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前面加了“认账的”几个字，是有原因的。有时候，一些奇特的联想会让我觉得她身上有激起我妒意的疑窦，想象中过去的——唉，说不定还是将来的——画面上，在她身旁还有另一个人。我想显得对自己说的事儿确有把握，就说出了那人的名字，阿尔贝蒂娜马上对我说：“没错，一星期前我就在离家没多远的地方碰到她。她先打的招呼，我出于礼貌也给她打了个招呼，然后和她一起走了几步路。但我们之间从没有过什么事情，以后也绝不会有。”然而，阿尔贝蒂娜是不可能碰到这位女士的，原因很简单：她已经有十个月没来巴黎了。可是我这位女友觉得，完全否认会显得不真实。于是她就虚构了这么一次短暂的相遇，说得有鼻子有眼的，让我仿佛看见了那位女士停下脚步，向她打招呼，然后两人一起散了一会儿步。阿尔贝蒂娜这么做，只是为了把话说圆，并非有心要激起我的妒意。她也许并不真就是自私，但她确实喜欢别人对她温存体贴些。而尽管在本书中我已经有过，而且还会有机会，来说明妒意如何使爱意变得更浓，但我毕竟是从一个情人的角度来描述的。而一个情人，只要他还有一点儿傲气，那么纵使分离会让他没法活下去，他也不会以温存去回应他想象中的不贞，他会离开，或者虽则仍留在她身边，但硬生生让自己装出冷淡的模样。所以他的情妇这么折磨他，纯粹是她自己在受损失。反过来，她其实完全可以用机智的话语、温柔的抚摸，来消释使他备受折磨(尽管他自己声称并不在意)的那团疑云，诚然，他未必会体会到妒意引起的爱意极度膨胀，但他会感到骤然间心头有的不再是痛苦，而是轻松和幸福，犹如一场暴风雨过后，雨还在下，但太阳已经钻出云层，他在大栗树下看着悬在树梢的晶莹绚丽的水珠，许久才垂下一滴的时候，他会心中充满柔情，不知该如何表达对这个帮他愈合了伤口的女人的感激之情。阿尔贝蒂娜知道我喜欢报答她对我的温情，也许这就是她要想出一些事情，神情自然地承认自己做过这样的事的缘故，其中好些事情我都是信以为真的，包括她说跟贝戈特见面那件事(其实当时贝戈特已经去世了)。到那时为止，我只知道阿尔贝蒂娜在不多几件事上说了谎，比如说在巴尔贝克弗朗索瓦兹告诉我，而我尽管因此而不高兴，但前面没说过的一些事，弗朗索瓦兹有一回告诉我：“她不想过来，就对我说：‘您干吗不能对先生说没找到我，说我出去了？’”可不是，那些有如弗朗索瓦兹爱我那般爱着我们的下人，往往喜欢瞅空子刺伤一下我们的自尊心。
晚饭过后，我对阿尔贝蒂娜说，既然已经起床了，我想趁这工夫去看看朋友，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德·盖尔芒特夫人、康布尔梅夫妇，我也说不准，反正去了碰上谁在家就看谁。我唯独没把我真想去拜访的那个人家告诉她，那就是韦尔迪兰夫妇家。我问阿尔贝蒂娜她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她推说没有裙子。“再说，我的头梳得这么难看。您真的非要我梳这么个发型吗？”她挥了挥手跟我告别，这种突然一摊手臂、耸起肩膀的动作，是当年在巴尔贝克时她常用的告别方式，后来就没见她再用过。这个被忘却的动作，以其生动的肢体语言，让我重新见到了几乎还不认识她的那会儿的阿尔贝蒂娜。它使看似唐突却拘泥虚礼的阿尔贝蒂娜，恢复了最初的新鲜感和陌生感，甚至为她重现了当时的氛围。我看见了这个少女背后的大海，自从离开海边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她这样跟我说再见。“姨妈说我梳这个发型挺显老的。”她没好气地又说了这么一句。“要真让她姨妈说着才好呢!”我心想。“蓬当夫人盘算的，无非就是阿尔贝蒂娜像个孩子似的，会让她自己显得年轻些，还有就是阿尔贝蒂娜现在别花她的钱，在跟我结婚以后呢，最好还能让她捞点好处。”而我的想法正相反，我但愿阿尔贝蒂娜看上去不那么年轻，不那么漂亮，走在路上不那么老让人回头看她。在一个嫉妒的情人眼里，心爱的人脸相显老一点，要比她身边有个上了年纪的陪媪[79]更让他放心。我只是担心，我要阿尔贝蒂娜梳的这个发型，会让她觉得又是把她幽禁在家里的一种办法。而正是这种带有浓浓的家的气息的情感，使我始终感到——即使在远离阿尔贝蒂娜的时候——自己依恋着她。
我对阿尔贝蒂娜说想让她陪我一起，随便去盖尔芒特夫妇还是康布尔梅夫妇家都行，她说没心思去，我便去了韦尔迪兰夫妇家。出得门来，我想到在韦尔迪兰府上也许可以听到莫雷尔演奏，不由得联想起了下午他的吼叫：“我叫你婊，我叫你婊。”这也许是失恋者妒火中烧时的失态，但这种兽性的发作，几乎跟一头，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一头爱上一个女人的猩猩对着她狂吼的模样没有什么两样——除了猩猩不会说话；而正在我当街要唤出租马车的当口，我听见有个男人在抽泣，他坐在路边的界石上，想止住不哭，但仍在不停地抽泣。我走上前去，这个双手抱着脑袋的男人，好像是个年轻人，我吃惊地注意到，他的穿着看上去很讲究，从外套里的白色服饰来看，他身穿正装，系着白色领带。听见我走近的声音，他露出泪水纵横的脸，但马上认出了我，便又转过脸去。他是莫雷尔。他知道我认出了他，使劲憋住不让眼泪往下流，对我说，他因为心里难过，在这儿坐一会儿。“就在今天，”他对我说，“我粗暴地伤害了我一直深深爱着的一个人儿。她爱我，我那么对她真是卑鄙。”——“也许她慢慢地就会忘记的。”我回答说，没有意识到这么说会让他觉察到我听到了他下午的发脾气。不过他全身心沉浸在悲伤之中，根本想不到我会有所耳闻。“她也许会忘记，”他对我说，“可是我，我没法忘记。我为自己感到羞愧，我讨厌自己!可是话已经说了，再怎么着也没法收回来呀。一旦有人惹我发火，我就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了。这对我的身体没好处，我的神经都搅在一块儿了。”凡是患有神经衰弱的人，往往会对自己的健康这么大惊小怪。如果说下午我见到的是一头狂暴的动物在为爱而发怒，那么到了晚上，几个小时之间已经过去了若干世纪，一种新的情感，一种羞愧的情感，向我显示了从兽演变到人的这个重大的进化过程。