清晰明了，在我宁静的心灵中勾画出栩栩如生的图像，这些近在咫尺，我一会儿就触摸得到的图像，此刻还待在车子里的布里肖却看不见，他在它们面前几乎就是个瞎子，再说，即便他看见了，他也不会明白它们的意思，这位教授就像那些在晚饭前，在阿尔贝蒂娜散步回来的那会儿来看我的朋友一样，他们是不会明白有一位姑娘，一位完全属于我的姑娘，正在隔壁房间等我的。车子驶走了。我独自一人在便道上待了一会儿。诚然，我在楼下瞧见的这些光闪闪的条纹，在别人看来也许是浮泛无聊的，但由于我给了它们一种特殊的含义，它们在我眼里显得那么充实、饱满而坚固，犹如——不妨这么说吧——一份别人意想不到的珍宝，这份散发着一道道平行光芒的珍宝，是我藏在那儿的，它是我用自由、清静和遐想为代价换来的珍宝啊。倘若阿尔贝蒂娜不在上面，或者倘若我只是想寻欢作乐，我可以到一个什么地方，比如说威尼斯，再不济也可以在夜巴黎的哪个角落，去找不相识的女人一逞其快。但现在，当温香入怀的时刻就在眼前时，我所要做的事不是出门远行，甚至不是出门，而是回家。回家，并不意味着和那些在外面给你提供了精神食粮的朋友分手以后，独自一人待在家里苦苦寻觅，再给自己找些这样的养料；正相反，回家意味着我会比在韦尔迪兰夫妇家时更少孤独感，因为我是回到这样一个人儿身边，我把整个儿自己都交给她，再也没有时间去想自己，甚至我也不用再去想她了，因为她就在我的身旁。于是，我抬头再从外面望了一眼这个房间(这个我一会儿就会在里面的房间)的窗子，仿佛看见了我一进去就将关闭的亮闪闪的栅栏，我亲手锻造了这坚固的金色栏杆，为的是让自己在里面永远做奴隶。

阿尔贝蒂娜从没对我说过她疑心我爱猜忌她，对她做什么事都放心不下。关于猜忌这个话题我和她谈过一次——没错，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从她说的话来看，好像她根本就没那么想来着。我记得，那时我俩刚交往不久，有一次在一个月色清朗的夜晚，我用车送她回家，心里却老大不情愿，巴不得撇下她去泡别的妞儿，所以我就对她说：“您要知道，我说我想送您回家，我可不是爱猜忌，要是您有别的事要做，我立马走人。”她回答我说：“哦!我知道您不爱猜忌，您可不在乎呢，不过我除了和您在一起，没别的事要做。”另外有一次，是在拉斯普利埃尔城堡，我见德·夏尔吕先生一边偷看莫雷尔，一边对阿尔贝蒂娜大献殷勤，就对她说：“怎么样，我看他对您盯得够紧的。”接着又半带讥讽地加上一句：“我可是在饱受嫉妒的煎熬啊。”阿尔贝蒂娜回答时的那种口气，也不知是来自她出身的那个粗俗的阶层，还是来自她经常出入的那个更粗俗的阶层：“您可真会开玩笑!我当然知道您不嫉妒。您不是告诉过我吗，再说这光看也看得出，您就得了吧!”她没跟我说过她后来改变了看法；不过在这个问题上，她肯定有了新的想法，尽管瞒着不告诉我，但是一不当心还是会漏出来，且说这个晚上，我一回到家里，就上她的房间找她，把她带到我的房间，对她说(我说这话时不知道为什么会感到有些尴尬，也许是因为我对阿尔贝蒂娜说过我要去参加一个晚会，还对她说我还不知道去谁家，说不定是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家，也可能是德·盖尔芒特夫人家，或者德·康布尔梅夫人家，但就是没有提到韦尔迪兰夫妇)：“您猜我从谁家里回来？韦尔迪兰夫妇家。”不料话音刚落，阿尔贝蒂娜脸色大变，仿佛满腔怒火无法克制似的冲我说：“我早料到了。”

“我不知道我去韦尔迪兰夫妇家，会惹您不高兴。”(确实，她没对我说她不高兴，但这是显而易见的。我先前也确实没想到这事会惹她不高兴。但是，看到她这么大动肝火，就好比看到了——在一种可以照见过去的镜子里——以往仿佛曾见过的场景，我意识到我甭想有别的指望了。)

