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天下午您路过冬西埃尔，碰巧我又有空，您也可以到司令部来找我。不过，我很难得有空。”口气之冷淡，让勉强邀请的客套大大地降了温，好像生怕布洛克拿它当真。不过罗贝尔说不定也担心我一个人未必肯去，还以为我跟布洛克的交情比我说的来得深，这样就可以让我一路上有个同伴，有个领跑。
我真怕这种口气，这种暗示对方不要接受的邀请方式，会让布洛克不高兴，心想圣卢还不如什么也别说倒好些。可是我错了，火车开走以后，我和布洛克从火车站一直走到两条大街的交叉路口。然后我回酒店，布洛克回他的住处，这一路上，布洛克不停地问，我们哪天去冬西埃尔，因为“圣卢那么客气”，他要是不去看看圣卢，“未免太失礼了”。我很高兴他没有看出，至少还没有太不高兴，还愿意装作没有看出，那个邀请的语气是很冷淡，甚至不客气的。不过我为他着想，还是希望他不要马上去冬西埃尔，免得成为笑柄。我想告诉他，他太着急了，圣卢可并不像他这么急切。可是我不敢这么说，怕他听了不开心。他实在是太着急了，虽说在他身上有好些很明显的优点，都是行事比他谨慎的其他人所没有，都是可以用来补赎诸如此类的种种缺点的，但他毕竟做得太过分，都让人受不了了。照他的说法，我们这星期非去冬西埃尔不可(他说“我们”，我想是因为他毕竟还是希望我也去，好有个说辞)。这一路上，在绿树掩映的体育场前，在网球场前，在市政厅前，在卖海鲜的店铺前，他都停下来，央求我定个日子，因为我一直不肯这样做，他临分手时悻悻然地对我说：
“您请便吧，阁下。反正，我是非去不可的，既然他邀请了我。”
圣卢总怕他对外婆的谢意表示得不够，两天以后我收到他的一封信，信里要我代他再次向外婆致谢。信是从他驻防的城镇寄出的，邮戳上的镇名仿佛奔我而来，告诉我在路易十六骑兵团的营房里，他在思念着我。信笺上印有马桑特的族徽，我认出那是一头狮子高踞在一个花环之上，花环下端是一顶法兰西贵族院议员的软帽。
“旅途很顺利，”他在信上说，“一路上都在看车站买的一本书，是阿韦德·巴里纳写的(我想这是个俄国人，一个外国人能写得这么好，我觉得真是太了不起了，不过我还是想听听您的意见，您知识渊博，书读得多，这个作者的情况想必您也了解)，可现在我又回到粗俗的生活中来了。唉，我觉得这就像流放，我留在巴尔贝克的那一切，这儿都没有了；在这种生活中，既没有温情的回忆，也没有智慧的光芒；这样的生活环境，大概会让您感到鄙夷，然而它也并非全无可爱之处。自从我上次离开以后，好像一切都改变了，因为在这段时间里，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时期，你我缔结友谊的时期开始了。我希望它永远没有终止的一天。我只跟一个人说起过这个时期，说起过您，那就是我的女友，她在我事先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来这儿陪了我一个小时。她很想认识您，我相信你俩一定很谈得来，因为她也非常喜欢文学。至于我那些同伴，尽管他们都是些很出色的小伙子，我却避开了他们，跟他们说这些，他们可能无法理解，我只想静静地回想我俩的谈话，重温我永远无法忘怀的时光。分手后的第一天，我几乎宁愿独自一人来回忆跟您一起度过的分分秒秒，连信也不给您写。可是您感情那么细腻，那么敏感，我又怕您收不到我的信，会为这个粗鲁的骑兵——倘若您多少还肯劳神想着他的话——担惊受怕，您要是想让他少却几分粗俗之气，变得稍许文雅一些，您可得好好使劲儿哦。”
我还没认识圣卢那会儿，曾经想象过他给我写信，圣卢这次的来信，其实就像只存在于我的幻想中的那些信一样充满柔情，而当时初次相会时他那冷淡的态度，一下子把我从幻想中拉回到冷冰冰的现实世界，幸好，它毕竟不是永远这么冰冷冰冷的。收到这封信以后，每次午餐时邮件送上来的时候，如果有他的来信，我都会一眼就认出来，信就像一个人不在时所显示的第二张脸，就凭这张脸的轮廓线(笔迹)，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人的内心，如同我们可以从他鼻子的格局或嗓音的抑扬看到一样。
现在，侍者来撤掉桌上的餐具时，我总是耐心地坐在餐桌旁边，倘若这不是那帮少女到大堤上来的时候，我就并不一味望着大海那边。看了埃尔斯蒂尔的水彩画以后，我尝试着从周围的事物中去发现诗意：依然斜放着的餐刀，透出停顿的意味；一块折皱的餐巾圆圆地鼓起，阳光为它添上一块丝绒般的黄色；喝了半杯的玻璃酒杯，越发显得身姿婀娜，有如凝聚着浓缩的日光的半透明杯底里，剩留的红酒色泽很暗，却闪烁着点点光亮；器皿移动着位置，里面的**在光照下变幻着颜色；高脚水果盘里剩下的半盘李子，从绿变到蓝，又从蓝变到金黄：古色古香的椅子，每天两次给请到餐桌跟前，桌布就像铺在美食节的展台上，牡蛎的壳里还有几滴晶莹的液汁，宛若石雕的圣水盂里的圣水；我想方设法从以前没留意的地方，从最常见的物件，从静物的深沉生命中探寻美的真谛。
圣卢离去几天以后，埃尔斯蒂尔经不住我的撺掇，答应举办一次小型聚会——我在这个聚会上可以见到阿尔贝蒂娜。我春风满面、风度翩翩(这是暂时的，归功于长时间的休息和精心的打扮)走出大酒店时，颇为没能把自己的魅力(以及埃尔斯蒂尔的声望)用于征服某个更加有趣的人而感到遗憾，我的魅力仅仅用于赢得认识阿尔贝蒂娜的这点欣喜，未免可惜了。既然肯定能见到阿尔贝蒂娜，我的理智就不觉得这份欣喜特别珍贵了。可是在我心里，意愿不曾有片刻分享过这一感觉。无论我们的性格怎么变来变去，意愿永远是这种或那种性格的义仆；他不显山不露水，不为人看重，却始终忠心耿耿，不管我们如何变来变去，一刻不停地为我们打理操劳，唯恐我们缺这缺那。原来打算好的一次旅行，眼看就要成行，理智和情感却发难了，说得好好想想是否值得这么走一趟，意愿了解这两个好说闲话的主子，知道倘若旅行泡了汤，他俩即刻就会觉得这次旅行如何如何精彩。意愿听任他俩在火车站前喋喋不休，越说越拿不定主意；不过，他先去买好了车票，在开车前把我们安顿在了车厢里面。他的不变，堪与理智和情感的多变媲美，但由于他总是三缄其口，从不申述理由，所以他的存在几乎被人忘了；但当我们身上其他的性格元素确确实实知道自己没辙的当口，他们就会跟着他，按他始终如一的决定行事。所以，当我瞧着镜子，心里想着自己的理智和情感都指望把这些徒有其表的小饰物留着，到下次再派用场的时候，他俩还在为是否值得去结识阿尔贝蒂娜而争论不休呢。不过我的意愿没让我错过出门的时间，他交给车夫的正是埃尔斯蒂尔的地址。事已如此，理智和情感纵然觉得可惜，也只好罢休了。倘若意愿给的是另一个地址，他俩十有八九也会给蒙在鼓里。