尽管如此，我还是听到“我叫你婊”在耳边回响，担心他会再度发作，重又变得失去理性。何况我对事情的来龙去脉并不怎么了解——其实这也很自然，因为就连德·夏尔吕先生也完全不知道这几天，尤其是今天，甚至在那幕跟小提琴手的身体状态并无直接关系的不体面的场景发生之前，莫雷尔的神经衰弱又犯病了。原来，上个月他进度神速地(但还是比他预期的慢得多)把絮比安的侄女弄到了手，已经可以用未婚夫的身份，随意带她外出。但当他猴急地要她委身给他，尤其是当他要未婚妻去为他多物色几个别的姑娘的时候，他碰了钉子，因而不由得恼羞成怒。一下子(甭管她还是这么假正经，或是回心转意答应委身)他对她兴趣顿减。他下决心跟她拗断，但又顾忌到男爵这人虽说脾气怪，却看不得人家寡情薄义，生怕和她一分手，德·夏尔吕先生会把他赶出门。所以他在半个月前就下决心不再跟那姑娘见面，把事情留给德·夏尔吕先生和絮比安，让他们在两人之间去了断(不过他用了一个更康布罗纳式[80]的动词)，而且在宣布跟姑娘分手之前，先滑脚找个没人知道的去处躲起来。
爱情的结局让他有点伤心；因此，虽然他对絮比安侄女的所作所为，就连每个细节都跟他和男爵一起在圣马尔斯-勒韦蒂吃晚饭时，他对男爵说的那番话[81]完全吻合，但可能两者颇有不同之处，一些他在想象的所作所为中不曾预见到的、不那么粗鲁的情感，美化了他在现实中的所作所为，为它添了一层多愁善感的色彩。话说回来，有一点是现实比设想更糟糕的，那就是在设想中，他觉得做出这等对不起人家的事情以后，他是不可能再留在巴黎的。现在他却觉得，为这么点小事儿就开溜，未免太过分了。要知道，那就意味着离开男爵(他想必会大发雷霆)，毁掉现成的社会地位。他从此就甭想再从男爵那儿拿到一个子儿了。想到这些势所难免的后果，他的神经又犯病了。一连几个小时，他不停地唉声叹气，为了不去再想这些事情，他用了吗啡，当然剂量是小心控制的。然后突然间他脑子里出现一个念头，这个念头从萌发到成形，想必已经有些日子了，那就是在与女孩分手，和跟德·夏尔吕先生闹翻之间，也许并不一定要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就此拿不到男爵的钱，这个损失太大了。犹豫不决的莫雷尔一连几天心绪黯淡得很，就跟当初见到布洛克那会儿情况一样。随后他拿准了主意，认定絮比安和侄女先前是设好了圈套想让他往里钻，现在这么轻易就放过他们，他们准是在暗自庆幸呢。他心想，总而言之是那女孩自己不好，笨得竟不懂靠姿色来勾住他。他不光觉得牺牲德·夏尔吕先生那头的利益荒唐不可取，而且颇为跟那女孩订婚以后，请她吃了好几顿价钱不菲的晚餐后悔不已，这几顿饭，他都报得出账目——别忘了，他父亲可是我舅公的贴身男仆，每个月要拿着个本本[82]来向舅公报账的。本本二字，通常指的是书本，但到了王公贵族和贴身男仆那儿，它就失去了这层意思。对男仆而言，它就是账本，而对王公贵族而言，它指的是贵宾签名本。(在巴尔贝克那会儿，有一天德·卢森堡公主对我说，她没带本本，我想去给她拿《冰岛渔夫》和《达拉斯贡的达达兰》，听了她的解释才明白：她的意思并不是没法排遣时间，而是没法让我把名字留在她的名录上。)
尽管莫雷尔对自己行为的后果看法多变，虽然两个月前热恋絮比安的侄女时觉得这种行为可憎可鄙，而最近两星期来又不停地对自己说，如此行事情有可原，甚至还是值得称道的，但是他这行为毕竟还是加剧了神经质的症状，所以他终于在下午宣布了跟那女孩分手的决定。他打定主意要出出气，即便不是(除了偶尔发作一下)冲着那女孩——他对她还留有来自最后那丝爱的畏葸，至少也是冲着男爵吧。不过他在晚饭前什么也没对男爵说，因为他向来把自己精湛的专业技艺看得至高无上，每逢要演奏难度较大的曲目(就如今晚在韦尔迪兰府上的这种情形)，他就避免(尽可能地避免，下午的发脾气已经是过分了)一切会造成演奏动作不平稳的干扰因素。这就像一个热衷于赛车运动的外科医生，在动手术前不开赛车一样。我知道，他跟我说话时一直在轻轻活动各个手指，也是由于这个缘故，他是要看看这些手指的柔韧度是否恢复了。只见他眉头皱起，看来，手指还有点神经质的僵硬。为了不致让手指愈来愈僵，他舒展开脸部的肌肉，这就好比一个人在睡不着或一下子没法达到**时，尽量让自己不要激动上火，以免急躁的情绪进一步影响睡眠或**。就这样，他一则想恢复心境的平静，以便待会儿在韦尔迪兰府上能像平时那样投入地演奏；二则见我老这么瞧着他，挺想让我明白他此刻很痛苦，所以在他看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请我马上走开。其实他不用请，我巴不得离开呢。我们要去的是同一幢房子，去的时间又差不多，我真怕他提出要我让他上车一起去，下午那一幕给我的印象太深了，这段路程有莫雷尔坐在我身边，我恐怕没法不感到恶心。很可能莫雷尔对絮比安侄女的爱，以及后来的恨，都是真诚的。遗憾的是，这不是他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一下子甩掉一个他曾经赌咒发誓说要爱她一辈子的姑娘，当初他甚至拿出装好子弹的手枪对她说，倘若哪一天他不讲信义抛弃她，他就把自己的脑袋打开花。可他照样抛弃了人家，而且事后并不感到歉疚，反而心里有一种怨恨。这不是他第一次，也不会是他最后一次这么做，于是好些少女的脑袋——他忘了人家，可人家还没忘记他——疼痛难忍——絮比安的侄女已经像这样痛了很久，但她尽管鄙视他，却仍然爱着他——疼痛难忍到随时有在发自内心的剧痛中绽裂的可能，因为每个这样的少女，都会有一张冷峻如大理石、精美如古代艺术品的莫雷尔的脸，就如一尊古希腊雕像的碎片那般，储存在大脑中，连同他的波俏的头发、灵秀的眼睛、挺直的鼻子，形成一个颅内隆凸，这种来路不明的肿瘤，是没法手术切除的。不过时间久了，这些坚硬的碎片终于也会滑入一个不致引起多大痛苦的位置，不再挪动；她们也就不再感觉到它们的存在：这就叫遗忘，或者叫淡漠的记忆。