“我不高兴？您以为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吗？这跟我根本不相干。难道凡特伊小姐就不能去那儿吗？”

我怒不可遏，脱口而出：“您从没告诉过我您那天见到韦尔迪兰夫人来着。”我这么说是想让她知道，我比她想的要消息灵通得多。

“我见到她了吗？”她神情茫然地问道，那神情既像是在自己的记忆中搜索寻觅，又像是觉得我能告诉她见没见到似的；其实，她大概是想让我把我知道的事情都告诉她，或许也是为了拖延一点时间，好来回答这个棘手的问题。不过我已经不去关心凡特伊小姐，一种先前曾经从脑际掠过的恐惧感，此刻牢牢地攫住了我。刚才一路回家，我还对自己说，韦尔迪兰夫人佯称凡特伊小姐和她的女友会去参加晚会，完完全全是出于虚荣心，所以在回家的路上，我的心情已经平静下来。但现在听到阿尔贝蒂娜对我说：“难道凡特伊小姐就不能去那儿吗？”我猛然意识到，我当初的怀疑是对的；不过最后我心想，这事以后尽可放心，既然阿尔贝蒂娜不去韦尔迪兰夫妇家了，她也就为我而牺牲了凡特伊小姐。

“而且，”我气冲冲地说，“您还有好多事情都瞒着我，就连很小的事儿也要瞒，比如我随便说个例子，就说您的巴尔贝克三日行吧。”我添上“随便说”作为“就连很小的事儿”的补充，这样一来，倘若阿尔贝蒂娜对我说：“我去巴尔贝克玩儿有什么不对啦？”我就可以回答她说：“没什么，人家跟我说的事儿，我根本没放在心上，这都快忘了!”其实，我提起她跟司机一起上巴尔贝克去了三天，她从那儿寄给我的明信片姗姗来迟的这件事儿，完全是随口那么一说，话说出口以后，我就感到懊悔，怎么会选这么差劲的一个例子，因为说实在的，三天工夫勉强够打个来回，他俩除了赶路，压根儿就没时间跟别的什么人去安排约会。可是阿尔贝蒂娜听了我说的话，以为事情真相我早就心知肚明，只是没告诉她说我知道而已。她脑子里转起了最近常有的念头，认为我在用某种方式盯她的梢，结果，反正不管我采用的是什么手段吧，就如她上星期对安德蕾说的那样，我对她的生活起居“了解得比她自己还清楚”。于是她没等我说完，就一五一十把事情给交代了，其实她还真不必这么交代的，她要不说的话，我对这事儿原本没起半点疑心，而如今听她说了，我反而心里很不是滋味，想不到被一个说谎的姑娘歪曲的事实，跟爱着这个姑娘的人听信她的谎言所设想的事实之间，差距竟然如此之大，我想着就难过。我刚说出“就说您的巴尔贝克三日行吧”，阿尔贝蒂娜就截住我的话头，大言不惭地对我说：“您是不是想说根本就没有去巴尔贝克这回事？当然没有!我一直在纳闷儿，您干吗要装出相信有这么回事的样子。其实说出来也没关系。司机有点私事要办，得要三天时间。他又不敢对您说。我瞧着心里不落忍(该我倒霉!这种事儿也不知怎的，总会让我摊上)，就编了这么个去巴尔贝克的故事。他只是开车把我送到了奥特伊，我在圣母升天街的一个女友家里住了三天，无聊得出蛆。您瞧，就这么个事儿，没什么大不了的。明信片迟了一个星期才来那会儿，我看您笑了起来，心里就明白您大概都知道了。我承认这很可笑，早知道就不该寄明信片了。可这不是我的错啊。我事先买好了明信片，在他开车送我去奥特伊之前就交给了他，他应该套个信封去寄给他在巴尔贝克附近的一个朋友，让那朋友转寄给您，可这傻瓜把明信片忘在了自己口袋里。我还以为他早寄出了呢。过了五天他才想起来，可这笨蛋不来跟我说，却忙不迭地往巴尔贝克寄。他把事情告诉我的时候，给我狠狠地一顿臭骂，哼!这个大傻瓜，把我关在人家家里整整三天，自己去张罗家里的那点破事，还害得您担惊受怕!我在奥特伊不敢出门，生怕让人瞧见。我一共才出了一次门，还装扮成了男人，挺逗的。我运气也真不好，偏偏一出门就碰上了您那位犹太朋友布洛克。不过我想，您知道没巴尔贝克那档子事，完全是我想出来的，不会是听他说的，因为他看上去没认出我。”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我不想显得很吃惊，不想让她看出她的不断撒谎已经弄得我心灰意冷。我感到恐惧，非但没想把阿尔贝蒂娜赶出去，而且有一种非常想哭的感觉。想哭，并不是因为她说谎，也不是因为我曾经确信无疑的东西，现在全都毁掉了——我仿佛置身于一座被夷为平地的城市里，没有一座房子能幸免于难，空旷的地面上只见一片片废墟——而是因为想到阿尔贝蒂娜待在奥特伊女友家的那百无聊赖的三天里，她居然从没想要悄悄地上我家来一次(她也许根本就没转过这个念头)，或者发份蓝色快件叫我到奥特伊去看她。但我没有时间去多想了。我特别不愿意让她看出我很吃惊。我微微笑着，做出知道事情底细而不说出来的样子：“这只是许许多多事情中的一件而已。对了，今天晚上在韦尔迪兰家我就听说，您告诉我的凡特伊小姐的事儿……”