过了没多久，我来到埃尔斯蒂尔府上，起先我以为西莫内小姐还没来。是有个姑娘坐在那儿，但她穿着绸裙，没戴帽子，我没法儿把她跟那位头戴马球帽、推着自行车在大堤上走过的少女在我心中留下的倩影吻合起来，我在这个姑娘身上既没见到那头美丽的秀发，也没认出我心仪的鼻子和脸色。可她就是阿尔贝蒂娜。但我知道以后，仍然没去和她打招呼。一个人年轻时，逢到社交聚会的场合，他的自我就会不复存在，他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不同的人，置身沙龙这个全新的天地，受另一种道德规范的约束，全神贯注于跳舞、牌局以及周围的男男女女，倒像这些第二天就会被忘记的人和事，比什么都重要似的。为了过去跟阿尔贝蒂娜谈上话，我不得不沿着一条不由我安排的路线往前走去，先是停在埃尔斯蒂尔跟前，然后从一群群来客旁边经过。有人在告诉他们我的名字，随后沿着自助餐台往前，停在那儿听着刚开始演奏的音乐，吃了人家递给我的草莓挞。我觉得，这么一路走来的这儿一停那儿一停，似乎都跟认识西莫内小姐一样重要，把我介绍给她，只是其中的一停而已，在那以前几分钟，我居然完全忘了这是我此次前来的唯一目的。不过，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真正的幸福也好，巨大的不幸也好，又都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等待了一年之久的那个让人欢喜或是心忧的答案，心爱的人儿却是在大庭广众告诉我们的。有那么多人在场，你必须继续跟人交谈，一个接一个地转换话题，做足表面文章，往往还没来得及等那藏得很深而又局限在一点附近的记忆露头，不幸就已经降临了。倘若那不是不幸，而是幸福，那么有时候会在过了好几年以后，我们方才想起自己的感情生活中曾经发生过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而在当时，比如说在某个社交聚会上，尽管我们去那儿的目的就是期待发生这么一件事情，可是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去关注它，甚至几乎都没意识到它的存在。
埃尔斯蒂尔要我过去，想把我介绍给坐在稍远处的阿尔贝蒂娜，可我先吃下了一块咖啡蛋糕，还饶有兴味地请一位刚认识的老先生给我仔细讲讲诺曼底某些集市的情形，这位老先生称赞我插在纽孔里的玫瑰花漂亮，我正想取下送他来着。这并不是说，接下去和阿尔贝蒂娜的认识没让我感到快乐，或者在我眼里没什么要紧。这种快乐是回到酒店，独自待在房间里，重又变回原来的我以后，才体味到的。快乐，就好比拍照，心爱的人在场时，你得到的仅仅是一张底片，要等回到自己的住处，进入内心的暗房，把底片冲印出来以后，看到的才是照片。而这暗房的门，有外人在场时永远是禁止开启的。
虽然认识阿尔贝蒂娜的喜悦如此这般地推迟了几个小时，这次介绍的重要性，我却是立即就感觉到的。被介绍给别人的当口，尽管我们感到自己就像一下子中了头彩，拥有了一张已经寻觅了几个星期的，日后可以兑现快乐的凭单。但是我们心里很清楚，得到这张凭单意味着一些事情的终结：不仅那艰难的寻觅——这样的寻觅反而让我们充满喜悦——就此结束，而且某个在我们的想象中变了形，我们惴惴不安地生怕没法儿结识他，他也就因此变得非常高大的那个人，也就此不再存在了。一旦我们的名字从介绍人口中说出，尤其是(像埃尔斯蒂尔这样)加上了好些赞美之词——这一庄严的时刻，好似童话故事中巫师念咒把一个人变掉的那一刹那——我们心心念念想去接近的那个姑娘就消失了，先不先，她怎么还可能是原来的样子呢，既然——这位陌生的姑娘总得注意一下我们的名字，而且对我们看上一眼——在昨天还位于无穷远处的双眸(我们以为自己那游移不定、无望而散乱的目光永远也不会和她的目光交会)中，我们所寻找的意识清晰的目光、莫测高深的思绪，已经神奇而又自然地被我们犹如在一面冷笑着的镜子里看到的自己的形象取代了？虽说我们转化为原先好像不可能的另一个人，这件事本身就在最大限度上改变了我们刚被介绍给她的那位姑娘，但是她的整个形态还是相当模糊的；我们不禁会思忖，她究竟是神像、桌子还是脸盆。然而，这位陌生的姑娘就像吹制蜡像的匠人(他们在五分钟里就能当场吹出一个半身像)一样灵巧，她只要过来对我们说几句话，刚才那个形态就会清晰起来，具有一种很明确的意味，将我们的欲念和想象在前一天做出的种种假设排除殆尽。也许，还在她来参加聚会之前，阿尔贝蒂娜就已经如同一个我们既不认识，也没有看清容貌的过路的姑娘那样，不再完全是我们值得在自己的生活中时时刻刻萦绕于怀的那个唯一的人儿了。她和蓬当夫人的亲戚关系，限制了许多美妙的假设，这些假设所能伸及的通道中，有一条已经给堵住了。随着我和她的接近，我俩渐渐熟悉起来，我对她的了解却做起了减法，想象和欲念的每个细节，都被一种价值远远小得多的概念所取代了，这种用于人际关系的概念，有点类似于金融机构赎回原始股份以后所发放的，被称作红利的那个东西。她的名字，她的亲戚关系，为我的想象设置了第一层限制。当我在她身旁，看着她脸上长在眼睛下面那颗小小的美人痣的当口，她和蔼的态度又成了第二道界线；临了，我听见她把“完全”说成“端的”，不由得感到吃了一惊，她是在谈论两个人时这么说的，对其中一个，她说：“她端的是个疯丫头，不过人倒是挺好的。”对另一个则说：“那位先生端的乏味。”虽说“端的”这个说法听上去不大舒服，但它毕竟表明一种文化程度，一种修养，我原来还想不到骑自行车、拿高尔夫球杆的狂欢女神有这点修养呢。不过这只是阿尔贝蒂娜的第一变，她在我眼里还得有好多变呢。我们在某人脸部近景中所看到的优点和缺点，倘若我们换另一个角度去看，它们就会呈现另一种形态——正像一座城市的历史建筑，你若沿着一条轴线去看，可能觉得很凌乱，但从另一种角度去看，就会感到错落有致，相映成趣。起先，我觉着阿尔贝蒂娜的神情怯生生的，毫无咄咄逼人的意味；我对她说起别的姑娘时，她不是说“她没什么派头”，就是说“她样子挺怪的”，我听着就心想，她不见得就那么没教养，好像还是挺斯文的；后来她脸上有个地方引起我的注意，那就是红得出奇，叫人看着挺不舒服的太阳穴(而不再是在那之前我常常想起的奇特的眼神)。不过我这还只是看了第二眼，接下去想必还有的要看的呢。事情就是这样，我们只有一边往前一边回头，认清刚开始时哪儿看走了眼，才会对一个人有准确的认识——如果这样的认识有可能的话。但是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人并不是静止不变的物体，就在我们校正对他的观点的当口，他本身也在改变，我们想要赶上他的变化，他却又换了地方，最后我们以为终于把他看清楚的时候，其实我们好不容易捕捉到的，只是他先前的形象而已，那已经不是现在的他了。
然而，对我们一下子看不清楚，但可以靠想象来接近他的对象，我们还是得一步步去走近他，这个过程尽管不可避免地会给人一次次带来失望，是使我们的欲念一直保持新鲜感的必由之路。有的人出于怠惰或羞怯，直接就往已经认识的朋友那里而去，事先既没有想想他们的样儿，路上也不敢停下来看一下自己挺想看看的人或物，这样的人，他们的生活是多么沉闷乏味啊!