这一天的白天，我有两方面的收获：一方面，阿尔贝蒂娜的听话，给我带来了宁静，使我有了可能，并因而下了决心跟她分道扬镳。另一方面，我在等她的那段时间里，坐在钢琴前思索的结果是，我打算把重获的自由奉献给它的艺术，并不值得一个人为之做出牺牲，它并非人生之外的东西，并非与人生的虚妄和空幻毫不相干，我们从艺术作品中看到的所谓真实的个性，其实只是由技巧做成的一种假象。虽然下午还在我心中留下了其他的，也许更为深刻的内容，但我是很久以后才意识到这一点的。至于那两方面我想得挺明白的内容，它们也行之不远；因为就在当晚，我的艺术观就又从下午那种低迷的状态中振作起来，而那种宁静，连同让我得以献身艺术的自由，重新弃我而去。
汽车沿河堤驶近韦尔迪兰府邸时，我吩咐司机停车，因为我刚看见布里肖在波拿巴街拐角从公共马车上下来，用旧报纸擦了擦皮鞋，戴上珠灰色的手套。前一阵他眼疾加剧，于是配备了——一如实验室那样阔气——一副像天文望远镜那样功能强大、结构复杂的新眼镜，看上去仿佛用螺丝拧在了眼睛上。他把焦点对准过来，认出了我。这副眼镜确实棒极了。可是在功能强大的装备后面，我瞥见的是一道微弱、黯淡、**的冷漠的目光，就好比在实验项目得到慷慨资助的实验室里，研究人员硬把一只毫无研究价值的濒死的小动物放在最精密的仪器下面，冷冷地看着。我把胳膊伸给这个半瞎的朋友，让他挽着走上台阶。“这回咱俩可不是在大歇尔堡见面，”他对我说，“而是在小敦刻尔克[83]这边碰头喽。”这话让我觉得很无聊，因为我不懂它到底是什么意思。不过我不敢问布里肖，倒不是怕他看不起我，而是怕他的解释叫我不胜其烦。我回答他说，我出于好奇，挺想去看看当初斯万每晚跟奥黛特会面的那个客厅。“怎么，您也知道这桩陈年往事？”他说。
当时，斯万之死使我感到非常震惊。斯万之死!斯万在这个短语中不仅仅是一个表示所有格的名字。我从中看到的是一种特定的死亡，即命运指派给斯万的那种死亡。我们说死亡，是个笼统的说法，其实，有多少人，几乎就有多少种不同的死亡。我们不具有那种本领，可以沿着四面八方全速疾驰，去看清那些死神，那些受命运驱使赶往这个或那个人身边的死神。这些死神往往要等上两三年，才最终完成它们的使命。它们速速赶来，在某个叫斯万的人的胁部安上一个癌变病灶，然后又去执行别的任务，直到医生动过手术，得重新安上一个癌变病灶的当口，才又匆匆赶回来。接下去，就到了人们在《高卢人报》上读到斯万偶有微恙，但不久即可康复云云的时候。而这时，就在你临终前的几分钟，死神就像一个并非让你致命，而是帮你痊愈的修女，前来见证你最后的时刻，给心脏停止跳动、周身已经冰凉的人儿戴上荣耀的光环。正是死亡的这种多样性，这种去而复来的神秘性，这种给人带来厄运的绶带的色彩，赋予报上以下文字以某种令人印象深刻的意味：
“本报惊悉夏尔·斯万先生昨日于巴黎寓所病逝。这位聪明才智为人交口赞誉、择友审慎而忠于友情的巴黎人，贵族社会和文学艺术界人士，对其谢世无不扼腕痛惜，其沉稳而敏锐的艺术趣味，素来备受各界推重，同样，有其作为最受尊重的资深会员的骑师俱乐部亦为之不胜悲悼。他还是合盟联谊会和农业联谊会的成员，并于不久前刚向王室街联谊会递交退会申请。其睿智之神采，一如其隆重之声望，向来在音乐界与美术界的great event[84]中为公众所仰慕，直至最后深居简出的那几年，他仍是画展开幕式逢请必到的常客。葬礼不日即将举行……”
按照这个观点，倘若一个人不是重要人物，那他就会因为没有显赫的头衔，而注定要在死后速朽。当然，一个人死了也仍然可以是德·于泽斯公爵，但这时多少已带有声名不显的味道，失却了个性色彩。不过公爵的冠冕依然可以让他的名头维系一段时间，就像阿尔贝蒂娜喜欢的冰激凌在融化前还能保持一种很优美的状态。然而那些热衷上流社会生活的布尔乔亚，他们一死，名字马上会散架、融化、脱模。我们前面见过，德·盖尔芒特夫人提起加蒂埃[85]时，把他说成拉特雷穆依尔公爵的至交好友，贵族社交圈里非常受人欢迎的人物。对于下一代人来说，加蒂埃成了个难以名状的东西，仿佛非得把他跟那个珠宝商加蒂埃挂上钩，才算让他有了面子，殊不知，要是他听到有人将他和那个珠宝商混为一谈，准会嗤笑那些人的愚昧无知!而斯万则不同，他是知识界和艺术界的杰出人物；虽然他没有作品，他的名字却能留存得稍稍久远一些。可是，亲爱的夏尔·斯万，当时我年纪还小，对您不大了解，您却已经渐入老境，而如今却正是这个当年您眼中的小傻瓜，把您作为主要人物写进了他的一部小说，人们才又开始谈论您，也许，您会因此活在人们心间。蒂索画王室街俱乐部阳台的那幅油画里，您站在加利费、埃德蒙·德·波利尼亚克和圣-莫里斯中间，如果说观众看这幅画时议论您最多，那也是因为他们在画中斯万这个人物身上，看到了您的影子。
其实回想起来，斯万这种预料之中，但又来得很突然的死亡，早在德·盖尔芒特夫人表姐家的那次晚宴上，我就听斯万本人对公爵夫人说起过。[86]但那天晚上在报上看到斯万的讣告时，我还是不由得愣在那儿，这段似乎颇不合时宜地插将进来的神秘兮兮的文字，让我觉得有一种特殊的、令人吃惊的怪异的意味。这几行文字，居然就使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了一个只能用名字——一个写在纸上的，一下子从现实世界沦入死寂王国的名字——来对别人说的话做出回应的人。现在，也正是这几行文字使我产生一种愿望，想要好好了解一下先前韦尔迪兰府上的这个客厅，如今成了报上几个字母的斯万，当年常在这儿和奥黛特一起进餐。我在这儿得补充说明的是(这些事情使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觉得斯万之死比别人的死更让人悲痛，虽然它们跟他的死的怪异性并没有关系)，我在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府上答应过他去看吉尔贝特，但我后来并没去看她；斯万那天晚上表露过这样的意思，他和亲王谈话时，之所以邀我在旁边听，是另有原因的，但他并没告诉我究竟是什么原因；许许多多的问题，此刻在我脑海中涌现(犹如水泡从水底往上冒)，我想问他的事情五花八门：关于弗美尔，关于德·穆希先生，关于他自己，关于布歇的一幅挂毯，关于贡布雷，当然，我并不急于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既然我已经把它们存在心里这么久了，但现在他的嘴唇就此再也无法开启，他再也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了，我却格外感到它们是那么重要。其他人的死，就像一次旅行，等到上了路，已经到了巴黎一百公里开外，他却猛然想起，忘了带两打手帕，忘了把钥匙交给厨娘，忘了跟舅舅道个别，忘了问一下心心念念要去看的古代喷泉是在哪座城市。而所有这些使你感到烦恼，让你哪怕做做样子，也要大声对做伴同行的朋友诉说一番的丢三落四的糊涂事，面对冷冰冰的车座和列车员报出的站名，显得苍白无力，火车载着我们渐行渐远，我们再也无法去补做任何事情，于是我们也只能让思绪离开这些无可补救的疏忽，打开食品袋，跟邻座交换起报纸和杂志来。
