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头再说男爵、布里肖和我正朝韦尔迪兰府邸走去。“我们在多维尔见过的您那位希伯来朋友，”男爵转过脸来对我说，“他现在怎么样？我想过，如果您高兴的话，我们不妨哪天请他吃个晚饭。”其实德·夏尔吕先生尽管雇了侦探不知羞耻地对莫雷尔的一举一动严密监视，俨然就是丈夫或情人的做派，但他也从不错过任何搭识别的小伙子的机会。对莫雷尔的监视，他是让一个老仆人去一家侦探事务所找的人，此事做得颇不谨慎，一时间下人们人人自危，都以为有人在监视他们，有个女仆吓得都不敢上街，生怕侦探跟在后面盯梢。那个老仆人说：“她要怎么着就随她呗!谁会费那工夫费那钱，去盯她的梢啊!她还来劲了，以为自己干什么人家挺在乎呢!”他这么连讥带讽地嚷嚷，是因为他虽说没有主人的那份兴趣，但对男爵死心塌地、唯命是从，他为主人的那份兴趣跑前跑后，弄到后来，说起主人的兴趣简直就像在说自己的兴趣一样。“他是个忠心耿耿的好人。”德·夏尔吕先生这样评价他，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真正欣赏的人，不光要自己有种种值得称道的德行，还要能毫无保留地把它们用于为我们的癖习服务。况且，涉及莫雷尔的事，能让德·夏尔吕先生感到嫉妒的只有男人。女人根本不会激起他的妒意。这几乎是适用于夏尔吕之流的普遍规律。他们心上的男人爱上一个女人，那并不妨事，事情犹如发生在非我族类身上(老虎再怎么着，不干狮子的事)，他们不会觉得碍事，只会更加放心。当然，有时候在那些把性欲倒错看得很神圣的同性恋者眼中，这种相爱令人恶心。他们会责怪自己的朋友误入歧途，不说是背叛，那也是堕落吧。要不是男爵，换一个别的夏尔吕，看见莫雷尔跟一个女人有那种关系，他肯定愤慨不已，就好比在一张海报上看到，以演奏巴赫和亨德尔作品著称的小提琴家，居然演奏起普西尼来了。就为这个缘故，那些年轻人才肯看在钱的面上，来接受夏尔吕之流的爱，信誓旦旦地说“搞女人”只会让他们觉得恶心，就好比对医生说他们从来不喝酒，只爱喝矿泉水。但德·夏尔吕先生在这一点上，还跟一般情况稍有不同。他喜欢莫雷尔的一切，莫雷尔在女人身上的成功，非但没使男爵觉得不安，反而像他在音乐会或牌桌上的成功那样让他感到高兴。“您知道吗，他在搞女人哪。”他对朋友说这话的口气既像揭发，又带点儿愤慨，或许还带几分妒羡，但很明显是称赞。“他才了不得呢，”他接着说，“他所到之处，最抢眼的妓女都对他另眼相看。他到哪儿都是风头出尽，不光在剧场里，在地铁里也一样。我都给烦死了!每次和他一起到餐馆去，侍者至少要给他递来三个女人的情书。还净是些漂亮女人。不过，这也不奇怪。我昨儿瞧着他，就明白人家是怎么回事了，他可长得真俊，简直就像布隆奇诺[111]画里的人儿，实在太正点了。”不过，德·夏尔吕先生喜欢让人知道他爱莫雷尔，而且喜欢说服别人——也许是说服自己——莫雷尔也爱他。男爵想方设法把莫雷尔随时带在身边，尽管这个毛头小伙子在他出席的社交场合说不定会捅些娄子，他也照带不误：这是一种自尊心在作祟。因为(情况往往是这样，有些外表庄重、爱赶时髦的先生为虚荣心所驱使，宁可抛下既得的社会地位，带着一个情妇抛头露面、招摇过市，而那一位，不是交际花就是坏名声在外的夫人，反正都是上流社会不肯接纳的主儿)他的自尊心已经大大膨胀，一个人自尊心膨胀到了如此地步，就会不遗余力地去摧毁业已达到的目标，这或许是为爱所迷，觉得(只有他自己觉得)自己与所爱的人的关系，自有一种值得炫耀的魅力，又或许是由于他在社交生活方面的抱负业已实现，所以这股热情渐渐在消退，好奇心开始转到跟女仆相好之类的爱情之上，由于这种好奇心更接近柏拉图式，其耗神费时之程度，与其他好奇心相比，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至于其他那些年轻人，德·夏尔吕先生认为，就他对他们的兴趣而言，莫雷尔的存在并非一个障碍，非但如此，莫雷尔作为声名鹊起的小提琴家，以及方露头角的作曲家和记者，在有些时候还会是对他们的一种**。有人向男爵介绍一位身材不错的年轻作曲家，他跟人才寒暄几句，就会把话题引到莫雷尔的天赋上去。“您呀，”他对初次相识的作曲家说，“真该把您作的曲子给我带来，好让莫雷尔在音乐会上或巡回演出时演奏它们。为小提琴写的好曲子太少了!能找到新曲子，那真是运气了。在国外，人家在这方面挺重视的。即使在外省，也有好些这样的小乐团，他们对音乐的热爱和表现出来的才能，都让人感叹不已。”由于布洛克说过他偶尔也写写诗(他说这话时讪讪地笑着，他在想不出别出心裁的妙语时，习惯以此掩饰自己语言的平庸)，所以德·夏尔吕先生有一次看似有口无心地(因为他的原意无非是钓住那些年轻人，其实莫雷尔是不大会真那么做的)对我说：“请告诉这位年轻的犹太人，既然他也写诗，那就让我带给莫雷尔呀。对一个作曲家来说，最苦恼的事就是找不到漂亮的诗句来谱曲。要不，改写成歌剧歌词也行。这也还是挺有点意思的，诗写得好，又有我的保护，再加上一系列情况下种种因素的机缘巧合，小有成功是不难实现的，当然其中首要的因素是莫雷尔的才华。他现在作曲成果颇丰，写作也很勤奋，而且出手不凡，这我下面还会跟您讲。至于他的演奏天才(这方面您知道，他已经完完全全是一位大师)，今儿晚上您就会看到这孩子演奏凡特伊的作品有多出色。他让我倾倒，在他这年纪，对音乐已经有如此深刻的理解，看上去却还不脱孩子气，像个中学生!哦!今晚只是一次小范围的彩排，正式演出放在几天之后。当然今天的场合要高雅得多。所以我们很希望您能光临。”他说话间，用了我们，想必国王就是这么说话的：我们希望。“鉴于节目非常精彩，我建议韦尔迪兰夫人分两场演出：一场放在几天以后，届时她可以邀请所有的亲朋好友出席；另一场在今儿晚上，这一次用法律术语来说，女主人被剥夺了权利。请柬由我来发，我邀请了别的圈子里的一些有趣的人物，他们可能对夏利会有用，韦尔迪兰夫妇想必也高兴结识他们。可不是，由最出色的提琴家演奏最美的乐曲，真称得上是赏心乐事，可是倘若听众净是些街对面的针线商或街那头的杂货铺老板，那演出气氛准会沉闷得像捂在了棉花里。您是了解我对社交圈人士智力水平的看法的，不过他们毕竟可以起某种相当重要的作用，不如说，报刊在发生公众事件时所起的作用，也就是说，传播的作用。您当然明白我的意思，比如说吧，我邀请了嫂子奥丽阿娜；她来不来还不一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她来了也听不懂。不过没人真要她听懂，那是强人所难，我要的是她说话，这恰恰是我们所需要的，而这事她准能干好。结果就是，到了明天，莫特马尔夫妇家的客厅里一扫针线商杂货商在场的沉闷空气，谈话变得活跃起来，奥丽阿娜绘声绘色地给大家讲述，她怎么听一个叫莫雷尔的人演奏得让人入迷，等等。未受邀请听演奏的人就会大动肝火，扬言说：‘巴拉梅德莫非觉得我们还不够格；你倒是瞧瞧，他请的都是些什么人哪。’这种相反的意见，跟奥丽阿娜的称颂一样管用，因为‘莫雷尔’的名字反复出现，就像一篇翻来覆去念了十遍的课文，就此印在了脑子里。这一系列情况，对艺术家，对沙龙女主人，都是很有好处的，就像演出装了个喇叭，远处的听众也能听得见了。这的确很值得。您会看见他真的进步不小。我还发现他另外有个天赋，亲爱的，他写东西下笔如飞，像个天使。一点没错，就像个天使。