我回去的路上想着这次聚会，眼前又依稀看到让埃尔斯蒂尔领到阿尔贝蒂娜跟前去之前吃下的那块咖啡蛋糕，还有送给那位老先生的玫瑰花，一定的环境，会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看似不经意地特地选择一定的细节，构成一幅与人初次相会的回忆图景。可是这幅图景，我似乎觉得是从另一个视角，从远离自己的地方去看的，当我在几个月后不胜惊讶地得知阿尔贝蒂娜也还记得这些的时候，我明白了它们并不仅是为我而存在的。这时，我跟阿尔贝蒂娜说起第一天认识她的情形，她居然也对我说了蛋糕和我送掉的花儿，这些事情，我不能说只对我个人有意义，但我一直以为除了我是不会有人注意到的，可现在我发现它们转化成了一种我意料不到的形态，存在于阿尔贝蒂娜的思绪之中。
就在这第一天，回去的路上我眼前浮现出刚才提到的那些场景，从那一刻起，我明白了那完全是一种魔术在起作用，让我和代替我在海边见到的姑娘的某个人谈了一会儿，技艺高超的魔术师把她变得跟我在海边跟了那么久的姑娘没有一点相像之处。其实，我事先应该料到这一点的，因为，海滩上的那个姑娘是我心造的呀。但不管怎么说，既然我在和埃尔斯蒂尔的交谈中，已经把这个人认同为阿尔贝蒂娜，我感到自己对她负有道义上的责任，理应信守自己对想象中的那个阿尔贝蒂娜许下的爱的承诺。当你通过第三者订了婚，你会以为自己接下去就必须娶这个中介人。不过，虽说只要想起她那得体的举止、“端的平常”的说法，还有那红红的太阳穴，我的焦虑就会平息，至少暂时从心头消失。但是这样的回忆会在我心头唤起另一种欲念，它虽然温情脉脉，并不痛苦，有如一种兄弟情谊那般，但时间一长，它还是会变得很危险，会让我随时都想把这个新出现的人儿拥在怀里，她的斯文，她的腼腆，还有那出乎我意料的易于接近，都让我那无谓的想象就此中止，却又使我萌生了一种充满柔情的感激之忱。然后，由于记忆立即冲洗出一张张相互独立的底片，在这一系列的底片中，记忆抹去了这些场景之间所有依存的关系，即使抽掉最后一张，前面的那些未必会受任何影响。面对我和她交谈过的这个普普通通却又颇为动人的阿尔贝蒂娜，我仿佛看见了面对大海的那个神秘的阿尔贝蒂娜。现在那都是回忆，也就是说，都是我不觉得其中有哪一幅格外真实些的图景了。那次聚会过后，我想回忆阿尔贝蒂娜长在眼睛下面的那颗美人痣，记得她离开埃尔斯蒂尔家那会儿，我看见这颗痣是在下巴上。总之，我见到她时，注意到她有颗美人痣，但过后，我那游移不定的记忆就带着它在阿尔贝蒂娜脸上游**，一会儿安在这儿，一会儿安在那儿了。
尽管我在西莫内小姐身上没看出有什么跟我认识的别的少女不同的地方，因而感到颇为失望，但正如我对巴尔贝克教堂感到失望并不妨碍我向往坎佩莱、蓬达韦纳[248]和威尼斯一样，我暗自心想，就算阿尔贝蒂娜跟我的期望不相符，我至少还可以通过她来认识她的那帮女友。
一开始我觉得恐怕事情不会顺利。因为她还要在巴尔贝克待很长时间，我也一样，所以我心想，最好的办法是不要太主动地去跟她见面，一切听其自然，总会有机会碰到的。可是我每天都会远远地见到她，而我跟她打招呼，她总是回应一下就了事，这叫我非常担心，万一整个夏季天天都是如此，那事情不就吹了嘛。
不久以后的一个早晨，天刚下过雨，带着几分凉意，只见海堤上有个少女向我走来，头戴小圆帽，袖着手笼，与我在埃尔斯蒂尔家聚会上见到的那个少女判若两人，要让脑筋转过弯来，认出那原来是同一个人，似乎是不可能的；我的脑筋总算还是转过来了，不过中间等了一分钟，这一分钟里我那副惊愕的神态，想必没能逃过阿尔贝蒂娜的眼睛。由于我对她的斯文感到的惊讶记忆犹新，所以接下去她那种粗鄙的语调和少女帮的做派，着实又让我大吃一惊。再说，这时候太阳穴也不再是她脸上的视觉中心，看上去好像已经没事了，也不知是因为我站在了另一侧，还是那顶帽子遮住了太阳穴，抑或是那太阳穴并非天天都在发炎。
“什么鬼天气!”她冲着我说，“还说巴尔贝克永远是夏天呢，吹牛皮!您在这儿敢情什么事也不做呀!从没见您打过高尔夫，也没见您去游乐场跳过舞；您也不骑马，您不觉得闷得慌吗？您不觉得一天到晚待在海滩上，人都变傻了吗？嗐!您就喜欢叉手叉脚晒太阳？您又不是没时间。我看哪，您可一点不像我，我样样运动都喜欢!您没去索涅看过赛马？我们是坐呜呜车去的，我知道这种破车您是不肯坐的!一路上开了两个钟头!我要是骑车的话，都打三个来回了。”
由于本地的小火车要转数不清的弯儿，圣卢顺口把它说成“扭扭车”，我当时听了好不佩服，如今听阿尔贝蒂娜轻描淡写地管它叫“呜呜车”和“破车”，我更是肃然起敬。我感到她对某一种指称方式已经达到运用自如的地步，很怕她发现我在这方面的无能并因此看不起我。至于这帮少女用以指称这条铁路的同义词有多么丰富，我当时还没机会领教呢。阿尔贝蒂娜说起话来，头部不动，鼻翼夹紧，只有唇端在一开一合。所以她的嗓音总带着拖腔，鼻音很重，其中也许包含了外省人的遗传、年轻人对英国人冷漠的模仿、外国家庭女教师的影响，以及鼻黏膜充血性肥大等多方面的因素。这么拿腔拿调，按说会让人听着挺不舒服的，不过当她跟人家熟悉起来，顽皮的孩子气自然而然流露出来以后，这种腔调很快就不见了。对我而言，这种腔调既特别，又让人着迷。只要一连几天没遇见她，我就挺直身子，头部不动，学着她那鼻音很重的音调不停地说：“从没见您打过高尔夫。”给自己提提兴致。这时，我觉得她就是我最想望的人了。