“哦，不，”布里肖接着说，“斯万不是在这里碰头他未来的妻子的，在那场把韦尔迪兰夫人第一处宅邸毁了一大半的灾难[87]以前，他俩也只有在最后那段时日才在这儿相见。”
刚才在车上瞥见布里肖那会儿，我很怕布里肖会以为我是在摆阔，既然这位大学教师没车，我觉得让他看见我坐车来就更不合适了，所以我匆匆关照了司机一句，就赶紧下车，想赶在布里肖看见我之前离车远一点。不料司机没听明白我说什么，特地过来问要不要来接我；我赶忙回答一句“好的”以后，对坐公共马车来的大学教师格外表现得敬重有加。
“噢!您是坐汽车来的。”他一本正经地对我说。
“哎哟，真是碰巧了；平时我从不这样。我不是坐公共马车，就是步行。不过今晚您要是能赏脸坐这旧车，我就真是太荣幸了。可能会有点挤，不过还是请您一定赏个脸。”
反正，我心想，捎他一程我也没什么损失，阿尔贝蒂娜在家里，我总得回家不是。有她在这么个没人会来看她的时候，待在我家里，我就可以像下午那样自由支配我的时间了，下午那会儿，我知道她就要从特罗卡代罗回来，而我并不急于见到她。可也像下午一样，我毕竟意识到我有了个女人，回家时体验不到孤独带来的那种激奋了。
“承蒙召邀，敢不从命，”布里肖回答我说，“您刚才提到的那个时节，咱们的朋友住在蒙塔利韦街，精致的底楼，连着中二层，前面是花园，当然谈不上豪华，但我以为比威尼斯的使节酒店还体面。”
布里肖告诉我，当天晚上在孔蒂河畔(这是韦尔迪兰夫妇迁入此处新居以后，他们的信徒们对这个沙龙的称呼)有一个排场很大的音乐派对，是德·夏尔吕先生一手操办的。他还说，我说的那个时节，小核心里是另一批成员，路数也不一样——不光是由于信徒们更年轻的缘故。他跟我说了埃尔斯蒂尔玩的恶作剧(他管它们叫“纯粹的闹剧”)，比如说有一天，埃尔斯蒂尔先是假装临时有事离去，然后扮成临时雇用的大厨跑进来，一边递盘子，一边凑在满脸一本正经的皮比斯男爵夫人耳边，说了好些不堪入耳的话，男爵夫人听得又惊又恼，脸涨得通红；尔后，他在晚宴快结束时又溜了出去，叫人把一只盛满水的洗澡盆抬进客厅，等大家纷纷离席过来看个究竟的当口，他一丝不挂地从盆里爬出来，嘴里还骂骂咧咧的；还有几次，大家都穿着埃尔斯蒂尔设计、剪裁、着色的纸制服装——这是他的拿手好戏——来吃晚饭，有一次布里肖身着查理七世宫廷显贵的服饰，脚上穿一双尖长的翘头鞋，另一次穿的是拿破仑一世时期的服饰，埃尔斯蒂尔用封信的火漆，给他做了荣誉勋位勋章饰带。总之布里肖脑子里想的是当年的客厅，宽敞的窗户，沐浴在中午阳光中的低矮的、得换掉了的长沙发，所以他声称他喜欢的就是那样的客厅，就是觉得它比现在的客厅好。然而，我心里明白，布里肖说的客厅——正如教堂这个词指的不仅是一座宗教建筑，而且是聚集在一起的那些教徒——指的不仅是那个中二楼，而且是经常聚集在这儿的人，是他们来这儿寻找的特有的乐趣，在他的记忆中，这些乐趣就赋形在人们下午来这儿时，期待看到韦尔迪兰夫人端坐其上的长沙发上，在花园盛开的栗树花上，在壁炉架花瓶里静静等候姗姗来迟的女主人的康乃馨上——它们绽开粉红色的花朵，仿佛在笑盈盈地欢迎来宾，向他们亲切致意。但是，如果说那个客厅在他心目中比现在的棒，那或许是因为我们的脑子就像神话中的普洛透斯[88]，不肯就范于任何形状，即使到了社交领域，也会冷不丁撇下一个好不容易才缓慢地臻于完善的沙龙，宁可去喜欢一个不如它出色的客厅，这就好比，尽管奥黛特在奥托[89]那儿拍的润饰过的照片上显得很高雅，穿着下摆很宽的紧腰连衫裙，头发由朗代里克卷烫过，但是斯万更喜欢的还是另一张在尼斯拍的小照，那上面她披着亚麻布的肩巾，蓬乱的头发从绣着三色堇、缀着黑绒蝴蝶结的草帽里钻了出来，虽说时尚的打扮使她年轻了二十岁(女人在老照片上一般都会显老)，但那模样还是像个小侍女，就是年龄大了二十岁。他说不定还高兴地向我夸夸其谈地说些我不知道的事情，让我知道他品尝过好些我无从体验的乐趣。他要想这么做，是挺容易的，他只要随口说出两三个已经故世的人的名头，用他那种故作神秘的口吻，说几件他们的趣闻逸事，我就会揣摩他当年究竟是何许样的人物，就会觉得人家告诉我的关于韦尔迪兰夫妇的那些情况，都过于粗疏，过于简略；比如就说斯万吧，我早就认识他，可我一直对他没有多加注意，事不关己时根本想不到去注意他，他在等妻子回来吃饭的当口留我陪他，给我看他收藏的好东西，可我从没认认真真听他说些什么，现在我才知道，他的谈锋之健，其实是不比古代最雄辩的演说家逊色的。
在韦尔迪兰府邸跟前，我瞥见德·夏尔吕先生正腆着个大肚子朝我们走来，一个小流氓大剌剌地跟在他后面。现在他所到之处，都会有这种地痞流氓冒出来，跟他形影不离，即便在看似偏僻的地方，也不能幸免。因而这位高头大马、大腹便便的男爵，走到哪儿都有人陪侍左右(由不得他分说，但好歹保持一点距离)，就像鲨鱼总有舟鰤[90]伴着，总之他与在巴尔贝克第一年的那个神情严峻、做出一副男子气概的倨傲的陌生人已判若两人，在我眼里，他就像一个处于另一公转周期，但已露出满盈相态的天体，周围伴随着卫星，或者说像一个重病缠身的病人，而几年前病初起时，还只是一个不起眼的脓疱，很容易遮掩，也看不出问题有多严重。虽说布里肖动了手术以后，原先以为要失明的眼睛，稍稍恢复了些许视力，但我不知道他是否能看清寸步不离跟着男爵的小混混。不过反正这也不相干，因为自从拉斯普利埃尔[91]那会儿以来，尽管布里肖挺喜欢男爵，但他每回见到德·夏尔吕先生在场，总有几分不自在。想必每个人都是这样，都会另有一条外人意想不到的生活道路在暗中延伸。