阿尔贝蒂娜定睛望着我，瞧这模样，她像是竭力想从我眼睛里看出我到底知道些什么，却苦于看不出来。而我所知道的，我要告诉她的，就是凡特伊小姐是怎样的人。说实话，这我不是在韦尔迪兰府上听说，而是以前在蒙舒凡看见的。不过，既然我从没对阿尔贝蒂娜说起过(我是有意不说的)，现在说成是今晚才听说的也不妨。拥有蒙舒凡的这段回忆，我心中几乎感到欣喜——在这段回忆曾在小火车上让我感到那么痛苦之后——尽管我也许要把时间往后挪一下，但它无疑会是一个铁证，会是对阿尔贝蒂娜的当头一棒。至少这一次我无须装出知情的模样，去对阿尔贝蒂娜诱供了：我真的知道，我是从蒙舒凡敞亮的窗户里亲眼看见的。阿尔贝蒂娜对我说她跟凡特伊小姐和她女友的关系是很纯洁的，她说了也是白说，等到哪天我向她保证(非常坦**地向她保证)说，我了解那两位女士的品行的时候，看她还能怎么自圆其说，既然她跟她俩朝夕相处、亲密无间，管她俩叫“我的好姐姐”，那她怎么还能给自己撇清，说自己不是她俩所提要求的对象呢？而她俩提的要求可是有条件的：她倘若不接受，她俩就跟她绝交。可是我没来得及把话说明白。阿尔贝蒂娜就像在她谎称去了巴尔贝克的那件事上一样，以为事情真相我都知道了，不是凡特伊小姐(如果她去了韦尔迪兰夫人家)告诉我，就是韦尔迪兰夫人告诉我的(她可能跟凡特伊小姐谈起过这件事)，所以她不等我开口，就把事情都供认出来了。她的供述跟我预想的情况恰恰相反，但是她的这番供述，在表明她一直对我说谎的同时，或许也更使我感到伤心(尤其是因为，正如我刚才说的，我已经不再忌恨凡特伊小姐了)。总之，阿尔贝蒂娜先发制人，说了下面这番话：“您想告诉我说，今晚您听人说了，我以前对您说我一半是由凡特伊小姐的女友抚养大的，那是在说谎。没错，我是有点对您说谎了。可我一直觉着您没把我放在眼里，我见您那么喜欢那个凡特伊的音乐，就傻乎乎地心想，既然我有个同学——这是真的，我向您保证——以前是凡特伊小姐的女友，那么要是我说自己跟这些姑娘都很熟的话，我在您眼里就会变得有趣一些。我一直觉着您烦我，把我当成蠢婆娘；我心想，对您说那些人跟我常有来往，我可以为您提供有关凡特伊的作品的详细情况，我在您眼里就会有点儿魅力，我俩就能靠得更近些。我对您说谎，都是出于对您的友爱。没想到这个倒霉的韦尔迪兰家晚会，让您什么都知道了，而且，人家说不定还添油加酱了呢。我敢肯定，凡特伊小姐的女友对您说了她不认识我。她至少在我同学家见过我两次。可是当然喽，在这些已经很有名的人看来，我还够不上档次。她们宁可说从来没见过我。”