这天早上，大堤上人们在散步，不时有人停住脚步，一对一对地站在这儿或那儿，彼此交谈几句，然后又分开，各走各的路，我和阿尔贝蒂娜就是其中的一对。我趁着她立定不动的机会细细观察她，终于弄清楚了她那颗美人痣到底长在哪儿。凡特伊那首奏鸣曲里有一个乐句让我听了着迷，可是它始终在我的记忆中游**不定，时而在行板那儿，时而又在曲终处，直到有一天我有了乐谱在手，才找到这个乐句，并在记忆中将它固定，放在了谐谑曲的位置上。那颗美人痣也是这样，我凭空回忆时，它一会儿在脸颊上，一会儿在下巴上，可这会儿它好端端地长在鼻子下面，上嘴唇上面。这又好比我们在看戏时，出其不意地听到了自己背得挺熟的诗句，不由得感到很惊讶。
正在这时，仿佛为了在大海的背景上自由自在地变化形态，尽情展示少女的美丽队列沐浴在阳光和海风中，身披金黄和粉红色彩的绚丽的整体装饰效果，阿尔贝蒂娜这群双腿修美、身肢柔软，却又彼此各不相同的女友，排成一条直线，在离海更近的地方，向我们的方向走来。我请求阿尔贝蒂娜允许我陪她一起走走。可惜她只是挥挥手朝她们打了个招呼。
“您不过去，您的女友要埋怨您了。”我对她说，心里盼着我们能和她们一起散步。
这时一个五官端正的小伙子，手里拿着球拍，走到我们跟前。他就是那个在巴卡拉牌桌下豪注，引起主审法官夫人愤慨的年轻人。他神情冷峻，不动声色地向阿尔贝蒂娜打了个招呼，他想必觉得这副神态能让自己显得高人一等。
“您从高尔夫球场来吗，奥克达夫？”她问他，“您怎么样？打得还不错吧？”
“嘿!别提了，我打得真臭。”他回答说。
“安德蕾也在吗？”
“在，她打了七十七杆。”
“哦!挺棒唉。”
“昨天我打了八十二杆呢。”
他父亲是个很有钱的实业家，据说在下届万国博览会的组织工作中将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这个年轻人，和这些少女很少几个其他男友一样，凡是与穿着打扮、雪茄、英国饮料、赛马有关的事情，他样样在行——哪怕对每个琐碎的细节，他都了如指掌，而且那种骄傲的自信堪与学者缄默的谦虚媲美——可是文化修养远远跟不上趟，这令我感到吃惊不小。说到何时得穿常礼服，何时可以穿睡衣，他没有片刻迟疑，但碰到在某种场合是否可以用某个词，甚至对一些最简单的语法规则，他就吃不准了。两种文化之间的这种不相称，在他父亲身上也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位身为巴尔贝克地产业主联合会主席的老爸，在一封刚让人四处张贴的致选民公开信中写道：“鄙人曾欲与市长攀谈此事，然他不愿听鄙人正当之抱怨。”
奥克达夫在游乐场的波士顿和探戈之类的舞蹈比赛中屡屡得奖，只要他高兴，他不难在这个洗海水浴阶层中缔结一门好亲事，自有那些姑娘愿意不是在引申意义上，而是在本义上找这么个伴儿。
他一边问阿尔贝蒂娜“可以吗”，一边点燃一支雪茄，那模样就像请对方允许他一边聊天一边做完一件紧要的工作。他的解释是他不能“闲着不做事儿”——尽管他整天无所事事。而完全不活动，到头来也会和过度工作同样让人感到疲劳，不仅在体力上是如此，在精神领域也是如此，奥克达夫看似耽于沉思的额头后面，装着个长年不开动的头脑，因而他尽管看上去神色很平静，心里却始终存着无法实现的渴望，很想能让脑筋动起来，也想点什么事情，这种渴望使他就像一位终日思考、疲劳过度的玄学家那样夜不成眠。
我心想，要是认识了她们的朋友，我就有更多的机会见到这些少女了，所以我很希望自己能被介绍给奥克达夫。瞧他嘴里嘟嘟哝哝地说着“我打得真臭”走了，我就赶紧把这想法对阿尔贝蒂娜说了。我想这么跟她讲了，下次她就会记得给我介绍了。
“得了吧!”她大声说，“我可不想把您介绍给一个小白脸!这儿小白脸可多着呢。他们和您不会谈得拢的。刚才那个高尔夫打得不错，可也仅此而已。他跟您不是一路的。”
“可您这么不过去，那些朋友会怪您的。”我这么说，是想让她叫我一起去追她们。
“才不呢。她们根本不需要我。”
布洛克迎面朝我们走来，他冲我狡黠地一笑，似乎意味颇为深长，看见阿尔贝蒂娜他有些局促不安，他不认识她，或者说只闻其名，所以他把头往衣领缩了缩，动作僵硬而令人生厌。
“这个怪人叫什么名字？”阿尔贝蒂娜问我，“我不知道他干吗跟我打招呼，我又不认识他。所以我没理他。”
我还来不及回答阿尔贝蒂娜的话，就只见布洛克向我们直冲过来。
“对不起，”他说，“打断你的话了，我是来告诉你，我明天去冬西埃尔。再等下去就失礼喽，我已经在琢磨圣卢-昂-布雷会怎么想我了。我坐下午两点的火车。你自己安排一下。”
可我一心只想着怎么再跟阿尔贝蒂娜见面，并设法认识她的那些女友。冬西埃尔，既然她们都不去，而且我去了回来就错过了她们到海滩去的时间，所以此刻我觉得那儿就是世界的尽头。我对布洛克说我不能去。
“行，我一个人去。这正应了阿鲁埃先生两句滑稽的亚历山大体诗呢，我要去念给圣卢听，缓解一下他的教权主义：
请相信我不会把责任就此丢开；
他不管是他的事；我责无旁贷。”
“我得说他长得挺帅，”阿尔贝蒂娜对我说，“可他让我恶心!”