然而我们往往会被谎话所迷惑，充斥日常谈话之中的谎话，或是想掩饰一种恶感、一份私心，或是要隐瞒一次不想为人所知的造访、一段必须瞒住妻子的风流韵事，然而谎言毕竟难掩真相，正如好名声难掩坏习性——人家早晚还是会看出端倪的。见不得人的生活习性，可能会经年不为人察觉，但一次夜晚的河堤偶遇就会让它暴露出来，而且往往一开始你还懵懵懂懂，直到某个知情人告诉了你内情，你才恍然大悟。这时你会感觉到，面临的已经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种变态狂。德·叙尔吉·勒迪克夫人[92]的道德观念层次很低，两个儿子干的事无论多么卑下，只要跟她说是有利可图的，她都可以放任不管，因为在她看来，人要谋利是天经地义的。但当她得知德·夏尔吕先生有一种时钟般精准不变的癖好，每回见到他们时总要捏他们的下巴，还要他们也来捏他的下巴，她就不许他们再上这位先生的门了。她感到了一种说不清楚的生理上的恐惧，暗自纳闷这位平时关系不错的邻居，会不会染上了食人肉的毛病，所以见男爵一再问她“什么时候可以见到那两个孩子呀？”她明知对方听了心里会恼火，仍然坚持说他们功课很忙，还要准备出门，等等。不管法律条文怎么说，所谓的无能力承担法律责任，只会加重过失甚至罪行的分量。朗德鲁[93](假定他真的杀了好几个妇女)那样做如果是为了钱，那也许还不算有悖常情，因为抵挡不住钱的**毕竟还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他那么做是出于一种精神错乱、丧心病狂的施虐狂，那就罪不容诛了。
布里肖认识男爵以后，一直喜欢跟他开些粗俗的玩笑，但当友谊有了进展，不再停留在打趣逗乐，到了了解对方的阶段，兴高采烈的外表下不由得滋生出了一种苦涩的心情。为了让自己安心，他背诵柏拉图的作品片段和维吉尔的诗句，但由于他在心智上也差不多是个盲人，他无法理解那时候爱恋一个年轻男子，就如同今天(就此而言，苏格拉底的玩笑话，比柏拉图的论证说得更透彻)在跟一个舞女订婚前先包养她。德·夏尔吕先生自己也不明白这一点，爱把自己的癖好跟友谊(两者根本不是一回事)，把普拉克西特列斯[94]的竞技者跟听话的拳击手[95]混为一谈。他不愿正视一个事实，那就是一千九百年以后(“虔诚的君主手下虔诚的廷臣，到了不信神的君主手下就会是不信神的廷臣。”拉布吕耶尔[96]如是说)，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同性恋——柏拉图所说的年轻男子，或是维吉尔诗中牧羊人间的同性恋——早已不复可见，依然存在并且为数越来越多的，只是些一厢情愿的，神经质的，对人躲闪、对己矫饰的同性恋者。如果说德·夏尔吕先生有错的话，他错就错在没有断然否认这一异教徒的谱系[97]。区区一点形体之美，要用如许美德来交换[98]!忒奥克里托斯笔下为了一个小伙子长吁短叹的牧羊人，到了后面也未必一定会比那个为阿马里利斯吹笛的牧羊人心肠更软，心思更活泛。[99]前面那个牧羊人并不是有病，他那样做只是风气使然。只有不顾重重阻碍留存下来、蒙羞含辱的同性恋，才是真正的同性恋，才是唯一能与此人精神素养的提升相称的同性恋。有时我们想着也会感到害怕，纯粹生理范畴的某种取向的小小变化，某个感官的一点轻微的缺陷，居然可以使肉体与精神素养之间具有这样的联系，使对德·盖尔芒特公爵紧闭大门的诗人和音乐家的天地，对德·夏尔吕先生罅开了门缝。男爵在室内布置上的口味，就像一个爱好摆设小玩意儿的家庭主妇，这并没有可以奇怪的；让我们吃惊的，是那道让他觑见了贝多芬和韦罗内塞[100]的罅隙!但尽管这样，当心智健全的我们看到一个疯子写的令人赞叹的诗句，听他头头是道地解释，他是怎样被妻子设了圈套才错关进来的，听他央求我们去向精神病院院长说明情况，听他抱怨人家把他关在这么个乱哄哄的地方，最后却说：“瞧，院子里那个想要过来跟我说话的家伙，我甩也甩不开他，他以为他自己是耶稣基督。就凭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他们是把我跟疯子关在一起，他不可能是耶稣基督，因为我才是耶稣基督!”这时候，我们自会感到害怕起来。刚才那会儿，我们还打算去跟精神病医生说关错人了，但听了这个疯子最后那几句话，即便念及此人每天都在写绝妙的诗句，我们也不敢再留在他身旁，就如德·叙尔吉夫人的那两个儿子不敢和德·夏尔吕先生待在一起，那并不是由于他会伤害他们，而是因为他太喜欢邀他们做客，而每回又总以捏他们下巴收场。这个可怜的诗人，他没有维吉尔做向导，却必须穿越硫黄和沥青的地狱之圈，纵身跳进上天为带回几个所多玛居民而降下的烈焰。[101]他的作品中全无可爱可言；他的生活犹如那些还俗之人一般峻刻，他们过着最严格的独身生活，为的是让人确信他们脱下教士长袍，只是因为失去了信仰，而不是由于任何别的原因。作家的情形就未必如此了。一个每天跟疯子打交道的精神病医生，怎么可能自己就从来不发疯呢？要是他能肯定地说，他从事这一职业，并不是由于自己有一种先天的、潜在的精神错乱症状，那他就是很幸运的了。对一个精神病医生而言，他的研究对象往往会对他的精神状态有所影响。当初究竟是哪种隐秘的癖性、哪种令人又怕又爱的**，驱使他选择了这样的研究对象？
男爵装作没看见亦步亦趋跟在后面的那个形迹可疑的家伙(男爵在冒冒失失走上林荫大道，或莽莽撞撞穿过圣拉扎尔车站大厅时，跟在后面的小混混有一打之多，他们存着讨个五法郎银币的希望，对他穷追不舍)，生怕这家伙会大着胆子上来搭话，一本正经地低下跟扑过粉的脸颊反差强烈的染黑的睫毛，整个人看上去就像格列柯笔下的中世纪天主教宗教法庭大法官。但是这位外貌吓人的大法官的神情，又像是个被禁止参加圣事的神职人员；既要纵容自己的那点兴趣，又要保守这个秘密，为此不得不做出的种种妥协，年深日久就在男爵的脸上留下了他极力想隐藏的东西，那就是被人指摘为道德败坏的一种**生活的印痕。这种道德方面的问题，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其实是很容易看出来的，它会体现为脸容上不断增生的种种疵点，尤其是脸颊和眼圈，就如肝病患者的黄疸、皮炎患者讨厌的红斑，一眼就能看出来。而且，往日德·夏尔吕先生讳莫如深、守口如瓶的那种癖习，如今犹如油脂一般，不仅仅是浮现在这张搽粉的脸的双颊(更准确地说，那两片松弛的腮帮子)，在这个由于放纵而开始发胖的身躯的丰满的胸脯、滚圆的臀部上，它已经充溢于他的言谈之间。