“我曾经想过，您既然认识贝戈特，也许可以提醒他注意一下这位年轻人写的文章，反正，这样说吧，您不妨帮我一起创造一系列条件，为一位双重的天才铺好路，他既是音乐家也是作家，有朝一日名声说不定不在柏辽兹之下呢。至于怎么跟贝戈特说，您自然是知道的。您看，名人有许多别的事情要考虑，他们听惯了奉承，所以往往想到的只是他们自己。不过贝戈特的确既朴实又乐于助人，他想必能把莫雷尔的小文章推荐到《高卢人报》，或者别的什么地方让他们发表。这些专栏文章写得既幽默，又有音乐品位，的确很有文采。要是夏利的小提琴还能添上一支安格尔的画笔[112]，那我就太高兴了。我自己也明白，只要事关莫雷尔，我就容易情绪激动，夸大其词，就跟带宝贝儿子来考音乐学院的妈妈们一个模样。怎么，亲爱的，这您不知道？这说明您还不了解我的性格，我相信了一个人，就会一信到底。我可以在考场门口站上几个小时，心里美滋滋的像个王后。回过头来说贝戈特吧，他对我明确地说过，莫雷尔的文章确实写得很好。”
其实德·夏尔吕先生经斯万介绍，早就认识贝戈特，也去拜访过贝戈特，希望他能推荐莫雷尔在哪家报纸上开个专栏，写些带有幽默色彩的音乐评论小品。德·夏尔吕先生去贝戈特家时，心里总不免有些歉疚，因为他意识到，自己虽说很推崇贝戈特，却从没专程去看望过他，每次去总是仗着贝戈特对自己的学识和社会地位二者参半的敬意，去为莫雷尔，为莫莱小姐，为别的什么人去先容，去说项。把自己的社会关系全用于这一目的，德·夏尔吕先生已经习以为常，不过，要对贝戈特这样做，多少让他觉得心里有些不安，因为他觉得贝戈特不像一般社交界人士那样功利，对他理应另眼相看才是。但是他平时实在太忙，一件事情，要不是他觉得非做不可，比如说事情关系到莫雷尔，他是不可能抽出时间去做的。何况，他本人已经够聪明了，所以跟一个聪明人交谈，不会让他觉得有多大兴趣，跟贝戈特交谈尤其如此，对男爵而言，贝戈特显得文人气息太浓，属于另一个圈子，跟他的观点容易相左。贝戈特呢，他对德·夏尔吕先生来访的功利目的看得很清楚，但并不怪他；因为他这人，虽说做不到花很多时间去对人表示关切，但是他愿意看到别人开开心心，他善于体谅对方，并不想以训人为乐。对于德·夏尔吕先生的癖习，他完全不敢恭维，但又觉得这是一种个性色彩，它究竟正当不正当，对一个艺术家而言，并不在于它是否提供了道德楷模，而在于它令人想起的究竟是柏拉图还是所多玛[113]。
有件事德·夏尔吕先生没告诉我，那就是一段时间以来，他学17世纪那些不屑于在诽谤别人的文章上签名，更不屑于亲自动笔的爵爷的样，指使莫雷尔用泼脏水的下三烂手法写了几篇小文章，登在报上，矛头直指莫莱侯爵夫人。这种东西，其蛮横无礼让一般读者都觉得看不下去，对那位少妇而言，就更让她伤心得无以复加。她还是从字里行间看出了只有她才能发现的蛛丝马迹，原来这些文章里巧妙地引用了她写的信中的一个段落，内容一字不差，但是断章取义，移花接木，其狠毒程度绝不亚于寻衅复仇。少妇饮恨而亡。“然而在巴黎，”巴尔扎克想必会这么写道，“每天都有一种众口铄金的报纸，其凶险甚于铅印的报纸。”我们下面会看到，由于这份爱嚼舌头的小报，夏尔吕终有一天颜面扫地，风光不再，而原先及不上这位前保护人百万分之一的莫雷尔，却声名鹊起，崭露头角。这种文化时尚，起码并不势利。它天真地认定夏尔吕虽有才华，但简直不值一提；莫雷尔虽然愚笨，却自有不容置疑的威望。男爵在那些无情的复仇中，自身也不清白。苦涩的毒液大概正是这样分泌出来的，每当他怒火中烧时，嘴里便会溢满毒液，两颊便会发出黄疸。
“真希望他今晚能来，好听听莫雷尔演奏他的拿手曲目。不过他平日里深居简出，我想是不想让人打扰他，这也是有道理的。可您这位漂亮小伙子，在孔蒂河畔也很少看得见您的身影。您去得不多啊!”我说我一般都跟我表妹一起外出。“您倒是瞧瞧!人家是跟表妹一起出去，够纯情吧!”德·夏尔吕先生对布里肖说。然后他又对我说：“可我们没想让您交代您做些什么，我的孩——子。只要是有趣的事儿，您尽管去做就是了。只可惜我们是给撂在一边喽。不过您眼光还真不错，您那位表妹，的确很迷人，您去问问布里肖看，他在多维尔那会儿，整天说的都是她。今晚她不能来，真是太遗憾了。可没准儿您还是不带她来为好。凡特伊的奏鸣曲写得是不错，但我今儿早晨听夏利说，作曲家的女儿和她的女友大概会来，这两位都是坏名声在外的人物。一个姑娘背上那样的名声，可就够麻烦喽。对我邀请的客人来说，这也难免使他们难堪。不过好在我请的女客大都上了年纪，所以其实对她们不会有什么影响。这两位小姐，按说是要来的喽，除非有那么个情况让她们来不了，因为今儿下午韦尔迪兰家有场排练，她俩一准去了那儿，而韦尔迪兰夫人邀请的净是些讨厌家伙，那些人连同她那一家子，今晚我们是谢绝光临的。这不，晚餐前夏利刚对我说，我们统称为凡特伊小姐的那两位姑娘，原以为她们是一定会来的，结果真的没来。”我骤然想起阿尔贝蒂娜下午说她要一起来(其实，当时我只是听她这么说，她之所以会这么说的原因，我是后来才明白的)，把这事跟凡特伊小姐和她女友要来的消息(这原先并不知道)联系起来，心头感到一阵剧痛，但尽管如此，我还保持着头脑的清醒，注意到德·夏尔吕先生几分钟前还对我说过，他从早晨以后就没见过夏利，现在却在无意间漏出这么一句，让我知道他晚餐前刚见过夏利。我内心的痛苦在脸上流露了出来。“您这是怎么啦？”男爵问我，“脸色都发青了。来，我们进去吧，您受凉了，气色很不好。”