我从没想过布洛克是个帅小伙子；可不，他是长得不赖。他的脸面有点往前凸，鼻子弯而突出，一副极其灵敏——而且知道自己灵敏的神情，他这张脸是让人看着挺舒服。可是这张脸没能讨阿尔贝蒂娜的喜欢。这也可能是她自己的问题，是这帮少女苛刻、冷漠，对小圈子以外的人都很粗鲁的缘故。稍后我给他们做介绍时，阿尔贝蒂娜对布洛克的反感有增无减。布洛克属于这样一个阶层，他们一方面常常取笑上流社会，一方面又充分尊重一个双手白净的人所该有的良好举止，他们在两者之间采取一种很特殊的妥协态度，它有别于上流社会的做派，却又是一种特别让人讨厌的社交虚礼。当他被介绍给别人时，他鞠躬如仪，脸上既带着怀疑的浅笑，又显出夸张的敬意，要是对方是位男士，他在说“幸会，先生”的当口，那声音仿佛既是在嘲笑自己所说的话，同时又意识到说这话表明了自己不是粗人。他在与人相识的第一秒钟里，对习俗的礼仪采取一种既遵守又取笑的态度(就好比在元旦那天说“祝您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尔后他就会带着机敏而狡黠的神情“说几句风趣话”，其实往往也说得很坦诚，可是阿尔贝蒂娜觉得让她“神经受不了”。那天我告诉她他叫布洛克的时候，她大声说：
“我敢打赌，他准是个犹太佬。他们就喜欢装模作样。”
接下去，布洛克又有事惹阿尔贝蒂娜不高兴了。他跟许多书呆子一样，不肯把简单的事情用简单的话说出来。挺简单的事情，他偏要先找一个很讲究的修饰词，然后引申发挥。这让阿尔贝蒂娜感到讨厌，她不大喜欢人家多管她的事，不喜欢扭伤脚歇着时听布洛克说这种话：“别看她坐在长椅上，她可是分身有术啊，随便哪个高尔夫球场和网球场，她无所不在。”这只不过是文学语言，可是阿尔贝蒂娜因为原来总说自己动不了，谢绝人家的邀请，现在布洛克这么一说，她心想倒不便那么说了，所以这个说这番浑话的小子，她只觉得他的嘴脸、嗓音都叫人嫌恶。
我和阿尔贝蒂娜分手时，说好下次再一起出来散步。我刚才和她说了话，可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听进去，不知道我的话是否就像石子扔进了无底的深渊。一般而言，当我们对某个人说话时，这个人往往会从自身出发，赋予我们的话某种意义，而那是跟我们赋予这些话的意义颇为不同的，这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是屡见不鲜的。可要是我们发现面前的这个人(比如说，我对阿尔贝蒂娜)的教育情况一无所知，既不了解她爱好些什么，读些什么书，也不了解她的处世原则，那么，我们就无法知道我们的话在她身上到底有没有反应，那反应是不是会比动物稍稍强一些——我们对着动物说话，毕竟还是能让它们听懂点儿的。所以对我来说，要设法跟阿尔贝蒂娜沟通，即使不说是不可能，那也是结果未卜的事情吧，要不是跟驯马一样艰难，就是跟养蜂或种玫瑰一样轻松。
几个钟头以前，我以为阿尔贝蒂娜只会远远地跟我打招呼。可刚才我俩分手的时候，我们已经制订了一个出游的计划。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下次见到阿尔贝蒂娜，一定要更大胆些，我预先想好了要对她说些什么话，甚至(既然在我的印象中，她想必是很轻佻的)连怎么向她求欢也都想好了。可是人的思想，就像植物，就像细胞，就像化学元素一样，是要受环境影响的，这种思想一旦沉浸其中就会改变的环境，就是真实的情景，就是新的氛围。我重又见到阿尔贝蒂娜的时候，有她在场的这个情景，使我变得不一样了，我对她说的完全不是事先想好的那些话。尔后，我又想起了她那发红的太阳穴，暗自在想，不知阿尔贝蒂娜是否更喜欢一种她知道并无所图的献殷勤。她的有些目光和笑容，都让我感到很不自在。它们既有可能意味着作风轻浮，但也有可能是一个天性活泼、心地坦**的少女略微有些傻乎乎的快活心情的流露。同一个表情，正如同一个句子，可能有多种不同的含义，看着她的脸，我踌躇着不知怎么办，正如面对一份艰涩的希腊文翻译试卷。
这一次，我们几乎是劈面遇到了那个高个子姑娘安德蕾，也就是从主审法官头上跳过去的那个少女；阿尔贝蒂娜只好把我介绍给安德蕾。她的这位女友眼睛异常明亮，给人的感觉就如在一个光线很暗的套间里，从一扇敞开的房门突然走进了一个充满阳光、泛着海水绿莹莹反光的房间。
五位男士从我们面前走过，我到巴尔贝克后常看见他们，总在心里琢磨他们是什么人。
“他们算不上老克勒，”阿尔贝蒂娜带着不屑的神情讥嘲地对我说，“那个染头发、戴黄手套的小老头，风度还不错吧，他是巴尔贝克的牙医，好人一个；那个胖子是市长，不是那个矮胖子，那是舞蹈教师，他对我们有气，因为上次我们在游乐场里吵吵嚷嚷，弄坏椅子，还想拉掉地毯跳舞，所以我们舞跳得再好，他也不肯让我们得奖。牙医是个好好先生，我本该跟他打个招呼，气气那个舞蹈教师，可是不行，还有参议长圣克洛瓦先生和他们在一起呢，他出身名门，这家人支持共和派，完全是冲着钱；正派人谁也不愿再跟他打招呼了。他认识我姨父，因为他们都在市政府里，不过我们家的其他人全都不理他。那个穿风衣的瘦子是乐队指挥。怎么，您不认识他!他太棒了。您没听过他指挥的《乡村骑士》？哦!我觉得那真是太美了!他今晚有场音乐会，是在市政厅里，我们可就不能去喽。在游乐场倒没关系，但在市政厅可是连基督像都摘走的，我们要是去了，安德蕾的妈妈会急得中风的。您会说，我姨父也在市政府做事。可那又怎么样呢？姨妈就不过是姨妈，我并不会因此就爱她!她整天在盘算怎么甩掉我。真正像母亲一样待我的，是我的一位女友，她跟我没有亲戚关系，所以她这么做就更不容易了，我也像爱母亲一样地爱她。我会给您看她的照片的。”
高尔夫球冠军、巴卡拉牌高手奥克达夫走过来和我们聊了一会儿天。我还以为在我俩之间找到了一点渊源呢，因为我在交谈中听说他和维尔迪兰家沾点亲，而且他们还挺喜欢他。可是他说起著名的星期三接待日时，一脸不屑的神气，还说维尔迪兰先生不懂什么场合要穿常礼服，哪天在音乐厅碰到这么个乡村公证人似的穿上装、打领带的先生，他可不想听见他冲着自己喊：“你好啊，小家伙。”那真太丢人了。
后来奥克达夫走了，不一会儿安德蕾又来了，但她一路上没跟我说过一句话，到了自己屋前就进去了。我挺不想就这么跟她分手的，我提醒阿尔贝蒂娜注意她这位女友对我态度很冷淡，同时自己又想起阿尔贝蒂娜要让我和她们接近似乎挺困难，埃尔斯蒂尔想帮我介绍的那第一天似乎也碰了壁，这么想着，我心里就更觉得怅然若失了。正在这时，有几个少女走过，她们是昂布勒萨克家的小姐，我向她们欠身致意，阿尔贝蒂娜也跟她们打招呼。