可怜的阿尔贝蒂娜，她以为告诉我她跟凡特伊小姐的女友过从很密，就能让我不忙着甩掉她，就能跟我靠得更近些，她其实就像常会发生的情况那样，从不同于她所想采用的途径的另一条途径，到达了她的目的地。在小火车上的那个夜晚，她让我看到了她对音乐远比我预想的熟悉得多，但这丝毫没有影响我想和她分手的决心；然而也正是她的那句话——本意是说明她对音乐的熟悉——马上使分手成了不可能的事。只不过，她在解释时犯了个错误，并不是对自己说的话会产生什么效果解释错了，而是对这种效果之所以产生的原因解释错了，她不知道，那个原因并不是她的音乐修养，而是她那些来路不明的人际关系。使我和她一下子靠得很近的(岂止是靠近，几乎是融为一体)，并不是对欢乐——说欢乐是过分了，其实只是一点儿愉悦而已——的期待，而是对痛苦的惧怕。

这一次还是一样，我生怕她看出我的惊讶，没敢把谈话停顿太久。而且，看她这么怯生生的，把自己在韦尔迪兰的圈子里的地位看得这么低，我也动了恻隐之心。我柔声对她说：“亲爱的，这我也想到了，我诚心诚意地想给您几百法郎，您随便上哪儿去做贵妇人都行，您也可以请韦尔迪兰先生和夫人吃一顿丰盛的晚餐。”

唉!阿尔贝蒂娜真是个集好些阿尔贝蒂娜于一身的人。那些最神秘、最单纯、最让人没法忍受的阿尔贝蒂娜，都显现在了她神情厌恶地冲我回答的话语之中，不过说实话，这些话语我都没怎么听明白(就连一句话是怎么开头的也听不明白，因为她的每句话都没有结尾)。要等稍后猜出了她的意思，我才明白她在说些什么。我们常常是事后明白了意思，才觉得当初是听见这么说来着。

“谢谢吧!花钱去请这些老梆子，您还不如给我一次自由，让我去给人砸……”

说到这儿，她顿时满脸通红，露出痛心疾首的神色，把一只手捂在嘴上，好像要把刚才说过、我压根儿没听明白的话塞进去似的。

“您在说什么，阿尔贝蒂娜？”

“没说什么，我都快要睡着了。”

“不对，您清醒着呢。”

“我在想请韦尔迪兰他们吃饭的事儿，您真是太好了。”

“不，我问的是您刚才说的话。”

她左说右说，可就是对不上榫，且不说对不上她说的话(说了一半就打住的，听得我一头雾水的那句话)的榫，就连这种骤然打住话头的做法本身，还有突如其来的脸红，也都对不上榫。

“行了，亲爱的，您刚才想说的不是这意思吧，否则您干吗突然打住呢？”

“因为我觉得我的要求太冒昧了。”

“什么要求？”

“请人吃饭。”

“不，不是这个，我们之间没什么冒昧不冒昧的。”

“就是这个嘛，一个人不该滥用心爱的人的信任。总而言之吧，我向您发誓，我说的就是这事。”

一方面，我向来没法不相信她的赌咒发誓；另一方面，她的解释又没法说服我。我紧追不舍：“不管怎么说，您总该有勇气把那句话说完吧，您刚才说到砸……”

“哦!别说了，算了吧!”

“为什么？”

“因为那太粗俗了，我不好意思当着您的面说出口。我真不知道我刚才在想什么，怎么会莫名其妙地说出这种话来，其实我根本就不明白那话是什么意思，也就是有一天在街上听几个下流家伙说起过。我不是说我自己，也不是说别的什么人，我是瞎说说的。”