“哈，布里肖，敢情您晚上就是这样跟漂亮小伙子一起散步的呀？”男爵一边这么说，一边走近我们。那个小混混只得灰溜溜地走开了。“哇噻!可得去告诉那些索邦大学的学生，您不是那么正经的人哦。不过，跟年轻人在一块儿，对您还真有好处，教授先生，您娇艳得像朵玫瑰花。噢，亲爱的，您好吗？”他收起打趣的语气对我说，“在孔蒂河畔可不大见得到您哦，年轻人。哎，您的表妹，她好吗？她没跟您一起来，多遗憾哪，她真是太可爱了。今晚我们能见到您的表妹吗？哦，她长得真漂亮，要是在穿着上再讲究些，那就更美了。怎么把衣服穿得恰到好处，是门很少有人懂得的艺术，可她天生就能掌握这门艺术。”
在此我得说明一下，德·夏尔吕先生掌握(这一点上我跟他完全不同，甚至恰恰相反)一种精细观察的天赋，对衣着打扮的观察之精细，就跟他对一幅油画的细部的观察一样精到。说到裙子和帽子，有的爱说刻薄话的人或好走极端的理论家会说，一个容易为男性魅力所吸引的男人，往往会对女性服饰怀有天生的兴趣，会去研究它们、熟悉它们，以此作为一种精神上的补偿。有时候这种说法还真能灵验，一个夏尔吕这样的角色，仿佛他的生理的需求和内心的柔情，全让男性给包了，而留给异性的则是所有那些柏拉图式(这个形容词实在很不确切)的趣味，简单地说，就是那些最穷讲究也最稳当的所谓高雅的趣味。为此德·夏尔吕后来还得了个“女裁缝”的绰号。不过他的趣味，他善于观察的才智，还涉及其他的领域。我们前面已经看到，那天晚上我在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府上用过晚餐后造访他家[102]，经他一一指点，我才知道他家里珍藏着那么些精品。他能观察到别人根本不去注意的那些细节，无论是艺术品还是宴席菜肴，他都能一眼看出其中的精彩之处(上至绘画，下至厨艺，他全盘通吃)。我一直为德·夏尔吕先生抱憾，觉得他的艺术天赋浪费在了画个扇面馈赠堂嫂(前面说过，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拿着这把扇子，并不是为了扇风，而是为了炫耀，向人显摆巴拉麦德对她的情谊[103])或是弹一手好钢琴，以便在莫雷尔拉琴时给他伴奏不致出错，我是说，我一直在为，现在也为德·夏尔吕先生感到遗憾，觉得他真应该写点东西。当然，我们并不能因为他能说会道或者信写得精彩，就断言他会是一个天才的作家。有些才能是不能混为一谈的。经常可以见到，有的人说起话来干巴巴的，让人听得很沉闷，却能写出文采斐然的好文章，而平时口若悬河的人，一旦提笔写东西，却说不定连三流的作家都不如。但无论如何，我相信，要是德·夏尔吕先生肯试试笔，从他熟悉的艺术方面的题材写起，那他一定会才思泉涌，妙笔生花，社交圈常客一定会变成大师级作家。我常对他这么说，可他就是不肯试一下，也不知只是懒惰，还是时间都花在光鲜的晚会、粗鄙的娱乐以及盖尔芒特沙龙里没完没了的谈话上了。看着他谈话时大放异彩，敏捷的才思与鲜明的个性如影随形，傲慢的语气里透出思想的光芒，我更为他感到惋惜。倘若他写书的话，大家在沙龙里就不会在称颂他的同时那么嫉恨他，他在沙龙里兴致勃勃想要展露口才时，固然是妙语如珠，但与此同时他欺凌弱者，连从未伤害过他的人也不肯放过，甚至卑鄙地想方设法离间朋友，这就招来了嫉恨——倘若他写书的话，大家就会了解他丢弃丑陋的那一面以后的、与众不同的精神价值，那时就没有任何东西会妨碍大家去崇拜他，他的许多优点也就会让友谊之花盛开。
不管怎么说，即使我看错了他，其实他写不出多大名堂，但他若真的写了，那还是功德无量的。因为，虽说他什么东西都认得，不光认得还说得上名儿，我跟他聊天，就算并没真学会观察(我的心志和情感都另有所寄)，至少也看到了一些没经他指点根本不会去注意的东西，可是这些东西叫什么名儿，那些应该可以帮助我了解它们模样、颜色的名儿，我总是很快就忘了。要是他写了书，哪怕写得挺差劲(我不相信会这样)，那也一定是弥足珍贵的词典、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不过谁能说得准呢？也许他到时候没把自己的博学和才情写成书，却听凭每每跟我们的命运对着干的魔鬼驱使，去写些乏味的连载小说、无聊的游记和探险故事，那也说不定啊。
“是的，她很会穿衣服，准确地说是很会打扮，”德·夏尔吕先生接着谈论阿尔贝蒂娜，“我唯一担心的是，她能不能让自己的打扮跟她那种特殊的美显得很协调，这事或许我也有点责任，有时出主意没经过深思熟虑。我去拉斯普利埃尔城堡时，常给她一些指点，但那些话或许过多地考虑到当地的环境，照顾到了邻近海滨的这个特点，而没有考虑到您表妹的个性特点，所以她的举止打扮有点流于轻佻。我承认，我见过她穿一身漂亮的塔拉丹薄裙，围着迷人的纱罗丝巾，戴一顶粉红色的软帽，上面插一根小小的粉红羽饰，看上去居然挺般配。不过依我看，她的美是很实在、很厚重的，这些过于轻巧的衣饰对她未必合适。无边软帽怎么配得上这一头浓密的秀发，换成俄罗斯冠冕状的发饰岂不更相称？那种看上去像舞台服饰的古典长裙，确实很少有女人能穿出它们的妙处来。可是这位已经散发出少妇风韵的姑娘是个例外，她挺适合穿一袭热那亚丝绒的古典长裙(我立刻想起了埃尔斯蒂尔和福迪尼的长裙)，而且不妨再配上刺绣的花饰或老款的宝石坠子(宝石越老越好)，比如说橄榄石、黄晶石，或者成色特好的拉长石[104]。像她这种体态丰腴的美貌，就得要有点分量的饰物才能相配。您还记得吗，她到拉斯普利埃尔城堡去用晚餐的那回，随身带着好些漂亮的盒子、沉甸甸的大包小包，等她以后结婚的时候，不光可以在里面放粉底霜和胭脂，还可以——在一个颜色不太蓝的青金石盒子里——备一些珍珠和红宝石碾成的脂粉，当然不是人工养殖的珍珠，她嫁的人想必是有钱人。”
“行了!男爵，”布里肖赶紧插话，他怕我听到男爵刚才的最后那句话，会心里不好受，因为对于我和阿尔贝蒂娜的关系是否纯洁、她是否真是我的表妹，他毕竟还是存疑的，“您就是这样来关心小姐们的呀!”