我心想，我在阿尔贝蒂娜面前的处境，也许会因此有所改善了。那几位小姐是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一位亲戚的女儿，这位亲戚也认识德·卢森堡公主。德·昂布勒萨克夫妇在巴尔贝克有一幢小别墅，他们非常富有，但是生活非常简朴，丈夫永远穿着同一件上装，妻子总是穿一条深颜色的长裙。他俩每回见到外婆，总是鞠躬行礼，礼数非常周到，但也仅此而已。几个女儿都很漂亮，衣着比较雅致一些，但那是一种城市风格，而不是海滩风格的雅致。她们身穿长长的裙子，头戴宽大的帽子，跟阿尔贝蒂娜相比之下仿佛属于另一个人种。阿尔贝蒂娜对她们的情况非常了解。
“噢!您认识昂布勒萨克家的小姑娘？嗯，您认识的人还挺时髦的。不过，她们家的人都很简朴，”她说这话的口气，仿佛二者之间有矛盾似的，“她们人挺和气，可是家教严得很，不许她们去游乐场，其实主要还是怕她们跟我们接触，因为我们太野了。她们讨您喜欢吗？当然，您说不准。她们都是些傻妞儿。不过这或许也挺招人爱怜的。要是您喜欢这样的傻妞儿，您可就称心如意喽。看来她们还是能招人喜欢的，这不，有个妞儿不是跟德·圣卢侯爵订婚了嘛。有个做妹妹的也爱上了这个年轻人，伤心得不得了。不过我不行，她们那种说话不动嘴唇的样子，我瞧着就来气。她们的穿着打扮也挺可笑。居然穿着绸裙打高尔夫!她们小小年纪，却自以为比那些真正懂得怎么穿衣打扮的女士还高明。瞧，埃尔斯蒂尔夫人来了，她可是个打扮得体的女人。”
我回答说，我觉得她的穿着很简单。阿尔贝蒂娜听了哈哈大笑。
“没错，是很简单，但是让人看着很舒服，为了您说的这种简单，她可花了好多好多钱呢。”
埃尔斯蒂尔夫人的长裙，落在一个对穿着打扮缺乏不尚虚饰的鉴赏力的人的眼里，那真是可惜了。在下就是这么个人。而照阿尔贝蒂娜对我的说法，埃尔斯蒂尔在这方面有极高的品位。我根本不知道，他的画室里摆得满满当当的那些雅致而简单的物件，都是他多年来朝思暮想的宝贝，他关注它们历次售卖的行情，了解它们的收藏情况，直到有朝一日他攒够了钱，能把它们买下为止。不过这种事情，阿尔贝蒂娜也像我一样一无所知，并没能告诉我些什么。说到穿着打扮，她出于少女爱俏的本能，还可能出于少女的一种怅惘的心理状态——她因为穷，没法儿像有钱人那样穿着打扮，但也因此能更无私地欣赏她们身上的优雅之处，总之她完全能告诉我埃尔斯蒂尔到底如何高雅，如何挑剔，以至于觉得没一个女人懂得怎么着装，在他眼里，展示女性的身段，搭配雅致的色彩，就是天大的事情，所以他不惜花大价钱为妻子定做阳伞、帽子和大衣，这些东西，他教会了阿尔贝蒂娜领略它们的迷人之处。可是对一个没有鉴赏能力的人来说，他未必会比我多看出点什么来。再说，阿尔贝蒂娜画过一点画，虽说照她自己的说法，她没有这方面的才能。但是她对埃尔斯蒂尔非常钦佩，由于经常看到而且听他给她讲解，她对他的画作相当熟悉，这与她对《乡村骑士》的热衷形成了反差。其实这正是因为(尽管当时还不怎么看得出来)她非常聪明，她有时会说些蠢话，那不能怪她，而要怪周围的环境，怪她的年龄。埃尔斯蒂尔对她的影响是积极而又有限的。在阿尔贝蒂娜身上，智力各种形态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她对绘画的鉴赏力，似乎并不在衣着打扮和种种事关风雅的智力形态之下，但对音乐的鉴赏力可就远远地落在后面了。
能做难事的未必能做易事，所以尽管阿尔贝蒂娜了解昂布勒萨克家的情况，可我觉着她见到我跟那几位小姐打招呼以后，仍然不怎么想让我认识她的女友们。
“您这么看重她们，是您的人好。不过真的不用这么在乎她们，不值得。对您这样一个有身价的人来说，这些小丫头片子算得了什么呀？安德蕾还算聪明吧。她是个好姑娘，就是有点想入非非。其余那几个可真是笨到家了。”
跟阿尔贝蒂娜分手以后，想到圣卢把他已经订婚的事瞒着我，而且居然还要一面结婚，一面仍跟情妇藕断丝连，我突然感到心里很不是滋味。
过了没几天，我还是被介绍跟安德蕾认识了，她和我聊了好一会儿，我趁这工夫对她说，我很想第二天再跟她见面，可是她回答我说不行，因为她母亲身体很不好，她不想让母亲一个人待在家里。两天以后，我去看埃尔斯蒂尔，他告诉我安德蕾对我很有好感；我回答他说：“是我从第一天起就对她很有好感，我请求她第二天再见个面，可她说不行。”
“对，我知道，她对我说了，”埃尔斯蒂尔对我说，“她感到挺遗憾，可她已经答应人家到一个十里开外的地方去野餐，她得坐四轮大马车去，订了座就不能退了。”
按说，既然安德蕾跟我完全不熟，她这么说个谎算不了什么事情，可是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一个居然干得出这种事情的人，我根本不该再跟她来往。她这一次既然能这么干，她就还能干成百上千次。你每年都要去跟一个朋友见面，开头几次他没能赴约，说是着了凉，下一次再约，他又会说感冒了，还是去不了。说来说去，永远是同一个理由，可他还以为自己是随机应变，理由很充足呢。
安德蕾跟我说她得在家陪母亲的那天过后，一天早上，我远远瞧见阿尔贝蒂娜在玩儿，手里的细绳把一个怪兮兮的玩意儿往上颠，她那模样看上去有点像乔托《偶像崇拜》画上的人物；这种名叫扯铃的玩意儿早就没人玩儿了，日后评论家们站在这样一幅玩扯铃少女的画像跟前，着实可以像面对竞技场小教堂那幅寓意画一样，对她手里的玩意儿发一通宏论呢。我和阿尔贝蒂娜一起随意走走。过了不一会儿，她们那位穿得有点寒酸、神情挺严峻的女友，就是头一天安德蕾从那个老先生头上跳过去时，在一旁粗声粗气地冷笑着说“可怜的老头儿，让人看着就惹气”的姑娘，走过来对阿尔贝蒂娜说：“早上好，我没打扰你们吧？”
她嫌帽子碍事，把它摘了没戴，一头秀发有如可爱迷人却又叫不上名字来的花草，精巧优美地覆在额上。阿尔贝蒂娜也许是看不惯她不戴帽子光着头的模样，没搭理她，冷冰冰的一声不响，可尽管这样，这个姑娘还是跟着我们。阿尔贝蒂娜有时候让她走在自己边上，有时候又跟我一起走，把她甩在后面，所以一路上她始终跟我拉开一段距离。我只好当着她的面，请阿尔贝蒂娜把我介绍给她。阿尔贝蒂娜说我名字的那一刹那，只见那张在她说“可怜的老头儿，叫人看着就惹气”时曾让我感到那么无情的脸上，在那双蓝色的眼眸里，漾起真挚而多情的笑容，她朝我伸出手来。她的头发金灿灿的，而且浑身上下都闪着金光；虽然她的脸颊是玫瑰色的，眼眸是蓝色的，但是就像依然映满朝霞的天空一样，到处都有金色的光芒在闪烁发亮。