我对阿尔贝蒂娜的德行操守有所怀疑，已经不是第一回了，德·夏尔吕先生刚才这番话，又唤醒了我的疑心。早已有许多别的疑点钻进了心扉；每次出现一个新疑点，总以为那么些疑虑已经到了饱和的程度，再也容不下新的东西了，然而到头来，总能为这新的疑点腾出地方来，而它一旦被引进内心深处，就会遭遇各种抗衡的力量——有那么些主张信任的意愿，有那么些袒护忘却的理由，结果没几个回合，很快就会达成妥协，我们也就不再理会这个疑点了。但是，这种疑心还是作为一种尚未愈合的创伤、一种痛苦的阴影留了下来，它是欲望的另一面，两者属于同一范畴，它跟欲望一样，占据着思绪的中心，犹如从浩渺的远处，给我们的心绪传来淡淡的忧愁，而且也像欲望有时会带来出处不明的欢愉一样，只要有东西可以跟我们对心爱的女人的思念沾上边，立时就会涌现出这样的欢愉。然而，每当一个新的疑点完整地进入我们的心扉，痛苦就会苏醒；就算我们几乎立刻对自己说：“我能解决，我会有办法不让自己痛苦的，那不会是真的。”那也不管用，就在那一瞬间，我们已经感受到了痛楚，仿佛相信了这怀疑是真的一样。倘若我们光长着个身体，只有胳膊和腿，生活就会容易得多。不幸的是我们身体里还有个小小的器官，我们管它叫心脏，它是某些疾病的对象，在这些疾病的进程中，它会对有关某人生活的一切事物无比敏感；而且在此期间，谎话——这东西本身并不伤人，我们轻松愉快地生活在谎言中间，无论那是我们自己说的，还是旁人说的谎——会来自某人，使这颗小小的心脏(我们有时恨不得让外科医生动个手术，把它摘掉完事)经受难以忍受的病痛的折磨。更别说大脑了，发病期间，我们的思维再怎么反复进行推理论证，也减轻不了病痛，就好比牙痛发作时，聚精会神的思考无济于事一样。诚然，这个人对我们说谎是有过错的，因为她对我们发过誓要永远对我们说真话。可是我们凭自己和别人的经验知道，这样的赌咒发誓并没有多少价值。然而，即使一个女人明摆着是在对我们说谎，我们还是会愿意去相信这些谎话，因为我们看中的并不是她的德行。没错，早晚有一天她会不需要再对我们说谎——到我们的心对谎言感到漠然之时——因为我们已经对她的生活不感兴趣了。这一点我们很清楚，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心甘情愿地为她献出自己的一切，或者为她殉情自尽，或者先杀了她而后被判死刑，或者更简单，仅仅是在若干年内为她挥霍光所有的财产，然后因为一贫如洗，不得不自杀。而且，即使我们在恋爱时感觉很宁静，其实心中的爱情始终处于一种不稳定的平衡状态。一点小事，就足以让它置于幸福的位置，我们变得容光焕发，不仅对心爱的人满怀柔情，而且凡是使我们在她眼中显得有价值、保护她免受种种蛊惑的人，都会感受到我们的温情；我们自以为心绪很平静，但只消一句话——“吉尔贝特不来了”或者“也请了凡特伊小姐”——我们准备上前拥抱的幸福，刹那间会**然无存，太阳顷刻间会躲进云层，罗盘方位标顿时会转向，内心也会在瞬间风云突变，雷电交加的暴风雨总有一天会让我们抵挡不住。到了那一天，心灵会变得如此脆弱，我们的挚友会为我们担忧，不明白这些小而又小的事，这些微不足道的人，何以会把我们折磨致死。然而他们又能怎么样呢？如果一个诗人得了传染性肺炎，已经奄奄一息，难道他的朋友们能去向肺炎球菌求情，说这位诗人如何才华横溢，恳请它放过他吗？我对凡特伊小姐的怀疑，绝不是最近才有的。但即便如此，下午由莱娅和她女友激起的嫉妒，已经把这怀疑给打消了。特罗卡代罗的险情一旦解除，我便体验到一种完完全全的安宁，而且以为以后永远如此了。可是对我来说，真正全新的疑窦，却来自安德蕾在一次散步时对我说的话：“我们只是随便逛逛，没遇见别人。”我知道情况并非如此，凡特伊小姐肯定在韦尔迪兰夫人那儿跟阿尔贝蒂娜碰过面。现在我已经允许阿尔贝蒂娜单独外出，她爱上哪儿就让她上哪儿，我但愿能把凡特伊小姐和她女友幽禁在一个地方，确保阿尔贝蒂娜不跟她们见面。原来，嫉妒通常总带有局部性，发作部位时隐时现。一则，嫉妒可能由焦虑延伸而来，这种焦虑来自我们的女友可能爱上的这个或那个人；二则，我们的思维容量过小，只能理解我们所能想象的那些事情，而对其余的事情唯有茫然，从而也就无从为之痛苦了。
我们正要走进韦尔迪兰府邸庭院的当口，萨尼埃特[114]赶了上来，他刚才没有认出我们。“我瞧见你们有一会儿了。”他喘着气对我们说，“我竟会犹豫，可奇怪否？”他觉得“奇怪不奇怪”的说法是不对的，所以对古色古香的说法有一种很夸张的偏好。“你们都是我愿与之结交的朋友噢。”他那张始终带有愁容的脸，仿佛被暴风雨来临前的青灰色天光照亮了。今年夏天他还只是在遭到韦尔迪兰先生叱责时，才会气喘吁吁，可现在却常常如此了。“我听说凡特伊有首未曾发表的曲子，将由几位杰出的艺术家演奏，其中尚有莫雷尔呢。”他说道。
“什么叫‘尚有’？”男爵问道，“尚”字在他听来有不以为然的意思。
“咱们的朋友萨尼埃特，”布里肖赶紧出来打圆场，“颇有些好古的文人习气，他说的‘尚’，就是咱们现在说的‘尤其’。”
我们步入府邸前厅时，德·夏尔吕先生问我是否在写东西，我回答说没在写，这一阵却对旧银器和瓷器很感兴趣，他对我说像韦尔迪兰夫妇家这样漂亮的银器和瓷器，别处很难见到，还说我可以在拉斯普利埃尔城堡见到它们，因为这对夫妇声称收藏品也是朋友，着魔似的搬到哪儿就把它们带到哪儿。他告诉我，要让我在一个晚上看遍所有的藏品，也许不大方便，不过要是我喜欢看什么东西，他可以让他们拿出来给我看。我请他千万别这样做。德·夏尔吕先生解开大衣纽扣，脱下帽子；我看见他的头顶有几处地方已经是银白色了。但正如一丛珍贵的灌木，不仅秋光为它染上斑斓的色彩，人们也为部分叶片裹上棉絮，在枝干上涂上石灰水，德·夏尔吕先生头顶上的白发斑驳杂陈，也和脸上的色彩相呼应。但尽管他表情生动善变，脸上涂脂抹粉，尽力在那儿掩饰，却也无济于事。这张脸仍然对几乎所有的人讳莫如深的秘密，在我看来却是昭然若揭。我看到他的眼睛就有些窘迫，我怕他发现我已经从这双眼睛里洞悉他的秘密，听到他的说话声，我也会感到尴尬，因为我觉得这些时高时低、腔调不同的声音，始终在恬不知耻地重复着这个秘密。可是人们都把这些秘密保守得挺好，因为接近他们的人都是既聋又瞎。从某人那儿，比如说从韦尔迪兰夫妇那儿听说真相的那些人，会相信这个真相，但那是由于他们不认识德·夏尔吕先生的缘故。对他的流言蜚语，会止息于他的这张脸，不会再散播开去。我们会赋予某些实体一种宏大的概念，结果反而没法将这一概念跟某个熟人熟悉的脸容对上号。我们难以相信一个昨晚刚一起去过歌剧院的熟人，居然会有见不得人的癖习，正如无法相信他竟然是个了不起的天才一样。