我觉得，我从阿尔贝蒂娜身上已经问不出什么东西来了。刚才她对我赌咒发誓说，她之所以停住不说，是因为怕太冒昧、太失礼，那是在说谎。现在又说是不好意思当我的面说一个太粗俗的词儿，还是在说谎。我和阿尔贝蒂娜在一起，在抚摸对方的当口，什么乌七八糟、粗俗不堪的话没说过呀。反正，这时候再多说也没用。可我的记忆却扭住“砸”这个字不放。阿尔贝蒂娜常说“砸某人牌子”“砸锅”[244]，或者干脆“哼!瞧我把他砸得!”意思是“我把他一顿臭骂!”但这些话她在我面前是经常说的，倘若刚才她想说的就是这些话，为什么她要突然打住，为什么要脸涨得通红，把手捂住嘴，改口说别的事情，而且在看出我已经听见“砸”这个字以后，要编理由来搪塞呢？眼看我的问话得不到回答，我就不再问下去了，心想最好的办法是装作不去想着这事，可就在这当口，我转念想到阿尔贝蒂娜责怪过我去女主人家，傻乎乎地想给她消消气，于是笨头笨脑地说了这么一句：“我原想请您今晚一起去韦尔迪兰家参加晚会的。”——这话真是蠢到家了，既然我真想请她一起去，又随时都能见到她，我干吗不对她说呢？我的谎话激怒了她，见我怯懦，她更是变得肆无忌惮。“您哪怕请我一千遍，”她对我说，“我也不会去的。这些人总是不待见我，千方百计想要挤对我。在巴尔贝克那会儿我对韦尔迪兰夫人有多热情啊，如今她却这么回报我。哪怕她马上就要死了，让人来请我，我也不会去。有些事情是无法原谅的。至于您，这是您第一次对我说谎。弗朗索瓦兹对我说您出门了(哼，瞧她说这话的得意劲儿)，我听了真巴不得当场让雷给劈死呢。我竭力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可我心里觉着这是从未受过的奇耻大辱。”

她这么说的时候，我的潜意识始终处于一种非常活跃的、想象丰富的半睡眠状态(在这种半睡眠状态中，我们会将一些仅仅是掠过脑际的印象镌刻下来，通向未知世界的那把钥匙，那把我们苦苦寻觅不可得的钥匙，此刻攥紧在充满睡意的双手之中)，探寻她刚才说了一半就打住的话的真实含义，想知道她没说出口的究竟是哪个词儿。突然间，一个不堪入耳的字眼，我从没想到过的污秽字眼，跳了出来：“砸缸。”[245]我不能说这个字眼是一下子跳出来的，因为一个人长时间地亦步亦趋跟在某段不完整的记忆之后，即便他很想一点一点地、谨慎小心地扩充这段记忆，他也往往会为那段记忆所束缚，伸展不开去。不，这不同于我平常的回忆方式，我心想，此刻我面前有两条回头寻觅的路：一是不光考虑阿尔贝蒂娜说的那句话，而且把我提议给她钱让她请客吃饭时她厌烦的目光也考虑进去，那道目光就像在说：“谢谢，我讨厌的事不劳您花钱，我喜欢的事我没钱也能做!”也许正是因为想起了她的这道目光，我才改变了寻找她没说出口的那个词儿的方法。“砸”，她想说砸什么呢？砸牌子？不对。砸锅？不对。砸，砸，砸。我蓦地又想起我提议她请客时她的那道目光，还有那个耸肩的动作，眼前浮现出当时的情景，耳边响起了她说的那句话。我猛然意识到，她说的不是“砸”，而是“给人砸”。可怕!原来这才是她喜欢的。真是太可怕了!即使是下三烂的娼妓，对此根本不在意，或者就好这一口，她也不至于对一个听惯这种**之词见怪不怪的男人说这种话呀。说这种话，未免太让人看不起了。只有在这种情形，就是她喜欢干这事，对方又是一个女人，她才会这么说，以表示对适才跟一个男人干那话儿的歉意。阿尔贝蒂娜对我说她半梦半醒，她并没有对我撒谎。她当时心不在焉，情绪激动，没想到自己是和我在一起，她就那么耸耸肩膀，她就像平时跟某个女友——或许就是我认识的那些花季少女中的某一位——那样随口说了起来。然后她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处境，羞得满脸通红，赶快打住话头，懊丧之极，只想能不要再说话。我要是不想让她看出我内心的绝望，就一秒钟也不能延误了。可是，在心头腾起一阵怒火过后，泪水已经涌上眼眶。就如在巴尔贝克她向我承认她和凡特伊父女很熟过后的那个夜晚一样，我得立即编个理由来解释我此刻的忧伤，这个理由必须可信，同时还要能深深打动阿尔贝蒂娜，这样我才可以争取到几天时间，考虑后再做决定。所以，听到她对我说，我那么出门是她从未受过的奇耻大辱，弗朗索瓦兹拿这说事她恨不得当场死掉，我被她这种可笑的敏感激怒了，我真想对她说，我做的事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出门不会对她有任何伤害。——但就在这会儿，无意识寻觅到了她在“砸”字后面想说的那个词儿，我的发现给我带来的绝望根本无法完全掩饰，于是我没有为自己辩护，而是当场认罪。“我的小阿尔贝蒂娜，”我对她说，语气之温柔拜曾经涌上的泪水所赐，“我可以对您说，您错了，我做的事是没什么大不了，但我说谎了；您的想法是有道理的，您洞察了事情的真相，可怜的小宝贝，倘若在半年以前，倘若在三个月以前，当时我对您还满怀情谊，我是绝不会那样做的。事情虽小，但关系重大，因为它是我内心巨大变化的标志。既然您已经猜到了这一我本想瞒着您的变化，那么我就不妨对您直说了：我的小阿尔贝蒂娜，”我的语气中带着柔情和深沉的哀愁，“您瞧，您在这儿生活得挺无聊的，我们最好还是分手，而要分手，最好的做法是说分手就分手，所以我请求您，为了减少我势必会有的巨大悲痛，请您今晚就对我说再见，您走以前我们不用再见面，明天一早您就趁我还在睡觉的时候离开这儿吧。”