我心头一热，暗暗对自己说，这个姑娘若是爱上了一个人，会像孩子那般羞涩；阿尔贝蒂娜那么无礼，可她还是留了下来，她是为我，为了对我的爱，才留下来和我们在一起的；她终于能有机会用含着笑意的目光向我表白，她对别人有多绝情，对我就有多温柔，这想必使她感到很高兴。大概早在我们还不相识的时候，她就在海滩上注意到我，从那时起就想着我了；也许她嘲笑那位老先生就是为了引起我的注意，而正是由于没法儿认识我，她才在后面那段日子里神情那么忧郁。那时，傍晚我经常从酒店的房间望见她在海滩上散步，说不定她就是在盼着遇到我呢。现在，阿尔贝蒂娜在场正如当时那帮少女在场一样，让她感到拘束，尽管阿尔贝蒂娜始终给她看面色，她还是紧随我们不放，当然是指望阿尔贝蒂娜走开以后，她可以和我订下一次约会的时间，到那时她可以瞒过家里和女友，在望弥撒前或打高尔夫后到一个安全的地点去跟我约会。由于安德蕾很讨厌她，两人关系不好，我想见她就更难了。“她那种可怕的口是心非，两面三刀，”安德蕾对我说，“她一而再、再而三对我使的那些卑劣伎俩，我已经忍让很久了。看在其他人的分上，我一忍再忍。可是有一天，我终于忍无可忍了。”她告诉我那个女孩怎么在背后说她的坏话，那的确会给安德蕾带来很坏的后果。
吉赛尔看着我的目光情意绵绵，可是有阿尔贝蒂娜在旁边，她没法儿说什么。阿尔贝蒂娜执意插在我俩中间，对她爱理不理，甚至干脆不回答她的话，最后她只好走了。我责备阿尔贝蒂娜太不友好了。
“我要教训教训她，让她不敢放肆。她不是个坏女孩，可是让人厌烦。用不着她到处管闲事。又没人要她来，她干吗老是缠住我们？她要再不走，过五分钟我就要轰她走了。再说，我讨厌她那头发的样子，真难看。”我在阿尔贝蒂娜这么对我说话的当口，注视着她的双颊，心里在想不知道它们会有多香、多甜：这一天她并不鲜丽，光滑的脸蛋红红的，略带一点紫色，仿佛有些花瓣上蒙着一层蜡霜的玫瑰那般，给人腻滑的感觉。我爱这双脸颊，就像有人爱某个品种的花儿那样，爱得一往情深、如痴如醉。
“我没注意。”我回答她说。
“我看您挺注意啊，简直是要给她画像似的，”她对我说，其实现在明明是我在深情地注视着她，可这并没能让她变得温和一些，“可我觉得她未必会讨您喜欢。她一点儿也不会调情。您敢情是喜欢会调情的姑娘吧。反正她也不能再来缠我们，我也用不着撵她走了。她马上就要回巴黎了。”
“您的那些女友和她一起去吗？”
“不，就她一个，她和Miss[249]一起去，因为她要考试，得好好准备准备，可怜的小丫头。这不是闹着玩儿的，我可有数呢。冷不丁就会碰上个怪题目，真是防不胜防。我有个女友就碰上过这么个题目：‘叙述一场您目击的交通事故’。算她运气。我还认识一个女孩，她抽到的论述题(先口头，后书面)叫：‘在阿尔塞斯特和菲兰特两人中间，您喜欢要谁做朋友？’这种问题我可回答不了!首先，别的且不说，这样的问题根本不该拿来问女孩子。女孩只有和别的女孩要好的，哪有要她们跟男人做朋友的道理？(这句话不啻告诉我，要想加入她们那一伙可是难而又难的，我听了心里直哆嗦。)话说回来，就算这个问题是向年轻男士提的，你说人家有什么好说的呢？好些家长写信给《高卢人报》，抱怨诸如此类的题目太为难人了。最不像话的是一本获奖学生优秀作文选里，有两篇获奖作文都是做这个题目，而且观点截然相反，一切都取决于考官。有个考官一心想看到学生说菲兰特是个溜须拍马的骗子，另一个认为阿尔塞斯特自有他值得赞美之处，但他脾气太坏，要找朋友，还得找菲兰特。连老师意见都不统一，您叫那些可怜的学生说什么好呢？这还不算，考题变得一年比一年难。吉赛尔不开后门恐怕是难过这一关喽。”
我回到酒店，外婆不在，我等她等了好久；最后，她总算回来了，我跟她说我临时想出门去兜兜风，求她让我离开四十八小时。和她一起吃了午饭以后，我要了一辆车，吩咐去火车站。吉赛尔看见我去，想必不会感到很意外；我们只要在冬西埃尔换了车，去巴黎的列车上就有过道，在那儿，等Miss打盹儿的时候，我就可以把吉赛尔带到没人看见的角落去，跟她约定我回巴黎以后咱俩再见面，我会尽快回巴黎的。根据她的意愿，我会把她一直送到冈城或埃夫勒，然后乘下一趟车回来。可是，倘若她知道我一直在她和那些少女中间犹豫不决，对她和阿尔贝蒂娜心猿意马，还放不下那个亮眼睛的姑娘和萝丝蒙德，她会作何想法呢？既然吉赛尔和我彼此相爱，两情相悦，我一定会感到内疚。不过，我可以很真诚地向她保证，我不再喜欢阿尔贝蒂娜了。这天早上，她走过去和吉赛尔说话的时候，差不多完全是背朝着我。我瞧见她那赌气垂下的脑袋上，后脑的头发跟别处不同，颜色更黑，亮晶晶的仿佛刚出水似的。我想到的是一只落汤鸡，这样的头发依稀让我在阿尔贝蒂娜身上看到了另一个人，一个跟我至今为止看到的微紫的脸蛋、神秘的眼神完全不同的少女。有一个瞬间，我瞥见的只是她后脑勺上闪着亮光的头发，后来我眼前浮现的，也始终是这幅图景。我们的记忆就像一个商店，它的橱窗里摆放着某个人的照片，这一次是这一张，下一次是另一张。一般情况下，只有最近的那张才会在我们脑海中保持一段时间的印象。
车夫扬鞭策马，我耳边回旋着从吉赛尔甜甜的微笑和伸给我的那只手派生出来的表示感激、充满柔情的话语：这是因为我正处在一个还没有恋爱，而又渴望恋爱的人生阶段，我心里不仅怀着女性躯体的美的理想——诸位已经看到，我从每个远远见到的过路的少女身上，都会认出这种理想中的美，但那些少女得跟我离得相当远，免得她们朦胧的身影与这种认同之间产生矛盾——而且萦绕着一个女性的心灵之美，那是一位即将来爱我，即将来把我从儿时就深深印在脑海中的爱情喜剧演给我看的少女的心灵，是她随时准备化为肉身的心灵。我一直觉得，每个少女只要外形符合这个角色的要求，都会愿意来演这出爱情喜剧的。在这出喜剧中，无论我招来首演或重演这个角色的新“星”是谁，剧情、剧本，甚至台词都是一仍其旧的。
虽然阿尔贝蒂娜不热心介绍，过了几天，我还是认识了第一天见到的那帮少女，除了吉赛尔，她们全都留在巴尔贝克(至于吉赛尔，那天由于在火车站前花了许多时间才停好车，加上火车时刻表有所变动，我没赶上五分钟前开出的那趟火车，再说，我已经不再想着她了)，应我的要求，她们又介绍我认识了另外两三个少女。就这样，一位介绍我跟另一位少女认识的少女，给我带来了跟那位新认识的少女分享欢乐的憧憬，而最近认识的那位少女，就好比我们通过另一个品种的玫瑰得到的许多品种中的一种玫瑰。认识一个不同品种的愉悦，让我在这一串花儿中间，从一个花冠到一个花冠溯源而上，回向让我得到欢乐的那个花儿，感激之情中夹杂着期待新的欢乐的向往。很快我就整天和这些少女泡在一起了。