德·夏尔吕先生正把大衣递给仆人，随口很熟稔地招呼了一句。可是接过大衣的仆人是新来的，年纪很轻。德·夏尔吕先生现在经常处于所谓找不到北的状态，弄不清楚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在巴尔贝克那会儿，他总想向人显示，有些事情他一点不在乎，比如不怕当众说某人“是个漂亮小伙子”，或者说些——总之一句话——不像他那种人说得出的话，当初这份可嘉的勇气，如今却反过来，连一个不像他那样的人都绝对说不出口的事情，他也照样敢说，他脑子里一个劲儿地想着这些事情，已经忘记了这些其实并不是大家平日里感兴趣的事情。于是，男爵看着那个新来的仆人，竖起食指，用恫吓的口吻说了句自以为很好笑的话：“我不许您对我这么暗送秋波。”然后转身对布里肖说：“这小家伙长得挺有趣，瞧这鼻子多逗。”不知是为了补充这一戏谑，还是受一种欲念的**，他把食指横过来，犹豫了一下，然后径直朝那仆人戳将过去，摁着他的鼻子说：“哔!”说完，他跟在布里肖、萨尼埃特和我后面，一边走进客厅，一边听萨尼埃特告诉我们，舍巴多夫亲王夫人六点钟去世了。
“这是什么鬼地方!”那年轻仆人心想；他问旁边的同伴，男爵是恶作剧还是神经有点不正常。“他就是这德行，”膳食总管回答道(他觉得男爵有点痴头怪脑，有点装疯卖傻)，“可是在夫人接待的朋友当中，我最敬重他，这人心眼好。”
这时，韦尔迪兰先生迎上前来招呼我们；唯有萨尼埃特还忍着从洞开的大门吹进来的冷风，可怜兮兮地等着人家来取走他的衣帽。“您在那儿像条狗那么趴着，是干什么呢？”韦尔迪兰先生问他。“我在等司衣帽者取走我的大衣，给我一个牌子。”“您说什么？”韦尔迪兰先生厉声说，“‘司衣帽’!您是老糊涂了啊？说‘看管衣帽’多好。敢情您也得像那些神经受过刺激的人一样，得重新学说话不成!”“‘司某事’是正确的说法，”萨尼埃特吞吞吐吐地低声说，“勒巴特神父……”[115]“您太让我生气了，”韦尔迪兰先生大声喊道，“瞧您那喘气的样子!敢情您刚爬了六层楼梯？”韦尔迪兰先生的粗鲁态度，在衣帽间职员身上产生了影响，他们让别的来客在萨尼埃特前面先过，而当他想要把大衣递过去时，对他说：“挨个来，先生，别这么急。”
“这才叫有条不紊，这才叫工作效率，干得好，伙计们。”韦尔迪兰满意地笑着说，对他们把萨尼埃特挤到最后去的做法表示鼓励。“咱们走吧，”他对我们说，“这个蠢货，恋着穿堂风不肯挪窝，想把我们都冻死。咱们到客厅里去暖和暖和。好一个
‘看管于司衣帽’!”进了客厅，他又重提这话头：“真是个笨蛋!”“他这是故作风雅，他人不坏。”布里肖说。“我没说他人坏，我说他是个笨蛋。”韦尔迪兰先生尖刻地回答道。
“您今年还去安卡维尔吗？”布里肖问我，“我想，咱们的女主人又租好拉斯普利埃尔城堡了，虽说她跟城堡主人之间有过点小矛盾，不过那算不得什么，早就烟消云散了。”他说这话的乐观语气，好比报纸上在说：“毋庸讳言，确实是犯了错误，然而人孰无过呢？”但是我想起了上次离开巴尔贝克时心头的凄楚，实在不想再去那儿了。我和阿尔贝蒂娜的外出计划，也一拖再拖。“他当然要去喽，我们少不了他，他是非去不可的。”德·夏尔吕先生声称，这种专断的语气中，既有自私的意味，也包含善意的不理解的成分。
我们说起舍巴多夫亲王夫人，向韦尔迪兰先生表示慰问，他却对我们说：“是啊，我知道她身体很不好。”“不，她六点钟已经去世了。”萨尼埃特大声说。“您这人，说话总是太过分。”韦尔迪兰先生冲着萨尼埃特训斥道，既然晚会并没取消，仍然照常举行，韦尔迪兰先生当然宁愿假定亲王夫人还只是生病而已。这当口，韦尔迪兰夫人跟戈达尔和茨基正在做长谈。她的几位朋友想邀请莫雷尔参加一个晚会，她答应过他们，说这位小提琴家一定会去演奏，不料莫雷尔因为德·夏尔吕先生不能同去，居然谢绝前往。莫雷尔拒绝在韦尔迪兰夫妇的朋友的晚会上演奏的理由(我们一会儿就会看到，其实另有更为重要的理由)，自然是以有闲阶层——尤其是韦尔迪兰小圈子的一种习惯作为后盾的。的确，要是韦尔迪兰夫人瞅见一个新来的客人正和一个信徒在说悄悄话，心想他们本来就认识或是有意要结交(“那么，星期五在某人家见”或“您哪天到画室来都行，我每天在那儿待到五点钟，您能来我会很高兴的”)，她就浑身来劲，一心想给新客提供一个机会，好让他成为一个在小集团闪亮登场的新成员。于是，我们的女主人装作什么也没听见，那双并非因服用可卡因，却是由于嗜听德彪西而眼圈发黑的漂亮的眼睛，始终带着唯有陶醉于音乐才会引起的倦容，在被那么多四重奏和长年累月的偏头痛鼓起前额的美丽的脑袋里，转动着的可不仅仅是复调音乐；她一时性起，一刻也等不及地扑向两位正在交谈的客人，把他们拉到一边，指着那位信徒对新来的客人说：“哪天您和他一起来跟大家吃个晚饭怎么样？就星期六，或者您觉得方便的那天就行，我请的都是些挺可爱的人。不过请说得轻一点，因为我不想把这帮子人都叫来。”(“这帮子人”这个说法，在五分钟内特指她的小圈子，为了这位被寄予厚望的新来的客人，只好暂时委屈一下他们了。)
与这种热衷于扶掖新人、忙于帮他们牵线搭桥的热情相对应的，是韦尔迪兰夫妇身上滋生出来的、对每逢星期三总要聚拢过来的常客的一种对立情绪。它衍生为一种挑拨离间的冲动。在拉斯普利埃尔的那几个月里，大家朝夕相处，天天见面，韦尔迪兰夫妇的这种冲动变得几乎无法克制。韦尔迪兰先生一心想在这些人中间抓到某人的把柄，好让他妻子处于中心的这张蜘蛛网捕捉到某只无辜的苍蝇。即使抓不到可以坐实的把柄，也得无端生出些是非来。有哪个信徒出去半小时，他就当着其他信徒的面奚落此人，装作吃惊的样子说，大家怎么会没发现他的牙齿那么脏，或者反过来说此人刷牙成瘾，一天要刷二十次。要是有人未经同意去开了窗，主人和女主人会交换一个眼色，表示对这种缺乏教养的行为的愤慨。过了不一会儿，韦尔迪兰夫人就会要人拿披巾，而韦尔迪兰先生就会以此为由头，声色俱厉地说：“不行，我得去关上窗子，我正在纳闷儿呢，究竟是谁自说自话开了窗。”在场的嫌犯羞得脸红到耳根。谁喝酒喝得多了些，也会受到婉转的指责。“您不觉得难受吗？这可有点像工人的样子噢。”两个信徒事先没有征得女主人的同意，擅自外出散步了，那么这次散步无论有多么清白，终将招来无休无止的非议。德·夏尔吕先生和莫雷尔的散步，是个例外。就凭男爵不住在拉斯普利埃尔(因为莫雷尔住宿营房的缘故)这一点，对男爵的厌腻、反感和唾弃，得以推迟了一些时日。然而，这一天终于要来临了。