她显得很惊讶，还有点不敢相信，但已经愁容满面了：“什么？您要我明天就走？”

尽管我这么说分手的事，就像在说已经成为过去的事，让我感到很痛苦，但(也许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有这种痛苦)我还是不厌其烦地告诉阿尔贝蒂娜，离开这儿以后有些事情该怎么处置。我千叮咛万嘱咐，很快就谈到了一些具体而微的细节问题。

“请您费心，”我的语气中有无限的惆怅，“把贝戈特的书还给我，就是您拿到姨妈家去的那本。不用着急，再等三天、一星期都没关系，看您方便就行，可您得放在心上，别让我到时候再来催您，那样我会感到很难过的。我们在一起曾经很幸福，以后想起来我们心里会不好受的。”

“别说我们心里会不好受，”阿尔贝蒂娜打断我的话说，“别说‘我们’，就您自个儿觉得不好受。”

“反正随您怎么说吧，不是您就是我，不是由于这个原因，就是由于那个原因——瞧，都什么时候了，您该去睡了——今晚我们决定了就此分手。”

“拜托，是您决定的，我听您的是因为我不想惹您不高兴。”

“就算是我决定的吧，可我做出这个决定毕竟是很痛苦的呀。我没说这痛苦会持续很久，您知道我这人没法把一件事儿记得很久，可是开头那几天我一定会非常想念您!所以我想我们不用通信了吧，要了断就得干脆。”

“嗯，您说得没错，”她神色黯然地对我说，夜深的疲惫使她的眼角嘴角都耷拉下来，更增添了几分沮丧的意味，“与其让人一个手指一个手指地斩掉，还不如干脆把头伸过去让他砍呢。”

“天哪，瞧我怎么搞的，时间这么晚了，我该让您去睡觉才对，我真是昏头了。不过，反正这是最后一晚了!您这辈子要睡觉有的是时间。”

我就这样告诉了她，我俩该道晚安了，但话虽这么说，我还是尽量让她推迟对我说晚安的时刻。“开头几天也许您会觉得闷，要不要我去跟布洛克说一声，让他叫他表妹埃丝特上您那儿去陪陪您？我说的事他会做的。”

“我不知道您为什么要说这个(其实我说这个是想引阿尔贝蒂娜开口招认某件事)，我只要一个人，就是您。”阿尔贝蒂娜这么对我说，让我听得柔情满怀，非常受用。但不料她马上又说：“我记得很清楚，我把我的照片给过这个埃丝特，因为当时她执意说要，我觉得她拿到照片会很开心，可要说我俩之间有交情，或者说我很想去见她，那根本是连影子都没有的事儿!”然而阿尔贝蒂娜毕竟生性轻浮，她接下去又说了这么一句：“她要是想见我，我也不在乎，她那人挺好的，可我并没想见她。”

怪不得上次我跟她说起布洛克寄给我的(我对阿尔贝蒂娜说的那会儿，其实还没收到)埃丝特的照片时，她还以为布洛克给我看的是她给埃丝特的照片呢。我做过种种最坏的设想，但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阿尔贝蒂娜和埃丝特之间会有如此亲昵的关系。当时我对阿尔贝蒂娜说起照片的事，她无言以对。现在，她以为——其实她是想错了——我都知道了，就觉得还是主动说出来为上策。这真让我受不了。