“当着这个孩子的面，您给我住嘴好不好，坏家伙。”德·夏尔吕先生奚落他说。他的手顺势一挥，像是要让布里肖别多嘴，但这只手却落在了我的肩上。
“我打扰你们了吧，瞧你们刚才那开心的模样，就像两个疯疯癫癫的小姑娘，你们怎么会需要我这么个扫兴的老婆子呢。好在你们这就快到了，我也就甭过意不去喽。”男爵兴致很高，是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下午的那茬事儿，在絮比安看来，当务之急是保护侄女别再一次受莫雷尔欺负，所以他还没把事情告诉德·夏尔吕先生。所以男爵一直还以为两个年轻人不久就要结婚，心里乐滋滋的。这些了不起的单身汉仿佛是在用一种假想的父爱，来为自己带有悲剧色彩的独身生活添加一份温情，寻求一种慰藉。“不过说实话，布里肖，”他笑着转身对我们说，“刚才瞧见你们情意绵绵的样子，我还真有点顾虑。你俩看上去就像一对恋人。这么手挽手的，啊，布里肖，未免也太过分了吧!”不知他说的这番话，是否该归于一种老人心态，说明他的自控能力比以前差了，到时候居然会不由自主地把一个小心翼翼深藏四十年的秘密给捅了出来。要不，这番话反映了盖尔芒特家族骨子里对平民观点的藐视？盖尔芒特家的人，包括德·夏尔吕先生的堂兄德·盖尔芒特公爵在内，骨子里都有这种对平民观点的藐视，但在公爵身上，表现的形式有所不同，有一次我母亲亲眼目睹公爵敞着睡衣衬衫，毫无顾忌地站在窗口刮胡子。不知德·夏尔吕先生是否在从冬西埃尔到多维尔酷热的旅途中，染上了着装随便的危险习惯？只见他把草帽往后一推，露出宽阔的额头，趁这点工夫凉快一下，松开长久以来一直紧紧绷在他真正的脸上的那张面具。德·夏尔吕先生和莫雷尔这种俨然是夫妇的关系，理所当然会让知道莫雷尔已经不爱男爵的人感到惊讶。而对德·夏尔吕先生而言，有时他确实也觉得，这种癖习给自己带来的快感过于单调，已经让他起腻了。他本能地寻求新鲜的刺激，而在厌倦了那些萍水相逢的陌路人以后，他走到了另一个极端，重新拾起曾以为自己会永生永世深恶痛绝的东西，模仿起了婚姻生活、父子感情那一套。有时这样也不够，还得有新花样，他就找一个女人一起过夜，正像一个正常的男人偶尔也想找个小伙子睡觉一样，好奇心是相似的，但方向倒了个个儿，而且两者同样都是不健康的。由于夏利的缘故，男爵的信徒生活仅局限于小圈子里[105]，出了这个圈子，他多年来为精心伪装自己所做的种种努力就都甩在一边去了，这就好比，有些欧洲人到了殖民地探险或小住，就把他们在法国时遵守不误的行为准则弃之不顾了。然而，让德·夏尔吕先生比在韦尔迪兰府上度过的那些时日更有效地，最终地摆脱了社会约束的，还是内心的变化，对于自身的反常举止，他从最初的浑然不觉，到发现后的惊恐莫名，再到最后的习以为常，他的思想经历了一个剧变的过程，临了他已经见怪不怪，意识不到把自己可以毫不害羞地坦然接受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去告诉别人，会有多么危险了。其实，被流放到南极也好，独自待在勃朗峰上也好，都不如沉湎于一种内心的癖习，亦即一种有别于常人的思想方式那样，会使我们跟人群离得那么远。癖习(德·夏尔吕先生以前这么称呼它)如今被男爵赋予温情脉脉的形象，仿佛那只不过是一种人所难免的瑕疵，如同懒惰、闲散、贪吃美食一样，其实还是挺有趣，甚至颇有几分可爱之处的。德·夏尔吕先生意识到了自身举止的特殊性所激发的好奇心，而且体验到了满足这些好奇心、刺激它们、滋养它们的乐趣。就好比某个犹太政论作者，天天写文章捍卫天主教教义，大概并不是希望人家真把这些文章当真，而只是不想让喜爱他的幽默的读者失望罢了，德·夏尔吕先生在小圈子里风趣十足地抨击世风日下，正如他无须有人邀请，就会拿腔拿调地说英语或模仿穆内-絮利[106]的嗓音，在大家面前显示他的艺术鉴赏才能，正是他为活跃聚会气氛尽的一份责任；所以，德·夏尔吕先生吓唬布里肖，说要到索邦大学去嚷嚷，说他在跟小伙子一起散步，这就跟受过割礼的专栏作者侈谈“教会的长女”[107]和“耶稣的圣心”是一样的道理，虽然说不上假仁假义，却有哗众取宠之嫌。耐人寻味的，不仅是德·夏尔吕先生说话内容的变化(有好些话是他以前说不出口的)，而且是他在说话的语调、平时的举止上发生的变化，奇怪得很，他的说话腔调、举手投足，现在竟然跟他过去严加抨击的语气、动作非常相似；他现在常在无意间轻轻喊上一声——在他是无意的——喊声毕竟低沉——但一般而言，同性恋者彼此见面，往往会有意这么嗲声嗲气地互喊“我亲爱的”。像夏尔吕这类的人，当他们的病情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不可避免地总会有这股子娘娘腔，就像一个全身瘫痪或共济失调[108]的病人，最终必然会出现某些症状一样；所以，那些年轻同性恋者的忸怩作态，尽管德·夏尔吕先生一向对之持反对态度，其实倒像是对他自身的娘娘腔的一种不走样的绝妙模仿而已。事实上——这种由内往外透露的忸怩作态也正说明了这一点——神情严肃、身穿黑色套装、留着平头的夏尔吕，跟油头粉面、披金挂银的小伙子之间，纯然只有表面的差别，这就好比一个说话飞快、动个不停的烦躁症患者，跟一个说话慢吞吞、终日无动于衷的神经病患者之间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在医生眼里，这两个病人都是神经衰弱症患者，后者其实内心也焦躁不安，和前者遭受着同一种病症的折磨。不过，德·夏尔吕先生身上已经显露出种种衰老的迹象。某些过去就在谈话中爱用的说法(例如“一系列情况”)，现在简直到了滥用的地步，几乎整天挂在嘴边，句句不离，就像随时离不开一个监护人一样。
“夏利已经来了吗？”我们正要走到宅邸前去按门铃，布里肖问德·夏尔吕先生。
“哦!我不知道。”男爵说着，举起双手，眯起眼睛，那神情就像一个人不想被人指责口风不紧似的；大概男爵有什么事说漏了嘴，已经挨过莫雷尔的责备(莫雷尔爱虚荣，又是胆小鬼，高兴时借男爵往自己脸上贴金，不高兴时把他撇在一边，不理不睬，什么事到了他眼里都变得很要紧——哪怕只是无足轻重的小事)。“您知道，我全然不知他在做些什么。我也不知道他撇下我去看谁了，反正我几乎见不着他的人影。”如果说两个有暧昧关系的人之间的谈话，往往充满谎言，那么一个第三者，在跟其中一位谈到这一位的心上人时，自然更是假话连篇，而且这跟那个心上人的性别无关。
“您是好久以前见到他的吧？”我问德·夏尔吕先生，想做出一副既不担心跟他谈起莫雷尔，也不相信他和莫雷尔朝夕相处的样子。
“今儿早上他路过，到我屋里待了五分钟；我还没睡醒呢，他就坐在我的床边，像要强**似的。”