韦尔迪兰夫人生气了，决定要开导一下莫雷尔，让他明白德·夏尔吕先生让他扮演的角色有多可笑，多讨厌。“我还得说一句，”韦尔迪兰夫人兀自往下说(往往会有这种情形，她觉得自己欠着某人一份情，又不便下手杀了他，于是就设法抓住他的一个大错，理直气壮地把这份情一笔勾销)，“我还得说一句，他在我家里摆的那副架势，我实在看不顺眼。”韦尔迪兰夫人对德·夏尔吕先生耿耿于怀，除了因莫雷尔不肯去参加她朋友的晚会而怪罪于他，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这位仁兄，满心以为多带些原本不会冲着她来做客的人上孔蒂河畔来，是给女主人脸上贴金，哪知要是按韦尔迪兰夫人最初的设想，把她的朋友都邀请来的话，男爵要带的那批人一听宾客名单，是绝不会对女主人赏这个脸的，所以男爵断然推翻女主人的设想，决绝的口气中，颐指气使的贵胄爵爷的使性傲慢，以及擅长晚会策划的艺术家的独断跋扈兼而有之，他宁可撤下自己的节目，拒绝合作，也不肯屈尊让步，按他的说法，去糟蹋整体效果。德·夏尔吕先生只是有所保留地同意了邀请森蒂纳[116]。德·盖尔芒特夫人为了不至于因为遇到森蒂纳的妻子而感到窘迫，对森蒂纳先热后冷，关系终于从天天见面、无话不谈发展到了敬而远之、中止交往，但是德·夏尔吕先生觉得森蒂纳很聪明，还是经常跟他见面。当然，森蒂纳这位昔日盖尔芒特家族圈子中的精英，只是想到这个其成员大都和稍有身份的家族联姻的布尔乔亚阶层，这个人人都很富有，又都跟某个不为大贵族所知的小贵族结了亲的圈子里来寻个发迹致富的机会，而且自以为还能找到个支持他的后台。可是，韦尔迪兰夫人只知道他妻子出身贵族门第，所以那么自命不凡，却没去注意做丈夫的社会地位(因为使我们肃然起敬的，往往只是刚高出我们一头的东西，而那些耸入云端、高不可及的庞然大物，反而会被忽视)，认为森蒂纳之所以也在邀请之列，理由无非是他“娶了某某小姐”，想必交游广阔。这种与事实截然相反的判断，让德·夏尔吕先生看在眼里，只笑得涂了唇膏的两片嘴唇合不拢来，这笑，意味着宽容的轻视，也含有大度的理解。他不屑于直接回答，但由于他颇有兴趣鼓捣一套有关社交生态的理论，来展示自己丰赡的学识和高傲的气度(但他不知道，与此同时，思想浮浅的遗传特质也暴露无遗了)，他就这么说道：“森蒂纳结婚以前，应该先听听我的意见才是。既然生理学上有优生学，当然也就可以有社会优生学，我也许就是这方面唯一的医生。森蒂纳的情况毫无可争辩之处。事情很清楚，他结婚以后，就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之火也随之湮灭。他的社交生命就此告终。当初他要是来找我，我会把这些道理都解释给他听，凭他的聪明，他会听懂的。与此相反，有的人条件非常好，本来可以处于一种超越的、居高临下的、无所不能的位置；然而一条可恶的缆绳把他拴在了地面上。我又拉又拽地帮助他挣断了绳索，如今他满怀胜利的喜悦，赢得了拜我所赐的自由，以及那无比的威力。在这过程中，也许得有点意志力才行，但他得到的报偿是极其可观的!所以，认真听我劝告的人，都能成为自身命运的助产士。”但事情明摆着，德·夏尔吕先生没能照他所说的去做；做是一回事，说是另一回事——哪怕你说得天花乱坠，想又是另一回事——即使你满脑子都是奇思妙想。“不过就我而言，我是个豁达的哲学家，充满好奇地关注着上面所说的种种社会现象，但并不会去推波助澜。所以我仍然跟森蒂纳常有来往，他对我也一直保持着适度的尊敬和热忱。我也去他的新居赴过晚宴，新居非常豪华，但待在里面就觉得没劲，比起当初他手头拮据时把好友都招来，大家兴高采烈地挤在那小阁楼上的情景，可就差得远喽。反正您可以邀请他，我同意。但是，对您提出的其他那些人选，我投否决票。您以后会因此而感激我的，因为我不仅是婚姻问题的专家，而且是张罗晚会活动的专家。我知道邀请哪些人气走高的宾客参加，能提高一次聚会的品位，让它升华到一定高度；我也知道哪些人会使它声誉扫地、一蹶不振。”
德·夏尔吕先生不让那些人参加晚会，有时并非出于小肚鸡肠的愤懑或艺术家的挑剔，而是演员的应对机巧。当他就某个人或某件事所做的演讲取得成功时，他希望能让尽可能多的听众一饱耳福，不过第一次已经听过的那拨人，不能放在第二场演说的受邀之列，否则他们就会发现演讲的内容一仍其旧，没有任何变化。场地之所以要更新，正因为节目并没有更新，而一旦演讲大获成功，他说不定还要组织巡演，或者把讲座开到外省去。但无论德·夏尔吕先生的用心多么良苦，他投的否决票不仅刺伤了韦尔迪兰夫人作为女主人的自尊心，而且使她的社交生涯受到严重挫折。这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德·夏尔吕先生比絮比安还要神经过敏，谁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居然跟人家眼里最适合做他朋友的人选，一个个全都吵翻了。自然，可以加在他们身上的惩罚，首先就是不让他们受邀参加他在韦尔迪兰夫人府上组织的晚会。这些被拒之门外的客人，往往是所谓的头面人物，而在德·夏尔吕先生心目中，自从他跟他们吵翻那天起，他们就不再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了。他全凭想象，在别人身上找出种种过错，就此跟人反目，而一旦不再是朋友，他们的身份地位就都不值一提了。举个例子，倘若这个倒霉蛋是一个门第极高的世家子弟，不过家族公爵领地的受封日期仅能追溯到19世纪，比如说就是孟德斯鸠家族吧，那么转眼之间，能入德·夏尔吕先生法眼的就是公爵领地的古老程度，家族门第算不得一回事了。“他们根本算不上是公爵，”他大声嚷道，“这个爵位本来应该是孟德斯鸠神父的，后来很不公正地落到了一个亲戚头上，事情离现在还不到八十年。如今那位公爵，就算他是公爵，也不过是第三代公爵。想想人家于塞斯家族、拉特雷穆依尔家族和吕依纳家族吧，他们可是第十代、十四代的公爵，就说胞兄吧，他是第十二代德·盖尔芒特公爵、第十七代德·孔东亲王。孟德斯鸠家族是古老的世族，就算能证明这一点，它又能证明什么呢？七传八传，传到他们这一代，早就不成样子了。”[117]