“嗯，阿尔贝蒂娜，我还想请您帮个忙，以后千万别想着再跟我见面。假如，这事说不定会碰到，一年、两年，或者三年以后，我俩在同一座城市里不期而遇，那您别来招呼我。”看到她没有对我的请求给出肯定的回答，我就又说，“我的阿尔贝蒂娜，请别那么做，今生今世请别再来见我。否则只会让我徒增伤感。因为，您知道，我真的是对您有感情的。我很清楚，那天我告诉您我要去看一个女友，就是我和您在巴尔贝克说起过的那个女友，您还以为我是有意安排的。不，我向您保证，我根本没把她放在心上。您要明白，我早就下决心要离开您了，我的浓情蜜意只是演戏而已。”

“不会吧，敢情您是疯了，我根本没有这么想。”她神情忧伤地说。

“这您就对了，不应该这么想，我真的爱您，那也许还不是爱情，但那是很深很深的友情，深得远远超过您的想象。”

“这我相信。可是您却胡思乱想，以为我不爱您!”

“跟您分手让我感到非常难过。”

“我比您更难过一千倍。”阿尔贝蒂娜回答我说。

早已涌上眼眶的泪水，我觉得就要夺眶而出了。但是这泪水完全不同于当年我给吉尔贝特写信时忧伤的泪水，我在那封信上写道：“我们最好不要再见面了，是生活把我俩分开的。”当然，给吉尔贝特写信的那会儿，我心想，当我所爱的人不是她，而是另一个姑娘的时候，我的爱中过量的那部分，应该可以补给那个姑娘对我的爱，这就好比在两个人中间，命定只有一定数量的爱，所以倘若一个人爱得多了，另一个人就必须爱得少一些，因而这另一个人，在我就是吉尔贝特，我是注定要和她分手的。但由于种种原因，现在的情况完全是不一样的，第一个原因(其他的原因由此派生而出)就是缺乏意志力，在贡布雷那会儿，我外婆和母亲一直因此为我担心，而由于体弱多病的孩子自有精力用他的羸弱来迫使亲人就范，外婆和母亲都相继投降了，从那以后，这个缺乏意志力的毛病愈演愈烈，病情发展得愈来愈快。当初我感到吉尔贝特厌烦看到我的那会儿，我还有足够的自制力不再跟她来往；现在看到阿尔贝蒂娜也同样如此，我却感到已经没有这点力量了，我只想用力把她留住。所以说，我写信给吉尔贝特说不再和她见面，心里想的确实是不再见到她，而我对阿尔贝蒂娜这么说，纯粹是撒谎，为的是能跟她和好。我俩就这样彼此都让对方看到自己表面的东西，那是和表面背后更真实的东西很不一样的。其实，当两个人面对面的时候，情形大抵如此——既然他们只能看见对方身上的一部分东西，而且就是这一部分，也只能了解其中的部分内容，他俩显示给对方看的，都是自己身上最缺乏个人色彩的东西，或是因为他们并没看清自己身上那些有个人色彩的东西，没把它们放在眼里，或是因为他们把一些跟他们并无关系的、功利色彩较浓的毫无意义的东西看得太重，觉得那些东西更重要、更可爱，而有些东西虽然他们很在乎，但因为自己没有，生怕让人看不起，就装出不在乎的样子，所以他们看上去最为轻视甚至厌恶的东西，恰恰是他们所最看重的。在爱情上，这种所谓的误解更是严重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因为，也许除了还在孩提时代的情形，我们考虑的往往是怎样给人以某种印象，而不是怎样准确地反映我们的想法，即使这个想法是被认为最适于让我们得到所期望的东西的，就我而言，从我回到家里以后，这个想法就是怎么使阿尔贝蒂娜像过去一样听话，别在耍性子的当口提出要有更多的自由，那种自由有一天我会愿意给她的，但这会儿我很怕她想要独立，她现在提出这个要求，会让我妒意陡增。到了某个年龄段，自尊心变强了，也有了些见识了，我们从那时起，会装出一副对心里想要的东西毫不在乎的样子。在爱情上，仅凭见识——不过，这大概并不是真正的睿智——就能促使我们相当快地掌握这种表里不一的能耐。我在少年时代对爱情的甜美梦想，让我以为爱情理应那样的梦想，就是在心爱的人面前尽情地倾诉我的爱意，表达对她的些许善待的感激以及此生和她生活在一起的心愿。但随后我就从自己和朋友们的生活体验中，再清楚不过地意识到了，如此这般的情感表白是绝不会引起共鸣的。一个忸怩作态的老妇人，会像德·夏尔吕先生一样，由于想象中永远见到一个俊俏的年轻人，久而久之就把自己也想成了帅小伙，种种可笑的装模作样的扮酷，越发露出了娘娘腔的底色，这种情形属于一种普遍规律，其适用性非但远不止于夏尔吕之流，而且超越了爱情的范畴；我们看不见自己身体的某些部位，只有别人才能看见它们，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的是我们的思想，那是我们所独有的，是别人看不见的(有时画家会把它表现在作品中，但当画家的粉丝有一天看到真人的时候，他们往往会感到非常失望，因为在此人脸上几乎看不到那种思想所赋予的内在美)。而我们一旦注意到这一点，便会就此打住；今天下午我管住了嘴，没跟阿尔贝蒂娜说，她没留在特罗卡代罗，我心里对她有多感激。今天晚上，我因为怕她要离开我，便装出想要离开她的样子，不过读者待会儿就会看到，我这么装样子，还不仅仅是由于我自以为从前几次恋爱中吸取了教训，想要吃一堑，长一智。