我马上想到，德·夏尔吕先生准是一小时前刚见过莫雷尔，因为当你问一个情妇，她是什么时候见到某人的(其实你知道——她大概也猜到了这一点——此人正是她的情人)，而如果她是和他一起喝下午茶的，她就会回答说：“我午餐前见过他。”这两个说法只有一点差别，就是一个是说谎，一个是实情。而它们背后是同一件事儿，如果说这事儿本来就无伤大雅，那么两个说法同样都无伤大雅，而要是你觉得这事儿该受指责，那么两个说法同样都该受指责。其实这些回答，在当事人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取决于很多因素，与之相比，事实所占的比重太小了，以致让你觉着，强调事实好像有点迂似的；不明白这一点，就无法理解情妇(这儿就是德·夏尔吕先生)何以总要选择捏造的事实。然而对物理学家来说，一个木球哪怕再小，它在实验中的位置仍然是按照引力或斥力定律，由或冲突或平衡的作用力所决定的，尽管这些定律适用的范围其实要远远大得多，大到整个物理世界。我们还不妨回想一下，我们难道不是常会有这种欲望，故意想让自己显得又自然又洒脱，不是常会做出下意识的动作，对约定的幽会遮遮掩掩(出于羞涩与炫耀的混合心理)，不是常会感到有这种需要，想把自己得意的事儿告诉别人，让人家知道有人爱着自己(估摸对方已经知道或者猜到——但没说出来——某些事情，而通常不是因高估而看高了对方，就是因低估而看低了对方)，不是常会有下意识的玩火冲动，而一旦出了事又会有意识地趁早撒手吗？所有这些法则和定律，分别都在沿相反的方向起作用，范围更宽泛的种种回答，无不受到它们的制约，比如说，我们明明是晚上看见某人的，却偏要说是早上看见的，那么，我们跟此人的关系究竟是异常纯洁，柏拉图式的，还是肉体上实有接触的，就很值得探讨。德·夏尔吕先生尽管已经病得不轻，种种不光彩的举止随时都会有所流露，有时还会主动向人暗示，甚至干脆编造出一些情节，不过一般而言，男爵在这段时期里，还是想要表明夏利和他夏尔吕不是一个类型的男人，他们之间存在的只是友谊而已。虽说也许真是这样，但他毕竟有时说话会自相矛盾(就像刚才说早上见到莫雷尔)，他也许是一时忘乎所以，不小心道出了真情，也可能是存心吹个牛炫耀一下，或者只是由于多愁善感，甚至觉得蒙一下对方显得自己特聪明。
“您知道，他对我而言，”男爵继续说，“只是个比我年轻的好朋友，我对他感情很深，同样我敢肯定(看来他对此并无把握，要不然他怎么会觉得有必要特地申明他敢肯定呢？)他对我也一样，不过我们之间没有其他任何关系，没那回事，您听清楚了，没那回事，”男爵说这话的语气非常自然，就像是在说一个女人似的，“没错，他今儿早上是来拽我的脚了。可他知道我讨厌人家看见我睡觉。您难道不这样？哦!这太可怕了，真没办法，让人看见丑死了，我当然知道自己不是二十五岁了，也没想装嫩，可总还得保留点体面吧。”
男爵说莫雷尔只是一个年轻的好朋友，此话可能不假。他刚才说“我不知道他在做些什么，我不了解他是怎么过日子的”，以为自己是在说谎，其实也许确是实情。且说(在此我们先插一段几星期后发生的事情，这桩事情，在说完以德·夏尔吕先生、布里肖和我朝韦尔迪兰府邸走去开头的这一段以后，我们还会再次提到)这次晚会过后不久，男爵有一次无意间打开了一封别人写给莫雷尔的信，不由得惊愕万分，陷入了痛苦之中。这封其实也会间接地刺伤我心的信，是那位素以只对女性感兴趣闻名的女演员莱娅写的。但她给莫雷尔的信(德·夏尔吕先生做梦也没想到莫雷尔会认识她)却写得火辣辣的，字里行间充满情欲，用词之暧昧好些都让我们没法在此转述，下面只能稍举几个例子。莱娅对他的称呼，一律都用阴性，比如：“下流的妞儿，去你的!”“我的美人儿，你也是此道中人，这错不了吧。”等等。信里还提到好几个别的女人，她们似乎跟莫雷尔和莱娅保持着同样亲密的友情。而莫雷尔对德·夏尔吕先生的嘲讽，以及莱娅对一个包养她的军官的奚落(她写道：“他居然写信劝我要老实听话!你说这叫什么话!我的小猫。”)，其中所泄露的实情，德·夏尔吕先生更是事先想不到，一看之下，比得知莫雷尔和莱娅关系如此特殊更为吃惊。而尤其让男爵感到震惊的，是“此道中人”这几个字。他起先什么也不懂，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才算明白了自己正是“此道中人”。现在，这个好不容易弄明白的观念，好像又变得有问题了。他弄明白自己是“此道中人”的那会儿，以为这就算弄清楚了自己的兴趣，就如圣西门所说，不在女人身上[109]。然而现在就莫雷尔来看，“此道中人”这个说法含义要比德·夏尔吕先生所理解的广泛得多，从这封信可以看出，莫雷尔就证明了，他身为“此道中人”，但又同时具有女人对女人的那种兴趣。从此，德·夏尔吕先生的嫉妒，再也没有理由仅仅局限在莫雷尔认识的那些男人，而必须把范围扩大到女人身上。这样看来，“此道中人”不光是他以前所认为的那些人，而是这个地球上的一大群人，其中不光有男人，还有女人，而这种男人不光有男人爱他，还有女人爱他；一个如此熟悉的词，居然会有这种全新的含义，不免让男爵身心备受煎熬，理智和心灵同样感到焦虑不安，他觉得自己面临的是双重的困惑：一方面内心的妒意在不断膨胀，另一方面一个定义却骤然显得有所不足了。
德·夏尔吕先生不是专业作家，所以上面这些事情对他来说，不会有什么用处。他从中感受到的不愉快的印象，至多会被他想象成一个特别来劲的戏剧场景(说不定他还可以在其中施展一番口才)，要不然，他或许干脆把整个事情想成一种暗中的捣鬼。然而对于，比如说，贝戈特这样天赋异禀的人来说，这些体验就会显得非常珍贵。这也许就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既然我们通常行事都带有盲目性，只不过会像动物择木而栖那样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位置罢了)贝戈特这样的人为什么经常会有平庸、虚伪，甚至心地歹毒的伴侣。这些人的美，足以激发作家的想象，砥砺他的品德，但丝毫不会改变和他一起生活的那个伴侣的本性，这样的伴侣转眼间就会落在他之下一千米；那些奇特的关系，那些相当过分的，尤其是在一些我们连想也想不到的方面的谎言，是时时都会出现的。一个谎言，一个编得很圆的关于我们认识的人、我们跟他们的关系的谎言，一个跟我们最初的想法风马牛不相及的、关于我们做某事的动机的谎言，一个关于我们是怎样的人、我们爱着哪些人，以及我们对有些爱着我们的人(这些人因为每天都吻我们，就以为已经把我们纳入了自己所喜欢的模式)的感情的谎言，一个这样的谎言，是世界上少而又少的能为我们打开全新视野的东西，它会为我们展现未知的事物，唤醒我们沉睡的感觉，去睁眼看看那个我们否则永远无从了解的大千世界。至于德·夏尔吕先生，应该说莫雷尔有好些事精心瞒过了他，他得知真相后感到惊愕，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倘若他由此断言，跟下等人打交道本来就是个错误，那他就不免有些小题大做了，而这种令人痛苦的泄露实情[110](最令他痛苦的一次，是莫雷尔借口到德国去学音乐，其实却带了莱娅一起去旅游，当时莫雷尔对德·夏尔吕先生信誓旦旦地说他在德国，为把谎话说圆，他特地找了个朋友帮忙，把他寄到德国的信转寄给德·夏尔吕先生，男爵对莫雷尔深信不疑，甚至都没看一下邮戳)。其实，我们在本书最后一卷会看到，德·夏尔吕先生干出的事情将让他的亲友大吃一惊，其程度远远超过莱娅的私情让他感到的惊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