唉!最鲜艳的花儿上，也有难以觉察的黑点，在有经验的人眼里，随着今天尽情绽放的花儿的干燥、结实的过程，那黑点就是花籽注定的永恒形态。我们兴致勃勃地用目光追随一艘小船，它犹如清晨海面漾起的涟漪，看上去纹丝不动，优美如画，这是因为大海非常平静，我们感觉不到它的潮涌。当我们注视人的脸时，总觉得它是不变的，这是因为它的演变非常非常缓慢，我们根本觉察不到。可是，只要瞧瞧那些少女身旁的母亲或姨妈，就可以明白一张本来就不怎么漂亮的脸，在固有引力的作用下，经历不到三十年的时间以后，到了目光呆滞，整张脸沉到视平线之下，再也感受不到光线的那一天，会变得多么不堪入目。我知道，正如在那些自以为完全挣脱了种族局限的人身上，犹太爱国主义或世代相传的基督教观念是根深蒂固、不可抗拒的，在阿尔贝蒂娜、萝丝蒙德、安德蕾这些绽放的玫瑰花里面，连她们自己也不知晓，潜伏着一个硕大的鼻子、一张凸出的嘴和一副发福臃肿的身板，到了时候就会冒将出来。它们平时躲在幕后，准备着在最后一刻出人意料、一锤定音地登台亮相，那情况就跟什么德雷福斯主义、教权主义、民族英雄主义或中世纪英雄主义完全一样，时机一到，它们便会骤然从一个人先前的本性中跳将出来。这个人按照这一本性思考、生活、长大成人，直至死亡，连自己也无从将这本性跟被误认为它的那些各别的动机区分开来。即使在精神层面上，我们受自然规律制约的程度，也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我们的思想，就像某种隐花植物或者什么禾本科植物一样，先天就具有某些被我们误认为选择而来的特点。可是我们往往执着于一些次要的观念，找不到那个根源(犹太种族，法国家庭，等等)，而一切观念自然都来自这个只有在适当时候才会显露的根源。也许，尽管有些观念看上去像是深思的结果，有些毛病又是不讲卫生引起的，但正如蝶形花冠植物的形态取决于种子一样，我们处世的观念也好，致命的疾病也好，都来自我们的家族。
我在巴尔贝克海滩的这些老妇人身上，犹如在一株会先后进入不同成熟期的植物身上，看到了坚硬的籽实，松弛的块茎，我的女友们有一天也会像她们一样的。可那又怎么样呢？眼下，还是开花的时节。所以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邀我去兜风时，我总会找个托词说没空。埃尔斯蒂尔的画室，我也只在新交的女友陪我同往时才去。我答应过圣卢去冬西埃尔，可我现在都抽不出一个下午的空去那儿看看他。社交场的聚会，严肃的谈话，甚至朋友间的闲聊，虽说都要占去我和这些少女外出的时间，但是对我而言，它们的效果就好比人家在午餐时间不是把你带去用餐，而是让你去瞧一本照相簿。那些让我们觉得和他们待在一起挺开心的年长或年轻的男士、老年或中年的女士，我们对他们的认识都是平面的、单薄的，因为我们仅仅是靠视觉去感知他们的；而对我们看到的年轻女性来说，视觉只不过是其他各种感官感觉的代表；其他那些感官会一个接着一个，去寻觅各种各样嗅觉的、触觉的、味觉的感受，它们体验这些感受，甚至用不着手和嘴去帮忙；这些感官靠着欲念所擅长的转换技巧和综合才能，得以让脸颊或胸脯的秀色还原成抚摸、品味和偷尝禁果的快感，赋予这些少女蜂蜜一般稠厚的质感。这样的情形，我们在玫瑰花圃流连忘返，或在葡萄园里贪婪地望着一串串葡萄时都曾经有过。
虽然坏天气吓不倒阿尔贝蒂娜，我们有时会见到她穿着雨衣，骑自行车在大雨中疾驰，但是下雨天我们一般还是整天都泡在游乐场里，碰到这种日子要我别去那儿，那对我来说可比什么都难受。我非常看不起那几位从不去游乐场的德·昂布勒萨克小姐。我乐滋滋地帮着女友们作弄舞蹈老师。我们经常挨游乐场老板或狐假虎威的雇员们的骂，因为我的女友们，包括安德蕾在内，从来不肯好好地从衣帽间走进演艺厅，非得兴致勃勃地跳过一排排椅子，然后伸开双臂保持平衡，姿势优美地跳到地板上，嘴里还唱着歌，把种种本领一股脑儿融入了青春的活力之中，就好比各种文学体裁尚未区分的古代的那些诗人，在一首史诗中把农谚融入了神学教谕。而正因为安德蕾也这样做，我头一天还以为她是个狂野的姑娘呢，后来才知道她很柔弱，也很聪明，而且这一年身体很不好。但她正处于这样的年龄，宁可不顾自己的健康状况，也要由着性子疯玩儿，旁人瞧着她那开心的模样，根本看不出那是个羸弱的病人还是精力充沛的健康人。
第一天见到安德蕾，我觉得她冷冰冰的，其实她远远要比阿尔贝蒂娜敏感、多情、细腻，她对阿尔贝蒂娜温存而体贴，像个大姐姐。她到游乐场坐在我的身边，会拒绝——这就是她与阿尔贝蒂娜的不同之处——在场男舞伴的邀舞，碰到我很累的日子，她甚至会不去游乐场，到酒店来陪我。她表达自己对我的友情、对阿尔贝蒂娜的友情，有着细微的差别，这表明了她对内心情感的感受特别细腻，其中的一部分原因可能就是她柔弱的身体状况。她总是笑盈盈地宽容阿尔贝蒂娜的任性，而阿尔贝蒂娜凡是碰到外出游玩儿的机会，决不会放过，她总要把那种兴高采烈的情绪完全表现出来，整个儿就是一股孩子气，她可不会像安德蕾这样，义无反顾地留下来陪我聊天……要是说定去高尔夫球场吃茶点的时间快到了，而安德蕾还和我坐着聊天，阿尔贝蒂娜就会打点停当，走过来对安德蕾说：
“喂，安德蕾，你还在磨蹭什么呢？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要去高尔夫球场喝茶的。”
“我不去了，留下来陪他说说话。”安德蕾指着我答道。
“可你知道，迪里欧太太是请了你的。”阿尔贝蒂娜大声叫道，仿佛安德蕾想留下来陪我的真实原因，是她不知道人家请了她似的。
“行了，小姑娘，瞧你那傻样。”安德蕾回答说。
阿尔贝蒂娜没再多说什么，生怕我们让她也留下来。她摇着头说：“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那口气像是对一个作死作活的病人在说话，“我可要走了，我看哪，你的表准是慢了。”说着，她撒腿就跑。
“她挺可爱，就是有点作。”安德蕾含笑目送女友远去，这笑容中既有爱抚，也有微微的批评。
如果说在爱玩儿这一点上，阿尔贝蒂娜跟吉尔贝特有点相像，那是因为在我相继爱上的姑娘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似之处，尽管在每个人身上都有所变化，但这种相似之处与我们既定的气质攸关，因为这些姑娘都是我们的气质选定的，在选择的过程中把所有那些对我们来说并非同时既对立又互补，也就是说并不能既满足我们的感官需要又折磨我们心灵的姑娘，都一一排除在外了。这些女子作为我们气质的产物，是我们的感觉的图像、倒置的投影和“底片”。因此，小说家在描写小说主人公的经历时，尽可以把他们的一次次恋爱写得几乎一模一样，读者并不觉得他是在重复自己，而始终感到他是在创作，其中的原因就是，旨在孕育一个新真理的重复，远比装模作样地出新更为有力。他还应该注意到，坠入爱河的人的性格中，有一种会因进入新的生活天地，进入人生的另一个领域而显露出来的变异迹象。倘若他在描绘小说中其他人物性格的同时，对他心爱的那个女人没有这样做，那他或许就又阐明了一个真理。我们了解与我们不相干的人的性格，可是对一个跟我们的生命融合在一起，很快就要跟我们永不分离的人儿，我们怎么能够把握她的性格呢？我们对自己心爱的女人的好奇心，是从比智力更远的地方萌生的，在上述的过程中它已经超越了这个女人的性格，把它撂在后面了。即使我们可以停留在那上面，我们也未必愿意这样做。让我们怀揣不安的研究对象，比性格特征更要紧，这些特征犹如细小的菱形表皮，千变万化的组合构成了花容玉貌的肌肤。而我们直觉的放射线穿透了它们，最后形成的图像已不再是表现某一张脸，而是代表着骨架暗淡而令人痛苦的普遍性。