我就怕听到阿尔贝蒂娜哪天或许会对我说：“某日某时我要外出，独自在外面待两天。”或者提出别的什么要求，具体是什么要求我说不上来，但反正是要自由；这个念头在韦尔迪兰晚会上也曾掠过我的脑际。但当时很快就消散了，因为我想起阿尔贝蒂娜一直对我说，她待在我家里很幸福。要离开我的意图，如果说在她心里真有这种意图的话，是以一种隐晦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或是某些忧郁的眼神，或是某些不耐烦的表情，要不就是大有弦外之音的话语，其中的含义没明白说出来，但倘若我们稍做推理(甚至也不用推理，因为其中强烈的感情色彩是显而易见的，任何人都不难看出，这些话语中流露出的是虚荣、仇恨和嫉妒，这些情感并没有说出来，但听她说话的人凭着直觉，凭着这种笛卡儿称为“世界上最普遍的优点”的“良知”[246]，马上就会觉察到)，就会明白那是因为她身上有一种她不愿让人看出的情感，在这种情感的驱使下，她是有可能打算离开我去过另一种生活的。正如这种打算她并没有明确、清晰地说出来，我今晚对她这种打算的预感也始终是模模糊糊的。我的生活依然建立在一个假设上，那就是认定阿尔贝蒂娜对我说的话都是真话。然而这会儿，说不定已经有一个我不愿意去想的、完全相反的假设，不依不饶地钻进了我的脑子里；这看来很有可能，否则我在告诉阿尔贝蒂娜我去韦尔迪兰家时，为什么会那么期期艾艾呢，而且要不是那样，我见她发脾气居然不怎么吃惊，这又怎么解释呢？因此，我已经在心中勾勒出一个跟理智告诉我的阿尔贝蒂娜截然相反的阿尔贝蒂娜的形象，这个阿尔贝蒂娜也不同于她的言谈举止所表现出来的那个阿尔贝蒂娜，然而这个阿尔贝蒂娜又并非纯然臆想，而是她的某些情感活动——比如说她对我去韦尔迪兰家大发雷霆——在内心的反映。长久以来我挥之不去的忧虑，我怕对阿尔贝蒂娜说我爱她，所有这一切都是跟后一种假设相契合的，有了这个假设，好些事情都可以解释清楚，而且还有一点，倘若我采纳第一个假设，第二个假设也会变得更有可能，因为，纵令我对阿尔贝蒂娜倾吐衷肠，她给我的回报是大发脾气(当然，她对此另外给出了一个原因)。

应该说，给我印象最深，让我感到是她不会接受我的指责的明显征兆的，是她对我说的这句话，“我以为凡特伊小姐今晚会去的”，当时我给她的回答，可以说极尽尖刻之能事：“您遇到过韦尔迪兰夫人，这您以前没告诉过我嘛。”自从觉得阿尔贝蒂娜不那么温顺体贴以后，我并不去告诉她我很难过，却变得咄咄逼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