要是跟他反目的恰恰是一位拥有公爵领地由来已久的贵族，姻亲关系显赫，与王室沾亲带故，然而所有这些辉煌都来得很快，家族门第原本并不高，比如说够不上吕依纳那样的门第，那么情况又变得完全不一样，唯有家世才是要考虑的了。“我倒想请教一下，阿尔贝蒂先生迟至路易十三时代才跻身贵族行列，凭着宫廷恩宠才得以聚敛封地，原先这种事情他是根本休想染指的，这有什么好稀罕的？”而且，跟德·夏尔吕先生相处，即使他刚对你青睐有加，转眼之间说不定就会白眼相看，其中原因，一是盖尔芒特家族的天性要求社交闲谈非得结出友谊之果不可，而这颇有些强人所难的意味；二是一种症状性的恐惧，唯恐自己成为流言蜚语的对象。青睐愈情深，白眼愈狠毒。这种让男爵转目成仇的例子，最明显的莫过于他对莫莱伯爵夫人不加掩饰表现出来的前后截然不同的态度。莫非哪天她有过冷淡的表示，以致就此不配得到男爵青眼相向了？伯爵夫人声称，她实在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反正只要有人提到她的名字，男爵就会火冒三丈，滔滔不绝地数落她的不是，态度之凶狠令人不可思议。韦尔迪兰夫人跟莫莱夫人一向关系不错，而且我们下面会看到，她寄厚望于伯爵夫人，热切地想让伯爵夫人在她家里见到——用女主人的说法是——“来自法国和周边地区”最显要的贵族们，所以她一开始就提议邀请德·莫莱夫人。“哦，天哪，您真是什么人都看得上啊，”德·夏尔吕先生回答道，“夫人，倘若您有兴趣跟皮普莱太太、吉布太太和约瑟夫·普吕多姆夫人[118]聊聊天，那是再好没有，不过拜托一定要选个我不在的晚上。一开头我就听出我俩没有共同语言了，我说的都是些贵族的名字，而您说来说去尽是些毫无名气的法官律师，奸诈、歹毒、好搬弄是非的市井平民，还有那些小户人家的夫人太太，她们模仿我嫂子的风度，自以为是艺术的保护人，其实她们就像八哥学孔雀，根本不在一个档次，全然不是那么回事。我还得说一句，有个人，我考虑再三决定跟她不再来往，我觉得，要是让这么个女人来参加我在韦尔迪兰夫人府上举办的晚会，那简直是对晚会的一种亵渎；这个自命不凡的蠢女人，出身低微，又缺乏诚信和才智，却以为自己能同时扮演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和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的角色，这种集两位夫人于一身的想法，本身就愚不可及，因为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和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的性格做派根本是截然不同的。打个比方，这就好比有人大言不惭，说自己既是海森博格，又是萨拉·伯恩哈特[119]。无论如何，即使不说这是自相矛盾，起码也是贻笑大方吧。我有时会觉得这一位的夸大其词滑稽可笑，有时又会对那一位的孤陋寡闻感到悲哀，这是我的权利。可是这只布尔乔亚小青蛙，居然鼓起肚子想跟那两位贵妇人比个高下，那真是叫不自量力了，那两位夫人毕竟出身名门，仪态风度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莫莱!这是个提也不该提的名字，您要请她，我就只能告退喽。”他含笑说了这么一句，那口气就像一个医生为病人好，尽管病人央求，他硬是不肯屈尊跟一个主张顺势疗法[120]的医生合作。
另一方面，某些在德·夏尔吕先生眼里无足轻重的人物，对他来说可能确实可有可无，而在韦尔迪兰夫人却并非如此了。德·夏尔吕先生自恃出身名门，对这些风雅人士不会有什么用得着他们的地方，而对韦尔迪兰夫人来说，有这些人经常聚集在她的客厅里，这儿就能成为巴黎第一流的沙龙了。然而，韦尔迪兰夫人渐渐发现，她已经坐失了不少良机，在德雷福斯事件上站错了队更是不能提了。不过这也并非全然是坏事。“我不知道有没有对您说过，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看见她的社交圈里有些人满脑子都是这桩案子，心里很不高兴，这些人为了争论重审还是不重审的问题，居然把高贵的夫人们排除在外，却接纳了一些出身低微的女士，这些女士甚至还批评公爵夫人缺乏热情，不负责任，把社交礼仪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就像在跟一位朋友交谈了好多次以后，忘记自己有没有想到，或者找着机会把某件事告诉他，禁不住要问一问他，我或许也得问一下读者，我到底有没有说过。但无论我说过还是没说过，反正当时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的态度是可想而知的，而且我们在往后的一段时间里会看到，从社交的观点来看，她的态度甚至可以说是完全正确的。
德·康布尔梅先生认为，德雷福斯事件是外国人一手制造的阴谋，目的在于摧毁情报机构，败坏军风军纪，削弱法军作战能力，分裂法国人民，为入侵法国做准备。除了几则拉封丹寓言，侯爵对文学一窍不通，因此他交由妻子去设法证实，专爱对阴暗面做细致观察的文学，先是在人际关系中酝酿互不信任的氛围，进而制造严重的社会骚乱。“雷纳克先生和埃尔维厄先生[121]是一伙的。”她会这么说。还没人指控德雷福斯事件是一种预谋，旨在给社交界抹黑。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它打碎了社交界的构架。社交界人士不想让政治进入社交界，是一种未雨绸缪的防范，正如军界人士不想让政治渗入军队一样。社交立场有如性取向，倘若全凭审美的理由来主宰选择，结果之反常、情况之倒错，会全然出乎你的意料。圣日耳曼区的夫人们都是民族主义者，就为这个理由，她们养成了接待其他社交圈女士的习惯，理由会随着民族主义一起消失，习惯却会保留。韦尔迪兰夫人趁德雷福斯事件引起广泛关注的时机，把一些才华出众的作家延请到自家的客厅里来，尽管他们因为是德雷福斯派，暂时对她的社交活动不会有什么用处。政治热情和其他热情一样，持续不了多久。新的一代会成长起来，他们无法理解这种热情；曾经亲身体验过这种热情的那一代人也会改变，他们会体验到新的政治热情，那并非先前的热情的翻版，其中会恢复一部分曾被排除的内容，因为彼一时，此一时，当初排除的动因已有所变化。在德雷福斯事件进展期间，拥护君主政体的人士不再关心某人是否共和党人，或者激进党人，甚至反教权人士，只要他是反犹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就行。假如爆发一场战争，爱国主义会具有另一种形式，对于一个沙文主义作家，人们根本不去过问他是否曾是德雷福斯支持者。
于是，在每次政治危机、每次艺术创新运动中，韦尔迪兰夫人就像鸟儿衔泥筑巢那样，一点一点地捡起相继落下的碎片，这些碎片眼前没有什么用处，日后却会筑成她的沙龙。德雷福斯案件过去了，阿纳托尔·法朗士却留下了。韦尔迪兰夫人的力量，在于她对艺术由衷的热爱，在于她给予信徒们的关怀，在于她府上精美的晚宴，这些晚宴只有信徒可以享用，其他社交界人士一概不在邀请之列。每个宾客在她府上，都像贝戈特在斯万夫人府上那样备受礼遇。这儿的一个熟客有朝一日成了名人，人人都想来一睹他的风采之时，他在韦尔迪兰夫人府上的表现，绝不会像博代尔和夏博[122]提供熟食的官方宴请或圣查理曼日[123]节庆筵席那样华而不实、材质掺假，而是会像一道家常美肴，府上不办晚会的日子照样也有如此美味。韦尔迪兰夫人府上的演出班子阵容整齐、训练有素，节目都是第一流的，缺的只是观众。而自从观众的兴趣从某位贝戈特所提倡的法兰西式理性艺术，转移到了异国情调浓郁的音乐上面，韦尔迪兰夫人一如外国艺术家派驻巴黎的特约通讯员，很快就在迷人的尤贝勒捷夫亲王夫人[124]身边，为俄罗斯舞蹈家当起了卡拉波斯仙女[125]，虽年老却无所不能。芭蕾艺术的这次入侵，我们知道，除了遇到一些缺乏艺术趣味的评论家的阻击，以其魅力征服了整个巴黎，激起充满**的好奇，与德雷福斯事件相比，这种**显得不那么粗粝，更富有纯粹的审美情趣，但也许狂热的程度是不相上下的。这一次韦尔迪兰夫人又占了先机，但其社交效果与以往大为不同。正如我们在重罪法庭开庭时，瞧见她和左拉夫人并肩坐在前排正对法官席，当为俄罗斯芭蕾感到欢欣鼓舞的新人类，头戴新潮的羽饰涌进歌剧院时，他们总能瞧见最靠前的包厢里并肩坐着韦尔迪兰夫人和尤贝勒捷夫亲王夫人。经历过司法大厦的激动过后，夜晚大家聚集在韦尔迪兰夫人府上，在这里不仅可以就近一睹比卡尔[126]和拉博里[127]的风采，而且可以打听最新的消息，了解楚林登、卢贝、儒奥斯特上校[128]，以及法规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希望，同样，在《天方夜谭》或《伊戈尔王》的舞蹈场面所激起的兴奋难以平息，谁也不想去睡觉的时候，大家来到韦尔迪兰夫人府上，为保持舞姿轻盈没吃晚餐的演员们，以及他们的经理和舞美师，还有杰出的作曲家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和理查·施特劳斯，在尤贝勒捷夫亲王夫人和女主人的操持下，欢聚一堂共进美味的夜宵。这里的夜宵堪比埃尔维修斯夫妇府上的夜宵，宴席上不乏巴黎最尊贵的夫人和外国的亲王殿下们的身影。一些自诩欣赏品位高雅，要在俄罗斯芭蕾中做所谓高下之分的社交圈人士，认为《仙女》的导演手法比《天方夜谭》来得更细腻，觉得在《天方夜谭》中不难看到黑人艺术的影响，但即便如此，这些人士也为亲眼看见这些让芭蕾的艺术品位和舞台表演焕然一新的重要人物而兴奋不已，这门艺术跟绘画相比，也许有点过于程式化，但这些创新者却带来了一场与印象派运动同样深刻的革命。
回头再说德·夏尔吕先生。要是这位先生仅仅把蓬当夫人排斥在邀请名单之外，韦尔迪兰夫人不至于感到太难受，尽管她在奥黛特家里见到蓬当夫人那么热爱艺术，早就对她青睐有加，在德雷福斯事件进展期间，这位夫人又和她丈夫到韦尔迪兰夫人府上吃过几次晚饭。她那位丈夫，按韦尔迪兰夫人的说法是个温暾水，因为他对重审此案一点不上心，不过此人很聪明，而且喜欢跟所有各派都拉点关系，在跟拉博里共进晚餐时，颇为得意地表明自己持独立的立场，听拉博里侃侃而谈不置可否，只是偶尔很巧妙地称赞一下饶勒斯的光明磊落——这是各派公认的。然而男爵还把另几位贵族阶层的夫人也摈弃在外，而她们正是韦尔迪兰夫人近来参加音乐盛典、藏品展览和慈善活动时结识的，不管德·夏尔吕先生对她们看法如何，她们早晚会是韦尔迪兰夫人府上一个新核心(这次是一个纯贵族的核心)的中坚力量——在这一点上，她们比德·夏尔吕先生更有用。韦尔迪兰夫人本来觉得德·夏尔吕先生办的这个晚会正是个机会，指望他能给她带来一些圈子里的夫人，好让她们跟她的新女友相逢在孔蒂河畔，这些新朋友跟男爵带来的客人可能是亲朋好友，不期而遇一定会感到很惊喜，想到这儿，她先自在心里乐了起来。男爵把这些夫人摒弃在外，使她既失望又恼火。照这样看来，举办这个晚会究竟是得是失，还很成问题呢。要是德·夏尔吕请来的夫人们对韦尔迪兰夫人至少表现得非常热情，让她觉得她们日后准能成为她的朋友，那倒也就罢了。在这种情形下，事情还有救，男爵想方设法拆成两半的上层社交圈，有朝一日她可以再合并起来——只要挑个男爵不在的晚上就行。因而，韦尔迪兰夫人颇有些激动地等候着男爵邀请的客人。不用隔多久，她就能知道她们前来赴约时精神状态究竟如何，她身为女主人，究竟能和她们结成怎样的关系。此刻，韦尔迪兰夫人正和信徒们在商量什么事情，看见夏尔吕带着布里肖和我进去，马上打住了话头。
让我们大为吃惊的是，当布里肖对她说，得悉她那位杰出的女友的不幸消息后，他感到很难过，韦尔迪兰夫人却回答道：“您知道，我得承认我一点儿也没感到难过。明明不觉得难过，装出来也没用……”她这么说，大概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是精神不佳，想到整个晚上都得装出一副愁容，就已经觉得累了；二是出于傲气，不想让人觉得她是为自己没有取消这次晚会在找借口；三是对常规礼仪表示既富有人情味，又不失圆通练达的尊重。因为她知道自己表现出的这种并不悲伤的态度，一旦大家知道起因是她其实一向对亲王夫人没有好感，只是此刻突然流露了出来而已，那么这种态度跟大家普遍表现出的无动于衷相比，还是更可尊敬的，何况，亲眼看见一种不容置疑的真诚，总是会叫人心软的：韦尔迪兰夫人要不是确实对亲王夫人之死并不感到伤心，又何必就为了给自己举办晚会开脱，特地往自己脸上抹黑呢？大家忘了，韦尔迪兰夫人本来完全可以承认，尽管她伤心，但她没有勇气放弃这样一份欢乐；然而，做朋友的不重情义，虽说多少会有些让人反感，会有些不道德，但是并不丢脸，所以要承认这一点，比一个家庭主妇承认自己肤浅还要容易。就犯罪的情况而言，嫌疑人由于处境危险，招供时考虑的是怎样减轻罪名，他的出发点是自身的利益。事关不致量刑的一般过失时，出发点就是自尊心了。何况，韦尔迪兰夫人可能是不想流于俗套，有些人生怕愉悦的生活被忧伤打断，一再说他们觉得无须把内心的悲伤表露在脸上，这种遁词已经用滥了，她宁可学聪明罪犯的样，不去一遍遍地重复为自己撇清的陈词滥调，而采用另一种辩解方式——其实那也已经是**，只是他们自己并没意识到——声称并不认为人家指控他的罪名有什么不该做的，他只不过是碰巧没有机会去做而已，当然，韦尔迪兰夫人也可能是决定以不关心为理由替自己的行事辩解，在她看来，既然心里的怨气已经给勾了上来，不如干脆让人感到这一点，这样反而显得自己特立独行、与众不同，而要把这种心情梳理清楚，那得有一种罕见的洞察力才行，要把它公然说开来，那就更少不得某种胆识了，因此，韦尔迪兰夫人执意说自己并不感到悲伤时，心中颇有几分自得的意味——这种心绪是思维反常的心理学家和脸皮厚的剧作家所常有的。
“是啊，说来真奇怪，”她说，“我一点儿也不感到难过。哦，我不能说我不希望她活下去，她不是个坏人。”
“她就是个坏人。”她丈夫插嘴道。
“哦!他不喜欢她，是因为觉得我邀她来做客，根本对我没好处，其实他是不用担这份心的。”
“您得说句公道话吧，”韦尔迪兰先生说，“我一向不赞成你们来往。我不止一次地跟你说过，她的名声不好。”
“这我可从来没听说过。”萨尼埃特提出异议。
“您怎么能这么说？”韦尔迪兰夫人嚷道，“这是人人知道的事情，不是不好，而是可耻，丢人。不，我要说的不是这个。我不知道怎样解释我的感情才好；我并不讨厌她，可是我对她一点也不感兴趣，所以得知她病得很重的时候，连我丈夫都惊讶地对我说：‘看上去你一点也不难过。’这不，今儿晚上他建议取消这个聚会，可我坚持不能取消，在我看来，明明没感到悲伤，偏要做出悲伤的样子，那就像在演戏了。”
她这样说，是因为她觉得这居然颇有些像时髦的问题剧[129]，而且演来未见得会费力；没错，承认自己感情冷漠或道德有所缺失，会像随和宽松的风尚一样，使生活变得更简单；它让原本应受指责的行为，变成一种力求真诚的责任，而且这样一来，也就无须再去找借口了。那些常客倾听韦尔迪兰夫人说这番话，在感到钦佩之余，隐约也有几分不安，以前观看某些直面残酷现实、抨击不留情面的戏剧时，心头也会泛起类似的不安情绪；在惊奇地看到他们亲爱的女主人换了一种新的方式来显示她的爽直和特立独行时，他们中间不止一人暗自寻思，虽说不是一回事，但他们还是不免要联想到自己的死，要是那个日子突然一下到来了，他们不知道在孔蒂河畔大家是会哭泣，还是会欢声笑语不断。
“我很高兴，因为我请了这些客人，晚会没有取消。”德·夏尔吕先生说，他没想到，他这样说刚好刺到了韦尔迪兰夫人的痛处。
正在这时，我跟当晚每个走进韦尔迪兰夫人的客人一样，闻到一股实在不大好闻的滴鼻剂的味道。原来是这么回事。我们知道，韦尔迪兰夫人表达自己的艺术情感，向来不用精神的方式，而是用肉体的方式，以便让这种情感显得更无可避免，更沦肌浃髓。不过，要是有人对她说起她特别偏爱的凡特伊的音乐，她会装出一副无动于衷的模样，仿佛她根本没指望这音乐会让自己动感情。但是，就在目光直勾勾的、像是心不在焉地停留了几分钟之后，她会以一种直白、不加掩饰、几乎有些失礼的语气接上你的话茬，那模样仿佛是在对你说：“您抽烟我不在乎，为的不就是地毯嘛，这东西挺漂亮，可我其实也不在乎，不过地毯很容易烧起来，我就是怕着火，不想看见您随手丢了个没熄灭的烟头，弄得你们全让火给烧着了。”对凡特伊也同样如此。有人对她说起凡特伊，她绝不置一赞词，稍过片刻，她会冷冷地对当晚演奏他的作品表示遗憾：“我对凡特伊并没有成见；在我看来，他是本世纪最杰出的音乐家，问题在于我一听到这些杰作，就止不住要哭(她说‘哭’这个字时毫无悲伤的表情，看上去倒像是在说‘睡’，有些促狭的人甚至说后一个词其实更确切，不过这事谁也说不准，因为她听演奏时脸埋在两只手中间，依稀可闻的呼噜声，也说不定真是抽泣声)，哭一哭对我也没坏处，哭就哭呗，可是一哭就会发鼻炎，那麻烦可就大了。先是黏膜充血，两天以后，我那模样就像个老酒鬼了，要想恢复声带功能，得连续几天吸喷雾剂。哦，戈达尔有个学生——哦!说到他，我还没向你们表示过哀悼呢，他那么快就走了，可怜的教授!——可也是，有什么办法呢，他死了，每个人都得死，有不少人死在他的手术刀下，现在轮到他自己了[130]。哦，我是说戈达尔有个学生，是个很有趣的人，他治好了我这毛病。他有句很精辟的名言：‘治病不如防病。’他让我在听音乐之前先在鼻子里抹上油膏。这非常管用。我只管放开哭，就像不知多少失去孩子的母亲那样伤心痛哭也没事，鼻炎不发了。偶尔会有点结膜炎，仅此而已。药效绝对可靠。要不是这样，我根本没法把凡特伊的作品听下去，支气管炎早就一次又一次发作了。”
我实在忍不住要提起凡特伊小姐。“作曲家的女儿没来吗？”我问韦尔迪兰夫人，“她那位女友也没来？”
“没来，我刚收到一封快件，”韦尔迪兰夫人含糊其词地对我说，“她们有事留在乡下了。”
我突然觉得有了希望，说不定她们本来就没说要来呢，韦尔迪兰夫人说作曲家的这两位代表会来，无非是想给参加演奏的乐手和参加晚会的听众提提兴致罢了。
“怎么，那她们连下午的排练也没来喽？”男爵装出惊奇的样子说，想让人家觉得他没见到过夏利。
这位夏利，这会儿走上前来向我问好。我凑在他耳边问他凡特伊小姐为什么没来。他看上去对此一无所知。我示意他别大声说话，并告诉他我待会儿再找他谈。他欠了欠身，说他不胜荣幸，悉听我的吩咐。我注意到他大有长进，变得礼貌周全，恭顺多了。我向德·夏尔吕先生称赞他(我指望他有一天能帮我解开那些谜团)，德·夏尔吕先生回答我说：“这是应该的，他跟有教养的人生活在一起，总不见得会学些粗俗的举止吧。”文雅的举止，照德·夏尔吕先生的说法，就是法兰西的传统举止，里面掺不得半点儿不列颠的呆板。所以当夏利从外省或国外巡回演出归来，一身旅行装束来到男爵府上之时，如果在场的人不太多，男爵会一把搂住他，亲吻他的双颊，他或许是有点想靠如此炫耀自己的温情，打消这种温情可能该受谴责的念头，或许他是无法拒绝一种乐趣的**，而更有可能他是受了一种历史观的影响，想要尽力维护、阐明法兰西的传统礼仪举止的精髓，这就好比保存曾祖母的椅子来抗衡慕尼黑风格或现代时尚，或者为了抨击英国式的冷漠，不惜仿效18世纪易动感情的父亲的冲动做派，毫不掩饰见到儿子的喜悦。可是，在如此这般的父爱中，是否毕竟有那么点儿**的意味？更有可能的是，德·夏尔吕先生平时克制癖习的做法(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还会有所交代)，并不能满足他的情感需求——自从妻子去世后，这种情感需求一直处于缺位的境地；他多次考虑再婚未果，现在心心念念想收养一个义子，他周围的一些人，担心他打的正是夏利的主意。这也并不奇怪。一个只能靠写给唐璜式的男人看的文学作品来滋养自身**的同性恋者，一个在阅读缪塞的《夜》[131]时心里想着男人的性欲倒错者，自然会在内心里感到一种需要，要像性欲正常的男人那样担负起应尽的社会职责，要像供养舞蹈女演员当情妇、经常出入歌剧院的男人那样负起供养的责任，要重新过上规规矩矩的家庭生活，结婚或跟一个男人同居，做一个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